《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读后感精选
《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是一本由彭刚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49.00，页数：33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精选点评：
●挺过今天晚上就放假了！
●历史的重负。。
●选读
●选、译真好，喜欢《重负》，《论纲》实在很Ankersmit了。
●果然自己看自己更透彻，正如安克斯密特所言，后现代史学论点的内核与作品的长度经常成反比关系，但在其看似臃肿芜杂的背后的确有其精审不移之处。
●误解后现代历史学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打着“后现代”旗号的人，内部千差万别，道理各自说明。但看不顺眼的时候，就成了划成另一派，但其实道理还是一样的道理。学派的事情，很少是学理的，很多是社会关系网络乃至权力与利益促成的。
●大部分原著都提到。适合大学二年级左右
●可以说，以1973年海登·怀特的《元史学》一书问世为标志而正式登场的叙事主义史学理论，就是后现代主义思潮体现于史学理论这一专门领域内的主要理论形态。彭刚认为，怀特的理论创造更多倚重于文学理论，相比而言，更多地汲取当代语言哲学成就的安克斯密特，对这一类问题做出了更系统、更深入的探索。相对于怀特和安克斯密特等人的“叙事的唯心论”，利科和卡尔等人的“叙事的实在论”则认为，历史叙事或者历史学家所讲述的故事，在历史实在中有其对应的基础。而怀特所教导的其实依然是带着镣铐跳舞。所以扎格林的评论说“后现代主义及其解构理论的一个标志性特征是，试图通过将各色思想化约为写作的共同状态，以取消文学与其他学科的界限”，这一指责对怀特和安克斯密特还有失公平和准确，放在詹金斯身上倒恰如其分。如彼得·伯克所言，后现代分版本
●从认识论的历史哲学走向叙事理论的历史哲学。
●难。以后再重读吧。怀特和安克斯密特的分析理路确实需要时间消化，文本化和美学化的历史学对于现代主义历史学家的确接受不能，扎格林和安克斯密特都似乎在各说各话，无法说服对方。詹金斯着实极端，呼唤一种加缪式的解放与重塑。但是其个人经历真的很cool。美吉尔区分宏大叙事的几种态度，克罗农对环境史学叙述的反思，吕森以实践的主体间性调和客观性与叙事性的尝试，彼得伯克论述两次历史学危机，篇幅太短不过瘾。本读本对我而言更像一个长长的书单罢，科学哲学 文学 社会学理论等等。写作业真的看不了书？还是偷懒罢了，图书馆催还是第一生产力。
《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读后感(一)：读本书之前的一些tips
――给像我一样并不是很了解后现代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读者
⒈完全不熟悉的话，看本书以前可以去b站找一些讲后现代主义史学的课程过上一遍――后现代主义史学的概念、特征、主要流派、主要代表人物及他们之间的异同；
⒉可以先看海登怀特，将他作为后现代主义史学的一个标杆人物。
阅读顺序《历史学的重负》（他的主要主张）――《作为文学作品的历史文本》（对于“叙事文本”的进一步说明）――《答亚瑟·马维克》（对于关于他主张的质疑（很多可能也是我们会有的质疑）的回答）；
然后先看金兹堡的《只有一个证人》，再看《历史的情节化与历史表现中关于真的问题》。
⒊阅读安克斯密特，他是和怀特立场相近的后现代主义史学家。
把他和扎格林一起看，从第151页到184页的三篇文章是一整场关于后现代主义史学的辩论。
⒋可以和《邂逅》一起看。看完如怀特的文章之后，再去看看《邂逅》中他们的访谈，能更进一步了解他们的想法。
《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读后感(二)：历史学的重负是什么？
怀特的语言风格清晰、流畅又犀利。
“历史学的重负”之前又被译为“历史的负担”，“历史学”应该是更准确的，因为这篇文章谈的更多是“历史学”的责任，而非那个作为在时空中发生过、现今已经不在了的“历史”。
据怀特说，历史学曾有过一个黄金时代，19世纪早期，那是“艺术、科学、哲学和历史携手共同理解法国大革命经验的一个时期”，其时，“所有领域的知识分子都自发地跨越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界限并自觉地运用启发性隐喻去组织现实”，历史学本身的术语也被其他领域自觉借用（这可谓是地位的象征了，就像如今其他领域自发借用科学的语言一般）。
这个黄金时代为后来的历史学家怀念，它既让他们固守着其中的一些“过时”的观念，实际上它也产生了超出那个时代的“解决方案”。
历史学家固守的是19世纪早期对艺术和科学的观念——把艺术仅视为浪漫主义艺术，把科学仅视为实证主义的科学——而如今艺术和科学都已抛弃这些陈旧观念（窠臼），抱守这些陈旧观念的历史学却仍将对它们的理解作为自身定位的基础，自视为艺术与科学的仲裁人。其结果便是文章开头所描述的历史性的窘境：科学家谴责它在方法或智力上的失败，而艺术家则指责它在感受力和意志上的缺失。
正是由此，怀特才提出了如今的历史学的重负。
艺术与科学都做出了相应的努力，来“理解科学陈述和艺术陈述之间的相似性”。怀特给的例子是卡尔·波普尔，不过他所陈述的观点似乎更接近科学历史主义（波普尔似乎并不能在非常严格的意义上被放入这一群体中），也许是因为波普尔的例子在对“实证主义”的批判方面更加突出。总之这与怀特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1966年）是一致的。
那么历史学的重负是什么呢？首先要抛弃对艺术和科学的陈旧观点，艺术不应再被理解为“讲故事”，科学也不应再被理解为认为科学命题具有绝对性的实证主义。更确切地说，把一种解释划分为“真实”或“虚构”的二分法本身应该被抛弃，对解释的判断应依据支配解释之表达顺序的隐喻的丰富性。
艺术、科学、历史都是“某个视角”，而这种视角也只是揭示某方面内容的诸多方式之一。不应期待这种视角能“符合”某些先在的“原始事实”。事实上，“构成事实本身的东西，就是历史学家已经试图，像艺术家那样，通过选择他借以组织世界、过去、先在和未来的隐喻来加以解决的问题”。
对于“隐喻”的合理要求应是，不要要求它负载过多数据，但也要力争最大限度地使用它们；而当“隐喻”过载时，便应抛弃这个隐喻，去寻找更丰富、更具包容性的隐喻（这里怀特再次表现出了与科学历史主义的一致）。
但这么做要达到什么目的？它仅是一种智力游戏吗？怀特的道德责任关怀在此显露出来。
如果要做一种智力游戏，那么显然有其他方法，又为何要把“过去”作为研究对象？换言之，研究历史的独特用处何在？
他前文所说的“黄金时代”所产生的“解决方案”再次被提及，这方案便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家的认识：“历史的作用就是向人类自身的意识提供一种特别的时间维度。”历史的义务不是要让人们记起对过去的义务，而是要让人们运用过去，来实现一种伦理上负责任的、从现在向未来的转变。
历史教育的用途是，它能让人意识到，我们自己的当下世界也曾作为（一种未知的和令人恐惧的）未来存在于前人的心灵中，而由于人类做出的特殊的选择，这种未来成了我们的当下，我们的现在。
人类的选择使我们的当下成为当下，意识到这点让人们认识到，当下也同样可以被进一步的人类行为所改变。即，历史学应教导人们去领悟变化的必然性（现在的世界和前此的世界之间的不连续性），从而无怨无悔地帮助现在释放到过去。“历史学家的重任就是一种使人们摆脱历史负担的道德责任。”
《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读后感(三)：【平猫爪记】彭刚：《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摘记
大三时的读书笔记
一、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 安克斯密特
有关霍布斯的讨论意在呈现有关霍布斯的解释的实质，而非其著作本身的实质，我们再没有任何文本，再没有任何过去，而只有对它们的解释。
对后现代主义来说，科学和信息是遵循自身规则的独立研究对象，后现代主义信息理论的首要规则是信息增殖规则，信息最基本的特征之一是，真正重要的信息，永远不会是信息谱系的末端，但是它的重要性实际上是由源自于它的学术后裔来评定的。
尼采对因果关系的“解构”：只有在对结果进行观察的基础上，我们才被引导着去寻找原因，因此，结果实际上是原初假设，而原因是次级假设。
只有以它们不是什么为基础，才知道它们是什么。任何仅仅知道一种解释的人，比如说只知道有关冷战的一种解释的人，实际上根本就不知道那种现象的任何解释，因此，每一种历史见解本质上都有一种矛盾特征。
如果我们要得证历史争论的进展有意义，我们只有专注于每一种历史观点或者看待过去的方式中体现出来的风格。在争论中，关键的是风格而不是内容。内容是风格的派生物。
在后现代主义看来，证据不是指向过去，而是指向对过去的不同解释，一个时期的精神状态只有在它与之后时期精神状态的不同中才能揭示出来，证据所指的方向因此也经历九十度的转变。
过去的本质不是或者不在于过去的本质。正是在废弃的残余中，在口误中，在过去的失误中，在过去“情不自禁”的片刻，我们发生了对我们真正重要的东西。
当我们像勒华拉杜里或者金兹堡那样把过去的树叶收集起来，重要的不再是它们曾经在树上的位置，而是我们现在能用它们构成怎样的模式，以及此模式能适应现存文明的其他形式的方式。
意义比重构和起源更重要，在这个阶段，历史学家们为自己所订立的目标是，揭示我们过去中许多根本冲突的意义，做法是展示它们的同时代性。
在后现代主义看来，焦点不再是过去本身，而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我们当前用来谈论过去的语言与过去本身之间存在着不和谐。不再有贯穿整个历史的线索来中和这种不和谐。
二、再论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
文本根本没有被取代或消失，而是始终作为史家所提出的任何解释性结论的基础被人们所审查和讨论。
认为历史编纂学可以抛弃因果律这一概念是一种幻觉，只要历史学还将解释作为自己的一项目标，因果属性就依然会是史学思维中必不可少的要素。
在历史学中，语言很大程度上要服从历史学家的需要，从而以最为全面，无比清楚和极度敏锐的方式，表达对过往某些事物的理解或知识。
内容来自于对史料和证据的批判性研究，对研究主题相关的其他著作所做的批判性考察，以及史学对其研究对象相关无穷多的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感知。
三、只有一个证人：对犹太人的灭绝与真实性原则
我们已逐渐意识到历史学家是在写作，意识到他是在制造空间与时间，其自身本质上却被置于一个特殊的空间与时间之中。但我们不应舍弃像一个世纪之前兰克所吁求的那种意味着“如其所是”的旧有的真实。
转义是这样一个过程，所有话语由此建构了它假装只是在如实描述并客观分析的对象。
怀特认为，犹太复国者对大屠杀的解释，不是非真，而是真，它作为历史解释之为真，恰恰在于它在正当化以色列当前各种政治政策时的有效性。
克罗齐：在每一时刻，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知道的全部历史。因此我们所不知道的历史便等同于物自体的永恒幽灵。
四、当代英语历史哲学的困境
历史哲学困境的两个分岔，叙事主义的历史哲学与认识论的历史哲学之间的对立。
认识论的历史哲学一直关注的是历史描述和历史说明的真理性和有效性的标准问题，它致力于解答这样的认识论问题，在何种条件下我们可以合理地相信历史学家有关过去的陈述是真的。另一方面，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则集中考察历史学家用来拓展我们对于过去的理解的语言工具的性质。
兰克：历史学家的使命“不是对过去不判断或者为将来的运用而予人教益，而仅仅是表明过去实际上是什么样的，他劝诫历史学家们能从过去自身的视角来考虑过去”
分析解释学中，柯林伍德重演论认为历史知识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通过重演历史当事人的思想。德雷的行动合理性说明要澄清行动合理性的证明要满足何种认识论的标准。
历史学以其对于“中间物和相对物”的关切，一直就是绝对真理以及号称证实了这些真理的正规图式的大敌。
历史编纂学彰明较著地就是这样一门学科，在其中“语言的强制”往往与“经验的强制”相互混杂，而貌似关于实在的争论乃是关于我们所使用的语言的争论。
作为一个符号结构，历史叙事并不重新创造出它所描述的事件，以及令我们关于这些事件的思想带上不同的情感强度。历史叙事并不想象它所意指的东西。它在心中唤起对它所意指的东西的形象，正如同隐喻所做的那样。隐喻并不描绘它所想要刻画出来的东西，它指出方向来找寻与彼物相关联一系列形象。
五、历史的情节化与历史表现中关于真的问题
所有对历史现象的表现中都存在着无法消除的相对性，语言被用于描述作为解释和理解的可能对象的过往的事件，并因而建构了这些事件。
用文化给予的，用以理解过去发生事件的模式、符号、情节类型和文体，是否适于对极端事件进行情节化呢？
相互矛盾的叙事之间的冲突所涉及的是可以由情节化赋予的那些事实的各种不同的故事意义。这就引起了可以用来赋予事件以不同意义的各种情节类型与事件本身的关系的问题。
要区别一组特定的事实性内容与一种特定形式的叙事，以及应用一种规则，它规定了严肃的主题要配之以诸如史诗或悲剧的高贵的文体才能有恰当的表现。
选择某一种情节化的模式，如何正当化了对置身于某一特定历史场景中的某种种类的事件、人物、行动、动力和受害者的无视。
贝瑞尔·朗认为纳粹种族灭绝的事件只能以陈列事实的和如实的方式来表现。
不及物写作：作者写作不是为了提供接近某种独立于作者和读者之物的途径，而是为了“书写他自身”。对于书写自己的作者来说，写作本身成为了一种洞察和理解的手段，不是映照出某些独立之物的镜子，而是行动与担当，去实行或创造，而非反映或描绘。
文学现代主义的描述：叙述者消失；外在小说的视角消失；普遍怀疑；抹杀全知视角；解构连续性，强调随机发生之事。
六、答亚瑟·马维克
在谈到“历史”（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时候，我们指的只可能是“过去”发生过的全部事件（包括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的总和。事件必须被视为是给定的。它们当然不是被历史学家们建构出来的。“事实”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它们是被建构的，在证实了事件发生的文献之中，由对事件或文献发表评论的相关各方，以及由旨在给出对过去真实发生之事的真描绘，并将其与仅仅看似可能发生的事情区别开来的历史学家们所建构。
历史学家实际上通过历史写作建构了他们话语的主题，他们实际上所写的，与其说是关于他们在其研究中所发现的东西的报道，不如说是他们对于他们最初产生兴趣的对象如何构成的想象。
不及物写作：作者存在于他或她所实践的写作之中，为这种写作而存在，且借由它而存在。
任何想要将历史研究这一专业学科或实践的历史概念化的人，都必须以历史学家们关于他们的研究对象实际所写的东西为起点，而不是以他们对自己在工作“研究阶段”都做了什么的说法为起点，这意味着任何对它的形式内容的探讨都必须始自从语言学的话语局面进行描述。
七、作为文学作品的历史文本
言辞的虚构，其内容在同等程度上既是被发现的，又是被发明的。并且其形式与其在文学中的对应物比之在科学中的对应物有更多共同之处。
历史属于“话语写作”的范畴，因此，当虚构性的因素（或神话性的情节结构）明显地出现在那里面时，它全然不再是历史了。
柯林伍德：历史学家在成功地发现了隐匿在历史证据之中的故事或者故事群之时，通过“建构的想象”给历史证据提供合理的解说。
在将历史事件看作一个故事的潜在要素时，它是价值中立的，它的价值取决于历史学家以怎样的情节结构来勾画之。
历史学家与他的读者共有着重要的人类处境所一定要采纳的一般形式概念，通过他参与到创造意义的具体进程中，那一进程将他确认为某一个而非另一个文化传承的一员。
历史学家们企图使人熟悉那些或者是因为偶然、忽略，或者是因为压抑而被忘却了的那些事件。这不仅是因为提供有关它们的更多信息，还因为表明了其发展如何与我们寻常用来给自己的生活、历史赋予意义的某一种故事类型相吻合。
历史叙事不仅是过去事件和过程的模型，而且也是一种隐喻性陈述，它指示了这些事件和过程与我们寻常用来赋予我们生活事件以文化所裁定的意义的故事类型之间的相似性关系。纯然从形式上来看，历史叙事不光是对于它所报道的事件的再造，而且也是一个符号复合体，它给我们在我们的文学传统中找到这些事件结构的图式指出方向。
历史叙事一边是其中所报道的事件，另一边是寻常在我们的文化当中用来赋予了陌生的事件和情景以意义的先于体裁的情节结构。
历史学不仅关系到事件，而且关系到那些事件可以被表面呈现出来的可能的关系系列。这些关系系列并非内在于事件本身之中，它们只存在于对其进行反思的历史学家的内心中。一切历史叙事预先就都假设了对于它们所想要表现的和解释的事件的隐喻性描述。而这些意味着被纯粹看作言辞制品的历史叙事，可以用它们所置身其间的隐喻性话语的模式加以勾勒。
历史学家是通过他们用来对其进行描述的语言本身来将他们的主题建构成为叙事表现的可能对象的，我们对于同一事件系列所拥有的不同历史解释，不过就是这些历史学家在写作他们关于它的叙事之先，用来预构那一事件系列的语言程式的投射。
一个叙事的首要意义就在于，将原先按某种转义模式进行编码的（真实的或想象的）事件系列解体，并以另一种转义模式将此系列逐步重构。
我们唯有通过将实在之物与想象之物进行对照或比附，才能认识前者。历史是以诗人或小说家试图赋予其意义的方式来产生意义的，那就是，让原本看起来神秘的东西带上因其熟悉而为人们所认识到的形式。
一切历史叙事皆有其虚构的成分。
八、故事的所在：自然、历史与叙事
像所有历史学家一样，我们将过去的事件编排成因果序列，即故事。从而将它们整理、简化，赋予了它们新的含义。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叙事是试图在一堆极其庞杂无序的编年史料中发掘出意义的主要文学形式。
叙事的成功之处在于它遮蔽了那些会削弱故事主旨意义的不连续性、省略以及互相冲突的经验，无论它公开的目的是什么，它都不可避免地在暗地里是权力的演练：它不可避免地要支持一些观点，同时扼杀另外一些声音。
在一部编年史中，我们很容易丢失掉在任何一个特定时刻发生的事件的线索。没有某种特定的情节来组织事件之流的话，一切都会变得更加困难，甚至无从理解。
对大平原环境史的两个书写，来自于我们语言的文化建构。历史学家没有创造它们，而且我们对它们的熟稔促使我们把讲故事的模式塑造成符合它们的样子。
正因为我们关注的行为的结果，因此叙事会有开头、中间和结尾，故事归根结底会采取目的论的形式，其中的某个时间从发生在它之前的事件或者导向它的各种原因而得到解释。
九、历史研究中的叙事性与客观性
前现代话语强调了历史学家与其受众之间的关系。它关注于使得过去具有对于当下的重要性的道德原则，并将对于过去的表现塑造成为一种道德启示，让受众能够领会并且掌握实际人类生活的种种准则。
叙事性原则清晰得表明，历史思想遵循着一种不同的解释策略，有别于将逻辑重心放在合规律性上的思想模式。
客观性意味着历史表现与过去经验之间的某种关系。这一关系并非主要是由审慎的道德原则，而是由作为一种认识程式的研究的方法论原则来设定。客观性是人类世界本身所预先给定的现实。
具备客观性诉求的历史知识可以起到为实际生活进行文化定向的功能。它顺着过去所发生的时间性变化的方向，带来了一种将来的视角，并为它所眷顾的民族带来了一种基于人类历史的构成性动力的集体认同。
历史认知有两个目的的精神程式：一个是客观的，与史料中预先给定的过去的经验相关，另一个是主观的，与实际生活中的定向问题相关。要通过解释，过去的经验证据的可靠信息才能获得其具体的历史特性，并被整合到历史叙事的精神结构之中，在其中它可以作为文化定向的一个要素而发挥作用。
历史知识以其回溯性、视角性、选择性和特殊性，成为文化话语的一部分，差异和分别就因其而出现，是人类世界文化定向的根本产物。
历史解释意义生成的过程，是在于文学和艺术的意义生成同类“本质上乃是诗性行为”这一范畴的支配下出现的。追索其原理的元史学超越了集中精力于客观性的传统的方法论，而成为关注主观性的历史编纂和历史表现的诗学和修辞学。
客观性：历史思想与经验的一种构成性关系（不能超出经验的底线），历史叙事在社会生活中被构成，为社会生活而作，发挥为实际生活定向作用。
理论的融惯性关系到概念及其与出自史料的信息之间的关系。后现代元史学话语主要处理的是隐喻，并将其视为过去经验转化为当下有意义的历史意义的生成的基本要素。
实践的融惯性是历史叙事的一种特质，由此它就获得了它在实际生活中进行文化定向的实践功能的可靠性，与经验相调适，以论证而非强力彼此说服，提出并接受在活动的文化框架中给实际生活定向的种种理由。
人们必须接受自己与他人的差异，以及存在于自我之中与他者的差异。在这里，主体间性的调节性观念就是相互的承认和认可。
十、历史学的重负
一战之间欧洲人中普遍存在对历史学家的敌意与怀疑，欧洲在寻找其过去，与其说表达了一种对现在的牢固控制感，还不如说表达了对未来的无意识恐惧。
历史的过去往好处说是一种神话，它说明我们对某种特殊将来所下的赌注是正当的，往坏处说是一种谎言，回过头来把我们通过选择而已经事实上成为的东西合理化。
历史不仅是过去以过时的制度、观念和价值的形式强加给现在的一种沉重负担，而且也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它赋予这些过时的形式以华而不实的权威。
当代历史学家必须确立对过去研究的价值，不是为过去自身的目的，而是为了提供观察现在的视角，以便帮助解决我们自己时代所特有的问题。
历史学家只有根据自己时代的艺术和科学的要求而就其所选择的研究材料提出问题并且认真对待这些问题，他才能在当前文化对话中获得发言权。
艺术家和科学家批评历史学家，不是因为他们研究过去，而是因为他们用低劣的科学和低劣的艺术研究过去（19世纪的社会科学方法）
我们并不追问在同一个普遍的现象界中他是否看到了我们希望看到的东西，而是要追问他是否在其对现象的再现中引入了任何一种在能够理解所使用的符号系统中看来是虚假的信息。
历史因此会让人们去感受每一个既得现时的动态因素，教导人们去领悟变化的必然性，从而无怨无悔地帮助现在释放过去。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跟需要一种能够使我们了解非连续性的历史学。
十一、导论
后现代史学并不否定过去的真实不妄的存在，而只是强调，由于文本性的限制，我们无法直接触知过去，解读过去的努力注定包含主观解释的因素。
后现代历史写作关注史学家采用何种策略来选择陈述，以摹写他们心中“关于过往的图景”
叙事主义史学理论关注文本整体，历史学家构思历史对象的语言和思维的转义模式的不同，才是决定了历史文本不同层次内涵的深层结构。
历史客体本身就是一个“虚构性”的创造物，是历史学家和她的读者们心灵建构的客体。
历史叙事从根本上乃是一个语言制品，它不像陈述一样与过去相对应，其功用在于给人们提供了各种“提议”，使得人们能够从特定的视角看待过去。
历史学家的工作，从始到终都要受到通过历史证据而呈现出来的历史实在的束缚，历史学家针对特定的论题，在史实选择上虽有着自由空间，却也有着不能逾越的限制。
怀特认为我们不仅拥有面对现在和未来时的自由，在面对过去时，我们也有着同样的自由，可以选择了解和把握过去的方式。
《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读后感(四)：为了实现集体的无权力，后现代主义也不得不先展露自己低权力的意志
今日读罢《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Postmodern Historical Theories Reader），彭刚为清华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所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记得大一时读木心，认同他的老派优雅——那坦坦荡荡的艺术大道，完整的要比打碎的好。现在想来，这大概是现代主义的风格。大四时，比喻成为人生主题之一。思想上发生深刻的转变，是从研一接触到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开始：理解便是我们的存在方式。——虽然解释学已经开始打碎某些固有的权威，但这仍要受限于教化共同体，并且读者（解释者）成为了新的权威。后来读李银河《女性主义》，最认同后现代女性主义——固有的刻板的两性坐标之间，尚有着漫长的性别光谱。此时曹思阳亦在读《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常常与我讲起海登·怀特。在政治上，我亲近马克思，但会对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充斥着男性父权的权力意志而感到困惑，或许我有后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在学术上，我对传统的迂腐感是甘心背叛，我对古典的表演性是满怀希望。直到如今读此书，我终于明白，这正是此前的我所想的，这正是此时的我所要的。
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的自我要求，正是它往往因为被误解成缺乏这类东西而诟病的：自律（并非后现代主义者的克罗农因此为叙事找到三条限制，并希望它是在道德上与世界约定的工具）。然而何谓历史叙事相对于历史实在的自律？怀特或许会用历史学家对转义性语言的不懈追求来回答。金兹堡会因此重新提醒证据的重要性。安克斯密特认为证据并不指向过去，而是指向对过去的不同解释。安克斯密特甚至会解放转义的种类，或者取消转义对于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的基要性，并为解释的可能性严苛的宽容——“历史学的洞见只出现在相互竞争的叙事性解释之间的空间中，而不能将其等同于任何特定的解释”。既然时代的伦理与时代的政治对叙事主义史学理论起很大影响，那么在某个瞬间，叙事主义史学理论会不会屈服于某类毫不宽容的特定的曲解（这屈服从而抹杀它自身）？所以安克斯密特会反复强调“只拥有一个叙事性解释，我们就没有解释”以及“解释性论旨的繁荣滋长”。亦即，看似不受控制的后现代主义叙事，至少在这一点不会让步——一切解释被控制为尊重解释繁荣滋长的解释。为了实现集体的无权力，后现代主义也不得不先展露自己低权力的意志。
此书「导论」在前，「进一步阅读书目」在后。文章收录十五篇（各有导读），分别为：海登·怀特四篇，《历史学的重负》《作为文学作品的历史文本》《历史的情节化与历史表现中关于真的问题》《答亚瑟·马维克》；卡洛·金兹堡一篇，《只有一个证人：对犹太人的灭绝与真实性原则》；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四篇，《当代英语历史哲学的困境》《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六条论纲》《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答扎格林教授》；佩雷斯·扎格林一篇，《再论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基思·詹金斯一篇，《“曾经”：论历史》；阿兰·梅吉尔一篇，《“宏大叙事”与历史学学科》；威廉·克罗农一篇，《故事的所在：自然、历史与叙事》；耶尔恩·吕森一篇，《历史研究中的叙事性与客观性》；彼得·伯克一篇，《历史意识的两次危机》。其中五篇由彭刚翻译，李任之、陈新、张云波各翻译两篇，董立河、陈栋、熊旭辉、李恒各翻译一篇。因为成于众手，译名偶有不统一，如页八十所译之“列维-斯特劳斯”，在页五十一译为“列维-施特劳斯”；又如《历史意识的两次危机》一文通篇将“笛卡尔”译作“笛卡儿”。封底写下本书作者名单，即海登·怀特等人，编读本时理应如此。
「导论」：介绍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反对极端者而亲近温和者。分三节：「理论取向：“文本化”与“历史实在”」「问题意识：“叙事”与“虚构”」「政治蕴涵：“重负”与“解放”」。重点内容如下：
20世纪70年代，在历史学和史学理论领域发生一场学术范式的转换，被称为“语言学的转向”或“叙事的转向”“修辞的转向”。史学理论有三种：一为思辨的史学理论，如黑格尔般玄思的哲学纲领、汤因比般气势恢宏但多经验的理论模式，来对人类总体的历史进程提供一个完整的解说；二为分析的（批判的）史学理论，关注的不是历史过程本身，而是历史认识的特性，历史研究中所呈现出来的历史解释的模式等问题成为其考察的焦点；三为叙事主义史学理论，怀特认为“历史学文本最彰明较著的外在特征就是，它乃是一种言语结构（verbal structure），一种文学作品或文字制成品（literary artifact）”，叙事主义史学理论将历史文本作为对历史学家全部工作进行理论反思的重心，在两个层面，它将历史学彻底地文本化了：（一）历史学区别于其他各门学科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在研究活动中的缺席（absence）。我们试图对“过去”有所了解，靠的是这一“过去”遗存于今天的若干遗迹（traces，relics），文字史料、账簿名册等固然是文本（text），宫室器皿、考古遗址这种物质性的遗存也可以视为广义上有待于人们去解读的文本，而且它们也只有被转化为文本的形式才能进入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的流程。历史学家的工作开始于文本，他的最后产品——史学著作和论文（包括影视史学的音像产品——也是文本。“文本性”就成了历史学家的全部工作所无法逾越的藩篱。就像人永远无法走出自己的皮肤，历史学家的工作永远无法超出文本的限囿；（二）正如怀特所说：“历史学家用来给自己的素材赋予意义，使陌生之物变得熟悉，令神秘的过去变得可以理解的唯一工具，就是隐喻性语言的种种技巧。”历史学所无法离弃的文本性，就使得它在传递有关过去的信息时，必然包含了选择、建构、想象、创造的因素，从而具有了与文学作品等文本相类似的一些特征。
罗兰·巴特有名言：“事实不过是语言学上的存在。”怀特就此区分“事件”和“事实”：“事件”是真实发生在过去的，是“给定的”，不是历史学家所能建构出来的；当“事件”一旦进入历史学家的工作程序，成为“被描述的事件”，就成了在很大程度上被历史学家的语言加工和建构了的“事实”。
历史学家的使命：历史学家所做的工作，不仅是发现和确立事实，而且——也许还是历史学家工作中最重要的和最具创造性的部分——还要将它们编排为有机的整体。单纯的互不关联的史料堆积在一起。不过是克罗齐所贬抑的“编年”或者王安石所嘲讽的“断烂朝报”。互不关联的孤立的事实陈述放在一起，并不会自动呈现出意义来。一系列相关的陈述构成一个可理解、有意义的历史图景，才成其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
十五篇文章之摘要，并回荡其声响：
《历史学的重负》（董立河 译）：
作者海登·怀特，美国人，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之领军，著有《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海登·怀特似乎欣赏精神分析理论（弗洛伊德），喜欢神话（列维-施特劳斯），常常以马克思为例证（可能后现代主义天生同情马克思的宏大叙事，但同时抵御一切宏大叙事对人的异化，因为宏大叙事具备太强烈的权力的意志）。
此文讲述历史学的重负。对于其他人是重负的，对于历史学家是重任。
历史学已不再是艺术和科学的仲裁者，反而成了二者共同的敌人。于是历史学家的重任在于：“帮助把历史学同化到一种更高级的知识探究中去，由于这种探究是以认识到艺术和科学之间的相似性而非差异性为基础，因此严格说来，它既不是艺术，也不是科学。”这里的“它”大概指“探究”，于是在怀特眼中，“历史学”成为“历史的探究”，这种探究是高于寻常的艺术陈述和科学陈述的，是二者的谅解。
历史学亦成为某些人希望摆脱的重负。在科学巨大的贡献面前，历史被某些科学意识强烈的人认为是奇异世界观和低级神话收集者的怪癖；在认为“一切重要的人类经验具有本质上的同时代性”的作家眼里，历史学家被看作是小说和戏剧中感受力被抑制的极端例证的代表，历史是一个梦魇，如果人性要得到服务和拯救的话，人必须要从这个梦魇中醒来。简言之，科学家谴责历史学家在方法或智力上的失败，而艺术家则是指责他在感受力和意志上的缺失。
谴责从尼采开始，如《悲剧的诞生》《历史的用途与滥用》。尼采痛恨历史甚于憎恨宗教，他认为历史感根除未来、摧毁幻想、破坏神话基础、剥夺生存氛围，尼采说：“历史驱逐本能，把人变成阴影和抽象物。”乔治·艾略特《米德尔马契》，用爱情小说批评古物研究，认为“艺术洞见与历史学识之间是相对立的，他们告别所分别激起的对生活的反应在性质上是相互排斥的”。易卜生《海达·加步勒》、纪德《无耻之徒》亦憎恨历史意识，认为历史是死物崇拜（崇古主义者、文化上的嗜尸成癖者），《无耻之徒》主人公米歇尔说：“若说我是一个专家，我却似乎毫无意义；若说我是一个人，我真的了解自己吗？”历史——在这个已死的和垂死的人们的领域，是谁在逃避当下呢？
一战以前，世界堕落，比较之下，社会科学家对历史学的敌意并不明显，他们仍在探索某种方法，以便把历史学和科学结合在一些新学科亦即所谓的“精神科学”中，纲领由威廉·狄尔泰（此人亦是解释学先驱）制定，由马克斯·韦伯、埃米尔·涂尔干具体实施。
希特勒说：“在19世纪是真实的东西，在20世纪就不再是真实的了。”海德格尔、荣格尔、加缪、萨特在这一观点上与希特勒一致：问题不是如何去研究过去，而是应不应该研究过去。
怀特认为，历史学家理应反思以上批评与反叛的合理性，并从而改造历史，积极加入到把现在从历史的重负下解放出去的运动中去。历史不能再是19世纪晚期的社会科学和19世纪中期的艺术的结合体，否则，艺术家和科学家就有理由批评历史学家，不是因为他们研究过去，而是因为他们用低劣的科学和低劣的艺术研究过去。我们应该仅仅要求历史学家巧妙地运用他的支配性隐喻：他既不要使它们负载过多的数据，也要力争最大限度地使用它们；他要尊重他所决定的话语方式中隐含的逻辑；当他的隐喻开始表明自身不能够容纳某些数据时，他应该抛弃这个隐喻，去寻求另外一个更丰富、更具包容性的隐喻。
为什么要研究历史呢？历史的作用就是向人类自身的意识提供一种特别的时间维度。历史学家的重任就是一种使人们摆脱历史重负的道德责任。尼采的谴责何时才是有理由的？当历史学家把所有重大的变化都归于一个神话的过去——从而暗中为现状辩护之时。历史学家在现在的世界和前此的主角之间构建一种徒有其表的连续性是无济于事的，相反，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种能够使我们了解非连续性的历史学，因为非连续性、断裂和混沌乃至我们的宿命，因为只有历史才能在所是和应是之间达成和解。
《作为文学作品的历史文本》（彭刚 译）：
此文讲述隐喻。
历史叙事，即是言辞的虚构（verbal fictions），其内容在同等程度上既是被发现的，又是被发明的，并且其形式与其在文学中的对应物比之在科学中的对应物，有更多的共同之处。
没有什么历史事件本然地就是悲剧性的。要将一出悲剧转化成一出喜剧，历史学家所需要做的一切，就是移动他的视角或者改变他的视野。
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给事件系列赋予意义。一种方式是将事件纳入因果规律之下，另一种方式是以文化所提供的范畴如形而上学概念、宗教信仰或者故事形式等等来对系列进行编码（效果是将陌生的东西变得熟悉）。
历史叙事不仅是过去事件和过程的模型，而且也是一种隐喻性陈述，它指示了这些事件和过程与我们寻常用来赋予我们生活事件以文化所裁可的意义的故事类型之间的相似性关系。纯然从形式上来看，历史叙事不光是对于它所报道的事件的再造（reproduction），而且也是一个符号复合体（complex of symbols），它给我们在我们的文学传统中找到这些事件结构的图式（icon）指出了方向。
对于过去我们知道得越多，要对其作出概括就越困难。
列维-施特劳斯认为，只有作出了“放弃”一个或多个事实领域——它们自身是可以用来纳入我们的记述之中的——的决定，我们才可以建构起一个有关过去的完备通融的故事。我们对于历史结构和过程的说明，因而就更多地取决于我们在我们的表述中剔除而非纳入的是什么。
历史学并不具有得到普遍接受的专业术语，于是历史学家的唯一工具便是隐喻性语言。怀特接纳维柯的观点：一切“诗性的智慧”的“逻辑”都包含在语言本身在其四种主要的隐喻性表达模式——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中所提供的各种关系里面。这是怀特《元史学》一书的基本原理。
《历史的情节化与历史表现中关于真的问题》（陈新 译）：
此文探讨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恰当地表现纳粹大屠杀，是用传统的古典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风格下的现实主义的方式。
关于历史故事的讲述与历史实在之间的关系的传统观点：首先，叙事被看作是历史事实的中性“容器”，一种天然适合于直接表现历史事实的话语模式；其次，叙事史通常都使用所谓自然的或日常的语言（而非专业语言）来描述它们的主题并讲述故事；第三，历史事件被认为是由一组真实的（real）或者人们亲历的（lived）故事所组成，或者说是表现为这些故事，人们只需从证据中发现或者抽取这些故事，并展现在读者面前，个中真义（truth）便会得到直接的和直观的认可。
在怀特眼中，以上观点过于天真。怀特认为故事正像事实陈述（factual statements）那样是语言学实体，并且从属于话语之列。
普利莫·莱维在《元素周期表》中讲述了一个特别的碳原子的故事：被他喝下的一杯牛奶中的一个碳原子如何进入他自己的一个脑细胞之中——“我，这个正在写作的人的大脑，这个细胞，以及细胞之中的这个原子，是它在掌控着我的写作，在一场还从未被人付诸笔端的巨型的微游戏之中。”他接着这样来描写这场游戏：“在这一刹那，正是从这团迷宫般纠缠着的是与否之中生发之物，令我的手在纸上移过一段特定的轨迹，在它上面画下这些由符号构成的涡纹：一次双向的电光石火，向上与向下，在两个能级之间，指引了我的这只手在这张纸上写下这个句号，就在这里，就是这一个。”
《答亚瑟·马维克》（彭刚 译）：
马维克作《元史学是胡扯——历史学才是根本》，认为历史学还是要求真，认为怀特将历史视为随意书写之物。怀特于是作此文反驳。
列维-施特劳斯认为历史研究不过是对过去的一种低水准的、常识性的研究，它是前科学的，因为它的方法仍然是非结构主义的。
“事实”是“被描述的事件”。巴尔特：“事实不过是语言学上的存在。”
作为一门学科，历史学家尚未将他们自己话语的形式以一种可以传授的方式——而非只靠着试错法——来理论化。那种试错法是让学生上交他们的论文，告诉他们哪里做错了，命令他们重做，直到他们弄对为止——这就意味着以一种历史学教师个人认为可以接受的方式来做。怀特觉得这么说也并非言过其实：这同样是历史学刊物和学术出版社的审稿人所采取的方式。
《只有一个证人：对犹太人的灭绝与真实性原则》（陈栋 译）：
作者卡洛·金兹堡，意大利人，微观史学派之领军，著有《奶酪与虫子：一个十六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
金兹堡认为，自从写作《元史学》以来，怀特对于建设一门“普遍的关于社会的科学”的兴趣变得越来越少，而对于历史学家“工作中艺术性的那一面”的兴趣变得越来越多。
这些人对怀特深有意义：克罗齐曾深刻影响过怀特，但怀特在《元史学》中已对克罗齐思想怀有不满——克罗齐的“将艺术作为对现实的如实表现的看法”（换言之，他的“实在论（realism）的”态度上）；怀特试图通过维柯来对福柯进行解码；怀特与金蒂利（法西斯主义支持者）思想上存在相近的观点。
《当代英语历史哲学的困境》（彭刚 译）：
作者安克斯密特，荷兰人，继海登·怀特之后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史学理论家，著有《叙事的逻辑：历史学家语言的语义学分析》。
此文追溯叙事主义史学理论诞生以前的历史哲学，并摆明当前的困境。
困境的两个方面，或历史哲学的两种不同截然不同的形式，在安克斯密特眼里，与其说是“新的/传统的”“解释的（interpretative）/描述的（deｓｃｒｉｐｔivist）”“综合的/分析的”“语言学的/批判的”“后现代主义的/现代主义的”历史哲学之间的对立，不如说是“叙事主义的（narrativist）/认识论的（epistemological）”历史哲学之间的对立。但绝不是“唯心论的（idealist）/实在论的（realist）”历史哲学之间的对立。
认识论的历史哲学（两种形式：覆盖率模型；柯林伍德式解释学）有四个来源：一、对于德国历史主义（historism）的拒斥；二、对思辨的历史哲学的摒弃；三、试图基于覆盖率模型（covering-law model, CLM）的前提，提出让人满意的对于历史说明（explanation）的重构；四、柯林伍德式的解释学的不同形式。
在安克斯密特眼中，将从施莱尔马赫到伽达默尔或德里达（以及在他之外）的某种德国（或大陆）的解释学传统，与自柯林伍德以来的英语解释学区分开来，是有益的。前者以对于文本（尤其是《圣经》文本、法律文本或文学文本）的解释为其范式，后者则以对于有意图的人类行动的说明为其范式。目标亦不同：德国解释学倾向于将过去（也即文本）视为某种给定之物，就像是要求我们后退一步，以便找出其意义；英语解释学则正好走的是相反的方向，鼓励我们去努力发现新的历史素材（也即人类行动背后的意图）。德国解释学希望我们选择一个外在于或高于过去本身的有利位置；英语解释学则要求我们更加深入地穿透到过去之中。就特征而言，德国解释学（尤其是伽尔默尔）对于所谓的mens auctoris（作者心思）漠不关心，而“分析的解释学”则在重建它之外别无其它目标。德国解释学与叙事主义传统都同样对于过去采取一种综合的方法；英语解释学则一望而知乃是分析的。德国的或者大陆的解释学深刻地影响了今天的文学批评，并且经由文学批评找到了进入英语历史哲学内部的叙事主义传统的路径。
维特根斯坦：“人的身体是其灵魂的绝佳图像。”
分析的解释学受惑于在历史学家语言（意向性说明）与看似真实的过去（历史当事人的实际考量）两者之间完全匹配的认识论迷梦。不管是覆盖率模型还是分析的解释学，都未能成功地完成将语言与世界、词与物绑定在一起的认识论目标。覆盖率模型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历史实在已被证明太过复杂，而分析的解释学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无法解说历史学家语言的复杂性。
斯特鲁弗：“只有在绝对的确定性（不管是哲学的、神学的还是科学的）声名扫地之时，历史和历史感才能繁荣滋长。”历史学以其对于“中间物和相对物”（intermediate and relative）的关切，一直就是绝对真理以及号称证实了这些真理的正规图式的大敌。
在所有学科中，历史学无疑乃是与实证主义的路数最没有缘分的。
安克斯密特不赞成怀特以四种转义来将叙事性解释归类的做法，认为这是基要论的。
本文常常拿科学哲学与历史哲学作比较。
《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六条论纲》（彭刚 译）：
此文为对《叙事的逻辑：历史学家语言的语义学分析》一书主要论点的概括。
一、历史叙事是对于过去的解释；
二、叙事主义接纳如其所是的过去。用同义反复的形式来说：它接纳有关过去的不成疑义的东西。不成疑义的就是历史事实。后一陈述的两种含义都是真确的；
三、叙事主义是历史主义的现代传人（千万不要与波普的历史主义（historicism）搞混淆）：两者都认识到，历史学家的任务根本上乃是解释性的（也即在多样性中发现统一性）；
（历史主义者力图发现本质，或者，照他们的说法，historische Idee（历史理念），那在他们看来是存在于历史现象本身之中的。与此相反，叙事主义认识到，历史解释将一种结构投射到过去之上，而非去发现它，仿佛这一结构就存在于过去本身之中一样。）
四、叙事性语言不是对象语言（object language）；
五、历史叙事的各项陈述总是有着双重功用：（一）描述过去；（二）将对于过去的某个具体的叙事性解释进行界定或个别化；
六、历史性的根基比之现代史学或当代（历史）哲学所展示的要更为深厚。
《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陈新 译）：
此文讲述历史学科内的产品过剩，以及历史学家与过去的关系（以及对过去的洞见）的比喻性。安克斯密特文笔真是极好。
一句话，我们再没有任何文本，再没有任何过去，而只有对它们的解释。
历史写作的过剩在各个领域内就像癌症那样扩散开来（现在以研究过去为业的历史学家，其数量比自希罗多德以来至20世纪60年代加起来的历史学家还多）——每一个选题都被厚厚的有着不透明硬壳的解释所覆盖。
奇怪的是，人们总是谈论信息，就好像它几乎是物质性的。信息“流动”“移动”“传播”“被买卖”“被存储”或者“被组织”。利奥塔把国家说成是一个抑制或者传播信息流的主体。信息似乎是一种黏稠度很低的液体；我们被它淹没，并濒临淹死的险境。
后现代主义信息理论的首要规则是信息增殖规则：真正重要的信息永远不会是信息谱系的末端，但是，它的重要性实际上是由源自于它的学术后裔来评定的：一种解释越有影响，越是权威，它就会引发越多的作品。这在现代主义者眼中是难以理解的，因为对他们而言，有意义的信息是真正能够结束写作的信息，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巴什拉（此处的巴什拉疑似《空间诗学》的作者加斯东·巴什拉）说：“那些富有争议的事实才是真实的事实。”
在因果关系的术语中，原因是源，结果是次级假设。尼采解构了因果关系，他指出，只有在对结果进行观察的基础上，我们才被引导着去寻找原因，因此，结果实际上是原初假设，而原因是次级假设。“如果结果是使得原因成为原因之物，那么，作为源头的应该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尼采思路的要义在于传统因果层次的人为性。可以说，我们的科学训练将我们“稳住”，令我们坚信这种传统层次，但是在这种智力训练之外，并没有任何事物强迫我们继续这样做。我们有同样多的理由，虽然不是更多的理由，帮助倒转这种层次。
“风格即人”，我们的风格就是我们尚未思考自身就成了我们自己的地方。这便是为什么在我们这个自我陶醉的年代，具有风格的人如此之少。
正如我们乃是我们所不是的或者我们不想成为的那样，在某种意义上，过去也是它所不是的东西（过去的本质不是或者不在于过去的本质）。正是在废弃残余中，在口误中，在过去的失误动作中，在过去“情不自禁”的极少片刻，我们发现了对我们真正重要的东西。
《答扎格林教授》（张云波 译）：
此文为对扎格林的批评的反批评。
安克斯密特如此定义历史哲学的范式：历史哲学的历史经过了许多阶段，而每个阶段都是历史哲学与某些其他学科结成联盟来主宰的。与科学的历史中的范式转换不同（来源和原因都肇始于某种科学自主的发展），历史哲学的范式转换，是由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哲学家们师法某个全新且相异的“主导性学科”所引起的。如果不同科学范式的拥护者之间进行的辩论因为共同根基的缺乏而受到阻碍，那么，我们不难想见，这些障碍将会阻碍历史哲学中两种不同范式在其前沿之间进行有意义的讨论的可能。
安克斯密特为了继续与扎格林的讨论，采取了这样的策略：从“现代主义的”预设开始，以此为起点，借助“现代主义的”推理方式得出后现代主义的结论。
伽达默尔为历史主义辩护道，它并不是对“现代主义式”规划的攻击，恰恰相反，它乃是启蒙状况下“现代主义式”规划的一个新的巅峰。
如果历史主义从一种关于国族（nations）、民众（peoples）或个体等历史事物的理论转变成了一种我们用来谈论这些历史事物的一种关于语言的理论，那么，后现代主义正是其结果，后现代主义乃是历史主义的唯名论的版本。
安德斯密特对历史写作有洞见：历史写作中最本质及最有兴味的东西并不发生在单个陈述的层面，而是发生在历史学家采用何种策略来选择陈述，以摹写他们心中“关于过往的图景”的这一层面。我们发现，正是在这里引发了最多的历史争论，并且在最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对过去的观感。说出过往的某些真（ture）事可谓易如反掌，任何人都能做到，然而，说出过往中那些恰当的（right）事情就很困难了。这的确需要历史眼光与原创性。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对历史写作发表一些有价值的言论，我们就必须聚焦于对那些“关于过往的图景”进行理论反思，而不应着眼于对过往有所言说的那些单个（或一些组）的陈述。“关于过往的图景”亦可称作“叙事实体”，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准备将这些叙事实体视作与主语、谓语、理论概念、陈述等相同的逻辑实体。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所有这些令扎格林怒火中烧的后现代主义的离谱做法则将随之而来。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将依然停留在现代主义构想的范围之内，从而在现代主义的论证迷宫中打转。如果我们严肃地对待文本及其中的叙事实体，那么我们就会变成后现代主义者；如果我们只看到陈述，那我们依然是现代主义者。或者，用一句口号来讲，那就是：陈述是现代主义的，而（历史）文本是后现代主义的。
叙事实体的确是语义学上的“黑洞”。
安克斯密特钟爱的意象：位于机器上的维特根斯坦之轮，只能被推动，并不推动任何事物。
在安克斯密特看来，后现代主义主要是关于写作的理论。换言之，后现代主义不是像解释学那样关于解释的理论，而是关于解释性写作的（始料未及的）效果的理论。
《再论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张云波 译）：
佩雷斯·扎格林，美国人，著有《宫廷与乡村：英国革命的开端》。
此文批评安克斯密特将历史学审美化，脱离了历史学信守的真实与实在这一根基。扎格林信守真理的符合论，认为历史研究应该以历史事实为依归。
扎格林浑身散发着美国白人男性的傲慢，并且丝毫不浪漫，行文也未留给人以严谨、聪明的印象。读此人文章，速度可以很快，因为他所陈述的、用来辩倒后现代主义的，正是一些庸常的东西。扎格林哲学功底一般，他在并不知道自己在批判什么之时，就已进行了批判。他评价安克斯密特“好古成癖”，他自己才真正是如此。但是扎格林的这篇文章仍然意义非凡——是揭示安克斯密特叙事实体内涵的叙事实体之一。
全文最精彩的属扎格林批评后现代主义的一段：正如后现代主义的名字所示，它透露着强烈的衰落、老迈以及处于某个时代的终点而非开端的意味。后现代主义一个核心的要素是它对人文主义的敌视，它将人文主义视作某种过时的古物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幻象而加以反对，认为它是诸多个体想要通过自由的行动来创造其历史的幻象。而后现代主义则将这种幻象视作资产阶级对妇女、劳工阶级、非白种人、性行为反常者及遭受殖民的原住民进行压迫的遮羞布。进而言之，它对具有精英色彩和压迫意味的所谓的经典观念也予以批评，而经典则是现代主义和人文主义都要严加守护的。此外，经典所引发的文化创造中不可或缺的区分与等级化也在挞伐之列。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后现代主义奉行某种明显的文化标准的松弛，纵容某种极端的折中主义和异质性，而不包含任何关键的或统合的原则。就文化领域整体而言，它意味着彻底抹消上层文化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区别，后者在很大程度上由广告和商业传媒所形塑、主宰，而这二者之间的区别被现代主义和人文主义视作是天经地义的。
《“曾经”：论历史》（李任之 译）：
基思·詹金斯，英国人，偏爱（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史学理论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或者说：后现代主义战士。文字间极其有魅力（不乏对自己特立独行的自恋）。深受怀特、安克斯密特，以及反基要主义者、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等人影响。著有《重思历史》。
文笔实在太好。此文的形式正是此文的内容，实在是充满反讽。“曾经”和“最终”，是专制的起点和终点。
詹金斯的青春期——放学后非法打工，尽可能地改装他的自行车，车祸后，壮游欧洲大陆两年，在需要的时候时不时地工作，然后开启下一段旅程。
后现代理论对西方传统（特别是西方传统的“现代晚期”形态）的“批判性回顾”，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死亡和终结的：后现代是某种“验尸”的工作。在各种文献中有着一长串这样的死亡和终结：上帝之死、人之死、主题之死、作者之死、中心之死、文学的终结、男性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进步的终结、文学的终结、奥斯维辛后哲学的终结，还有历史的终结。
（或者这样比喻：上帝自杀了，人自杀了，主题自杀了，作者自杀了，中心自杀了，文学自杀了，男性逻各斯中心主义自杀了，意识形态自杀了，进步自杀了，文学自杀了，奥斯维辛后哲学自杀了，还有历史也自杀了）
后现代的反本质主义与反基要主义将所有事物的本质意义与价值一扫而空——任何本质的东西都没有留下——这意味着任何假定的意义都是由“外部”加诸其上的。并且，一旦所有的事物都向外部开放——向非本质性开放——那就再也停不下去了：外部不断赋予事物意义，或者如德里达所说：“一个超验的能指的缺失将意义的赋予扩展到了无限[确定性的丧失，带来的是自由和解放的契机]。”无论对于哪一种情况，现在被剥夺了任何本质意义的过去可以被按照任何人所喜欢的任何方式历史化。这样，过去可被认为是处于一片混沌之中，谁都能将它带走——马克思主义者、托利党人、经验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现象主义者——谁都能拥有它。
詹金斯以“时间性研究（temporal studies）”取代“历史学”，并提出五点基本预设：一、当我们从“历史的重负”中解脱出来后，我们应当将人类解放这一目标特权化，使其完全主宰我们应该阅读/书写时间性研究的方式。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写道：“在世界的、人类的历史上，暴力、不平等、驱逐、饥馑和经济压迫曾经影响到那么多的人。我们绝不要忘记这个由无数的苦难组成的明显而巨大的事实——任何的一点进步都不允许我们忽略：在此之前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如此多不计其数的男人、女人与孩子们被奴役、忍受饥饿或惨遭屠戮。”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应该具有某种不懈的伦理—政治奉献精神。读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乌《伦理学：对恶的理解》可以受益；三、上述的这种信奉必须影响、并被嫁接到某种对“时间性”的思考方式上——这种方式能够表达“我们自身”和处于变动中的后现代主体。詹金斯称：这是一个当且仅当我们“拜访它”“邀请它”的时候才会“重新存在”的过去，是一个永远不完美的话语召唤（因为它与它被讲述出来的样子永远不同）；四、是我们语言内部的融贯的文法规则才能允许我们创造对于过去的历史化——而不是允许我们“发现它们”。詹金斯比喻易位构词式的时间形塑：“意义被肢解并随风飘散，就像如果将上帝的名字易位那样。”他注释道：“上帝（God）如果被易位构词的话，就可以变成狗（Dog）。”五、我们不能让自己忘记，那全新的实在、那全新的“时间性的驻点”仅仅只是“实在性效果”并且并不能帮助我们与“实在”——完全的真实不妄——接触。
雅克·朗西埃：“因为有不在场，所以才有历史……历史的地位取决于它是如何对待这个’事物自身’的双重缺席的，一个是那个不再存在的事物自身[那个已经过去的过去]，另一个则是那个从未存在过的事物自身……因为过去从来都不是它曾经被[现在被]讲述出来的模样。”
尼采在《快乐的智慧》中的乐观宣言：“事实上，我们这些哲学家、这些自由的心灵们在得知[终于送达的]那个陈腐的上帝的死讯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如同沐浴在曙光的照耀下一般。我们的心中洋溢着感激、惊愕、预知与期待。终于，地平线似乎又一次升起。即使承认阳光尚未普照，我们的船终于可以出海面对那所有的危险了；所有的冒险都再次被允许……这片海、属于我们的海又重新荡漾在我们面前；也许在此之前从未有过这样一片宽广无垠的大海。”
《“宏大叙事”与历史学学科》（李任之 译）：
阿兰·梅吉尔，美国人，著有《极端性的先知：尼采、海德格尔、福柯与德里达》《卡尔·马克思：理性的重负》。
历史写作对“大写的历史”有四种态度：一、有一个独一的、融贯的“大写的历史”，并且现在它就可以被讲述（或重新讲述）出来；二、有一个独一的、融贯的“大写的历史”，但是对它的讲述将被推迟至将来的某一天，当“进一步的研究”得以完成的时候；三、有一个独一的、融贯的“大写的历史”，但是它将永远无法为人所道出；四、独一的“大写的历史”并不合理，然而它可以被包容。学科边界的跨越及方法论上的超越可能是合理的。
四种假定：一、多样性的假定：“永远不要假设存在着一个独一的、权威性的历史方法或主题”；二、关于杂糅的假定：“永远在学科之外建立一个居所”；三、关于虚构性的假定：“永远坦率地面对所有的历史作品中暗含的虚构性”；四、关于理论的假定：“永远理念化”。
希罗多德在叙述梭伦对克罗索斯的忠告的时候，为他自己的、可能也为我们的历史写作展示了一条准则：要到那没有更多的历史可知的时刻，才能对历史有所确知。
《故事的所在：自然、历史与叙事》（熊旭辉 译）：
作者威廉·克罗农，美国人，在环境史、历史地理学、美国西部边疆史等领域成就斐然，著有《土地的变迁：新英格兰的印第安人、殖民者和生态》。
此文借多种大平原的历史叙事，实践性地说明克罗农心中的故事。克罗农敢于直视后现代主义理论给自己造成的困境，就连此文都写了四个完全不同的、标题不同的版本，试图一面承认叙事的巨大力量，一面坚持过去（以及大自然）是历史学家所讲述的故事必须多少与之相吻合的实在之物。克罗农说：“唉。”他承认关于这篇文章的写作便重现了它本身所试图去解决的问题。但克罗农俏皮地用括号去说话：“（看：我在这场修辞风暴里又一次试图寻找避难所）。”克罗农不认可后现代主义以事实本位代替事件本位，他只是认可叙事的工具性——在一个充满斗争和矛盾的世界里找出意义的最好的、最有力的工具——从而让我们在道德上与世界有个约定。他为历史叙事找到这样三条限制：一、我们的故事不能否认已知的关于过去的事实。好的作品不会公然撒谎。历史叙事在任何一点上都要受制于它们可以用来或者无法用来支持自己的证据；二、（于环境史家而言）既然我们相信自然世界终究会超越我们的叙事的力量，我们的故事就必须具有生态学意义；三、历史学家不是自己讲故事。我们是作为共同体的一份子在讲故事（偏见，与对比差异时的警醒）。我们和其他人一起讲故事，相互反驳对方的故事，为的是相互交流。
开篇引用格拉姆·斯威夫特《沃特兰》：“孩子们，只有动物才完全活在此时、此地。只有大自然才既不知道记忆也不知道历史。但是人——让我给你一个定义吧——人是会讲故事的动物。不论人走到哪里，他希望留在身后的既不是一片杂乱的足迹，也不是一片空白，而是故事里让人欣慰的一个个路标和记号。他需要继续讲故事。他需要继续编故事。只要有故事就行了。即使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在他即将倒下的千钧一发之际，或是快要溺水身亡的时候，他一生的故事还是会迅速地在眼前掠过。”深刻美丽的洞见。想起姜峯楠的《你一生的故事》。
叙事的成功之处在于它遮蔽了那些会削弱故事主旨意义的不连续性、省略，以及相互冲突的经验。无论它公开的目的是什么，它都不可避免地在暗地里是权力的演练：它不可避免地要支持一些观点，同时扼杀另外一些声音。
一方面，我们可以将某段历史讲成是一个不断提高改进的故事，其情节主线渐趋于一个更加积极的结局——比一开始更加快乐、富足、自由、更好。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这样讲故事，即整个故事朝着一个更消极的结局发展——比故事刚开始的时候更悲凉、贫穷、更不自由、更糟糕。第一组情节可以被称为“进步的”，它的历史背景依托于18世纪启蒙思想的进步概念；另外一组则可以被称为“悲剧式的”或者“衰退论”的，其历史根源可追溯到反对进步的浪漫主义和反现代主义。
故事（叙事）的结构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有开头，中间部分和结尾。”故事之所以和其他话语的形式不同，在于它描述了一个行动，它开始了，经过了一个规定好的时间段，最后指向一个确定的结局，最后的结果因其在叙事当中所处的位置而有意义。完成了的行动赋予故事以统一性，允许我们通过其结果来评估和判定它。一个故事的教益是由其结尾决定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结尾在任何地方都是最主要的。”
故事归根到底会采取目的论的形式，其中的某个事件从发生在它之前的事件或者导向它的各种原因而得到解释。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讲述那些让过去变得有意义的故事，那么我们就摆脱不了界定何为意义的价值争斗。
《历史研究中的叙事性与客观性》（彭刚 译）：
作者耶尔恩·吕森，德国人，著有《历史理论基础》。
此文讲述“叙事性”与“客观性”这对看似矛盾的范畴的相容，代表这样一种思路：既坚持历史学的科学性，又力图容纳叙事主义某些元素的思路。
吕森相信道德的力量，相信历史好比是“老人的智慧”，是有关人类活动的真实而又开启人智的叙事，旨在教导人们如何为人处事。
在吕森眼里，或许多元的叙事性正是客观性。他眼里的真，或许是全时代全地域（尤其是当前时代当前地域）的全部人的教化共同体的真，而所谓的中立性——研究过去时，中立于所属时代的生活斗争——是骗人的把戏。
《历史意识的两次危机》（李恒 译）：
作者彼得·伯克，英国人，研究专长为西方史学思想和欧洲文化史，致力于历史学与社会学理论的沟通，探索文化史写作的新领地，是当代最富盛名的新文化史学家之一，著有《图像证史》。
此文讲述历史学的第一次危机（17世纪笛卡尔影响下对历史的质疑）、侥幸的“复苏”、第二次危机（后现代性和对笛卡尔假设的批判，由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后现代主义学者所开启，他们以其对当代历史叙事基础的破坏再次开放了历史与故事之间的边界）。
第一次危机：西方亦有辨伪、疑经的历史（受笛卡尔及其系统怀疑的影响；17世纪后期报纸的勃兴可能对怀疑主义的兴起贡献颇多——因为报纸使读者能够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表述，甚至是对于最近刚发生的同一事件截然相对的表述；宗教冲突，辩论的双方互相揭露对手历史作品中的偏见）。在17世纪，人们批判并考察文献的可信性（17世纪晚期，“批判”一词成为流行的图书标题用语，那是“批判的时代”）。如特洛伊战争的两个论述（腓尼基人达雷斯、克里特人迪克提斯）、埃及圣哲赫尔墨斯·特里斯梅吉塔斯的“秘传”作品、希腊暴君法拉里斯的书信、桑可尼雅顿编纂的迦太基历史、古罗马行政官和主角们的记录、《圣经》的部分内容、某些原本被归于教父们名下的文献、一些中世纪的文献（包括教皇的教谕、墨洛温王朝颁布的特许状、冰岛的英雄传奇）。人们使用的最强有力的论点，就有对“时代错置”（anachronism，17世纪新词）的论证，包括伪造的文件中使用了被冒名作者所不可能知晓的语言，或者提到了他所不可能知晓的事件。
面对17世纪后期的危机，历史学家找到对于怀疑论者的一系列不同的答案，这些答案共同促成了人们所谓的历史学的“复苏”。答案或摆脱危机的路径有：一、（死胡同）法国主角皮埃尔-丹尼尔·于爱，试图将基督教的真理建立在如下“原理”的基础之上：“一部历史著作，倘若它所讲述的事情与多本它同时代的著作或是所叙述的事件多少处于同一时代的著作中所讲述的一样，那它就是真实可信的。”二、苏格兰神学家约翰·克雷格（牛顿的朋友和追随者），要以原理和定理的形式表达历史证据的原则。他设置的原理相当老套。批判文献时很有用（同时具有正面和负面的影响），论文或书有：让·马比昂（Jean Mabillon）《论文献》（De re diplomatica）、让·克莱尔（Jean LeClere）《校勘的技艺》（Ars critica）；三、从物质文化，尤其是碑刻铭文、钱币和徽章来强调证据的相对可靠性。因此，同怀疑论者的争论得到了一个意外的、却是极端重要的结果——激励历史学家们不仅在古代史领域，而且也在中世纪史领域越来越多地使用非文字的史料（多像古史辨）；四、所谓“神话的复原”，与詹巴蒂斯塔·维柯（《新科学》）有着特别的联系。在18世纪早期，人们重新燃起兴趣，来讨论希腊神话和其他神话故事的意义。在此种意义上，维柯是怀疑论者，他认为除了犹太人以外，其他所有关于民族起源的表述都是靠不住的；在某种意义上，维柯又是反怀疑论者（批判的批判者），他认为有可能读出神话的言外之意（心态的证据），并且利用它们写出习俗或者思想的历史；五、（关键性证据）约翰·洛克在《人类理智研究》中提出的关于“同意的程度”。
到18世纪中期，危机得到解决。历史与虚构之间的边界一度开放，而后又逐步关闭了。
第二次危机，则指历史叙事的基础被福柯、德里达、利奥塔所破坏，并出现了海登·怀特这一号人物。有这样三点值得注意：历史学家所使用的概念和范畴不再牢固可靠；历史学家是自己时代、地域和社会群体（包括性别）的陈规、预设或心态的囚徒；文学形式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装饰，它还是历史著作自身的结构。
伯克的洞见：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不免让人联想到胡塞尔的哲学——历史学家正日益倾向于将实在放到括号之中而专注于表现。这也会使人想到福柯——他们将他们关于实在之物的观念扩展到将想象之物也囊括在内了。这场争论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自然之境”已经破碎，我们习惯于称之为“实在”的，结果不过是表现而已。
对传统历史学的两条批判：一、把概念当作建构来思考，并思考表现的实在性；二、立场问题：当我们置身这样一个时代，普通人、妇女、殖民地人民和大量的少数群体更被关注而又能更多地发出声音的时候，从多样的立场来表现的需要就会至关重要。伯克希望我们致力于发现配对的言辞或“正反语”这一技巧的替代品，如普莱斯《阿拉比的世界》用四种字体印刷出四类人的视角——因为这是伯克的愿景：历史学家花费更多的心血来表现与他们自己不同的见解。
「进一步阅读书目」：多为外文书，列有中文翻译者于左：《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历史表现》《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崇高的历史经验》《超越伟大故事：作为文本和话语的历史》《捍卫历史》《论“历史是什么？”：从卡尔和埃尔顿到罗蒂和怀特》《语言和历史描写：曲解故事》《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话语的转义：文化批评文集》。
另：某些词汇的翻译颇为典雅或者说是古旧，如“彰明较著”“概莫能外”“挞伐”“揭橥”等。
曹思阳聊及20世纪后半期出现新兰克学派。这使我想起伯克在《历史意识的两次危机》说：“无论如何，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着另一场历史意识的危机。这并非同样的危机：在思想史上没有循环旅行。如果说，第一次危机与现代性的兴起和笛卡尔的哲学相联系；那么，第二次危机则与后现代性和对笛卡尔式假设的批判相关。后兰克史学不可能与前兰克史学一模一样。”新兰克学派和后兰克史学不知是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