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安娜》读后感精选

　　《亲爱的安娜》是一本由卢然著作，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元，页数：36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亲爱的安娜》读后感(一)：她曾追求自由......却只得到虚无

　　搬运旧版书评之二，于2016年重读时写于旧版评论区。标题是新加的。

重读了一次，又有了很多不同的感受。比起“完美”，芷衡更加向往的或许是“自由”：她想逃离被他人（特别是母亲）安排和控制的生活，而由自己来控制生活。对身体的执着是她表达这种愿望的方式，是她无声的反抗。

实际上，她一直都没有真正喜欢过这种被人设计的人生，却只是默默顺从着，承受着。从小她循规蹈矩、随波逐流，按照他人的期待生活，把属于自我的部分只留给他人看不到的内心；进入大学之后，这种自我压抑的倾向仍然存在，并被用德国的自由观加以解释和辩护。她看似拥有了内心的自由，但仍然处处不自觉地受束缚：连要在美国还是欧洲读书的重大选择，都是按照他人的观念做出的；那些理由并非出自内心深处的召唤，而不过是外界价值观的重述。当她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却已经太晚了——或者是她用“太晚了”说服自己不要改变，就这样接受现在的生活。

她崇拜那些因时代与自身的冲突而显出悲剧性的人物。但他们与她不同。尽管生活在一个并非自己心之所向的时代，被迫过着自己不喜欢的生活，但腓特烈还有他的国家理性，茜茜还有她的海涅，可以支撑自己活下去。但在那些与厌食和暴食缠斗的日子里，芷衡的人生意义是虚无。因为没有了赖以生存的意义，她所追求的内心自由也就并不存在，她以为自己掌控一切，却只不过是被交错的欲望所控制。至于表面上的服从，如果没有内心自由带来的喜悦，则是根本无法忍受的。

跳出故事来看德国的自由观，并不只是外表服从和内心自由那么简单。德国式的自由所追求的最高价值，并不是个人幸福，而是某种更高观念在个体中的实现。国家也是这样的一个个体，它的逻辑就同样不是追求国民幸福，而是实现自己所代表的理念。从康德、洪堡、费希特，到19世纪中叶大部分的德国自由派，都认为国家是个人自由的保障，因此个人需要服从国家政权，甚至可能牺牲自我去成全国家。

然而，要秉持这样的自由观去生活而不使之崩塌，需要两个条件：对外部权力的服从不能明显地侵蚀个人自由，个人必须相信这样的生活有意义——哪怕只是作为某个伟大进程一部分的意义。在芷衡的故事中，两个条件都被破坏了：她的内心强烈抗拒着他人对自己生活的支配，但同时又不能找到更高的意义去生活，最后连朴素的“幸福”也不存在。

要解决这个怪圈，就需要去追寻意义。尽管“您一旦要做您想要做的事，您随时随地都是自由的”，但首先要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自己的生活是在追求什么，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两年前读出的是完美主义，两年后读出的更多是自由。或许在人生的不同阶段，这个故事还会给人以很多不同的启迪吧。

　　《亲爱的安娜》读后感(二)：完美主义与自我成长

　　搬运旧版书评一篇。内含大量剧透，情节可能和新版有所不同。原文写于刚刚追完连载的2014年7月。

“能够控制我身体和意志的人，只有我自己。对吧？” “是啊，没有人能够决定你的生活。只有你自己。你是自由的，你可以变成你想要变成的任何人！” “我心中常常出现一个完美的幻象：那是谁呢？我不在意她是谁，我只要去成为她就好了。一切都由我掌控；只要我想要，就能变成那个理想的自己。首先是轻盈的身体，然后是强大的灵魂，足以对抗世间任何诱惑的强大灵魂。祝福我吧！我将变得美丽而自由，我将幸福地翱翔在天际。”

陶芷衡是个完美主义者。这种倾向或许植根于她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经历。她不是体制内的人生赢家，不是全面发展的模范学生，她渴望他人的认同，又希望保有自己的自由空间。不善运动，被人欺负，遭受孤立，童年的她看似是自觉性强、规矩听话、适合学术的好学生，内心却深感自己某些地方落后于人，充满自卑和不安。这种心情在她上高中以后体现得尤为明显，因为她感到自卑的对象成了实际存在的人，比如尹一鸣和程翔的女友。她们似乎处处比自己强，她们似乎拥有一切，拥有自己喜欢却不能得到的东西。 以尹一鸣为例，她是典型的“别人家孩子”在生活中的体现，她外表、成绩、体育、人缘样样过人，永远有人为她捧场，最终高高兴兴地走进名校，过上顺理成章的幸福生活。芷衡隐隐地羡慕这样的人，却发现自己拼命努力还是比不上她，无论如何尝试，相对于体制都还是个局外人。她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的小世界，从那里寻找解脱，收获了渊博的知识和独特的思想，却缺乏现实生活的经验，一半是超出同龄人的成熟理性，一半是童年时的单纯感情。她的自卑感从未真正离去——即使在遇到安娜之前，在她对新鲜事物还保持着热情的时候，这种感觉也只是躲藏起来，而它终将在某一个契机释放。当喜欢的人爱上别人，芷衡隐藏的自卑感显现成“只是我不够好而已”的自我怨恨，进而爆发成近乎苛求的完美主义和对安娜的迷恋。这一次她渴望的是来自自我的认同，追求的是康德式的内心自由。渴望认同与追求自由交汇在一点，她拥抱安娜，希望达到自己想要的目标，却发现这条路远不是她想象的模样。

“追求完美有错吗？为获得自我认同开始减肥有错吗？我只是想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没错，当然没错，你幸福就好。” “如果减出了饮食障碍呢？如果努力到最后，达到了曾经想要的结果，却仍然不幸福呢？” 沉默。

芷衡以最极端的方式表达她对现实的反抗。最初或许她只是想让自己变瘦变美，结果却变成了对体重计上一个数字的执着。从她吃减肥药的那一刻开始，她追求的就不再是健康平衡地达到喜欢的身材，而只是单纯地看着那个数字减少。八十斤，七十斤，直到六十磅，体重成了她对自己身体满意程度几乎唯一的标准，而不断减少的体重昭示着她意志的胜利。在常人看来，这种近乎疯狂的执着是难以理解的，毕竟在他人眼中她已经很瘦，瘦得超乎寻常。她似乎认为抛弃对食物的欲望，不断减轻体重，就可以不再关心肉体，成为完全属于灵魂的自己——但她的灵魂也同时经历着危机。曾经对学术、对美国真诚的喜爱和向往，如今只化作一张成绩单；游历欧洲时对美好事物的热情，一点点被磨灭。尽管申请到了梦寐以求的学校，生活却没有因此充满喜悦，她关心的东西只剩下成绩和体重。她一步步走向自己心中完美的形象，可以说取得了成功，但并未如同成功学教导的那样同时获得幸福。地震找回了她对食物、对生存的欲望，长久压抑的欲望又突然失控，把她带入另一个怪圈。她没有父母的监管了，她可以控制自己的生活了，她该是自由了——她真的自由了吗？与身体、与食物不正常的关系纠缠着她，使她不得安宁。所幸，在她最悲伤迷茫的时刻，不知名的大叔开导了她，也让她重新思考自己与安娜的关系，为最后的转变奠定基础。

“你真的不再留下？难道你忘了自己曾经在这里得到美与自由？” “谢谢你让我看到不同的世界。但那是飘在天上的世界，不可能长久存在的世界。我当然追求美与自由，但不是以这样极端的方式；我还是应该活下去，读书，写作，遍历世界。过去的几年就像一场梦，现在我该从梦中醒来了。我会记得这个梦，但从今天起，我不再是梦中人。”

芷衡的结局比我预先猜想的要明亮一些：她摆脱完美主义的执念，勇敢地和安娜告别，完成了她迟来的自我成长。尹一鸣自杀的梦是她与过去的诀别，她终于认识到看似最完美的形象背后也有痛苦和阴影，自己可以不再在优秀的别人背后深感自卑、亦步亦趋，而追求完美到了极端只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阴霾。生的欲望战胜了死的欲望，自我认同和个人自由在这一刻终于到来。

三段对话是我想象中芷衡的心境变化，也可以看作她和安娜的对话。对于芷衡的心理，我感受到的当然没有作者的丰富，但我莫名地与她感到一种共鸣，尽管我们的经历不尽相同。也因为这样的共鸣，我决定写这篇书评。 作为读者的我，从这本书中读到了一个完美主义者的挣扎、自救和成长，也感受到了作者对人物心理的细致体会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感谢作者创造了这样一个令人满足又引人深思的故事。

（原文链接 https://www.douban.com/note/365136418/）

　　《亲爱的安娜》读后感(三)：给《亲爱的安娜》，一份普通又幸运的出版前传

　　

文 / 言四

我是在豆瓣上发现《亲爱的安娜》的，那时我们已经在豆瓣阅读上一页页翻着来寻找想要的作者了。真的是每一个分类、每一页都没有放过。但因为之前看过太多“不太可”的内容，一开始我对这部作品并没有太大期待。而当我发现我竟然一往而深地将它读完时，我意识到它可能就是我一直在找的作品。

作者卢然用《亲爱的安娜》讲了一个好故事：一个成长于保守而严厉的知识分子家庭的普通少女，敏感、完美主义，徒有好学生面具却自持为体制的局外人。她也像万千普通少女一样，在成长的过程中遇到不少打击：对外貌自卑、高考失利、恋情和友情遭遇背叛、永远赢不过控制欲十足的母亲……而她采取的反抗措施是极端减肥——这种外人看起来充满自毁气质的方式，她以为控制了体重就控制了人生。为了打赢这场精神对肉体的战争她朝“安娜”（厌食症）寄出了第一封情书……

同时《亲爱的安娜》是一本好小说的样子，它是一部“半自传”的作品，其中大部分内容都真实发生过。卢然有意使用了浸入式的写法，尽管是第三人称视角，小说对读者的情感冲击依旧是直接而猛烈的。主人公一直在追求完美、追求足够好，但她从来都不是完美的，她展现出来的“力量”、她的“攻击性”甚至可能会令人不舒服。作者通过它来公开讨论当代青年的精神危机和自我救赎，将进食障碍和抑郁症等问题进一步暴露出来。

这其中所展现的个人经历，作为旁观者的我们可能有好奇、有同理心，或者是不理解，但这对作者来说是真实的切肤之痛，所谓的“成为更好的自己”可能是在远离“更真实的自己”，一个年轻作者能将自己的经历推己及人，而不是陷入自恋自怜自负的情绪中不可自拔，这就是一个足够真诚的小说，一个好的故事。

作为一名版权经纪人，不管是自然来稿还是我们主动发现，在大量的阅稿后逐渐会培养出一种敏感，这种敏感会在我们迟疑的时候亮起警报，告诉自己这份稿子值得细看，或者赶紧扔掉去看下一份。当我们看对了眼，下一步就是立刻联系作者。

说到这，我也该介绍一下自己了。

我来自一家版权代理公司——行距文化，我们以版权经纪人制发现和代理国内原创作者，且基本都是素人作者，没有任何出版经验。他们隐藏在中国的各个角落，我们工作之一，就是要到各个发声渠道找到他们。

寻找到目标的下一步就是尝试联系作者、得到回应、商量着见面沟通。我们总是愿意约着作者编辑们见上一面。我们相信面对面沟通是最准确、最快速了解彼此一种方法，有助于判断可否进一步合作，就像相亲一样。尤其是版权经纪这个行业虽然在国际上已经非常成熟，但在国内还没有太多人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我总要让作者知道我们是不是一个有价值且可以信赖的合作对象。

卢然本人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瘦，非常瘦，整个人有种锋利的感觉，而当她一开口说话却又是温温柔柔的。我们交流了对这部作品的判断、期待，也彼此认可了作品再调整的方向。我也了解到《亲爱的安娜》此前在豆瓣连载的时候也把代理出版的权利授权给了他们，但一直没有被好好的打理过。嗯，其实也不太意外。

众所周知，小说不好做，尤其是本土小说不好做，尤尤其是新人作者的本土小说不好做，尤尤尤其是《亲爱的安娜》第一眼看上去还是如此小众题材的作品。

当我们内部讨论一部作品时，最常问的问题是：它为什么值得被印刷出来？《亲爱的安娜》也遇到了这样的“天问”。“进食障碍”对于非亲历者来说很难真正理解，也做不到完全感同身受。但《亲爱的安娜》拉开厌食症的外套后，内里是外貌焦虑、女性成长伤痛、母女羁绊问题，是一个年轻人在寻找的身份认同，经历一场精神冒险。

我和领导都记得对这部作品的结论，是我说的四个字“我要试试”。很庆幸我们团队一直是这样：一部作品，只要有一位版权经纪人看好，那就做。只要能打动一个人，就有打动更多人的可能。

说起来容易，可怎么为这部作品寻找到合适的出版方呢？一封言简意赅又准确到位的书讯就是最合适不过的敲门砖。

但写书讯对我来说并不轻松，越是特别想写好，越是写不好。我前后酝酿了很久，一遍一遍地翻看《亲爱的安娜》的书稿，想着怎么才能让出版方明确地意识到它的价值，打动他们。直到今年仲夏的某个夜里，我关着灯坐在电脑前，颇有些仪式感地听着雨声白噪音，脑子里纷乱的线头忽然都有了条理，一气呵成地写完了这份书讯。我也从此养成了深夜在漆黑的屋里写书讯的习惯，还不能算加班的那种。

不过版权永远不是我想就一定能成的事。就像我从头到尾都不能对卢然保证“我一定会把这本书卖出去”，我跟她说的只有“我会尽力”，好在卢然从来都表示理解。书讯发出后有一段时间完全收不到回信，当我把该尝试的都试过后，只能耐心等待结果。我们团队流行一句话：凡事都有定期。这算是我们的一种理念，也让我等来了东方社的编辑杨袁媛。

确定合作之前我同样跟杨袁媛见了一面。对于编辑，除了要“相亲”，还要“相面”。出版社的情况、版税条件、针对作品的策划，这些是必要条件。此外还得多了解编辑本人：是不是真的对作品有感觉，是不是真的喜欢，是不是负责任，这是重要条件。跟杨袁媛的见面结果是我被她打动了。而之后书稿编辑、封面设计、宣传策划等每个环节，她也确实非常负责且完美地达成。

我印象最深的是杨袁媛告诉我：做这个选题到后来，她莫名地瘦了好多，仿佛潜意识里跟小说主人公同频一样。我想这种浪漫的想法也是她对《亲爱的安娜》足够投入的证明。而我也好几次忍不住跟同事嘚瑟：看，我之前做出了正确的判断，把这部作品交给了对的人。

现在，《亲爱的安娜》终于要上市了。相比小说本身所讲述的，我跟它的故事平淡普通得很，但又幸运得很。幸运地遇到了卢然和《亲爱的安娜》，幸运地坚持了尝试，又幸运地遇到了靠谱的出版人。对我来说，普通平淡也没什么不好，只愿接下来跟我们相遇每一部作品，都能有一个普通又幸运的“出版前传”。

　　《亲爱的安娜》读后感(四)：后记

　　“谁能说我的光明就比你的黑暗美好呢？我有什么资格说呢？”——丹尼尔·凯斯，《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

《亲爱的安娜》（以下简称《安娜》）初稿动笔于2012年，完成于2013年，开始在豆瓣阅读上连载则是2014年6月的事了。小说完结后的这几年，我陆续收到一些读者的私信，其中不乏并无类似经历（少数提及抑郁史，但进食障碍并不多见），却仍然能够感受到强烈共鸣者。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故事的时间线略微靠前（主人公陶芷衡的设定是1990年出生，2008年参加高考，正值全国高考人数到达峰值之年），《安娜》所吸引的读者却以95后为主。据一位00后读者评价，这个故事“不仅不过时，甚至有点前卫”。然而，因其题材的小众和私人化，我一直对正式出版不抱希望，直至等来今年这个幸运的转折点。

我和我的故事是幸运的。这一次，我得以重新审视它在我人生中的位置，得出了狂妄不失当年的结论：这一部之后，我大概要么永不再写，要么只会写出全然不同的东西。与前两部长篇稚嫩的技术流模仿不同，《安娜》是倾注了太多个人心血，可称为惨烈的、不可重复的人生试验的产物。可能30岁之后的我再难写出这样暴烈的，蛮横地充斥着不顾一切的自我意识的文字，连历时数月的修改都意味着巨大的精神消耗。但同时，在私人的领域之外，这也是一部写给2010年代的时代志和个人意识萌芽史，个人的患病史（痊愈史/后痊愈史）成为了对某种社会变化的失衡的隐喻。以女性身体呈现的反抗和现代性的病态早已不是西方社会的专利，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今天的我们。小说本身可能是私人化的，其社会意义却不容忽视。尤其是，当某种疾病的流行程度与它在公共领域中的存在感远远不成正比时，文学的呈现便提供了另一种审视的维度。

当下中国社会对于心理疾病和心境障碍的公共讨论，近几年的确呈现出突飞猛进的趋势，但大众认知仍停留于对“抑郁症”等名词的刻板印象，对死亡率更高的进食障碍（ED，不限于神经性厌食症[Anorexia nervosa]这一分支）的关注较少，曝光率也远远不够。在欧美国家早已存在NEDA（美国进食障碍帮助协会，National Eating Disorder Association）一类的支持性组织和进食障碍宣传周（Eating Disorder Awareness Week）等活动，相关学术研究、非虚构和虚构类作品也已汗牛充栋的情况下，国内这方面几乎还是一片空白。作为第一部严肃对待进食障碍这一主题的纯文学作品，《安娜》的出版将成为填补这部分空白的一块拼图。

然而，《安娜》又不仅仅是“一个女孩患上厌食症的心路历程”，更是一个关于个体追寻自由，拥抱自我的故事，一场个人英雄主义的精神冒险。它是美的，决绝的，也是残酷和惨烈的。主人公陶芷衡所代表的也不仅仅是“进食障碍”这一标签群体，而是85—95后这一代中最天真敏感的个体从青春期迈向成年时进行的革命性抗争，这一抗争又被烙上了性格气质、家庭背景、性别、社会文化的多重印记：在青春期对“美”的渴求被压抑的反抗，对迟迟未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权利（择校、选专业等）的失控感的反抗，对成年女性身份的不安和不确定感的反抗，对体制和学术理想幻灭的反抗……这一系列反抗打着某种自我欺骗的“积极自由”的旗号，最终却异变成了对作为肉身的自我的攻击。

在小说前半部，主人公一度沉迷于斯多葛派学说和德国浪漫派哲学中“死亡”和“自我消解”（annihilation of the self, Selbsttodtung）等意象，因为“真正的哲学行动就是杀死自我；这是一切哲学的实际开端”，“谁不把生命看成一个自我毁灭的幻影，谁就仍然被生命所困”（诺瓦利斯《新断片》）。这些极端的浪漫主义隐喻，对极端敏感，渴求美和自由，对学术和体制一度抱有热情，却在一再受挫后迷失方向的主人公而言，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但当她试图用自己的肉身实践这一诗意的反抗时，悲剧必然会发生，其结局也是可以预见的，以至于她最终仍会骄傲地说出“我输掉了战争，但从未后悔最初的选择”。然而，这种天真幼稚的断言，不仅忽略了疾病到来时暴风骤雨般的灾难性和不可控性，也毁掉了她作为“人”本可拥有的真实美好的阳光下的生活。

另一方面，在社会学和文化史的天平上，厌食症的主题也与“对消瘦女性美的浪漫化想象”和“以自律展示权力”（去女性化）两种相反观念纠缠在一起。西方早先的研究侧重于传统的精神肉体二元论，比如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探讨肺结核和癌症的对比，指出前者（因患者消瘦、苍白、多愁善感的艺术家形象）常被美化为一种优雅的疾病，后者则是呆板、精神压抑的中产阶级象征，“（癌症）显示不出任何精神性，而是令人痛惜地显示身体不过就是身体罢了。”这种二元论延续至今，影响了现代人对胖和瘦截然相反的观感：“瘦”被认为是自控力、理智和“高级”的表现，“胖”则意味着失控、屈服于本能和自我堕落。这种简单粗暴的二分法，无疑是很多年轻人（女性居多）走向进食障碍深渊的最初推动力。因自传体作品《荒废》（Wasted: A Memoir of Anorexia and Bulimia）而获普利策奖的作家玛雅·霍恩巴赫认为，进食障碍作为一种对文化观念的逻辑化阐释（a logical elaboration of a cultural idea）也是有“等级”的：暴食催吐意味着感情用事、过多的欲望和混乱，而厌食症则意味着超脱肉体和感情的斯多葛式自制，更为“高级”；她自己从暴食向厌食的转变即是为了迎合这一标准。她批判了这种扭曲的标签化叙事，指出任何类型的进食障碍都是致命的，都不过是在制造一种权力的幻象的同时，残酷地剥夺了患者的生命力；“（进食障碍是）一种对文化标准的反讽，但最终受到嘲笑的只有你自己。”

社会学家苏珊·鲍尔多在另一部普利策奖获奖作品《不能承受之重》中，提出了三种针对神经性厌食症的文化分析范式：二元论轴（柏拉图-奥古斯丁式的精神/意志战胜肉体/本能，“瘦”作为自控的典范）；性属-权力轴（青少年患者害怕成为“性成熟的，有生育能力的女人”，渴望保持瘦削的中性化形象作为潜在的女性主义抗议）；以及控制轴（缺少真正的权力和自由，而从饥饿和重塑身体中寻求控制感和成就感）。 写完这个故事时我重新读到这句话，大吃一惊，因为它几乎就是本书主人公的一幅侧面画像：

年轻的厌食症患者通常认为她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和饥饿。她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而且永远无法以符合她的严格要求的方式完成她给自己定的任务。她受对立和矛盾的期待和要求的折磨，想在学生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出色，而在成为一名成年人的过程中，又不知道该在何处发挥自己的能力，该把精力放在什么地方。典型的情况是，父母对她有很高的期待，希望她能有一番作为（外形上也不能差），但却替她做了许多重要决定。……

或许有人会说，这些理论仅仅描述了西方国家青少年的心理状况，并不适用于当今中国。而我认为恰恰相反，这一问题不仅存在，甚至在中国（以及许多经济增长迅速的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为复杂和严重。有以下事实和数据为证：

事实1: 2007—2008年，全国高考考生人数达到历史最高峰（2008年为1050万人），竞争最为激烈（那时高考还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其它选择如高中考SAT申请出国等相对较少）。

事实2: 在主人公（85—90后）的中学时代，即使是一线城市的重点中学，学生的审美和创造力也仍受到压抑；“爱打扮”在当时被认为是“差生行为”，毫无个性的好学生则受到鼓励（相较之下现在的中学则更加西化，推崇个性；笔者就在十年后的母校见过穿汉服和Lolita洋装参加戏剧节的后辈）。

事实3：“教师家庭的子女心理疾病发病率较高”假说（《安娜》主人公设定为成长在保守的城市中产家庭，母亲为大学老师）。

事实4：“中国进食障碍率增加，发病人数已赶超西方国家”（2016年《洛杉矶时报》，译文被众多中文媒体转述）；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和媒体开始关注这一原本被以为中国“并不存在”的“西方病”。

除了查考以上信息，本书的写作也受到其它非虚构作品的启发。比如霍恩巴赫的《荒废》也同样提及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如九十年代美国的经济繁荣如何影响了人们急功近利、追求完美形象的心态，以及当代女性为追求“去性别化”的干练感而一味追求瘦削身材的心理，如此种种，和当下中国可谓有不少异曲同工之处。

作为作者，我“不无狂妄”地相信，《安娜》的价值不仅限于一部私小说，其影响也并不局限于文学的场域。虽然，将疾病作为标签进行渲染或浪漫化，或是僵硬地将其作为一种社会病理现象来讨论，并不是本书的写作初衷。我一直赞成米兰·昆德拉的观点，即“小说是道德评判悬置的疆域”（《小说的艺术》）；小说家的任务是讲故事，而非评判，更多社会意义上的引申是其它学术著作的任务。但，如果这个故事能有助于消解大众对于心理疾病的误解，为经历过挣扎（不仅限于进食障碍，也包括更广义的精神危机）的青年带来安慰和希望，它的意义便不仅仅是私人的和文学的了。如果说我对它还怀有什么文学之外的野心，那便是希望让我们的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透过时代的夹缝看清彼此，尤其是在“自由”和“不自由”的边界如此模糊、如此脆弱的时刻。读者们纷繁多样的回响，便是我最大的收获。

本书的出版是一个奇迹，是许多人努力的结晶。感谢我的版权经纪人刘诗瑶和行距文化的慧眼发掘。感谢我的编辑杨袁媛对这个故事的举荐、修改，以及在文案设计方面所做的富有创意、艰苦无比的工作。感谢郝景芳老师的真诚推荐。感谢Kate_Linden为本书的早期版本写下的两篇长评，它们提供了崭新的、耐人寻味的学术视角。感谢设计师董茹嘉精心手绘的封面，以及我可爱的读者周千千为每一章节所作的内页设计。感谢我的朋友韩笑、唐韵雅、李欣意、Annah_Shekinah、郑碏、苗菁、贺琳芮、张祎琳、马宇娇、宋子宁、阮予辰（排名不分先后），你们是这个故事的第一批读者和见证人，也是它得以完成的理由。感谢我的父母，过世的小狗丁丁、小猫辛巴，以及一直陪伴我的橘猫家宝和美短Lucky。

希望大家喜欢这本情感浓度和个人风格过于强烈的书。对命运和文学的魔法，对朋友们的爱和盛情，对“天荒地变心虽折，若比伤春意未多”的2020年，我始终感激。

卢然

2020年10月16日于北京

[1]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27-28页。

[2] Marya Hornbacher, Wasted: A Memoir of Anorexia and Bulimia, New York, NY: Harper Perennial (1999): 6-7；93-95.

[3] 苏珊·鲍尔多，《不能承受之重：女性主义、西方文化与身体》（綦亮 赵育春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165-180页。

[4] 徐凯文：为什么教师家庭孩子心理健康问题高发？，搜狐网，2007，https://www.sohu.com/a/127218477_508597

[5] “China once struggled to feed its people. Now it’s seeing a rise in eating disorders”, Los Angeles Times, August 29, 2016, https://www.latimes.com/world/asia/la-fg-china-eating-disorders-snap-story.html

[6] Jung, Jaehee; Forbes, Gordon B. (Dec 2007). "Body Dissatisfaction And Disordered Eating Among College Women In China, South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ntrasting Predictions From Sociocultural And Feminist Theories".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31 (4): 381–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