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诗集编年笺释读后感100字

　　《左宗棠诗集编年笺释》是一本由左宗棠 / 安石居士著作，九州文化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68.00元，页数：28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左宗棠诗集编年笺释》读后感(一)：左宗棠西域诗的原始版本是怎样的？

左宗棠画像

所谓“西域诗”即《癸巳燕台杂感八首》诗其三，先抄录一段“念裕堂”为该诗做的注解（节选自“念裕堂”《左宗棠诗十首选注》）：

癸巳燕台杂感 · 八首选二其三西域擐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橐驼万里输官稻，沙碛千秋比石田。置省尚烦他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将军莫更纾愁眼，生计中原亦可怜。【背景】左宗棠生性颖悟，5岁时，他随父到长沙读书。1827年（道光七年）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名。1830年，左宗棠进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1831年又入湘水校经堂学习。1832年参加省城长沙举行的乡试中举，但此后的6年中，3次赴京会试，均不及第。这组诗是道光十三年（1833），左宗棠时年仅二十二岁时，第一次赴北京参加会试后写下的八首七言律诗。现选注其中二首。【注释】西域：不是一个严格的地理概念，大体上是指玉门关以西的新疆地区。擐兵：成语“擐甲执兵”的略称。擐（huàn）穿，套上。擐甲执兵就是说穿上铠甲，手拿武器。形容全副武装的样子。许多资料都将“擐”字误为“環”字。不计年：意为年代久远，年头已经数不过来了。这里指的是汉武帝时期大规模的反击匈奴、开疆拓土的战争。橐（tuó）驼：即骆驼。官稻：国家的粮食。远征西域，大军供应靠骆驼迢迢万里往来运输，沙碛(qì)：即沙漠或沙洲。唐·戴叔伦《屯田词》：“春来耕田遍沙碛，老稚欣欣种禾麦。”石田：多石、贫瘠的田地。比：靠近，挨着。许多资料上用的是“此”字，应讲不通，词性也和上联不对仗，当是误读。“置省尚烦他日策”：那时清廷只设十八个行省。新疆地处西北边陲，长期实行的是军政合一的军府制度，“治兵之官多，治民之官少”，以至疏于民政管理和发展经济，难以实现长治久安。因此龚自珍、魏源等早就提出应建立行省，以加强对西域的治理。所以此处他说设置行省的事还是需要今后加以研究（直到1884年，新疆终于设省）。兴屯：就是实行军队屯垦。宁（nìng）：岂，难道。度支：官名。掌管全国财赋的统计与支调。“兴屯宁费度支钱”是一种反问句，实际意思是，进行军队屯垦可以节省筹粮和运输费用。纾（shū）：舒缓。“将军莫更纾愁眼，生计中原亦可怜”说的是守边将士莫要更多的愁怨，国家财政困难，内地人民的生计也艰难。【赏析】这首七律是左诗中流行最广者。首联说的是我国西部开发的久远历史。颔联分析了维持边疆稳定付出的巨大代价。颈联转向了对新疆置省的支持态度，并提出加强屯垦是减轻边防费用，达到长治久安的上策。最后笔锋又一转，劝慰守边将士要从大局出发，不要太多的哀怨，朝廷财力有限，内地人民也是很艰苦的。有史以来中国西部边疆一直处于打打和和不稳定状态。清朝自康熙以来逐渐加强了对西北边疆的控制，但是外来势力和民族矛盾引起的武装冲突不断。不久前，道光六年（1826）六月，乾隆年间处死的大和卓波罗尼敦的孙子张格尔利用南疆维吾尔族人民对清朝参赞大臣静斌残暴压迫的不满情绪及其宗教影响，纠集安集延、布鲁特兵500多人在英国的支持下侵入新疆，煽动叛乱，攻占了喀什噶尔（今喀什）、英吉沙尔、叶尔羌（今莎车）、和阗4城，企图复辟和卓家族统治。道光皇帝调集吉林、黑龙江、陕西、甘肃、四川四省兵力3万余人，在新疆人民的帮助下，终于道光七年三月击败张格尔，收复了国土。因此朝廷内部主张在新疆建立行省的呼声渐高，但又陷于经济不景气，财力匮乏的窘境。从左宗棠这首诗可以看出他对西部边疆形势透彻、冷静的分析。认为置省是非常必要的，应当逐渐推行之，同时也要照顾到国家财力的承受能力，为此实行军队屯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

“念裕堂”是韩冲先生的斋号，亦为笔名。此段注解存在一些细节问题，如左宗棠入读城南书院是在1831年，而非1830年，可参考罗正钧的《左文襄公年谱》。再如“宁”，作者释为“岂，难道”，不如释为“宁可，宁愿”更顺畅些，兴屯（不一定只有军屯）多少是需要投入的。更主要的问题在于，韩冲先生按照自己的想法修改了左宗棠的原诗，并在网络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事实上左诗的原始版本不难找到，网上就有《左文襄公文集》电子版，下图是朝华出版社的影印版：

《左文襄公文集》，朝华出版社，2018年4月版

可见此诗本来是这样的：

西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

橐驼万里输官稻，沙碛千秋此石田。

置省尚烦它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

将军莫更纾愁眼，生计中原亦可怜。

韩冲先生认为首句“環”字乃“擐”之误，大概是因为“环兵”不太好理解，而“擐甲执兵”则是成语，所以应该是“擐兵”。此说不妥，首先“擐”是穿的意思，穿上兵器——显然不能这么简化，即便可以用“擐兵”，也应出自“服兵擐甲” （《国语》）。其次“环兵”可以说得通，“在西域周围（周边）部署兵力、用兵”，且前人诗句中有类似用法，如张栻《和德美韩吏部笋诗》“错立环兵卫”。 再看第四句，韩冲先生将“此”改为“比”，也纯属猜测，没什么根据。事实上，改成“比”反而不好解释，而“此”可以理解为“是此”，这样就解决了词性对仗问题——如果这是问题。 第五句“它日”和“他日”，这应该是韩冲先生无心之错，现在一般来说“他日”用得较多，不过作为古籍，还是保留原来的用法为好。

　　《左宗棠诗集编年笺释》读后感(二)：谈谈左宗棠挽胡林翼联

　　论酒则弟胜兄，论才则兄胜弟，此言我敢承哉。召我我不赴，哭公公不闻，生死暌违一知已。世治正神为人，世乱正人为神，斯语公自云耳。功昭昭在国，心耿耿在民，古今应许此纯臣。——左宗棠胡林翼画像

左宗棠与胡林翼为一生挚友，后者英年早逝，但《左文襄公全集》中却找不到左宗棠写给胡林翼的挽联，令人不解。事实上，左宗棠是写了的，如刘江华先生的《左宗棠传信录》就曾提及此联：

论才则弟胜兄，论德则兄胜弟，此语吾敢承哉？召我我不赴，哭公公不闻，生死暌违一知已；世治正神为人，世乱正人为神，斯言君自道了！功昭昭在民，心耿耿在国，古人期许此纯臣。

刘先生并在书中做了一些解释：

挽联上句，主要记述自己和胡林翼的情谊，左宗棠与胡林翼兄弟相称，将胡林翼称为自己一生的“知己”；下句则盛赞胡林翼“功在民”、“心忧国”，褒扬胡林翼为国为民所立的功劳，将胡林翼比作“纯臣”。

尽管如此，我仍觉费解，于是在网上搜了一下，发现该联有多个版本，其中李宁先生发表于《松辽学刊（社会科学版）》（1987年04期）的《左宗棠发迹起因探析》一文差别较大，兹录如下（不同处加粗标出）：

论酒则弟胜兄，论才则兄胜弟，此言我敢承哉。召我我不赴，哭公公不闻，生死暌违一知已。世治正神为人，世乱正人为神，斯语公自云耳。功昭昭在国，心耿耿在民，古今应许此纯臣。

李文谈及联语来历：

1861年9月, 太平军攻克黄州，迫近武昌，胡林翼惊忧成疾，呕血而死。“公为文哭之尤哀”（《年谱》79 页）。我先六伯祖父李元甫公（元甫公是前清秀才，清朝末年曾历任湖南宜章、四川酉阳、开县、巫山等县的知县。与左宗棠的得力部将山西按察使陈湜有姻亲关系）生前曾谈及，当时，左宗棠有挽胡林翼联。

网上搜到的基本是刘江华先生的版本，或者略有变化，但李宁先生的版本却能解释我的一些疑问。（“公为文哭之尤哀”，指左宗棠所作《祭胡文忠公文》。）

“论才则弟胜兄，论德则兄胜弟”，按后句“此语吾敢承哉”，当是胡对左言（胡以弟自称）。这就说不通，胡林翼不可能这么说话——即自己才华胜过左宗棠、道德则不如（哪怕他内心真这么认为）。胡对左的才极为推崇，曾在给他人的信中评价左为“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右者” ，怎能说自己的才华还要高出左？至于要在道德或德性上作比较，也是不妥当的。

而“论酒则弟胜兄，论才则兄胜弟”就比较好理解，可以视为朋友间亦真亦假的戏言，也能见出胡林翼对左宗棠的推许之意。

下联前两句出自胡林翼挽罗遵殿联：

世治正神为人，世乱正人为神，一室贞魂光国牒；大节忠臣不生，大名忠臣不死，千秋遗恨付胥涛。

世间太平，正神愿意转世为人，世间混乱，正人救世为神。（该联在网上搜到另一个版本，“大节”作“大患”，出自《罗氏家训、祖训、祠堂训联》，盖指伍子胥以勾践为大患。）

据此，我认为李宁先生的版本应该是左的原作，且认为不妨作如下修改更好些：

论酒则弟胜兄，论才则兄胜弟，此言吾敢承哉？召我我不赴，哭公公不闻，生死暌违一知已。世治正神为人，世乱正人为神，斯语君自云耳。功昭昭在国，心耿耿在民，古今期许此纯臣。

需要说明的是，“功昭昭在国，心耿耿在民”为互文，不过一般习惯用“功在国家”，或“功在社稷”。

《左文襄公全集》不收录该联，可能因为散佚——左自觉不妥，未予保存，比如兄弟相称是私下的，名义上胡林翼还是晚了一辈，或者“酒”字不够庄重（所以有了改版？），又或者上下联对仗不够工整……实情如何，已经难以考证了。

一点说明：

后来请教刘江华先生，答复是：“左宗棠挽胡林翼联，见《左宗棠全集》附册第305页，岳麓书社1996年7月第1版。原来在页下有注解的，后因为节省些篇幅，删掉了一些注解。”

手边没有《左宗棠全集》旧版，查2014年8月版，发现与刘先生引用的有所不同：

论才则弟胜兄，论德则兄胜弟，此语吾敢当哉？召我我不至，哭公公不闻，生死睽违一知已；世治正神为人，世乱正人为神，斯言君自道耳。功昭昭在民，心耿耿在国，古今期许此纯臣。

注解是：据沩宁管窥居士编辑《挽联合编》卷四《仕宦类》（谢萃珍堂藏版）辑。

网上搜了一下，《挽联合编》刻于光绪十年（1884年），其时左宗棠尚在，不过距离胡林翼去世已有二十多年了。

2018年11月22日初稿，次日附说明；2021年1月17日修改。

　　《左宗棠诗集编年笺释》读后感(三)：左宗棠改联语

　　

“双十一”那天看到弗虑弗为（作家胡成网名）发的一则微博：

左文襄公行楷联「有时出敦行芳草，长日临池看落花」，款「左宗棠」，钤白文「大学士章」、朱文「青宫太保恪靖侯」。湖南省邵阳市博物馆藏。

有人回复不解“敦”字含义，认为用城郭的“郭”则比较通顺，胡成自己也不清楚；又有人说是唐人戴叔伦的诗“有时出郭行芳草，长日临池看落花”，如此看来当为左氏笔误。但这样明显的错误令人奇怪，于是网上搜了一下，发现一篇文章，《左宗棠书联“敦”字考》，发表于1994年第1期的《邵阳师专学报》，作者为刘伟顺先生。

该文介绍了此联来历：

1988年4月，隆回县文物管理所袁百千同志在金石桥镇马过桥村古稀老人游永藩先生处收集到一幅左宗棠亲书的七言对联。上联：“有时出敦行芳草”，下联：“长日临池看落花”落款题“左宗棠”三字，并钤有“大学士章”、“青宫太保恪靖侯”两枚篆印。据游先生介绍，这幅对联是从他岳父那里得来的，他岳父原是左宗棠的部将。1990年5月31日，《中国文物报》发表了这一消息之后，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争论，争论的要点是上联中的“敦”字。

然后列举了三种看法，分别是是东堂先生的《一幅有笔误的对联》、祝尔康先生的《“敦”字无误辩——与东堂先生商榷》、史树青先生的《左宗棠书联有出处》。东堂先生认为：

上联中的“敦”字，很清楚地可以看出是“郭”字的误写。理由是：(一)、“敦”字与“郭”字字形相近，只偏旁有异，左氏笔误，书为“敦”字；(二)、从全句内容看，“出敦”无法解释，而“出郭”即出郊之意，与“出郭行芳草”意思相合；(三)、七言联的平仄对仗，“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此联上下句第四字“敦”字与“池”字都是平韵，对仗不工，应以“郭”字为是。

东堂先生并认为左氏明知有笔误，“但不忍舍弃，仍保存下来，随便给了朋友”。其价值如同是“错版”的邮票，是很稀见的。

祝尔康先生提出不同意见：“敦”字除作dūn外，还可读作duì，乃古代盛黍稷之器具，“出敦”与“临池”对举。“出敦”谓拿着器具出门去收获谷物果蔬，指代偶或外出学做农事，临池指在家练习书法。因此，敦字读如duì，做器具解，无论从内容，对仗、指代、音韵哪个方面看，均无不妥。所以，东堂先生的“左氏明知有误，但不忍舍弃，仍然留着随便送人”之说是不足信的。

而史树青先生则指出：左宗棠书联是出自唐人戴叔伦《寄刘禹锡》诗中，原句为“有时出郭行芳草，长日临池看落花”。据此，史先生认为：左氏书联中的“敦”实为“郭”字之误。

上述争议的时间为1990年6月至8月，此后不再有异议，笔误说似已定论，直到刘伟顺先生发表那篇文章。刘先生经过几年时间的反复思考推敲，认为左宗棠是有意改动，详细如下：

正如祝尔康先生所说，左氏乃一代名士大儒，他决不会“敦”、“郭”不分的。而且在落款处慎重其事地写上了“左宗棠”三字，并加盖了“大学士章”、“青宫太保恪靖侯”两枚印章，可见这幅对联是他的得意之作。所以，可以肯定，左宗棠在写好这幅对联之后，一定要经过仔细检查才加盖印章的。因为这幅对联没有上款，可见他并非受人之托或有意写出来送人的，而是写来供自己玩赏。当时也可能挂在他自己的卧室或书房中，后来才落入他的部下——游永藩先生的岳父之手，至于是左氏赠送他或是其他什么原因所得，则不必去胡乱猜想了。左宗棠为什么要把“郭”字改写成“敦”字？这才是真正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据《康熙字典》、《辞源》等书的解释，“敦”字有多种意义，其中最主要的可释为敦厚、土堆、器具、布陈、屯聚等，前面的三种解释，与对联全文的意思是显然不相通的。而将“敦”字释为“布陈、屯聚”则是合适的，《诗·大雅·常武》：“铺敦淮濆，仍执丑虏。”《汉书·杨雄传·甘泉赋》：“敦万奇于中营兮，方玉车之千乘”（见《辞源》P1347页）。这里的“敦”字与“屯”相通，又可引申为“军营”。因此，左氏对联中的“出敦”，也就是“走出军营的意思。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左宗棠的生平事迹找到依据。……因左氏的对联落款处铃有“大学士章”、“青官太保恪靖侯”两枚印章，可知这幅对联的写作时间是在清光绪三年之后，即在他的晚年所书。这一时期，左宗棠虽然年事已高，但仍然是戎马倥偬，转战疆场，他的生活，主要是在军旅中度过的。所以，他在借用戴叔伦的诗句书为对联时，有意地将原句中的“郭”字改为“敦”字，使之切合自己的生活环境，这是很自然的现象，也是古人常用的手法。因此，把“郭，字改为“敦”字，是左氏结合自己的生活环境的再创作，而决不是他的笔误所致。我们再从另一方面去思考和推敲：如果左宗棠完全采用戴叔伦的原句“有时出郭行芳草，长日临池看落花”书为一联，从格律和音韵等方面看，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它与修改之后的对联相比，则显得平淡乏味得多了。采用原句，是完全抄袭古人诗句，毫无新意；而经过这样一改，使旧句换新意，既体现了作者的创作才华，又切合了作者的生活环境，可谓起到了画龙点睛的特效。怎能把左氏的这一创作成就说成是“笔误”？再从音韵的角度来看，当“敦”字作“屯”解，读如tún，属平声，与“池”字相对，在平仄关系上的确欠佳。但是，古人在作诗题联时，为了用词准确，亦往往不拘一格。如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诗的第一句：“故人西辞黄鹤楼”七个字中，只一、六两个仄韵字，其余五个早都是平韵，显然不合七言诗的格律，但谁也没有理由说李白的诗用错字了。因此，以左氏联中“敦”字与“池”字平仄不合，就认为“敦”字必是“郭”的笔误，这个观点也是不足取的。

我赞同刘伟顺先生的观点，只是“敦”的读音应该并非tún，而是dūn。对于“铺敦淮濆，仍执丑虏”的解释，郑玄笺：“敦，当作屯……陈屯其兵于淮水大防之上以临敌。”马瑞辰《通释》：“敦、屯古声近，通用。”“敦”、“屯”音近，但并不相同。

其实左宗棠修改联语非此一例，刚才在孔夫子网搜索“左宗棠 书法”，首先出现的就是如下的木刻拓片：

“应须江海寄清旷，旋写丹青自校讐”，即是改自陆游《秋晴见天际飞鸿有感》诗：“应须江海寄旷快，肯为霜雪嗟飘零”。左宗棠将上联的“旷快”改成了“清旷”；下联则完全改写。“丹青”这里指史籍，古代丹册纪勋，青史纪事，文天祥《正气歌》“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经此一改，自可见左氏的胸襟、气魄及自负。

值得一提的是，做过宣统帝师的陈宝琛也改过此联：“应须江海寄旷快，自有豪俊相追攀”，该联后来曾为革命党人如孙文、黄兴等人引用和书写。陆游诗以“江海”对“霜雪”，为平仄对平仄，陈宝琛联中“豪俊”亦为平仄，左宗棠用“丹青”作对，更符合对联的规范；由此也可见，用“出敦”对“临池”并无不可。

写于2018年11月16日，次日略改；2020年1月20日再改。

　　《左宗棠诗集编年笺释》读后感(四)：同治平定陕甘之乱，左宗棠与李鸿章及淮军大将刘铭传的一段佚史

　　来源：天涯社区，发表时间：2010.11.10-2010.11.24 作者：平湖月满，民间史学爱好者，著有《河山曲——追寻一个真实的左宗棠》 。 仅为作者个人观点，请读者自行甄别。

刘铭传

　　不少文章提到，刘铭传曾经因为跟左宗棠关系不睦，于是离开铭军，辞职回家，赋闲十多年。更有甚者，说左宗棠对刘铭传进行了排挤，从而造成了上述状况。在百度刘铭传栏目的介绍中，也说刘铭传“接到慈禧太后命令他随时密报左宗棠军情的密旨，因而对左宗棠上奏不实之处予以揭露。左宗棠得知内情，与刘铭传交恶。”持这类说法的人，往往一语带过，并不涉及任何事实。

　　笔者在不经意中翻阅了一下相关史料，发现了一段几乎从来不被人们提及的历史。

一、湘军陕甘受挫，袁宝恒突然奏请裁并老湘营等军，并绕过左宗棠调集军队“助战”

　　谁都知道，刘铭传自程学启阵亡之后便是淮军将领中的头牌，跟左宗棠势若水火，这是明摆着的事。左宗棠从来没有去过问淮军的内部事务，他们也并未在一起共事，按照常理，二人之间不可能产生什么不睦，更不可能由于左宗棠的原因将李鸿章的爱将从淮军中排挤回家，真要有这样的事，李鸿章能够坐视不管一言不发吗？如果仔细翻一翻刘铭传的履历不难发现，他是个非常爱回家的人。淮军中许多将领都通过虏获发家，刘铭传是其中之一，当然也就有较强的及时享受这些财富的欲望，于是，从曾国藩剿捻时开始，他就经常以各种理由回家了，那么，在家里呆得好好的，刘铭传为什么会突然跑到陕西去了呢？

　　李鸿章尽管在军事上才能有限，但却依仗着大把银子购买了洋枪洋炮武装淮军，并将其扩展到七八万人，拥有了当时首屈一指的实力，并且超越了曾国藩，成为事实上的晚清第一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一直没有忘记对于左宗棠的打压，在李鸿章的朋僚函稿中，留下了数量极大的攻击左宗棠的文字，竭力进行唱衰、贬低，透过这些文字，不难看出李鸿章是非常希望看到左宗棠一败涂地的。

　　终于，李鸿章似乎等到了这样的机会。

　　同治八年（1869年）岁末，在甘肃金积堡一带，有两千多回军突破清军防线，进入陕西，攻克定边县城之后到达榆林、延安，一些骑兵更深入陕西关中地区，尽管这些回军人数不多，但因为陕西许多县份都有他们出没，于是纷纷报警。清廷大惊，急令左宗棠和署陕西巡抚刘典立即部署兵力保障陕西安定，因为此时战事只在甘肃进行，陕西已经属于后方了。

　　就在这种情况下，第二年二月初九(1870年3月10日)，为左宗棠办理西征粮台的翰林院侍讲学士袁保恒突然上奏，声称西路军情紧急，陕西北部地区贼势狓猖，左宗棠所部老湘军、卓胜军“饥疲之余，现存不过十之五六”，陕甘战场已经出现严重危机，建议清廷将这两支军队裁撤归并，以节省军饷移作续调的淮、皖各军之用。

　　更有意思的是，身为后勤人员的袁保恒，竟然在左宗棠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从河南调来了军队，并且“后路亦将续至”，除了已经到达陕西的之外，还将源源不断地开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在这种情况下，金积堡战场发生了一件更大的变故：二月十五日（3月16日），左宗棠手下的第一号战将老湘营统领刘松山在作战时左胸中弹，当晚不治身亡。于是，陕西的一些官员在某些权势者的怂恿下，更进一步向清廷告急，这类文书像雪片一样朝北京飞去。

　　二月二十六日（3月27日），清廷命令湖广总督李鸿章赴陕西“督兵剿办”。

袁保恒手书“只手擎天”，陕西华山摩崖

　　袁保恒是原兵部尚书袁甲三的二公子，也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袁世凯的叔叔，跟李鸿章有着非比寻常的渊源。他虽然由清廷调赴左宗棠行营听候差遣，但岂是久甘人下之辈？陕甘本来就是个十分贫苦的地区，又在左宗棠手下当差，各级官员就更加雪上加霜，苦不堪言，许多人一听说去陕甘，头都大了，避之唯恐不及，袁保恒却不以为苦，一头钻了进来，这种反常的举动，当然不会没有原因。

　　他一直在等待时机，这时，苦苦等待了两年多的机会终于来到了，在他看来，陕甘地区战局的重大转折已经出现。老湘营是左宗棠最得力的一支主力，真的按照袁保恒的建议裁撤了这支部队，对于左宗棠意味着什么，应该不言而喻，而他自己则抓紧时间着手准备工作，这种准备的第一步，就是从河南、安徽调来部队；第二步，请来李鸿章撑腰。李鸿章来陕西，当然只是走个过场，他只是来主持对于左宗棠的接收工作，等到办完了这件事，李鸿章就完成了此行的使命，他当然是不会留在西北这种苦地方的。

　　然而，就在这一片紧锣密鼓声中，左宗棠部署兵力，迅速结束了陕西的混乱局面，突破防线进入陕西的回军纷纷撤回甘肃，三月初七日（4月7日），左宗棠的奏折中已经明确声称：“现在延、榆、绥一带及韩城、郃阳、同州续无警报，似窜陕之贼实已全数西趋。”这时候，距离袁宝恒的奏折上传，仅仅只过了二十多天，尚不足一月。

　　按照清廷的要求，左宗棠对刚刚转来的袁保恒的奏折作了答复，毫不含糊地挑明，袁保恒的说法，“按之目前实在情形，不甚符合。”

　　他说，军营里勇丁的数额，时间长了，由于打仗时的伤亡、病故、逃亡、处分除名等原因，都会造成缺额。但刘松山的老湘营曾经在上一年的四月由湖南招募了一批新兵，因为应募者较多，不仅补足了额定的人数，还多出一千余名。另外收编了降将董福祥的两千多人，人数也超过额定数字的一半。老湘营多为湖南人，且伤亡较大，于是又让山西按察使、湘军将领陈湜在调任甘肃时招募了从前的旧部两千五百人随行，以补充缺额，这些人都是湘籍的。董福祥部的缺额，则由其原来的部众中就地招募。刘松山阵亡之后，自己命令刘松山的侄儿刘锦棠接统老湘军，所驻扎的防线不仅没有缩短，反而比原来延长了八十里，如果真的士兵不能足额，这种情况怎可么可能？

　　袁保恒在左军办理西征粮台，主要职责是催提各省的协饷，而这些军饷的运解、分拨，则是由驻陕军需局的沈应奎负责，袁保恒仅仅负责催提，不管分派和运输，因此，他根本就没有任何掌兵的理由。并且，如果陕甘的部队真有裁撤、增调的需要，也应该先跟主官商量，怎么能由这样一个后勤人员私下做主呢？更奇怪的是，袁保恒竟然在没有跟自己打招呼的情况下，就能够从河南、安徽调来部队，眼下，这些部队正源源开进陕西。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显然是无法解释的。

　　针对以上情况，左宗棠明确表示：根据陕西各郡县禀报，陕西境内已经没有回军出没，运输道路也已经完全畅通，新到的由袁保恒调来的皖、豫两省军队在陕西没有地方可以安置。因此，已经到达陕西的部队，应该调往甘肃平凉前线，由左宗棠安排，还没有到来的淮军、皖军，应该全部停止，就地遣撤，以免兵多饷绌，造成浪费。

　　左宗棠的理由无懈可击，清廷不得不按照他的意见处理了袁保恒所调遣的部队，并且申斥袁保恒“实属冒昧”。这种申斥，当然也只是做做样子的，试想，一个职权有限的后勤人员怎么可能私下里从其他省份调动军队？不是为了取代左宗棠，袁保恒又怎么可能对这件事如此上心？这后面当然有跟清廷之间的沟通和默许，更有某些大佬的支持，只是由于这一切都是在暗中进行的，且后来都未能按照原来的设想实施，真相便都湮没在时间长河中了而已。

　　袁保恒虽然受到了申斥，但李鸿章的调陕则无法中途停止，只能依然按照原计划进行。看看李鸿章在这一段时间里的言论，也是挺有意思的。

　　本来，由于贵州出现民变，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已经奉调前往那里弹压。但是，袁保恒认为陕甘的变局已经到来，机会不容错过，因此函告李鸿章，让他暂缓贵州之行。李鸿章在跟别人谈到这件事时说：“筱午（袁保恒）以金积堡久攻不下，回骑四出，扰及秦中，惧其乘虚远窜，缄请敝军少缓进发。”

　　这种情况当然是李鸿章所求之不得的。

　　他当时就回信袁保恒询问：“寿卿（刘松山）攻马五堡阵殁，失此良将，陇事殆不可支，殊为痛悼。老湘营归何人接统，能否不至溃退，军气既馁，贼胆必张。”

　　按照袁保恒的情况通报，李鸿章认为这次左宗棠必败无疑，即使有人接替刘松山，也不过苟延残喘，勉强支撑而已，一个推倒左宗棠的天赐良机终于来到了。

　　李鸿章在给安徽巡抚英翰的信里谈到了这样的看法：“寿卿星殒后，左帅令伊袌刘锦棠与提督黄万友接统湘营，已是弩末。粮路久阻，仅宁夏一隅，岂足供诸军搜刮东南，雷纬堂周兰亭等屡次挫衄，正月间周已先溃，雷尚被围，黄鼎统万人赴援，不知能否全军而退。金提军卓胜全营，万余湘军孤悬绝地，似应移师就粮，以图复振。左公计不出此，徒令善臣解粮前去，恐无补救之法，则陇不可图，秦更不支矣。”

　　李鸿章认定，左宗棠手下的部队已经处境十分窘困，应该撤退到粮食供应充足的地方去，而不应该继续艰难地往前沿阵地运粮，这样僵持下去，恐怕不仅拿不下甘肃，连陕西也保不住了。显然，让左宗棠主持西北的事务，是不会有任何好结果的。

　　在给曾国藩的信里，则说得更加明白：“寿卿星殒后，左帅派伊袌刘锦棠与黄万友代将，暂维人心。嚄唶诸将岂易调摄，加之粮运久梗，仅恃金都护由宁夏偏隅解济湘卓两军数万人之食，而并无退兵就粮一字之令，刚愎无理，恐自取败。”

　　这段话里，李鸿章认为派刘锦棠与黄万友统领老湘营，顶多只是权宜之计，那些平日里咋咋呼呼、盛气凌人的将领们，根本就不是随便派个人去就摆布得了的，再加上粮食运输道路早就被阻断了，仅仅靠时任宁夏副都统的金顺接济卓胜军和老湘营数万人的粮食供应，根本不去考虑退兵，实在太固执了，完全是自取失败。

　　他在给两江总督马新贻的信里则说：“陕回东窜，近又遁扰北山及邠凤西路，金积堡湘卓等军退扎数里。粮路仍梗，雷纬堂溃围而出，仅剩千数百人，河狄大股复出窜扰，季叟（左宗棠)忧劳多病，秦中恐有糜烂之局。”

　　他告诉这位同年，现在陕西出现回军的袭扰，金积堡的部队扛不住，后撤了好几里路，粮食运输道路仍然不通，提督雷正绾的部队好容易突围出来，只剩下一千多人，南面河州的回军也派出大队人马袭击左宗棠的部队，左老头自己又愁又病，陕西那边，恐怕会一踏糊涂了。

　　在给四川总督吴棠的信中说：“甘事自刘寿卿战殁，雷纬堂溃退，回势复张。左帅尚勉撦，正恐日坏一日。”

　　继续唱衰，甘肃的情况很糟，但左宗棠却一直勉强扯住不放，只会一天比一天更糟。

　　……

　　如果翻开李鸿章全集，可以发现里面对于左宗棠的这类评价极多。其实，李鸿章贬低左宗棠，在脾气二字上做做文章倒也罢了，总是在军事指挥能力上进行攻击，其实是很可笑的。

　　在用兵方面，左宗棠跟李鸿章根本不是一个层次、一种境界，其表现和感觉当然也完全不同。尽管左宗棠自从出山领兵之后，在兵力、饷力上总是艰阻万分，但却从来没有出现过李鸿章那样因为战略战术部署不到位而大败的局面。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李鸿章根本无法揣摸左宗棠究竟是怎样打仗的，他对于左宗棠的估计总是不着边际，也就毫不奇怪了。

　　等到李鸿章兴冲冲地赶到陕西，发现那里早已恢复了平静，跟自己之前的设想大不相同，李鸿章和他的两万多人马，完全是多余的，不得已，只好让手下的周盛传等人去北山“剿匪”，支撑脸面。

　　原来打算一脚将左宗棠踢开的如意算盘显然落空了，再呆在陕西也十分无趣，恰好，由于朝中有人，李鸿章高升直隶总督，接替曾国藩的位子，因此，仅仅在西安待了十天，便急急忙忙地离开陕西赴任去了。

　　按照原来的计划，只要陕甘的情况继续维持一些日子，就不难名正言顺地活动朝廷下旨，让袁保恒取代左宗棠，或者让另外一个部下去代替这个宿敌，由于各项准备工作早就在进行了，替代的部队也已到位，这种取代根本不用费多大的事情，只要一道圣旨，一切问题就全部解决了。但是，左宗棠处理得干脆利落，仅仅两个月便结束了陕西处处告急的情况，这使李鸿章的陕西之行变得师出无名，非常尴尬。另外，由于袁保恒将自己的野心暴露无遗，在左宗棠的质问面前难以招架，似乎不好再混下去了，因此，在陕西期间，李鸿章替袁保恒向朝廷申请调离，但没有获批，这样一番周折之后便匆匆将袁保恒调走，朝廷也太没面子了不是？

二、刘铭传率领二万淮军入陕，意图取左宗棠而代之

　　李鸿章带着他的两万多淮军离开陕西，前往河北上任。事情至此本来应该结束了，然而情况并非如此。

　　早在此前的好几个月，同治八年六月初六（1869年7月14日），李鸿章给正在家居的刘铭传就写过一封这样的信：“前接三月初五日来书，久无嗣音，未知踪迹在何处？传言与李良臣盘桓六霍一带纵饮张乐酣嬉淋漓，欲效信陵公子酣酒妇人以自乐耶？似未宜尔多读古人书，静思天下事，乃可敛浮气而增定力，窃愿吾党共勉之。如公之才识声望断非终老林阿者，及此闲暇陶融根器后十数年之世界，终赖扶持，幸勿放浪自废为祷左帅由乾邠进驻泾州，甘军冗乱，几不可治，未治军何从灭贼，内意不得不暂属之，虑其老而踣也。”

　　这里清清楚楚地告诉刘铭传，左宗棠刚刚从陕西的邠县经过乾县进驻甘肃的泾州，甘肃的军队乱得没办法收拾，官军自己没有很好整顿，怎么能够打赢回军呢，朝廷的意思，是暂时将那里交给他，其实他老得都快倒下了，不能不这样将就。这封信透露了一个秘密：早在左宗棠还没有进入甘肃的时候，李鸿章就已经在瞄着他的位子了。

　　李鸿章离开陕西到直隶上任之后不久，清廷发布一道上谕，说是直隶附近的淮军，加上李鸿章带去的人马，已有三万多人，“以有用之兵，置之无事之地，徒耗饷需，若以百战劲卒遽予裁撤，亦属可惜”，按照这样的理由，便打算让刘铭传驻扎陕西，预防再出现去年年底的情况。至于楚军和淮军彼此不和，由于陕事甘事各有责成，料不敢各存意见。如果刘铭传不适合到西边去，到其他省份更合适些，也希望听听李鸿章的主意。当然，这些情况，都是后来在已经公开的史料中看到的内容，这些情况的背后有些什么内幕，人们不得而知。

　　根据这份上谕，李鸿章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这样说：“淮军于北路人地较宜，……杨岳斌谋勇沉毅为水师第一名将，而局量稍偏，促令统帅陆军，易南而北，用违其才。又值粤捻未平，饷力难分，军多溃变，于是陕甘蹂躏尽矣。而杨岳斌亦愤不再出此两失之道也。刘蓉刘典皆带楚军，迭任陕抚，左宗棠继往督师，论者每谓楚军宜于南而不宜西北，曾国藩亦当为是言。然左宗棠每欲专用楚军平回匪，近因事机屡变，稍掺用雷正綰，黄鼎、金运昌、傅先宗等，而于他将仍凿枘不入。现在围攻金积堡破坚寨，即得手，马化漋一股若可歼除，甘事当渐起色。若甘军稍振，则陕事亦松，似无需别置一军，致左宗棠或生疑忌。臣前赴陕，本拟自秋后即请撤归者，正为此也。兹谕旨以陕省兵力空虚，深虞该匪窜突，拟令刘铭传督办陕西军务，自系备豫不虞之计。臣查刘铭传志勇才略可当一面，于军事历著成效，久在圣明洞鉴之中，其治军以操练纪律为要，爱民除害为本，至其意度豁达，性情爽直，能驾驭将士而使各尽力，能决机俄顷而应变不穷，近年辞官归里，折节读书，深明大义，其志趣愿为国家效死力雅，不欲以武人自居……”。

李鸿章

　　这段话，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左宗棠和他的湘勇是南人，不适合陕甘作战，即使硬要在那里继续下去，也不会有好结果，之前的陕甘总督杨岳彬、陕西巡抚刘蓉、刘典，都已经证明了这样的规律。相反，刘铭传是北人，对于陕甘地区的作战，应该把握大得多，虽然他只是一个武夫，但居家期间折节读书，不欲以武人自居，已经完全具备了当文官的能力。

　　这种说法的意图再清楚不过，刘铭传完全具备取代左宗棠的条件。仔细想想挺可笑的，左宗棠因为举人问题，遭到了非常强烈的抨击，而刘铭传虽然读过几年私塾，却连个秀才的功名都没有，此时，仅仅据李鸿章所说“居家期间折节读书，不欲以武人自居”，便可以超越左宗棠了——天知道他在家赋闲德这段时间里，是不是真的日以继夜地苦读，果真在学问方面赶上了左宗棠的举人水平。关于刘铭传的学历低下问题，一些人是用刘铭传的话来解释的：“大丈夫当生有爵，死有谥，安能龌龊科举间”，这样，没有任何文凭便成为一件壮举，跟左宗棠那个饱受责难的举人问题比较一下，这些炒作者手法之高明，实在不能不令人由衷赞叹。

　　于是，清廷按照李鸿章的答复下旨，命令刘铭传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督办陕西军务。李鸿章将他的28营铭军补足40营，整两万人，浩浩荡荡开赴陕西。此时只要清廷再发一道上谕，刘铭传就可以走马上任当上陕甘总督，左宗棠则只能灰溜溜地回他的湖南老家当湘上农人去了。

　　然而，甘肃的情况与李鸿章事前的预料完全相反，刘松山去世之后，前线形势出现突变，左宗棠当机立断，迅速做出了决定：年仅二十六岁的刘锦棠接统老湘营，而早已身为提督，无论职务还是资历都远胜刘锦棠的黄万友，却只担任了副手。左宗棠曾经去信安慰他，想给他做一点解释工作，黄万友却回信表示：“左公岂意万友怏怏不尽力耶，万友虽武夫，大众所稔闻，何至沾沾权力若此？”——难道您以为我会闹情绪、不尽力吗？万友虽然是个粗人，可大家都知道，我绝不会对权力地位如此斤斤计较！

　　这时，部队刚刚遭受挫折，军心不稳，有些将领自恃资格老、战功多，对刘锦棠这个年轻人颇有点不以为然。刘锦棠对他们谦谦有礼，十分尊重，而老资格的黄万友则铁面无私，对这些人严申军纪，一点不讲情面。两位新上任的将领配合十分默契，于是，“上下辑睦，军声大振”，很快就度过了刘松山阵亡以后的不稳定时期，金积堡前线战事，节节胜利。

　　事实再一次跟李鸿章开了个玩笑，就在刘铭传马不停蹄赶到陕西的时候，金积堡之役结束了，不要说陕西已经没有什么危险，就是整个甘肃，经过最艰难的金积堡之役，往后的战事也简单多了。李鸿章所说的湘勇不适合北方作战的神话完全破灭，他此前关于甘肃战局的种种预言，也只能看作笑谈。

　　和李鸿章赴陕时一模一样，刘铭传的两万大军此时开进陕西，又一次师出无名，陷于非常尴尬的境地，他们千里迢迢赶来，却完全无可事事。面对这种局势, 不要说刘铭传了, 就连李鸿章也悻悻不已，他在给刘铭传的信中这样说：“看来宁灵一路，似可克期荡定，北山零星匪勇，不值大军剿办，或分遣一二小枝，纵横兜击，总以良吏招垦良将镇抚，渐靖根株。定靖非屯扎重兵之地，此议可缓办矣。兄前入秦，即觉味同嚼蜡。目前将军无用武之地，俟西北肃清，拟请撤防，措辞固顺，内意惯疑虚捷，未甚释然，恐未能得大解脱，幸少忍耐沉几，待时可乎？”

　　李鸿章的话，充满了失落和遗憾，西北的形势太出乎意料了，刘铭传此行的目的已经完全落空，“味同嚼蜡”四字，既是安慰刘铭传葡萄是酸的，也的确刻画出李刘二人此时进退两难，尴尬无比的境况。但立刻撤走，也不合适，便劝刘铭传先忍耐一段时间，再等待机会。

　　照道理，左宗棠的作战地区在甘肃，刘铭传的身份是督办陕西军务的钦差，那么，你尽可以在陕西范围内督办你的军务，左宗棠在甘肃打自己的仗，不会对刘铭传进行任何干涉，只要各守本分，两人完全可以井水不犯河水，已经上了年纪的左宗棠，每天自己的事情都忙不过来，根本没有剩余的精力去搞摩擦，怎么会跟刘铭传产生什么矛盾呢？其实，左宗棠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的情况，恐怕未必如此。

　　 陕西并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也根本用不着两万装备精良的重兵驻扎，这是明摆着的事情，但刘铭传本来就不是去陕西办事的，清廷调刘铭传西来的真正目的是担任陕甘总督，将左宗棠赶回老家去。当然，这个目的不能明说，由于刘铭传赶到西北需要走一段时间，一开始就直接宣布这样的决定，如果左宗棠在这段时间里消极怠工，甘肃战场很可能出现重大逆转，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清廷当然不会这样草率。但这个趋势则再清楚不过了，此前李鸿章来陕西，已经扑了个空，数月之后，刘铭传又率领重兵赶到陕西，来这里干什么？如果仅仅是为了担心陕西空虚，让刘铭传带上他原有的28营人马已经足够了，但李鸿章却将他的部队扩充到40营，这么多士兵难道不用吃饭、不用发饷？仅仅驻防陕西充当预备队，用得着花那么大代价、调去那么多人吗？再说，仅仅督办陕西军务，当然就是武官了，李鸿章用得着特别对清廷说，刘铭传一直在家折节读书，不甘以武人自居，希望当文官吗？此行真正的目的地，当然不是陕西，而是甘肃。

　　当时，潼关地区已经有一部分跟淮军关系比较亲近的由河南派来的部队集结，后面还可以随时跟进；正在陕北的宋庆的毅军，实力雄厚，也跟李鸿章走得很近；李鸿章上次离开陕西之前，还留下了七个营；左宗棠手下跟老湘营一起作战的卓胜军，本是一支安徽的皖军，这支部队以前的统领叫郭宝昌，后来回家养病，此时也已由李鸿章奏报，专门从安徽召回来到陕西，做好了对卓胜军进行接管的准备；再加上刘铭传的两万铭军，兵力已经足够。只要刘铭传到达指定位置，一道谕旨发出，撤下左宗棠和他的湘军，这些部队立即补上，不会使战场出现漏洞，给作战对手造成任何机会。方方面面考虑得非常周详，因此，将左宗棠取而代之，已经只是个手续问题，一道谕旨就什么都齐了。

　　然而，就在这样的节骨眼上，金积堡战役结束了。这场历时十六个月的战役，是整个陕甘内战中最艰巨的一场战事，这个消息对于李鸿章和刘铭传来说，简直是个晴天霹雳般的噩耗。

　　如此漫长的时间里，左宗棠手下有四五千官兵减员，仅提督、总兵（相当于现代的军、师）级别的军官，就多达四十名上下，其中包括左宗棠帐下第一大将刘松山。在此期间，左宗棠个人也几度遭遇险情，当然，这种险情不是来自战场，而是来自身后。他曾经在家书中说：“我内无奥援，外多宿怨，颠越即在意中。”甚至一再要求家人做好抄家籍没的准备。

左宗棠画像

　　为什么这场战役会耗时如此之漫长、伤亡如此之重大？主要是作战条件造成的。

　　金积堡是个极其坚固的堡垒，它的围墙总长有4.5公里，厚10米，高13米，全部用黄土筑成，任何炮弹打上去都只能挠个痒痒，留下一点浅坑。堡墙四周以水濠环绕，即使挖洞炸墙之类的方法在这里也行不通。而金积堡的东西两侧，更有570多个大大小小的堡寨拱卫，其中不乏异常坚固者。

　　任何一个军事指挥者在这样的防御体系面前，都会大伤脑筋，因为除了强攻之外，找不到其他办法，而强攻的消耗将是极其巨大的，并且，在强攻中损失的都是冲在前面的最精锐的士兵。当时，左宗棠对周围的堡寨实施了强攻，对主堡则进行了围困，不仅耗时一年零四个月，而且伤亡巨大。对于这种情况，左宗棠背后的议论极多，清廷也曾几度另有打算，然而，阴差阳错，这些打算最后都没有能够成功兑现。

　　尽管事情非常不顺，原来的设想落空了，但刘铭传既来之则安之，原路返回是绝对行不通的，那样不仅他会很没面子，把所有的底牌都翻过来，事情都挑明了, 还会弄得朝廷也下不了台。

　　本来在陕西就无可事事，他当然非常希望能够进入甘肃，然后慢慢寻找机会，否则，怎么可能实现原来的计划呢？

　　然而，这一点又是左宗棠绝对不可能同意的。第一个原因，是铭军的待遇远远高于楚军，按照惯例，淮军每年至少发九个月的满饷，而楚军此时由于各省的协饷严重拖欠，再加上甘肃当时还有大批各族难民处于死亡边缘，必须从军饷中抽出钱来进行救济和安置，就更增加了军饷的紧张程度，因此，左宗棠的“西师”每年只能在年终时发一个月满饷。两支部队军饷发放情况相差如此巨大，如果并肩作战，产生的后果可想而知，作为统帅，左宗棠当然不能不从全局考虑，不可能允许刘铭传进入甘肃。从全局考虑，不可能允许刘铭传进入甘肃。如果并肩作战，产生的后果可想而知，作为统帅，左宗棠当然不能不从全局考虑，不可能允许刘铭传进入甘肃。

三、尹隆河之战鲍超救了刘铭传一命，反遭对方诬陷，郁愤成疾

　　左宗棠对刘铭传的敬而远之，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个原因跟一段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公案有关，这桩公案的另外一个主角，是曾国藩手下的第一员大将，湘军提督鲍超。

　　鲍超原籍四川，是个大字不识的粗人，由于作战勇猛，从士兵成了将军。鲍超字春霆，所以他的部队被称为霆军。而鲍超的霆军由于战功卓著，因此深得曾国藩的赏识，他本人也因为这样的原因，十分骄横。然而，当年他对在曾国藩幕中的李鸿章却情有独钟，因为在一个完全由湖南人组成的圈子里，他们两人是外乡人，由于这种原因惺惺相惜，走得很近，彼此多有关照，十分融洽。可是，后来由于刘铭传的原因，这种情况完全改变了。

　　攻克金陵之后，曾国藩为了打消清廷的疑虑，免遭杀身之祸，迅速裁撤了手下湘军的绝大多数部队，只有鲍超的霆军、刘松山的老湘营这样少数例外者留了下来。然而，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在跟捻军作战时中伏身死，曾国藩被任命为剿捻总指挥。此时，仅以霆军和老湘营参战，总共只有两万多人，兵力太单，重新招募又根本来不及，因此，只能依靠淮军，这样，淮军就成为剿捻的主力。

　　然而，在实战中，那些淮军将领一个个阳奉阴违，完全指挥不动，常常贻误战机。这时候，正是李鸿章在轻松超越左宗棠，羽翼丰满之后的另一个爬升阶段。照道理，即使淮军将领都是草莽出身，不懂规矩，可既然当了官军，无论如何总不会不知道军令如山四个字，也不会没听说过曾国藩是什么人吧，如果不是身后另有老大撑腰，谁敢公然违抗曾国藩的命令呢？难道真的不怕被执行军法砍了脑袋吗？然而，有李鸿章在后面作主，这样的危险不会发生，他们当然就肆无忌惮了。

　　由于淮军尾大不掉，长时间劳而无功，曾国藩只好向清廷上奏，请求让李鸿章自代，于是李鸿章便派了一名手下前来索取印信，然后走马上任。如此级别的高官在交接时不仅连个起码的仪式都没有，甚至互不见面，是十分反常的，被人戏称为仅仅来了一名摘印官取走了关防，就像曾国藩是个遭到贬责的犯官一样。曾国藩向清廷请求让李鸿章自代时特别声明，虽然交出指挥权，自己仍留在徐州大营之中当顾问，这样，只要战事顺利，依然可以有个翻盘的机会，不至于打了半辈子的仗，最后竟然以这样的方式终结军旅生涯，多多少少也好留个面子。然而，李鸿章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一脚把他踢出了军营，让他到金陵去掌管后勤事务，这一举措彻底打消了曾国藩翻盘的幻想，也同时完成了自己的超越程序。对此，曾国藩事后对身边的人说，尽九州之铁不能铸一错，对自己解散湘军以致有了这番遭遇表示了极大的后悔。当然，由于曾国藩是一个内功极好的人，这些话他只是私下里说说，面子上则完全看不出来，依然维持着跟李鸿章之间良好的师生关系。

　　捻军由于内部原因已经分为东捻和西捻两支，分头行动。曾国藩剿捻时，接受了僧格林沁的教训，将清军兵力作了这样的调配：设立徐州、济宁、周口、临淮四个重镇，分别驻守江苏、山东、河南、安徽四省的防军，这些部队基本上原地不动，只在必要时根据战场形势适当调整，这样就避免了所有人马跟在捻军后面疲于奔命的状况。然后他将湘军和淮军分为两支，分别对付东捻和西捻。

　　对付东捻的部队是：刘铭传的铭军为一军；潘鼎新的鼎军为一军；周盛波兄弟的盛军和张树珊兄弟的树军合为一军，总共三支部队。对付西捻的部队是：鲍超的霆军为一军；刘秉璋的淮军为一军；刘松山的老湘营和杨鼎勋的勋军合为一军，也是三支部队。以上六大支，分别尾随捻军，对其进行跟踪攻击。

　　由于淮军不听将令，曾国藩处处不顺，只好打了辞职报告。同治五年十月十四日（1866年11月20日），诏责曾国藩“任贼蔓延”，二十日以李鸿章暂署钦差大臣，湘淮军均归其节制，曾国藩赏假一月，在营调理。仅仅过了十天，十一月初一（12月7日），清廷命曾国藩回两江总督任，授江苏巡抚李鸿章为钦差大臣，专任“剿捻”，清廷已经按照李鸿章的要求，将曾国藩打发回了金陵，不准留在徐州行营里了。

　　李鸿章走马上任时，遇上了非常有利的时机：当时的西捻进入陕西，上述军队中，只有刘松山的老湘营被派赴陕，等于减少了半支人马，其余所有部队全部留下对付东捻，加上四镇防军，足足十好几万，实力雄厚异常，而对手则减少了一半。

　　志得意满的李鸿章新官上任，立即调兵遣将，对东捻实施进攻，然而，由于根本没有战略战术方面的合理部署，依然是浪战的套路，尽管拥有最精良的装备，一上来就被打了个蒙头转向。李鸿章的心腹幕僚薛福成后来在他的笔记中记载了这段时间的战况，尤其是记载了那次著名的尹隆河之战：

　　“同治五年冬, 捻贼伪鲁王任柱、伪遵王赖文光、伪荆王牛洪、伪卫王李允等，纠合马步精锐，由河南驱湖北，缘道驱胁，众逾十万。盘旋德安、安陆间，谋以一支越襄河，躏蜀疆；一支屯湖北，为声援；一支闯武关，联西捻张总愚。十二月辛卯，松军统领、提督郭松林，被围于沙冈集，受伤突走，其众大溃。丙午，树军统领、总兵张树珊，战死于杨家河。是时，贼骑数万，云翔风驰，劲疾慓悍。常以前队挑战，别选健骑绕出官军后路以辂之。官军畏避其锋，辄凭村堡自固，罔敢与遌，遌之鲜不挫者。”

　　李鸿章上任一个多月之后，就开始开始遭遇了一次次的惨败，松军统领郭松林的部队被击溃，主将身负重伤，他实际上已经被捻军俘虏，只是由于没有发现他的身份，疏于看守，才被他侥幸逃脱，捡回一条性命。张树珊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不仅部队被击溃，本人也阵亡了。“官军畏避其锋”、“罔敢与遌，遌之鲜不挫者”这些描述，都表现了当时官军的窘状。

　　 “贼势张甚，连陷应城、云梦、天门，旋弃城去，屯踞臼口尹隆河，以窥安陆。于是，浙江提督、一等子鲍武襄公超，总统霆军三十二营，合万六千人，今福建台湾巡抚、前直隶提督刘公铭传，总统铭军二十营，合万人，皆从南阳南下。铭军由随枣，霆军由襄樊，分路进剿，迭有斩擒。当是时，陕西回党四扰，官军又败于西捻，二寇交讧。鲍公叠奉廷谕及大帅疆吏急檄，趣令西帅以援关中。然因楚军败绩，东捻死咋不休，霆军遂为所绊，不得西。贼将北趋，遇霆军折而南遁，复踞白口。六年春正月，霆军、铭军会于安陆，贼走杨家埄、尹隆河等处。于是霆军驻臼口，铭军驻下洋港，期以庚午日辰刻进军夹击。”

　　这时候，两位主角出场了，鲍超和刘铭传互相约定十二月十五日辰刻，也就是这一天上午的七到九点，两军同时向捻军发起攻击。

　　 “先是，鲍刘二公意气不相上下。鲍公自谓宿将歼劲寇功最多，刘公后起，战绩不如霆军远甚，乃亦比肩为总统，意稍轻之。刘公谓鲍公勇而无谋，仅一战将才耳，顾闻其威名出于己上，尤悒悒不怡。然此时鲍公志在协力剿贼，无他意也。刘公召诸将谋曰：‘度我军之力，可以破贼。若会合霆军而获捷，霆军必居首功。人且谓我因人成事，不如先一时出师。俟剪此寇，使彼来观，亦当服我铭军之能战也。’乃于庚午日卯刻，秣马蓐食，由下洋港逼尹隆河。贼队尽在隔岸，刘公分五营留护辎重，躬率马步十五营渡河鏖之。任柱以马队扑左军，牛洪扑右军，赖文光、李允合扑中军。左军刘成藻五营，先遇贼骑，不能支，败退渡河。任柱来攻中军甚急，惟右军唐殿魁击退牛洪，来援中军，中军亦已败退矣。群贼萃于右军，唐殿魁及其营官吴维章、田履安等，力战死之，殿魁，铭军之良也。师大奔，贼益纵，渡河追击，铭军崩溃。”

　　刘铭传没有按照事前约定的时间，而是提前了两个小时行动，单独向捻军发起进攻，薛福成把其间的心理活动介绍得清清楚楚。由于这样的原因，最终造成了惨败：“师大奔，贼益纵，渡河追击，铭军崩溃”。

　　“适霆军以辰刻践期而来，势如风雨，张两翼以蹴贼。酣战良久，呼声震十余里，大败贼众。剷毁杨家埄拖船埠、尹隆河贼馆数百，生擒老贼八千有奇，杀贼万余，夺获骡马五千余匹，救拔刘公及刘成藻等于重围中暨铭军将士二千人，夺还刘铭传所失洋枪四百杆，号衣数千件。一切辎重军械及刘公之红顶花翎，俱于次晨送还刘公营中。是役也，铭军不先期出师则不败，既败，无霆军救之，则必全军尽没。鲍公强自抑，若无几微得色。”

　　就在这时候，霆军按照约定的时间赶到，不仅获得大胜，而且救出了刘铭传叔侄和大批铭军将士，夺还了铭军被捻军缴获的武器、军装甚至还包括刘铭传的红顶花翎。第二天，霆军将这些东西全部送还，而鲍超尽管平日骄横惯了，这次却一反常态，在刘铭传面前“强自抑，若无几微得色”，一点都没有趾高气扬的样子。

　　“刘公内惭，不可以言。自以訾謷霆军久，邂逅击贼，一败一胜，虑为霆军所笑。益恚不能自释，谋之主文案者，具牍报大帅合肥李公，大旨谓：‘霆军既约黎明击贼，未能应时会师。铭军孤进，初获小胜，忽后路惊传有贼，队伍稍动，不知实霆军也。我军抽五营过河，还保辎重，贼瞷暇来扑，以致大败。我军复奋与相持，会合霆军迎击，遂获全胜。’李公据以入告者如此。盖归咎他营，归功本营，固咸同间用兵以来数十年之积习，不独铭军为然。李公之右铭军、左霆军，亦事势所必至。李公新握兵符，亦虑鲍公不秉节度。鲍公疏陈获胜状，并据实咨报李公。李公已先入刘公言，幕府执笔者，又稍有扬抑。”

　　在这种情况下，刘铭传对鲍超没有丝毫的感激之情，反而跟文案先生合谋，在战报中说霆军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到达指定地点，铭军只好单独行动，开始还获胜了，但后队被迟到的霆军扰乱，结果大败，后来才和霆军一道，将捻军打败了。于是，给正在追击捻军并不断取得胜利的鲍超和他的霆军带来灭顶之灾。需要说一下，关于刘铭传奏报的经过，这里只是薛福成的记述，但笔者对他的说法有一定疑问，这个问题留待后面再说。

　　“军机大臣、左都御史汪公元方，谓鲍超虚张战功，言尽不雠，彼既愆期贻误，又惊动铭军，以致大败。若科以失机与掩饰之罪，鲍超可斩也。先是，左文襄公尝密疏言鲍超骄横，已面折之，左公方将入关剿回寇，屡请廷旨，趣霆军入关，其意盖欲朝廷稍摧折之，然后罗为己用也。汪公不省左公权略，颇笃信其辞，又不知鲍公实有大功也。故平生遇事不甚可否，此次持议独坚，且云不一惩艾，不足儆骄将。同列均以为疑，乃仅拟严旨责之。鲍公自败贼于尹隆河后，次日即拔队穷追，连蹙之于直河，于丰乐河， 于襄河边，杀贼一万数千，生擒四千，解散胁从万余，拔出难民二万。执任柱、赖文光、李允之妻，追至枣阳唐县界。鲍公自念，破强贼，救铭军出险功高，冀邀褒奖为荣，途次忽奉严饬，方悟铭军之归咎也。会湖北巡抚、威毅伯曾公奏报军情，误为铭军所剿者任柱，霆军所剿者赖文光，故霆军胜而铭军败。是时，贼势任强赖弱，其言与鲍公自奏之疏，又颇抵牾。鲍公愤郁成疾，引发旧伤，日益危笃，奏请罢归调理。曾文正公已解兵符，还任两江总督，闻之驰书慰解。檄召总兵娄云庆，乘轮船驰往接统霆军，并派员携辽东人参往问鲍公疾。大帅李公旋奏请鲍公功高，请加奖护。威毅（曾国荃——引者註）亦奏推鲍公之功，盖二公已得文正手书也。于是，温旨稠叠，颁赏人参，并令俟疾愈后留剿东捻，暂缓入关。调治数月疾未瘳。曾公乃为奏请解浙江提督，遣撤霆军十八营，留十四营改为霆峻军，随同淮军剿贼。曾公稔知鲍公与淮将不能相下，若不令归休，恐遂一病不起。鲍公既归,则霆军未必能得力,倘竟檄令西征,则京口之变,前鉴不远。环顾大局，兼权统筹，不能不如是措注也。”

　　平时遇事很少表态的军机大臣汪元方，这次竟然一反常态，不仅积极发言，而且坚决主张应当严惩鲍超，理由是他不仅没有按时发起进攻，迟到之后又惊动了铭军后路，这样的大罪，砍头都不为过，不进行严惩，不足以警示骄将。汪老头子这么激烈的表现，让其他人都感到意外，都不十分认同，于是便仅仅拟了一道上谕，对鲍超严厉训斥。鲍超在尹隆河之役的第二天，就追击捻军去了，并且接连取得一系列胜利，战果累累。他自己寻思打败强敌，又救出铭军，这么大的战功，一定会得到特别嘉奖。却不料在路上接到了严厉申斥的圣旨，这才悟过来，自己遭到了刘铭传的暗算。于是郁愤成疾，到了这种时候，曾国藩明知自己的爱将受了天大的委屈，但已经解除了兵权，也莫可奈何。而曾国荃、李鸿章都上奏说鲍超功高，应该爱护，而清廷也换了一张脸，又是好话安慰，又是赏赐人参，但全都无济于事，鲍超一连调养了好几个月也不见起色，最终，鲍超解除职务回四川老家，他的三十二营霆军，裁撤十八营，留下十四营跟着淮军作战。

鲍超画像　　“是年冬，汪公薨于位，曾文正语幕宾曰：‘啸庵在枢府未闻有謇，然当官之声，独于鲍春霆事齗齗露锋颖，彼于将之贤否、事之曲直，不能体察，以至颠倒黑白。得非将死而耄及之与？’盖曾公心不平之，故见之于辞气者若此。啸庵，汪公字也。鲍公既养疴家居，十年不出。曾文正公别遣大将刘忠壮公松山，率万人入关，驰剿回捻二寇，战比有功。左文襄公之平关、陇、新疆，得忠壮一军之力为多。铭军虽败，恤死抚伤，简卒补伍，峙粮储械，休养半年后而用之。李公之灭东西捻也，铭军功最。盖古之将帅，必倚所习用之军以集事，不自今日始矣。然余遇铭军将士及随从刘公之僚友，皆云，尹隆河之战，一败涂地，总统营官与幕僚等，俱脱冠服，坐地待死。霆军拯救之功，实不可忘。议者于是叹刘公始终不肯让人，其气盛不挠，固不可及，而以怨报德为已甚也。”

　　当年，汪元方在任上去世，曾国藩对幕僚谈到这件事情时依然愤愤不平，而鲍超从此在家养病，十年都没有出来。薛福成后来跟参加过那次战事的铭军将士谈起尹隆河之役，都说铭军那次一败涂地，刘铭传以下的军官，全都脱了帽子、衣服，坐在地上等死，霆军的搭救，实在是不应该忘记的。

　　薛福成写这段笔记的时候，鲍超已经作古，成了“鲍武襄公”，而刘铭传还在世，并且已身为台湾巡抚，是“今台湾福建巡抚、前直隶提督”，身份显赫，当时的淮军如日中天，而湘军则已逐步衰亡，薛福成当然不敢对刘铭传作任何丑化和歪曲，但即便如此，从上面的记载中仍然可以看出，在整个事件中，刘铭传的所作所为， 是非常过分的。

薛福成

　　薛福成是李鸿章手下一名得力的幕僚，靠着李鸿章的提携，后来也身居要职，由于这层关系，他对于自己的恩主，当然多有回护。因此，对于这一事件后面的有些讲述和评论则是经不起推敲的。

　　例如，他将这一恩将仇报的事实，说成咸同年间用兵以来司空见惯的事，其实，尹隆河之役，丧心昧良莫此为甚，当时的所有战例，没有任何一个谎报战况像刘铭传这样黑白颠倒，这一事件，堪称登峰造极。薛福成把它说成是“固咸同间用兵以来数十年之积习，不独铭军然”，显然是一种大事化小的开脱。

　　另外，薛福成说，李鸿章是在接到刘铭传的报告之后，按照刘铭传的叙述，将铭军的失败归咎于鲍超冲动铭军后路所导致的，这一冤案的产生，是刘铭传和手下的文案先生合谋的结果，李鸿章只是误听传言，完全是无辜的。然而，如果仔细看看李鸿章当年的奏折，事实却并非如此。

　　同治六年二月初一（1867年3月6日），李鸿章在《督军起程筹度军情折》里这样说：“正月十五日，刘铭传统军先至迎击获胜，追逐四五里，因军中讹传后路有贼，分队回救，铭军挫退兵将颇有折损……”。此时应该还没有见到铭军的奏折，就已经给这一仗定了调子，“刘铭传统军先至迎击获胜”，是由于“后路有贼”才导致铭军的挫败的。

　　同治六年二月初八日（3月13日），李鸿章《铭军尹隆河挫败片》中这样说；“兹接刘铭传文称……，我军马步分追四五里，忽后路惊传有贼，叠次飞报，不知系霆军亦由此中进也……”。

　　那么，请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李鸿章是二月初八才接到刘铭传的公文报告的，但是早在二月初一，李鸿章尚未接到刘铭传报告时，就已经先上奏说是因为鲍超迟到并冲动铭军后路，导致铭军由胜转败。二月初八接到了刘铭传的公文之后，李鸿章正式奏报战况经过，再一次重复了前面的谎话，刘铭传的报告只有一次，而李鸿章的撒谎奏报则有两次。

　　鲍超获得尹隆河大捷，并且救了铭军，立了大功，战报根本无须造假，写起来很容易，霆军中的文案很快可以写就，这份公文，不应该比刘铭传那份需要再三思谋、捏造事实的假报告完成得晚，但这份报告会让李鸿章这个新任总司令面子上下不来，因此，李鸿章根本不去理睬霆军的报告，这样才会导致整个事件的发生。这场两万多官军参加的大战，战事经过只要稍稍调查一下，很容易就水落石出了，刘铭传固然有一定地位，但鲍超的资历和战功远在刘铭传之上，凭刘铭传一己之力，不可能完全控制舆论，那么，他敢不敢撒那样的弥天大谎？鲍超作为第一主力，他的战报李鸿章不可能根本不过目，在发现两份报告南辕北辙的时候，如果不存在主观故意，至少应该稍稍调查一下，这种调查也根本不是难事，因为一切都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

　　 既然如此，究竟是李鸿章的奏报根据刘铭传的文报所形成，还是刘铭传的文报是依照李鸿章的授意而产生，二者之间就形成了一个绝妙的鸡生蛋和蛋变鸡的问题了，到底孰先孰后，诡谲莫辨，但按照薛福成的说法，始作俑者的责任是肯定不能由李鸿章承担的，他的那些说明，尽了最大努力来为李鸿章辩解，但这种辩解，真的能够让人信服么？

　　还有一个问题，薛福成将鲍超蒙冤的罪魁祸首说成汪元方，而汪元方参奏鲍超的折子，则是根据左宗棠密疏指责鲍超骄横，才进行弹劾的，将跟这件事风马牛不相及的左宗棠扯了进来，就纯属捏造了。

　　如果汪元方是根据左宗棠指责鲍超的密疏才进行参奏的，那么，薛福成的记载中讲得很清楚，鲍超此前一直在“拔队穷追”，连连获捷，取得了一系列的胜绩，直到由于汪元方的参奏导致清廷下旨对他严厉申斥，鲍超才知道自己受到了暗算，这才“郁愤成疾，引发旧伤”，彻底病倒。显然，汪元方的参劾，在鲍超病倒之前，按照薛福成的说法，左宗棠斥责鲍超，更应该在汪元方的参奏之前，既然左宗棠见到鲍超时汪元方还没有参奏，那么，鲍超也就根本不可能躺倒生病。

　　但实际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左宗棠于同治六年四月初八（1867年5月11日）在由汉口赴陕西途中到达樊城，抽时间探望了已经在此患病的鲍超，“见其面色黧黑，肢体厥冷，病状属实，心颇怜之。”但是，鲍超在当年三月，曾国荃函催十余次，要求霆军赴洋梓一带驻扎合围，但鲍超借口患病，所部拒不出战，“最后仅令宋国永等由樊城出扎四十里之八条冈，聊以塞责，而曾国荃指扎之洋梓、双河，迄无一兵驻扎。前月（三月）二十五日，贼果由洋梓窜逸”。左宗棠因此才“声色俱厉”对鲍超进行诘责，这一切，当然只能发生于鲍超已经受到严旨的斥责、称病不起之后，而不可能在此之前，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对鲍超的指责，又怎么可能成为汪元方先生发言的依据呢？如果稍稍留心一下不难发现，薛福成此说纯属凭空捏造，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薛福成在这里采用了移花接木之术，将本应由李鸿章承担的责任转嫁到左宗棠头上，并且为自己的说法找了个理由，说左宗棠之所以如此，是为了打击一下鲍超的骄气，以便霆军入陕之后为己所用，这也完全是捏造的。事实上，左宗棠在这份题为《鲍超伤病情形片》的奏折中，明确向清廷建议，由于霆军向来军纪不严，鲍超载募兵时又不注意士兵成分，有许多游手之徒厕身其中，早在前两年调往陕甘支援杨岳彬的时候，就曾经在湖北京口哗变，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再次发生，“此军似宜留于饷源稍裕省份”，像陕甘那种军饷严重短缺、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地区，让鲍超前往是不合适的。显然，左宗棠不仅没有薛福成所声称的那种使用鲍超的打算，就连整个霆军调往陕甘，左宗棠也是持否定态度的，左宗棠对鲍超的严厉训斥，只是因为鲍超托病拒不出战，从而贻误战局的原因，并没有什么私人打算在内。至于薛福成在这段记载的尾部，毫不相干地扯进了老湘营，把左宗棠后来的成功完全说成拜曾国藩所赐，似乎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王錱其人，也根本不知道老湘营的渊源沿革一样，就纯属无稽之谈了，前面早已阐明，在这里不再赘述。

四、刘铭传在陕西虚靡千万军饷，清廷命其开赴新疆，竟立刻告病辞职

　　这样一桩曾经引起轩然大波的公案，事后官场中的人们当然对其中的真实内情都已了然于胸，对刘铭传当然也就多多少少有了一点看法，由于这样的原因，当刘铭传一再要求从陕西进入甘肃，左宗棠无疑就更加不会同意了。然而，在公开场合，这一层意思他是不会对别人明言的。

　　当时，左宗棠当时在书信里这样对别人谈到不便让铭军进入甘肃的理由：

　　“李相以淮军久驻秦中，本可不必，弟所以不肯调用者，以淮军异帅，自分彼此。以兵事论，淮好用众，陇右谋食太艰，多则必溃，不宜一也。以饷事论，淮军一岁九月实饷，楚军一岁求一月满饷尚不可得，若调并一处，彼此相形，难以抚慰二也。若必言明淮军在秦为赘，则李相本未须秦饷，所遣之军，自裹其粮，以备策应，于陕甘若本无损也。弟之处比，委曲出之，不敢多有论说，天地神明共实鉴之。平心而论，淮军置之无用之地积年，费饷何下千万？若节此虚糜，以饷我饥军，岂不两利？李相固不肯言，而党李相者亦不言之，岂非俟楚军饥溃见雠者快耶？　　自古用西北之甲兵者，必济以东南之刍粟。弟自东南而西北，所见所闻亦然。及身当西北艰危至极之处，而所为顿异。李相不能谅之，旁人不能谅之，即同局之人亦复因有所受命不肯说一句实话，吁，可异矣！”

　　根据事后李鸿章的军饷报销清单，铭军在陕西总共待了五十个月，这段时间里淮军报销的“西征”军费高达一千五百余万两，这种浪费，的确是非常巨大的，只是从来没有人提及而已。

　　既然左宗棠拒绝铭军入甘，刘铭传当然也就无法贸然前往，在名分上，刘铭传尽管有钦差头衔，又有李鸿章撑腰，却只是一名提督而已，且刘铭传的正式任务只是督办陕西军务，当然没有任何能够摆得上桌面的、强行进入甘肃的理由，无论在职务、资格等任何方面，刘铭传都根本无法跟左宗棠相抗，要想达到目的看来只能私下里动脑筋了。

　　左宗棠在陕甘时，曾经有人在朝中告状，说他贪污。按照惯例，接到这种指控为了防止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身份是保密的，因此究竟什么人暗中操纵了这样一套把戏，目前已无迹可寻，成了无头公案，只能根据慈禧事后的表态知道当时的确有过一次针对左宗棠的全面调查。

　　既然有人指控，清廷当然得调查，好对指控者有个交待，如果真查出点什么，就可以对左宗棠进行处罚，名正言顺地叫他离职，让刘铭传接任，这样一来调刘铭传去西北这件事也就不会太离谱，可以有一个让许多人都皆大欢喜的结果了。

　　于是，“清纪委”派出两路人马，一路奔赴浙江、福建，调查左宗棠以前在浙江巡抚、闽浙总督任内的问题；一路直接到陕甘，调查他眼下的情况。然而，无论是查看帐目，还是通过对大大小小的文武官员甚至对士兵和百姓的走访，不仅没有查出任何经济上的问题，相反，还听到了许多左宗棠廉洁奉公的事实，他不仅没有什么贪污公款的疑点，甚至连自己份内工资的绝大部分都用于各种各样的公务，或者救济百姓和士兵了，每年只有很少的银子寄回家中，自己的生活也十分简朴，与其他相同级别的官员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具体的事例则实在太多了，简直不胜枚举。这样的情况，令前去调查的人们十分震惊，因为晚清官场里，手握重兵却如此廉洁的高官，实在是不多见的。

　　调查组将情况向朝廷作了汇报，慈禧听了之后也感到意外，于是表态：今后三十年里，再也不准参奏左宗棠了，这件事便就此不了了之。当然只能如此，再要兴师动众地折腾这么一回，朝廷的脸面往哪里搁？就连曾国藩在听了从陕甘回去的人介绍左宗棠的情况之后，也连声感叹，具体内容已经在前面讲过了。

慈禧太后

　　和许许多多这类事件一样，当年这桩对于左宗棠的指控，变得十分诡秘，前因后果来龙去脉都扑朔迷离，在晚清各类记载中难寻蛛丝马迹，谁是它的始作俑者当然也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自从这件对左宗棠进行诬告的案子遭到挫败之后，刘铭传取代左宗棠当上总督的愿望，已经变得越来越渺茫了。

　　这样，两万铭军驻扎在陕西乾县，就成了一件非常不好解释的事情，如果说是来处理陕西军务的，陕西早已没有任何“军务”需要处理，李鸿章赴陕的那一次就白忙了，何况刘铭传这一次？如果说是为了支援左宗棠在甘肃的战事，人家也早就结束了金积堡之役，根本无须任何支援了。继续呆下去，正如李鸿章所说“味同嚼蜡”，可要抽身离开，又找不到任何说辞，便只好硬着头皮呆在那里，百无聊赖，度日如年。

　　然而，情况又很快发生了变化。

　　同治十年（1871年），发生了俄国入侵伊犁事件，一时间，清廷大惊失色，立刻将乌里雅苏台将军荣全改任署伊犁将军，命他前往伊犁跟俄国交涉，要求俄国撤军；同时又命令正在陕西无所事事的刘铭传开赴新疆，以为荣全的后盾，并进行了一系列布置。

　　同治十年七月（1871年8月），清廷颁发上谕：“……（俄国）七河省巡抚鄂派兵前赴伊犁，五月十七日将伊犁代为收复。等语。并闻俄人尚欲带兵前往收复乌鲁木齐。本日已谕令金顺、奎昌等查明确实情形，并令荣全前往收复伊犁城池，妥筹布置，令景廉带兵相机规复乌鲁木齐矣。伊犁沦陷，兵力未能顾及，致俄国从而生心，难免觊觎要求情事，若乌鲁木齐再为该国收复，则更难于措手。成禄本系乌鲁木齐提督，着即统帅所部出关，与景廉会合，力图收复。所有该军饷需，着户部遵照前旨迅速查催，并宽为筹拨，以资饱腾。肃州一带关系紧要，着左宗棠迅即调派劲旅前往扼剿窜匪，替出成禄一军出关剿贼，毋得以兵力不敷稍形推诿。刘铭传所部已谕令鼓行而西，绕赴兰州北路，由甘、凉、肃一带出关，节节前进，为收复新疆各城之计。左宗棠身任兼圻，本应统筹全局，况镇、迪一带又系该督所辖，尤当妥筹兼顾，以舒朝廷廑系。穆图善如有可拨之兵，并着会商左宗棠酌量调派，以资厚集。”

　　对于清廷的这个意见，左宗棠的态度是这样的：“此时兴师远举，尚非稳着。然当此强邻觊觎，狡焉思逞之时，则固有未可拘执者。臣接谕旨，已飞函穆图善，询其能否派队，一面咨商刘铭传，酌定进兵道路；一面飞饬记名提督、哈西巴巴鲁、赏穿黄马褂徐占彪，统所部马步十二营，由靖远防所取道兰州，逾凉、甘两郡以抵肃州”。

　　显然，由于新疆形势发生突变，此时的左宗棠已经摒弃了门户之见，主动跟刘铭传洽商铭军进兵的具体事宜，并且按照清廷的指令进行了必要的布置，调蜀军统领徐占彪率六千人马前往肃州，还跟已经退居陕西后方的前署陕甘总督穆图善进行了联系。左宗棠这边已经按照在俄方出兵伊犁之后清廷的相应对策做好了种种准备工作。

　　本来，对于千里迢迢来到西北，却又终年无所事事的铭军来说，这是一次极好的机会，既可以摆脱之前的尴尬局面，又可以在维护国土的过程中尽到中国人的职责，建功立业，此时的左宗棠，早就患有多种疾病，一再在家书中表示意欲告退，只是一时苦于找不到一个合适人选来顶替自己，如果刘铭传真的能够面对俄人的入侵态度坚决，让左宗棠认为可以放心将自己的担子托付刘铭传，那么，进入甘肃之后，还是有机会得到那个他渴望了很久的总督职位的。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兴致勃勃地远道赶赴西北的刘铭传却在这种情况下立刻告病辞职，称“河湟未靖，转运艰难，江皖之人，又不宜冲寒涉远。”请求赏假养病，清廷只好让他休假一个月，在营调理，“一俟病体就痊，即令督率所部前赴肃州屯扎，毋庸出关”。但是，即使不进入新疆，刘铭传也毫无响应的意思。

　　李鸿章在对曾国藩谈到此事时说：“昨奉寄谕，省三（刘铭传）乞病未准，并有新疆之役。中隔甘、陇数千里，荆棘转运，何能筹办！荣全景廉成禄等皆系无兵无饷，欲以牵制俄人，其可得耶？库伦必调练军，亦为隐防俄界起见。看来北路稍有可恃，西陲实无了期。”

　　就这样，经过几度往返，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