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江湖经典读后感有感
《学术江湖》是一本由桑兵著作，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9.00元，页数：38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学术江湖》精选点评：
●认为陈寅恪为民国西学第一人，足够掌脸当代一大批既无中学功底又不通西洋古文字而侈言西史的大佬了。
●看罢此书断了我对学术史的深入的兴趣
●总结论：傅斯年学问都是陈寅恪“点化”的
●我是来看八卦的……
●唯一的不适应就是桑兵的文风，文不文白不白，佶屈聱牙
●桑老师专著，值得认真研读！
●文笔老辣，寻根溯源，如老吏断案。人真的是一种观念的动物，盘亘在那一代学者头脑里的“东”“西”这类概念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学术追求，如陈寅恪在国内艰难维系几种小语言的传承；和现实手腕，如新派人物对林损的打压。但其实，又有多少人不是像钱穆那样，靠“读《东方杂志》”来了解西学，或中学呢。
●以陈寅恪为中心的五篇看得比较认真，大抵核心主题有两个：一是陈寅恪对西学采取的宋代诸儒的“取珠还椟”的态度，既要有世界的眼光，吸纳其他学统的知识与视角，但同时还能有统系而不至于附会，由事实而见解释，而不是拿“格义”生搬硬套；二是阐发陈寅恪所推崇的“合本子注”和宋史学的长编考异之法，其要点是以事实为基础，把所考察范围内的所有经验观念做一贯通，从历史肌理的内在出发开始阐释。两点可堪社会学/人类学研究者玩味。序言讥讽肤浅无能的学生搞出来的学术八卦与大师崇拜，写的很直率。序言以外书内全部文章均可从期刊库获取，所以这书也不用买
●桑兵论陈寅恪，多有高估，全书各章节之间又以梳理史事为主，少分析而多断语。所以看待书中观点时，还是应该谨慎对待。 再说文笔，桑兵文笔也谈不上好，游移于文白之间，有时还故作慨叹，此处再减一星。
●学术史
《学术江湖》读后感(一)：一点读后
人皆以为，白话胜于文言，利于普及教育，使人人都能作文，促成「言文合一」，云云。其实直至今日，所谓「白话文」仍不易作，绝非识字发蒙者就能率尔操觚。书面语与口语的分离与其说是因为文言白话之别，还不如说是「腾之于口」与「笔之于书」的根本差异，「我手终究不能写我口」。从滔滔不绝到落笔成文，个中差异绝非「变文为白」所能道尽，大家大可以试试「脱稿演讲」，看看和深思熟虑三易其稿的文章有多大差别。
白话易说，白话文却绝不易作。书面语与口语的分离与差异，从来就不因“方言革命”或是“口语运动”而消失无存。从但丁到薄伽丘，从乔叟到莎士比亚，欧洲各国抛弃拉丁语的书面语地位而改用本族语言的运动此起彼伏，但这一进程不但没能顺利“普及教育”，也还加深了欧洲各国间的隔阂，让欧洲政治的统一更加荆棘满路。事实证明，欧洲各国的教育普及唯有到了19世纪之后才得以完成，而在其中扮演最重要角色的并非是语言改革，而是社会立法和教育制度。准此，20世纪中国的白话文—简化字—拼音文运动，一开始就会错了意、选错了路，非但与西方历史不相枘凿，更是与本国实际出入颇大。“白话文运动”与其说是普及教育、进而富国强兵的手段，毋宁说是一条通往富国强兵和普及教育的歧路，非但于事无补、强加因果，恐怕还是适得其反、事倍功半，不仅没能达到“言文合一”的目的，而且白白耗费了太多资源和成本。其实，「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资质正常、肯加努力之人，学习文言绝非难事。如若资质鲁钝又偷懒怠惰，再浅近的白话文也学不会、写不出。
《学术江湖》读后感(二)：学术江湖
本书的前半部分主要着眼于几个专门的方向：教会学校、白话文与文言文、北大中文系的权力斗争等等。后半部分则着眼于陈寅恪与傅斯年的学术之争，其主要聚焦于宋儒是“取珠还椟”还是“古今一贯”。陈寅恪认为，中国固有思想太浅太实际，而佛学输入中国后，其高深玄妙之说正好补中国思想之不足。宋儒恐直引佛学，有以夷变夏之危，故借用道教融合佛学与中华本土思想，再援用道教创出理学，为取珠还椟之举。傅斯年等人则认为，理学则是唐宋之儒发掘上古儒学的性理善恶之说，继往而已。（宋学重在义理，清学重在考证。义理之学，对天资要求极高，非有天才不能成学问，而且成果较主观，常人无从判断。考证之学则重在实证方法，只要肯下苦功，中人之资亦可有大成就，常人易于消化，实是学术平民化的学问。）。虽然作者没有表达自己的立场，认为这个问题还需进一步的商榷。但从文中可以看出，作者是义宁陈氏的脑残粉（我也是），当然是站在我寒柳堂这一边的！
在近代史研究中，有着“北茅南桑西南罗”之说。论实力，茅海建先生当然是第一人。作为看档案看得最多的学者，他的文章犹如玄铁重剑，大巧若拙，让人不得不服他的苦功。罗志田跟着他的“余师英时”做人物思想史研究，毕竟是比不上政治史的扎实，给人一种自说自话、左右逢源的感觉。桑兵的专长在于孙中山与晚清民国的学术史，做得比较好玩，但是就如邝公所说，“桑兵太陋”，史识太浅太窄，研究困于一隅而不能致远。浙大将他引入，成为第十位文科资深教授。从此可以看出，浙大的文科水平还是一般，别说北大、复旦、南大，就连华东师范大学也比不上。华东师范大学的近现代史梦之队分分钟可以秒了浙大。
《学术江湖》读后感(三)：寅恪中心之弊
桑兵此书原是不错。于学风吐槽到位，于方法论也多有精论，特别是"本来学问只是少数有志者的兴趣，如果广泛参与，就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一些所谓方法范式能够流行，显然不是因为高明，而是简单易学，以致众从。说到底，其存在的价值主要是为有需求者提供方便"一段，可以说段位很高。但是论文集越读到后面，越发现桑兵对于陈寅恪太过推崇了。这导致一些推论几乎没了史学家的谨慎。
比如在《留欧前后傅斯年学术观念的变化及其牵连》最后桑先生有那么一句话：
而突破瓶颈、豁然贯通的关键，恰在陈寅恪的点化。本来文章开头说得好好的，"两人学术上的种种近似，自然不乏英雄所见略同的情形，但也存在相互影响的可能性。至于究竟哪一方占据主导，或者说究竟谁影响谁的问题，因为彼此都缄口不言，又少见相关记述，难以征实"，怎么一到文末就成了"点化"的实锤。难道傅大炮不是柏林大学学习的比较语言学，而是由陈先生口授的"印欧系""藏缅系"？桑兵强把傅老板留欧后思想变化之功归于陈先生，我以为很不谨慎。
桑兵文中又多处吐槽了"赶时髦"的学人，如：
而科技的日新月异，使得潜心读书更加重要，单凭检索关键词做出来的学问，只能是浅薄的时髦。清季以来，虽然西学渐趋一尊，其实好输入新知乃至鼓吹全盘西化者不少是“挟其十九世纪下半叶‘格义’之学”的“白发盈颠之上阳宫女”，全然不知天地间别有“元和新样”，所挟以自重的“天宝末年之时世装束”，看似时髦的舶来品，却是过时的旧陈货。除一般性常识之外，学得再像，也是二三流乃至不入流的货色。这些新文化论者信奉的时髦主张，用来攻击文化守成者可谓战无不胜的利器，在陈寅恪眼中却是过时的陈货。吐槽学者赶时髦本义很好。奈何桑兵又拿陈寅恪指责《马氏文通》来批赶时髦，我以为不妥。
桑兵如此评论道：
从事比较语言之学，必须具有历史观念，不能认贼作父，自乱其宗统。马建忠效仿法国人，以印欧语系文法部勒汉藏语系的汉语，著为《马氏文通》，号称为中国文法之始，其实是将其他属于某种语言之特性者，视为天经地义，金科玉律，按条逐句，一一施诸不同系之汉文，有不合者，即指为不通。号称文通，实为不通之至。我不知道桑兵有没有读过《马氏文通》，既然批《文通》视印欧为金科玉律，自然要多些实锤。众所周知，印欧语中语言多有形态变化，一些语言屈折变化很多，如果马建忠把汉语套到形态里，那么他的文法不通是事实了。然而马建忠讲"惟字之在句读也必有其所"，也就是重视汉语中字位置的重要性。这和很多印欧语就不一样，印欧语因为有形态变化，给出了标记，所以词有定类。而汉语形态变化较少，所以语序非常重要，而词汇反而是"字无定义，故无定类(《马氏文通》)"。如果借了拉丁语法体系就可以说是把汉语的语法印欧化了，那么把韵书上的字用国际音标标出来是不是也是不通之至了？而且用汉藏语系里的其他语言就能比附汉语了吗？也不见得。譬如藏语没有声调，现代汉语和近古中古汉语就有声调。缅甸语的基本语序是SOV，而汉语则是SVO(像印欧语系里头的英语反而也是SVO语序了)。而且语系只是一种分类，谱系更是一个假设，反而语法工具倒是可以大家通用，直到出现现有语法工具不够细致。比如作格语言的存在就会迫使我们区分及物动词的施事和不及物动词的施事。
所以桑兵在以陈寅恪吐槽马建忠来吐槽现代学人也是很不谨慎的。
还有如用陈寅恪吐槽古史辨来评论。桑兵先抛出陈寅恪对古史辨方法论的批评，如下：
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径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中国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诸子等经典，皆非一时代一作者之产物。昔人笼统认为一人一时之作，其误固不俟论。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时之所作，而不知以纵贯之眼光，视为一种学术之丛书，或一宗传灯之语录，而龂龂致辩于其横切方面。此亦缺乏史学之通识所致。而冯君之书，独能于此别具特识，利用材料，此亦应为表彰者也。然后自己发表了评论，如下：
以此为准，古史辨的态度做法，缺乏史学通识，只能横切，不知纵贯。尤其是但求所记上古史事的真伪，而忽略不同时期记述变化的时代相关性及其对于后世的影响，同样是历史演进的重要内容；似乎人人有意作伪，实则因为利害关系等等不同，当事各人的记录亦有所分别，传衍变化，自然各异，不宜看朱成碧，甚至指鹿为马。相比之下，冯著能够分别利用，毕竟技高一筹。时至今日，陈寅恪对整理国故和古史辨的批评，不仅没有失去时效，反而更加切中时弊，捧读之下，令人感慨万千。我现在引如下一段材料，选自《古史辨》第三册，如下：
於是有人說，『古書中的真材料，我們自然應當取出應用；至於偽材料，旣已知道它偽了，又何必枉費氣力去研究』！這個見解也是錯的。許多偽材料，置之於所偽的時代固不合，但置之於偽作的時代仍是絕好的史料：我們得了這些史料，便可瞭解那個時代的思想和學術。……所以偽史的出現，卽是眞史的反映。我們破壞它，并不是要把它銷燬，衹是把它的時代移後，使它脫離了所託的時代而與出現的時代相應而已。實在，這與其說是破壞，不如稱為『移置』的適宜。一般人以為偽的材料便可不要，這未免缺乏了歷史的觀念。如果仔细对比陈寅恪对古史辨的批评和古史辨中顾颉刚对"有人说"的批评，就会发现他们的方法论是一致的。显然，因为信息的缺失，陈寅恪吐槽错了人。而桑兵用陈寅恪也是吐槽错了人。
当然，文中对于汉学宋学的观点等等都是高举陈寅恪大旗。以至于推理到最后都让人感觉偏矣。我以为此弊当是桑兵"关心则乱"。因为崇拜陈寅恪，对于陈寅恪的史料熟悉很多，所以当看到陈寅恪的妙论时，就只是找了妙论的靶子——即所谓的其他学人的观点。桑兵精于近代史，而他研究的对象却是研究古代史的近代学者，那么古代史自然成了桑兵的薄弱之处了。另外如旗帜鲜明挺陈寅恪的西学，却说：
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王国维、陈垣等人的西学，多由读译书或东学转手而来，钱穆的西学更被讥讽为看《东方杂志》得来的杂志之学。这种挺一打一未免太过偏激。如我在一文中看到：
卫礼贤、艾锷风与傅吾康基本上正代表了德国汉学界的三个年龄层次的人，即1870、1890、1910年代出生的代际人物，而也正与中国现代学术创立的同代人差相仿佛，我们可以列举出的代表是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而就中国的德文学者来说，则大概找不到太合适的比方，如果一定要列举的话，则王国维（虽然不是专门的德文学者）、杨丙辰、冯至可以勉强提起。可以窥见王国维的德语水平也是可以的。挺一打一不可取，宋学汉学崇一自然也如是。
学者私淑于前辈本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有时候对于前辈的崇拜要憋一下，要尽力看到各方的材料，再下结论。如果只以一方为准，不细考材料，很容易只成了前辈的传话筒，看起来虽然争论各方都在，但其实各方的材料准备却非"势均力敌"。而且桑兵的学问方法论其实还是挺传统的方式，像论白话文一篇，史学家总是关心于胡适如何如何，北京学术界的情况如何如何，却忽略了白话文的接受者——大江南北的中国人其时对于白话文的接受程度；忽略了白话文之渊源。从而过分把白话文运动变成了一个突发的事件。这又需要多学科的综合了。
《学术江湖》读后感(四)：正本清源，方能远江湖而预学术之流——读桑兵《学术江湖：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风》后感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曾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若从学术发展的角度而言，与“君”对立的“江湖”，总是多了几分草莽之气，却缺乏一种“为往圣继绝学”的从容、淡泊与超越。何况处江湖之中，为扬名立万而不得不奉行“唯快不破”的存世之道，则更易产生根基不稳而借外力以固本的弊病。虽然“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但作为学术共同体的大学及各研究机构，却恰恰需要自觉回避这样的问题，谨守学术正道本源，方能识大势而谋发展。
学术升降系于学人一身，而民族国家兴衰又影响学人心路与治学路径的选择。梁任公曾言近代中国经器物、制度与思想三变，虽然力图从思想学术层面重构国人复兴之道，但其功多见于“破”而未见于“立”，而沾沾自喜于“可挠到国人内心痒处”的激昂文字，难免培养出年轻学子傲视过往的霸气，却不知惟有敬畏前贤才能站在巨人肩膀上看得更远。胡适未及而立之年便在北京大学声名鹊起，在讨论中国思想发展上截断横流，当然勇气可嘉却也难免底气不足，若非傅斯年等保驾护航，恐怕难以立于三尺讲台之上。而旧学功底不俗的傅斯年愿意为胡适发声，自然也是从其间思省传统与现实之间的两难、以及力图从外来资源重塑中国学术及国人价值。
不过留学欧洲、尤其是在海外与陈寅恪多番论学后，傅斯年的想法已明显转轨，对胡适虽仍视以师，但尺牍往来之间多有期望，言下之意却是胡适所出未如原期。晚年胡适放下撰写中国思想史的巨愿，而执着于《水经注》的考究，未必没有一点意气之争的想法，所以余英时先生在80年代与胡绳的一番关于胡适到底是学问好还是思想影响深远的讨论，颇值学人玩味。从胡适归国时要做“国人导师”的自我期许来看，其在思想界的地位与影响恐怕是值得肯定的，只是这种“做了过河卒子”的身不由己，到底还是不得不在江湖相斗中“拼命向前”，而那本原应安身立命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却成为其学术品味的盖棺论定，不能不说还是有几分的遗憾。
王国维曾在《国学丛刊序》中言：“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这不啻为经历了自西而中之后的肺腑之言。可惜静安先生投湖自尽后，世人多喜论及人事八卦，而难从心灵承寄学术大任的角度去理解这绝命之举。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明言“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其实也是陈先生的夫子自道。私下揣摩，若以今日学术发展大势，则“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不仅仅是指学术与世俗之分，在学人内部也要自觉外来资源与本土传统之间的联系与区分，方不致于继续“拿来主义”的弊病，而能够如陈先生所言，“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世人均好以“象牙塔”指称大学，这一难免带有玫瑰色的想象确实寄托了国家社会及民众对学术研究的向往与期许。然而学人若尚带几分书生意气，则往往在学术研讨上难以求同而只能存异。但若在书生之争外加上几层利益纠葛和门派之见，大学则难免变为腥风血雨的学术江湖。中国历来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其实一旦出学入仕，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行为规范都为之一变，毕竟政治讲输赢而不论道德好坏，但承载知识传承与价值教化的大学却不能不知礼义廉耻与禁行立止。若治学与治校不带几分书生意气而仅论江湖规矩，则蔡元培先生在就任北大校长时的雄心壮志、在时隔百年后仍为不可企及的梦想。
大约十年以前，桑兵师在《中国近代学术史》的课程上即教诲弟子，学术需有敬畏之心，需有追本溯源之愿，需有坐冷板凳啃苦菜根的觉悟，需晓做史学要有“聪明人下笨功夫”的努力。在桑师的新著《学术江湖：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风》的绪论中便进而论道：“网络时代，读书治学，更要注重孤往，因为坐拥书城，绝非难事，即使归隐林泉，只要能够上网，与身居闹市相比，也不过少了喧嚣和嘈杂，反而有助于专心致志。而科技的日新月异，使得潜心读书更加重要，单凭检索关键词做出来的学问，只能是浅薄的时髦。”毕竟学术并非进化论式的单线演进，后人未必真的在见识和学力上超越前人，如果不能遵从贤者的教诲先因后创，而以为学术可以如城市拆迁般不破不立，甚至是扯起外来的大旗占山为王，则不仅不能正本清源，反而更加误入歧途。
时下无论朝野均好谈民国，除了确实别有用心借力打力之外，其实多少也因为不懂所以敬上神坛。桑师在新著中即指出，“今人对民国学术的憧憬，很大程度反映了自身对学界现状的不满和失望。反之，以为今日学术总体上已经超越民国时期学术发展的标高，则多少有些托大。无限向往与盲目自信这两种观念看似相反而其实相同，都缘于对民国学人及其学术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或许还相当隔膜，因而整体判断和具体把握难以恰如其分。时下每每听闻标举称引民国学人及学术不能得当，心中总感到几分异样。”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学力不逮，传统根基不牢，又容易食洋不化，但在媒体时代，谨守本分往往容易被以为固步自封，倒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容易吸引眼球，最后却是离题万里南辕北辙。自己往往告诫学生，要明白王静安先生为什么说“可爱之学问不可信，可信之学问不可爱”，其实也是自我一份约束。
无论是向往民国抑或否定民国，学人自己首要清醒与自觉，桑师即道“学术无序失范之时，读书治学更应不与今人较，而与古人较。一时代学人若一味与同辈争胜，则所争不过名利，所占领的制高点很可能不过低洼地。若寻求学术本身的至高无上，虽然还有心向往之而实不能至的问题，毕竟有了取法乎上的前提，才可能有后续得道的造化。严格说来，一时代学术的高度，其实不是由此一时代的平均水准所决定，而是由所达到的最大标高来衡量。就此而论，今人唯有努力向上，而不能自欺欺人。明乎此，不必针对一般水准如教科书或普遍性进行不破不立的革命，学术史上由此带来的改朝换代，充其量不过是从一种平庸到另一种平庸的转移。若以古今中外的贤哲为准的，没有局限，又何须破除。”只是眼下大家更好张爱玲“出名要趁早”的经验之谈，终日忙于论文职称项目荣誉，所以不破不立是最好的终南捷径，相较之下，先因后创时日漫长又谨小慎微，难免被视为固步自封不思进取甚至带有几分迂腐，在求“大”求“快”的思维下格格不入。只是学术不仅为己也是为人，如果一代一代的传承无法偱正途而行，那不仅是误人子弟，更是误国前程。
所以在《学术江湖》一书中，桑师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研究体现学问的魅力与可贵：守正道而不趋时、指正途而纠风气、示正法而启来者。书中收入的多篇论文，虽是讨论民国时期的中西学、“哲学”起源、白话文、大学人事、南北学风、学术观念、民国学人的宋代研究、陈寅恪的治学方法等问题，其实也是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示范学术尤其是史学研究如何承上启下、如何先因后创、如何论从史出、如何挖掘史事人事之间的关联和前因后果，进而更能体会史学介于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奇妙与微妙。正如桑师当年的一个绝妙比方：学术研究就如同做一个紫砂壶，分辨工匠与大师的关键，在于能否做出“壶意”，而这个东西无法言传只能体会，师傅也无法告诉你“壶意”在哪里，但勤勉经年火候已至，无论导师抑或自己都能感悟其间。所以高明的学术研究不仅是告诉你研究的结果，更是提示你从其间揣摩治学的手法。取法乎上尚才得乎其中，否则等而下之不仅误己而且误人。
晚年于康乐园中撰就《柳如是别传》的陈寅恪先生，其学术视野与学术主张可为今日学人治学路径之导向。世人好以“以诗证史”概括先生的治学特点，甚至诸前贤从陈先生的诗文中解读古典今典，只是如果自己已存某种政治立场，则容易不自然地投射自己的主张于陈先生的诗文之中。其实作为“读书种子”的陈寅恪，游学欧美只为求学而不为学位，力图融会贯通外来学说与本国文化之隔阂，进而为吾国纲常伦理乃至价值体制做一继承发展的开拓。
所以桑师在新著中多次指出，“所谓西学，其实只存在于东方人的心目之中；即使西方人要想贯通西学，也几无可能。至于学贯中西，可以说任何人绝做不到。作为方便名词整体而言，相比于同时代的中国学人，留学时间长、所到国家多的陈寅恪的西学算得上出类拔萃，甚至是西学最好的有数之人。其西学主要集中于文史方面，还一度是中国研治西人东方学的首席。此节不仅得到留学生和好讲西学人士的承认，其本人还被推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编译委员会委员。陈寅恪主张尽量吸收外来学说与不忘本来民族地位相反相成，绝不挟洋自重，舍己从人，很少称引附会西学，宁愿仿宋儒先例，取珠还椟，以免数典忘祖。在批评一味趋新者的西学为过时的格义之学时，才显示其对国际学术界元和新样的了解与把握。其具有统系与不涉附会的主张，为中外学术文化融通取向的高妙境界。”
今日中国国力蒸蒸日上，思想文化也要追上物质经济的轻快步伐，所以时下常呼吁“与国际对话”，要努力赶超“世界一流”。不过身处大学之中必然要警惕，“学问之事，本来就存在可信与可爱的不可兼得，越是高深玄奥，越是曲高和寡。能够引起普遍共鸣的，往往等而下之。那些一味面向新进，迎合时流的横通之论，无论如何出奇求新，不过是追求感官刺激而已。如果不能超越时流，坚守良知，以一般青年为主体的大学，反而最容易成为欺世盗名者横行无忌的场所，遑论并非故意的误人子弟。这也是大学稍有不慎即变为学术江湖的重要成因。”
由此思及，大学中常存所谓“重科研”抑或“重教学”的争论，实则可能是一个伪命题的存在：如果没有坚实的科研作为基础，没有严谨的治学态度与治学方法为学生典范，则学生在“耳学”以外别无所获，以为学术不过是人人可以为之的“复制粘贴”，自然便失去了大学本身的尊严与坚守。窃以为大学并非需要每位学生都选择以学术为业，但在大学中培养起对学术的敬畏与尊重、培养起对前贤研究成果的敬畏与尊重、培养起对科学态度和严谨学风的态度与尊重，是最起码的目的与宗旨。否则大学沦为职业技术学校，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不过功名利禄，又如何对得起“问学载道”的职业肩担？
从桑师的《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一书以来，每次我都酷爱细品其著的绪言或解说部分。好的学术著作不仅仅为了解决学术问题，更要启发后学以治学思路和治学方法，更由此延伸至学人治学处世的原则与坚守。吾独爱桑师在新著《陈寅恪的西学》中的一段话：“正是针对世风不以舍己从人为耻、反而挟洋自重的时尚，陈寅恪凭借二千年中外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重申中国今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的思想，其结局在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地位，而且势将终归于歇绝，主张必须坚守道教之真精神及新儒家之旧途径，一方面尽量吸收输入外来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地位，二者相反相成，才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的确切中时弊。尽管他大声疾呼且身体力行未必能够即时挽回世运，所提出的法则却有颠扑不破的效应，可以检验所有与此相关的人与事。只是其所预言应验之日，恰是近代以来许多的流行破产之时。”其实这也是目前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不二法则。
尽管学人难免世俗桎梏的约束，但却不能随波逐流自污其身，须知“学术为二三素心人的志业，往往曲高和寡。所谓雅俗共赏、老少咸宜，可遇而不可求”，所以“学人首要关注立说能否传得久远，而不必苦恼著述是否看的人多。民众喜闻乐见与否，不应作为学术标准”，所以“学人不必在意现世知音的多少，真正的考验，在于面对古今中外贤哲的慧眼。”毕竟“学问是小众事业，越是高深，懂的人越少。”在自己努力向上与前贤哲者对话的同时，努力“提升学生的能力，使之能够听懂讲得好并且逐渐觉得好听”，而避免民国以来“公开演讲之类，讲者与听众讲台上下随时互动，必须简洁明快地刺激后者的神经，每每将听众不懂、自己也未必知道的东西讲得绘声绘色，栩栩如生”的“耳学”弊病，也是祛除学术“江湖”习气、回归学术本源乃至可以预流世界先进水平的根本方法。
桑师在新著的绪论里曾有感慨，“学问始终是令人遗憾的事业，尤其是史学，必须绝顶聪明的人下笨功夫，等到功力见识皆备之时，已是去日苦多，时光不再。”然而学术的传承，正是有一代又一代的学者的努力与自觉，方能不失正途而有所进步。身处治学条件远远优越于民国时期的今日，学人已经不是“看得到”的约束，而是能否“看得懂”的考验。而且在看得懂说得清之后，还需要努力传得下和启未来的功夫。读毕桑师的著作，不仅仅是史事层面上的拨清迷雾，更多的，还是继承与发展的沉甸甸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