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读后感10篇

　　《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是一本由陸鍵東著作，聯經出版的热胶锁线装图书，本书定价：NT$350，页数：537頁，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读后感(一)：几点想法

　　一、陈寅恪在建国后未能将毕生所学尽心阐发，是中国学术文化在近代的一大损失。但与同时期内国内的大多数学者相比，陈公已经非常幸运和不容易了。我们只能为时代哀，为中国哀，为无法挽回的历史哀！！！

　　二、陈寅恪的学术思想和精神必将随时间流逝而愈发闪亮，为更多人所识所敬所用。“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对历史和传统文化保持最大敬意和温情的历史文化观，考察风俗家世和制度源流的治学方法，文史互证，这些都必将被证明是伟大的预见。

　　三、陆键东写这本书时还是倾注了个人强烈的感情，虽然考证史料做得很足，但过于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还是让人觉得煽情过度，有失大家风范。但作者毕竟开了国内写史写传的一个体系，从此写近代学术人物的传记，感情和政治是避免不了的了。

　　四、为什么这本书后来被禁了呢？据说是因为什么版权问题，或者什么个人纠纷。但我感觉是有关部门觉得这书中内容还是过于直白了些，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因此毙掉了。当若真是如此，我就要大呼一声：悲哉，陈公！！！

　　《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读后感(二)：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1.疑问与起因

　　初读这本书，是一本让人很难进入状态的书：说其是人物传记，也不像人物传记；说其是史书，里面又包含了太多的情感宣泄。从1949年读到“反右”、“知识分子改造”，一个倔强、固执、情感色彩中饱含悲愤的知识分子立在了我的面前，我突然对这个“特别的”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享受这“那个年度中国学人视为骄傲的礼遇”的他，那种生命特质里透出来的痛苦、孤寂、悲愤是从何而来？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一个让人情感很复杂的时代，那个时候国家和人民遭遇了巨大的苦难，但也是那个时候百家争鸣大师辈出。太多的冲突与矛盾全部汇聚在了那个年代。陈寅恪作为那个年代的一员，如何那个年度一样，越走近他，越多的疑问扑面而来。他，连同那个时代，都如同迷雾一般，若隐若现，深深吸引后世诸人。陈寅恪的痛苦，相比王国维的“以身殉道”、鲁迅的“呐喊”、郭沫若的“识时务的转变”，他在1949年之后，“如同花岗岩般”没有任何的转变，哪怕表现出来一丝的意愿，相反是与日俱增的痛苦与孤寂。他不似王国维般“殉道”，不似鲁迅般“呐喊”，也不似郭沫若般“转变”，“不学马列、不参政事、不参加政治学习”，如同隐士般寓居于康乐园，那他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呢？他坚守的又是什么呢？他“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于他自身的表象又是什么呢？

　　太多的疑问，太多的不解，让我想找到答案，想读下去。

　　2.恪守与答案

　　在本书的第401页作者摘录了陈寅恪写给门生蒋天枢的《赠蒋秉南序》。陈寅恪一开头讲述了自己儿时（光绪之季年）的一件小事：一次偶然看到了一本书，易堂九子集，他说“不喜其文”，却“深羡其事”。那他所羡何事呢？他说那些人在动乱时局里还能聚在一起“讲文论学”，他说这是天底下的“至乐大幸”。这段是否可以作为对陈后三四十年“奔数万里、历数十年”求学不辍的注解？以至当年梁启超向清华推荐其为教授时，陈为“无名望、无学位、无著作”的“三无学人”，而他对侄子陈封雄的解释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求学治学的态度。陈封雄曾问陈寅恪“为什么不拿个博士学位”，陈回答“考博士不难，但两三年被一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习其他知识了”——多么纯粹的治学态度。

　　那陈寅恪所恪守的信念又是什么呢？他说“守先哲之遗范，托未契于后生者”、“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他所想要的，是“承续先哲将坠之业”、“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他想要的是“复振”华夏民族之文化。

　　3.柳如是

　　读完这本书，我似乎为我那些疑惑找到了答案，但总归觉得缺点什么。陈寅恪在最后的二十年中花去了十年的时间写一个明末的歌妓，这是出于什么样的由衷呢？一个在深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文化熏陶下的史学巨匠，不问政治，但难道真的不关心国是嘛？他为什么会对政治、对国家如此的“淡漠”？太多的疑问在我自以为找到答案的时候又跳了出来，为什么？

　　怀着这种疑惑，我又查了查这个“花费掉”陈寅恪十年生命的女人的资料。柳如是，基本的资料如下：柳如是，女诗人，本名杨爱，字如是，又称河东君， 因读宋朝辛弃疾《贺新郎》中:"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秦淮八艳"之首，嫁明朝大才子钱谦益为侧室。如果这些就是柳如是的全部，那那些疑问就只能沉入历史的洪流中无所适从了——历史总给我们在绝望中透出一丝光亮，另一个柳如是——“与复社、几社、东林党人交往，常着儒服男装，文与诸人纵谈时势、和诗唱歌”，被世人称为“风骨嶒峻”。柔弱如柳如是，在明朝覆灭之际，与其夫东林党领袖、礼部尚书钱谦益约定以身殉国，其夫以“水太冷，不能下”为由做了降臣，她自己“奋身欲沉池水中”却给其夫硬拉了回来。

　　柳如是，生在“乾撼坤岌”之际，写出了诸多的传世诗词，在国家覆灭之际，比那些“所谓的正统的东林党人”更懂得“以身殉道、以身殉国”——这是一个怎样的女子？！惶惶十年，陈寅恪不是消极，不是漫无目的。“金明馆”、“寒柳堂”，在最痛苦、孤寂的二十年，他依旧恪守着自己的“道义与尊严”，只是这里面，积淀许许多多的兴亡盛衰、借古言今，参杂了多多少少的悲凉哀叹、无奈凄凉……

　　历史，终究还是有温度的！

　　《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读后感(三)：四海无人对夕阳——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前两章简要讲述陈寅恪先生到岭南大学任教的缘由、他前半生颠沛流离的生活以及他“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友朋。字里行间隐现先生“惊天地、泣鬼神”的才华与傲然的风骨。

　　历史逐渐推进，悲剧拉开序幕。看书的时候会想：如果那些年没有那些所谓的“运动”，中国学术界会是一番什么模样？“凡一种文化值衰弱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能始终保有“独立思想 自由意志”是极其艰难的，也是极其伟大的！

　　掩卷长叹息。集身世苦难与文化苦难于一身的陈寅恪，自始至终都秉持“独立之思想，自由之意志”。他以大半生的实践，实现他一直孜孜以求的“一匡当世之学风，示人以准则”的治学理想，以及“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的文化理想。“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这段他写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里的文字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墓志铭”。

　　在“无知”批“有知”的那些年月里，造反派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多少高洁的人格与灵魂被愚昧及野蛮所玷污。但是，对于一些人来说，生命的本色并不因岁月风霜的侵蚀而有所改变，其生命意志反而会愈渐顽强。那在残酷年代中还能惺惺相惜的友情和相知相依的爱情亦更显难能可贵。“伪假的东西不会长久，真实的东西永远真实。”很多人的故事，只能在后人眼中才看出精彩。在回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进程上，没有谁可以绕过或撇开“陈寅恪”这一条河流。

　　最后，将先生当年赠与岭南大学新同学的两点意见与小伙伴们共勉：一是要学好古文与外文，提高阅读能力；二是要注意身体锻炼，否则会半途而废。

　　《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读后感(四)：今日吾侪皆苟活

　　前几日借了《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昨晚看完，阖上书本时泪流满面，舍内同学皆以睡去，而窗外亦是浓夜，霎那间突然有种不知身在何处之感。

　　这眼泪其实说来是因陈寅恪，因陈序经，因吴宓，因那些风暴中的孤寂者，也许，也因我自己，因这似乎甚是浅薄的二十有年。

　　慨叹如果能再给我个打头的二十年的话，我一定努力抛去那些浮躁，不负先贤不负今生地过，但生命不能倒退，所以接下来的每个二十年，我都要珍惜，自由且真诚地活。

　　说“微斯人，吾谁与归？”未免太过狂妄，仅以陈寅恪在29年为王国维所做的碑铭中的一段话自勉：

　　“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代圣仁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感望。”

　　《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读后感(五)：《从陈寅恪的二十年》到《陈寅恪与傅斯年》

　　终于读完了这两本书，前前后后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想要了解陈，这个念头由来已久。似乎是逡巡于脑中久散不去的浓雾，化不开，却不敢去碰触，畏惧的心态时时盘旋。忽然有一天豁然开朗，终于决定去翻开黄纸故卷里的那段尘封旧事。

　　《陈》书得来不易。在书店往往复复找寻，又托朋友帮忙在上海书店寻觅，终究无果而终。后来上网查询，才得知这本书已被禁止出版，据说是书内的相关情节有辱某某人的名声，引了一场纷扰。我不禁哑然失笑，些许人的名声早已被自己辱灭，又何须外人加至，这自是后话，是否真为《陈》书禁出的原因，也未曾知晓。

　　于是去下载电子版，但却是删节版，有些遗憾，后来在豆瓣居然奇迹般求获了完整版，惊喜之余，真个有一番慨叹。

　　细细想之，这恐怕是自己几年来最用心去读的一本，许是得来确为不易，以往读书总是囫囵吞枣，一目十行，只阅文字之表，不究其里，读过之后就会放置一边，不再碰触。但《陈》这本书却是一个字一个字细细咀嚼下咽，读罢。掩卷深思，唏嘘不已。

　　对陈其人，最初的得知来源于报刊杂志的一些零星破碎的报道，这些片断在脑中组合加工，渐成立体，

　　陈出身官宦之家，其祖乃留名青史的陈宝箴，陈幼年从塾熟读四书五经，后留洋国外，深得中国儒家学说以及西洋文化的精髓。陈一身傲骨，治学严谨，文人身上的倔强与乖戾在其身上得到很好的体现，清高，蔑视权势，其于生前好友王国维墓碑所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阐释了他一生追寻，至始至终都未曾改变，即使是泯灭人性的文革十年，他亦是铁骨铮铮，言行始终如一，不曾屈服低头。我想除了陈浩瀚的学术著作之外，这或许也是陈百年之后为后人所倾慕的重要原因。

　　《陈傅》之书，得来就相对较易，直接托脑炎帮忙在网上购置。书厚厚的一本，五十多万字，洋洋洒洒，蔚为大观，再现了二三四十年代，那段波澜壮阔大师辈出的历史画卷。

　　读中时有激奋之气，荡然于胸，只恨生不逢乱世，得以瞻仰大师的风采。此话出口，大有不知天高地厚的无知，生逢太平盛世，却不知感恩戴德，但览此书时，确有此感

　　对傅其人其事，不大了解，许是其壮年随蒋奔赴台湾的缘故。大陆甚少见其报道。又或许是自己孤陋寡闻，鄙巷中一井底之蛙，不闻大师之风采。

　　若言傅的学术成就，终不敌陈，因其终未曾留下鸿篇巨著。但读毕

　　二三十年代，那是一段百家争鸣的历史。那些只能在纸上得以窥见的姓名如此凛然的站立于面前，喜怒哀乐，嬉笑怒骂，一段段碾转奔赴各国的求学经历虽不乏艰辛，

　　两位大师，傅致力于台湾大学的建制，孜孜不倦，以致病种缠身，英年早逝，客死一海上小岛。其留于大陆的亲朋乃至已殒身的母亲也因受其牵连不得善果，读来总不免让你人唏嘘，而陈于大陆身心亦备受折磨，死时亦惨淡凄惶。身处两岸，境况似乎不一，其实大抵相同，只不过相较于傅，陈的死就显得如此卑微，与他大师的身份迥然有异。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二三十年代的纵横捭阖依然消逝无存，而今的我们只能从文字中一窥乱世文人的轶事端倪，个中意味，唯有自知。

　　读罢二书，心中最清晰的莫过于陈寅恪先生之于王国维碑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及书封面的题词“大师之后再无大师”。

　　胡乱涂抹，不成章法，个中滋味，唯有心知。

　　《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读后感(六)：士的风骨与浓浓的乡愁

　　一直佩服陈老先生的耿直与人格。但却觉得他对红色中国的认识，不如胡适那么深刻和透彻，以致他不愿像胡适那样选择离开。

　　读了《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之后，我才终于理解，陈之所以留下，并非在国与共的政党之间的政治选择。而是故土与漂泊的人生选择。他因为热爱这片土地，而选择留下。更为可贵的是，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选择，而向他所坚持的真理与理想妥协。

　　这种坚持，这种人格的闪光，在那个政治风暴席卷摧毁一切的年代，几乎所有人都沉默、妥协、或者同流的背景下，在人性的阴暗面最容易暴露的时刻，而更显弥足珍贵。他以近乎绝迹的中国先秦时代的士人风骨，秉持了自己一生珍视的理念，从一而终。—— “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他让我第一次真正的在现实的世界里找到了一个例证，人文的情怀与人格的品质，终究会超越政治。每一个朝代，不论如何轰轰烈烈，长短不过几十几百年，在历史长河中，如过眼云烟。而精神的力量，却可以如青山突起，川流裂地般刻入历史，成为一座丰碑。

　　《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读后感(七)："玉溪满驻伤春泪，不肯名流且暗吞" ——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父亲是晚清诗人陈三立，爷爷是湖南巡抚陈宝箴，既有家学渊源，再加上聪敏好学和早年留学列国的求学经历，好友吴宓评价：“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吴宓, 2002)也就不足为奇了。只是少年家道中落的打击，为生命植入深深的原苦意识。这位“虽不是思想家，但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却具有一种典型的意义。” (余英时, 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 2006)的学术巨人，晚年集“教授之教授”的光环和“文化遗民”的苦寒色彩于一身，从南下伊始就选择了一条注定孤独的道路。这最后二十年的学术生涯，也见证了他用生命践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艰难与骄傲。

　　一、文章存佚关兴废，怀古伤今涕泗涟

　　抵达岭南大学之前，陈寅恪因为视网膜剥离，已经双目失明，但丝毫不影响他授课的热情。他的讲学旁征博引，古今中外史料信手拈来，还不时夹杂数种语言文字，因此吸引校内教授听课甚至多于学生，是公认的“教授之教授”。慕名听课的黄萱经人介绍担任他的助手，以后的十三年中，她协助陈寅恪总计完成近100万字的《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的著述工作。

　　“大抵为学，虽有聪明之资，必须做迟钝工夫，始得。” (朱熹, 2007)每天上午陈寅恪与黄萱一起工作四个小时；下午回忆错漏以备第二天补正，并谋篇布局；晚上凭回忆思索资料，派人查找缺漏。“人家研究理科，是分秒不差的，我的文史研究，是年、月、日不差的。” (默秋, 2009)他对史料熟悉到可以准确记得某页某行，因此有记忆力惊人一说。其实很多时候前一天晚上想好的问题，第二天他又忘了，只能重新冥思苦想。如此大的工作量，导致他的大脑日夜疲劳，依赖安眠药才能入眠。

　　1956年3月，陈寅恪在《中山大学学报》上发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等5篇论文，3万余字。其中四篇在1952年至1953年已经完成，考虑到还要补充修改。一改就是三四年，敬畏之心可见一斑。

　　抱着“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 (陈寅恪, 韦庄秦妇吟校笺, 2001)的苦闷与孤寂心情，1954年新一轮的征程开始了，也即《钱柳因缘诗释证稿》的创作。这部“以诗证史”的经典之作，承载着陈寅恪晚年勃发的生命力量，逼着他不停地赶路。到1956年，陈寅恪已是“燃脂暝写费搜寻”，著述的乐趣随着岁月的消磨减少，更多地成为毅力与意志的考验。

　　寄身于乱云飞渡的年代，出于对文稿命运的忧虑，他要求黄萱对《柳如是别传》作两稿以上的誊写，唐筼对主要诗篇作多稿以上的复写。事实证明，他的忧患意识为文革结束后的追回工作，减轻了不小的压力。在这个宁愿反复誊写也不肯修改一个字的传奇人物面前，时代总是龇着獠牙，“他的文化观之所以迥异时流，是因为他对中外历史的认识根本与‘时流’不同……在意识形态之争基本已告结束的今天，陈寅恪的文化观反而和新一代的世界文化思潮越来越接近。这真是历史的讽刺。” (余英时, 陈寅恪与儒学实践, 2006)

　　二、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

　　当学生汪篯于1953年，身怀郭沫若和李四光的两封信，南下劝陈寅恪出任中古所所长时，完全没想到会收到“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作挡箭牌”的答复。汪荣祖先生认为从这两个条件足以窥见陈寅恪的勇气和风骨，也难掩天真：“即使他当年渡海至台，若以摆脱三民主义的桎梏和蒋介石的允证书作为就任所长的条件，其结果必然是一样的与虎谋皮。” (汪荣祖, 史家陈寅恪传, 2005)

　　这一份痛楚与伤感，在一年后与周扬的会面中被痛快地发泄出来，“他（陈寅恪）说新华社广播了新闻，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向老师学习，何前后矛盾如此。我被突然袭击了一下”。 (蒋天枢,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 1997)这一突然袭击，是陈寅恪的倔强，是陈寅恪的天真，也是陈寅恪环顾四周而不明所以的茫然。周扬后来演说：“就是要打倒，也要把他的一套学问学了，才能打倒……广东不是有个陈寅恪，他肚子里就是一部历史书，我们就要把这一历史书学过来。” (陆键东, 劫后余绪, 2013)受之于人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掌握批判材料，旁人今天听来也难免汗毛倒竖。

　　1957年的风暴拉开序幕，陈寅恪冷观花开花落。《光明日报》刊登的《访陈寅恪教授》一再发问：“为什么当代一家学者，独默默而不鸣？” (陈寅恪, 访陈寅恪, 1957)陈寅恪只是让记者去看他的门联，即“万竹竞鸣除旧岁，百花齐放听新莺。”当时他戏言：“野老已歌丰岁语，暗香先返玉梅魂。”本书的作者认为不表态就是表态，陈寅恪的态度恰恰勾勒出“凄寒的生命与学术已融为一体的人生之路。” (陆键东, 风暴中的孤寂者, 2013)

　　汪荣祖先生认为陈寅恪的沉寂，是由于“他的爱国心乃是植根于历史和文化，并不是爱一党一派。” (汪荣祖, 清华学苑多英杰, 2005)不由人不想起陈寅恪7年前所作《元白诗笺证稿》中的议论：“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也。” (陈寅恪, 连昌宫词, 2001)

　　三、名山金匮非吾事，留得诗篇自纪年。

　　因洗浴摔倒而膑足后，陈寅恪口述《寒柳堂集》，回顾学术生涯。关于《论再生缘》的缘起，他说：“年来读史，于知人论世之旨稍有所得……至若‘禅机蚤悟’，俗累终牵，以致暮齿无成，如寅恪今日者，更何足道哉！更何足道哉！” (陈寅恪, 论再生缘, 2001)其时63岁的陈寅恪早已是世所公认的史学大师，从“暮齿无成”中可以读出他的谦逊，品出老骥伏枥、壮志难酬的落寞，其中更难掩“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的苦寒色彩。

　　最后二十年的两部著述都选择伤心史，其中自有经历清廷覆灭、民国夭折、1949年大变局的感怀身世之慨。面对新学日上旧学日下的汹汹大潮，“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生之涯”。但正是这种感伤情怀无意中为他晚年的治史生涯平添了一抹亮色与激情，也使他的文章多了一份感情与性灵。

　　因大腿骨折住院的7个月中，陈寅恪反复提醒护士：“如我生命终结之时你们还在我身边护理，你们一定要制止医生们抢救我，不要延长我的生命，不要延长我的痛苦。” (陆键东, 暮年“膑足”, 2013)此刻他对人间的留恋已然不存在了，只感到“非生非死又一秋，不夷不惠更堪羞”。

　　蹉跎岁月，在病床上虚度生命是陈寅恪不能容忍的；浮云蔽日，无法争得学术自由更让他的精神根基失去了依傍。周一良先生把陈寅恪划作“文化遗民”不甚合理，但他的最后二十年确实印证了：“遗民多有祈死，待死，以生为死者。” (赵园, 1999)的古语。

　　四、结语

　　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言：“所谓‘学者的人格者’，为学问而学问，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故其性耿介，其志专一。虽若不周于世用，然每一时代文化之进展，必赖有此等人。” (梁启超, 2007)诚哉斯言！陈寅恪终于化作文化源流中的一座碑石，守望中屹立不倒。

　　参考文献

　　陈寅恪. (1957年5月10日). 访陈寅恪. (梁诚端, 采访人)

　　陈寅恪. (2001). 连昌宫词. 出处 陈寅恪, 元白诗笺证稿 (页 82). 北京: 三联书店.

　　陈寅恪. (2001). 论再生缘. 出处 陈寅恪, 寒柳堂集 (页 54). 北京: 三联书店.

　　陈寅恪. (2001). 韦庄秦妇吟校笺. 出处 陈寅恪, 寒柳堂集 (页 146). 北京: 三联书店.

　　蒋天枢. (1997).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梁启超. (2007). 清代学术概论. 出处 蔡鸿生, 学境 (页 11).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陆键东. (2013). 风暴中的孤寂者. 出处 陆键东,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页 199). 北京: 三联书店.

　　陆键东. (2013). 劫后余绪. 出处 陆键东,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页 268). 北京: 三联书店.

　　陆键东. (2013). 暮年“膑足”. 出处 陆键东,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页 368). 北京: 三联书店.

　　默秋. (2009). 陈寅恪：踽踽独行的国学大师. 文汇报.

　　钱钟书. (2007). 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 出处 蔡鸿生, 学境 (页 106).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沈宗骞. (2007). 芥舟学画编. 出处 蔡鸿生, 学境 (页 5).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汪荣祖. (2005). 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出处 汪荣祖, 史家陈寅恪传 (页 215).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汪荣祖. (2005). 清华学苑多英杰. 出处 汪荣祖, 史家陈寅恪 (页 63).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汪荣祖. (2005). 史家陈寅恪传.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吴宓. (2002). 空轩诗话. 出处 张寅彭, 民国诗话丛编 (页 26).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余英时. (2006). 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 出处 余英时, 现代学人与学术 (页 183).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余英时. (2006). 陈寅恪与儒学实践. 出处 余英时, 现代学人与学术 (页 130).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赵园. (1999). 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 出处 赵园, 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 (页 345).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朱熹. (2007). 朱子语类. 出处 蔡鸿生, 学境 (页 15).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读后感(八)：应该被仰视的灵魂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这部陆键东的成名作多年前已有耳闻，大致内容也有所了解，但认真研读则到最近才告完成。外界对这本著作的评论始终褒贬不一，激赏者有之，鄙视者有之，在此简单谈谈我的一点感受。

　　首先要注意的是作者陆键东不是一位历史学家，这部著作也不是一本历史著作，所以大可不必以历史家的眼光观之。如果单单作为一本文艺作品来欣赏，站在一个后辈为先贤树碑立传的角度观察，这部著作绝对可称为传世之作。当然，我们从字里行间无时无刻不感受到作者对陈寅恪先生知识分子傲骨的欣赏与对其多舛命运的哀伤，或许有许多读者掩卷不禁潸然泪下。我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多愁善感之人，但读毕此书也不禁长叹历史的无情与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陈》书文笔优美而细腻，时时透出感伤的笔调，极能引起读者的共鸣。相信读完此书的读者，无不钦佩一代史学宗师陈寅恪身处狂暴恐怖的年代（海外学人多目为“地狱”），目睹曾经信赖的弟子们多趋向“新学”而绝不作曲学阿世之举。陈先生所处的时代恰为中国“文字狱”与“反智论”最为猖獗的时期，无数学人为求自保，纷纷自觉或不自觉地作阿谀之举，各领风骚十余年。唯独陈先生坚守阵地，被目为“中国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海外则目陈先生为“中国大陆唯一未灭的文化灯塔”。两相对照，有一点是二者的共识，那就是陈寅恪为中国史学当之无愧的权威。以“左”自命的学者与造反派们尽管极尽所能地贬低陈先生，但无法绕过的是陈先生的史学成就。我们从小熟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山祖郭沫若虽属政府大员，贵为中科院院长，当他面对虽盲目体衰，但仍被外界视为史学泰山北斗的陈寅恪时，相信内心仍有几分底气不足吧。

　　在我们这代人读书的上世纪末叶，所耳闻的著名史学家无非是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之属。而今日我们所熟知的陈寅恪、钱穆等史学泰斗则都因为相同或相似的命运被刻意淡化，这不能不说是政治对学术的蹂躏。其实仔细想想，建国以来，政治对学术的蹂躏还少么？我们所体会到的只是它的一点余绪而已。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就是饱受政治的压迫，虽有政府提供的各项优待，但这岂是陈寅恪这样的士子所看重的？我印象最深的是陈先生晚年自比“负鼓盲翁”，但仍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正是当时大陆知识分子所普遍缺乏的一点，但陈先生感到“吾道不孤”的是，仍有一批士子紧随其后。刘节代替老师陈寅恪挨批斗，吴宓在最恐怖的时代致信中大询问陈氏夫妇安危便是明证。“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是陈寅恪自我最无奈但也最真实的评价，这是那个时代与那一代知识分子共同作用的结果。

　　如陈寅恪一般的大师级学人在恐怖的十年陨落的不知几何，令今人思之无不扼腕叹息。但这样的结果确是陈寅恪等人早已料到的，也是无奈的。愿文化科技日益昌明的21世纪不再发生这样的悲剧，不再出现这样悲惨凄凉的“最后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