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经典读后感有感

　　《魏书》是一本由〔北齐〕魏收 撰 / 何德章 修订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10.00元，页数：2017-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魏书》精选点评：

　　●新修二十四史

　　●认认真真把《檄梁文》注释了一遍，方知注书不易。

　　●精裝版紙張不錯。新版訂正了舊點校本沒注意到的一些錯誤（比如源懷傳的勁兄祚改為兄子），添加了一些有一定價值的校勘記（比如劉庫仁傳將田餘慶先生拓跋史探的分析結論添加其中）但也有些地方的處理讓人費解（比如太宗紀刪掉了宋人校語），外戚傳校勘記則直接寫錯了北史出處。

　　●二刷

　　●一刷，就记住了元勰这个人物，以后孩子取名字可以考虑勰字，有内涵

　　●子贵母死之制过于残忍，魏世由治转乱胡后难逃其责；催司徒其智 算无遗策，愚亦丧家灭身

　　●学渣答题。没读完……字大读起来舒服……

　　●画风清奇 居然从黄帝开始掰扯

　　●出售上册

　　●装订好多了，就是太重☹️ 都快6公斤了！！

　　《魏书》读后感(一)：乱世风云乱世魂

　　鲜卑其族，虽魏书称其为昌意之后，真实性却存可疑，

　　丘迟《与陈伯之书〉称其为北狄，又曰其居处为穹庐，则鲜卑为胡人，明矣，

　　又观动荡之时其君臣之事，无夫人伦纪纲，至于淫乱残謔，历代无于比者，

　　不然何以有衣冠南渡之说，幸赖留存的汉族知识分子才得以保持一时的繁荣，

　　只待隋朝的建立，才重新由汉人掌权，渐渐去胡化，

　　在历史的长河中，往事已渐行渐远,无复追及，只是在乱世之中更易洞察人性，

　　乱世风云乱世魂，多少爱恨情仇，多少残謔哀愁，多少英明风流，数千年来雨打风吹散，

　　临书而叹往事，只哀民生之多艰。

　　《魏书》读后感(二)：洛阳伽蓝都无迹

　　

风俗依然另做分类，不在人物笔记里。

2021.3.17

《卷一·序纪第一 》；《卷二·太祖纪第二》。结合张金龙先生北魏史、魏晋南北朝时儒释道巫等风俗同参，有新意。兼论魏晋故事、外交。又此卷可与《晋书》《十六国春秋》等同参。见有些地方，譬如

元虔等因屯秀容，慕容垂遂围长子。

想到后来尒朱荣北秀容人，之类的互参，也很有意思。又《卷二·太祖纪第二》，

天赐元年... 是岁，岛夷刘裕起兵诛桓玄。 天赐五年... 是岁，皇孙焘生。

天赐年间的这一生、一死，也许某种意义上标志着一个时代结束了，而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2021.3.22

《卷三· 太宗纪第三》。同样可结合《晋书》《十六国春秋》、张金龙先生北魏史、魏晋南北朝时儒释道巫等风俗同看。之前看到一些关于北魏秋天风俗的说法，细考时间，孤证局限，恐怕不足为论。且卷五拓跋濬本传

（和平）四年....秋七月壬午，诏曰：“朕每岁以秋日闲月，命群官讲武平壤。所幸之处，必立宫坛，糜费之功，劳损非一。宜仍旧贯，何必改作也。”

可做反证。以及看到

六年....秋七月，西巡，猎于柞山，亲射虎，获之，遂至于河。

的时候，忍不住想起当时乱写的一首打油词

老妇聊发少年狂，左牵温，右攀洋，锦帽貂裘，千骑卷建康。为报倾城随玩玩，亲掷果，看崔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清谈歌舞，谁不思谢尚？会遣楼船下益州，江东去，误周郎。

哈哈哈~又

七年....夏四月甲戌，封皇子焘为泰平王....初，帝素服寒食散，频年动发，不堪万机，五月，诏皇太子临朝听政....刘裕卒，子义符僭立。

想经年之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

《卷四 ·世祖纪 》。虽然但是，对拓跋焘本人，其实我是很爱的，

每以财者军国之本，无所轻费，至赏赐，皆是死事勋绩之家，亲戚爱宠未曾横有所及。临敌常与士卒同在矢石之间，左右死伤者相继，而帝神色自若。是以人思效命，所向无前。命将出师，指授节度，从命者无不制胜，违爽者率多败失。性又知人，拔士于卒伍之中，惟其才效所长，不论本末。兼甚严断，明于刑赏。功者赏不遗贼，罪者刑不避亲，虽宠爱之，终不亏法。常曰：“法者，朕与天下共之，何敢轻也。”故大臣犯法，无所宽假。雅长听察，瞬息之间，下人无以措其奸隐。

这段历史毫无疑问还要再反复细刷，写点什么出来 XD

只是作为拓跋焘 & 崔浩 CP 党，每次读他的传记，都会留下痛并快乐的眼泪。ε=(´ο｀*)))

然果于诛戮，后多悔之。司徒崔浩既死之后，帝北伐，时宣城公李孝伯疾笃，传者以为卒也。帝闻而悼之，谓左右曰：“李宣城可惜。”又曰：“朕向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褒贬雅意，皆此类也。

以及看到

三年春正月....癸卯，行幸广宁，临温泉，作《温泉之歌》。

突然想到了这首歌...

https://music.163.com/#/song？id=1385484283

越来越丧病的我 _(:з」∠)_

《 卷五· 高宗纪 》。从拓跋濬开始的这几卷，是北魏政治、文化、经济等的转型期，都需结合相关史料、重要人物生平细考。话说

和平元年...崔浩之诛也，史官遂废，至是复置。

史官杀我。

魏收（冷笑）：要我怎么说？对不起您了？

某：....不敢。→_→

《卷六· 显祖纪 》。 《卷七· 高祖纪 》。拓跋弘和元宏传记同参，就能看出很多微妙的地方了，不过还需要细考。XD 以及元宏依然是我心中玛丽苏小说最佳悲情男主，没有之一。之前把他的故事写成过小说，但不是很满意；等细考完这段时间的历史，再来修改。

《 卷八·世宗纪》。虽然元恪颇佳，加上他

善风仪，美容貌，临朝渊默，端严若神

很是我的菜，但本卷已可见北魏后期朝政局促，内忧外患，可谓捉襟见肘。但一国倾颓，岂因几人几事？有前因，才会得后果。又见

景明元年春正月壬寅，车驾谒长陵。乙巳，大赦，改年。丁未，萧宝卷豫州刺史裴叔业以寿春内属 ，骠骑大将军、彭城王勰帅车骑十万赴之。二月戊戌，复以彭城王勰为司徒。宝卷将胡松、李居士率众万余屯宛，陈伯之水军溯淮而上，以逼寿春。

想到丘迟《与陈伯之书》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

以前还不了解魏晋南北朝时，小时候我爸说这四句极佳；后来读魏晋南北朝诸文，虽然觉得不算“极佳”，但的确很可一读，仿佛当年阮瑀代曹操作与孙权书的风采。又

四年...秋八月...中山王英、齐王萧宝夤坐钟离败退，并除名为民。

不畏萧娘与吕姥，但惧合肥有韦虎 。XD

《卷九· 肃宗纪 》。 元诩一朝不必说，六镇起义是研究的重点。魏收在史臣曰里说

魏自宣武已后，政纲不张。肃宗冲龄统业，灵后妇人专制，委用非人，赏罚乖舛。于是衅起四方，祸延畿甸，卒于享国不长。

是后世及中国古代一直持有的传统观点。但现代再读，恐怕需要结合南北朝当时的历史背景，做横向、纵向之比较才行；并且还是那句话，一国倾颓，绝非几人、几事而成。

再以及看元诩一朝时，想到北齐末年，场景何其相似，让人想起杜牧《阿房宫赋》

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卷十· 孝庄纪》。从这卷开始，因为涉及到高齐故事，所以除了近现代论述以外，还要参考《洛阳伽蓝记》，南朝史书，以及笔记小说等其他文献资料、出土文物等同考了。说魏收曲笔，但涉及帝王隐秘，直笔几能够？突然又想到我们崔桃简了，以及高洋当年对魏收说，

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

大刀又杀我。

魏收：.....你死几遍了？

某：....不敢。

《卷十一 ·帝纪第十一》。虽为帝纪，乱世傀儡而已，不免为之一叹。

《卷十二· 孝静纪 》。善见！我能说什么！

帝好文学，美容仪。力能挟石师子以逾墙，射无不中。嘉辰宴会，多命郡臣赋诗，从容沉雅，有孝文风。齐文襄王嗣事，甚忌焉，以大将军中兵参军崔季舒为中书黄门侍郎，令监察动静，小大皆令季舒知。文襄与季舒书曰：“痴人复何似？痴势小差未？”帝尝与猎于鄴东，驰逐如飞。监卫都督乌那罗受工伐从后呼帝曰：“天子莫走马，大将军怒。”文襄尝侍饮，大举觞曰：“臣澄劝陛下酒。”帝不悦，曰：“自古无不亡之国，朕亦何用此活！”文襄怒曰：“朕！朕！狗脚朕！”文襄使季舒殴帝三拳，奋衣而出....及将禅位于文宣，襄城王旭及司徒潘相乐、侍中张亮、黄门郎赵彦琛等求入奏事。帝在昭阳殿见之。旭曰：“五行递运，有始有终。齐王圣德钦明，万姓归仰。臣等昧死闻奏，愿陛下则尧禅舜。”帝便敛容答曰：“此事推挹已久，谨当逊避。”又云：“若尔，须作诏书。”侍郎崔劭、裴让之奏云：“诏已作讫。”即付杨愔，进于帝，凡十条。书讫，帝曰：“将安朕何所？复若为而去？”杨愔对曰：“在北城别有馆宇，还备法驾，依常仗卫而去。”帝乃下御座，步就东廊，口咏范尉宗《后汉书赞》云：“献生不辰，身播国屯。终我四百，永作虞宾。”所司奏请发，帝曰：“古人念遗簪弊履，欲与六宫别，可乎？”高隆之曰：“今天下犹陛下之天下，况在后宫。”乃与夫人妃嫔已下诀，莫不欷歔掩涕。嫔赵国李氏诵陈思王诗云：“王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皇后已下皆哭。直长赵德以故犊车一乘候于东上阁。帝上车，德超上车持帝。帝肘之曰：“朕畏天顺人，授位相国，何物奴，敢逼人！”赵德尚不下。及出云龙门，王公百僚衣冠拜辞。帝曰：“今日不减常道乡公、汉献帝。”众皆悲怆，高隆之泣洒。遂入北城下司马子如南宅。 及文宣行幸，常以帝自随。帝后封太原公主，常为帝尝食以护视焉。竟遇酖而崩。

每次读《孝静纪》，都觉得立场不能分明。喜欢善见，但也的确喜欢文襄、文宣，唯一庆幸是自己没生在那个时代，不必有站队的烦恼吧（不）

之前还模仿乐府格式，给善见写了首词。

https://music.163.com/#/song？id=28636654

青雀子，声哀哀，离群飞，失双亲。 秋节至，寒霜侵，世多棘，猛虎行。

【念白】 自古以来，就没有万岁天子，不亡之国，朕这样活着，与死又有什么分别？！

洛阳无迹，多坏宇。举觞酣饮，掷伤心。 痴人非痴，生不辰。宁向刀剑，觅余情？

良弓扼，毛羽摧，青雀子，泫泫鸣。

蒿里歌，音切切，喟相和，泣罗缨。

【念白】 可怜青雀子，飞来邺城里。 羽翮垂欲成，化作鹦鹉子。

以及

七年....八月....齐文襄王薨于第，秘不发丧。

想我阿惠 QAQ

　　《魏书》读后感(三)：【转】聂溦萌：北魏的修史及其政治文化土壤

　　聂溦萌／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原文载于：上海书评（2017年3月）

　　原文地址：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35421

　　【编者按】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自2005年启动以来，2013年推出了第一部修订本《史记》，2015年修订本《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在上海书展首发，2016年修订本《辽史》出版，今年3月，修订本《魏书》又将与读者见面。值此机会，《上海书评》组织了北魏专题，由六位学者带领我们从不同角度审视北魏时代的历史。本文为专题的第五篇。

小引

　　崔浩之死是北魏早期历史上的一桩悬案。《魏书·崔浩传》说，崔浩受到身边小人的蛊惑，把自己注释的五经和修撰的国史都刻在石碑上，立在大道边，本来是想邀功，结果因为这部国史“备而不典”，引起路人议论纷纷，事情闹大了，世祖皇帝大怒之下不仅杀了崔浩，还把参与修史的秘书机构的职员几乎都杀掉了，崔浩的同宗与姻家也未能幸免。

　　与中古时期乃至整个中国古代修史的一般情形相比，崔浩国史案之严酷实属特例。尽管我们有“秉笔直书”、“南董之直”这样的成语，但官修史和修史官基本都是因为曲学阿世、媚主求荣而遭受批评的。根据唐前期史官刘知几的吐槽，在那种官修史机制里，即便一个史官本人想保持气节，组织上也不允许。所以史祸并不常见，更不要说像崔浩案这样不仅杀掉修史负责人，甚至把整个修史机构的职员、把负责人的姻亲党羽统统杀掉的大案子。崔浩案之特殊，无疑由于它背后还掺杂了深刻的政治因素。

　　政治动荡的爆发是以修史案来打头阵，这个现象本身在中古时期也不正常。东汉魏晋到南朝前期，主掌修史的一般不会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缺少实力，也就缺少威胁性，在这些时期基本看不到修史与现实政治间有激烈的冲突。关于史臣的直笔，常被提起的故事是孙盛在《晋阳秋》里有对当时权臣桓温不利的记载，桓温遂以门户相威胁——要么你改，要么杀你全家然后我改。手无寸铁的史家对此毫无办法，掌权者也没有必要真的为此大开杀戒。因此，崔浩究竟是不是因国史而死的问题，还可以转化成其他一些问题，比如为什么崔浩以身处政治核心的地位、皇帝亲信的身份还要亲力亲为地编修国史？为什么这次修史卷入了政治漩涡的中心？

官修史运作机制

　　当我们说崔浩修史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了解修史意味着什么，也就有必要了解官修史从东汉以来到东晋南朝的发展状况。

　　官修正史只是整个官修史体制的最后一环，在修撰纪传体史书之前，还有一系列资料收集、阶段性编纂的环节。刘知几在讲述历代史官制度时说：“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就是将史书形成过程概括为当时的记录与后世的编纂两个基本步骤，章学诚则称之为“记注”与“撰述”。近人金毓黻采用了“史料”、“史著”的概念表达这种二分观念，他还强调了这种两分法的相对性：“自现代史家视之，前古之所谓史著，亦正今日之所谓史料。史料、史著，本属变动不居，而其厘然有别，则古今初无二致。”成熟的官修史体制，就是使从记注到撰述、从史料到史著的所有环节都尽量处于官方控制之下，遵守一定的规程进行。

　　官修史的记注环节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起居注》的修撰，这种做法汉代就已出现。刘知几《史通》的《史官建置》一篇记载历代史官制度，就主要从修撰国史的著作官与编纂《起居注》的官员两方面进行叙述，代表了官修史体制在记注与撰述两个环节的官制设置。今人研究中古时期的史官制度，也主要从这两方面着眼。唐宋以后相关资料丰富，可以看到一套步骤复杂、体系严密的从记注逐渐过渡到撰述的官修史运作体制，杜希德概括了唐代的官修史运作过程：“史事记录以起居注与时政记为始，其材料相续连接，编成每一年的日历，再编成每一朝的实录，然后再编纂为这个统治王朝的完整的国史，最终在这个王朝覆亡并由其继承者取代之后修撰成这一朝代的正史。”

唐代史馆位于宫城之内（杜希德《唐代官修史籍考》）

　　除了具有从记注到撰述的运作链条之外，官修史运作方式的另一特点是分期相续。日常的记注可以随时进行，但撰述活动往往是积累了一定时间后才集中进行一次。纪传体的国史，甚至包括能够进入图书目录的历代《起居注》，都是这样分期续修的。国史的续修，东汉官修史《东观汉记》已经如此。最初，班固等在汉明帝时受诏为孝武帝撰《本纪》，又撰写了记载两汉之际各方势力的《载记》以及记载东汉中兴诸功臣的《列传》，此后的东汉皇帝也陆续诏令大臣撰写各种《列传》《志》《表》，这样代代修撰，到东汉末年积累成为一百余卷的《东观汉记》。另一个典型的证据是东晋末的义熙二年，大臣上奏称：“自皇代有造，中兴晋祀，道风帝典，焕乎史策。而太和以降，世历三朝，玄风圣迹，倏为畴古。臣等参详，宜敕著作郎徐广撰成国史。”（《宋书》卷五五《徐广传》）这是说从晋元帝在建康开创了东晋政权、复兴了晋室以来，历代皇帝的德行事迹都已经彪炳于史策了，而太和年间以后的三朝皇帝的圣迹，却还没有史书记载，因此请求命徐广续撰国史。这明确表示了当时王朝是间隔一段时间后就要求续写国史。与北魏太武帝至孝文帝前期时代相当的南朝刘宋，其国史的几个撰写阶段也很明确：先是在宋文帝元嘉年间由何承天等草创纪传及志书；元嘉末令裴松之续修，但由于裴氏病卒未果；孝武帝孝建、大明年间，又有两次续修，甚至孝武帝还亲自撰写了一些敏感人物的传记。孝武帝死后，刘宋政权很快陷入风雨飘摇，直到被南齐取代；沈约在南齐时奉敕续成《宋书》，成为了今存第一部由后一朝代官方修定的前朝史。

　　从记注到撰述的运作链条与分期相续的启动方式，共同构成了一种按部就班的修史机制。尽管这种机制在中古时期还经常不能稳定实践，但其发展方向是明朗的。到魏晋南北朝后期，这些规范已经基本稳定。

所谓“正史”及其政治文化土壤

　　与这些机制相关的另一点是正史文本在体例结构和内容上的模式化。这种模式化既是受中国古典文献总体特性的影响，也部分地是由按部就班的修史机制造就的。

　　古人喜欢赋予一些事物特定的指代内容或情感意向，以此来委婉而反复地表达他们想要表达的内容。于溯用“模块化”来理解古典文献中的这种现象，把反复出现的事物本体及其象征意义的组合视为一个文本模块，指出模块的创建与拼装是古典文献中一种近乎支配性的文本生产方式。正史中这样的“模块”也广泛存在，福赫伯（Herbert Franke）在一篇论文中总结过几条经常出现在中国传记里的老套桥段。比如传记总要说这个人从小就很聪明，尤其是很早就能够说话、读书；又如常有亲戚朋友预测他前途无量；又如他第一次面圣时，总是给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皇帝对他非常尊敬，只用字来称呼他；又如他做地方官，辖区内就路不拾遗；又如他一生清贫，死后没有资财，顶多有一些书画……正史中专门收录特殊事迹人物的传记更是如此。翻开二史八书的《孝义》《隐逸》《良吏》等类传，会发现一卷里很多人都有同样的事迹，例如最近孙正军还探讨过《良吏传》中反复出现的“猛虎渡河”、“飞蝗出境”，《孝友传》中反复出现的“鸟雀集庐”、“灭火静风”等情节。

宋摹本北齐校书图，描绘天保七年校定五经诸史事

　　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除了“事”有套路，“言”也有套路。在没有现代摄录设备的条件下，随口的发言很难被精确地记录下来，史书里的人物对话总要经过执笔者的润色改编。裴松之注《三国志》时，批评东晋史家孙盛喜欢把《左传》中的对话套用在三国人物身上，而且经常用得似是而非。比如“生忧寡人”本来是将要身死国灭的吴王夫差的台词，孙盛却把它安排给了崭露头角的曹操。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十六国北朝夷狄君臣的对话。他们大多对汉文化了解不深，《史通》批评崔鸿《十六国春秋》、魏收《魏书》、牛弘《周书》等不仅完全用汉语记录异族君主贵戚的对话，而且还“妄益文彩，虚加风物”，好像他们平日言谈里就能将《诗》《书》《史》《汉》这样的经典信手拈来。但对执笔的汉人史家而言，一方面明君贤臣自应有儒雅的言谈，另一方面，一旦面对君臣对话能够涉及的那类主题，他们恐怕也无法遏制脑海中蹦出五经正史中前代贤明的典故。

　　官修正史的模式化还受其形成过程的影响。中古时期与正史传记有密切关系的行状、谥议等，都在当时的行政运作中扮演一定角色，它们撰写所据的资料已经包括官方档案，它们自身也是为了某些现实的行政流程而存在。类传的史源则以各地政府向中央定期汇报的好人好事为主，这些资料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人物传记出现的，而是表现地方官政绩的文件。与处理其他公务一样，书吏和官员的追求是既迅速又有效地完成这些任务，而不是特意发掘每个人独特的事迹并加以别出心裁的描写。后来的史书改编者也只是对这些文件稍作修整，使它们看起来大体具有史传的模样。

　　正史的资料源自行政运作，使得其模式化倾向不仅表现在内容上，还表现在体例结构上。例如中古正史中一般大臣的列传总是以姓名籍贯等基本信息开始，必要的情况下会叙述父祖事迹，及传主幼年事迹，接着以传主的仕宦履历为中心叙述其生平，然后记载他死后的哀荣。他的著述通常会写在传记的末尾，这里可能还有一些关于他的轶事甚至神怪故事。最后，要记录他的后世子孙，如果其中有值得记录的人物，还会再附传记。这种结构不仅出现在史传中，还为行状、神道碑（墓志）文所共享，它们有着共通的行政流程背景。又如四夷列国的传记，一般记载其都城、方位、自然环境、风土人俗等内容，到南北朝后期越发规整，唐代已经固定地由职能部门向各地来使收集这类资料并报送史馆。删减原始资料，再按照四方位置排好顺序，就能作成中规中矩的正史四夷传。

　　因此，我们必须理解官修正史的模式化面貌及其形成机制的一体两面的关系。经过汉魏六朝的发展，官修正史已经植根于华夏的文化传统（意识形态）与政治运作中，它不是一种可以自由发挥的记录，而是思想、体例、技法都颇成熟稳定的所谓“正史”。清代的章学诚悲叹中古以后的正史背离了史学撰述的宗旨：“后史失班史（班固《汉书》）之意，而以纪、表、志、传同于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则于记注撰述两无所似，而古人著书之宗旨不可复言矣。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而犹拘守成法，以谓其书固祖马而宗班也，而史学之失传也久矣！”有趣的是，这种现象和现代学者对古埃及官方历史记载的观察有些许相似。扬·阿斯曼（Jan Assmann）认为埃及的“法老谱系和编年史并未促成而是阻碍了历史的撰写，我们可将其称作一种‘冷记忆’”，“这些历史资料所证明的，不是历史的重要性，而是反过来证明了历史的平淡无奇”。所谓“冷记忆”，是指一种能够防止人们在历史中寻求支持以促成社会变化的回忆方式，它“冻结”了历史与变迁。中国中古时期形成的这种官修正史，似乎也有些“冷记忆”的效果，它与华夏的政治文化凝为一体，尽量维系着自身稳定的延续。

大同南郊出土北魏灵兽天人文方砚

　　回到崔浩的修史。太武帝时的北魏政权，在政治意识和政治体制上都与华夏传统迥然有别，尤其是缺少魏晋王朝那样规模的文书行政运作，使修史面临无米之炊的尴尬；入主中原不久的勋贵，在社会生活各方面也都表现出会遭到传统华夏文化鄙视的“夷狄”之风，如何把这些内容顺利地嫁接到华夏的表达套路之内呢？失去了华夏政治文化的土壤，正史的编纂难免无所适从。因此，崔浩其人与修史其事，都是北族与华夏政治文化冲突的前线，危如累卵。事实上在崔浩以前，十六国政权中已经有几次毁弃史稿乃至诛杀史官的事情出现，崔浩却不免于步其后尘，乃至更甚，其中蕴含着历史的必然。

　　关于这种历史的必然，这里还想从另一个方面加以印证。

北魏修史的黄金时代

　　与崔浩的例子不同，修史并不总是一个危险的任务，甚至有时是得罪之臣借以保命的希望。汉末蔡邕在政治斗争中失利，受到了极为严厉的惩罚，不仅是被流徙朔方，而且其流徙“不得以赦令除”，断绝了翻身的希望。但蔡邕一到徙所，就向皇帝上封事，摆出不能放下国史志书的撰写的姿态，并且列出了诸志的撰写计划以及基本资料，结果第二年就获得特赦，回到了内地。虽然很难说蔡邕的回归只是因为撰写史志，但至少说明，撰史是大功一件，可以成为一个冠冕堂皇的优待理由。

　　更值得注意的是，北魏时也有大臣这样利用修史。孝文帝末年，朝中两位重臣李冲和李彪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两败俱伤：李冲发病而亡，李彪则被免官除名。不久后李彪上表请求修史，他在表中备言国史的重要，又回顾了自己从年轻时即参与修史，深谙北魏修史的情况，是删定国史的不二人选。他还提到，自己的名字是先帝所赐，用的就是过去两位大史家班彪与司马彪的名字，这使他无法不渴望竭尽全力地完成这一任务，报答先帝的知遇之恩。因此他很谦卑地请求能得到都下的一个“静处”，且在物资方面能得到官方的支持。不过，李彪的期待并不只是如此，因为在上表前，他已经与当时的贵臣王肃、邢峦联络，希望借着修史的事情“复旧职”，而且得到了他们的许诺。王肃后来直接上表请求将李彪“申以常伯，正绾著作，停其外役，展其内思”，只是没有得到允许。

　　为什么李彪本人以及王肃、邢峦等大臣都会认为修史有可能成为挽救李彪官运的契机，而愿意付诸尝试呢？作为史官，李彪所处的是北魏官修史运作的黄金时代。在崔浩史案之后，北魏的修史一度沉寂，文成帝时才复置史官。到了孝文帝太和十一年及十四年，先后发生了两个对北魏修史极为重要的变化。早期的北魏国史是以编年体修撰，与汉魏以来的传统不合。太和十一年，秘书丞李彪与秘书令高佑奏请改作纪传体国史，获准；太和十四年二月“戊寅，初诏定起居注制”（《高祖纪》）。经过这两件事，北魏也具有了以起居注配合纪传体国史的修史体制。在这个时期内参与修史的官员现在可以考知不少，《魏书》中有几卷甚至集中记录了这一时期的史官。他们之中，地位最高、作用最为重要的当属李彪、崔光。在魏收编纂《魏书》以前，北魏的纪传体国史主要就是由李彪、崔光在孝文、宣武期间相承编纂的。

　　除了撰述方面的成果，这一时期官修史的记注工作也很值得注意。《史通·史官建置》叙述与起居注相关的制度时，说“元魏置起居令史，每行幸宴会，则在御左右，记录帝言及宾客酬对”。《魏书·官氏志》所载太和中前职令有“起居注令史”，《唐六典》注记载“后魏及北齐集书省领起居注，令史之职从第七品上”，可以印证《史通》的前半句“元魏置起居令史”。《史通》还详细描述了起居令史的职责和工作方式，是在皇帝出行及宴会的场合，侍从皇帝左右，记录皇帝与宾客的对话。但今天能够见到的这方面的材料只有《魏书》卷四五《韦缵传》说“高祖每与名德沙门谈论往复，缵掌缀录，无所遗漏，颇见知赏”，与《史通》说的“行幸宴会”的场合还有些区别。《史通》的叙述，很可能基于刘知几阅读《魏书》所得到的印象。

　　《魏书》里经常记载孝文帝与臣下的对话，往返对答动辄数百言，甚者逾千。其中一个常见的场合是孝文帝巡行或征伐途中，会见的有时是大臣、地方官员，有时是被俘的南方将领或从南方来奔者。更有趣的场景是宴会。在洛阳，一个常常举行宴会的地点是清徽堂，堂后有山水林池，是“二次会”的好所在。《任城王澄传》里特别记载了迁洛后不久，孝文帝第一次带领群臣王公游览清徽堂及其后园的情形。众人先至流化渠，史官记载孝文云：“此曲水者亦有其义，取乾道曲成，万物无滞。”而后到洗烦池，史官又记载孝文引用了《诗经·大雅》中的“王在灵沼，于牣鱼跃”。而后到观德殿、凝闲堂，孝文皆有点评。这组山水建筑最后的两间庑堂，分别叫作步元庑与游凯庑，得名于传说中虞舜时的十六位贤辅八元八凯，也就是大臣自比于元凯，皇帝自比于尧舜。“步”、“游”两字应和了这里作为君臣游宴之所的功能，孝文帝的游宴活动带有强烈的政治象征意义，塑造了他倾心于华夏文化的圣明君主形象。孝文帝还有几次在洪池泛舟，其中一次他说：“朕欲从此通渠于洛，南伐之日，何容不从此入洛，从洛入河，从河入汴，从汴入清，以至于淮？”（《李冲传》）

在庑殿顶房屋前的宴饮（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

　　正式引见公卿大臣议论政事的记载当然也很多。这些引见多在皇信堂、光极堂。其中不少谈话是对治国之道的高谈阔论，和游宴一样，更多具有的是政治象征意义。《宋弁传》载“高祖（孝文帝）曾因朝会之次，历访治道，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对，声姿清亮，进止可观，高祖称善者久之”。这类治道之访应该就是比较务虚的。君臣围绕具体政治事件的讨论，例如南伐、蠕蠕问题、考课、选官等等，在《魏书》中也留下了不少详细记载，其中不乏有趣的细节。

　　在这些《魏书》记载的背后，是孝文帝对记录自己日常言行的深切关心。尽管起居注的集注早就存在，在《隋书·经籍志》中还能看到两晋南朝各位皇帝的大量《起居注》，但孝文帝太和十四年所制定的起居注之制还有特别之处。唐代开元年间编纂的《唐六典》在门下省起居郎一官之下注其设官沿革，对魏晋南朝的起居制度语焉不详，只是略述著作修国史之制充数，而北魏及北齐以集书省领起居注，有专门的起居令史，则是明确的。太和十八年，孝文帝下诏建立三年一考的考课之制，并且在朝堂会见五品以上官员，亲自复核他们的考课结果，加以黜陟，此事经过在《魏书》中留下不少记载，其中，有三位官员与集书省记注之任有关。《任城王澄传》载孝文帝对尉羽说“卿在集书，殊无忧存左史之事”，对卢渊说“卿在集书，虽非高功，为一省文学之士，尝不以左史在意，如此之咎，罪无所归”，对集书省领导散骑常侍元景说“卿等自任集书，合省逋堕，致使王言遗滞，起居不修，如此之咎，责在于卿”，三个人都被免官夺禄。“左史”即指记言，不以左史之事在意与“王言遗滞，起居不修”的意思一样，可见随时“记录帝言及宾客酬对”的职能在这时已责任到位。不过集书省三位官员被免官夺禄不是很特别的现象，这次考课对其他官员的评定也都是以黜为主。今天在《魏书》里还留下了如此之多的孝文帝的言谈，可见集书省并非完全无所事事，而且在此后大概更加奋力地记录了皇帝的言行。

　　孝文帝不遗余力地推进北魏政权的华夏化，他把自己作为一面旗帜，又通过严密的修史制度使之进一步发扬光大。深谙华夏文化的史官记载孝文帝的这些言语与行动，顺理成章，这类原始记载也很适于安置在最终的纪传体官修史里。今天《魏书》中孝文宣武时期的重要大臣的传记，很大部分篇幅就是这些细致的对话记录撑起来的。而孝文帝作为带领“异族”实现“汉化”的杰出改革者、贤明君主的形象，也在后世深入人心。此外，宣武帝时修史的各项工作都继承着孝武帝时的创制平稳延续，《魏书》中也有不少宣武帝言行的记载，这里不再多说。

　　这样，北魏修史的黄金时代持续到尔朱氏登上历史舞台而中止。《山伟传》云：“綦俊及伟等谄说上党王天穆及尔朱世隆，以为国书正应代人修缉，不宜委之余人，是以俊、伟等更主大籍。守旧而已，初无述著。故自崔鸿死后，迄终伟身，二十许载，时事荡然，万不记一，后人执笔，无所凭据。”这个描述，似乎蕴藏着在山伟等代人之后掌修国史的官员的情绪。

北魏代人史官宇文忠之墓志

余论

　　孝文宣武时期是北魏修史最平顺的时期，同一时期，也是北魏政权华夏化的高潮。与北魏在此前、此后修史的坎坷对比，修史与华夏政治文化的依存关系可以得到进一步证明。

　　在綦俊、山伟等代人以前，北魏历代主掌修史者有邓渊、崔浩、高允、李彪、崔光，他们都是汉族士人的领袖。《邓渊传》说他“明解制度，多识旧事，与尚书崔玄伯参定朝仪、律令、音乐，及军国文记诏策，多渊所为”；崔浩、高允、李彪、崔光在各自时代的政治地位，更不待言。这和汉晋南朝的情况很不一样。在《史通·史官建置》《古今正史》两篇记载的汉晋南朝史官，很少有在政治上地位极为重要的，尽管其中也有卢植、杨彪这样的人物，但他们参与续修《东观汉记》，还是在早年为议郎之时。修史任务繁重，却非机务急要，因此政权的核心人物难以也无需深度参与其事。而北魏修史者都是重要的汉臣，应是由于修史与华夏政治文化的一体性。北魏前期有着北族与华夏二元的政治体制，作为华夏政治文化的一环，修史交给汉人官员中最重要的人，但整个汉人官员群体在北魏政权中的重要性还远不及后来。随着北魏政权在中原的统治日益深入，其政治体制的华夏化逐步进展，汉人官员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例如在崔浩案发后，太武帝召高允与崔浩对质，问高允“《国书》皆崔浩作不？”高允回答说：“《太祖记》，前著作郎邓渊所撰。《先帝记》及《今记》，臣与浩同作。然浩综务处多，总裁而已。至于注疏，臣多于浩。”崔浩的政治地位在北魏前期的汉人官员中属于罕见，但也要参与修史的具体事务。邓渊、高允则可以作为作者为史书负责。到迁都洛阳以后，李彪曾在给宣武帝的上表中提到当时宰臣崔光修史“虽不移任，然侍官两兼，故载述致阙”，《崔鸿传》也记载崔光修魏史，“徒有卷目，初未考正，阙略尤多，每云此史会非我世所成，但须记录时事，以待后人”。崔光总领史事时，集书省集注起居之制早已建立，“记录时事”的工作不大需要他亲自过问。显然，迁洛以后政治体制转型，汉人官员真正进入政权核心后，重臣修史的困难就显现出来。不过，经过几代汉士领袖修史的惯例，修史已经成为一件重要而光荣的任务。北朝后期出现了大臣监修国史的制度，并为隋唐以后历代所继承，大概就是在这种变化了的修史观念与政治运作规律之间寻求平衡的结果。

　　《魏书》读后感(四)：【转】何德章谈《魏书》的编纂、点校和修订

本文2017年3月5日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shrb.thepaper.cn）编者按：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自2005年启动以来，2013年推出第一部修订本《史记》，2015年修订本《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在上海书展首发，2016年修订本《辽史》出版，今年修订本《魏书》将与读者见面。何德章教授出生于1965年，1982年考入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1986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师从田余庆先生研习魏晋南北朝史；1992年博士毕业后入武汉大学历史系，兼任唐长孺先生的学术助手。2010年调入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作为《魏书》修订负责人，何教授在此次采访中对相关问题作了全面、深入的说明。何德章像（澎湃新闻 刘筝 绘）

　　澎湃新闻：《魏书》的作者是南北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魏收，对此人当时及后世褒贬不一，甚至于《魏书》也被称为“秽史”。请问您对魏收和《魏书》有何评价？

　　何德章：《魏书》记录北魏及东魏时期的历史，全书一百一十四卷，由于一些卷分为上下两卷，或三卷、四卷，实际是一百三十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八卷，志二十卷。《魏书》作为“二十四史”中的一部，是见证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一部不可或缺的史书。其之所以重要，与北魏一代历史的特殊性有重要关系。

　　草原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之间的冲突与交融，是我国历史上不可忽视的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种动力。北魏是第一个由游牧民族创立并长期统治整个黄河流域的政权，与后来辽、金、元等政权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又有着与辽、金、元等政权不同的历史特点。创立北魏的鲜卑拓跋部，不仅结束了十六国以来黄河流域“五胡”纷争、各族政权林立的状态，而且在经历一个世纪的曲折过程后，带领从草原进入中原的各族群，主动而决绝地融合进中原文明。北魏时期形成的许多有别于秦汉的制度，统一的隋唐仍加以改造利用；北魏时代形成的许多社会风尚，影响及于隋唐。深入地解剖以北魏为主体的北朝历史，对理解隋唐统一、理解华夏文明成长，都具有重要意义。当今各种层次的历史教材，都会讲述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活动，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明，北魏历史是中华民族必须珍视的历史记忆。而了解北魏时代的历史，《魏书》基本上是唯一可以凭借的第一手历史资料。

　　《魏书》的形成过程与北魏历史相始终。带领拓跋部走进中原并创建立北魏政权的道武帝拓跋珪，命邓渊撰写了一部称为《代记》的编年体史书，记述拓跋部的成长过程，将拓跋部的历史与中原文明之间做了一定程度的勾连，今本《魏书》首卷《序纪》，尚存其梗概。

　　北魏第三代皇帝拓跋焘统一北方后，服务于北魏王朝的一些中原士大夫，以崔浩为首，试图将拓跋焘打扮成复兴周孔儒教的“太平真君”，在文化上做了不少工作，其中就包括编写《国史》，又称《国记》。崔浩编成这部史书后，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在都城西边树立石碑，加以刻写，示于众人。据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的记载，崔浩在书中称，拓跋皇帝是汉代降附匈奴的名将李陵的后人。崔浩本意是要颂扬北魏统治者，进一步强调拓跋氏与中原华夏族之间的联系，但步子迈得太大，鲜卑族人并不买账，群起攻击史书失实，侮辱了他们的感情。可能还有其他内容引起鲜卑人的不满，崔浩被处死，大量中原士人被杀，这部《国史》自然也就在禁毁之列，以至于北魏前期的历史，史料极为贫乏。

　　孝文帝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推行汉化改革，试图树立北魏在华夏历史中的地位，有意识地割裂北魏政权与草原传统之间的关系。北魏当代史的编撰也必须为现实政治服务，李彪等被孝文帝任命为修史官员，撰写纪传体《国史》，从而确立起《魏书》的基本框架：北魏承续西晋，为华夏唯一的正统政权；五胡十六国以及南方的东晋、宋、齐（以及后来的梁朝），都属于僭伪，这些政权的历史梗概，被置于《魏书》列传之中。

　　北魏末年政治大乱，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两个政权，各自以北魏继承者自居。魏收在北齐初年最终编撰完成《魏书》，承担的是否定西魏及南朝梁政权，为北齐“争正统”的政治任务，并不是出于秉笔直书、存续历史的个人旨趣。

　　魏收首先是一个文学家，他受当时推重、其本人引以自豪的，都是擅长写骈体文。他也因此具有文人“不护细行”的典型特征，恃才傲物，不拘行检，常常出口伤人，德行难以服众。所修《魏书》，记录的北魏后期史事，多与当时朝廷官员家族关涉，他们都希望在书中为自己家族的人物“作佳传”，当时之人记录当时之事，即使据实书写，也不可能人人欢颜。《魏书》修成后，许多人见其中有不利于自己家族的记述，群起攻击，称之为“秽史”。他们攻击的一个理由是：“修史诸人，宗祖姻戚，多被书录，饰以美言。”这种情况确实存在，如书中记录了大量与魏收沾亲带故者的事迹，不少就相当勉强。书中记别人家的臭事，于修史者家族人物则只录佳言美行，即便这些都是事实，引人攻击也在所难免。但攻击者要求改写自己家族的相关记录，也未必就正确。

　　由于《魏书》政治上正确，北齐皇帝对攻击《魏书》最突出的几个人物加以严惩，又责成魏收两次加以修改，才成定本。不少人怀恨在心，北齐灭亡后，甚至有人将他的坟墓挖开，将其遗骨抛掷于外。

　　由于《魏书》成书后就受人攻击，又以东魏为正统，而隋朝统治集团来自西魏，所以隋朝建立后，隋文帝认为《魏书》“褒贬失实”，令魏澹重新编写了一部九十二卷的《魏书》。唐代又有人编写了《魏纪》《后魏书》《魏典》《元魏书》《后魏纪》等书，篇幅多少不等，这些书出于种种原因重新编写的北魏史，史料基本上都出自魏收的《魏书》，当时就不受重视，结果仍只有魏收的《魏书》流传下来。《魏书》当时人称之为“秽史”，隋唐人认为其“失实”，有着上述背景与原因，并非本身有什么严重问题。

　　《魏书》虽题名魏收撰，但实际上是北魏初到东魏末年约一百六十年间逐渐积累的文本，保存了基本的历史信息。

　　从史学史的角度上来说，《魏书》仿《后汉书》基本体例，又有所创新。其列传中的类传及十篇志的编排次序，颇有史识，并影响到后来的正史。魏收于十篇志，着力较多，也特别受到史学研究者的推重。其中《食货志》是魏晋南北朝正史中唯一的一篇讲述经济状况与经济政策的专志，而且详录均田制令文；《官氏志》记录了草原部落、氏族名号及其进入中原后所改姓氏；《释老志》记录了当时佛、道二教兴盛情形，都可以称得上创见。北魏百多年中，政区变动不定，以任何具体时间作为记录点，都不免有疏略之讥，三卷《地形志》以东魏政区为纲目，又以小注的形式述汉代以来到北魏末的分合置废，兼述河流、神祀等情况，使后人得以考知相关史事，功不可没。《魏书》大量照录当时诏令、奏议及单篇著述，以致篇幅臃肿，从史学上说缺乏剪裁，但也因此存留了大量不可多得的原始文献，俱是了解北魏历史的重要史料。

周一良先生（图片来自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官网）

　　关于《魏书》的史学成就，周一良先生《魏收之史学》一文，有详细、中肯的评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

　　不过，《魏书》形成过程虽然曲折漫长，最后却匆匆成书，魏收除补充了北魏末至东魏时一些史实外，主要做的工作大概还是“辨定名称”，以迎合政治需要，似乎并没有做艰辛的裁剪、考订、编排、冶炼字句等工作。现存出自魏收之手的各卷，有的长篇累牍，有的短短数页，文字芜杂，史实矛盾甚至重复错误者不少。对研究者来说，尚不是问题，但对一般读者，不免有不忍卒读之病，这也应是《魏书》后来流传不广的一个原因。

　　澎湃新闻：据了解，《魏书》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残缺，给整理工作带来了不少困难，您能详细地讲一下具体情况吗？

　　何德章：如前面所谈到的那样，《魏书》成书时便受到有理或无理的攻击，其政治史观又与隋及唐初统治者不合，隋唐时总有人试图重写《魏书》。后来李延寿编成《北史》，总括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以及隋朝历史，于北魏部分，史实主要采自《魏书》，但篇幅有改易，文字有剪裁，史实有增加，所持历史观念也更符合当时人的口味，故颇受重视，人们了解北魏史，更喜欢读《北史》。虽也有人在研读《魏书》，但在书籍抄写流传时代，人们往往会只抄写书中自己喜欢、合用的篇卷，因此《魏书》慢慢不复完整，有的整卷丢失，有的部分内容残缺。

　　北宋嘉祐六年（1061），命史官全面检查前代史书。参与《魏书》检核的是刘攽、刘恕、安焘、范祖禹等熟悉北朝史事的著名史家。根据他们的结论，其时《魏书》一百三十卷，“亡逸、不完者，无虑三十卷”，但 “亡逸”的各卷，其时业已由前人用其他史书中的相关篇目与内容加以补足，《魏书》当时在形式上仍是完整的，只不过不少篇目已不是魏收成书时的模样。也就是说，《魏书》在北宋雕板印行前的残缺情况，基本上是清楚的，只是在什么时候、由什么人所补，却不得而知。

　　刘攽等人经过比对文字，查出“亡逸”篇卷，有的补自《北史》，有的补自隋人魏澹所撰《魏书》，有的补自唐人所撰《后魏书》，有的补自唐人高峻所撰记录南北朝历史的《小史》。刘攽等人将其比对的结论，在目录上注明，并做了简要的说明。这些用来补足《魏书》的史书，除《北史》外，都已不存。这些史书中关于北魏的史实，其实也都是出自魏收《魏书》，用它们来补足《魏书》，保存了一代历史记录，虽非完璧，但不失旧规，这对史学研究来说，终究是一种遗憾，而对了解北魏历史却并无大碍。

　　除了宋初即已残缺、不全且已补足各卷外，流传至今的《魏书》古本中，正文文字中注“阙”、“阙字”者，还有二十九卷之多，有的甚至整板失刻，也有后人用他书补字而未明言者。

　　《魏书》点校以及此次修订，不可能恢复魏收写定时的原貌，主要还是清理北宋雕板印行后各种版本之间的歧异、通过本书内证、他书引文以及史实考订，确定最为准确可靠的文字，或指出文字存在的问题。

　　澎湃新闻：学术界认为唐长孺先生的点校本《魏书》是“二十四史”中水平最高的，为什么这么说？您觉得唐先生的贡献体现在哪些方面？

　　何德章：对《魏书》传世文本的整理，始自宋代，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即用“考异”的方式，对《魏书》中文字歧异、矛盾之处有所指明。宋代雕版印行，元、明时又对宋代传下来的残缺版片加以补刻重印，形成所谓“三朝本”，这成为后来《魏书》各种版本的祖本，包括明代的南监本、北监本、汲古阁本，清代的殿本、金陵书局本。

　　传世的“三朝本”，虽是《魏书》的祖本，但不少版面邋遢一片，难以识读，一些版面几乎空白，文字错误也不少。近代张元济欲加重刊，发现这一版本“鲁鱼帝虎，不能尽刊，断篇脱字，所在而有”。明清时传下来的几种版本，对文本讹误、脱缺也进行过审订、修补，其中南监本改补较多，因其早出，对后来各本影响也大。这些修订，大都没有文字记录，也并非全都正确，同时新增版刻错误也有不少。只有殿本在各卷后附有“考证”，对所作改补做了说明，共三百余条，这是今天保存最早且完整的官方主持的关于《魏书》的考证，但从考证的内容来看，一些改订同样存在问题。因此，这些版本很难说哪一种版本最好、最善。

　　清代校勘学大兴，赵翼的《陔余丛考》、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洪颐煊的《诸史考异》对《魏书》的考订着力尤多。卢文弨对《乐志》进行了考订，温曰鉴、张穆、杨守敬分别对三卷《地形志》作了考订，也都是相当重要的成果。

　　近代张元济搜求古本，重印古史，其中《魏书》以宋、元、明递修的“三朝本”为基础，广泛搜求传世善本加以补订其文字讹脱，吸收了王先谦利用宋本比勘汲古阁本所得八百多条成果，形成一种新的本子，号称“百衲本”，所做修订有校勘记传世。上个世纪四十年代重印时，又利用陈垣先生的重要发现，从《册府元龟》中补齐《乐志》所缺一版。百衲本《魏书》，文字最为完整，又经严肃修订，印行后流传广泛，成为学界研究北魏历史主要依凭的版本。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唐长孺先生主持《魏书》点校，基本上也是以百衲本作为首要的版本。

　　唐先生是公认的史学名家，点校本《魏书》由中华书局印行后，受到学界推崇和广大读者好评，成为半个世纪以来最为通行的整理本。是不是“二十四史”中点校水平最高的，不敢妄予评说，但唐先主持的包括《魏书》在内的“北朝四史”（其他三部是《周书》《北齐书》《北史》）的修订，前后历时十年，与其他各史相比，其成果的确有鲜明的特点。

　　首先，点校本《魏书》以百衲本为基础，比勘诸本，同时系统地比对《魏书》传世文本与《册府元龟》《通典》《通志》等相关文字，确定了大量文字，而且在文本不露痕迹的情形下，发现并利用《册府元龟》等书，补足了《礼志》《刑罚志》两卷中的脱页，共补六百四十二字，使文本更为完足。

　　其次，点校本《魏书》全面参考、引据前人研究成果，并将其反映在文本之中。其校勘成果前人研究之大成，引证丰富，考订广博，按断精审，发现并解决了大量前人未曾注意的问题。所做近两千条校勘记，不只是记录文字同异，而且说明取舍理由，不少校记长达数百字，甚至多达一千数百字，完全可以作为研究北朝历史的专著来读。“将校勘与考订有机结合，熔古籍整理与历史研究于一炉”，开创了一种新的古籍校勘范式。

　　再次，点校本对《魏书》原文加以分段、标点，成就卓著，便于一般读者阅读。其新编目录，既守传世文本旧貌，又根据史传内容，以字体显明层次，便于检阅。

　　可以说，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出生，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学者，除非特殊需要，无一例外地都选择了点校本《魏书》作为研究使用文本，收事半功倍之效。从这个意义上说，点校本《魏书》对保存民族历史文化、推动北朝历史研究，其功甚伟。

　　澎湃新闻：这次修订工作，在原点校本的基础上，您又做了哪些工作？您觉得这些工作中最精彩的部分是什么？

　　何德章：此次修订，是按“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总则和工作程序进行的，基本原则与目的是对原点校本作适当修订和完善，统一体例，弥补不足。具体来说，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其一，厘清文本情况，确定准确的文本，是修订主要目标。

　　由于点校本《魏书》是在特殊年代进行的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的影响。比如点校本以百衲本为主，比对诸本，采取“择善而从”的原则。不少文字改动并没有校勘说明，这使点校本《魏书》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百衲本”。这对一般性阅读影响不大，但从文本源流的角度来说，确实有不妥之处。此次修订，采用底本校的方式，以百衲本为底本，以三朝本、南监本、北监本、殿本为通校本，以汲古阁本、局本为参校本，凡原点校本按“择善而从”原则改动过的文字，与底本不同而无校语者，都一一确定点校本改动的版本依据，判断其取舍理由，可从者补充校记，存疑者仍从底本。

　　比如，卷二八末史臣语中有一句话：百衲本是这样的：“（庾）岳见妃危难之中，受事草创之迹。”“见妃”二字，我们所见其他版本全都作“身犯”，点校本作“见纪”。“见妃”与传中所记庾岳事迹不合，显有讹误，包括三朝本在内的版本作“身犯”则可通。点校本此处作“见妃”而无校语，似乎是径据《北史》卷二〇《庾业延传》末史臣语。此次修订，重视版本依据，改从他本作“身犯”，而以校记说明。

　　修订本还对点校本正文文字依据传本注“阙”而未处理之处，尽可能查证他书，予以补足，或加以说明，做出判断。

《魏书》修订本编校工作现场（右二为何德章教授）

　　其二，对点校本所作近两千条校勘记，作了全面复核。

　　原校记虽称精审，为学界众口推重，但迄今无人加以全面检讨。修订者全面复查了原校记，无疑者加以保留，存疑者斟酌取舍，确有不当者加以改写，确实误失者加以删除。最终删除原校九十余条，改写四百五十余条，沿用一千四百五十条。

　　经过复核，我们觉得一些校记的确存在误失。如卷五《高宗纪》有一条史文：“和平元年，春正月甲子朔，大赦改元。”点校本此句下出了一条校勘记，说《册府元龟》卷三二有如下纪录：“和平元年正月，帝东巡，历桥山，祀黄帝。”应是此卷此处脱文。我们检核发现，《册府》此条及相关记录，见于《魏书》卷一〇八之一《礼志一》，不能认定卷五有脱文，因此删除原校记。

　　又如，卷九《肃宗纪》正光元年记：“冬十月乙卯，以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汝南王悦为太尉公。”点校本于此句下出校记说，《册府》卷一六一有一条记载：“正光元年冬十月，遣侍中持节分适四方，观风俗，劳士民，察冤枉失职者。”应是《肃宗纪》此处遗文。经查，《册府》这一条记载，出自《三国志·魏书》高贵乡公正元元年，却将“正元”讹作“正光”，与魏收《魏书》无关，所以修订本也将此条校记删除。

　　对原校四百五十多条的改写，主要情形是，原校提出了问题，但处置有欠妥当，或者原校提出了某种判断，有更为直接的史证可以印证。如卷七八《张普惠传》有一句史文：“总常俸之数，千俸所出，以布绵麻，亦应其一岁之用。”点校本有校记说：“按语意晦涩，疑有讹脱。”我们修订时，检得《通典》卷五《食货典》引此句作“总常俸之数，年俸所出，以市绵麻”，语极通晓，故据改正文并改写校记。

　　其三，对点校本标点确然误失处加以改正。

　　《魏书》语句有芜杂之弊，往往一句中提及多个人名，各人又身兼数职，此种情况采用顿号、逗号、分号分明层次，确实不易，且容易造成误解。点校本多采取句读之法，加以点断，虽不尽合语法，然便于阅读理解，此次修订仍其旧貌，未加改动。除了按修订总则补充了大量的专名线外，对五百余处确实有误失的标点，进行了改正。

　　如卷一六《元叉传》举元叉专权不法之事，其中一事点校本标作：“乃于禁中自作别库掌握之，宝充牣其中。”校记说：“《御览》卷七〇四引《北史》，此句‘宝’上有‘珍’字，疑当有此字。但《北史》传本亦无此字，今不补。”就此句来说，有“珍”字自然通顺，然汉代至于南北朝，“掌握”更多用作形容词，与“卷握”互训，意思是“一把抓得过来”。修订本将此句改标作“乃于禁中自作别库，掌握之宝，充牣其中”，并删除校语。

　　又如卷六二《李彪传》所记一则孝文帝诏书，点校本标作：“省所上事，深具乃心。但卿之立言半非矣，当须陈非以示谬，称是以彰得，然后明所以而不用有由而为之。不尔，则未相体耳。”“然后明所以而不用有由而为之”一句有校记说：“按此句晦涩，当有讹脱。”我们认为将这一句改标作“然后明所以而不用，有由而为之”，则诏书通达可读，故改标点并删校记。

　　又如《礼志四》中有一句述丧制，点校本标作：“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六月十五升、布深衣、素冠、缟纰及黄裳、彩缨以居者，此则三年之余哀，不在服数之内也。”“二十六月十五升”一句，其意不明。“某某升布”是指布的细密程度，数字小者粗疏，数字大者细密，故修订本将此句改标作“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六月十五升布深衣、素冠缟纰及黄裳彩缨以居者，此则三年之余哀，不在服数之内也”，更易阅读理解。

　　其四，按照修订总则，仿照点校本出校体例，新出校记一千四百余条。

　　点校本《魏书》印行后，不少学者专文提出修改意见，单则零札及研究论著中对史文所做随文校正也有不少，我们尽可能搜求撷取。修订过程中，修订者、编辑者，以及众多审稿专家，通力合作，发现大量新的问题。这些都体现在新出校记之中。这里就不一一举证了。

　　澎湃新闻：听说您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田余庆先生门下，毕业后又去武汉大学唐长孺先生那里做助手，您能谈谈两位先生的教导对您从事《魏书》修订工作有什么影响吗？

　　何德章：年过半百，学业无甚精进，言及师门，深感惭愧。我出生在川北嘉陵江边一个边远的山村，上大学前未曾见过县城，得以在二十岁时入田先生门下，受教六年。博士毕业后，又在唐先生生命中的最后两年，日日陪侍。这确实是学术人生中可遇而不可求的幸事。

唐长孺先生在珞珈山的书房（2007年摄）

　　如果说到两位先生对自己从事《魏书》修订工作的影响，首先是因此获得参与其事的机缘。如果不是师从田先生，大概唐先生最初不会以“放心”的态度让我进入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工作，更不会让我在他晚年担任学术助手，协助他完成数篇论文。如此，便无机缘参加理当由武汉大学学人承担的《魏书》修订。其次，则是压力巨大。《魏书》点校是唐先生主持的，学界推为范本，唐先生的学术境界，我岂能望其项背？负责点校本《魏书》的修订，不免有佛头着粪之嫌。不得已接手修订工作后，田先生又反复叮嘱：唐先生做的工作不要轻易改动，最好别动！压力可想而知。

　　在历时八年的修订（前后共达十年）过程中，抱着虔敬的心情，秉持学习的态度，承唐长孺先生之业绩，小心翼翼，日复一日，勉力从事，深感艰辛而又快乐。

　　校书如扫落叶，难以尽除。修订本今已印行，不敢称有功，但自己觉得，朝着使点校本《魏书》更可信重这一修订目标，还是前进了一小步。于民族文化传承尽了绵薄之力，个人学识也有所增益，或可以此告慰两位先师在天之灵！

　　《魏书》读后感(五)：【转】徐俊谈《魏书》及“北朝四史”的点校与修订

本文2017年3月6日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shrb.thepaper.cn）编者按：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自2005年启动以来，2013年推出第一部修订本《史记》，2015年修订本《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在上海书展首发，2016年修订本《辽史》出版，今年修订本《魏书》将与读者见面。这套修订本“二十四史”由中华书局出版，借此机会，《上海书评》邀请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先生谈谈相关情况。徐俊像（澎湃新闻 刘筝 绘）

（一）“北朝四史”的点校概况

　　澎湃新闻：随着“二十四史”修订本陆续问世，当年各史的点校历程，成为大家所乐知的话题，如《史记》与“二十四史”点校的序幕、两《五代史》与“上海五史”点校的情况等。《魏书》是“北朝四史”之一，南北朝“八书二史”主要由王仲荦、唐长孺两位史学大家分别主持完成，受到学术界的推崇和读者的好评。能否请您谈谈当年的情况？

　　徐俊：南北朝诸史分别由王仲荦先生所在的山东大学历史系和唐长孺先生所在的武汉大学历史系承担，这是在“二十四史”点校开始之初就确定了的。在1958年拟定的《标点二十四史（普通本）约稿计划》中，就已经明确宋齐梁陈四书和《南史》（即所谓“南朝五史”）由王仲荦先生负责，《魏书》《北齐书》《周书》《北史》（即所谓“北朝四史”）由唐长孺先生负责。《隋书》起初也希望武大承担，武大表示有困难后，又曾动员山大承担，最终没有达成，另作了安排。

　　“北朝四史”点校工作开始于1960年底，在1963年秋唐长孺先生借调进京之前，主要在武汉进行。武大历史系成立了北朝四史点校小组。点校小组共七人，唐先生担任组长，成员有陈仲安、石泉、赵婷、陈庆中、曹绍廉、谭两宜等，其中陈仲安先生后来作为唐先生助手，全程参加了“北朝四史”点校。

1961年4月石泉先生的信

　　档案保存了石泉先生1961年4月12日给中华书局编辑部的信，提出改进工作的三点意见，同时也介绍了点校小组的情况：

从去年年底以来，在我系参加了由您局组织领导的校点北朝四史的工作，由于没有经验，我们走过弯路，进度很慢，我们也一直在摸索，希望找到些多快好省的办法，以求既提高新版本的质量，又能加快工作进度。 按我们目前的工作进度与工作状况（例如病号多，经常只有四五人进行工作，最近以来又不能全时间搞，工作质量不齐，办法也不多，副组长姚薇元先生因课忙，始终也未参加这一工作……），能在年底以前完成北齐、北周二书（约四十万字）就算不错，……如果还要继续搞《魏书》、《北史》两部大书，照现在这样的进度，真不知道会拖到哪年？

　　当年5月，具体负责“二十四史”点校的赵守俨先生到武汉、济南出差，了解点校情况。“武汉大学校点的北朝四史，暑假前可完成《周书》、《北齐书》的本校和与《北史》的校勘。估计再有七个星期可以完成这项工作。”“明年只能完成《魏书》一种。不同意担任《隋书》的校点工作，唐长孺表示可以把资料提供给山东大学参考。”（中华书局总编室《业务情况》1961年第10号）

　　事实上，由于各方面原因，包括“北朝四史”在内的各史都没能按计划推进。在此期间，“北朝四史”点校小组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周书》和《北齐书》，从档案保存的与武大方面的往返书信看，点校工作还处在摸索阶段。1963年秋到1966年“文革”开始，唐长孺、陈仲安先生借调进京集中校史，《周书》全部完成并付型，未及付印，《北齐书》基本完成。所以从大的时间段上说，“北朝四史”的出版都在1971年重新启动点校之后，《周书》1971年11月出版，《北齐书》1972年11月出版。《魏书》《北史》的主要点校工作都在1971年以后进行，《魏书》1974年6月出版，《北史》1974年10月出版。

唐长孺先生

　　唐长孺先生曾经说：“回顾自六四年以来，校勘北（朝）四史先后六年，中经十年浩劫，我精力旺盛时期也就这样过去了。七四年后，我大部分时间在整理吐鲁番文书。我想这二十年来，如果说有什么微薄成果，恐怕是在古文献整理方面。”（1987年9月3日致张泽咸信，张泽咸《温故与怀念》，《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1辑）从1960年底算起，“北朝四史”点校历时近十五年。其间1963年、1967年、1971年，唐长孺、陈仲安先生三次奉调进京，在中华书局工作近十个年头。1975年以后，唐先生又被借调到国家文物局文献研究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吐鲁番文书整理。

（二）唐长孺先生等进京及翠微校史

　　澎湃新闻：在历时二十年的“二十四史”点校历程中，先后三次都在借调进京之列的，为数不多，唐长孺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唐先生等一批学者借调进京，翠微校史成为学术界传诵的佳话，当时哪些因素促成了外地学者进京集中校史？

　　徐俊：从1958年9·13会议落实毛泽东主席指示、部署“二十四史”点校起，到1978年初最后一种《宋史》出版，历时二十年，其间1963-1966年、1967-1968年、1971-1977年，参加点校的外地学者，先后三次进京集中校史，很多先生在中华书局工作了十年左右，唐长孺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促成进京集中校史的直接原因是进度的一再拖延。现在来看，当时对“二十四史”点校工作所需要的时间严重估计不足，或者说实际工作难度和所需时间与有关部门的要求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1958年9月确定的最早计划是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结果只完成《史记》一种。1960年10月古籍小组制定《三年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在规划颁行前，齐燕铭致函教育部杨秀峰部长，要求“高等学校协作整理古籍”。据古籍小组代教育部拟文底稿，教育部也曾发文要求凡承担的学校都应采取具体的有效措施，切实抓紧对这一工作的领导和具体指导，争取在1961年底以前完成。

　　而实际情况是，到1961年12月初才落实辽金元三史“校点工作由翁独健、冯家升、傅乐焕三位先生负全责”。其他已经开展但进行得不很顺利的，还有南北朝八书、南北史、两《唐书》和两《五代史》。赵守俨先生说：“除新旧《唐书》须另作研究外，其余各史的人选都基本上适当，主要是因为时间没有保证，迟迟未能完成。”武大方面，唐长孺先生新接手了《中国通史参考资料》魏晋南北朝分册的编写任务，教学任务也比较重，《周书》《北齐书》不得不暂停。

　　在5月份赵守俨先生出差山大的时候，王仲荦先生就曾建议在《南齐书》《梁书》两史校点工作大致就绪后，最好能到北京工作一个时期，以便于统一双方意见、及时解决问题。王仲荦先生的这个建议，是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关于借调进京集中工作的起始点。12月，赵守俨先生起草了《关于各史校点者借调问题的建议》，随后又代拟了金灿然致教育部刘皑风副部长的信，金灿然签发，并同时抄送了齐燕铭。

赵守俨先生的《关于各史校点者借调问题的建议》

　　赵先生在《关于各史校点者借调问题的建议》中说：“目前亟待解决者为南北朝八书。建议设法先调王仲荦、卢振华两先生来京，集中时间作好这两部书。”武大担任的《周书》差一点就可以完成，《北齐书》也已做完对校和初点。“就进展来说，借调唐长孺先生也是可以考虑的。惟鉴于他正在编写教材，在系里担负的教学任务较重……拟作为第二步进行。”这一次的动议，只促成了启动山大方面的借调，1962年1月24日，教育部向山东大学发出题为“借调你校历史系王仲荦教授和卢振华副教授去中华书局工作半年”的“62教人师调字第30号”文，王仲荦先生1962年11月借调进京。

　　到1963年，“二十四史”点校已经开展四年多，进度迟缓，只出了三种，金灿然说：“照这样下去，恐怕再过十年也不能毕功。”这年5月，金灿然向中宣部部长周扬做了汇报，请求解决各校担任校点的教师集中时间精力进行点校的问题。周扬作了四点指示：（1）必须抓紧进行，要求在1964年内完成；（2）为了保证校点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可以借调担任校点的有关教师来京，使他们集中时间精力，专心从事整理；（3）可以适当补充人手；（4）编写参考教材的工作如与“二十四史”的整理在时间、人力上发生矛盾，参考教材可以让路。因为有周扬1964年底完成的时限要求，所以借调工作迅速落实。

　　5月22日，曾任中宣部教育处处长，1961年后负责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审工作的吴寄寒召集包之静（中宣部新闻出版处）、金灿然（中华书局）等专门商量借调之事，会上胡沙代表教育部党组表示将大力支持这一工作，尽可能协助调集有关校点人员来京。会议确定了各史的人员和进度安排，其中武汉大学承担《魏书》《北齐书》《周书》《北史》；借调人员：唐长孺；时间安排：1963年内完成《北齐书》《周书》，1964年内完成《魏书》《北史》。借调名单中还有：

山东大学王仲荦（总负责）、卢振华、张维华（三人可不必同时来京）； 中山大学刘节、董家遵（暂不调京）； 北京师范大学刘乃和（陈垣助手，请该校保证他们的工作时间）； 吉林大学罗继祖（新商定的校点者，尚未征得学校同意）； 南开大学郑天挺（现在北京主持历史教材的编写，请他多留半年完成《明史》）； 杭州大学任铭善（参加发稿前的复审工作，尚未征得学校同意）。

　　胡沙另外表示，担任项目较多的学校，可以加调一两位青年教师作为助手，一方面可以加速工作进度，同时也可以使他们通过实际工作得到锻炼，具体人选可由有关学校指定。所以最终陈仲安先生作为助手与唐长孺先生一同进京。

教育部“借调教师来京校点二十四史”文

　　随后的7月，教育部向武汉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发出“借调教师来京校点二十四史”文（63教二蒋旭字第1148号），向吉林大学发出“借调历史系教师罗继祖来京参加二十四史校点工作”文（63教二蒋旭字第1150号）。8月，中宣部又发文给湖北、山东、广东、吉林、河北、浙江省委宣传部（1963年发文第383号）：“整理出版二十四史，是中央交待的任务。中华书局和北京的人力很不够，整理工作进度太慢。为了促使这一工作早日完成，必须借调外地的专家共同来进行。”“关于借调外地专家事，教育部已经通知有关学校或教育厅。有的学校曾来信提出困难，要求免调。但鉴于此项任务繁重，请你们同有关学校或教育厅会商，尽量克服困难，予以支持，务请于暑期内调来（专家名单略）。”

　　1963年秋冬间，名单中的大多数学者陆续来到北京，入住翠微路二号大院，加上来自民族所的傅乐焕先生、从山西教育学院借调的王永兴先生等，一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工作暂停，这一时期就是被大家传为佳话的“翠微校史”。

　　1963-1966年为期约三年的集中校史，对“二十四史”点校在学术质量上的作用和意义至关重大。此前《史记》《三国志》等各史由个人承担，分散点校，以标点为主，只做简单校勘。1963年后各史点校者集中工作，集体生活，相互讨论，很多共性的问题通过讨论形成了共识和处置办法。校勘方面则明确要求做好“本校”（本书有关部分互校）和“他校”（参校有关史籍），而且要求做得比较彻底，不能信手翻查，并强调尽可能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中的正确意见。重新拟定的校勘细则包括：（1）凡改字的地方，都要写出校勘记，说明根据和理由；（2）采用成说，要说明出处，错误的意见不取；（3）别本、别书的错误，两通的异文，无关重要的虚字的出入，一律不入校勘记；（4）用本校、他校发现的问题，除极有把握的以外，一般只写校勘记，不改本文；（5）校勘记尽可能作出判断；（6）属于史实出入的，不写校记。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来看，这六条可以说已经成为现代古籍校勘的基本原则，也直接影响和主导了后来的点校工作，即使1971年重新启动点校后又有一些新的要求，也基本没有偏离1963年确定的主旨。

（三）《魏书》点校的两个阶段

　　澎湃新闻：“北朝四史”的出版都在1971年重新启动点校工作之后，《魏书》1974年出版，主要点校工作是在1971年以后进行的，那“文革”前《魏书》点校是怎么样的情况？

　　徐俊：简单说《魏书》点校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北朝四史”点校，从开始阶段在武汉到1963年后在北京，点校组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集中在《周书》《北齐书》，1966年“文革”开始前，由唐长孺先生亲自承担并基本完成。1971年后，唐长孺先生负责《魏书》，陈仲安先生负责《北史》，分别承担完成。虽然1963-1966年由其他人承担过《魏书》点校前期工作，但“北朝四史”自始至终都由唐长孺先生主持。

　　从现有档案资料看，1963-1966年这一阶段《魏书》点校并未搁置，而主要由王永兴、汪绍楹先生承担。

　　在2002年中华书局成立九十周年之际，王永兴先生写过一篇《我与中华书局》，他说：

1963年，我从山西太原借调到中华书局，参加点校“二十四史”工作，这是我与中华书局缔交长期友好关系的开始。但不到一年，太原有令来，命我立即回山西。在反右运动中，因株连，我被遣送到山西太原，控制使用，改造思想，我没有留在中华书局的自由。在中华书局短短的十个月中，实际主持校点“二十四史”工作的是赵守俨先生，他待人真诚友好，在校点工作中帮助我。他知道我被遣送后的处境与生活，安慰我，因而我与他结下了一生相知相勉的友谊。

　　王先生在点校中所承担的具体工作，他本人和各种回忆文章很少被提及。在档案所存1964年“二十四史”小组工作汇报中，有几次比较集中地谈到了王永兴先生所承担的工作。7月8日的汇报中说：

《魏书》——王永兴先生《册府元龟》对校工作本周内可以结束，关于下一步工作如何进行问题，王先生曾和唐长孺先生商量过，大致打算这样进行：石刻方面的校《金石萃编》、《八琼室金石补正》、《汉魏晋南北朝墓志集释》等三种。《太平御览》、《北史》、《通鉴》，唐先生意见，《通鉴》不作通校，有问题时查一查。其余就是《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异》等吸取前人成果的工作。王永兴要求和守俨同志谈一谈具体作法（赵守俨眉批：已谈好，先校《御览》）。

　　9月5日的汇报中说：

王永兴先生的《魏书》工作，由于家属来京过暑假，时间上有些影响，校《御览》的工作预计再有一周到十天的时间才可以完成。《御览》校完后，准备校石刻，先校赵万里的《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和《八琼室金石补正》，这两部书现在都在唐先生手头用着，恐怕抽不出来，是否需要再各买一部。其次想吸取日本人对《魏书》的研究成果，根据《敦煌资料》里有些目录，北图和科学院图书馆的《东洋杂志》、《史学杂志》（日文），不知能不能联系借出来，如果不能借，还需要王先生自己去看。《魏延昌地形志》，已确知北大图书馆有，准备下星期去联系和了解一下情况，如果不能借、抄，还是照像或采用别的办法再作决定。王永兴先生打算校完了以上各书，再参考二张校勘记即开始写校记。 王永兴先生的交稿信

　　此后，按照赵守俨先生的布置，王永兴先生于11月底完成了三卷样稿，王先生在交稿信中说：“这三卷书，在《魏书》一百三十卷中，无论就篇页数，或校勘上来讲，都是中等。”“平均起来，每卷用时将近六天。版本校和标点用时二天，将近四天写校记。版本校和标点的时间，可能压缩在一天半之内，写校记的时间，只能稍加压缩。总之，校点一卷的时间，恐不能少于四天，可能要用五天。”还对干支校勘做了说明，最后附言：“日人内田智雄编写的《中国历代刑法志》，其中有《魏书》部分，在校勘上是有用的，最好能买一部。”编辑部的两位先生审查了样稿，其中吴翊如先生审读了卷七上《高祖纪上》，撰写了十九页审稿意见，指出标点校勘错误及不合规范之处，吴翊如先生说，“所贵乎专家者，希望能在骨节眼上解决问题”，而恰恰“不像是一位老师傅手里出的活”。吴先生的话比较苛刻，细究所提意见涉及到的问题，一方面是校勘记的判断是否允当与内容是否充实，一方面是对标点规则的理解与实践，脱开一点看，其实都是点校者刚着手时常见的现象。

　　12月底，王永兴先生又提交了卷二《太祖纪》、卷一一一《刑罚志》共两卷，并对分段提了初步意见。赵守俨先生亲自审稿，对校勘记逐条提出了修改意见。从这段时间一再撰写、审读、修改样稿的情况看，与编辑部的计划是一致的，即计划由王永兴先生承担《魏书》点校，但仍由唐长孺先生定稿。

　　王永兴先生中止《魏书》的工作，是“太原有令来”，根据1965年1月18-23日“古代史工作周报”所记下周工作重点，有“与王永兴办《魏书》校勘资料的交接”的工作预备，王永兴先生在1965年春节前后，应该就离开北京回山西了。据“二十四史”整理工作简报可知，王先生离开中华，相关资料移交给了借调在中华的另一位先生汪绍楹。

汪绍楹先生的《魏书校点进行计划》

　　汪绍楹先生是一位古籍整理专家，程毅中先生曾以《怀念古籍整理专业户汪绍楹先生》为题，对他整理的《太平广记》《艺文类聚》给予高度评价。汪先生除了曾经参与《魏书》的点校外，还是《隋书》的前期点校者。1965年初，汪先生接受继续点校《魏书》的任务后，起草了《魏书校点进行计划》五纸，对《魏书》版本校、本证与前人成果、北魏部族姓氏译音、西域地名人名、《魏书》地形志等方面谈了具体意见，最后表示校点时间估计约两年零四个月。

　　另外从汪先生的计划和赵守俨先生的批语，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王永兴先生所做的工作和程度：（1）以殿本为底本，通校百衲本和《北史》，但没有做其它版本校，所以没有完整版本校记录；（2）完成了《册府》《御览》等他书校，以卡片做了校勘记录，“基本上相当仔细”；（3）本校工作似未完整通校；（4）前人成果，拟随校随对。

　　汪先生这份计划最重要的一点，是在文末另列一项，从百衲本影宋本阙卷校语、殿本沿北监本多臆改、殿本讳字回改，以及增加南监本（多与宋本合且与王先谦校记所据本相近）等方面，根据校勘实际，提出将《魏书》底本改用百衲本。赵守俨先生4月5日批示：“改用百衲本作底本，须征求唐先生意见，北朝各史须保持一个体系。此书如决定汪校点，似应向他说明：多多依靠唐先生，仍请唐先生定稿。”

　　从1965年4月到1966年春，汪绍楹先生的《魏书》点校工作约一年时间，按他两年四个月的计划，全部工作约将过半。据赵守俨先生1971年2月19日起草的《整理二十四史工作情况简介》，截至“文革”开始，“《魏书》，汪绍楹点校，基本完成，待加工。《北史》，唐长孺、陈仲安点校，未完成，部分标点过。北朝史由唐长孺总负责”。并对工作安排的先后变动做了说明：《魏书》先交武汉大学点校，1963年以前始终没有动手。“后来由王永兴担任，因工作质量不高，又换汪绍楹。”

　　归纳而言，《魏书》第一阶段的工作，由王永兴先生基本完成他书校勘，并试做样稿；由汪绍楹先生在已有资料的基础上点校并撰写校勘记，“基本完成，待加工”。

　　另外在1967年春“二十四史”点校曾经短暂上马，分为七个组进行工作，第一组就是北朝各史，前后历时一年，基本上按原来办法进行工作，新的点校原则始终未确定，进展不大。这一时期武大历史系除了唐长孺、陈仲安先生外，增加了姚薇元先生。

1971年后的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现场（右起为白寿彝、唐长孺、魏连科）

　　《魏书》点校的后一阶段，也即最终成书阶段，在1971年之后，由唐先生在前一阶段工作基础上重新点校，撰写校勘记。通校了百衲本、南监本、殿本、金陵书局本，参校了北监本、汲古阁本。实际操作中，以百衲本为工作本，诸本相较，择善而从，形成了后来通行的《魏书》点校本。

　　这个阶段的工作地点在王府井大街36号，唐先生自己完成了《魏书》点校，负责陈仲安先生点校《北史》的定稿，参与了《晋书》载记部分的复审加工。唐先生跟中华员工一样，每天都拿着饭盆去食堂打饭。唐先生和陈仲安先生常在下班之后、上班之前，赶在清洁工之前，主动打扫楼道、擦拭楼梯扶手。唐先生每月交党费，与白寿彝先生都交一百二十元，差不多是他一半的工资，相当于一个年轻人月工资的两倍多！书局当年参加点校责编的老编辑魏连科、张忱石先生等，都撰有专文深情回忆唐长孺先生校史生活，生动感人。

（四）唐长孺先生“北朝四史”的校勘风格

　　澎湃新闻：唐长孺先生主持的“北朝四史”，在“二十四史”点校本中最受好评，尤其是他校勘与研究相结合的风格，受到史学界的推许，您对此怎么看？

　　徐俊：唐长孺先生主持点校的“北朝四史”，在点校本“二十四史”中最得学术界盛誉，被称为古籍整理的范本。这当然与唐长孺先生精深的学术造诣有关。唐先生以深厚的学术积累和过人的见识判断，以他对南北朝史实和文献的熟知，充分利用前人成果和新出史料，发前人之所未发，形成了独特的校勘与研究结合的风格。放到点校本“二十四史”系列中看，“北朝四史”区别于早期出版的“前四史”，体例上不再是简单的版本对校，不限于仅仅刺取前人成说用于校勘；与其后“上海五史”等在反对繁琐校勘的思想主导下的集体成果，反差更大。因此1963年前后同时开展的、由“南王北唐”分别负责的南北朝诸史，标点校勘的整体质量，都堪称上乘，而唐先生所主持的“北朝四史”特点更为鲜明。

　　“北朝四史”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学术界常称道的校勘与研究的结合，用古籍整理的通常表述是校史与考史结合。魏晋南北朝史学者、已故唐门老弟子高敏先生对点校本《魏书》的特点有非常详细的概括，他一一列举了点校所用的近四十种文献和前人著作，指出点校本不仅以现有能看到的各种不同版本进行了精心细致的校勘，还用《御览》《册府》《通鉴》等及清人赵翼、王鸣盛、钱大昕等人的著作，“对《魏书》史料或进行校勘，或予以补充，或给以考证”，“其引书之富、校勘之细、考证之精和标点之准，在整个二十四史点校本中是首屈一指的”（高敏《魏书说略》，《二十五史说略》）。

　　唐先生校史与考史结合的风格，当然首先与他的学术追求有关，对此我没有能力评说。但放到当时点校工作总体背景下，形成这样明显区别于其他诸史的风格，有哪些古籍整理层面的原因，或许是一个可以关注的角度。

唐长孺先生所用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摄于2007年）

　　首先是1963年重新拟定的校勘细则的作用，尤其是“他校”的引入，使点校工作更加完善和规范。按照新的校勘细则，明确要求做好“本校”的同时，要做好“他校”，而且要“做得比较彻底，不能信手翻查”，其中通校《册府》是南北朝诸史校勘中的亮点，王仲荦先生曾就此回忆说：

唐长孺教授和我在会上提议用《册府元龟》校南北十史，陈援庵先生在会外早已提到，所以很顺利地通过了。我们校了宋本、三朝递修本、南监本、北监本、殿本、局本，还采用了张森楷的校记、张元济的校记，又增加了用《册府元龟》来参校，尽管标点上还可能会发现一些小错误，校勘的质量却是较有保证的。（王仲荦《谈谈我的治学经过》，《文史哲》1984年第3期）

　　1963年新校勘细则还强调尽可能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中的正确意见，校勘记尽可能作出判断。南北朝诸史点校同时展开，在版本选择、他书校勘、前人校勘资料取用、校勘尺度方面，都大体相似。

　　其次，“北朝四史”中《魏书》《周书》《北齐书》都残缺严重，宋以来形成的补缺文本和文本讹误，在版本校勘不能解决的情况下，“他校”和“理校”成为不能回避的选择，我个人觉得这是形成唐先生所撰校勘记面貌的一个直接原因。“北朝四史”校勘记在理校和考证方面，明显多于“南朝五史”，论证表述也相对复杂，有的校勘记多至数百上千字。造成二者间的差别，也与南北朝诸史的残缺完好程度不同有关。

　　唐先生最先着手的是《北齐书》《周书》，而《北齐书》《周书》残缺尤甚，最早在宋代就已经散佚不全。传本《北齐书》原书仅存三分之一，用《北史》和唐人史抄所补的部分，还常有删节，因此所补缺文的讹误较多，与现存文献之间的差异也比较大。所以，点校本《北齐书》在校勘记之外，还特别在全书末增加了《点校后记》，这是《史记》之后仅有的一例。传本《魏书》也经过后人补缺，但正文注“阙”、“阙字”的还有二十九卷之多，文字窜简现象也不少，还有后人据他书补字但没有注明的。通常来说，“二十四史”各史不同版本系统之间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异文，但像北朝诸史这样复杂的情况，是相对特殊的。换句话说，文本的复杂性，是校勘记不得不复杂的原因。

　　澎湃新闻：唐先生校勘记中，最被称道的是“他校”的成果，其中成效最大的莫过于通校《册府》。以《册府》补《魏书》，从陈垣到唐长孺，从百衲本到点校本，几乎是每言必及的佳谈。请您介绍一下《魏书》脱叶先后被发现和补缺的情况。

　　徐俊：百衲本《魏书》于1934年出版，其中《乐志》第十二叶为阙叶。后来陈垣先生从《册府元龟》中找出《魏书·乐志》的脱文，所补文字正合宋版一叶，若合符节，学术界叹为奇获。1944年百衲本“二十四史”再版，《魏书》据补了《乐志》缺叶。陈垣致信傅增湘说：“此叶自靖康以来沉霾千载，南宋元明清诸儒从未及见，今一旦复得之，其快慰为何如耶！稍暇拟付影印，以广流传，想凡有百衲本《魏书》者无不欲得此一叶也。”（1942年4月15日信）“公试检之，必叹其吻合之神也。”（4月21日信）很快傅增湘又转寄给张元济，张元济看到后“为之狂喜”，并推而论之，“《通典》、《通志》、《册府元龟》为古书一大渊薮，循此推之，旧史缺文必尚可收获不少也”（张元济致傅增湘5月15日信）。

辅仁大学史学会印制的《魏书乐志》阙叶（启功手抄）

　　张元济的推测在《魏书》点校中得到了验证。《魏书》中的另外两处脱叶，《礼志》和《刑罚志》的脱叶，因文字似乎衔接，向来无人注意，点校本据《册府》《通典》补足。这个情况在点校本《魏书》出版说明中有交待，没有明确说由谁发现，后人因为点校由唐先生主持，逐渐归之于唐先生。这在魏连科、张忱石等老编审的回忆文章中，在我们出版的《唐长孺文集》前言中，都有类似表述。然而从现存档案看，至少《刑罚志》的缺叶是负责通校《册府》的王永兴先生发现的。在前引汪绍楹先生《魏书校点进行计划》的开篇，有这样一段文字：

王永兴先生据殿本《魏书》校《北史》、《元龟》等，大体完毕，现据资料卡片来看，基本上相当仔细。尤其是卷一一一《刑罚志》（衲本十四页末“应有迟疑而”下）据《元龟》六一五校出缺页一纸，全文共三百十七字。（百衲本缺十五页，殿本衔接连下，今据《元龟》校出三百十七字，正约合一页。宋本页三百二十四字。）是很可宝贵的。

　　这一点在赵守俨先生对王永兴先生所作《刑罚志》样稿的意见中也能得到印证，赵先生意见中详细论说了这段新补文字的断句和文意。

　　还原档案所见的真实情况，并不是为了划定“发明权”，相反我更希望透过这样的校补特例，通过对校补过程的理解，看到唐长孺先生以及点校本《魏书》在史文补缺和文本校订上所显示的功力，所获得的全面成效。唐长孺先生据《册府》补《礼志》《刑罚志》脱叶，跟陈援庵先生据《册府》补《乐志》脱叶一样，具有传奇色彩，但缺文校补，无论是价值之大小，还是发现之难易，与文字多少并不是一回事。仅就《魏书》而言，几字、十几字、几十字的史文补缺，翻开每一卷都不难看到，而唐先生校勘记中那些对史文的取舍判断和甄别考证，所作出的合理解释，才是真正卓见功力、沾溉后学，因而广受推崇的原因。可以说，校补史文缺佚，使之成为能够直接提供学术研究的可用之书，是唐先生所校《魏书》《周书》《北齐书》三史的共同特点。

百衲本《魏书乐志》补叶

　　《魏书》校勘记撰写于1971年以后，当时为了避免繁琐芜杂，要求校勘以版本互校为主，主要校正刻本文字的讹舛衍脱，对于史实异同和原书内部的矛盾不作校正。甚至原则上不作“本校”和“他校”。在这样的背景下，《魏书》校勘突破一般规定，取得这样精深的成果，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另外，区别于其他诸史，唐长孺先生校勘记还有一个特点，是行文的语体化。这与这个时期校勘要求“一律用语体文，但并不排斥使用校勘术语”有直接关系。总之，唐先生早年就完成了《唐书兵志笺正》（1957年出版），自然懂得一般校勘规则和惯例，以他的学养和追求，这样打破常规，一定是深思熟虑过的。

（五）“北朝四史”修订及《魏书》修订本主要成绩

　　澎湃新闻：“二十四史”修订工程开始至今已近十年，各史修订团队的组建、修订方案的确定，以及漫长的修订过程，各有特点。能否请您谈谈《魏书》修订的大致经过？

　　徐俊：按照修订工程关于修订承担单位遴选的条件要求，武汉大学既是当年“北朝四史”的点校单位，又是国内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重镇，武汉大学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成为“北朝四史”修订单位的当然之选。“北朝四史”修订由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先后两任所长朱雷先生、冻国栋先生联袂主持，负责组建各史修订班子，制定各史修订方案，分工承担具体修订工作。《魏书》由何德章先生负责，何先生原先在武大工作，后调入天津师范大学。两校对《魏书》修订都给予了大力支持。

朱雷先生（图片来自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研究中心官网）

　　“北朝四史”与《三国志》《晋书》修订方案专家评审会，于2007年11月底召开，专家组由田余庆、程毅中、周伟洲、王素、许逸民五位先生组成，田余庆先生担任专家组长并主持评审。此后，2009年6月、2010年11月，先后两次召开“北朝四史”样稿评审会，对各史样稿逐条讨论。具体到《魏书》，2009年5月，修订组提交《魏书》样稿。11月，修订组冻国栋、何德章先生到中华书局，就《魏书》样稿审读情况进行讨论，确定以百衲本为底本。次年3月何德章先生再次提交修订样稿，经过专家外审和编辑组审读，11月，《魏书》修订样稿评审会在武汉大学召开。“北朝四史”修订主持人冻国栋，修订组成员何德章、刘安志、魏斌、朱海、姜望来、黄楼，修订工程审定委员许逸民，修订工程修纂委员、《南史》修订主持人张金龙等参加了会议，对《魏书》修订样稿进行了逐条讨论，进一步明确了修订原则和校勘尺度，并对旧校的处理进行了集中讨论。

　　2014年2月，《魏书》修订组完成初稿，并提交编辑组进入审稿流程。在此期间双方多次就审稿情况进行沟通，讨论取校范围和征引文献、出校尺度、校记写法以及对于旧校的处理等问题，修订组进行了充分的考虑和吸收，陆续提供新的改定稿。2015年2月，编辑组完成初稿审读工作，并先后约请了近十位专家进行外审。同年5月，我和编辑组一起前往武汉大学，与“北朝四史”修订组交流，冻国栋、刘安志、魏斌等参加了座谈。双方就“北朝四史”的修订工作进度、整理者名录等问题做了沟通，并对下一步工作做了安排，整个过程得到了修订组的大力支持。

冻国栋先生（图片来自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官网）

　　2015年7月24至25日，《魏书》修订稿定稿会议在北京建银饭店召开，“北朝四史”修订主持人冻国栋，《魏书》修订负责人何德章，外审专家梁满仓、张金龙、孟彦弘、陈爽，以及编辑组全体人员参加。会议在两天的时间里，对“北朝四史”的整体修订情况做了通报和沟通，集中讨论了《魏书》修订稿定稿前还未达成一致的各类问题，其中涉及到相关各史的照应和一致性的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

　　进入排版阶段之后，编辑组除了完成对全书及校勘记的合拢加工，还重新核校了《魏书》底本和原点校本，解决审稿中发现的问题。在最后定稿阶段，《魏书》修订负责人何德章与编校组成员在中华书局会议室集中工作，就《魏书》校样中的有关问题做了逐条讨论和现场处理。

何德章先生（图片来自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官网，黄海霞摄影）

　　《魏书》修订从草拟方案算起，经历了近十年时间；从版本试校、样稿撰写，再进入实质性修订阶段，到2016年底最终完成，修订工作经历了八年时间，其中修订负责人何德章先生投入了全部精力，撰写修订长编，撰写校勘记，形成目前完整的修订本。

　　澎湃新闻：您前面讲到对旧校的处理，请问在如何对待旧校的成果和风格的问题上，大家是怎么看的？

　　徐俊：这确实是大家一开始就遇到的问题。如何最大限度地保留点校本已经取得的成果，兼顾点校本特点与修订工作的总体原则，是各史都会遇到的问题。但是由于“北朝四史”点校本的成就和影响，由于“北朝四史”校勘记的考史风格，使这个问题更加受到关注。另一方面，“北朝四史”的校勘成就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认可，尤其是在史实考证、史料阐释方面，修订本要在已有成绩基础上再进一步，难度可想而知。因此，在方案讨论阶段，无论是修订组还是评审专家，都就此问题提出了意见，并多有讨论。有学者在评审意见中表示，修订要充分尊重并保留原点校本原貌，只对其中个别校勘疏漏和失误之处加以改正，只增补唐先生标点校勘之后新的研究成果与资料即可。修订组认真研究点校本与修订总则的要求，提出在五个方面的改进提高重点：一是文字校勘仍有拾遗补缺的余地；二是标点分段有不尽合理之处；三是点校本“不主一本，择善而从”的工作原则，改定文字未能一一出校；四是清人考订成果未能尽予参考；五是点校本印行后，相关考古资料陆续发现，应加以利用。应该说，修订组一开始的工作方向和重点是明确、准确的。对《魏书》修订方案，田余庆先生给予了中肯的评价：“唐先生所定大局，正确精当，校点工作也细致严谨；所出校记对读者也多提示作用。修订方案萧规曹随，基本合适。”田先生说的“萧规曹随”，就是我们最大限度地尊重和延续唐先生点校本已经取得的校勘成果和风格的形象说法。

　　澎湃新闻：《魏书》修订本大家期待已久，除了专业史学研究者外，一般读者可能更需要了解修订本与原点校本之间有哪些明显的不同，请您概括一下修订本的主要成果。

　　徐俊：《魏书》的点校、修订，与其他各史一样，是一个学术接力的过程。修订本的定位，是在原点校本基础上，基于新的学术条件，通过修订形成一个标点准确、校勘精审、阅读方便的升级本。

　　从文本的整体面貌来说，变化最大的是从原来的“不主一本”，改为以百衲本为底本的“底本式”校勘。不主一本，择善而从，不出校勘记的方式，实际上等于另创新本，不符合古籍整理规范。在1971年后出版的“二十四史”点校本中，《晋书》《隋书》《宋书》《梁书》《魏书》《北齐书》《南史》《北史》等都采用了“择善而从”的方式，学术界一直有质疑的声音。百衲本是原点校本的实际工作本，这次作为修订底本，比较方便与原点校成果衔接。采用“底本式”校勘，需要对原点校本的文字取舍一一复核，与底本不同但没有出校勘记的，要一一查考版本依据，判断取舍理由，对的要补充校勘记，存疑的仍从底本，增加异文校。修订本还增加了国家图书馆藏三朝本作为通校本，三朝本是与百衲本同一系统的祖本，可以说比点校本增加了一个重要的早期版本。

　　其次是文字校改和校勘记方面，在充分尊重和保存原点校本成果的前提下，全面复核了原点校本的文字校改和校勘记引证，根据“底本式”校勘的原则及修订总则，作体例上的处理。校勘记存有疑义的，慎重对待，斟酌处理；确有不当的则加以改写，确定失误的予以删除。《魏书》原点校本有校勘记约两千条，修订本校勘记约三千三百条。其中，删去旧校九十余条，新增校记一千四百余条，改写旧校四百五十余条，沿用旧校（含依体例改动）一千四百五十余条。新增校记相当于原有校记的七成。

　　再就是分段和标点，原点校本分段和标点做得很精到，但也不无误漏，包括专名线误标漏标。修订本纠正原本标点误漏约五百处，比如原点校本卷五〇《慕容白曜传》有一段文字：“契长子升，字僧度。建兴太守，迁镇远将军、沃野镇将，进号征虏将军。甚得边民情。和第二子僧济，自奉朝请稍转至五校。”原点校本将“和”字属下作人名处理，即慕容契的次子。修订本经考查发现标点存在破句，“情和”二字是成词，指民心悦服，《后汉书》即有用例，《魏书》中也两次出现（卷四八“甚收颍川情和”、卷六一“得民情和”），上下文也没有提到“慕容和”这个人。这是一个久已有之的文字误解，北监本、殿本、金陵书局本为了读通这一句史文，干脆把“和第二子僧济”改成了“契第二子僧济”，而文从字顺了。另外根据新的体例要求，对分段做了技术调整，主要集中在本纪部分，原点校本按季分段又略有变通，与点校本“二十四史”按月分段的通例不一致，修订本作了统一。

　　从《魏书》修订样稿讨论开始，我们就特别强调对原点校本成果的整体性把握，充分理解原点校本的校勘标准和处置方式，把握原点校者的意图，系统做好校勘资料的搜集复核和补充论证，以客观科学的态度对待点校本成果。在校勘记表述方式上，力求兼顾原点校本风格，对文字润饰不强求一致，避免改动后失去原意。特别注意原校勘记的表述重点、尺度、逻辑关系。《魏书》修订本的全部新撰校勘记和原校勘记修改，都出自何德章先生一人之手，我觉得处置得当，甚至很难靠一般通读区分出新旧校来。

　　修订本还搜集采纳了学术界关于《魏书》的校勘、标点意见，参考利用了新见石刻史料和最新研究成果，本着谨慎合理的原则，对必要的校点补充了校勘记。整体而言，《魏书》修订本实现了对原点校本的升级和超越，是可以肯定的。“北朝四史”本身以及点校、修订，互相之间有很大的关联性，现在《魏书》修订本率先出版，《周书》《北齐书》《北史》三史还在修订过程中，我们期待各史相互参照，进一步协调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