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书》读后感1000字

　　《梁书》是一本由(唐) 姚思廉 撰 / 卢振华 / 王仲荦 点校 / 景蜀慧 /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80.00，页数：2020-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梁书》读后感(一)：点校本修订本《梁书》勘误一则

　　卷十六列傳第十 王亮 張稷 王瑩

　　《校勘記》【十】：

　　……本書卷二四《蕭景傳》，《南齐書》卷三《武帝紀》、卷四四《沈文季傳》、卷四六《陸慧曉傳》附《顧憲之傳》，《南史》卷三一《張裕傳》附《張稷傳》、《御覽》卷五五八引《齊書》、《通鑑》卷一三六《齊紀》二武帝永明三年及四年俱作“唐瑀之”。（頁308）

　　案：覆覈上引各書，“唐瑀之”均作“唐㝢之”；且作“唐瑀之”則同本書卷十一列傳第五《校勘記》【一三】矛盾。因此上引校勘記【十】誤，當作“唐㝢之”。

　　《梁书》读后感(二)：俱往矣

　　

想当年初入魏晋南北朝坑的时候，除了《晋书》，着力最多的就是《梁书》了。

如今六年过去，于魏晋南北朝了解比以前更深，且年纪增长，阅历渐多，所以这次系统细读完《梁书》，曾经喜欢的人，很多依然喜欢，但更多的人，不再喜欢；思想、文学等方面，因为志趣已改，很多也已探索完毕，所以热情退却大半。以后除了写完萧统相关的小说，精力大概会主要放在魏晋和北朝，以及一些比较感兴趣的课题上吧。

不过具体而言，《梁书》卷第四十三，有风姿壮气，依然很喜欢。最后史臣曰部分，引孟子“生者我所欲，义亦我所欲，二事必不可兼得，宁舍生而取义”，以前总觉得是空话，见故史有人，才知世上有真君子。

以及比较开心的是，见《梁书》许多人物出身，很多都能马上反应出是哪个世家大族，且祖辈人事。但也因如此，见曾经盛族风光不再，很多人“素家贫”，或者起家“奉朝请”这种卑职，虽然天道恒常，跌宕起伏、盛衰荣辱都是常态，但也很可一叹了。

　　《梁书》读后感(三)：赵灿鹏谈《梁书》的编纂、点校与修订

　　采访︱黄晓峰 《梁书》的修撰很特别，是由姚察、姚思廉父子历经四朝（梁、陈、隋、唐）完成的，您能先简单介绍一下修撰过程吗？ 赵灿鹏：姚思廉的《梁书》《陈书》，与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的情形相似，都是父子相继编撰而成，同为中国史学史上的佳话。姚察（533－606）于梁朝末年开始参与梁朝国史的修撰，从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那时他还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在陈宣帝太建末年，姚察大约五十岁的时候，“知撰梁史事”，陈后主时又“领著作”，负责编撰梁史和陈史。入隋以后，姚察奉隋文帝之命编撰梁、陈二代之史，期间曾经进呈部分篇卷。这两部史书没有写完，姚察就去世了，临终之时，命子思廉续成其书。姚思廉上表陈述父亲的遗愿，隋炀帝下诏许其续撰二史，但迄于隋末，续修史书的工作仍然没有做完。唐朝初年，唐高祖命中令书萧瑀等人修撰前朝史，梁史由崔善为等负责，姚思廉参与修陈史，但这次修史活动并不成功，历经数年不就而罢。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姚思廉再次奉诏撰修梁、陈二史。到了贞观十年正月，房玄龄、魏徵、姚思廉等撰成周、隋、梁、陈、齐五代史，进奏朝廷。这时姚思廉的年纪已经很大（有的学者说是八十岁），在《梁书》《陈书》写成的第二年，他就去世了。姚思廉父子《梁书》的修撰，一般认为开始于陈太建末年，前后历经五十多年。如果从梁朝末年姚察参与国史撰写算起，通计有八十多年。总而言之，其成书过程比较曲折。 《梁书》《陈书》的修撰时间如此长久，其中原由，前人论著偶有涉及，有的看法很有启发性。比如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方北辰师，在他的博士论文《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中，认为这是姚氏父子亲历梁、陈、隋、唐四代更替（以及姚氏家族分处于南、北朝的因素），历史书写多有忌讳、受到诸多方面牵掣的缘故。这是很有道理的。另外，在姚察身后，姚思廉未能专心从事于梁、陈二史的修撰，可能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姚思廉在隋炀帝时参与修纂《区宇图志》，唐贞观年间撰写国史纪传三十卷，又参与编撰类书《文思博要》。这些工作是与修撰梁、陈二史同时进行的，《区宇图志》几百卷，《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都是大书，花费时间精力必然甚多。 梁朝短短五十六年，梁武帝一人就在位四十八年，仿佛一朝一帝，这对《梁书》修撰的体例有影响吗？ 赵灿鹏：其实五十六年并不短。南朝宋五十九年，传了八个皇帝；齐二十四年，传七帝；梁五十六年，传四帝；陈三十三年，传五帝。梁的年祚仅次于宋，比齐、陈二代长很多。如你所说，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是南北朝皇帝中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位。他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中也很突出，是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之一。与明朝的万历皇帝并列排名第四，仅次于康熙、乾隆和汉武帝；在明代以前，则一直保持第二名的记录，仅次于汉武帝。不过这一点对《梁书》的修撰体例，似乎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影响。我们至多说是，《梁书》本纪六卷，《武帝纪》有上、中、下三卷，篇幅大些，仅此而已。 当然，在梁武帝的心目中，在叛将侯景攻破建康城的那个时刻，他已经有了萧家天下丧亡的预感，“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卷二九《邵陵王纶传》）。严格来说，这个预感与历史的演化并不完全对应，毕竟在梁武帝身后，又传了三帝。梁简文帝是侯景胁迫下的傀儡皇帝，姑置不论；梁元帝平定侯景之乱，从当时人的观念来看，几乎是再造国家，如果他的性格行事不是那么诡异的话，本来作为中兴之主，是有可能使梁祚绵延下去的。 姚察曾仕于梁，姚思廉还在《陈书》中给父亲立传，也是当代人写当代史，这一因素对《梁书》的修撰有怎样的影响？ 赵灿鹏：这很重要。在写修订前言的时候，景蜀慧师特别提醒我要注意这一点。《梁书》虽然成书于唐初，但姚察先后在梁、陈二代为官，并且进入了政治权力的中心场域，除了自身经历并从亲友交游处了解掌握许多一手资料外，也有机会接触到皇室所藏的史书档案，因此书中对萧梁一代的制度、行政和朝廷人事，记述颇为准确，其史学价值未可低估。 姚思廉在《陈书》中为父亲写了一篇佳传，篇幅较长，是《陈书》中字数较多的一篇传记。但是这种方式，不太合乎史家传统的做法。比如《史记》《汉书》（《宋书》《魏书》《北史》也是如此），书末都有一篇序传，详细叙述作者家世、祖先生平仕宦、学术渊源及著述义例等内容。唐贞观年间修撰周、隋、梁、陈、齐五代史时，《梁书》《陈书》已经有比较明显的官修史书特徵，恐怕不能遵循《史》《汉》以降通行的惯例。《陈书》中设立《姚察传》，这算是史书的一种变体。 唐太宗曾亲自撰写《晋书》的几篇史论，梁、陈、齐、周、隋五朝史也是在他的命令下同时开始修撰的，唐太宗有深度参与过《梁书》修撰吗？ 赵灿鹏：这个问题有点新奇，我可能回答不好，还需要做些专门的研究。唐太宗没有为《梁书》写过专门的文字，从表面上看来，《梁书》的内容与唐太宗没有直接的关系。情况有些类似，是《梁书》六卷本纪之后，有监修官魏徵总括梁朝兴亡教训的一篇论赞。这有可能体现了唐太宗的一部分想法。 唐太宗为《晋书》写了四篇史论，其中一篇是《王義之传》。那是他极为欣赏甚至崇拜“书圣”王羲之的缘故。梁代的王志、萧子云都是著名书法家，王志在当时就有“书圣”之称，萧子云名播海外。但唐太宗一定觉得他们与王羲之不能相比，所以在《王羲之传》的传论中写了一段有些刻薄的话：“子云近出，擅名江表，然仅得成书，无丈夫之气。行行若萦春蚓，字字如绾秋蛇。……虽秃千兔之翰，聚无一毫之筯；穷万榖之皮，敛无半分之骨。以兹播美，非其滥名耶。” 有一个相关的学术观点，值得稍作介绍。甘肃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学者赵以武先生，写过一部著作《阴铿与近体诗》。书中考察陈代诗人阴铿家世，对《梁书·阴子春传》作了细致的研究，指出这篇传记存在曲笔讳饰的原由，或许与唐太宗的阴妃有关。此说可供参考。 在“二十四史”中，《梁书》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赵灿鹏：我是猜测，没有经过准确的调查，“二十四史”受到读者关注的程度，如果进行排序的话，《梁书》大概在靠后的位置。南北朝诸史的情况比较类似。这有很多原因。如果简单来说，在古人的历史观念中，南北朝时期并非盛世，相关诸史不大为人所重视。直至现代，有这样观念的人，恐怕也不在少数。 不过，从知识信息传播媒介的角度，还可以看到一个特别的现象。纵观现当代历史学的发展，中古史研究领域名家辈出（如陈寅恪、唐长孺、周一良、严耕望、田余庆等先生的名字，专业学者不必说，亦为有史学爱好的普通读者耳熟能详），当代许多中青年学者的成绩也非常突出，在读书界有一个普遍持久的辐射效应。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书，也比较受到读者关注和欢迎，这可能是近三十年一个新的态势。 《梁书》篇幅较小，但有自己独特的一些长处。在南北朝诸史中，《梁书》的修撰质量颇受好评。姚察学养深厚，是《汉书》名家，于史学有深湛的认识，又以文才著称；姚思廉家学渊源，父子两世纂辑之功，梁、陈二史在唐代即颇负声名。清代四库馆臣称赞《梁书》“持论多平允，排整次第，犹具汉晋以来相传之史法”。赵翼认为《梁书》文笔精练明达，叙事简严完善，“行文则自出炉锤，直欲远追班马”（《廿二史札记》卷九），“足称良史”（《陔余丛考》卷七），这是后世有代表性的看法。《梁书》叙事状物及传末论赞多用散文，在六朝崇尚骈俪的风气之中有特异的表现。近代桐城文学大家吴汝纶，对《梁书》的史文也有很高的评价，他认为“《梁书》似胜于宋、齐二史，姚察所著又胜于厥嗣”（《桐城吴先生诸史点勘》卷三）。经常为读史者所称道的，如《曹景宗传》载其大段牢骚之语，《韦叡传》记合肥之战、邵阳之战，《康绚传》记淮堰之作，《羊侃传》记台城之守，语言丰富活泼，细节生动如画，是中古史书中少见的佳作。《梁书》中有一些精彩的语段，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最近魏斌教授发表了一篇有趣的文章《看见高王》（《读书》2020年第4期），关于写作缘起，说是始于读到《梁书·侯景传》，侯景看见大势已去的一段感慨（“与高王一种人”），读之若出其口，声音虽不可再现，据此足资凭想。这些不能展开来说，只能简单谈谈。 上世纪《梁书》的整理，是由山东大学历史系的卢振华教授点校的，您怎样看待他的贡献？ 赵灿鹏：从修订工作开始到现在全部完功，我对《梁书》原点校本的看法，一直没有改变。书中不可能没有错误，但就其大体而言，仍属于古籍整理中的上乘之作，卢振华先生（包括主持南朝五史校点的王仲荦先生，从事编辑整理的宋云彬先生、赵守俨先生）的贡献很大。没有前贤的点校成果作为起点，今天的修订工作是不可能顺利展开的。所谓“筚路蓝缕”，开创性的工作最难。 具体来说，原点校本广泛使用了百衲本，南、北监本，汲古阁本、武英殿本和金陵书局本，参校《南史》《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典籍，参考张元济、张森楷两种《梁书校勘记》，吸收了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等清代以来学者的校勘成果，在标点、分段、校勘订误等方面都有不少创见，出版将近五十年来，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 古书中荆棘丛生，“人迹不到之地”甚多（这里是借用近代四川经学家廖平的话，比喻古书中意义疑滞、不容易通晓者）。一般读者遇到这种情况，除非万不得已，可以绕道而行，跳过去，忽略不读，但点校者就不能这样从权变通。《梁书》中有一些不容易读懂的地方，卢先生已经尽可能作了比较周全的处理。姜宝昌教授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兴亡砺后学，身残志弥坚——卢振华先生的治学方法和学术成就》（《文史哲》2013年第5期），根据《梁书》《南史》的校勘记，讨论卢先生严谨的治学精神，论述稍嫌简略，可以略见一斑。

　　卢振华先生

　　以前在华东师大古籍所读书的时候，常听严佐之师称引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辨证》序录中的一段话，作为学者虚怀恕己之箴言：“然而纪氏之为《提要》也难，而余之为《辨证》也易，何者？……纪氏于其所未读，不能置之不言，而余则惟吾之所趋避。譬之射然，纪氏控弦引满，下云中之飞鸟，余则树之鹄而后放矢耳。易地以处，纪氏必优于作《辨证》，而余之不能为《提要》决也。”最近写修订前言，又读到余先生这段话，深有所感，可谓对治学甘苦有深切体味的见道之言。今天的修订工作，对原点校本的缺陷和不足进行补充完善，俗话说“后出转精”，这是事势必然，理应如此。但假如易地而处，卢先生等诸位前贤生于今世，他们来做修订工作，一定比我们做得好；而我们乘坐时间机器穿越过去，从头开始点校《梁书》，可能步履维艰，难于卒业。在修订过程中，当我因疲倦而心生怠惰之意的时候，不禁想起1970年代卢先生因摔伤致残长期卧于病榻上校点《梁书》与《南史》的情形（详见《光明日报》1978年4月13日对卢先生的采访，题目作《满目青山夕照明》），让我惭愧不已。前辈学者学问广博深邃，毕生勤奋读书，心思单纯，意志坚定，淡泊名利，他们的境界是今天的学者很难达到的。 您负责的此次修订，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能否具体举例说一说？ 赵灿鹏：宋代的理学家陆象山说过一句话“文王不可轻赞”，意思是说，只有对周文王的美德有真正的认识，这样的称赞才能到位。赞美如此，批评就更不用说了。这是打个比方。修订工作的着眼点，是原点校本存在问题和不足之处，从道理上说，应该先入后出，以免妄下雌黄。《梁书》修订之所以旷日持久，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基本上“复制”了卢振华等先生所做的工作。原先使用的版本、参校的史书、参考的研究论著，皆一一经过覆核比对考校，非此不足以真正了解原先的点校工作。 我们所做的修订工作，简单来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校勘方式的变化。原点校本采用“不设底本、择善而从”的方式，此次修订是底本校勘。这两种方式，在古籍整理中都很常见，但一般而言，在古籍文本基本定型的情况下，采用底本校勘是比较审慎的做法。原点校本“二十四史”的校勘方式不尽一致，以南朝五史来说，《南齐书》《陈书》设有底本，《宋书》《梁书》《南史》没有底本，文字择善而从。 据说上个世纪点校出版“二十四史”，有推出“普及版”与“学术版”不同版本的设想。点校本“二十四史”，原先是作为普及性读本，计划中还要推出程度更高的学术用书。但实际操作的结果，因为“普及版”的学术水平很高，推出“学术版”的计划并未落实。几十年来，点校本“二十四史”既是普通读者钟爱的读物，也是学者从事学术研究使用的标准版本。当初推出点校本的时候，既然有普及性的考虑，校勘方面有简化处理的倾向，文本方面也有推出“定本”的考虑，这是较多史书在点校中采用“不设底本、择善而从”方式的原因。在这种考虑之下，原点校本改动文字的尺度就大了一些。实际上，所谓“择善而从”是一个很主观的判断，我们理解的“善”不一定是真正意义的“善”，看似文字有问题、读不通的地方，可能是后人对史书语言的了解不够所致。再加上过去铅字排版技术的限制，许多古字、异体字被统改为通用字。这样一来，古籍中原先包含的丰富信息就因简化而消失了。 《梁书》修订本是底本校勘，以百衲本作底本，有底本作为依归，采取比较审慎的态度，改字的尺度比较小。我们的出发点，是尽可能多保留一些古书早期的面貌。这种处理方式对学术研究是有益处的。试举一个例子。卷二九《邵陵王纶传》，“全由饩馈悬绝”句。“绝”字的字形较为特殊，原点校本根据张元济《梁书校勘记》，引用《汉书》颜师古注，兜了一个大圈子，认为是“绝”的讹字。那个字实际上没有问题，见于宋人夏竦的《古文四声韵》卷五，是“绝”的异体字。修订本保留了这个字形。夏竦的这部书，现在古文字学者非常重视，近些年国内有两篇博士论文作了校证，但都还没有做到第五卷。将来学者做卷五校证的时候，《梁书》的这个字形可以提供一个鲜活的文字资料（出现“绝”字的这一版叶可以确认是南宋初年刊刻的原版）。

　　百衲本影印南宋初期刊刻原版《梁书》书影

　　第二，是参校文献方面。与原点校本相比，修订本在参校版本的广度与深度上，都有所拓展。《梁书》现在存世的最早版本，是原北平图书馆旧藏宋大字本（存四十卷），即百衲本的底本，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个残宋本非常宝贵，我们根据台北“国家图书馆”藏缩微胶片进行通校，景蜀慧师并至台北故宫博物院借阅原书作了比对核校。这个工作很有意义，可以弥补百衲本因描润校改有失古本原貌的不足，我们发现了几处明显的误改，修订本根据残宋本作了改正，因而解决了一些比较重要的疑难问题，均出校说明。 百衲本影印的底本，除了残宋本之外，还曾以三朝本配补。现在存世比较完整的《梁书》三朝本，大约有十种（另有几种残本）。本次修订使用了六种，这几种三朝本的版刻形态及刷印情况互有异同，汇集在一起比勘，对于百衲本影印时的描润修改情况，可以做出比较接近的判断。在配补的部分，我们发现百衲本也有误改的情况，因而作了一些有实质意义的订正。残宋本和三朝本是卢振华等诸位先生未能寓目的，所以原点校本在文字校勘方面受到一些内在的限制。 除了原刊南监本、汲古阁本、武英殿本以外，我们还参考了清人李慈铭批校的南监本、清人叶万等批校的汲古阁本、傅增湘校章钰题款的武英殿本，以及日本据南监本覆刻的荻生徂徕句读本。这些版本中有些校语的学术价值很高，对修订工作大有裨益。这些都是拜赐于时代的进步，海内外各大图书馆在网络公布古籍善本影像的结果，我们感觉幸运之至。 在传世典籍与石刻图像文献方面，我们的参校范围也有所扩大。修订中使用了宋本《册府元龟》《眉山新编十七史策要》、几种汉魏两晋南北朝石刻文献总集、梁元帝《职贡图》摹本题记等等。有些时候会有意外的惊喜，比如陈尚君先生、唐雯教授作过深入研究的晏殊《类要》，这部北宋的类书中有《梁书》的引文，其中一则特别有用，我们藉此为原点校本补充了一个改字的直接根据。通行的几个大型古籍文献数据库，是修订工作中经常用到的利器，解决了一些普通情况下难以处理的问题。这些都是以前老先生们做点校工作时无法拥有的条件，就不多说了。 第三，是修订错误方面。在充分尊重原点校成果的前提下，我们根据修订工作总则和工作程序，对原点校本存在的错讹进行纠正，统一体例，作了适当的修订和完善。《梁书》点校本问世以来，将近五十年的时间里，学术界先后发表了若干论著，对其中文字、标点的错误进行纠正，我们对这些校勘研究成果，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收集，并参考吸收。 在原先进行点校工作那个时代，读书写作学术研究都是手工操作，以纸笔为载体，与今天电脑科技高度发达、研究工具手段发生跳跃性变化的情形大不一样。随着《梁书》修订工作的进展，对原点校工作的艰辛程度，我有更加具体的体会，老先生们所做的贡献令人钦佩。谨此向进入历史的卢振华先生等诸位前贤致以深深的敬意。

　　《梁书》读后感(四)：赵灿鹏︱流动的《梁书》：书影背后的版本线索

　　

如果把书本的生命比作河流，借用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语言，这种线性的、历时性的要素，呈现出流动的面目。与此同时，主体与支流、原版与补修、刷印年代的先与后、篇卷的完整与残缺、版刻的完善与损坏、版本价值的高与低、校勘程度的深与浅等相对的关系，使得版本谱系具有丰富而复杂的结构层次。学者溯流上下，试图把握其间的脉络条理。我的视域有限，距离目标仍很遥远。或许套用《周易》的象征说法比较合适，《梁书》的修订不是“既济”的完成式，而是一个“未济”的开放过程。 《梁书》修订本的版本书影有八幅，数目是比较多的。在已出十种“二十四史”修订本中，与《隋书》相同，仅次于《史记》的十幅。然而还是缺少了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残宋本，这是我们特别想冠于书首的一种。中华书局也作了很多努力，由于疫情的原因，出版时间紧迫，以及其它各种各样的原因，未能如愿展示在读者面前，有些遗憾。作为次佳的（second best）方案，现在用百衲本影印本作为替代，下真迹一等，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百衲本影印宋大字本

残宋本 台北的残宋本是百衲本的底本，在存世《梁书》版本中最为珍贵。我作了统计，全书共有刻版七百零三叶，其中南宋绍兴年间刊刻原版七十馀叶，南宋中期补版一百三十馀叶，合计宋版约有两百一十叶，比例达到全书的三成。而修订中使用的六种三朝本（包括上图、国图、台北“国图”与日本静嘉堂、内阁文库等处收藏），书中俱未见南宋初年原版，南宋中期补版只有约二十叶之数，两者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残宋本十四册，其中宋版叶数目在二十叶以上的，依次是第二册（三十六叶）、第四册（二十八叶）、第一册（二十六叶）、第八册（二十叶）。景蜀慧师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访问时了解到，第二册曾作为宋版善本书举行过展览，看来院方主事者是很有专业眼光的。但第一册、第二册中的宋版叶，都属于南宋中期的补版，未见南宋初期刊刻的原版。我较为仔细地阅览全书，发现第八册中原版有十八叶，最为集中。我们选择的百衲本影印宋大字本书影，就出自这一册。 三朝本 《梁书》五十六卷，残宋本有四十卷，缺少的十六卷，百衲本用三朝本配补。现在存世的三朝本大约有十部（另有几部残本），修订中使用了六部，但都不是百衲本配补使用的那一部（该书载《涵芬楼烬余书录》，知未毁于上海“一·二八”战火，疑尚存于天壤之间）。 书影选择了三种三朝本。上海图书馆藏本是《中华再造善本》的底本，原为湖南湘潭袁氏“刚伐邑斋”藏书。顺带可以一提的是，刚伐邑斋旧址位于沪西武康路，邻近古法华寺。1950年代初期顾颉刚先生借居于此，利用袁氏藏书，著有《法华读书记》二十五册（《顾颉刚读书笔记》卷五至六）。

《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上海图书馆藏三朝本

《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上海图书馆藏三朝本国图所藏两种三朝本，第一种与上图藏本相比，版刻情况较好，文字残阙漫漶较少，然而它有一个严重的缺陷，是明代补刻版叶的版心上方象鼻处“嘉靖×年补刊”字样，一律被除去，可能是旧时书商做了一些处理，所以版本有失真之嫌。《中华再造善本》之所以选择上图藏本，应该有这方面的考虑。我们选择的书影是南宋中期补版品相较好的一叶，文字笔画与版框栏线较为完整，其刷印年代应早于上图藏本，放在一起对照，情形就很清楚。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三朝本之一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三朝本之一国图第二种三朝本品相较差，坏版阙文很多，但是书中（卷三九末叶）有宋人曾巩等所作疏语一条，可见仍然部分地保存了宋本面貌。此叶疑为元代补版，是现今存世三朝本中仅见者，非常珍贵。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三朝本之二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三朝本之二现在看来，百衲本配补使用的三朝本，其版刻完善程度，与我们所见的几种相比，似有逊色之处。可以举几个例子。 百衲本据三朝本配补的卷一〇《邓元起传》，第十七叶版框右外沿有墨笔小字一行，说明右半叶缺上半，据北监本补四字至十字不等。其阙文情形，与国图藏本（二）、台北“国图”、内阁文库藏本相同，而上图、国图藏本（一）不缺字。百衲本补字时，有新的错误（脱文）发生，修订中作了改正。

百衲本影印宋大字本，此叶据三朝本配补。

《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上海图书馆藏三朝本

《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上海图书馆藏三朝本卷二二《安成康王秀传》的情形也很类似。第四叶版框左外沿有墨笔小字一行，说明左半叶缺末三行，据北监本补足。其阙文情形，与国图藏本（二）、台北“国图”、内阁文库藏本相同，而国图藏本（一）版面完整无缺，上图、静嘉堂藏本只缺上部每行各三字。

百衲本影印宋大字本，此叶据三朝本配补。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三朝本之一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三朝本之一又如卷四五《王僧辩传》，亦为三朝本配补，第十三叶（左半叶，第1－2行）“宠章所隆”句。“所”字，上图、国图藏本一、静嘉堂藏本作“既”，国图藏本二、台北“国图”、内阁文库藏本漫漶不清，北监本、殿本作“所”。可以推知百衲本所据三朝本漫漶，故据北监本描改作“所”（张元济《梁书校勘记》未出校，当为暗改）。然而南监本、汲古阁本、金陵书局本亦作“既”，“所”字后出，当为北监本臆改，我们作了订正。 南监本 现在收入书影的南监本，是国图所藏清顺治、康熙递修本，有清李慈铭批校。修订工作开始的时候，中华书局提供了书局图书馆收藏的南监本，为清顺治修本，书中未见康熙修版，年代比国图藏本要早，间有佚名批语，以史评为主。书影取舍的考虑是，李慈铭批校本收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比较珍贵。李氏批校的学术价值较高，民国年间由王重民先生辑录为《越缦堂读史札记》十九卷。修订中参考了《梁书》和《南史》的札记。《梁书札记》前身为此本批校（《梁书札记》卷首误写作北监本，因而有学者以讹传讹，说李慈铭《梁书札记》根据的是北监本，不确）。书影选叶天头有李氏批校一则，内容与《梁书札记》基本相同，节文见于修订本卷五六校勘记，读者可以参看。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南监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南监本有一个问题值得在这里简单谈谈。南监本二十一史，是明清时期读书人最常用的正史版本，直到清嘉庆十年（1805）毁于金陵的火灾，才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从明万历初年开始，新刊诸史书版持续使用二百余年，而《晋书》《唐书》《宋史》《元史》数种，版刻始于元代及明朝初年，寿命长达四五百年之久，堪称出版史上的奇迹（此前三朝本的情况也类似）。因为是常用版本，大批量刷印，书版容易损坏，经过频繁的补修及抽换版叶，现在不大容易找到万历年间原版的南监本。民国时张元济先生影印百衲本《梁书》，阙卷以三朝本配补，其中阙字坏版的地方，用北监本（而不是南监本）补足，应当是未能获得原版南监本的缘故。经眼所及，上海图书馆、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南监本《梁书》，属于明万历年间的原版。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未能获见全书，但就卷一首叶书影来看，应该也是万历原版。 原版万历新刊南监本诸史的一个明显特征，是版心下方有刻工姓名及字数（如《梁书》卷一首叶有“邓钦　三百三十四”的字样）。后来的递修印本，版心上方象鼻处“万历×年刊”的字样还保留着，但剜除了下方的刻工姓名及字数。以前学者使用南监本的时候，不太注意这个问题，将来似应予以重视。 李国庆先生编《明代刊工姓名全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是收录明代刻工资料的一部大书。其中邓钦条目载明万历年间刻书二十三种，史部有《史记》《晋书》《南齐书》《五代史记》四种南监本，未载《梁书》。这四种南监本刻工资料，是根据台北《“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间接转录。《善本书志初稿》著录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梁书》南监本，仅有明代刻工裴龙等五人姓名。这个版本影像在台北“国家图书馆”网站已经公布，经过仔细比对，它并非原版的南监本，实际上是清顺治年间的递修本。书中有若干阙叶（总计十七叶），所阙书叶毫无例外是顺治递修版叶，这种“整容术”，也是旧时书贾做过手脚的印记。其中万历年间的原版只有四五叶，保留的刻工信息非常有限。不难想见，如果对原版万历新刊南监本诸史进行全面搜检，可以较大程度地补充明代的刻工信息资料。 上海图书馆藏南监本《梁书》颇为特别。它的目录不在全书之首，而是插入书内第三册之首，位置在本纪之后、列传之前；因为目录第一叶缺失，所以卷目从列传第二开始，这可能是旧时书贾“瞒天过海”另行装帧的结果。聪明的书贾并没有认识到这部南监本的宝贵之处。目录之后，有万历四年南监祭酒余有丁序，但没有万历五年南监司业周子义的识语。该叶版心下方无刻工姓名，有“一百四十二”的字样。这个数字，与目录末叶文字、余有丁序和版心文字的合计数目，是一致的。内阁文库藏本的目录末叶，余有丁序之后，有周子义的识语；版心下方有刻工姓名吴廷，无数目字。此叶在万历五年补入周子义识语时，应当经过重刻。周氏识语说用礼部宋本及《南史》参校，“凡是正数百字”。由此可知，上图藏本是万历四年初刊本，内阁文库藏本是万历五年修订版本。上图藏本展现了南监本刊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具有很高的版本价值。 内阁文库收藏的南监本《梁书》有一番来历。日本明历三年（1657）正月十八、十九日，在那场骇人听闻的江户大火中，著名儒学家林罗山（1583-1657，名忠，号罗山）正在家校读《梁书》，事急避难之时，“先生舆中所携，唯所点朱之《梁书》一册而已。平生造次颠沛，不废读书”，到二十三日他就奄然长逝（《罗山林先生集》附录卷二《年谱》下，下文省称《年谱》下），后世传为佳话。在日本儒学史上，林罗山以“无与伦比的旺盛的读书能力”而著称（坂本太郎《日本的修史与史学》第三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他在去世前一年曾言：“吾自少壮，既知历代始末，而广览数千万卷，唯二十一史全部从头至尾未遑滴朱露，今虽暮龄既迫，犹有一周览之志。若幸保三年之命，则可以遂素志。”这一年他以朱笔句点完《晋书》《宋书》《南齐书》，次年春读《梁书》过半（《年谱》下），壮志未酬即长辞人世。 内阁文库藏南监本《梁书》，目录首叶卷端上方有“林氏藏书”印记（朱文），下方有一个“江云渭树”的闲章。这个闲章，是林罗山本人藏书的常用印记（参见严绍璗《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之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每卷末尾有署名“林学士”的一行题记（朱笔），记录读史时间，始自日本宽文十三年癸丑（1673，清康熙十二年）四月十七日，止于五月二十日，书末并有署名“弘文院林叟”的题跋一则（墨书）。林学士、林叟，即幕府弘文院学士林鹅峰（1618-1680，名恕，号鹅峰），为林罗山第三子。按《年谱》下，罗山自己有善本二十一史一套，不幸毁于此次江户火灾；此前又以家藏两套二十一史，分授二子林恕、林靖（1624-1661，号读耕斋）。内阁文库藏南监本《梁书》，即鹅峰藏本的一种。 据尾崎康先生调查（《正史宋元版之研究》第二部第十章，中华书局2018年版），内阁文库收藏林鹅峰手批正史，无《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宋史》，存《三国志》至《元史》。土屋裕史《本馆所藏林罗山旧藏书（汉籍）解题②》（《北の丸：国立公文书馆报》第48号，2016年）附录有林鹅峰手校手跋本之跋文，自《晋书》至《元史》计十五种。《三国志》卷一题记署宽文乙巳（1665）季冬五日之夕，《元史》书末题跋署延宝五年丁巳（1677）秋七月二十三日。在《元史》的题跋中，林鹅峰抒发了阅读全史的深切感慨：“余初弱冠，再见三史。修《本朝通鉴》之余暇，见《三国志》《晋书》。其后累年，春少窥园，夏分囊萤之光，秋对屋梁之月，冬映雪后之灯。朱露滴尽，笔头枯秃。数千万叶之纸，卷舒以见轴末；二十一史之编，䌷绎以至卷尾。呜呼！先考之遗命，聊可以报之，微力之精勤，亦有其效乎！时维延宝五年丁巳秋七月二十三日，偶当先考讳日，终此大举，不亦奇乎！”林鹅峰花费十多年的时光，将二十一史依次点读完毕。他在五十岁以后，勤读正史作为日课，毅力之强，令人钦敬，真可以说是“善继父志”的大孝之子了！ 北监本 国图藏北监本《梁书》的书影是一个惊喜。卷一首叶的品相好，并有三方近乎完美的藏书印记，全面展示了它出于名家收藏的身份。印章分别是“邹仪之印”（白文）、“字补山号晓庭”（朱文）、“锡山蕉绿草堂邹氏书画记”（朱文）。邹仪是清代乾隆时期无锡的藏书家。《四库全书》中有一种宋人李明复的《春秋集义》，底本就是邹仪蕉绿草堂藏本。缪荃孙旧藏明翻元天历刊本《范文正公集》，也钤有这三方印记（《艺风藏书记》卷六）。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北监本

汲古阁本 汲古阁本十七史虽刻版于明崇祯年间，经明季战乱颇有损失，至清顺治年间修补完成，始通行于世，为清代士人阅读正史的另一种常用版本。王鸣盛的名著《十七史商榷》，就是以汲古阁本十七史为商榷的对象。晚清著名学者陈澧（1810-1882，字兰甫，称东塾先生），所著《毛本梁书校异》，顾名思义是汲古阁本批校的辑录之作。另一位著名学者王闿运（1832-1916，字壬秋）批点的汲古阁本正史，今存《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梁书》《魏书》《南史》《北史》《新唐书》等十一种，藏于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收入书影中的，是国图所藏清人叶万等批校本。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这部汲古阁本十七史，为清代叶万、薄启源校跋并录有宋代以来多位学者的札记及批校，值得学者关注。叶万（1619-1685），又名树廉，字石君，号道毂，江苏吴县人，徙居常熟，清初藏书家，著有《续金石录》《朴学斋集》等。清人孙从添《藏书记要》第四则《校雠》云：“惜乎古今收藏书籍之人，不校者多，校者甚少。惟叶石君所藏书籍，皆手笔校正，临宋本、印宋钞，俱借善本改正，博古好学，称为第一。叶氏之书，至今为宝，好古同嗜者赏识焉。”予以很高的评价（并参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四“叶树廉石君”）。 1970年代“二十四史”点校工作中，似已使用这部汲古阁本十七史。《顾颉刚日记》卷一一（1971年8月5日）云：“看洞庭山叶万（石君）所校录《南齐书》，及吴慈培以宋本校殿本两种。看王仲荦所点样张。”这是一个明证。原点校本《梁书》中似乎也有踪迹可寻。卷一二《柳忱传》“忱复同谏”句，诸本俱作“同”字。叶万《梁书》校语：“‘同’疑‘固’。”原点校本在没有版本依据的情况下，改作“固”字，疑即采用了叶氏的看法。 《梁书》叶万等批校本目录第二叶黏有浮签一，文曰：“硃笔临钱宗伯批阅本。墨笔临熊蘖庵本，评语杂录宋元明名人。又临何小山校宋本。”钱宗伯指钱谦益（1582－1664），字牧斋，为明末清初的文坛领袖。蘖庵是熊开元（1599-1676），字鱼山，湖北嘉鱼人，明亡弃家为僧，隐于苏州之灵岩，名正志，号蘖庵，《明史》卷二五八有传。小山是何煌（1668－？）的字号，为清初著名学者何焯（1661-1722，称义门先生）之弟。书影所选为卷一九首叶右半叶，其朱、墨二色批校，分别过录自钱谦益、熊开元二氏校本。所谓“临”，当是原样迻录，弥足珍贵。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汲古阁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武英殿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汲古阁本叶万校本录有宋人吕祖谦（1137-1181），明人邵宝（1460-1527，号二泉，江苏无锡人）、邹泉（字子静，江苏常熟人）、于慎行（1545-1608，字无可，山东东阿人）、王志坚（1576-1633，字淑士，江苏昆山人）、王志庆（1591-1642，字与游，江苏昆山人）、朱明镐（1607-1652，字昭芑，江苏太仓人），清人陈允锡（1639-1722，字亹斋，福建晋江人）的评语多则。《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著录云：“清叶万校并跋，清薄启源批校并录清何煌校跋又录明于慎行、王淑士等人札记。”附注项有欠完备，似可稍作修订：“清叶万校并跋，并录清钱谦益、熊开元批校及何煌校跋，又录宋吕祖谦，明邵宝、邹泉、于慎行、王志坚、王志庆、朱明镐及清陈允锡等人评语。” 武英殿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武英殿本殿本的书影，为国图藏傅增湘校、章钰题款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有著录。此书目录末叶有章钰题跋，云：“江安傅沅尗增湘校宋眉山七史本于京师图书馆，庚申六月长洲章钰传校一过。”并钤有“章式之校宋本”印记。傅增湘（1872-1949，字沅叔，四川江安人）、章钰（1865-1937，字式之，江苏苏州人）二位先生，是现代著名的藏书家与文献学家。 这部书有一个特别的由来。1913年5月，傅增湘的母亲去世，为了排遣忧怀，他于7月初从天津赴京，至京师图书馆阅书三月，自夏历秋，在馆百有六日，校勘《后汉书》等宋本及校本书十余种，为其一生专力校书之始，后撰有《西涯校书记》纪其事（载《藏园遗稿·杂著》；参见孙英爱《傅增湘年谱》，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此次傅氏所校宋本书中，就有《梁书》四十卷。这个残宋本，前面已经说过，即百衲本底本，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章氏题跋中的“庚申”为1920年，在傅氏校勘之后七年，始作过录。傅氏的校勘方式，是将宋本的异文及篇题、卷叶、行款、格式等不同之处，逐一标识于殿本相应位置（不过傅校似乎没有做到巨细靡遗的地步）。这是清代学者校书之成法，也就是所谓“死校”。如今《梁书》百衲本和残宋本都可以方便地阅览，傅氏校勘记录，似乎已成为既陈之刍狗，失去其版本与校勘价值。其实不然，但凡涉及漫漶文字辨识等疑难问题，傅校本有很好的参考与提示作用。这里举一个例子。 卷三三《张率传》载《舞马赋》“思展足于南野”句。“南”字，三朝本以下俱无异文，残宋本漫漶，百衲本描润作“南”（张元济《梁书校勘记》未出校，属于暗改）。我们通校残宋本时，此处轻易就放过去了。然而章钰过录的傅增湘校本，指明此处“南”字，残宋本作“大”。我们仔细地观察和辨识，对漫漶文字残留的字形、笔画和笔势进行分析，认为此字确实当如傅氏所校作“大”，而不可能是“南”。百衲本的描润是错误的。“大野”意指广大的原野，与上文“壮心”相对，似乎于义更胜。三朝本作“南野”，可能是后人补刻时的误改。修订本出于审慎的考虑，没有改字，但补充了一条校记，将残宋本的异文列出。张率《舞马赋》仅见于《梁书》，由此恢复了这篇作品的一处早期文字面貌，这无疑是一个有意义的校勘。前辈学者心细如发，眼光独到，真是令人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