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恶魔握手》经典观后感有感
《与恶魔握手》是一部由Peter Raymont执导，Roméo Dallaire / Paul Kagame主演的一部纪录片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观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与恶魔握手》精选点评：
●我很失落，极度失落，非常失落。
●似乎回避了大屠杀中起了更为重要作用的法、比、美，没有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事件的全貌，作为一部纪录片，它只体现了战争中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和个人情感，无疑是不够的。
●胡图族对图西族的大屠杀，魔鬼来自贪婪与不安全感。UN就是只bitch。
●卢旺达惨案令这个老头 与这片土地的 羁绊越来越深。解铃还须系铃人！
●比电影真实，比电影看着更揪心~
●想要了解这部电影首先需要知道许多关于卢旺达大屠杀的知识，所以看了两遍才能明白其中道理。感谢Dallier长官，直到最后一刻也没放弃相信卢旺达尚存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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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入点太小，历史镜头欠缺
●当数万人的性命系于一人的怜悯心时，这个世界的冷漠便显得那么突兀。
●课上看的 我只想对那位授课的老头说 年纪大以及人生不容易并不是不备课就出来当神棍的理由好嘛 而且片子拍得却是没啥好的 枫叶国也是个气场非常不能驾驭的地区
《与恶魔握手》观后感(一)：这也叫纪录片？
再次证明了没有资源，你就是食人的部落，什么美帝欧盟联合国都不会CARE你，但凡有点油他们会举着人道主义的大旗攻下你。事实说的不够清晰，内容不够完整，顶多是个人角度的忏悔回忆录，或是加国和比国打嘴仗的纪录片。首先部族是比殖民造成的，而后比又借屠杀为政绩谋福利。 几十个人进驻一个国家，连自己的人员都保护不了，还想维稳，好不好来学习一下下。 你当时开玩笑的？！
到底什么更邪恶。
是听命军令不施援手的军人，还是为了保命不得不杀人的贫民。 有命你就活着，有良心你就忏悔，因为利益集团永远不会站在正义一边，而你永远是棋子。
《与恶魔握手》观后感(二)：失望！无望！绝望！
在西安出差开会，在电视上看到这个电影。
随着主人公的经历与心理交叉描写，我的心越来越冷，到了最后，只剩下绝望。
如果《卢旺达饭店》还能让人看到人性的闪光，看到世界的希望的话，在这部电影里，人性的丑陋让人觉得这个世界一片黑暗。不论你看过多少励志片，不管你多相信这个世界是美好的，你看完这部纪实性的电影，你自己会嘲笑你对所有的美好的向往是那么幼稚与脆弱。
通过这个电影，通过这个当时联合国将军的亲自经历，我们可以知道当年（1994年）的卢旺达种族大屠杀本是可以避免的。可是这些西方大国因为自身的利益及各自的小算盘，放任不管，还把联合国维和部队撤离。
最后比利时人和法国人要介入时，将军说：因为如果不介入的话，这些国家的利益就会受损害。
我虽然对于西方大国的虚伪早已熟知，可是这个电影的表现，还是再次让我愤怒。
片中大量的屠杀与死尸镜头让我难以想像，这些西方国家居然真的能撤军，眼睁睁地看着这些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死在他们眼前。而他们居然真能下得了恨心，能撒手不管！
真的让我对这些西方国家厌恶到了极点，也对这个世界绝望到了极点。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次贷危机正发生到了顶点，我对此无动于衷。相反，在这些经济危机后面，我更看到的是白得令人晃眼的尸骨。
表面看是两个种族之间相互报复仇杀引起的人类的悲剧，但是我看的时候我一直是持这样的观点：其实这也是西方人，这些所谓的先进文明在早期殖民时代，利用宗教信仰，人为地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我在网上找了一些资料，我不想写，因为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印度身上已经发生过，现在不过是在非洲：
在盧安達飯店與魔鬼握手 Part 2 : 種族識別証增長了仇恨，折斷了團結
作者：老嫗
「與魔鬼握手」紀錄片報導盧安達種族屠殺期間，聯合國駐盧安達維和部隊的加拿大籍總司令Romeo Dallaire的親身體驗，對整個國際社會的冷漠、袖手旁觀做出最誠實的控訴。
「當我看著比利時部隊坐上飛機離開，眼淚就這樣湧了出來….」
「這一切都是比利時惹出來的，他們現在居然放著盧安達不管，自己坐飛機走掉…這些混蛋！當年加拿大軍隊在二戰的時候貢獻出我們的生命去拯救比利時，現在他們居然就這樣逃走了…」
* 憑著記憶中聽到Dallaire說出的旁白，或許確實wording有點出入。
加拿大將軍絕望的怒吼，直指比利時在殖民時代挑起種族分裂的罪行 – 沒錯，所謂胡圖族和圖西族之間的「歷史衝突」其實是相當現代、相當西方的文化建構結果。
記得我小的時候曾經讀過成吉思汗的傳記，據說成吉思汗那偉大的母親曾把所有兒子統統叫來，給他們每人一支筷子，要他們折斷。兩根筷子綁在一起，要折斷也是輕而易舉。三根、四根，對這些草原健兒比較費勁，但也不是難事。一大把筷子，可就完全折不斷了。這位充滿智慧的蒙古女性深諳遊牧民族在惡劣生存條件下互相仰賴的道理，並且用最具創意的方式把這道理教授給兒子群。蒙古從此竄起成為一代精確團結的屠殺機器，鐵騎下造成多少孤兒寡母，黃禍一路延燒直到歐洲大陸。
我有時候會懷疑，不知道具有母性溫柔的鐵木真母親地下有之，是否願意看到這樣的血腥結果？
根據報導文學作者Philip Gourevitch在We wish to inform you that tomorrow we will be killed with our families 一書中引用一位神父的研究表示，盧安達由於地處內陸，絕少與外界溝通，人們超乎異常地團結。國王代表國家、天神，具有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我想應是類似中國古代天子的優勢。盧安達人相信他們國度是世界的中心，天神白天也許到其他地方出巡，晚上肯定要回盧安達睡覺。國度內使用同一種語言，通行同一種法律，信仰同一種宗教，這種一致性在非洲非常少見。記者Gourevitch認為，或許就是因為這樣驚人的團結，讓殖民政府決心延續德國在盧安達的種族分化政策，由內瓦解盧安達的國家認同以方便控制。
如何折斷一把筷子？就是把筷子一根根抽出，一支支折斷。
比利時秉持西歐國家講求科學精神的傳統，就現有的學說基礎上精益求精，把殖民地剝削到淋漓盡致。首先，他們引進大批歐洲「科學家」，每個都武裝了皮尺和體重計，四處抓來大批盧安達人，一一測量他們的鼻樑高度、頭骨容量、身體重量等，並且互相比對數據。想當然爾，這批「科學家」的「實證研究」果然證實前輩的假設：圖西人相貌「自然」俊美，鼻子高挺，頭骨容量大，身材高挑纖細，顯然是外來種族，應處於優越的領導地位；胡圖人相貌「粗糙」接近「獸性」，身材結實矮小，天生應該被奴役。
比利時政府和羅馬天主教手拉著手共譜盧安達殖民進行曲 – 分化、統治、分化、統治。一九三○年，在激烈的宮廷內鬥裡，一位圖西領袖在比利時政府的協助之下奪得盧安達國王寶座，而且立即從善如流改信天主教，廢除自己身為宗教領袖和神聖表徵的地位。國王的一舉一動可是時尚潮流的指標，所有盧安達人一窩峰搶著趕上流行變成天主教轄下的善男信女，使盧安達成為非洲天主教徒最密集的國家。身為代表上帝國度的大使，盧安達的比利時籍神父驕傲地傳達上帝的指示：「人人必須臣服於上帝，而且絕對不能懷疑你的神。」神父說聖經記載圖西族天生優越，不容懷疑。神父說你必須服從上帝代理人 (天主教堂) 的命令，不容懷疑。神父說只有圖西族小朋友可以進天主教學校 (殖民時代唯一的教育系統)，不容懷疑。神父說胡圖人不能擔任神職，不容懷疑。神父說…
有鑒於宗教是最成功的宣傳機器，比利時政府觸角不及的地方，天主教堂自告奮勇補起斷層。
在這裡要特別提到，圖西族儘管確實受到偏愛，但是也只是少部分在政府掌權的圖西而已。在盧安達的許多地區仍有圖西族與胡圖族混居、通婚，而且同樣在極貧邊緣掙扎著維持呼吸。
有人會問，對一個身處內陸、資源貧瘠的非洲小國，石頭裡榨不出幾滴油，比利時政府何必如此苦苦相逼？老實說，我不知道答案。究竟是比利時國民下午茶的茶葉奇缺呢，還是比利時人嫌國際咖啡價格太貴了，或者是比國政府眼紅熱絡的國際木材市場也想分一杯羹？總之，殖民期間，比利時政府除了苛徵重稅，還命令胡圖人在公家的伐木場、咖啡園和公路建設義務勞役，並且分派圖西人擔任工頭，稍有不順心便施加毒打。但承受暴力對待還不是最殘酷的。經過一天激烈的公家勞動之後，可憐的胡圖農夫只能拖著腳步回家，直接把身體摔到床上睡覺，根本沒有精力經營自家的農田，只能任憑著香蕉園、菜園日復一日在眼前荒蕪。如此，盧安達在幾個風調雨順的年頭卻爆發大飢荒，許多胡圖和種田的圖西人不得不逃離家園流散到鄰近的烏干達或蒲甘地 (今日的剛果)，在別國的種植場尋求工作機會勉強餬口。
這樣的結果建立起「雙重殖民」，外國政府只與圖西貴族對話，圖西貴族藉由外國政府撐腰對平民階級的胡圖族和部分圖西族肆行暴虐剝削之實。圖西貴族一方面自私地想要鞏固既得利益，另一方面也怕拂逆殖民者的意思，會導致自己淪落到和胡圖人一樣的下場。有人或許會問，面對與自己同胞，與自己相處多年的鄰居，難道沒有人站出來指責這樣不妥嗎？
hilip Gourevitch在盧安達報導一書當中採訪到曾經經歷殖民時代的長者。這位圖西長者向記者回憶：「比利時殖民政府警告我，要不你抽胡圖人一頓鞭子，要不我抽你一頓鞭子！」
從沒有文字到使用拉丁字母，從原本的宗教到改信天主教，從自己的歷史傳說被腰斬到接受歐洲教育，盧安達的種族對立就從新証發行的第一天起正式誕生，穿著歐式制服，一路敲鑼打鼓奔向悲劇的懸崖。
（http://blog.udn.com/grotius6033/633095）
摘到这，我又想到了我自己，包括很多中国人对于西方宗教的看法：这些宗教人员，当初多少人是以宗教名义来人为的制造矛盾，以方便他们统治（如果按中国人的说法，就是坐山观虎斗）。现在，西方人则是以普世价值的名义来这样制造冲突，他们好坐收渔利（比如西藏的问题 ）。所以，我一直对于西方宗教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其出版持矛盾的态度：一方面，我认可其一些观点；可以另一方面，鉴于历史，我又必须把书本与现实区分开来，对他们的保持警惕。
我又想到了图图的话：“传教士刚到非洲时，他们手里拿着《圣经》，我们手里有土地。传教士说：‘让我们祈祷吧！’我们便闭目祈祷。待我们睁开眼睛时，发现一切都倒了个个儿，我们手里有了《圣经》，而他们手里有了土地。”
《与恶魔握手》观后感(三)：《南方周末》：“卢旺达不产石油”
不是说口述史不能承载意识形态，但正因为其支离破碎和个人化，我也就没有了盖棺定论的心理预期，这反而成了它的优点——它永远无法像官方史学政治神话那样发挥作用。那些期待一部口述史能够提供大历史观和几百年纵深的人等的是邪教教主，我建议你们去看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万静 黄敏
在纪录片《与魔鬼握手》的导演雷蒙特看来，西方大国之所以对发生在卢旺达的种族灭绝行为袖手旁观，主要原因是——
“卢旺达不产石油”
重返卢旺达，对曾两次自杀的达莱尔来说，是一次治疗心灵创伤的旅程。
1993年，加拿大陆军中将罗密欧·达莱尔受联合国委派来到卢旺达。这个陌生的国度当时给他留下的印象是：“绿树、小山、湖泊、新鲜的空气……我感觉来到了天堂。”
2004年，达莱尔再次来到卢旺达，下飞机前，他说，“对于我，这像是在重返地狱。”
几天后，达莱尔站在卢旺达国立大学的讲台上，对台下的学生们说：“站在这里，我告诉你们，我，罗密欧·达莱尔，联合国派驻卢旺达维和部队的司令官，从1994年1月开始，就辜负了卢旺达人民。”
在台下的还有加拿大纪录片导演彼得·雷蒙特，他手中的摄像机记录着2004年4月达莱尔重返卢旺达的旅程。这段旅程被他制作成纪录片《与魔鬼握手：罗密欧·达莱尔的旅程》，该片曾在18个国家播出，发行了13种语言的版本。今年1月，《与魔鬼握手》获得圣丹斯电影节国际纪录片观众奖。当时，圣丹斯电影节的创办人罗伯特·雷德福一改从不出席参赛影片放映的惯例，向赶来看早场放映的观众推荐：“这种影片正是创立圣丹斯电影节的原动力———它是一部独立制作的电影，它的内容关乎人权和公正。”
在12月6日至10日举办的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上，雷蒙特把《与魔鬼握手》带给了中国观众。由于事先宣传不力和没有中文字幕，偌大一个放映厅，来看公开放映的观众只有4位，其中1位还中途退场。他希望能有中国的电视台对这部影片感兴趣，“重要的是让悲剧不再发生”，而“事实上它现在仍然在发生，在苏丹的黑暗丛林中仍然在发生种族灭绝屠杀事件，但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那里有的只是人，而且太多了”
为了延续殖民统治，比利时人用卡尺卡出了胡图族与图西族的对立和仇恨
在达莱尔回忆1993年11月1日他们首次在科尼希利省升起联合国旗帜，建立第一个非军事区后，雷蒙特在《与魔鬼握手》中添加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影像：白皮肤、白衬衫的比利时人拿着游标卡尺量着一个黑色的卢旺达人的鼻子，然后用一块有20种颜色的色板去比照那个卢旺达人的眼睛，他们身边，几名懒散的比利时士兵监督着一群卢旺达人围坐在地上，轮候着这个测量过程。
1933年，在比利时殖民地卢旺达，就是通过这种测量方式，每个人被授予一张清楚表明种族———胡图、图西或特瓦———的身份标识卡。用以判断所属种族的标准是鼻子的长宽度、眼睛的颜色和头盖骨周长。在此之前，胡图族和图西族说着同样的语言，并且自由通婚，区别他们的主要标志是谋生手段：如果一个图西人去种田，他就成了胡图人；如果一个胡图人养了牛，他可能就变成了图西人。
比利时政府是想采取“以夷制夷”的方式，把鼻子窄长的图西族作为“优等民族”对胡图族进行统治。随着殖民时代走向尾声，对于胡图族人来说，卢旺达的未来就意味着摆脱图西族人的统治，以及结束比利时的殖民统治。1959年，胡图族发动起义并杀死了2万图西族人。比利时统治者则改变立场去帮助胡图族人驱逐图西族官员，并以胡图族来取代他们。《与魔鬼握手》用了一段1959年暴乱时摄制的影像：成堆的人蜂拥上去踩踏倒在中间的人，几个比利时士兵试图进行阻止，但镜头却捕捉到一个无意中回头的士兵脸上露出的笑容。
从那以后，胡图族与图西族之间的杀戮一直没有停止。1990年10月，图西族组织“卢旺达爱国阵线”与胡图族政府军爆发内战。1993年8月4日，双方在坦桑尼亚阿鲁沙签署和平协定，决定结束长达3年的内战。
4天后，受联合国的委派，达莱尔告别家中的妻子和15岁的儿子，满怀着惊奇和兴奋来到卢旺达。这是联合国第一次派遣加拿大官员去非洲。达莱尔在影片中回忆，当时“就像春天一样，天气非常棒”。
但不久，达莱尔便发现了隐藏在表面的和平之下的危机。在《与魔鬼握手》中，选取了一群年轻力壮的胡图族男人手持棍棒，做击打和闪躲练习的镜头。那时，卢旺达广播电台经常播放这样的话，“图西人总是很邪恶。他们也许会微笑和眨眼，但他们会把你们的孩子抓走。而我们，胡图人，则是清白的。”
1994年1月11日，大屠杀发生前3个月，达莱尔对可能发生的大屠杀有了预感，曾向联合国维和行动部发出电报，报告卢旺达胡图族武装正在囤积武器，准备对图西族大开杀戒，图西族处于危险之中，希望维和部队介入。然而，联合国维和行动部以“超越权限”为由，拒绝了达莱尔的请求。接着，达莱尔向比利时、法国和美国驻卢旺达大使通报了胡图族正在加紧备战的情报，但仍未引起注意。
2004年4月，达莱尔在卢旺达国立大学的演讲中，对此表达了激愤：“这个世界被一种允许屠杀的信念统治。那些超级大国对你们不感兴趣。他们只对南斯拉夫感兴趣，成千上万的士兵被派到那里。南斯拉夫属于白人世界，而卢旺达则是黑色的。”达莱尔还指出，那些大国认为卢旺达没有任何战略价值，“他们告诉我，那里有的只是人，而且太多了。”
“戴上蓝色贝雷帽，就表示你想自杀”
西方大国派出了自己的军队，营救自己的国民，然后甩下正在发生的屠杀，断然撤军
1994年4月6日，卢旺达的胡图族总统哈比亚利马纳与布隆迪的胡图族总统在赴坦桑尼亚出席关于地区和平的首脑会议后，同机返回卢旺达首都基加利，飞机被两枚火箭弹击落，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事发后，关于谁是凶手的说法纷纭，两大部族互相指责，基加利的局势迅速恶化。卢旺达广播电台再次扮演了煽动者的角色。它告诉卢旺达人，是图西人杀害了总统，要胡图人为总统报仇。
次日，由胡图族组成的总统卫队绑架并杀害了女总理、图西族人乌维兰吉伊马纳和3名部长，同时组建了临时政府；8日，图西族武装“卢旺达爱国阵线”拒绝承认将其排除在外的临时政府，宣布向首都进军，卢旺达内战再度爆发。
伴随着两派武装在前线的激烈厮杀，胡图族极端分子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残杀图西族和胡图族温和派，实行种族灭绝政策。有200多万难民成功逃亡国外，但每天都有一卡车一卡车逃难的妇女和儿童被杀死，路边沟旁尸横遍野。在不到100天的时间里，数以十万计的无辜平民被残酷杀害。被害者的数字至今还无法精确统计，存在着联合国官方确认的50万人、《与魔鬼握手》采信的80万人和卢旺达国内流传的100万人等多个版本。但不管哪个版本都认为，90％以上的受害者是图西族人。在这场杀戮中充任杀人工具的器械，据反映卢旺达大屠杀的著作《合伙谋杀》作者琳达·梅尔文调查：“大多数受害者为弯刀所杀(37.9％)，其后是棍棒(16.8％)。”这些弯刀是10美分左右一把的廉价货，却杀害了数十万人的生命。
在4月7日卢旺达女总理被杀害的同时，胡图族军人还打死了奉命保护她的10名比利时维和部队军人。于是，比利时决定撤回全部维和部队。《与魔鬼握手》中，一名比利时军人在镜头面前，用小刀使劲割象征着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蓝色军帽，“就是因为这贝雷帽，我们的士兵才会被杀。戴上它，就表示你想自杀。”
达莱尔在片中回忆：“当比利时人离开的时候，我只能任由这个鬼地方的人民被砍死。我的意思是，他们(比利时援助团的坦克)不得不绕开遍地都是的尸体，到达这里。我站在这儿，被那个赫拉克勒斯(满载士兵准备离开的飞机)抛弃，陷在一大堆绝对让人厌恶的恐惧、毁损和暴行中，而原本搞起这些的那批自私的人现在却要起飞离开了……我的脸上布满泪水。我的意思是，我被激怒了，眼泪不由自主地奔涌出来。”
在危机中，达莱尔还得到命令，只集中兵力保护外国公民疏散出卢旺达。DomBosco技校是达莱尔在卢旺达设置的安全区之一。“感觉生命受到威胁的人们会跑到这里来，因为这是联合国的地方。”学校里大约聚集了超过2000人。但负责守卫的11个比利时士兵却得到命令，去帮助执行撤侨任务。此时，胡图族民兵正等在外面，喝着啤酒，喊着“胡图力量！”比利时人撤出后，那些民兵进入学校，杀光了里面所有人，包括数百个孩子。
同时，″那些上到撤侨车辆上的卢旺达人在检查站处被带下来，当着法国和比利时军人的面被杀掉。″反映卢旺达大屠杀的著作《合伙谋杀》作者琳达·梅尔文说。
大屠杀开始后，联合国安理会曾试图采取行动，由于美英两国采取不介入政策，联合国始终未能采取有效行动。在那之前几个月，美国曾在索马里受挫，美驻联合国大使奥尔布赖特建议，仅在基加利保留“最小限度”的存在以显示联合国的“决心”。这个建议获得通过后，奥尔布赖特抱着文件起身离开座位。《与魔鬼握手》中，奥尔布赖特离去的镜头配上了达莱尔的旁白：“不敢相信，他们就这样任由我们面临那么多危险和无力，能够在晚上安心回家。”
达莱尔认为，在局势迅速恶化的情况下，许多图西族人没有选择逃离而留了下来，正是出于他们对维和部队的信任，未料却遭到了背弃。他说，制止这次大屠杀，其实只需要5000名装备精良、授权明确的联合国部队就行了，“而在这里，我只有450人的部队”。
“是不是有些人会比其他人更像人一些？”
在数十万生命遭受践踏时，全世界的媒体正聚焦在辛普森杀妻案上
“到处都是尸体，我们没办法把它们都收拾起来。”达莱尔在片中喃喃自语。尸体散发出来的强烈的恶臭、人们脸上恐惧的表情以及在尸堆边徘徊着啃食残骸的狗的咆哮声，一直在达莱尔的记忆中盘桓不去，“非常非常清楚，就像慢动作一样”。安宁的街道、生机盎然的环境，透过达莱尔的眼，都蒙上了一层死意。
卢旺达屠杀和内战期间，受联合国保护的费瑟尔国王医院有一支前线医疗队，詹姆斯·欧宾斯基医生是队长。当他和达莱尔一起站在邻近医院的人行道上时，他记起有一天，成百上千的图西人躲在医院里，胡图族民兵一直在围攻医院。达莱尔坐在全副武装的车辆中来到这里，“吼叫着，呼喊着”走出去，“我记得，这些家伙突然消失了，就因为他的出现和他那低沉的声音。”欧宾斯基这样回忆：“达莱尔将军———他的行动，他的领导———直接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在卢旺达这儿，有许许多多的失败者。但是，那里也有一些个人，作为人，他们没有失败，达莱尔将军大概就是最好的例子。”
5月初，达莱尔与胡图族武装“英特拉哈维”的领导人会面，为了获得对伤员和难民的人道主义救助，他需要“英特拉哈维”的合作。《与魔鬼握手》采用了一段卢旺达记者对达莱尔的采访。达莱尔在那次采访中回忆，当他与“英特拉哈维”领导人握手的时候，“他们的手是冰冷的。其实他们的体温并没有那么冰冷。”接着，画面变成暗红色，一个男人手持一把大砍刀缓缓走过来。达莱尔低沉的声音继续着，“他们是冰冷的，就像死尸一样。尽管他们有着人类的外表，他们的眼睛却不属于人类。从他们的眼睛，我看到所能想象的最深的邪恶。那是被什么附体了。附在他们身上的，从我的宗教背景来判断，是魔鬼。”
达莱尔还努力寻求外国记者的帮助，使卢旺达正在发生的一切为外界所知。《与魔鬼握手》中采用的资料镜头，除了来自联合国、比利时电视台和卢旺达电视台外，还有一部分来自BBC———达莱尔鼓励BBC通讯记者马克·多伊尔呆在联合国在卢旺达的总部，这样他才能持续每天向全世界发出报道。
但那时，全世界却更关注美国橄榄球明星辛普森杀妻案的审判，而不是数十万名卢旺达男人、女人和孩子的命运。雷蒙特也承认：“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就像大多数人一样，我也‘错过’了卢旺达大屠杀。我模糊记得有媒体对一个偏僻的中非国家的种族战争进行报道。但在那100天里的每个晚上，新闻的大部分内容都是辛普森审判和滑冰运动员哈丁刺杀南茜·克里根事件。”
片中，达莱尔发出这样的疑问：“是所有的人都是人，还是有些人会比其他人更像人一些？”
“为什么那些人死去，而我却一直活着？”
他认为自己辜负了卢旺达人，卢旺达人却将他视为辛德勒
回到加拿大之后很长时间，达莱尔也不能够放开心中的愤怒。他在片中说道，他的恨意无法控制，这些年来一直如此。
1994年发生在卢旺达的惨剧，成为他梦境中无法抹去的图景。失眠、绝望、压力、混乱，10年中一直伴随着达莱尔。两次自杀未遂后，他只能依靠药物来使自己显得“正常”。自我封闭7年后，达莱尔终于拿起笔，写下他当年的经历。1997年，他出版了《与魔鬼握手：人性在卢旺达的失败》。这是一本关于“失败”的书：失败属于驻卢旺达维和部队，因为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胡图族极端分子残酷地杀害了近百万无辜者；失败属于西方大国，因为它们有能力却没有及时制止大屠杀；失败属于联合国，因为它未能给身处困境的少量援助部队以支持。而达莱尔自己也在深刻的自责中认为，自己身为指挥官，是这失败集体中的一员。2004年，这本书荣获加拿大总督文学奖，被嘉许为“从他的个人经历中提炼出一个充满勇气的故事，警醒我们这个冷漠、自私的时代”。
2004年4月7日是卢旺达大屠杀10周年纪念。卢旺达政府邀请达莱尔参加纪念典礼。在之前的5年里，导演雷蒙特一直在努力劝说达莱尔重返卢旺达。
1999年，雷蒙特跟另外一些加拿大人一起去卢旺达拍电影《卢旺达：寻找希望》。那是他首次接触卢旺达这个国家。就是在那时，他开始对卢旺达大屠杀和达莱尔有所了解。这块土地还有很多有待讲出的内容，雷蒙特意识到，达莱尔就是那故事的关键。作为加拿大人，他也应该去拍一部关于达莱尔中将的片子。“我追着他，给他写信、发电子邮件，说希望可以和他一起拍电影。”
无数次的讨论之后，在2004年4月，达莱尔终于下定决心，与雷蒙特和他的摄像机一起，重返卢旺达。他想让他的妻子伊丽莎白看看那些曾在他生命中出现的特殊的人和地方———她在屠杀期间坐在家里关注广播、电视上的报道，“疑惑她丈夫是否已死，或者还活着。”
达莱尔努力让自己相信，在2004年卢旺达大屠杀10周年纪念的时候重返当地，会对他的精神困扰有一定的治疗作用。但那也意味着另一种痛苦。
重返杀人现场会对达莱尔影响多大，这也是雷蒙特非常担心的问题。在卢旺达，有些地方是达莱尔所不愿去的。比如基加利的停尸房，雷蒙特在旁白中说，“我们已经讨论过，他说他想去。但行动日程上，这个地方却总被刻意忽略。他总说，我们明天再去吧，明天再去吧。”
在卢旺达的最后一天，雷蒙特他们正准备回旅馆准备参加与卢旺达总统卡加梅的晚宴，这时达莱尔突然说，想去看停尸房。
他走到墙边，那里没有灯。借着从走廊射来的暗黄的灯光，他指着地上某块地方，告诉摄制组，当年他的10位比利时士兵就呆在那儿。“那是个污秽的晚上。灯火就像是地狱的尖叫。当我们来到这儿，我们只看到一堆东西。我们走近些，发现原来那是尸体堆在一起……你知道……下面先放上两三个，然后一个个往上垒，像成袋的土豆……”他试图用手比划着，嘴里念叨：“为什么他们死去了，而我还活着？”
从停尸房出来，雷蒙特和达莱尔坐上车。路上，“惟一一次他什么都没说”，雷蒙特以旁白的形式在片中说道。1小时后，他们举行了一个晚会，向他们的司机和翻译表示谢意。达莱尔出现在现场，他用双臂拥抱住雷蒙特，说道，“谢谢你，我很庆幸我们组织了这次宴会，因为我感觉我自己正不停地掉落深渊。”
卢旺达人对达莱尔的归来表示了很大的热情。“因为他派出了那些军人，拍了那些电报。当联合国说，‘回去吧，你的任务完成了，已经没有什么和平可以维护’。他却说不，他要留在这里，和生命处于危险中的许许多多的人呆在一起。他的确救了成千上万人的性命，因为他设置了那些联合国安全区，他利用留给他的少量联合国部队保护了那些呆在体育馆、卢旺达饭店、医院以及联合国司令部里的人。许多人到那里寻求避难，他们今天仍然幸存，就是因为他做了这些。”雷蒙特对记者解释。
而现在的卢旺达，远远未能获得完全的和平。正如雷蒙特所说，卢旺达仍然处于惊悸之中。种族灭绝屠杀发生10年后，不安定的因素依然存在，人们对彼此仍感到紧张，“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让人们信任对方”。人们回到当年的村子，可能会遇到当年杀害自己父亲、自己祖父的凶手。他们仍然有许多创伤，“那里还存在着大量的——用我们加拿大的话来说——创伤之后的力量。”
2005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