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避统治的艺术》读后感1000字

　　《逃避统治的艺术》是一本由詹姆士·斯科特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5.00元，页数：56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逃避统治的艺术》读后感(一)：一本令人着迷的书

　　作者探究的对象是包括中国西南在内的所谓赞米亚高地，读来很亲切，也很有启迪性。书中涉及到了史学（政治史、边疆史、民族史、经济史）、人类学、社会学等多个方面，内容十分丰富。这书的翻译真心不错，读起来轻松，不别扭。我同时也购过作者所著的上海译林版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感觉翻译的水平不如三联这书。

　　《逃避统治的艺术》读后感(二)：不正面的评价

　　一个感觉就是读不下去，翻译也许有一部分原因。主要的问题是，这本书即便提供了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视角来审视高地族群和低地国家的历史——正如他自己所说，这种视角的意义在现代国家为主要且绝大多数的政治体制的现实下已经消失了。翻译上给我的感觉是，作者似乎提出了一个问题，第一个原因是xxxxx，随后又绕回了低地和高地的视角问题上。最后就变成，“我提出了这种观点”——“这种观点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原先的历史观没有用我的观点”。这么做在逻辑上存在一定的问题，但出于一种全新的建构，我们可以接受——接受几何的前提是接受公理——但这么做不可缺少的一点是，我这么思考的意义是什么，我这个观点的意义是什么。这一点却被现实消解了。所以我看不下去。

　　《逃避统治的艺术》读后感(三)：（转）刘志伟老师对该书的认识

　　“逃离国家”的话题，是由James Scott教授在关于Zomia地区历史的研究中提出的。作为一种关于地域空间的研究，Scott引入垂直空间视角去观察Zomia地区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与历史过程，他由个人及群体的能动性去解释高地社会的政治体制，把作为历史行动者的山地人群的“无国家”政治选择作为理解高地人群的生存条件、生产与生计方式、价值体系和社会结构的出发点，建立一种关于山地区域历史结构的解释模式，颠覆了既有的国家史观。 Scott的著作用了一个颇具刺激性的标题——《不被统治的艺术：高地东南亚无国家主义者的历史》作为书名，鲜明地表达了其颠覆“国家史观”的用心，从高地人群的立场和能动选择去论述高地社会与政体发展的历史。这个标题在表达学术主张与理论特色上是非常成功的，但是也造成了一些误读，最常见的是以为他讲述的是一个非国家化的历史和没有国家统治的区域和社会形态。其实，他从高地人群逃离国家的选择出发的讨论，非但不是呈现一个无国家的历史过程，相反恰恰是由“国家效应”出发的一种分析立场，只是这种国家效应不是从国家扩张与人群的被动应对来说明，而是把高地人群的逃离国家作为一种主动选择和立场坚持乃至意识形态建构来分析国家效应在Zomia区域历史中的展开。

　　《逃避统治的艺术》读后感(四)：罗永浩评《逃避统治的艺术》

　　跟印地安人一样，这块土地上几千年来生活着一群善良而又落后的土著居民，他们在那过着男耕女织、世外桃源般的这种生活。直到几百年前，咣！停了几艘大船，跳下来面目狰狞的坏蛋，叫做汉人。一上岸，见着土著落后，上去男的杀、女的抢，土地什么房子烧光，所有的坏事做绝了，杀得这帮人屁滚尿流。打不过嘛，落后都躲到深山老林里，不敢下来。于是，我们的祖先哈哈狞笑，给他们起了个名字，叫高山族！ 呆丸来的高山族，你不要管他叫高山族，会生气的。他可能到了中国，落单了，他不敢太怎么样。但心里是生气的。你管人家叫：啊，欢迎高山族的朋友！是吧，他心里想：你他妈才高山族呢！又不是猴子为什么在山上过啊？都是被杀上去不敢下来了，然后给人家起名叫高山族。还有比这更缺德的吗？全都一样是吧。 正视一下，我给你们讲的不是什么反动材料，任何一个图书馆用呆丸史著作一查全都查到了，根本不需要借助什么海外的东西。我也不敢拿海外的东西到班上讲，免得有些人说我思想政治有问题，是吧。我不用，就国内的资料就足以证实了。这就是呆丸的历史。 所以，呆毒份子说，我们天赋人权，要自由要毒理，神圣不可侵犯！大陆说，这是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妈的！我要打死你！两边都他妈神圣不可侵犯，这时候，高山族的原居民是什么心情啊？从山上往下一看，妈的，两群疯狗，是吧？还他妈神圣不可侵犯，这是对神圣最大的亵渎！有没有可能还给它啊？现在汉人在那已经比高山族人还多了，这个也不可能还。 所以，正视历史、保持心态健康地面对国际事务，是吧。好，又激动了。就是这样，是吧。这是理解的神圣不可侵犯，再翻到129页…… ——摘自《老罗语录·高山族》

　　《逃避统治的艺术》读后感(五)：读完此书，需要尽力吐槽强大的民族国家

只读了前言和后记，做了简单的脉络梳理。有几个小收获，权作备用。

关于“赞米亚”：

这个地理概念的划分非常有意思，突破了从某种政治或历史中心向四周辐射而进行术语建构的惯常思维窠臼，单独拎出“边缘”，使之获得和中心同等的学术和社会地位。这就好像以前妇女被唤作某某氏，转而用自己的姓名相称一样。从附属到主体的过渡，从中心到边缘的转移，大大彰显了此地区的主体性价值，并且对于我们比较从中心界定边缘、从边缘反窥中心这同一过程的两个相反面向具有很大的启发性意义。

具体内涵为：

包括从越南中部高地到印度东北部地区的所有海拔300米以上的地方，它横括了东南亚的5个国家（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和缅甸），以及中国的4个省（云南、贵州、广西和部分四川）。其面积有250万平方公里，居住者一亿少数族群人口，他们的族群错综复杂，语言多种多样。地理上，赞米亚也被称为东南亚大陆山地。

本书主旨大意为：

位于赞米亚这一地区的人们是为了逃避国家的统治尤其是以中国王朝为主的统治“自我流放”而来的。这一逃避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地形阻力的作用，也就是赞米亚地区复杂崎岖的特殊地理环境所造成的天然避世之所。他们之所以在很长的一段历史当中没有形成自己的国家，不是因为所谓的落后或无能力，而是主观选择的结果。当然，这其中也有谷地和山地之分。生活在平缓谷地的人们常以流动性较低的水稻种植为生（此处种植作物的流动性与形成的相应组织形态之间的关系值得注意），具备建立国家的物质基础，最后确实也成立了国家。反之，居住在高原山地以狩猎采集刀耕火种等方式谋生的人们流动度和分散度都很高，对建立国家不感兴趣。循此思路，好像又回到了利奇的缅甸高地，贡萨和贡劳体质之别的环境基础，也正是谷地和山地的分类。因而，全书总是若隐若现地贯穿着一种生态人类学的视角。

另一方面，关于此地区族群性的建构，作者认为，很大程度上是政治选择的结果。援引书中原话为“这些认同，特别是少数民族的认同，经常首先是由强有力的国家构造的，比如英国殖民者造出了克伦族和掸族，法国人制造了加莱族”。这些认同一经确立之后，民族内部便选择某种特性将其张扬和加固，逐渐制度化，并与英雄主义相互发酵，使之上升为一种族群荣誉。

作者还指出一点，所谓文明，并不能简单地和政权挂等号。赞米亚大大小小的聚居地虽然没有建立一个强大完整的政权，但并不能因此而削弱它们作为一种独立文明的地位。

纵观前言后记，好像无甚新意，许多观点都已昭然若揭。总的来说，全书都在吐槽民族国家和全球化以及现代化对“边缘”地区的无情碾压，当它们把许许多多自成一体的地方纳入自己的权力体制之中，就消解了地方性意义，一体化带来同质化，同质化杀死了多样性。

以前，愤世嫉俗的秀才们为了表示对当权者的不满，还能逃进荒山野岭过上一种世外桃源的日子，与世无争，乐得一人逍遥自在，可到如今，还能给我们这种机会吗？走到哪里，哪里都不缺人，坐车买票过个关卡要查身份证，就连穿越荒无人际的国境，也需要一纸护照作为合法凭证，还有啊，要是自个人在沙漠里迷了路，不必庆幸自己会被人找不到而曝尸荒野，因为随身携带的手机导航已经锁定了你的位置。作为自然人的个人，我们献给民族国家的义务太多了，古时是通过纳税这唯一的中介与国家发生关系，而现在，我们就像脱光了衣服，赤身裸体地给国家观赏，个人被国家无限度强奸。

　　《逃避统治的艺术》读后感(六)：读《逃避统治的艺术》

　　中国有句老话，“穷山恶水出刁民”，仔细想，可见其居心之险恶，这句话无外是站在所谓的“文明中心”看那些僻壤之境人群的生存方式，并在掌握了话语权的情况下随手贴上标签，维护自身秩序井然的形象。

　　但Scott 这本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说的很清楚，首先，山地居民的生活方式是一种自主选择，再则，这种选择的后果（包括放弃文字）无涉文明与否。换而言之，“穷山恶水出刁民”不过是一群人的臆想。当然，市场经济发展起来之后部分地方仍然保留着的如拐卖人口等风俗，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至少在现代交通和信息技术发展起来之前，那些偏远地区（主要为山地），依然在国家的管控之外，本书的核心Zomia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中国西南山地，缅甸、泰国、老挝北部，依靠密集的丛林与复杂的地势，成为人群避难的最佳选择。

　　地形阻力-战争

　　最为直接的是物理意义上的地形阻力，深山适合打游击，现在的越南印度的山地地区还有士兵进行着抵抗斗争，人群以零散地方式躲入深山，在古老的智慧下总不至于饿死。现代罪犯也爱往山里跑。

　　当然不只是山地，早先在豆瓣上就看到有人提起，中国的北部荒漠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佐米亚，因其辽阔，政府的军队很难进入（无法满足后勤补给），而南方学者多有研究的沿海“疍民”，亦是选择了滨浮于海，他们以船为生，政权很难强迫他们上岸（书中也提到了海盗）。

　　山地与谷地-定居农业-征税-人力-农作物种类

　　山地的另一特征是不适合农业生产，逃往山地的人群选择了游耕（在某种程度上游耕所能养活的人口和定居农业无差），一方面是因为山地的自然条件限制了谷物种植，另一方面也是逃避者自主选择的结果。谷物因其生长特性（相比土豆、花生等作物谷物长在外面，生长的过程容易被监管）更易于被征收，故而受到管理者的青睐，游耕使得赋税和徭役的征收都变得困难，中央的“管理成本”大大增加，逃避最终成为可能。

　　身份认同-历史记忆-文明与否

　　在逃往核心区的过程中，山地居民并没有成为完全独立的“境外之民”，他们与谷底的政权中心保持着交流与贸易，在后者的民族与国家建设中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徐坚认为，山地上的人群并非绝对自由，他们拥有一套自成体系的政治结构，这些结构共同构成了多元的文明体系。王明珂在《羌在汉藏之间》写华夏边缘的族群实现身份认同的过程，大部分人群抵制了国家建设和民族认同，自主选择了“野蛮”（可能伴随着某些切实的利益如建国后的少数民族政策）。

　　景观

　　书中一句话让人反思：“在那些尚未被考古遗址和国家中心的历史迷惑的人眼中，景观完全属于边陲地区，没有中心。几乎所有的人口都在统治中心的范围之外。”仔细想想，这的确是学考古的人容易养成的毛病，考古遗址一直指涉着某种中心，甚而人们也一直主动地想要寻找某个中心，史前不论，到历史时期基本上都是在找城址，找高等级墓葬，在承认面积不过几万平米的城基本不会有多少人居住以后，也并不会在远离城市的地方重新寻找而只是将一切归因于后来的破坏。将视野放的宏观，则一切考古与历史的解释都是从中心至四至，一种华夏的视角和目光。

　　最后是一点碎碎念

　　当国家弥漫在所有的地方，无可逃避的时候，人们很容易忘记，历史上有很长时期人们可以选择生活在国家之内或之外，或者中间地带，在条件允许的时候，也可以改变其生活区域。

　　《逃避统治的艺术》探讨的东西在我看来相当浪漫。福柯写权力的渗透，是技术和政治本身的发展将一切统合到一个巨大的牢笼之下，人开始自我审查，一切不合理潜移默化中成为合理。其实我们本不该如此，不该看一些自己不愿意看的书籍，学一些自己不愿意学的课程，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透支自己的生命。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明白，所谓的正统其实没那么重要，年轻人往某个集团靠拢，只因为他们掌握了话语权（任何领域的），审美被统一，身材，样貌，用什么样子的化妆品，人的身体被放在他人目光的审查之下，怕稍有差池就会被看不起，被排斥在集体之外。

　　个人之外的整个世界呢，总要混乱一些才好，才让人觉得充满了野蛮生长的力量。像满心憧憬的那个时代，征伐与权谋，理想与信仰，贵族和谋士并行，王还在按照自己的逻辑行事，后来的历史每况愈下，权力的肢脚蔓延地越深，传奇生长的土壤就越稀薄。在世界各地，都有被主流拒之于外的，生性漂流的人群，如吉普赛姑娘卡农，“永远自由，生是加莱，死也是加莱。”

　　《逃避统治的艺术》读后感(七)：逃避统治

　　处在伊河上的陆浑水库，位于洛阳嵩县，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修建的。在夏商时期，生活在这里的是一批被称为西戎的人，而“戎”是古代对少数民族的称呼。不敢想象位于中原地区洛阳的下属县曾是汉人文化边缘地带。那时中华文明的版图很小，夏商的历史简直可以称为河南的历史。史书说，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在余后的两千年里，汉人如何将文明的版图拓展到了如今的规模了呢。詹姆斯·斯科特在《逃避统治的艺术》回答了这个问题，那就是人口和粮食的集中。

　　我们的祖先放弃了采集农业和穴居，选择了耕种水稻这种定居农业。这一选择将人固定在了土地上，而不能像以往靠采集野果、打猎为生。种植水稻让粮食的数量出现了巨大的增长，粮食的增产也让人口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这通常也被看成是文明进步的象征。斯科特认为，政治和军事霸权需要对人力进行高度的集中。反过来，也只有集中的定居农业条件下才能有这种人力的集中。只有人口固定才能便于统治。历朝历代都需要对人口进行登名造册，纳粮劳役徭役在人口普查后才能实施。在这种情况下，汉人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地、规模巨大的圈地运动，汉人文化所到之处，那里原先刀耕火种的游耕民族也被固定下来，游牧民族也被迫选择了固定农业。有些民族会反抗汉人的这种形式，但多数的反击是失败的。于是他们只能向更偏远的地区迁移，来逃避汉人的扩张。汉人与少数民族也并不是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他们也在这过程中出现了融合。谈到这里，历史课本上所讲的从秦至明的长城是汉人为了抵御北方民族侵扰才修筑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长城只是把政府统治下的人民固定在了长城之内，游牧民族虽然会向中华政府进贡并形式上承认附属的地位，但实际上他们不用服劳役徭役。这对被官僚体制覆盖下生活的人来说，提供了另一种生活的可能。遇到圣君明主风调雨顺还好说，遇到暴君、瘟疫、饥荒之时，有人会逃离原有文明，而长城切断了他们往北逃离的可能性。

　　斯科特在书中主要讲述的是赞米亚地区（Zomia），包括了从越南中部高地到印度东北部地区的所有海拔300米以上的地方，它横括了东南亚的五个国家（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和缅甸），以及中国的四个省（云南、贵州、广西和部分四川）。它的面积有250万平方公里，几乎相当于整个欧洲的面积，居住着一亿少数族群的人口，他们的族群复杂，语言多样。斯科特主张把这些山地居民看作是逃避者、逃亡者或被放逐者。在过去的2000年里，他们成功逃避了谷地国家项目的压迫——奴役、征募、赋税、劳役、瘟疫和战争。他们在这其中形成了一套与谷地国家完全相反的社会结构，这一结构不是文明国家人们心里所认为的原始落后愚昧那样，而是被精心设计以阻止他们被统合进附近的国家。山地居民种植土豆、芋头等根茎植物，不利于统治者征收税务，在政府官员可以在战争急需粮食的情况下，去收割农民所种的小麦和水稻，但是面对土地中的土豆和洋芋，有些无可奈何。二战时期，法国农民通过大面积种植土豆来反抗德国士兵的搜刮。只有在食用的情况下挖出几颗，其余留在地里也不会变坏。与谷地国家人民比起来，山地居民的食物要更加丰富，他们的营养也更加均衡，想想几十年前，中国北方冬天主要的食用萝卜和白菜。人口的集中虽然便于国家统治，但也带来了弊端，传染病在人口和家畜在集中过程中爆发，所以山地居民选择了分散且流动的居住方式，他们在逃避国家的同时，也避免了大规模感染传染病的风险。

　　一个国家在扩张的进程中，会取代原有土地的占有者，原来的居民要么被统合，要么选择离开。来自四面八方的人逃到赞米亚，经过两千多年的时间，他们与原来的居民、他们自己内部发生了交流、融合、重塑，形成了多样的族群文化。在前现代社会，识字的权利掌握社会精英（政府官员、有学问的僧人、绅士阶层）的手里，大多数人都是文盲。识字成了提升社会地位的手段，也是地位的标志。少数族群在迁移或逃离国家权力中心的时候，大部分识字的都会留下来。大多数的山地族群并没有自己的文字和文本。斯科特认为，口头文化比书写文化在弹性和适应性方面有更好地优势。在一个口述文化中，不存在某个权威的、作为最标准和最正统的谱系或历史。而书写的传统会形成一个正统的原点，所有偏离这个原点的都会被认为异端邪说。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被固定下来的解释也会妨碍与外界成功地打交道。所谓的文明国家建立了一套复杂的等级制度，而统治者希望保持这种制度在代际之间的稳定，因而他们必须借助文本确立下来，以加强其权威和权力。那些离开权力中心的人，脱离了这个社会结构，在这种背景下，文字和文本对他们几乎不再有用。

　　斯科特声明：“我在这本书中所说的一切对‘二战’以后的时期不适用。”从1945年开始，科技的发展，铁路、电话、信息技术，已经打破了那些自我管理的人民与民族国家之间权力的战略平衡。空间距离的缩短，现代国家整体的概念和成熟的资本主义对资源的需求共同导致了原先的山地居民被纳入到国家体制之内。解放以后，我国的民族政策参照的是斯大林时期的民族划分方法，中国人民被分为了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和一个汉族。而作为少数民族，他们可以逃避计划生育政策，不用缴纳某些税，优先进入技术学校和高等教育等。这些优惠政策加强了少数民族的自我认同，也逆转了少数民族逐渐汉化的过程。在西南边疆的汉族人或祖先混血的人都想等级成苗族、瑶族、傣族等。为了高考加分，有的人改变了户口本上的民族选项，有的人“移民”到了少数民族自治区、州。在某种程度上，“高考移民”可以看作是这些人对于民族政策的逃避。

　　《逃避统治的艺术》读后感(八)：政治与宇宙观-水稻与佛教

　　从序言就可以很明确的看出，斯科特希望改变的是长期以来对于东南亚历史和政治关系的民族国家话语式的理解，他引入了van Schendel所提出的Zomia概念，认为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山地-谷地模式以及多如牛毛的族群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纵向关系，也不是序列性的进化发展关系，而是一种互生和互动的关系。无论是标题还是副标题，都体现出了他非常激进的反对国家治理和无政府主义的视角，这一点是他的特色，本科读《国家的视角》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明显，但是《国家的视角》作为一部应用人类学的作品，针对世界各地各种大型项目的叙述尚可以有比较强的价值倾向（因为斯科特说的没错，从那些项目来看天下政府真的一样蠢），当研究对象转变到整个东南亚地区（斯科特的Zomia甚至包括了云南全境），要对整个历史叙述进行重新书写的时候， 这种价值倾向带来的结果就是一个繁杂材料下过分漂亮却又让人将信将疑的文本。当然，某种程度上，也可能是我们被文明化太久，被规训得太深刻呢。

　　我读此书，写此文主要目的都是和在版纳的田野相关的，我所在的村落，14个小组在平坝是傣族村，余下的6个在山上，包括布朗族，瑷尼族和斯科特在这本书里也多次提到的拉祜族；虽然民族关系并不是我研究的重点，但是住在村委会也会听到很多消息，上半年轰轰烈烈的扶贫也留下了很多故事，天然的会有一些兴趣。更重要的是对斯科特书里专门分析的国家-水稻-文明-佛教的紧密联系有兴趣（虽然是被批判的），作为不可避开的文献，虽然我基本上了解他的套路，也还是从头啃了一遍。

　　斯科特的基本预设是，在东南亚地区这些山脉和平坝交错的断裂带，由于其地理条件的优势，是周边的治理型国家的反抗者逃跑的最佳选择，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这些逃跑到山地的人们在这种生活方式之中选择了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耕种的作物、宗教和宇宙观乃至记录（或者不记录）历史的方法。而要逃离的原因也非常简单，低地国家利维坦式的国家机器所带来的税收和兵役压力以及本身低地国家政治体的不稳定性，使得人们更倾向于逃离而不是停留和被控制在田地上。如果单向度的来看，的确是一个很符合逻辑的解释，也的确与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历史相吻合（只不过在正统历史中大多数表现为驱逐而不是逃离），但是这无法解释在这个区域之外更广大地区的人们把自己留在政治体制内的原因，另一个问题则是，斯科特宣称“低地国家的政治是不会稳定的，因此人们不断逃离”，但是另一方面，是否恰恰是因为破碎地区始终无法形成一个稳定的政权（斯科特也用大量的材料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这些不稳定的政权却努力的希望构建和模仿一个更大更稳定政权的模式和宇宙观，才使得人们逃离呢？那么，究竟是国家太过强大，还是逃离始终是深藏于内心的本性？无论是哪一种都是无法证明的，因此无论哪一种都只是个言之有理的模式，在这个前提下，才能进一步的去理解斯科特从前至后的材料和体系。

　　和Zombia相对应的，是以水稻种植业为主，将大量人口束缚在固定的土地上以便于管理和征收税赋的谷地国家，斯科特认为，如果要想象一种完美的便于治理的国家，就应该当是这样的，将人口和土地完全结合，而国家可获的生产总值必须是容易识别、监督和计数的，而且在地理位置上距离应当足够近（便于征收）。而这样的国家在东南亚就意味着基于灌溉水稻，具有统一农业生态景观的社会创造物。这也是我在进入西双版纳做田野之前所期待的地景，虽然由于香蕉和橡胶的大量种植，版纳地区的水稻种植区域已经减少，但是我所在的村落由于海拔较高，仍旧以水稻种植和茶叶采集为主。坝子四周环山，村落都依山而建，中间是贯穿稻田的河道与整齐的沟渠稻田，稻田的置换调整都是2000年之后做的，我坐在国土所所长的摩托车后座上经过坝子中央的时候，他总是骄傲的和我说这些土地调整都是他主持测算整理的，因为大块的土地便于吸引外面的人承包，也便于最近新兴的一些无人机项目的引进，当然，还便于水库放水三面光水渠和道路的修建。作为人类学学生，我在听到的时候产生过一种发自内心的的恐惧，看到了国家行政体系强大的力量，但是又不得不承认，无论是测算、管理乃至生产生活，这的确是最直接的方便的方式。更何况，那些百衲衣式的水田，也不过就是解放土改之后才有的，在那之前，根据地主爷爷的话：都是我家的！这也就引入了斯科特所说的另一对概念，土地和人口，在东南亚地区更重要的是人口而非土地，如果没有充足的劳动力，土地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和谷地的水稻种植相联系的就是户籍制度，以及更多的时候是农奴制度强行将人口留在土地上。由于土地和人口在谷地是缺一不可的，而由于政治的不稳定性，谷地的人口除非是被强行控制，否则逃跑到附近的山地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因此谷地国家的整个政治制度设计乃至于宗教体系的设置都以把人口团结在国家中心为主要目的。

　　斯科特在书中大量引用了其他东南亚研究的学者的作品，其中关于谷地比较重要的就包括《尼加拉》以及其他关于王权辉度与宇宙观体系的研究。无论是格尔兹的剧场国家，还是Tambiah等人研究的曼陀罗式宫廷，乃至于以《琉璃宫史》为代表的神话性历史叙述，都是某种将人口控制在土地之上的方式，是一种政治制度的设计。而这种政治制度设计所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民族国家以及相应的对某一民族文化和民族宗教的认同在这样的结构下的产生。斯科特认为东南亚地区，汇集了来自周边各个谷地国家的逃亡之人，因此其实说这里存在或者不存在某种土著，又是谁将谁赶走是并没有什么意义的，倒不如说是人们对于某一种宇宙观或者是生活方式的认同，重新塑造了一种所谓的民族认同。也就是谷地的傣族、泰民族、乃至于缅甸的主体民族。他认为，更可信的是这些生活在水稻核心区的，是具有熟练军事和政治技能的开拓精英，他们占据了这片地方。与之相对应的，是山上混乱和说不清楚的民族识别，没有人知道自己的来历，没有人知道自己的历史，在我所在的村落，拉祜族这一点特别明显，政府的人都在吐槽拉祜族村和村之间说的话都不一样，黑拉祜黄拉祜彼此也都不认；我有一晚因为下雨困在山上，那个村子也是搞不清自己究竟是什么人，本来这也不是什么问题，但是至少他们明确的知道自己并不是身份证上写的那个民族。而如果这些人下山，居住到平坝，很快就会变成和当地人没什么两样的人了。他们的认同和生活方式，都可以轻易发生变化，但是同时，由于谷地的宇宙观和认同都是建立在统治的目的之上的，也汇集了在谷地上生活的各种人的文化印迹。

　　这种交错复杂的宇宙观系统，在谷地表现为小乘佛教的寺院体系，在山地则表现为装饰性的千禧年崇拜和仪式体系，而由于小乘佛教存在“林中圣僧”的修行体系，其实二者无论在何处都密不可分。低地的稳定统治需要来自山林的卡里斯马活力，而山地则需要不断的大型宇宙观体系的辐射刺激。在进入村落的时候，令我震惊的是小乘佛教寺院体系和稻作农业的紧密关系（因为寺庙本身应当与丰产的力量相矛盾的，丰产一般更多的与巫术体系相关），但是实际上在斯科特看来，寺庙本身和稻作农业一样，和稳定的国家体系一样，根本的目的是要把更多的人口稳定在单位面积之内。如果可以建立这样的联系，就能更好的理解寺庙和生产之间的关系，而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维系社会稳定的社会学性质的宗教场所和组织。

　　以上所言，都是猜想，这本书也是最后关于宇宙观的部分给了我更多的灵感，上文并不仅仅是斯科特的所言所想，也有很多我自己的观点和脑补，需要更多的文献和田野材料来支撑。

　　《逃避统治的艺术》读后感(九)：何以为家——一部东南亚无政府人群的消亡史

迄今为止，公众所认知的历史基本上都是国家的历史、王朝的历史。不管是中国还是东南亚，正统的历史书第一章总是从本土的第一个法统政府开始说起。在这种历史观下，“前历史”的历史和王朝统治领域之外的历史是在“历史”的界域之外的，不属于历史应关注的问题；同时也让人们的历史认知与地理空间，特别是国家版图相挂钩，将历史的单位限定在了特定的国家地域内。但正如我们常能听到的一句话所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这种国家视角的历史观其实也是近代民族国家意识滥觞下形成的普遍看法，然后这中看法又进一步建构了我们的历史记忆。

《不被统治的艺术》这本书在一开始就打破了这两条历史观上的偏见。斯科特跳出了国家叙事的框架，从人类学逻辑和人类学田野材料出发，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历史视角。本书叙述的主线是受国家统治的人群和不被国家统治的人群之间的对立互动关系，一个在传统历史叙事中并不会被当作中心线的关系。不从国家或王朝从发的视角，也就打破了以国家地理版图为单位的历史叙事，由此斯科特提出了“赞米亚”的区域概念——一个横跨中国西南和东南亚整个中南半岛的地域，一个充满了山川与河谷、地形崎岖、族群分布复杂、国家统治难于渗透的广大地域。在这个地域中，近几千年的历史可以被总结为一部国家统治不断扩张，无政府人群生活空间不断被压缩；同时又因为平原国家政府的统治，无政府人群不断地“被制造”出来的历史。

斯科特指出了很重要的一点，即国家所倚靠的并非是广大的地理空间，而是大量的人口，尤其是受政府管控和组织的人口。因此国家天生就是喜欢农耕生产的，农耕使人们定居，繁衍更多人口，并且易于收税。考古学的证据显示，所有早期文明遗留下的早期文字，不是文学与祷告，而是税收记录一类的材料。这构成了以大规模种植水稻的河谷平原为统治中心的国家不断向山地和远方扩张的原因：国家需要吸收更多的人口来巩固统治。但同时也不能过度扩张，一时因为边疆太远则鞭长莫及难于统治，二是人口的异质性增加则会危及当权政府的统治。因此赞米亚的低地国家实际上是有意无意地维护了山地无政府人群的存在。

赞米亚地区国家政权的扩张过程中，族群身份成了一个分界模糊的概念，这与文化核心地区大为不同。在缅甸北部山地，拥有国家政权的河谷地区的掸人与居于山地的无政府的克钦人之间的区别基本上不在于文化习俗，而更多的在于是否身处政府的统治之下。一个克钦人如果移居河谷，他自然而然就成为了掸人，并自认并无不妥。这也是利奇在《缅甸高地》一书中所着重描述的事情。而在中国西南的苗疆，同样也有落魄的逃兵、躲避追捕的逃犯等不希望与中原政府打交道的汉人上山成为苗人的例子。这些案例引出了作者的一个基本观点：“化外之地”的人们很大程度上是主动地有意地维持他们不被统治的身份的，尽管他们知道这样是被低地人看底一等的。这与传统上人们的认知不同：无论是封建王朝时期的以帝国为中心的天下叙事，还是近代以来以发展进步为主线的社会进化论式历史观，都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化外之地”的人应当进入国家统治之下，并且这样做对他们“有好处”。无论是缅人向克钦、克耶等山地区域的扩张，还是中原王朝在西南边疆地区的改土归流，都是这一思路的反映。也正是在这一进程中，国家性成为了族群性的基础，所谓的“民族”由国家统治铸造出来，而“少数民族”的族群性基础正是他们的“无国家性”。

国家不断地吸收人口，众多的人群在有政府的族群和无政府的族群两种身份之间互换，塑造了一种帝国式的文化多元主义。这意味着在赞米亚地区，无论是缅人族群性，暹罗族群性还是汉人族群性的本质主义理解都是去中心化的，众多不同的民族共同参与塑造了这一前民族国家时代的“国民身份认同”。实际上，赞米亚低地的主体人群并不是人们认为的单一的缅人、泰人或汉人，只不过是这些族群率先建立起了水稻政权，从而将这一区域各类不同的族群人口纳入国家税收体系中，最后又站在统治者立场上形成了以这些族群为主体的官方认识。

山地无政府人群和谷地国家人群的关系是若即若离的。虽然表面上两者的基本关系是后者想消灭前者，前者想逃离后者，但考虑到统治成本和结盟的好处，低地国家维护甚至强化了山地无政府人群的存在；另一方面，山地无政府人群需要与低地国家贸易以获取生活所需，此外他们也需要借用来自低地的意识形态或宇宙观来增添他们社会的神圣庄严气氛，尽管这种借用会有很大程度的改造。同样地，低地的缅人、暹罗人、高棉人、越南人等有国家族群也会借用更遥远的帝国文化——主要是中国和印度——来提高自己统治体系的神圣性，与山地的“化外之民”在哲学上拉开距离。

同样地，两类人群也以文字的有无区分开来。低地国家创制并使用文字，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国家运作的要求：国家需要有税收记录，金石铭刻和仪式文本等；但是平民是不被鼓励识字的，他们在生活生产中也不需要识字，而且文字对国家来说也是一种运用权力的媒介，所以只被国家中的贵族和精英群体所掌握。自然地，对山地的无政府人群来说，文字是没有存在的空间的。文字可以将一个时期阶段性的状况或人们脑海中的观念锚定为一个永恒的事实，让后世的人们有了一个正统的“原点”可以追溯。这或许有利于国家合法化其统治，但对于需要随时依情况变动或迁徙的山地无政府人群来说，这种锚点是需要尽力避开的。无需文字的口述史则可以随机应变，更加适应他们的社会要求。

如果说前工业时代国家和无政府人群之间的关系尚且是有来有往的，那么随着工业手段的运用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两者之间的力量对比就成了国家单方面的扩张。公路、铁路和通讯技术的普遍采用，使得来自低地的国家政府可以前所未有地渗透进以前难以进入的山地区域，并且大大扩展了国家可以有效统治的地理范围，从前不在政府统辖范围内的山民，纷纷被纳入了国家管理体系中。而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的流行，又让社会里的主流叙事更进一步集中在国家和这个国家的主体民族的身上，无政府的族群几乎被彻底忽略和边缘化。这样，国家从技术和意识形态两个方面，让山地无政府族群再无容身之处，传统的“边疆”几近消失。

在这种危机环境下，曾经的山地无政府族群出现了各种千禧年运动以期找回族群的身份认同。这些运动遍布赞米亚地区各个地方，从缅甸到泰国，从云南到越南，不时就会出现一个引众多厌恶政府的人们追随的领袖。他们往往是借用了来自低地国家的教义（如佛教、道教甚至是基督教），经过一番改造后成为了他们起义的行动纲领。在随后的历史中，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也提供了类似的作用。但这些理想大都不会实现，最终只是形成了像今天缅甸这样各方拥军自立，纷争不断的现状。

斯科特对东南亚地区的观察给人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视角，打破了传统上那种单向度的历史叙事。但是有一个问题却被忽略或隐秘了：既然国家和无政府不是社会纵向演进的两个高低有别的阶段，而是互相挟制互相定义的辩证统一，那么站在今天来看，国家何以在两者的互动中成为了最终的赢家？此外，既然有大量不想被统治的人群存在，同时国家治下的臣民很多也是被迫被统治，那么又是什么为国家不断扩张壮大的脚步提供了动因？国家机器的运转，在这本书中似乎是一个背景，一个不证自明的事实，但我认为，要想更进一步理解人类历史，还是需要深入思考这个问题。

　　《逃避统治的艺术》读后感(十)：笔记

　　自国家诞生以来的文明历史上，国家和建立国家的民族一直是历史书写的主体和基本单位。国家、文明、历史，三者搅和在了一起。而这种文明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有历史的人群”为“没有历史的人群”书写历史，并且最初当然是作为统治权延伸的附属记录来编制。与之相对，以种种边缘群体为主视角的努力将面临很大困难，一方面，他们总是经历着既成国家体系的运作和处理；另一方面，无论对哪一方而言，“自成一脉”的思维本身同样值得反思。|| 不然，很有可能最终仿制出一个拓扑结构的国家层级体系，把整个世界空间精密分割 [西方中心—抵抗西方中心的区域中心—抵抗次级中心的区域边缘]。||

　　作者从东南亚高地Zomia地区发现了这两种意义上不落入窠臼的契机。在那里，具体国家政权的统治（古典的、殖民的和民族独立的国家）以至于广义上的“国家”控制形态（包括定居农业、人口和土地管控、权力阶层、稳固的历史和知识结构等）一直以来受到高地人群有意识有策略的抗拒，从而存在一个持续的非国家社会实体。作者主要想说明，这个在传统区域划分的边界折叠处被新认识到的地理单元，是如何由所谓的“边缘性”和流动状态，面对国家不懈的整合努力而创造出来的。为了跳出原先由国家主导的“核心—边缘”区域模型，在惯常的国家眼界内让文明“质料”不断泄漏、令人厌恶的裂隙，必须恰好作为解构那种文明史论述的着力点来对待。进而，这一更大范围的空间中的国家本身也要被重新认识。这些分布在广大面积上拒绝国家统治的人群与周边诸国（因此，还包括体现在这些具体国家上的“国家”形态）长期共存并发生了复杂互动。而他们“逃避国家”的主动选择，塑造了其独特的生存方式、社会结构和“族群性”价值体系。最终，这一系列过程将多个不同划分下的“边界”地区建成有一致性意义的独特空间。

　　1. 逃避的条件；条件的生产。破碎的山地地形阻碍了国家力量的大规模行动，在没有铁路、公路、电话电报、空中武装等现代技术手段的帮助下，统治者难以克服险恶的地理阻隔。同时，利用这里的山地条件，“高山人群”发展出了游耕和采集的移动农业。山地种植的块根、块茎作物比谷物更适于他们逃避统治，因为很容易隐藏在地里，难以没收，且可以跨时收获。但块根作物有些情况下又有助于国家力量壮大。[这很好地说明了自然地理因素为什么不是决定性的。不知怎地看起来给定的条件只有经过有目的的利用才成其为条件。人们不但在条件下创造，而且也创造条件。高山人群对农业结构和种植作物的选择，——当然受制于所处的自然环境以及改造这个环境的能力，创造了有助于他们灵活移动的社会形式的条件。自然地理条件也不例外。人们把自然物（die Sache in der Natur）开辟为自然条件，与人们改变自然物，是同一个过程。这种改变的现实能力在发展程度较低的时候，自然环境看起来很大程度是给定的。但即便这样的情况下，自然物仍非天然就是自然条件。] || 自然界只有在人类历史中即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经由人的活动媒介（mediate），才属于“人的现实的自然界（the real nature）”“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the true anthropological nature）”。这正是地理决定论的致命缺陷所在。||

　　不必说，适宜移动和流动的生活方式、组织形式和知识承载形式也类似地形成了。

　　2. 族群形成视角。继续深入这一空间，发现那些“部族”（tribe）也处在不断更新、重塑的动态过程中。Scott运用了他的“族群生成”（ethnogenesis）理论，分析Zomia地区众多“族群”或“部族”是如何产生（generate）的。非国家单位的动态性不限于空间移动性，更重要的是组成人员在国家和非国家之间的流动性，这些社会、单位里面有很多原属国家而后自愿或被迫逃离的人。Scott认为，国家力量促使人口的集中和认同的同一化，但在非国家空间里，高度的流动性孕育的却是差异化且不断更新的认同。尽管国家某种程度上是这种流动状态的始因，国家力量还试图定义、定位与控制这个不确定状态；国家对控制的渴望，反过来又成了这些“族群”“部族”与国家、与他族之间竞争和战斗的依凭。他们使用、修改或转换这个认同，以期在竞争中取得最有利的位置。Scott称自己的理论为“极端的建构主义”，他认为没有任何体质或文化特质足以支撑这些定义的客观性，甚至语言也不是特别有分辨性，语言的获取与放弃其实比大部分人想象的还要快速。{东南、岭南和中南山地的一些“少数民族”对客家话的采用。中南半岛（连同中国西南）的多语使用情况。}

　　3. 有学者认为这不过是对“国家效应”的反向描写。但除了说明国家不是唯一的主动力量，其他人不是消极的受体，尽可能反映全面的故事（并由此重新理解国家力量和行为的性质），难道可以把国家的全部作用驱逐出历史叙述吗？此书足以表明，应对着前现代国家权力的铺展，有一种长期的主动性对抗力量；该对抗力量在与周边诸国政权的斗争和利用中建立起别具一格的地理单元和实体；他们表现在产业、作物、组织方式和知识体系等方面的“非国家”特性不应被视作古老、落后社会形态的残留，其主体性意义由此展开。{区位移动性让国家权力不好掌控；游耕和采集的农业形态，灵活的部落结构也使得拆分、重组和改头换面可以迅速在这个空间里完成。另一大胆推断是，通常被认为出现在文字阶段之前的口语形式，其实也是刻意的选择，甚至是故意放弃文字的结果。为了因地制宜地诠译（interpret）或隐讳，笨重的文字记录不利于需要高度弹性的逃匿空间，口语在这种情况下反具优势。[功能解释的固有弊端：为什么以前有文字呢？他们遭遇了什么变故，以致于要采取这一策略？] } 在Willem van Schendel首创“Zomia”概念之后，对于走出既有“核心—边缘”分析框架的研究取向而言，本书极富启发意义。不但长久以来的区域认知模式要被深刻反思（众多国家拼接成马赛克般的平面），甚至关于国家体系的看法也将大受冲击，国家体系不但包含这些非国家的生存单位，而且我们将发现它们一同处在扭曲而抵制彻底统合的异质空间之中。

　　4. 现实意义。我还没发现。

　　5.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要逃离国家。然而，对此的回答，究竟反映了作为“当事人”的当地部族的态度，还是叙事人（narrator）即作者的态度？无论如何，此刻只能从作者笔下寻找线索。

　　在许多章节中都有提及，这些弱势阶级之所以不满“国家”，是害怕原有自治地位和自足状况受到威胁。无国家状态意味着远离暴政和严酷的阶级统治，受政治强力的约束少（自由），且贫富分化程度低，地位相对平等。[可能是他们的生产水平导致了财富和阶层分化程度低，因此有了国家形式以外的选择（移动、流动的小团体，便捷地组装、拆分和重组，生活也能继续），或是为此宁愿毁弃部分财产。一旦接纳国家侵入，必将面临这样的危险：1.无论中央政权采取什么统治模式（册封、贡赋、土司、流官、徙民，等等），他们头上总是会多出一个握有空前权力的“主人”；2.远方的统治者施行各种政策，他们终会被拖入国内相对统一的（且为他们所反感的）社会经济格局，此地的社会即使表面上维持，也几乎可以预见会发生与以往都不同的变化。] Scott想反驳原先那套文明进步话语，以及污名化的“原始主义”，他认为“所谓的‘野蛮人’是国家描述那些自主治理、尚未臣服的人民所用的词汇”，其实仅仅表示“未被统治”或“尚未被纳入国家体制”。而这些人乃是自觉地选择了这样一种国家秩序之外的生活。

　　{对“两种模式”的态度之转变并不新奇。Wolf提到过，最初欧洲人对现代性的反应就主要是怀疑的态度，20世纪发生了转变，变成了主要是肯定。到所谓的“后现代”，貌似又开始质疑这种肯定、赞叹的态度。但如果不是藉此契机，从前两种实为一体的思维方式中解脱出来，“后现代”将失去意义，而只剩下拙劣的“仿古”和时代错位。无论作者本人怎么想，此书至少有三个方面——非国家的主动选择，高地部族的流动、更新、重塑，周边国家受到的影响——已经打开了超越的视角。那就是，“边缘地带”本身，连同“中心地带”的世界，形成了一个在更大范围的时间-空间中联动的过程，而认为边缘群体属于某种“原初”形态的东西（无论评价好坏）的庸俗见解，彻底忽视了他们数百年的遭遇、调整、适应的多重互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