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史》读后感摘抄
《基督教史》是一本由胡斯托·L.冈萨雷斯 (Justo L.Gonzalez)著作，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120.00，页数：103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基督教史》读后感(一)：读史使人明智——读《基督教史》有感
我是一个很有历史天赋的孩子，也很喜欢历史。上小学的时候我就能按照次序背出中国古代的所有朝代，看过《三国演义》，上初中的时候我们历史老师跨过我有历史的头脑。因此当这本《基督教史》出版的时候我毫不犹豫的买下了它。
这本书记录了基督教会从初期教会到现代教会的所有历史，有哭泣有喜乐，也有悲伤和欢笑，但是最吸引我的是作者在序言中所说的；“我们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我们会后代留下一部什么样的历史呢？是初期教会和改教时期壮丽的殉道，还是中古时期与权力联合的黑历史呢？1000年以后，我们的后代会如何评价我们现在的教会呢？
想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在历史中发现那只永远不变的慈爱双手。正是这双手让无数初期教会的弟兄姐妹坦然无惧的面对罗马斗兽场的凶猛的狮子，并且留下了“我侍奉我的主已经几十年来，他从来没有背叛过我，我怎么能背叛他呢？”也正是这双手在帝国教会时代兴起了一帮敬虔的弟兄姐妹进入沙漠留下了让后人获益不浅的佳作，更是这双手在最黑暗的时代掀起了改革的浪潮，重新把教会引导到正确的方向。
因此虽然我们现在处于后现代文化的浪潮中，整个社会前所未有的批判人类上千年传承下来的优秀传统，一大帮子教会迅速变色成为了现代主义的俱乐部，但是我仍然认为基督的教会必将得胜，我们也会想以前的先辈们一样留给我们后人一笔宝贵的属灵遗产。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我们也可以看到人们开始反思后现代主义错误，大批大批的浪子重新回到教会，正统的教会也向礼袋的时代的教会一样向异端猛烈开炮，最后等待我们的将是基督的荣耀再来教会必将统治这个荣耀的世界！
《基督教史》读后感(二)：我们的历史
因为穿插在看敦煌学有关的书，所以这本基督教史看得很慢，但真是一本好书，虽然厚厚的两大本近千页数需要啃几天，但冈萨雷斯教授的普世主义精神于字里行间显现，不偏激，不狭隘，有远见，极开智，值得强推。先提前摘录他的结束语：“我们就这样讲完了基督教史---讲到了今天。它是一个复杂的故事，有它的兴衰沉浮，有经受试炼的时候，有饱享荣耀的时候。但是，同每一种历史一样，基督教的故事并没有讲完，因为我们也正在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有我们自己的困惑，我们的兴衰沉浮，我们经受试炼的时候和饱享荣耀的时候。可是，我们不只是最近这段历史的一部分，我们更是一段未被书写的历史的一部分。我们是历史的一部分，也是因为我们是它的讲述者。”
我喜欢书中的这句话“最后被教会作为异端与分裂者而被抛弃的基督徒，也影响到为了驳斥他们而发展起来的神学。”没有一个人是孤立的，即使是对立，也是一种特殊的关系。了解黑暗，才能更渴求光明。在一开始是为穷人服务的宗教，因哲学而发展出神学，但因神学的排他性与哲学怀疑一切精神的对立，最终神学与哲学分道扬镳，宗教，发展到二十一世纪又该往哪里走呢？大众是愚昧的，是可以被引导的，人类对宗教的渴望在于对未知人生的掌控欲，如果从出生那一刻起，我们就走上一条向死之路，那什么才能帮助我们抵御对未知的恐惧，是看不见的神，还是看得见的教会？在看此书前，我以为古罗马帝国时代是基督教史上基督徒受压迫最惨烈的时代，毕竟只要去过古罗马竞技场就会听说那些角斗士故事和殉教故事，但看了书才知道，即使是那样一个时代，殉教高潮也非一蹴而就，既有主动求死以升天，也有层出不穷的背教者被动的等待主的拣选。
历史远比想象复杂，这本书无法穷尽漫长的历史，但可以揭开历史的一角让我们窥视到二三。
《基督教史》读后感(三)：读史使人明智
上上周五，我和我们教会的传道哥哥有一个短暂的交通。他问我最近在读什么书，我告诉他我在读冈萨雷斯的《基督教史》，他鼓励我要好好的读教会史，因为教会现今遇到的挑战和过去遇到的挑战差不多，精读教会史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当下这个世界对我们信仰的挑战......
历史的英文是history，直译是他的故事，意味着上帝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他的手一直护理者人类社会，带领我们面对挑战，从早期罗马帝国残酷镇压教会，到帝国教会时代面对世界的诱惑，再到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上帝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他的圣手一直保护着他的教会。
我们曾经做过许多的错事，《米兰赦令》后，教会迅速投靠世界，我们从被逼迫者变成了逼迫者，大量的异教徒因为不肯改信被残忍的屠杀，曾经嘲笑基督徒的单词“乡巴佬”变成了嘲笑异教徒的单词；宗教改革后，新教和天主教爆发了无数次内战，惨烈的30年战争让无数人失去了家园和家人；随着新大陆的开辟，对印第安人和黑人的屠杀、掠夺，以及新教和天主教对犹太人的逼迫.......
我们也曾经做过很多好事，大逼迫时期，我们拒绝和这个败坏的世界联合，终于让杀婴、弃婴被法律所禁止，改善了奴隶的待遇，建立了医院和孤儿院，打败了迷信，让许多人从原始的巫术中解放出来，废除了奴隶制，改善女性地位，废除残忍的角斗制度 ，建立了大学传播文明，让野蛮的日耳曼人、高卢人、撒克逊人变成了文明的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和英国人.........
我看到了罪和上帝一直在教会中争战，我们也是这个历史中的一部分。你我能不能像过去骄傲的先贤们一样，靠着上帝征服罪恶呢？今日的社会多么像曾经的罗马帝国，有很多的孩子没有出生就被剥夺了生命，有很多的年轻人沉醉的色情当中，我们是不是可以像先辈征服罗马帝国一样征服现今的社会呢？
无论如何，我知道，当历史终结的那一天，我们将赢得胜利！
《基督教史》读后感(四)：一个复杂故事的完与未完---附冈萨雷斯经典书单（转）
随着冈萨雷斯《基督教史》的出版，橡果们屡屡急不可耐地催问何时发货，这样渴慕经典阅读的心实在宝贵，也无时不深深感动并激励着橡树人。关于冈萨雷斯，橡果们应该并不陌生，在“橡树文字工作室”该平台上已多次推送过他的书摘和读书会、访谈等相关文章。今天，藉着这本基督教历史经典著作的出版，我们和橡果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本书出版背后的故事，近距离阅读编者与书之间关系。同时，我们也梳理了冈萨雷斯教授已出版的中文经典书目，以飨橡果。
一个复杂故事的完与未完
——《基督教史》编后记
文/邱红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应橡树总编辑游冠辉提议，写一篇关于本书的编后记，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出版过程。做了十多年编辑，从未写过编后记或者编者感言之类的文字。编辑这个行业，是一个需要含辛茹苦、呕心沥血的工作，但最终又说不清楚自己实际上都做了些什么，就像养育一个生命，要付出很多，也很琐碎，我想这种滋味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能体会。
这本书的出版历时三年多。2012年4月，本书译者赵城艺联系上海三联书店，说他翻译好了冈萨雷斯撰写的《基督教史》（上下卷，英文版超过一千页，是三卷本《基督教思想史》的姊妹篇），希望能够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在征得上海三联书店总编辑黄韬老师同意选题后，我先生徐志跃很快与作者冈萨雷斯教授取得联系，获得了本书中文简体版授权。冈萨雷斯教授很慷慨，他表示愿意把他这部著作的所有版税收入，赠送给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和本书译者各一半。志跃在京东买到了唯一的一套《基督教史》原版书，一切都很顺利。但当我们审阅译稿时，发现翻译问题很多。译者毕竟很年轻，他是在金陵协和神学院读书时开始翻译这部书的，有胆识翻译这部著作已经是勇气可嘉。
我们请了专人审校，历时半年多，结果仍然达不到出版要求，于是开始了漫长的编辑工作：我阅读中文发现问题，志跃根据英文原文解决问题。几个来回下来，译稿依然问题多多，对于这样一部21世纪重量级的基督教史著作，我们无法轻易放手出版，即使因此让一些翘首以待的读者一次次失望。
最终，志跃决定在他校译完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世俗时代》（A Secular Age）这部学术巨著之后，由他自己重新逐字逐句校对一遍原文，并且将这个计划告知冈萨雷斯教授，当天即得到教授真诚的回应和感谢。
然而，就在2014年11月2号的主日凌晨，志跃突然因病离世。他告别这个世界时，“张开双臂，跃入主怀”（感谢周威，用文字为我存留下这一美好异象），让我感到天堂不再遥远，是那个期待永恒相聚的地方。
志跃留下了很多出版工作，所以在志跃的追思礼拜结束后，我小心翼翼收拾起伤痛，与从北京赶来送别志跃的冠辉和周威在漫猫咖啡馆会面，商议如何去完成志跃留下的未竟工作，办法之一就是将有些出版项目与橡树合作，其中就包括这部《基督教史》。后来，冠辉与冈萨雷斯教授取得了联系，他转达了教授对我的慰问。作为志跃的妻子以及本书的责任编辑，我很感谢橡树能够在患难中同负一轭，有橡树审校把关，如今终于可以放心地把这部译著献给读者了。
这是一部视角遍及全球的最新的基督教通史。在本书结尾“基督教史的未来”中，冈萨雷斯教授说，“我们就这样讲完了基督教史——讲到了今天。它是一个复杂的故事，有它的兴衰沉浮，有经受试炼的时候，有饱享荣耀的时候。但是，同每一种历史一样，基督教的故事并没有讲完，因为我们也在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我们不只是最近这段历史的一部分，我们更是一段未被书写的历史的一部分。”
其实，每一个基督徒，甚至包括每一个人（“不敌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马可福音》9：40），都在参与书写这部基督教史，即使我们的名字可能没有列入这部史册，但仍盼望我们的名字可以列入天上的生命册，所以，我们要好好书写属于自己的这段历史。
邱红
于上海浦江花苑
2016年1月1日
《基督教史》读后感(五)：冈萨雷斯《基督教史》阅读笔记（1-7章）
• 第二章 时机成熟
○ 巴勒斯坦的犹太人
§ 不同派别：法利赛派是律法主义者，撒都该派的焦点是圣殿（得到罗马人的支持），艾塞尼派是禁欲主义。
§ 犹太人的两个基本教义：1民族一神论；2末世盼望
§ 法利赛派最终延续下来发展成现代的犹太教
○ 早期教会在罗马法律与希腊文化的背景下诞生
§ 罗马帝国的统一使得传教便利
§ 另一方面，罗马帝国的宗教调和主义（罗马万神殿）和皇帝崇拜又对基督教徒形成逼迫；
§ 希腊化文明中，柏拉图哲学与斯多葛学派对传教极具吸引力，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等人批评古代的神袛，讨论一位完美与永恒的神，并相信灵魂不朽；斯多葛学派坚持极高的道德标准，认为人类必须培养道德洞察力，勇气，自制和公义四种德行，这些与基督教徒的思想天然相吻合。
• 第三章 耶路撒冷的教会
○ 最早的基督徒来自于犹太人，实际上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新宗教的信徒，他们的信仰没有否定犹太教，而是相信弥赛亚时代已经最终到来。
○ 在习俗方面，早起基督徒为忏悔自己的罪留出每周两天的禁食，这是延续了犹太人的习俗；
○ 早期教会的权力主要集中在十二个使徒，其中彼得和约翰最为重要，是教会的两块柱石，第三块柱石不是十二使徒之一，而是主的兄弟雅各；
○ 耶路撒冷的基督教会遭到逼迫，雅各被杀害，教会迁到培拉，被犹太人与外邦人（约旦以北）双双抛弃，在约旦以北的荒无人烟地区接触到许多同样遭到遗弃的其他犹太教派，互相影响着发展；
○ 由外邦人主导的教会宣讲自己的信仰成全了犹太教，因此犹太人应道信仰基督教，在基督教徒中激发了反犹太人的情绪；
• 第四章 向外邦人宣教
○ 宣教的范围
§ 教会接纳非犹太人的最初迹象，可能是腓利（保罗的朋友）的信教，以及埃塞俄比亚太监的信主，应当注意的是这些外邦人并非与犹太教完全格格不入，只是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没有成为犹太教徒。
§ 在外邦教徒是否必须遵守犹太人的律法问题上，耶路撒冷教会经过讨论后，接纳了不完全遵守的外邦人，但也有犹太基督徒认为外邦基督徒应当更加严格地遵守。
○ 保罗的工作
§ 新约中有大量篇幅记载了 保罗和他的宣教旅程，但还有许多其他的基督徒在各地讲道，如巴拿巴和亚波罗等。
§ 保罗的贡献还包括：实际建立了教会、所写的书信最终成为基督教圣经的一部分，对基督教会的生活与思想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 保罗的宣教步骤主要是：到一个城市的犹太会堂或犹太社区，宣扬弥赛亚的时代现在借着耶稣的复活已经到来。（关于弥赛亚的时代：新约圣经主张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弥赛亚，因为耶稣的出现，应验了旧约圣经中的许多预言；而犹太教信徒则予以否认，并仍然期待他们心中的弥赛亚来临。）
○ 外邦人教会的增长带来来崇拜生活的变化，崇拜分为“圣道崇拜”和圣餐崇拜“两部分，只有阅读了大量经文，接受洗礼后的基督徒才能留下来继续进行圣餐崇拜，这种崇拜很早就在进行，并一直持续到公元3世纪；
○ 关于使徒宣教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彼得、约翰和保罗这些圣土确实进行过旅行宣教，其他使徒可能也做过，但实际上大部分宣教工作并不是使徒所做的，而是许多无名的基督徒所开展的，但每一个重要城市的教会都会声称自己由使徒所创立，这使得这段历史充满谜团。典型的事例包括雅各到西班牙传教并遇见柱子上的圣母故事（圣雅各，或西班牙文的圣地亚哥，成为了西班牙的主保圣徒）以及多马向印度过往冈多法勒斯传教的传说。
• 第5章 与罗马帝国的最早冲突
不论是早期基督教徒自己，还是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以及作为统治阶层的罗马人，在基督教诞生之初，都认为它只不过是犹太教内部的一个派系，犹太人担心，这些新一段会招来上帝对以色列的震怒，这激起了犹太人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
而对罗马人来说，正在发生的不过是犹太人内部的冲突，在不妨碍和平的情况下，罗马人更愿意置身事外，但如果出现扰乱治安的行为，罗马人就会出面维持秩序。
• 随着犹太人民族主义高涨，反抗罗马帝国的起义发生，犹太人与基督教徒之间的区别越来越明显，基督教徒试图尽可能远离犹太人的起义，这也使得罗马当局对基督教产生了新的认识：基督教是与犹太教极其不同的宗教。
• 这一新认识——基督教是一个独立宗教——是罗马帝国从尼禄皇帝的逼迫态度，转变为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的根本原因。
• 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皇帝更迭：
○ 尼禄（54-68）——逼迫基督教徒
○ “四帝之年”（加尔巴，奥托，维特利乌斯，苇斯巴芗）——政治动乱
○ 提图斯（79-81）——无逼迫
○ 图密善（81-96）——逼迫基督教徒（《启示录》成书）
• 第六章 公元2世纪的逼迫
○ 《殉道记》生动而翔实地记录了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对于基督教徒的逼迫，其中的典型人物包括公元107年安提阿主教伊格纳修及其朋友波利卡普。
○ 基督教徒对待殉道的态度十分平静，愿意勇敢地面对死亡，并认为这样能成为”上帝的话语“。有些甚至主动殉道，但可能被当作假殉道士。
○ 罗马皇帝对待基督教徒的态度：帝国的政策是无需调查基督徒，但只要他们被指控，带到官员面前，他们就要受到惩罚。这与皇帝是否贤明似乎没有关系，如公认为理性有智慧的开明皇帝马可奥勒留也曾下令处死基督徒，而更多取决于地方的环境（邻居的善恶）。帝国当局认为，基督教是一场带有颠覆色彩的运动，从而是出于维护国家统一的原因，试图镇压基督教。
○ 在这种情况之下，基督教徒们认为有必要对一些误解进行驳斥，对虚假传言进行消解，承担这一写作者任务的人被称为“护教士”。
• 第7章 护教
○ 基督教徒要驳斥关于他们的荒谬猜想：每周举行的爱宴、吃婴儿的圣餐、崇拜驴；有文化的异教徒的敌意则来自于深深的阶级偏见，认为基督教史野蛮人的宗教，从未达到希腊哲学家的水平；关于上帝和来世的信仰也让人怀疑……
○ 对此类批评的驳斥产生了一批出色的神学著作，如查士丁的护教文和《与特里弗谈话录》，查士丁的学生塔提安《致希腊人书》等等。
○ 基督教徒与异教文化的关系：与异教徒相比，基督教徒必须做到：
§ 弃绝神袛崇拜及与其有关的一切（如庆典）
§ 不能够参军（和平主义）
§ 反对学习古典文学（有神袛）
§ 必须崇拜独一的上帝（而不能崇拜皇帝）
○ 护教士对当时观点的一一驳斥：
§ “基督教起源于野蛮人”：一个人不说希腊语并不意味着他就是野蛮的，且希腊人所拥有的一切也是从他们所谓的野蛮人手中所继承的，希腊人所谓的智慧只不过是对摩西所认识的智慧的苍白反思；当然，也有护教士如查士丁试图找到基督教信仰与古代智慧之间的联系（上帝是逻各斯/宇宙真理的肉身表示）
§ “基督教没有有形之神，因此基督教徒是无神论者”：有形的神袛是人类的发明，反而要受到人类的保护，更不能保护人类；
§ “末日复活不可能实现”：如果上帝可以从无到有创造一切，那当然可能在他们死亡之后重新创造他们；
§ “基督徒缺乏道德”：基督徒的行为准则要求的是善的行为，而不是罪恶；
§ “基督徒拒绝崇拜皇帝，是颠覆分子”：即便如此，他们仍然是帝国的忠实臣民。皇帝需要的不是受敬拜，而是为他效力。（作者冈萨雷斯认为此处基督教徒并未真正理解颠覆的含义，基督教拒绝履行法律规定的公民义务，建立了全国性的通信网络，实际上隐含着颠覆的意义。）
《基督教史》读后感(六)：超极简基督教史
《基督教史》分阶段描述了基督教历史的发展脉络，为研究基督教提供了一份目录。虽然这份目录并不能使人理解神学理论，但起码使笔者大致了解了基督教的发展历程。笔者这篇《超极简基督教史》是对本书主要内容的概括，意在使没有时间看书的朋友能在尽量短的文章内了解基督教的历史与变迁，当然，本文不是严肃著作，笔者也是现学现卖，一篇科普文章所起到的作用也有限，个人私货亦难免存在，还请大家见谅。诸多疑惑我尽量在本文中澄清。 基督教是一种以教义为核心建构的社会组织，在欧洲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很多影响欧洲发展的历史事件中，都能找到基督教在其中的身影。15世纪后基督教随全球化从欧洲走向世界，基督教的历史也成为世界性的历史。 早期的教会我们可以从《新约》中耶稣后使徒的经历中发现，在那位从加害者皈依为信徒的保罗的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不断的宣传，犹太人走向罗马各地。此时，犹太人与希腊化犹太人、外邦非犹太人在教内的关系成为教会内部的主要矛盾，时常暴发的冲突并不总能像保罗的处理那样令人满意。最终的结果是犹太人成为了教内的少数派，遍布罗马的外邦信徒成为多数，这个向全罗马宣传的过程并不像《新约》描绘的那样由几个门徒完成，虽然他们走向罗马以外的世界，起到联合全罗马教会的作用，但教会的传播更多由无名信徒完成。我们不能忘记，虽然本文中提到的人影响了基督教的历史，但更多塑造历史的人并没有留下名字。 随着一次犹太人起义后，耶路撒冷被罗马摧毁，基督教与犹太人关系渐行渐远，教会在希腊世界的活动更为活跃。教会需要面对希腊文化的冲击，教义就是在对冲击的回应中形成的。柏拉图等希腊哲学家的思想对教会充满挑战，希腊哲学中一些理论比犹太文明更为优秀，为了调和两种文明的矛盾，教会吸收了柏拉图、“逻各斯”等希腊文化中可以加强自身神学构建的哲学思想（吸收的希腊哲学很多，很复杂，笔者也没懂）。此外，教会也吸取了其它文化的理论，比如末世审判的概念来自琐罗亚斯德。为了与希腊哲学辩论，教会诞生了第一批思想家与著作，他们与希腊人辩论，捍卫教会，《旧约》也被翻译成希腊文，基督教在希腊世界发展。 但希腊文化还是对教会产生冲击，在诺斯替主义的世界观中，我们的精神被困在肉体的躯壳中，需要不断修炼精神才能让精神从肉体中摆脱，获得拯救（诺斯替主义很复杂，不能三言两语说清，笔者也不懂），这可能对基督教的世界观产生修正。另外，马西昂的学说更为威胁，他将神分为两位，一位《旧约》中创世神，创造了世界的物质，一位更高的神，就是道成肉身的那位神。为了满足他的学说，马西昂自己编写了《圣经》，并且只承认《新约》中极少的篇目，所有与犹太人有关记录的被他删去（犹太人的那位神是创世神），耶稣是更高的神化身突然出现的。为了回应诺斯替主义的冲击，教会一致决定规定《圣经》的固定篇目，并且规定了所有信徒必须承认的理论《信经》，它的主要内容是德尔图良的三位一体学说：神有一个本质，三个位格，耶稣神人二性。面对诺斯替主义与马西昂的学说，这份《信经》的意义是创世的神与道成肉身的神是不成割裂的。 当时教会面临的政治局势并不乐观，罗马对教会充满误解，教义中禁止偶像崇拜与罗马皇帝的至高地位产生冲突，信徒们的教会生活也与罗马公民的生活相差太远。尼禄、图密善等都视基督教为叛国势力，对信徒进行了屠杀，《圣经》的最后一篇《启示录》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成的。图拉真意识到，不值得花太多国家资源关注教会问题，因此他下令停止主动迫害，基督教依然不被承认，但只要官府没发现就不管，只有信徒被送到官府时他才是有罪的，而且只要崇拜了皇帝就无罪释放。可见当时信徒的生死取决于他和邻居们的关系，但依然有众多信徒被送到官府后选择殉道。此后的皇帝政策经常反复，信徒们在这一时期的关系总归不好过。面对苛政猛于虎的环境，诺斯替主义强调修炼精神的思想残余引发了信徒逃往沙漠隐居修道的运动，这影响了后来的历史。 罗马帝国与基督教的紧张关系结束于君士坦丁，我们难以认定君士坦丁的真实想法，但他将基督教与罗马古代信仰放在同等地位。在与几位竞争者进行战争时，君士坦丁将带有教会色彩的词语印在军队的盾牌上，这可能对李锡尼军队的军心造成影响。在君士坦丁击败几位敌人后，为了削弱其他敌人的势力，他建立了君士坦丁堡。作为第二罗马，这项举措让西罗马帝国毁灭后罗马的名号又存在一千年。在此后几位皇帝虽然也有政策反复，但基督教逐渐取代罗马古代信仰成为正统。 对此，教会内存在不同意见。修道主义兴起了，在尼禄时期成为信徒明显比在君士坦丁时期成为信徒要更困难，因此修道主义者视教会成为正统为对权力与名誉的堕落，成为信徒要经历的考验也减轻了，他们建立了修道院，集体生活里面修道。对于曾经在迫害中放弃信仰的信徒，如何重新对待他们引发了多纳徒主义争论。多纳徒主义的争论还与阶级斗争有关，在被罗马剥削严重的地区，他们更厌恶有官方背景的地区主教，往往会对他们的品德问题产生质疑。 更严重的分歧是阿里乌之争，在这次争论中，双方都使用了政治手段为自己撑腰。争论的焦点依然是希腊哲学与神学教义上的分歧。在前面我们提到了逻各斯调和了理论分歧，神与我们之间还有一个逻各斯，神并不直接和我们接触，而是通过逻各斯。那么阿里乌提出了问题，神的逻各斯是否等同与神，阿里乌的回答是不等同，逻各斯也是神的创造物，亚历山大的回答是等同。争论暴发了，亚历山大用自身职权优势占据优势，阿里乌派不服，这引起了尼西亚会议。会议上，可能亚历山大派依然使用了一些手段，最终的成果是《尼西亚信经》，驳斥了阿里乌主义的错误观点。这份《信经》重申了三位一体，但强调了圣子与圣父同质，虽然圣子出于圣父，但圣子不是圣父的创造。会议的结果并没有终结争论，阿里乌之争仍然要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这段时间阿里乌派也并不总处于劣势。 在君士坦丁到中世纪之间的时间，也出现了很多神学家，他们中最出名的是奥古斯丁。他曾有过放荡的生活，也有过漫长的信仰斗争，最终他以《忏悔录》与《上帝之城》闻名于世。他驳斥了琐罗亚斯德的善恶对立二元论，而是将善恶看成一种倾向的不同程度，恶是善的缺失。他也对自由意志进行了阐述（奥古斯丁的思想很复杂，笔者也不懂）。但他的正义战争论引发了恶劣的结果，这成为了发动战争的借口，我们在之后可以看到。奥古斯丁时代，西罗马帝国已经摇摇欲坠，这对他的世界观产生了影响，《上帝之城》就是对世俗城市腐败的批评。 随着西罗马帝国毁灭，欧洲进入中世纪，罗马教会与君士坦丁教会的分歧越来越大。在这段时间会主要以西欧的历史为主，君士坦丁的教会比较稳定，但罗马教会却必须承担西罗马帝国毁灭后西欧出现的权力真空。被视为蛮族的民族不断入侵，他们与西欧拉丁语教会相互影响，众多蛮族皈依基督教，基督教也在爱尔兰找到了向神父忏悔的传统。 在君士坦丁教会的主要争论在阿里乌之争后是聂斯脱利派等争论。针对耶稣神人二性的分歧使聂斯脱利派被君士坦丁教会当成异端，但君士坦丁当局仍试图拉拢聂斯脱利派，当聂斯脱利派的主要宣传区域被波斯攻占后，君士坦丁放弃了对聂斯脱利派的统战。针对各种争论，君士坦丁教会开了诸多会议统一思想。聂斯脱利派在波斯流传广泛，在中国，聂斯脱利派被称作景教，中国的文物显示在唐朝之前，景教就在中国流传了。之后的君士坦丁教会将文化传给斯拉夫人，西里尔字母随着东正教在斯拉夫人的传播被创造出来，这将影响东正教后续发展。罗马教会与君士坦丁教会的隔阂逐渐加深，在很久之后，罗马教会的特使洪贝尔在君士坦丁圣坛上拿出了开除君士坦丁教会教籍的书信后愤然离开，天主教与东正教永远分裂了。 罗马教会并不关心君士坦丁堡发生的神学争论，他们正在应付混乱的局势。中世纪的历史是罗马教会教皇权力增强又衰落的历史。罗马教会参与了与蛮族的谈判，比如大利奥与匈奴王阿提拉的停战谈判。面对阿拉伯人的入侵，欧洲的商路被阻断，欧洲进入了以物换物的封建时代，查理马特制定了封建土地制度。他的儿子丕平响应了教皇的求救，他赶走伦巴第人的威胁，把罗马周边土地送给教皇司提反二世。从此，教皇与法国的关系成为历史上相当有趣的现象。欧洲封建社会，教皇教会也成为拥有土地的地主，因此封建领主也要争取教会的支持，这令人想到买卖神权的行为。 修道主义在西欧发展迅速，本笃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修道院制度，确立了修道院生活作息，学习生活。在蛮族入侵的背景下，修道院保存古代文明的文化遗产。修道院并没有与君士坦丁教会联系密切，却深刻影响了罗马教会的意识形态。修道院也是地主，也会堕落，试图改革修道院的运动也会堕落。方济各与多明我修会等运动展开，多明我修会对学习的强调将影响一位最重要的神学家。 与东正教分裂后不久，在改革罗马教会的克吕尼运动中，产生了将教皇权力推向高峰的格里高利七世，宣扬教皇权力的他与亨利四世的事件十分有名。格里高利七世的法令宣称教皇可以废黜皇帝，他与亨利四世在主教任免权上发生冲突。亨利四世首先宣称革除格里高利七世教籍，格里高利随后将亨利四世革除教籍，废黜皇帝位，亨利四世被迫来向教皇忏悔，并在格里高利七世的门口等了三天。当然得势的并不总是格里高利七世，亨利四世在平国内叛后就攻击了格里高利七世，格里高利七世死在逃跑中。 他之后的几任教皇，权力更加强大，乌尔班二世发动了十字军东征，攻占了耶路撒冷。在教皇英诺森三世在位期间，教皇的权力达到顶峰，他广泛干预欧洲各国国王的婚姻，其发动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是一次荒诞的战争，十字军并未攻打穆斯林，而是攻下君士坦丁堡后进行屠城，立伪政权，这加深了东正教与天主教的矛盾，本次东征甚至建立了可笑的儿童十字军，这些儿童都成了奴隶。除了东征，还有针对西班牙摩尔人的西征，他们是穆斯林，征服西班牙将对后面的历史产生影响。总的来说，十字军东征是一场灾难。 权力的巅峰之后是衰落，黑死病在欧洲暴发，死了很多人，今天我们知道传染病来自老鼠身上的跳蚤，但当时这被归结为犹太人的阴谋，因为犹太人死得少，今天我们又知道犹太人死得少是因为犹太人养猫，鞭笞自己忏悔的运动展开了。英法爆发了百年战争，在法国节节败退后，一位声称听到神迹的少女贞德支持了被大家广泛不看好的法国王太子，贞德帮法国挽回了颓势，但贞德后来被英国俘虏以异端罪处死，因为她声称自己听到神用法语说话。后来，当年的法国王太子给贞德平反。在英法百年大战中，教皇有一段时间成为法国傀儡，连续几任教皇被法国看管在阿维尼翁，这也导致英国反对罗马教会。在这些事件中，民族主义的兴起将动摇教皇的权威，并影响后面的宗教改革。 对修道院的腐败的厌恶产生了托钵修会，方济各与多明我是代表。多明我修会对学习的重视可能影响了早期大学的成立，经院神学此时达到巅峰。托马斯阿奎那是一位多明我会中的老师，面对与穆斯林战争中从穆斯林学者传来的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冲击，托马斯阿奎那作出了回应，这些他写在了《神学大全》中。他重新审视了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关系（阿奎那的思想笔者也不懂）。但阿奎那的神学也会受到即将到来的挑战。 在教皇被法国看管的这段时间，为了弥合罗马教会的分裂，又开展了众多会议，但会议可能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会议加速了天主教的分裂，甚至出现敌对势力各自开两个会选两个教皇的现象。在英国质疑天主教的态度中，威克里夫提出了英国教会独立于天主教，这受到了英国当局的欢迎，他的观点也在看到天主教的众多丑闻后变得激进，他要求《圣经》翻译成自己民族的语言，关于圣餐的态度也引发了争论。当威克里夫质疑统治者时，他便不受当局欢迎了。在今天的捷克，约翰胡斯也引发了关注，他的激进神学观点与捷克的民族主义运动成为与天主教矛盾的焦点，胡斯的质疑天主教的权威（当时同时存在三位教皇），也反对教皇对波西米亚的的经济剥削。胡斯虽然得到了他生命安全的保证，但在公开与天主教辩论后的一次会议上，胡斯还是被下令烧死了。 威克里夫与胡斯是宗教改革的先驱，在那段时期，最早的资产阶级出现，民族主义运动开展，他们的需求同天主教存在矛盾。奥斯曼帝国攻占了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现在叫伊斯坦布尔，天主教并未特别响应东正教的求救。文艺复兴让这个时代的艺术家更关心古代的光辉，他们更关心人。印刷术无疑也挑战了天主教对神学的垄断，此时的教皇也受到文艺复兴影响，但这表现为他们更加虚荣腐败。宗教改革呼声越来越高，面对崭新的时代，天主教的陈旧神学不能满足人们，人们急需一种满足新时代要求的神学观点。 在讲述即将到来的宗教改革之前，我们先看看西班牙发生的重要事件，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欧洲的殖民运动开始了，天主教也随着地理大发现前往美洲与世界。美洲原有的阿兹特克与印加帝国被摧毁，开发者带来他们的文化，天主教在美洲大陆态度发生分歧，一些传教士主张加强剥削，另一些传教士主张同情印第安人。天主教会让西班牙向东殖民，让葡萄牙向西殖民，但两国还是在菲律宾碰上了。就在这一殖民运动中，中国澳门成为殖民地，利玛窦前往中国。 马丁路德曾是一名充满疑惑的人，但在一天下午，在花园中的路德突然感到自己信仰坚定，他不再对神学疑惑，原本痛苦思索的马丁路德焕然一新。他的神学核心是“因信称义”，凭借信心生活的人会得到神的公义，我们都是罪人，神的律法审判我们，但神的福音会赦免罪（笔者也不懂，只能说主要观点）。令马丁路德成名的事件是出于对赎罪券这种教皇经济剥削德国行为的不满，他将一些神学问题写下自己的观点并贴在门口，被编成《九十五条论纲》在德国广泛流传。德国的民族主义讨厌教皇这种无耻的敛财手段，所以马丁路德的小册子引发了反对教皇的运动，德国贵族也把马丁路德秘密保护起来。马丁路德与天主教在国家会议上辩论，马丁路德坚信他的新神学，他烧掉天主教发给他的命令。随后他被秘密转移到乡下化名继续从事《圣经》德文翻译工作。 德国宗教改革运动与天主教的政治同盟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了，西班牙的查理五世在德国镇压这些新教异端，支持路德的德国诸侯结成施马加登同盟，对抗查理五世代表的天主教的镇压。有时，复杂的政治局势使得新教与天主教达成同盟，但双方的关系始终伴随着政治矛盾，当时的主要局势是西班牙查理五世对整个欧洲新教运动的镇压。在瑞士，茨温利领导了温和的新教改革，但在德国，出现了一些比马丁路德的新教更为激进的暴动，农民要求他们经济权利，因此暴发了德国农民起义，闵采尔就是一位领导德国农民起义的神学家，他被认为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先驱。 路德并没有成体系的著作，他面临的局势使得他更多的在与天主教辩论，加尔文则系统阐述了新教神学理论，这些被记载在《基督教要义》中，他主要的神学活动在日内瓦进行。新教内部的矛盾主要是对圣餐的不同理解，天主教认为你在吃圣餐时，是吃基督的肉与血，路德认为你在吃基督肉与血“化成”的圣餐，茨温利认为圣餐是象征性的肉与血，加尔文试图调和新教内部的矛盾。虽然这些不同观点看起来是无意义的争论，但背后存在着宗教改革运动中巨大的神学分歧。 新教很快就传播到整个西欧。在英国，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矛盾伴随着英格兰、苏格兰的政治对立。亨利八世不承认教皇的命令，《乌托邦》的作者莫尔因此丧命，他被天主教与社会主义者共同推崇。亨利八世也并不对新教友好，但他的独立态度导致新教在英国的兴盛。他的女儿玛丽与亨利八世的矛盾与天主教的生活使她反对父亲的政策，她在位期间大肆杀害新教徒，这为她刻了血腥玛丽的称号。随后的女王是她妹妹伊丽莎白，她试图走一条调和路线。但还是发生了一些阴谋，天主教与他的侄女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可能针对伊丽莎白的政变，最终玛丽斯图亚特被处死。 查理五世继续他与德国新教之间的战争，他在德国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最终失败了，这中间是无数的条约。西班牙对低地国家的压迫酿成了尼德兰革命，天主教与新教的冲突在这场革命中同样重要，最终结果是西班牙被迫谈判，低地国家后来成为荷兰、比利时与卢森堡。法国的战争发生在皇室与胡格诺派之间，凯瑟琳德美第奇针对可能的威胁，对胡格诺派进行了圣巴多罗买日大屠杀。随后内战爆发了，三位名叫亨利的人宣称自己是法国国王，最后在新教与天主教之间反复横跳的亨利波旁成为国王，他最后是们天主教徒。在欧洲各地，都产生了新教与天主教的冲突。 在德国与捷克，天主教与新教暂时的谈判不能终止战争，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经常发生的流血事件造成三十年战争。起初只是将天主教派来的顾问扔出窗外，却成为了第一次欧洲大战的导火索。西班牙在德国的镇压引发了其它新教国家的恐惧，他们结成联盟入侵德国。最终战争让最嗜血的人也感到厌倦，对宗教的热情引发了对宗教的冷漠，神学热情迷失在无尽的政治漩涡中。 法国作为红衣主教的黎塞留对外支持新教，对内却害怕胡格诺派闹事，他剿灭了胡格诺派的堡垒，胡格诺派在拉罗舍尔围城战抵抗到最后一刻。随后的太阳王路易十四强迫新教徒改信天主教，法国发生了信仰新教的农民起义，他们被残酷镇压。 英国的新教派别很多，往往他们被统称为清教徒，他们与詹姆斯一世的英国公教会发生冲突，詹姆斯一世并不偏向哪一方，他更需要的是赋税。新教议会一项针对天主教财产的法令引发了天主教炸死国王的阴谋，阴谋的策划者盖伊福克斯成为今天的政治符号。随后的查理一世的税收政策引发了内战。在这场诞生了君主立宪政体的战争中，英国公教会与新教、议会与国王、英格兰苏格兰之间的矛盾交织在一起，最终威廉王子与玛丽的宽容的执政结束了纷争。罗马天主教会内部此时也在进行改革，这种温和的改革遭到天主教激进派的反对。新教发展中自身也产生了众多思想流派。
《基督教史》读后感(七)：一部基督教史，半部欧洲史。
基督教史即从《新约》时期开始，三大公认节点：罗马时期、中世纪、宗教改革以后。
罗马时期又因皇帝君士坦丁归信基督这一里程碑分为早期教会和帝国教会两部分。古希腊罗马的泛地中海一体化与政治统一，为以色列犹太人遍布各地进而传播犹太教提供了政治和时代土壤。最早的基督徒和犹太教徒，自己和他人都不觉得是两个宗教，彼此都认为是同一宗教内部的不同派系。关键点自然在于基督徒认为耶稣就是弥赛亚，并可以吸纳万国万邦归向锡安。之所以产生矛盾系罗马帝国统治者为了更有效地融合民众的精神世界，将所有各地的神纳入万神殿，实行所谓的“调和主义”，而这严重违背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一神崇拜。犹太教徒有更久远的历史和民族主义凝聚力，因而对帝国的治安和权威反抗带来更大的挑战，而外邦人逐渐占多数的基督徒则没有这样的“麻烦”。故在帝国统治者眼里渐渐地意识到基督教是一个与犹太教极其不同的宗教。
尼禄的罗马大火，正需要平息民愤而嫁祸给基督徒是任何在其位的统治者都会首选的方案之一，随即开启了逼迫是多数缓和是幸运的常态。早期的教会和基督徒世界的起伏都伴随着每一任罗马帝国皇帝的决策和风格。基本是被看不起的，如同《新约》所展示的，作为木匠的耶稣本人也是和税吏、妓女及社会底层的人过往甚密，因而知识分子等宗教大师是个例，在罗马帝国早期基督徒群体给人整体印象就是贫穷、愚昧、低下且多集中于厨房与市侩之地。
而后随着信徒们的工事，基督教以顽强的势头继续向前，直到君士坦丁归信。略讽刺的是，君士坦丁的“归信”并不符合基督教范畴的归信，因为他同时作为罗马帝国各异教神的大祭司，不过谁让人是皇帝呢，直到他临终前才能算是真正归信。好了，划时代的意义，宗教事务和政治事务极大地重叠，如果不是合二为一的话。教会决议和神学辩论都牵扯进了帝国的政治考量，自然是利弊两面。上升到了国教层面的基督教可以说是借着罗马帝国的东风传遍环地中海甚至是中东印度的部分，与此相伴的是许多情形下皇帝取代了上帝的影响。但由于基督教义和教徒的强大内在，还是教会本身推动了基督教的历史发展。作者花了大量笔墨在罗马帝国时期的教会领袖上，每一位都有各自鲜明的特点与经历，不变的却是他们共同的虔诚与坚定，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将圣经从希伯来文翻译为拉丁文版本（武大加译本）的哲罗姆最让我印象深刻。由于帝国时期的教会覆盖了前所未有的疆域和人口，不同的历史渊源、经济关联、政治利益难免产生了引起分裂的神学争论，以多纳徒主义、阿里乌之争与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为最，相比之下修道主义则是独树一帜的践行而非分歧。
最大的分歧或叫分裂当属东西教会的不同，系帝国中后期罗马往往分东西两个皇帝所致。这么看来，天国直属的教会很难摆脱世俗政权的纷扰。这里有一点很有意思，说拉丁语的主教羞辱西罗马帝国皇帝，而东罗马帝国皇帝却在流放说希腊语的主教，不知是否是上帝的预言，前者的区域孕育了后来的民主自由，后者的国度相对更为专制与独裁。
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标志着中世纪来临了，东罗马继承者拜占庭帝国勉强延续了一千年，西罗马帝国被日耳曼等蛮族彻底冲散，世俗政权四分五裂且极不稳定，古罗马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艺术几乎被毁灭殆尽。在这种背景下，基督教会成了文明与秩序的保护者与传承者，并逐渐填补了罗马帝国消逝后所留下的权力真空。放在上千年的时间维度，再次证明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句中国古话的道理。西罗马帝国虽早于东罗马近千年灭亡，然而过早的迷茫和混乱某种程度必然需要诉诸一种精神寄托和世俗权威，教宗领导下的基督教会可谓契合了这个历史定位，也就奠定了神权高于君权，虽在中世纪导致了神职阶层的寄生腐败与思想压制，但却为中世纪之后的政治自由埋下了深深的土壤，而在拜占庭，世俗政权的稳定带来了君权压制神权，主教们自然是要看统治者的眼色，连神都被皇帝压着，世俗臣民更无申诉政治权利的可能。因而整个中世纪的篇幅都在描绘原来西罗马帝国领土上的基督教会。
法兰西最早分为勃艮第与法兰克，勃艮第最先归信基督教，法兰克通过联姻而后征服勃艮第这一机缘归信基督教。大不列颠更有意思，爱尔兰因地理关系并未遭受蛮族入侵因而保留着古罗马时期的基督教会，加之都在哈德良长城外，因而宣教至苏格兰形成苏格兰-爱尔兰基督教会。英格兰本土被央格鲁撒克逊分占为七国信奉异教，教宗大格列高利派使团宣教后方才归信基督教，因欧洲大陆越过海峡去英格兰传教的第一站就是肯特国的坎特伯雷，一举奠定了坎特伯雷在英格兰宗教首都的地位。英格兰基督徒很快与苏格兰-爱尔兰基督徒产生了冲突，包括一些习俗惯例如宗教日期的不同，结果，惠特比宗教会议决定支持欧洲大陆的基督教传统，反对苏格兰-爱尔兰的基督教传统。虽然新约圣经注释猜测使徒保罗曾经从罗马出发向西到了西班牙宣教，但实际上西班牙人更认同是使徒圣雅各将基督教传入伊比利亚半岛，并逐渐演变为西班牙人的保护神。雅各(Jacob)在西班牙语中的发音为Tiago，故圣雅各就是San Tiago，待大航海时代后但凡讲西班牙语的地方就恨不得有无数个叫圣地亚哥的城，典出于此。
东西方教会的风格及其与统治者的关系不同，很自然地逐渐埋下借着“神学分歧”为幌子的大分裂种子。在查士丁尼中兴拜占庭时进兵罗马时，罗马教宗似乎还是很买账君士坦丁堡，但随着法兰克力量的崛起，教宗估计悟出了远亲不如近邻的道理遂向法兰克势力投桃报李，并最终导致公元800年的圣诞节，教宗利奥三世加冕法兰克人的国王查理曼（相当于西罗马帝国的正朔传递给了查理曼大帝）。蜜月期终究会过，随着加洛林王朝的衰微，以奥托一世为开创的德意志人接过了西罗马帝国皇帝的衣钵，此时教会被动地违背了其初衷而成为极其富有的强大势力，可以预见的是君主势力与封建权贵都无法忽视教会这股力量。在中世纪统治者看来，教会的有形财富属治理对象，而从教会角度，君王贵族都是神的羔羊，不仅不该干涉教会内部事务，更是应被纳入忠于上帝的妻子，圣彼得的继承者-教会与教宗的管辖。由此拉开了中世纪看似无休止的神权与世俗政治权利的拉锯。
中世纪凸显了此书的短板，通过琳琅满目的人物故事铺搭出来的热闹少了建基其上的底层逻辑阐释。这也就是我很难理解由修道院涌出的教会改革的全景，只知道改革到后来，教宗的权利迅速攀升，两个教宗权利处于巅峰的最佳证明：一是宣布革除皇帝亨利四世教籍的格里高利七世，将皇帝的灵魂罚入地狱，让皇帝成了孤家寡人，迫使其几度当众对教宗忏悔；二是引领一系列十字军东征的前后多位教宗，在此事上教宗乃总设计师战略制定者，而各国国王贵族骑士则是忠实坚定的执行者。君士坦丁皇帝的邀请支援，加上西方基督徒历来对圣地耶路撒冷的敬意与向往，使得乌尔班二世宣告第一次东征时立刻得到了热烈响应，严格说来十字军东征早在格里高利七世时就已在计划中，只是时机尚未成熟。至于西欧数不胜数的国王后来的文学和影视显然将十字军东征刻意浪漫化传奇化，实在是以点盖面，昙花一现的拉丁耶路撒冷王国怎能掩盖生灵涂炭、烧杀抢掳、加深而非缓解西欧与拜占庭的分歧猜忌。更为深远的是，十字军东征最终的失败，源于穆斯林团结整合后的强大力量，此后更长一段时间，基督世界处于守势。
中世纪基督教的由盛转衰，书中原文太过精炼出彩之故，直接引用之：
“中世纪文明于13世纪达到了顶峰。随着英诺森三世的出现，教宗的权利达到了顶点。与此同时，托钵修会开始带领世界归向基督，在大学里发展出令人惊叹的神学体系，在哥特式的艺术中，石头的重量似乎也已被战胜。从理论上讲，欧洲统一在一位属灵领袖教宗和一位世俗领袖皇帝之下。十字军已经夺取了君士坦丁堡，因此，东西方教会的分裂似乎已被弥合。
然而，在所有这些统一的因素中，还有紧张的局势和弱点，它们最终摧毁了中世纪基督教这座气势恢宏的大厦。1261年，拉丁君士坦丁堡帝国灭亡，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为东西方教会带来的假合一不复存在。在14和15世纪，新的经济与政治局势为教宗带来了挑战，并导致教宗丧失了许多权力。民族主义、战争、瘟疫、腐败和侵略击碎了13世纪的梦想，它们为现代的新秩序开辟了道路。”
14，15世纪欧洲大学的兴起，涌现了一波更加“技术流”的经院哲学家，如大阿尔伯特和托马斯阿奎那。这些绝不是在中世纪的神学小圈子里迂腐的神学家们的迂腐研究，的确是全方位打开心智的哲学科学思辨。可以不夸张的说，此后不久的西方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从思维体系的源头可以追溯至经院神学。若非长期有系统的探索论证，真的很难想象会横空出世西方现代科学的基石。
天主教会下的修会，如本笃会、方济各会、多明我会、耶稣会早有耳闻，但看完相关章节依然对修会一知半解，只得留个大致梗概。前三者都属于托钵修会，也就像中原佛教行乞化缘之意，都是前大航海时代面向欧洲本土的修会，觉得天主教会日益得势，忘记了初心，地位财富腐朽贪婪一个不少，故要回归人迹罕至之地专心找回基督教的初心，清心寡欲物质环境越清贫简单越好，强调的是虔诚修道。本笃会远早于方济各会与多明我会，以致于都很难称其为真正有组织的修会，只是圣本笃的自身表率作用太强。耶稣会是大航海时代后成立的，更多的是面向欧洲本土以外的非基督世界进行宣教扩张，因此中国和日本最早迎来的基督教士即属耶稣会士，且多走上层路线，不求归信人数，但求当权者和知识分子的认可，利玛窦汤若望可见一斑。但不知怎的耶稣会从创建伊始就争议颇多，因同为世界范围宣教成为新教死敌也倒算了，后来竟在天主教基本盘西班牙法国被禁就让人觉得很邪乎了。而说到修道院和教堂的关系，修道院组织体系与教会体系是完全独立还是镜像互为补充，有无竞争关系，是否修道士普遍被认为精神境界和神学造诣更高所以往往是修道士转而担任教会要职，修道院是否完全听任教宗管辖等，留待以后有缘时求解。
到了葡萄牙西班牙大航海时代，故事丰富多彩了起来可教会的那一线就显得平淡无奇，无非就是教会派遣跟着殖民者去往新世界新大陆，本来是做随军牧师，但后来更多地是要牧化当地的土著居民。结果可想而知，conflict of interests，如果神职人员坚持母国的基督教义，信靠主耶稣基督的都是弟兄家人，那显然违背了殖民宗主国的经济利益，故除了少数宣教士在重压下坚持着，大多数宣教士自然是看殖民地政府的眼色，按照现代企业的讲法，日常宣教活动，礼仪，讲道，及至给母国的工作报告表面文章一样不会少，但实质上早偏离了基督教义，虽然若干世纪后随着物质条件改善现代政治普及使得情形大为改善，但原罪已然铸成。
诸多繁杂的因素和引爆点带来了整个基督教历史上的第二个高光时刻，宗教改革，上一个还是公元初的耶稣诞生、受死与复活。此前浅尝欧洲史的我总是盯着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现在才了解加尔文方才是宗教改革的中流砥柱，路德的优势在于占历史之先，而加尔文在于坚实深邃的成体系化理论，此后的新教世界（包括打着新教门面其实留着天主教底子的英国圣公会）均是以全盘或主体来自加尔文主义的教义教理。此处必须引用原文“毫无疑问，约翰加尔文是将16世纪新教神学系统化的最重要的神学家。路德是宗教改革勇敢的开拓者，而加尔文则是审慎的思想家。作为宗教改革第二代神学家，加尔文并没有让因信称义夺取基督教其他教义的光芒。”而这两位宗教改革初期的宗师级人物却因圣餐、预定论等个别方面的神学分歧而最终分为信义宗与改革宗，算是一种遗憾吧？
迎来了我认为最最精彩的部分，那就是通过宗教的视角来审视剖析十六十七世纪的欧洲历史。虽然各国国别史和无数非系统提及欧洲的书籍都会零散地呈现重复的史实，可一旦有了宗教改革这部显微镜，那绝对算是深入肌理。德意志直接分为两个阵营，北德为新教阵营，南德为天主教势力范围；哈勃斯堡王朝（主要构成为西班牙奥匈波西米亚）作为天主教的绝对堡垒和拥护者，同时因德意志选帝侯有资格决定皇帝人选等复杂原因，可以说和德意志有着难以厘清的纠缠；法国起先面对着来势汹汹的新教势力（胡格诺派），不说全盘翻转，至少很可能是第二个德意志，新教天主教各占半壁江山的情形，但或许统一大陆集权做得扎实的关系，胡格诺派逐渐式微并转入被驱逐迫害的惨境，圣巴托洛谬惨案、亨利四世、南特赦令都是那段风起云涌岁月的代名词；英国的公案更为清晰和惨烈，都铎王朝和大半个斯图亚特王朝几乎就是宗教改革的活见证，亨利八世这一起头的主，在公为了摆脱罗马教宗对英国教会的管辖，在私为了自己的婚姻，掀起了英格兰轰轰烈烈的宗教动荡。爱德华六世算作过渡，他的两个女儿可谓将整个英格兰来回烙了几遍，血腥玛丽的母亲是西班牙阿拉贡的凯瑟琳，显然是为天主教站台的绝对中坚，而且若不反对宗教改革，那么她就是bastard了；同样的原因使得伊丽莎白一世又为新教站台，极力扭转了玛丽之下回归天主教的趋势。这时不得不提英格兰的欢喜冤家苏格兰，virgin伊丽莎白缺失继承人，只能让作为苏格兰国王的表外甥入继英格兰大统，开启了斯图亚特王朝继续一轮新教天主教互烙英格兰的新轮回，看的人都觉得揪心，直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算是近乎彻底解决了英格兰的宗教隐患。低地国家因为自身信仰同时为了反抗哈勃斯堡王朝，也很快接受新教，从改革宗圣经的三大附录就能反映出三大新教重地，《海德堡教义问答》、《比利时宣言》、《西敏斯特信仰宣言》。撇开英法德低地国家，按照模糊的欧洲地理划分，基本就是北面（包括斯堪的纳维亚）信奉新教，南面牢固且顽强地值守天主教至今天，西班牙意大利南法南德，而东欧基本又是天主教东正教均分天下的大致。所以说万恶的三十年战争爆发不难理解，新教天主教两大阵营几乎牵扯了大半个欧洲进来，按照欧洲历史的说法这才是真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打不知道，一打全暴露了所谓宗教分歧遮盖下的政治经济利益丑恶算盘，法国背后支持新教徒对抗同为天主教阵营的哈布斯堡王朝，仅这一例就足以表明一切都是利益和政治谋划为先，宗教分歧实在是屈居次位的。因此三十年战争，成就了瑞典和法国，打残了本就一盘散沙的德意志并起到了削弱哈布斯堡家族的作用，收官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作为里程碑，标志着从此往后宗教更多的是针对个人与教会，脱钩于世俗社会和政治政权，可谓又回到了“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宗教不会再引发战争，相反民族构成成为了身份与识别的基础，世俗政权的国界愈发重要，与此伴随的是跨国界统管教会的罗马教宗权势，走入不可逆的向下通道。扭转了世俗与宗教的权重，不难理解《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完全有资格成为欧洲中世纪与近代转换的重要标志之一。
过了三十年战争，全书的精彩部分也就基本结束。对于启蒙时代往后的近现代时期，一边倒的是历史牵着宗教走，仿佛是欧洲乃至全球史的历史书章节后顺带介绍下不同时代和地区的基督教演变。无论是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前后的欧洲政治反复、拉丁美洲革命浪潮、美国13个殖民地开拓独立到美国一战称霸全球、东正教世界的正统接力棒从希腊到了拜占庭，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在穆斯林的治下虽持续生存，但不妨碍正统接力棒转至莫斯科公国也就是后来的俄罗斯，这些差点让我忘记自己是在看基督教史而非世界史，可这实在不能归咎于作者胡斯托·冈萨雷斯，而是两大不可逆转的大潮流裹挟所致。第一点就是三十年战争开启的硕果，西方世界更加国际化政治现代化，而宗教力量退出世俗的舞台中央，这倒不是说宗教不再广泛深入，而是说作为与政权力量比肩的一股力量，早已今非昔比，全盛时期的罗马天主教会凌驾于各国君主之上，教皇手握加冕罢免皇帝的权力、策动一系列十字军东征的影响力、动辄让主要大国君主臣服认错的权威力算是彻底进入了历史的废纸篓，结局就是各国的世俗历史发展上升至主线，继而牵动着基督教的历史，美国就是特别鲜明的例证。早期因和母国英格兰的关系，蜜月期还是冲突期决定了其和英国圣公会的若即若离程度，中期则是如何调和基督教爱人如己这一基本教义和普遍的奴隶制这一严重内在不一致；后期则是南北战争以后的美国成为民族大熔炉，也带来了宗教大熔炉。第二点起初并不起眼可逐渐地远比第一点更为重要，那就是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携手登台，前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社会经济的结构，后者从思想技术手段重新审视基督教义包括《圣经》。试想若不是被迫离开祖居农地的城市贫穷工人阶级的增多，怎会有从圣公宗派生出的循道宗，更勿提工业社会的大都市带给人们的体验，较前工业时代田园牧歌式小镇，每周最令人期待的就是安息日礼拜而言，简直是颠覆性的改变。从笛卡尔揭开的科学哲学体系，较之中世纪的神学研究方法是本质的不同与提升，现代化学、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电磁学、生物学、遗传学所有叫得上的主要学科的突破性进展，无一不在缔造着人类理性的一座又一座丰碑，生老病死源于生物和基因的造化，世间万物包括电闪雷鸣都能追究其电子原子或更基础的本质，石破天惊的《进化论》是否在直接否定《创世纪》？十八九世纪的人类社会日新月异万象更新，至少在西方社会看来，凭借自身的理性探索和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利用改造，人类在更接近或理解上帝。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新教世界带来的成功使得十八九世纪的天主教世界显得暗淡无光。北德意志、低地国家、英国、美国及后来的英联邦白人自治领，其经济表现与科技进步完全碾压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更勿提整个拉丁美洲，同为美洲殖民地，西班牙葡萄牙占得先机抢占古老帝国的资源和地理优势处，可经过几个世纪的治理，美国加拿大与拉丁美洲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局面，难怪马克斯·韦伯要写本《论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
新教世界通过充分拥抱物质世界的现代性而进入了全球的C位，原本还需要不停抗争罗马教宗领导下的天主教秩序，现在一切不辨自明。及至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新教世界的宗教成分反倒越来越弱，通过人们自身对真理的探求，对财富的积累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成了一切的中心。按照本书的说法，二十世纪的所有变故改变了这一切，两次大战，全球经济大萧条，二战后民族主义崛起与反殖民浪潮，拉丁美洲军政府独裁，共产主义横行半个地球并导致了冷战，北约VS华约，而后共产主义内部的巨大变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独树一帜，苏联解体，核力量凸显，太空时代来临等等，令新教世界的自信心和乐观精神遭受打击，相反天主教世界倒后来者直追，改革开明并积极应对现代性乃至全球化。天主教这一开放态度起源也并非很高尚，源于十九世纪末的教皇国归于无有。德意志意大利苦教皇久矣，这两个后来统一的大国一直处于分裂，虽于自身无益但却很符合教皇的利益需求，方便合纵连横与摆布。教宗最终退守至梵蒂冈，既然已经失去了世俗权力，那就安心当好天主教的守护神与精神象征。天主教的全球化一方面是与客观世界多极化保持同步，另一方面也是拉丁美洲人口增加，人口的权重使得欧洲本土以外的教徒力量不容忽视，还有对东亚、非洲的宣教成功进一步改变着基督教世界的人口分布。21世纪后，基督教不应再等同于欧洲白人男性为主导，既然传至万国万民，那跨地域、民族、文化、性别的普世教会更应有容乃大，当然兼顾“处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