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口述自传读后感锦集

　　《章开沅口述自传》是一本由章开沅著作，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58.00，页数：41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章开沅口述自传》读后感(一)：一名华师学子的读后感

　　寒假前从老师的办公室书架上借来了此书，从2020年1月10日开始读，历14天全部读完。过去，对章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只有一个大概印象，既未系统读过他的著作，也不了解他的生平。读罢此书，方对章先生历经沧桑的人生有了较全面的了解。

　　先生二十岁以前，爱好文学，经常写作，为之后的发展作了铺垫。然直到二十岁才在大学就读历史学，研究生只读了两年，未读博士。比之今日大学史学科班出身的青年，正规学习时间较短，但阅读广泛，勤于思考，且保持终身学习的习惯，故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彭剑老师在后记中对自己整理的经过做了交待，令我感到口述史研究并不简单，但也有路径可循。首选，采访者须对自己的访问宗旨有一构思，如彭老师确定访问章先生的人生经历，而非学术思考，这就为后续访谈定了基调。之后，须对受访者已有的资料做充分了解，以便拟定具体提纲。尤其须注意受访者在不同阶段所身处的时代环境，以成一历史认识。在实际采访中，彭老师并不拘泥于事先列好的问题，而是任由章先生谈到其他话题。因为，只有受访者自己才了解自己的人生。这也符合史学的治学规范——从材料出发提炼观点，而不是先确定观点，再找材料填充。

　　在后期整理材料过程中，彭老师十分注意吸收已刊于他处的关于章先生的采访报道或先生自述文章，一并整合，弥补自己采访的不足。这种一丝不苟的态度，尤其值得后辈学习。

　　《章开沅口述自传》读后感(二)：一个史学家的人生底色

　　家世

　　章家属于民族资本家的行列，家里有矿山、电厂，业务不仅在家乡芜湖一地，还发展到了大都会上海。这些奠定了章开沅人生的诸多底色。章开沅后来能够一路走过来，上教会学校，参加青年军等等，也与他青年时期受家庭影响，视野开阔有很大关系。

　　曾参与缔结对日和约的章宗祥，是章开沅的远房堂叔。与章宗祥交往密切的章士钊，建国后曾因此对章开沅多有关照。

　　交往

　　从早年间开始，章开沅的人际交往就显得不凡。他家矿山的工程师、所在学校的校长都对他的求学、就业有较大的帮助。参加革命后，中原大学时期的领导和上级，华中大学的院长等人也都对他多有赏识和提携。

　　同辈学人中，章开沅来往的人物，也都是如今我辈所见鼎鼎大名之辈。国内如龚书铎、戴逸等，国外如唐德刚等，皆为友朋。名家云集之下，章自身在辛亥革命史研究、教会大学史研究等方面的开创之功也就变得更加众人拾柴火焰高了。

　　经历

　　出身不同凡响，个人经历却又不仅仅由出身决定。青年时期，章开沅连续两次因为直言和不墨守成规，被所在学校开除。就是在这种景况下，他仍能保持一颗乐观的心，没有自甘堕落，也是他最后能经历此后种种运动而不垮的一个早期写照。他长期不能入党，但又常常替党受过，个种意味是在非同寻常。

　　写作

　　在求学时期，章开沅就对写作保有弄好兴趣，他的数次脱颖而出正式因为他出色的写作能力。即使在动乱的年代里，他也保持了阅读和写作的习惯。有开创之功的辛亥革命史一书正是在艰难困苦之中孕育而出的。

　　《章开沅口述自传》读后感(三)：伤心的章开沅

　　个人情绪的阐发，可能是因为独善其身而不得，可能是由于感时忧世而不能。当一个人的伤心与整个时代密切相连时，更使人感同身受。这是我读《章开沅口述自传》的感悟。

“为党受过”

　　1956年，华师（当时校名为“华中师范学院”）开展整风运动，中共号召党外人士“鸣放”，帮助共产党整风。在整风过程中，章开沅受到民主派人士的批评，说他是“中共的新贵”。田家农安慰他说：“你这是为党受过。你要坐得住，听得下去。”章开沅对“为党受过”的说法深信不疑，还有些受宠若惊——他此时甚至连党员都不是。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在整风—反右运动中受冲击只是那些“反动知识分子”；读到这里我才意识到，那些亲共的、信奉马列主义的知识分子同样遭受了委屈。他们之所以甘愿承受如此委屈，可能就是有“为党受过”作为心理安慰。结果呢，整风并不是进步的前奏，而只是反右的铺垫，是整个“阳谋”的一部分。

　　王实味早在40年代就写《野百合花》批评延安的等级制度，这在整风鸣放中仍然首当其冲，这同样使一路走来的革命者心寒。

“这个孩子，生的真不是时候啊！”

　　章开沅的小女儿出生于1967年冬天，此时章开沅已被关入牛棚。有一回女儿生病，章开沅请假赶到医院，望着女儿的脸，心中感叹：“这个孩子，生的真不是时候啊！”

　　一个人出生在无法生存的时代，整个时代的人都该为此感到耻辱；一个人出生在无法生存的国家，整个国家的人都该为此感到耻辱。

“1989年下半年，我决定结束我的校长生涯。”

　　“1989年下半年，我决定结束我的校长生涯，出国访学。去意已决，我便开始请假。”

　　书中并没有解释章开沅为什么不愿再做校长，但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那一年发生了什么。章开沅从民国、新中国一路走来，那件事情终于使他心灰意冷，决定辞掉公务出国访学。这以后他没再处理华师（1985年以后改名为“华中师范大学”）校务，尽管他知道1991年才正式卸任。

　　二十多年后，当我了解那段历史的时候不自觉地黯然落泪，身处时代旋涡之中的章开沅又该如何呢？我很难想象，又差不多可以想象。

　　《章开沅口述自传》读后感(四)：建国后：以个人为视角的学术发展小史

　　作为华师历院一小辈，仅以此拙文回溯一下建国后以章老为中心的学术发展脉络。

　　建国前夕，章老参加民运，读马列。当时他明显感觉到身边青年学生真读透马列的也就一小部分，暗合毛泽东“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之叹。后投奔解放区，刚到新工作的单位学校就因为“过于散漫”的性格被来了个下马威，为后面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参加土改，敏锐地捕捉到了贫下中农“不是不想，而是不敢”的心理，并明白了“杀一儆百”的逻辑。不隐瞒自己参加的青山区土改大队错杀了一个无辜老地主的事实，至今“心存愧疚”。

　　反右运动，因大鸣大放期间忙于恋爱结婚，未落下把柄。被派去管理劳改的右派分子，在与他们相处中体会到了劳动的快乐，并忙里偷闲通读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的著作，并初步萌发田野调查和做革命史的兴趣。

　　三年饥荒时期，却也正是建国来左翼史学发展的一个高峰。章老和当时的同事走遍大江南北，撰写了许多非常宝贵的一手资料，从题目中（如“某地民族资产阶级调查”“某村生活习俗研究”“某村农民问题”等）可以看出当时的历史学非常重视实证，在理论建构上则着重于社会阶层分析与三农问题。章老因饥饿有一次晕倒在路上的情节令人感佩。但最终因为章老被调走而搁置“准备大干一场”的课题，使他至今仍非常遗憾。

　　1964年往后的四清运动时期，被调到北京文史所的章老因反对遇罗克的丑化和戚本禹的美化而撰文客观评价李秀成被批为政治不正确，受到不大不小的冲击。这是文革的预演。

　　文革开始，红卫兵运动期间在华师的章老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坐过喷气式、被红卫兵辱骂过，并爆出当时华师自杀了三位教授、疯掉了一位教授家属。当时的华师确实是由后勤工人、青年教师和学生夺权后共同管理，从党委书记到章老这样的教授全被发配到某营劳动。管理的人员中有好人有坏人，章老在困窘中仍能苦中作乐。

　　批林批孔期间章老恢复正常工作，并教一位进入委员会共同管理的青年女工识字读书。儒法斗争期间章老坚持不写为意识形态服务的所谓学术文章，再次遭到单位夺权的一位老工人领袖组织的批判，不过大会上批得有气无力，大家都对僵化的阶级斗争厌烦了。

　　改开后不意普选为校长，因一开始行政繁忙抽不出时间做学术，结果搞成了“党委领导下的副校长责任制”。对党委模糊行政与党务界限十分反感，在供水问题上反对当时的李副书记搞一言堂。此后任期内与党委书记配合默契相安无事。

　　后赴日本、韩国、法国等地为南京大屠杀取证。此后的一系列相关研究与辛亥革命史研究彻底奠定了他独一无二的学术地位，此不赘述。

　　章老建国来的学界沉浮让人唏嘘不已，同时也不禁让人疑惑，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倾向影响，真的能在学术时彻底避免吗？又或者说，所谓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本质上是不是用一种意识形态取代另一种，或者说本身也是一种难以察觉的意识形态？

　　《章开沅口述自传》读后感(五)：摘录

　　开诚很有文思，有一次作文，他突有神来之笔，说：“时间比欧文斯跑得还快。”欧文斯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短跑名将，声誉遍及全球。张先生对开诚的作文非常欣赏，说他摆脱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之类的套语。我刻意模仿，此后作文，每逢有时间描写，都沿用“比欧文斯跑的还快”的比喻。张先生批评到：“外国有句话，第一个把女人比作月亮的是天才，第二个是白痴。”我那时还不满10岁，跟着哥哥姐姐勉强读五年级课程，对这个批评感受颇深，开始知道模仿和抄袭都没出息，应该努力自己创造发明。

　　八弟已经不是第一个在乱世中去世的家人了。由于旅途的劳顿，颠沛流离，到重庆后不久，外祖母、六弟和我都生病了。外祖母是中风，六弟是伤寒，我是“走马牙疳”。外祖母和六弟很快就死了，只有活了下来。就在我治好牙病回到家里不久，八弟去世了。

　　我们家在战时的“生死”故事，在整个民族所遭受的苦难面前，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但是，对于我们家而言，则刻骨铭心。

　　1957年12月，我被下放到湖北省当阳县国营草阜湖农场劳动。我至今保留当时表决心的一张照片。照片中，我站在华师一号楼教学楼前发言，胸前戴着大红花，桌前摆着一张大喜爆。喜报是历史系送给我妻子怀玉的，上面写着“章开沅同志光荣地批准第一批下放到农业劳动中锻炼，支援农村社会主义建设。这是章同志的光荣，也是您的光荣。特此喜报!"

　　照片中的话，双手撑在讲台上，张着嘴巴，目视前方，一副慷慨激昂的样子。如果有人问：“你当时一眼望去，看到了什么？”我会这样回到：“讲台前听我表决心的人群，早已在我记忆中模糊。几十年来，唯一清晰的，是在我视线的远处，妻子怀玉腆着肚子蹒跚走过的身影。”

　　一听说要到中宣部见黎澍，生平怕进衙门的我有点紧张，问桂五：“我能进去吗？”桂五说：“没问题。你有证件，你说明要找谁就行了。”

　　经桂五安排，我在约定时间前去拜会。中宣部的门禁并不严，也没人查我证件，我径直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又迷茫，因为我知道他的办公室在哪里。问了几个人也不得要领，都说：“他调走了吧。”

　　正在问难之际，一个中年妇女路过，主动问我：“你找谁？”我说：”找黎澍。“她笑着说：”跟我走吧。“

　　跟在这位女同志的后面，我进了一间很大的办公室。一张很大的办公桌前，一个谢顶的中年人正在伏案工作。”这不是列宁在十月吗？“我心里这样说道。

　　我自己研究资产阶级的时候，有一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个人没有研究清楚，对阶级们的讨论很难深入，应该从典型的资产阶级人物入手才好。从学者的讨论中，我突然意识到，张謇就是我治学的入手之处！

　　《章开沅口述自传》读后感(六)：历史学家的历史——读《章开沅口述自传》

　　华中师范大学的学生，几乎没有一个不知道老校长章开沅的。作为一个非华师的学生，我也非常幸运，有机会见过章先生三次。

　　第一次是在2011年清明节，在武昌石门峰陵园。当时陵园建了一个辛亥志士纪念园，内有熊秉坤等辛亥名人的墓地，清明当天揭幕，章先生等人被邀请去参加。我那时在武大读大一，也跑了很远去那里围观，看到章先生在揭幕仪式上和几位嘉宾一起在手模上按下手印。后来仪式结束，我到纪念园上面参观，正看着的时候，发现身边走过一对老年夫妇，才发现那是章开沅、黄怀玉伉俪。后来两次，都是2016年暑假在华师近代史研究所附近，看着章先生一个人，穿着短裤，拎着包，低着头，从近史所出来往家里慢慢走。若是不认识他的人，一定不会想到这位日常生活中很平凡老人，会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华师老校长章开沅。

　　因与章先生有过几次偶遇，故而捧起这本书，顿时感到亲切异常。书中谈到的很多人，我都有所耳闻，譬如徐懋庸、唐长孺、萧致治等；书中提到的很多地方，又曾是我流连之地，譬如武昌昙华林、开封河南大学、北京玉渊潭等。9月7日至8日一口气读完此书，真觉畅快之至。

　　对我来说，这本书有很多值得玩味的地方，比如：

　　第25-27页，章开沅提到战时外来学校与大后方百姓之间的冲突（流亡学校与当地百姓冲突这一点在陈平原的著作中也有涉及）。

　　章开沅提醒读者注意，“对待口述文献，还是抱持审慎的态度比较好”（P35）。

　　在回忆参军期间见到的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时，章开沅觉得蒋经国“比较随便”“没有什么架子，与他父亲形成鲜明对比”，而蒋介石训话时“声音又尖又拖得很长，怪怪的，不好听”（P76-77）。

　　回忆到他被指入党态度不够积极时，章开沅在书中少见地语气激动了起来：“是不是非要像有的人那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写申请书，写汇报材料，不获批准之后，再写血书？我觉得作为知识分子，还有起码的自尊。别人不要你进入，你却还要用手扒着门，两眼泪汪汪地乞求：‘让我入，让我入。’这种‘积极争取’，有损知识分子的风骨，我当时做不来，现在做不来，永远也做不来。”（P174）似乎可以想见，在口述这段故事时，晚年章开沅的语速和神态。

　　华师著名的桂中路，风景非常美丽，但文革时期，这里号称华师“长安街”，路边贴满了大字报（P231）。

　　类似的值得关注的地方，还有章开沅回忆徐懋庸（P127），守旧老人对溥仪等行跪拜礼（P197），章开沅当校长时“顶撞”关广富（P354）……

　　另外，重点说一下该书的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当然明白在当下的言论环境中似乎是有点苛求了，但是还是应该说一说，那就是章开沅为何请辞校长，出国访学达四年之久。《章开沅口述自传》中对此说明极为简单：“1989年下半年，我决定结束我的校长生涯，出国访学。去意已决，我便开始请假。”（P356）稍有历史常识的读者，读完这句话都会感觉到其中似有隐情。再联系前后文的王军涛、谢小庆、普林斯顿大学等故事，我几乎可以确认，章先生请假出国一事，和那个时代有太多的关联。只是，章先生口述的时候没有讲，或者讲了而后被整理者或出版社删去了。

　　第二个问题，是该书部分章节的文风问题。据书末《整理后记》说明，该书的文字，不仅仅来自口述，还有一部分来自章先生的日记，本书第25章《第一次出国访问》、第31章《海外四年访学记偶》，“就基本脱胎于章师日记”（P416）。《第一次出国访问》文风尚好，读起来和前后没有多少文风上的冲突。但《海外四年访学记偶》文风就和本书其他章节风格大变了。据第386页摘录的一则日记，章先生写日记喜好按照时间顺序记事，整理者在写这一章时，受日记风格影响就很明显，记事多按时间先后铺排，甚至保留了日记中一些琐碎的东西，如写法国汉学家毕仰高“家中仅老夫妇，羊3只，鸭18只”（P374-375）。如何使全书文字尽量保持一致的风格，使日记体、口述体等区分不太明显，尚须整理者在文字处理上再费功夫了。

　　第三个问题，本书结尾太仓促。本书的采访工作从2012年4月正式开始，但全书的在章先生2000年末“关西巡回演讲”一节就戛然而止，其后十余年时间，章先生的人生轨迹在书中竟没有介绍，不知访问者为何作这样的设计？最起码，2011年辛亥百年，也是章先生学术人生的重要一年，还有很多故事可以讲。

　　第四个问题，就是本书的几处错误：

　　82“《达忠集》”应该是“《达衷集》”。

　　139“在重庆办复性书院”应该是“在乐山办复性书院”。

　　164“特此喜报”按照165页的图片，应该写成“特此报喜”。

　　237“珍重”应作“郑重”。

　　311的一段话在封底也有，但两处地方标点有出入。

　　348“洩”这个字是异体字，应作“泄”。

　　416“《国外四年访学记偶》”应作“《海外四年访学记偶》”，与目录及356页统一。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胡耀

　　2016年9月9日

　　《章开沅口述自传》读后感(七)：要是能重来，还做那个同福里的胖男孩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邓先宇

　　一

　　近现代中国是一个吊诡的时代，社会产生的巨变让人目不暇接，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要过去，整个国家就像太平洋中飘摇的小船，一边需要时刻与风雨作斗争，一边还要不停地寻找前进的方向。如果说历史研究是在还原整条船的航行历程，那么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所写的传记，则是生活在船上的人们对自己一生的回顾，这些人既有船长、大副，也有水手、木匠，还有厨师与服务员。在这场旅程中，没有人能够完全避免风浪的影响，而他们对其的理解和反应也各不相同。而从他们的眼中，我们也能从内部来认清这艘船的真实状况。

　　章开沅先生于民国十五年出生于安徽芜湖，期间见证了民族的救亡、战后重建、建国后数次运动，先生自己也当船工、入军队、闹民运、参土改、上讲台、做研究……经历不可谓不丰富。我们也随着先生的文字叙述，见证这个同福里小胖子是如何成为今日闻名世界的历史学家。

　　解放前的中国有多乱呢？章先生青少年时期是这样度过的：小学毕业典礼（1937年）上唱《桃李劫》主题曲；由于不安定的心，接连被九中、计政班开除，在“社会大学”未果；进入金大后因为闹民运未能毕业，参军后又因文笔好进入教学生涯。为民族救亡图存而奋力拼搏，也由于国家的混乱而颠沛流离，这便是那一代青年人的缩影。

　　50、60年代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显得有些陌生，我们大多不能理解那些政治运动的内涵，它又是如何影响那一代人的。而作为一个历史学者，章先生也见证了中国大陆大学与学术的发展。于是，大学重建便与历次运动结合了起来。建校初期的办学方针之争，即关于党化教育与专业教育比重的分配，这一政策一直影响到现在；之后作为知识分子参与土改的经历，验证了改革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文革前学术界依然延续了革命思潮，一篇学术文章亦可产生大风波；文革时期遭到全校性的批判，关“牛棚”，却仍然有“苦中作乐的”心态。

　　等到改革开放，中国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章先生编写的《辛亥革命史》不仅为自己赢得了名气，也成为学术界的一股新风；两岸学者第一次会晤，在两岸关系紧张的同时，两方学者依然显示出了应有的风度；回顾80年代末期担任校长期间，对华师的后勤管理、学风建设、国际交流、人才提拔、党政协调等方面都有详细的描述，既可以将其视之为中国地方性高校发展掠影，而对华师学生而言，这是了解母校历史的好机会。

　　二

　　历史叙述的关键在于“近真”，即陈寅恪先生所谓“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红楼梦》百年来一直被称赞的原因有许多，其对人物言行地描写是其中之一，把一句话的前后遮住，就可以分辨出这是出自贾宝玉或是王熙凤之口，这也是一种“近真”。如果我们再把这本书视为曹雪芹的回忆录，那么这便接近自传的功能了。

　　都说老小老小，人到了一定年龄，性格便会往小孩子方向转变，因此个人认为这本《口述自传》文字上最出彩的地方是对童年、青少年时期的描写。观其文字，那个同福里的小胖子跃然纸上，如下面这一段：

　　武汉的老师很威严，都带着教鞭。教鞭是竹子做的，前段还用铁皮包裹起来……如果是冬天，冷手爱了重鞭，疼痛就要翻倍了。孩子们也有对付的方法，在挨鞭之前，双手用力搓一搓，使手心发热，以降低痛感。[ 章开沅口述，彭剑整理：《章开沅口述自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页。]

　　本人初中数学老师是班主任，每日早自习前都拿着尺子等在教室门口，以惩治那些迟到的学生。本人不幸挨过几次，起初尚无经验，只得默默忍受疼痛，后经同学告知这一方法，倒也不那么疼了。因此看到这一段，便想起了当年在教室楼梯间不停搓手的情景，自然情不自禁地笑了出来。

　　类似的段落还有很多，如被问及“要娶一个什么样的姑娘”时，能提出“要喜欢吃锅巴，每天要能走一百里路”这两个条件的，必然个是涉世未深的孩子；“只许骑马，不许抬轿”这样的规矩，则是物质匮乏年代青少年自娱自乐的方式罢；而在“第一次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取得的一次小胜利”的讨债行动中，既体现社会愣头青内心的紧张，也有取得“胜利”的欣喜和自豪。

　　与之相比，口述自传体例的开山之作《胡适口述自传》在这一点上则做得不够。前些年江勇振先生所著《舍我其谁：胡适》一书中便指出：胡博士常以“今日之眼光”审度昨日，又喜好设迷宫与后来研究者过招，牵着读者的鼻子走。这或许与胡适晚期的经历有关，在其口述自传中也有所体现，导致唐德刚的注释反而压过了正文。

　　三

　　作为一个从民国走来，历经沧桑巨变的长者，章先生的确是“身经百战、见得多了”。其经历中可汲取人生经验也数不胜数，对我而言，印象最深的是以下三点：

　　其一是对家庭的重视。章先生年轻时是一个革命派，而追根溯源，这要归结于其父母：在哪个陈规旧例依然遍行各地的年代，他的母亲也极力批评章家“纳妾”的门风，甚至对其丈夫说出“你以后要是敢娶小老婆，我就打断你的狗腿”这样的话，父亲也十分“听话”，自始至终都没有纳妾，这虽是时代变迁的产物，但也与夫妻二人的“革命精神”不无关联。[ 同上，第6-7页。]

　　章先生本人也很爱老婆，对妻子的回忆组成了的一章。而黄女士也始终把章先生挂在心头，甚至在追忆野泽丰先生“爱老婆”时还不忘把章先生夸赞一番。两人在结婚后近60个年头中相濡以沫，风雨同舟，实在令读者动容。

　　这让我想起本人的班主任同时也作为本书整理者的彭剑老师，他经常教导我们班上的男生要“疼老婆、爱老婆”，并以身作则，在努力工作的同时不忘家人。他说自己不怕被人嘲笑“怕老婆”，因为这是一个好男人的优秀品质。作为其老师章先生，恐怕对彭老师这一观念的形成有不不可磨灭的影响吧。

　　其二是对学术的态度。在回顾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成立和发展时，章先生认为“一个头（思想、理念、战略眼光），一副肩（担当）、一双腿（勤于翻阅资料、发掘人才）”的培育、办好一个研究所的关键。[ 同上，第305页。]

　　如今学术界的负面现象越来越多，青年学者的压力也与日俱增，但却不用悲观，只要愿意相信还有大量纯真的学者，那便不是穷途末路。如何做到“与主流体系保持理性的距离，在相对孤立当中来完善自己”呢？清代大儒戴震的名言或许可作为参考：“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

　　其三是对人生的理解。回忆起文革，章先生承认这对于那一代人而言的确是一场灾难：无数年轻人被磨灭了青春，错过了人生中最意气风发的阶段。但即使在那个艰难的年代，华师仍有张舜徽先生这样勤勉的选择，在及其艰苦的环境下发奋著书，成为一代大家。

　　“既是社会病态，也不要随波逐流；处在人生最低谷时，不妨充实自己。”大概就是凭着这个信念，才造就了那个一手创办了历史研究所、桃李满天下的章开沅吧。

　　四

　　私以为，评价一本传记的好坏有三个标准：其一是文字叙述的风格，其二是对历史面貌的勾勒和还原，其三是文字背后的人生经验。前一点需要有扎实的文字功底做辅助，后面两点则更多取决于个人的经历与历史的进程。而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这都是一部优秀的自传。

　　2012年五四时，湖南卫视做了一起关于“成年礼”的节目，邀请了韩寒作为演讲嘉宾。在回答提问的环节中，有个男生问道：韩寒“老师”，如果时光倒退，18岁的你会怎么做。韩寒回答道，在那年我喜欢的事我都做了，了无遗憾，真要回到那时候，也只是yesterday once more，再做一遍。

　　而从章先生的口述中，我隐约听到一曲弦外之音：要是能重来，还是要做同福里的那个胖男孩。

　　《章开沅口述自传》读后感(八)：知人论世——《章开沅口述自传》读后

　　

一

从本书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些意味深长的细节。

推行“总理纪念周”是国民党打造孙中山神话符号的手段之一。我们要认识这一历史事件的全貌，就不仅要关注国民党中央的决策，还需考察其在地方上的实施情况，而章开沅先生的经历便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具体案例。“在全校性的‘总理纪念周’上，除了演绎千篇一律的‘三鞠躬’、‘静默三分钟’、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背诵‘总理遗嘱’的仪式之外，邓校长总会自己亲自演讲，或从重庆延请各界名流来演讲。我记得冯玉祥和一些文化名人都曾经被他请来讲过。通过这些演讲，开拓学生的视野，使学生在紧张学习之余，关心时局，心系国家”（页28）。由此可见，部分学校对“总理纪念周”持敷衍态度，不过借此开展演讲等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名人们的演讲内容可能是有悖于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国民党强化思想统治的措施反而给了人们解放思想的机会。

在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国内学生运动此起彼伏。在金陵大学学生当中，反对国民党政权的并不是穷苦学生而是一些家庭较富裕的学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支持国民党政权的学生因成绩较差而被学校开除，为中共开展运动扫除了障碍。“另一敌视进步运动的群体就是那些来自青年军的学生。这些学生多半出身西北农贫苦农家，但对蒋介石父子忠心耿耿…他们和游行队伍也发生冲突。学年结束不久，这些人因成绩不过关被学校清退，我们感觉阻力小多了”（页91，92）。这让我们进一步思考中共革命的复杂性。

在1948年11月的某天，章开沅先生乘坐汽车从金陵大学逃往解放区。在司机的帮助下，其顺利躲过了国民党士兵的检查。“不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都有这样的司机，在两个营垒之间来回跑，穿梭于‘阴阳两界’做生意，冒着生命危险挣钱”（页102）。对于司机之类的历史小人物，我们恐怕很难能从档案、报刊等主流史料中了解到其生活经历，而章开沅先生的口述自传便成为我们认识他们的一种重要史料。

二

在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人性光芒的闪耀。

1957年12月，章开沅先生被下放到湖北省当阳县国营草埠湖农场劳动。1958年5月，农场遭受洪灾，损失惨重。灾后对农场生活非常困难，然而人们却并未因此丢掉人格。“一次吃饭，全队农工和知识分子在一起，按人分完之后，还剩下一碗稀饭。叫谁吃谁都不吃，绕了一周，那碗稀饭还摆在那里”（页172）。1961年10月，章开沅先生参加“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和其他学者一起住在洪山宾馆，其生活由社联领导人彭展负责。“他看我任务重，饭量大，总是将自己定量的米饭拨一半给我。为了化解我的羞愧，他还找借口：‘我患有肝炎，没有食欲。’此情此景，终生难忘！”（页184）在文革期间，章开沅先生被打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当时，“妻子揭发丈夫的比比皆是，为了‘划清界限’而离婚的也比比皆是。当时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怀玉没有被划为“反属”，而是作为革命群众的一员。既是革命群众，那就有义务交代、揭发丈夫的‘劣迹’，但她顶住了各种压力，始终没有这么干。她只是默默地为我分忧，顶多问我一句：‘你对自己的问题心里有数吗？’我斩钉截铁地回答：‘有数。’她完全相信我，始终相信我，不受外界任何影响。在当时那种高压环境，她能挺得住，既出于她对我的理解信任，更由于她内心的自信与坚强。这种操守，这种德性的光辉时常在我心中掀起波澜”（页157）。在最黑暗的年代里仍然闪耀着有人性的光芒。

三

在书中我们还可以了解到陈恭禄、唐长孺、黎澍和章开沅先生本人的一些治学方法和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史学界的学风。

陈恭禄先生是章开沅先生在金陵大学求学时的导师。“在选课方面，他给我提出—条要求：选课要尽可能宽一点。学校在这方面也有类似要求，对于文科生，还要求必须选两门文科以外的课程……我选过的课程，有贝德士的俄国史、世界通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王绳祖的欧洲近代史、金大文学院院长倪青原的逻辑学、马长寿的社会学、贝德士夫人的美国史、金女大刘恩兰的地质学等。金大老师的教学，有三点给人印象深刻第一点是作业比较多，参考书也列得很多。作业当时叫作paper，和现在大学的‘小论文’相似。众多参考书对于开阔眼界、增加信息量颇有助益，众多作业对于锻炼写作论文与培养独立思考也有帮助”（页81）。

在开启自己的学术研究生涯后，章开沅先生曾向唐长孺和黎澍两位先生请教治学方法。唐长孺先生教导章开沅先生，做研究“……‘从人物入手，知人论世，是不错的方法’”。章开沅先生本人也认为“自己研究资产阶级的时候，有一种感觉也越来越强烈：个人没有研究清楚，对阶级的研究很难深入，应该从典型的资产阶级人物入手才好”（页186）。1961年春，章开沅先生在北京见到了黎澍先生。黎澍先生告诉他，“现在学风不好，尽讲空话，空空头理论，范老要在《历史研究》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反对放空炮》。中央现在提倡实事求是，你们要开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正好可以借此改变学风”，并强调做研究“一定要有大量史料，从历史实际出发”，劝其“不要参加当时颇为热闹的辛亥革命时期主要社会矛盾的争论，切切实实做自己的研究”（页182）。

章开沅先生还向邵循正先生请教过读书方法。“在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会议期间，我曾向邵先生请教，他教给我很多小窍门。比如说，关于读书，他告诉我：‘并非所有书都要精读。该精读的就精读，不该精读的就浏览，更次一些的就翻翻。对有些书，不要说一目十行，目百行都是可以的。’做历史研究需要海量阅读，如果任何书都精读，确实无法获取尽可能多的信息”（页187）。

在某些历史学者准备“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会议”论文一事上，体现出了当时大陆史学界的风气。“武师的陈祚津等提交的《论武昌起义》一文，选题很好，但写得太平，纯粹是史事陈述，虽经反复讨论推敲，但仍然难以突破。但是，武昌起义在辛亥革命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学术研讨会又在武汉举行，必须回答辛亥年何以会爆发武昌起义这一问题。刘桂五每次来武汉，也总是和我们讲：‘会议在武昌召开你们必须回答：答：辛亥革命为什么首先在武昌爆发？’经再三研究，最后决定，由我与陈辉、陈祚津将原稿推翻重写。陈辉认真负责，陈祚津朴实宽厚，我们很容易通力合作。经数度讨论商定新的思路和框架之后，由我执笔撰写。那时我刚三十出头，只要填饱了肚皮，倒也精力旺盛，只花了两三天时间就把文章改好了，题目改为：《武昌起义与湖北革命运动》”（页184，185）。

章开沅先生最后谈到对做学问最佳精神状态的理解。“做学问的最佳精神状态是什么？简单地讲，就两字，一个是‘虚’，一个是‘静’。‘虚’即是虚空，脑中没有丝毫杂念，没有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羁绊，没有项目，没有考核，甚至于没有自己以前的一切理论知识，将自己完全放空‘静’即是宁静，不生活在热闹场中，才能宁静；心不为外界诱惑所动，才能宁静”（页311）。我想“没有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羁绊”这一点对今日绝大多数人来说都不可能做到，章开沅先生这样说或许是作为资深教授的他已经不缺柴米油盐酱醋茶了。但即便做不到，我们还是应该尽量追求这样的境界，“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书中还有些章开沅先生为人处事的细节和人生感悟。在为人处事上，章开沅先生平等地对待所谓的“右派分子”；在人生感悟上，章开沅先生教导青年人“即使社会病态，也不要随波逐流；处在人生最低谷时，不妨充实自己”（页250）。对于这句话，章开沅先生通过讲述张舜徽先生在文革中坚持学术研究的经历来作说明。“澡堂简陋，低矮阴湿，夏天如蒸笼，冬天如冰窖，下雨的时候，还四处漏水。但是，在这样的居住条件下，张先生没有唉声叹气，而是发愤图强，抓紧时间撰写学术著作。雨季的时候，屋顶漏水，就找个盆子接一下，水从室外灌进来，就穿上雨鞋，继续写作。武汉夏天溽热，他就在胳膊下垫一条湿毛巾，汗水流入眼睛，他就用毛巾擦一下，继续写。如果遇上批斗会，他就白天接受批斗，晚上继续写。而且，他仍然保持早上四点钟起床写作的习惯”（页250）。张先生的精神，尤值我们青年人学习。

这本书的内容非常丰富，上述文字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总之，从章开沅先生的个人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更为微观、多彩的中国近现代史。

　　《章开沅口述自传》读后感(九)：捕捉史家与时代的多重记忆

　　捕捉史家与时代的多重记忆

　　——《章开沅口述自传》书后

　　《光明日报》2016年2月16日10版

　　谭徐锋

　　十年潜影

　　我发愿想请章开沅先生写一部口述自传，其实是受胡适的启发。

　　2001年春的一个午后，作为大一新生，我在武昌桂子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资料室读胡适《四十自述》，就留意到，1933年6月底，胡适在太平洋上，为该书作序：“我在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地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不幸的很，这班老辈朋友虽然都答应了，终不肯下笔……”

　　其中让胡适最为后悔的是，林徽因之父林长民，就因横死于兵变，满肚子曲折摇曳的故事随风而逝。

　　我当时就想，桂子山的两位杰出历史大家，张舜徽先生无缘得见，可惜除了片段日记与少许回忆，未留下详实的自述；而章开沅先生经历事情更多，或许值得予以发掘。

　　这一潜影，时时记挂心头，直至北上游学，随后投身出版，未敢或忘。后来因策划出版章先生的著作，得到他的鼓励，这一念头更加浓烈。

　　查2011年10月9日日记，记有：

　　昨天宫崎寅藏家藏革命文物首发式在宋庆龄故居举行，师爷章开沅先生出席。

　　昨晚，前往沅公下榻处拜谒，告别桂子山，后来常邮件往复，已经八年未曾谋面，尽管先生的影像一直在心目中存留。承蒙谬奖，提到我与杨公编的《辛亥革命的影像记忆》，又再三谈及他在我老家读中学时的情形，以及老一代出版人的风范与操守。因为怕他激动，只好适可而止，计划请他做一本口述自传。后与彭兄剧谈，迹近失眠。

　　早晨起床，6：30去请起时他如约开门，提着电脑包，轻便下楼，只是比原来更多了些许笑容。言及自传，先生认为明年或许有时间来操作。

　　这就是《章开沅口述自传》的缘起。

　　当时作为辛亥革命史研究元老，章先生正忙得不可开交，但精神依然矍铄，时不时还有论著发表。

　　当时我正计划约请冯其庸、戴逸、章开沅、龚书铎、汤志钧诸位先生的亲近者整理其口述自传。

　　这一计划，后来时断时续，因为要找到合适的整理者与时机颇不容易。龚书铎先生的自传就是一个极为令人遗憾的插曲。当意识到该开始进行时，龚先生不久即因病去世。龚先生交游极广，学术兴趣浓厚，从当年从台湾冒险奔赴北京求学的传奇经历，到身处各种重大事变当头的应对，在在皆值得浓墨重彩。

　　不过，章先生的自传由于他本人的密切配合，以及彭剑兄的积极推动，如约完成。期间，我与彭兄时常沟通，从章节布局到图片选择，皆身为融洽，现在想来，真是流连忘返，值得浮一大白。

　　史家本色

　　此书成稿后，我拜读过数次，觉得其中写法很值得一说。

　　口述采访结束之后，整理者先将口述录音原原本本地转换成文字，即口述史学界所称“制作抄本”。

　　接下来，彭兄用了近一年时间进行梳理。抄本的文字超过60万字，而自传的文字却不足30万字，即此一端，便可看出二者差别之大。而且，自传文稿的文字，也不是将抄本做简单的减法而来。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当然来自抄本，但除此之外，尚有如下几种来源：一种是别人所做的口述采访；一种是听章先生或别人口述，但未记录者；第三种是章先生的笔述；第四种是章先生的日记。

　　当整理稿送呈章先生审读时，老先生花了很多心思进行润色。先生对此书极为看重，其中修改不下百数十处，补充了大量口述时没有谈及的信息。

　　当然，这些修改仅仅是将内容变得更加完善，也体现了章先生对此书的高度重视。

　　对于很多重要事件，我跟整理者达成共识：只要先生愿意讲，就秉笔直书，暂时或许不方便发表，也为今后保存史料，从更加原生态的角度为历史研究提供另一种可能。

　　我相信，今后如果读者看到最完整的版本时，或许会对章先生与整理者的良苦用心感佩不已的。

　　这一做法，或许最为直接地体现了史家本色。

　　多重记忆

　　记得当时听章先生演讲，他曾多次提到海外戏称他为“非著名大学的著名校长”，读了这本自传，我们不仅可以了解这所“非著名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的前世今生，更可以直溯民国时代，将章先生家世源流与早年经历，得着一个细密而生动的了解。

　　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中国学者之一，章开沅先生先后应邀访问了东西方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并先后受聘担任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台湾政治大学及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等许多著名学术机构的研究教授。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第一、二届评议组召集人。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国商会史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等研究领域都有开创性的学术贡献，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章先生一生生于北洋时代，成长于抗战之间，曾浪迹江湖，亦投笔从戎，再就读于享誉国际的金陵大学，最后投身解放区，参与革命。1949年之后，由中国革命史教员，经过借调北京，亲历文革，艰难困苦之中，笔耕不辍，继而创建享誉国际的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和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

　　当初设计这一套丛书时，我构想不是干瘪瘪地进行大事记的笔录，而是以日常生活视角，更加多元地呈现传主的经历，尽量保持历史原貌。现在看来这一构想在本书的确比较成功，呈现了晚近中国学术史、教育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中的不少生动历史细节，娓娓道来，趣味盎然，于不经意间，让读者领略近百年历史剧变。

　　正是基于更加立体的角度，不仅仅关注传主成功的一面，也关注那些不堪回首的记忆，追寻当时那些共同相依相随的师友故旧，在不断的角色转换中，留下那些动人的足迹。

　　真相何为

　　作为一名杰出的历史学家，传主耄耋之年，对自己的过往有极为真切的认识。个中叙述，往往可以澄清很多我们对于既往历史的迷思（myth），让未来的研究者可以更接近真相。

　　作者参加青年军退伍之后，进入著名的教会大会金陵大学就读，其中对学生考核之严格，严进严出的遴选与淘汰机制，使得其学生素养得到了很大保证。当下不少文化人大叫其“民国范儿”，以至于有些历史学者也望风而靡，透过传主的亲身故事，或许不无以正视听之益。

　　八十年代也是近些年被神圣化的年景，作为一名大学校长与研究机构领导者，章先生对此有细腻的描述，他本着学术本位，在看似不疾不徐的谋划中，将所服务的机构托到一个海内外知名的地步，其中很多点滴，在书中细致入微。尤其难得的是，这些成绩，完全不是所谓的行政支持与干预，更多是源于章先生身上的使命感与感召力，无论是主攻方向的定位，学术梯队的凝聚，还是学术交流的密切，都处处体现出匠心独具的努力。

　　他对学术立校的坚守，无疑值得当下纷纷扰扰的高校借鉴与反思，那些看似波澜不惊的付出，反而可以给大学奠定坚实的根基，进而挥发出绵长而浓厚的文化芬芳。

　　通过这部自传，或可以较为清晰地呈现一个民国与八十年代的真相，以及这个国家近六十年的风雨兼程。

　　作为过来人，章先生举重若轻的点评，或许可以给有心人不少启迪。

　　历久弥新

　　不过，此书给人最大的感受，反而不是那些让人眼忙的生动细节，最重要的是章先生身上那种纯真。

　　作为校长，他“确实非常希望大学能够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对于主流体制，不要跟得太紧，而要有自己的步伐”。

　　作为学术前辈，他对当下浮躁的学风深感忧虑，认为盲目追逐项目将是对学者学术生命的最大戕害，召唤涌现更多纯正的学者，以便振兴中国学术：

　　在与主流保持理性的距离之后，才有可能进入做学问的最佳精神状态。做学问的最佳精神状态是什么？简单地讲，就两个字，一个是“虚”，一个是“静”。虚即是虚空，脑中没有丝毫杂念，没有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羁绊，没有项目，没有考核，甚至于没有自己以前的一切理论知识，将自己完全放空。静即是宁静，不生活在热闹场中，才能宁静；心不为外界诱惑所动，才能宁静。能虚能静，便能神游万古，心神专一，思虑清明。“虚”“静”的学者，在旁人看来，可能是“发疯了，痴呆了，入迷了”。但这确实是做学问的最佳精神状态。虚静的学者，是纯真的学者。越虚越静，纯真度越高。一个学者最终能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开创什么样的局面，和他的纯真度是大有关系的。

　　作为一位九十高龄的长者，他曾经亲历抗日战争、国共内争，也度过了风雨如晦的“文化大革命”，在朝气蓬勃的八十年代引领一个大学与研究所，与海外学界互动频繁，俨然中国学术界学识渊博、谈吐幽默的文化使节，名扬海内外，为有些寂寞的中国历史学界增添了几抹亮色。

　　难能可贵的是，章先生至今依然笔耕不辍，时不时发表论著，对历史研究与社会风气提出独到的观察，这一老而弥坚的学术品格，在在值得后辈效法。

　　我曾经提过建议，请章先生修书一封，向海内外亲朋故旧征集自己的书信，在加上自己所收书信，编成一部来往书信集，如果辅以亲友故旧的回忆，加上章先生保存较为完整的珍贵照片，或许会大大充实本书的内容。

　　二十世纪是中国从困境走向振兴的大时代，诸多层面都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或许在承平岁月哪怕是三四百年也很难遭逢。用章先生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话说，这段岁月，“百年锐于千载”。

　　作为个体，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

　　我们不妨试着既关注所经历的重大事件，又记录那些日常生活的丰富细节，江山有待存信史，更望你我有心人。这一突破宏大叙事的努力，随着更多人的参与，无疑将蔚为壮观。

　　如何记录这些历史，留下手稿，留下照片，留下回忆，留下自传，就不失为极好的方式，无论是各位正在颐养天年的长辈，抑或正当壮年的中坚力量，还是青春勃发的同龄人，请关注您们亲历与身边的活历史，用心刻写刚刚过去的大时代吧！

　　（作者为本书策划编辑，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