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类》读后感1000字
《后人类》是一本由（意）罗西-布拉伊多蒂著作，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016-6图书，本书定价：精装，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后人类》精选点评：
●后人文主义标志着人文主义与反人文主义对立结束的时刻，它追溯了一个不同的话语框架，更加肯定地展望新的可能性。后人类的一切都在后人文主义上展开，赛博，后政治学，游牧理论……balaba 译本真糟糕。
●生成作为范式既是终点也是起点，而真正可能超越理论和日常性的，是生成的活力，这种活力呼唤能量的感知，指向一种连续同一的普遍性的宇宙生命力。很有共鸣的一部认识论宣言，想起她对我说：“永远保持开放的态度，拥抱宇宙的所有能量。”对宇宙之灵和万物之间的亲和力高度敏锐的人，让我钦佩仰慕。
●我以为会很新奇。
●蛮前沿的。德勒兹-瓜塔里：游牧主体；斯宾诺莎：一元论；福柯：生物政治；哈拉维：赛博格
●斯宾诺莎-一元论-实体-生成-生命主体-活力论-欲望-死亡-权能-潜能-游牧-混沌宇宙-德勒兹-记忆-主体-想象力-创造-普遍生命力-非人类生命-自我与他者的差异化过程，又是一个生成活力论的斯宾诺莎-德勒兹主义的大坑，有点意思。关于死亡政治学的观念和我并不太一致，对于主体渴望掌握自己的死亡/自杀是最深刻的自由的解读惊为天人，算是补足斯宾诺莎的不足（斯也可能是故意忽略自杀问题的）。翻译有错漏，总体来说还不错。
●作者本身的理论就是一团浆糊
●比较清楚的文献综述
●动物理论、赛博、机械人、人工智能、基因工程、赤裸生命、生命政治、死亡政治、战争……德勒兹的笼罩。
●其实我真的只是想看个定义=_=
●废话颇多。每一章都把主要观点再重申一遍。有些观点具有启发性，比如一系列的主体生成，但仅仅是一种基于想象和感情的伦理观，基于抵抗生物资本对主体的形塑。但是，在罗列了现代战争的残酷，自动杀人的机器，难民与避难者的现实之后，仅仅是想象的主体够吗？
《后人类》读后感(一)：模糊
粗略看过，后人类的定义和边界仍感模糊，但是主题值得探讨，至于对策或设想是个人兴趣所在，这本书更像一部咏叹调，以现实现象及问题的发现和阐述为主。。。。。。。。。。。。。。。。。。。。。。。。。。。。。。。。。。。。。。。。。。。。。。。。。。。。。。。。。。。。。。。。。。。。。。。。。。。。。。。。。。。。。。。。。。。。。。。。。。。。。。。。。。。。。。。。。。。。。。。。。。。。。。。。。。。。。。。。。。。。。。。。。。。。。。。。。。。。。。。。。。。。。。。。。。。。。。。。。。。。。。。。。。。。。。。。。。。。。。。。。。。。
《后人类》读后感(二)：倒置的手指
这本书我很不好评价。 作者想要实现的蓝图我是认可的。可路径我却认为是行不通的。 最大的问题还是出在对“客体性”的迷恋上。活力唯物论本质上就不可能是有活力的。怀特海把这条路已经走到极致了，不可能因为作者剔除了永恒客体，加入了某种所谓非本质的实用主义过程学说会有什么更好的改变。 他者与“我”的平等追求，不能以牺牲主体性的第一人称来实现。因为任何第三人称必然会落入形式的陷阱，唯物主义还没有任何一个学说可以抵抗形式对主体的彻底消弭。 把死亡放到生命流这个概念里并不能改变唯物论骨子里的形式主义。能量作为唯物论是无法隐喻化的，字面义会侵夺主体的价值，走到底，仍然是彻头彻底为的技术唯物主义的归宿了。 西哲不管如何谈论主体，最终都会划向“客体”，主体最多就是“客体”的反射。上帝（永恒客体）如此，超验如此，“活”的表征最终仍然只能指向“物”，客体简直就是这种思维的手指，月亮也许看得见，只可惜月亮最终却滑稽的只是表征了手指。 好一个有趣的倒置。
《后人类》读后感(三)：布拉伊多蒂的宣言
布拉伊多蒂的宣言
嵇心
《列子·汤问》里有个故事:周穆王西游后，在返回中原的路上，有个匠人偃师求见。偃师带着自己制造、动作容貌与真人无异的假人，让它为周穆王表演。歌舞表演很美妙，令观者无不动容。它在表演即将结束时，对周穆王的宠妃眉目传情，周穆王大怒。偃师为表示清白，立即剖开假人，只见它的器官全由皮革，木材等所造，但筋骨、皮肉，五脏六腑，无不具备。
也许，这个故事很久以前便预示“后人类”的某种境况：人看似不证自明的主体地位将被技术的发展所模糊，在一个新时代里，和人有关且早根深蒂固的观念，将岌岌可危，重新被质疑，再次落入悬而未决的境地。甚至，人类本身也需重新定义。
这个时代，已和我们直接遭遇，换句话说，我们已处在“后人类状况”。由生物遗传学，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神经科学等交织建构的网络，已把我们牢牢捆绑。电脑算法速度已近光速，远超人脑；今年人机围棋大战，人不敌机器的结果；换头手术的开展；以及其他无数起初令人震惊，逐渐因泛滥而使人麻木的科幻电影情节，正悄然变成现实。这一切将深深撼动我们。
为此，荷兰乌特列支大学的罗西·布拉伊多蒂教授在2013年出版了《后人类》一书，针对后人类状况提出了许多可贵的思考。最近，河南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中文版，由她的学生宋根成博士翻译。
罗西·布拉伊多蒂认为后人类状况，既令人神往，也让人忧虑。后人类状况并未显示清晰明朗的发展趋势，在还难以看清前景时，理论作为一种对社会主体和处境的批判与反思，就显得不可或缺。罗西·布拉伊多蒂努力勾勒出后人类状况的轮廓，企图用思想去把握其复杂。
“后人类（posthuman）”，尽管不幸地属于一系列由共同前缀（post）组成，并饱受诟病的词中，罗西·布拉伊多蒂却认为此提法是严肃且必要的。正如上文提出的，我们这个时代充斥着“现代偃师”，他们研发的各种技术工艺不断逾越人类的边界。昔日约定俗成且普遍流行关于人的观念，濒临破产，就像固若金汤的堡垒，被投下一颗原子弹，遭受毁灭。那么就应“引进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提出一种思维方式的质变，思考关于我们自己是谁、我们的政治体制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与地球其他生物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的共同参照系的基本单元应该是什么……”（第2页）
在这样的初衷下，罗西·布拉伊多蒂进行自己的书写。
她首先反思了过去的相关观念，认为应破除人文主义和人类中心论，清除它们的残余。
人文主义滥觞于古希腊罗马，后经基督教经院哲学融合宗教思想，再通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而深入人心如日中天，成为西方近代以来普遍的意识形态。再加上现代化过程中，技术的突飞猛进，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得以真正落实。人变得自大，认为有无限能力完善自己的生活和社会，人之外的客体都应服从人类的统治。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有些狂妄自大，并无特别过分之处。但细细审视，会发现人文主义和人类中心论玩弄意识形态的诡计：把特殊说成普遍。人文主义和人类中心论是欧洲中心论的，它的话语标准完全建立在欧洲人之上，正如其凝聚在达芬奇的画作《维特鲁威人》上的，是一个强壮的欧洲白种男人。也就意味着，人文主义和人类中心论是排他的，排斥女性，也排斥欧洲以外的文明，西方之外的广大世界被视为野蛮的化外之地，需要欧洲人为代表的文明世界去启蒙，去解放；人类之外的动物和自然都是人类发展的资源，注定要被开发利用。在这样的视角下行事，造成许多罪恶和战争，也使人类陷入生态危机，布拉伊多蒂引用托尼·戴维斯的话：“所有的人文主义流派，迄今为止都是帝国的人文主义……几乎可以想到的每个罪行都是假借人文主义犯下的”（第21页）。这话尽管是怒气冲冲的控诉，但却也并非一无是处。
统治我们几百年的人文主义和人类中心论，也绝非可以轻易能打发掉。但到了当代，一旦突破想象的新技术迅猛发展，不断介入现实后，却着实把人文主义和人类中心论逼入死角。
齐泽克曾谈到过哈贝马斯遭遇到的一个困境，他想维持人文主义传统，但被生物遗传学拖入悖论。人文主义推崇自由和尊严，但生物遗传技术可直接对人类基因改码，干预人类的生活，进而改变人的心理和性格特征。这样人变成遗传技术驯服的客体，甚至成为奴隶，无法再自主行动，丧失了主体地位，又有何尊严和自由？哈贝马斯意识到人的自由会受生物遗传技术的威胁，他主张不发展此项技术，可是这样又陷入剥夺人对知识和技术发展，甚至对自我探索的自由。为了维护一种自由，限制了另一种自由；在维持人文主义的传统时，又走向了反人文主义和反启蒙。
当代是资本主义全面渗透我们的生活的时代，它总想在一切地方榨取利润。资本主义典型地表现为“生物-政治性”，它将人及人身上的生物性能，比如细胞，基因都看成获利的商品。人的一切都被资本殖民了，被商品化。人和物的地位在资本主义面前是一视同仁的，都可被出卖，都不过是获利之物，人和物的界限模糊了。在此意义上，光靠禁止和限制，无法阻挡资本主义去发展基因技术。哈贝马斯应该也意识到了这点。人的一切在数码社会来被视为数据，在经济中和物一道成为榨取利润的来源，全球经济本身就是“后人类中心主义”的。
人文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作为老旧的理念，已跟不上技术现实的发展，已难以统摄现实社会，也无法为我们走出各种悖论提供支撑。
一味片面地坚持人文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不过一厢情愿。放弃它们，并不意味着肯定资本主义将一切物化和商品化的逻辑，而是构建新的理念，与两者斗争。这恰恰是布拉伊多蒂试图构建后人类理论的雄心所在。
布拉伊多蒂要从何开始？普遍生命力。
她转向自那些1968年以来，声名赫赫的法国导师们，尤其是福柯，德勒兹的思想。她一方认同了福柯关于“人之死”的一系列反人文主义观念，并批判继承其生物政治理论。另一方面，她尤其看重德勒兹对斯宾诺莎的解读。斯宾诺莎的一元论是活力唯物论，物质“由自我表达的欲望所驱动”，整个世界都是一元论宇宙，消解了人文主义和人类中心论的主客二元对立。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成果揭示，所有生命物质都是智慧、自组织、自创生的，并会自动去与其他生命物质联系。生命必须关注自身的存在，会试图在时间里持续存在下去。这种生命智慧，比作为完整的人的思考还精确无误。所有生命物质都贯穿着一种普遍生命力，在普遍生命力的角度，所有生命物质都是普遍平等的。这种普遍生命力学说，与过去推崇人的“特殊生命力”相对，突破以“特殊生命力”为核心构造的人与动物及非人类生命的界限，也横贯了以前被隔离的物种、范畴，让其重新串联。布拉伊多蒂强调，以普遍生命力为中心的平等主义，是后人类理论的核心，它也反对资本主义商品化的逻辑和虚假平等：将一切生命物质看做获利的工具，同时又格外投机地看重获利更大的高等智慧生物基因。普遍生命力本身就是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谓的“解辖域化”，同时像“块茎”一样不断连接其他物质，它将众多事物置于同一平滑面。
在信息资本主义时代，我们的生和死都由生命-死亡管理机构所管控。因此，在福柯的生物政治之外，布拉伊多蒂主张也应关注“死亡政治学”。死亡政治学典型体现在各种新型战争里，如无人机攻击，远程导弹打击。发动攻击者的主体，面对的只是屏幕和数据，但却可以轻易剥夺远方无数人的生命，这是利奥塔强调的非人性，一种无比恐怖的情景，不断上演。死亡政治在日常生活里，体现对各种死亡的规训、处理和管控。从生到死，人都处在权力的网络中。
在此情况下，布拉伊多蒂要追问后人类能提供什么:“一个活力论和唯物论的死亡观如何发挥作用？”死亡固然如黑洞一样，无法表征，但它更应视为内嵌于生成的过程，它随着个体自我的消失生成“不可感知”，绝不是终点。布拉伊多蒂说了段激动人心的话:“生成不可感知标志着被缚的自我的疏散点或幻灭点，它们融入背景，融入中间地带，进入地球自身的激进内在性和它的宇宙共振中。”（第202页）作为绝对唯物论的后人类死亡观，死亡最终也被看成普遍生命力运作的一部分。它并非许诺一个新宗教，予我们救赎，令我们转世重生，也令我们重新回返过去的意识形态中。凭借此，布拉伊多蒂希望脱离生物政治和死亡政治的枷锁。
大学诞生于人文主义理念，并立志培养高贵完善的人。如今，在跨国公司或隐或现主宰地球的年头，大学的人文理想也已破产。大学愈来愈成为“多科性大学”，它的核心蜕变成可利用可消费的知识工厂，变成数据传输的一个环节，人文学科的地位一落千丈。
历经20世纪各种理论思潮洗礼和刺激之后，众多大学和学者已经厌弃了理论。他们纷纷认为理论虚玄，沉湎在思辨游戏，缺乏实证性的精确，在一个由电脑和数据统治的新世纪，没有存在的必要。但恰恰相反，在生物遗传/网络时代，我们在日常生活遭遇思想困境的几率远比艳遇高，更需要理论为我们定位。大学作为生产和传播理论的场所，理应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照布拉伊多蒂的说法，大学应该发展后人类人文学科。后人文学科不是抛弃理论思考，而是去突破各学科界限，密切联系和设想当下和未来的技术现实，打造新的理论:重新定位后人类主体的伦理和政治责任，处理后人类主体间，以及各种技术他者的关系。
布拉伊多蒂的《后人类》绝非尽善尽美，在肯定她勾画草图和打下基石的开创性时，也不得不指出她在众多关键之处，常语焉不详。例如，她始终未清晰揭示后人类主体如何进行所谓的“位置政治学”，而只是描述一种伟大的前景。或许，她太激动于一己之理论创见而忽略论证，抑或后人类理论难度太大，令她也疑惑丛生。
《后人类》最终成为一部宣言，具有宏大野心和前瞻视野。它已开辟无数路径，邀请我们继续深入下去。
《后人类》读后感(四)：后人类境况将人置于何种境地？
文 | 罗西·布拉伊多蒂
译 | 宋根成
本书要讨论的主要问题有：首先，什么是后人类？具体来说，指引我们进入后人类境况的知识和历史的路线图是什么？其次，后人类境况将人置于何种境地？具体来说，后人类支持何种新形式的主体性？第三，后人类怎样产生其非人类的形式？具体来说，我们该如何抵制我们时代的非人性/非人道现象？最后，后人类会对今天的人文学科实践产生哪些影响？更确切地说，后人类时代理论的作用是什么？
本书提出后人类境况作为我们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既有趣而令人神往，也令人担忧，因为存在可能偏差、权力滥用以及某些基本前提的可持续性问题。之所以有趣，是因为我认为具有批判精神的理论家应该关注当下世界，也就是说，充分表现我们此时栖身的历史定位。这本身是一个谦卑的制图目标，与生产社会性知识的理想紧密结合，进而成为更宏伟、抽象的命题，即理论本身的地位与价值问题。
一些文化批评学者对当代人文和社会科学面临的“后理论疾病”的模糊性质提出了看法。例如，汤姆·科恩、克莱尔·克尔布鲁克和希利斯·米勒（2012）都强调了这种后理论阶段的积极性，认为这既标记了来自当代科学的威胁，也指明了新的机遇。但是消极方面同样令人震惊，比如缺乏合适的仔细探究当下的批评方案。
我认为，当前的反理论倾向与意识形态背景的浮沉起落大有关系。冷战终结之后，20世纪后半叶的政治运动被抛弃了，其理论努力也被视为失败的历史实验。自由市场经济的新意识形态取代了一切，尽管受到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抵制，依然压倒一切反对之声，强行将反智主义树立为我们时代的鲜明特征。这给人文学科带来特别巨大的冲击，因为它无条件地忠实于“常识”——套语的独裁，忠实于经济利润——自私自利的陈词滥调，而压制敏锐入微的分析。此种背景下，理论丧失了地位，被贬斥为一种幻想或者自恋式的自我陶醉。结果就是，一种肤浅的新实证主义，多数情况下不过是简单的数据采集却成为人文学科研究的规范方法。
方法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考虑。在意识形态正式终结之后，鉴于神经学、进化论和生物遗传科学的进展，我们仍然可以让理论阐释保持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享有的同样权威吗？难道后人类困境不是与后理论氛围密切相关吗？例如布鲁诺·拉图尔（2004），他本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古典人文学者，在关于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事物和物质的交互网络中如何生产了知识的认识论著作中，对批评理论的传统及其与欧洲人文主义的联系做了论述，指出批判思想是建立在社会建构主义的范式之上，这种范式内在地崇尚理论，并把理论奉为理解和表征现实的工具。拉图尔问，时至今日，这种相信还有效吗？拉图尔就当下理论的作用提出了一些严肃的、值得深思的问题。
尤其与批判思想的谱系学关系而言，后人类境况具有不可否认的、令人忧虑的内涵联系。仿佛经历了20世纪70和80年代的理论大创新之后，我们进入了一个丧失思维能力、无差异重复和绵延不断的忧郁时代。一个光谱般的范式渗入我们的思维模式，在政治谱系的右侧是（福山，1989）意识形态时代终结论，以及（亨廷顿，1996）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之论。在政治谱系的左翼，对理论的摒弃造成了对前辈知识分子的愤恨与否定。在此种理论疲劳背景下，新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们（巴迪乌和齐泽克，2009年）呼吁回到具体的政治行动中，如果必要，哪怕是暴力对抗，也胜似在象牙塔里空谈理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后结构主义理论淡出历史舞台。
在此种整体上对理论持否定态度的社会气氛下，我把后人类理论作为一种谱系学和导向双重意义上的工具。后人类作为一个概念，可以用来探讨积极地联系当下现实的方法，以经验为基础解释其若干特征，坚持批评立场而避免否定性。我希望规划出一系列方法，把后人类作为一个主要流通概念运用于全球化技术中介时代的社会生活。具体来说，后人类理论是一个生殖性的工具，帮助我们重新思考，在一个被称为“人类纪元”的生物遗传时代，在人类已经成为可以左右地球上一切生命的一种地质学力量的历史时刻，人类的基本参考单元究竟是什么？由此而推断，后人类理论帮助我们在全球范围内重新思考我们在与非人类的动物、植物相互交流时应该遵循的基本信条。
我举几个例子说明后人类历史境况所蕴含的种种矛盾。
场景1
2007年11月，18岁的芬兰男孩佩卡·埃里克·奥维宁在赫尔辛基附近的一所中学向同学开枪，杀死8人，然后自杀。凶杀事件之前，他在互联网视频网站上发布了视频，预告了此次屠杀，视频上的他身穿T恤衫，上写着“人类妄自尊大”。
自从尼采宣布“上帝死亡”和人类理念死亡以来，人类处于危险境地，有人甚至说濒临灭绝就一直是欧洲哲学的一个母题。后者的死亡就是建立在前者的观念之上。这个爆炸性言论原本是想传递一种更加温和的观点。尼采所言是指那种作为欧洲人文主义主体的、形而上的、不证自明的、由人类普遍本性所构成的价值观念的死亡。尼采的谱系学强调，对自然法则和价值的阐释比教条地贯彻更重要。自尼采之后，哲学议程的主要术语就是：首先，在承认本体论的不确定性之后如何开发批判思维；其次，如何重构一种由契合和伦理责任凝聚起来的社团意识，阻止人类滑入怀疑与猜忌的消极情绪中。
但是，芬兰校园屠杀案警示我们，不可以把哲学上的反人文主义与犬儒主义或者虚无主义的厌恶人类混为一谈。人类可能的确妄自尊大，但是在全球人口突破80亿之际，奢谈人类的毁灭似乎没有意义。另一方面，鉴于环境危机和气候变化，生态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因此，伯特兰·罗素在1963年美苏冷战正酣、核武对抗的时候提出的问题显得更有意义：人类有未来吗？在可持续发展和灭绝之间的选择是我们未来的框架吗，抑或我们还有其他选择？人文主义者和反人文主义的批评家各自的局限性问题是关于后人类困境的论辩中的核心问题，对这个问题我将用第一章展开阐述。
场景2
据《卫报》报道，在像阿富汗这样的战乱地区，人们只能靠树叶草根来维持生存。《卫报周刊》，2002年1月3~5日版，第2页。与此同时，在英国和欧盟的不少地方，喂养母牛的饲料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发达地区的农业生物技术部门使用动物来喂养母牛、羊、鸡，与野蛮时代的食人生蕃行为无异。这种做法后来被确定为是“牛海绵状脑炎”，俗称“疯牛病”的根源，导致动物的脑结构锈蚀，变成浆状。这里疯狂背后的元凶就是人类及其生物技术产业活动。
发达资本主义及其生物遗传技术导致后人类的形式变态，其核心是人类与动物互动环节的断裂，而一切生物都被卷入了全球化经济的纺织机里。生命物质的遗传密码——“生命自身”（罗斯，2007年）是主要资本。全球化意味着地球上的一切，尽管形式各异，都通过一系列内在关联的占有方式而商品化了。唐娜·哈拉维认为，存在着全球范围内的微观冲突的技术军事化扩散倾向；超级资本家对财富的高度集中，将生态系统转化为全球性的生产工具，将新的多媒体环境变成全球化的信息娱乐产业工具。
多莉羊现象就是由当代技术的生物遗传结构及其股票市场支持者制造的一场闹剧。动物为科学实验提供鲜活的材料。它们被操纵、虐待、拷打，在遗传学上重新组合，为我们的生物技术支撑的农业、化妆品工业、药品工业和其他行业提供生产资料。动物还作为稀有产品被出售，构成今日世界上位居毒品和武器之后第三大非法走私贸易，贩卖妇女紧随其后。
老鼠、绵羊、山羊、牛、猪、兔子、鸟类、家禽和猫都在工业化的农场被饲养，锁在笼子似的生产单位里。正如乔治·奥威尔所预言的，一切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是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因为它们是生物技术产业集团的有机组成部分，欧共体的每头母牛接受803美元的补贴，而在美国饲养一头母牛的补贴是1057美元，在日本是2555美元。如果我们知道了在某些国家的人均收入：埃塞俄比亚120美元，孟加拉国360美元，安哥拉660美元，洪都拉斯920美元，这些数字看上去会更加触目惊心。
与生命体的全球性商品化相对应的是动物在一定程度上的人类化。例如在生物伦理学范畴，动物的“人”权问题被提上了议程，以作为对滥杀动物的反制措施。捍卫动物权利在很多自由民主国家成为了热门政治话题。一方面是对动物的虐杀，另一方面是动物权利保护，这是由发达资本主义本身造成的悖论性的后人类境况，导致了多种形式的抵抗。我将在第二章详细讨论关于动物的、新的后人类中心主义。
场景3
2011年10月10日，被推翻的利比亚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在其家乡苏尔特被俘，然后被利比亚民族过渡委员会的成员殴打、杀死。但是在被叛军枪杀之前，卡扎菲上校的卫队已经被法国喷气式飞机和美国“猎食者”无人机摧毁，这架美国飞机是通过拉斯维加斯一个空军基地卫星遥控，从美国位于西西里的空军基地起飞的。
世界媒体聚焦的是残忍的枪杀、卡扎菲伤痕累累和布满血渍的尸体袒露在全球视线中引起的公愤，而忽视了当代战争的后人类特征：由我们的高科技制造的远程死亡机器。卡扎菲死亡方式之残酷——尽管他的统治是一种独裁——足以使我们感到作为人的某种程度上的耻辱，而使用高级精密的远程死亡机器来结束他的生命更令人感到一种道义上、政治上的不安。
后人类困境应为人类的非人性（非人道）时刻承担更多责任。在全球化的今天，由恐惧促发的新型战争的残酷性，不仅是由活人的政府施行的，而且还包括死者的各种不同的死亡方式，尤其是在处于转型期的国家。正如阿奇利·缅贝（2003年）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生物强权与死亡政治学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后冷战时代不仅目睹了战争的剧增，而且看到了战争方式发生巨大、深刻的变化，对人的幸存和死亡方式进行了诸多探讨和改进。当代死亡技术之所以是后人类的就在于这些技术在强大的技术介导环境下运行。我们可以称那个在拉斯维加斯电脑房间里遥控美国“猎食者”无人机的数字操作员为飞行员吗？他与驾驶“艾诺拉·盖”轰炸机把原子弹投到日本广岛和长崎的美国空军驾驶员有哪些不同？当代战争已经将我们的死亡政治学权力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水平（缅贝2003：19），几乎可以任意操纵人类身体和人口的物质毁灭，而且深受其害的还不仅仅是人类。
新的死亡技术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中施行，该环境存在两个思潮：一方面是怀旧的、偏执狂的政治经济学，另一方面是欣快或兴奋的政治经济学。这种狂躁抑郁状况表现出一系列症状，一个极端就是仿佛大灾难随时就会降临时的恐惧，另一个极端就像卡特里娜飓风或者类似的环境大灾难。从飞机飞行过低到遗传学突变和免疫力丧失，突发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只是一个迟早的问题（马苏米，1992年）。这种不安状态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社会不是致力于改变现状，而是努力维持现状或者生存。我将在第三章对死亡政治学的诸多方面展开论述。
场景4
几年前荷兰皇家科学院召开了一次科学会议，讨论人文科学的未来。会上一位认知科学的教授对人文科学进行抨击，认为人文科学存在两大弊端，一是其固有的人类中心主义，二是其方法上的民族主义。这位知名教授认为这两个弊端对于该学科是致命的，不适合继续存在下去，相关的政府部门也不应该再继续给予资金支持。
人类的危机及其后人类的余波对于与其密切相关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造成了直接的严重后果。在今天发达的民主国家里，在新自由主义的社会风气下，人文研究的地位一落千丈，沦落到了软科学之下，就像是有闲阶级的精修学校。它不再被视为一个专业的研究领域，而被视为一种个人喜好，我感觉人文科学有可能从21世纪的欧洲大学课程中消失。
因此，我研究后人类问题的另外一个动机，就是出于一个普通公民对于学术作用的责任感。作为一名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思想者，一名所谓的知识分子，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当下的公共社会生活中能够发挥什么作用。也可以说我对后人类的兴趣来自我对于今天我们生产的知识及其价值作用的关注。具体来说，我对于今天我们因为缺乏一个更加确切的称谓而笼统地叫做人文科学或者人文学科的东西在大学研究中的地位深感忧虑。我拟在第四章提出我对当今大学的一些见解。
对我来说这种责任感也表现出一种十分珍贵的思维习惯，因为我属于怀有梦想的那一代人。这个梦想就是构建求知的群体：学校、大学、书籍、课程、演讲社团、剧院、收音机、电视机、媒体节目，以及今天的网站和计算机环境，这样一个群体既反映社会，又服务和帮助构建社会。这个梦想也生产与社会相关的知识，这种知识与基本的社会正义原则一致，尊重人的尊严和丰富性，反对虚伪的普世主义，肯定差异的积极性，坚持学术自由、反对种族主义，开诚布公、坦诚待人。虽然我倾向于反人文主义，但是我十分认同上述原则立场与人文主义的精髓并不冲突。这本书不是要在学术争论中选择站位，而是致力于揭示我们所处环境的极端复杂性。我提倡将批评与创造相结合的新方法，将“积极性”变成“行动力”，从而为全球化时代勾勒出一个后人类时代的愿景。
后人类认识——以及具有这种认识的人——具备一种遵从群体生活的渴望，身上既没有保守者的感伤怀旧，也没有新自由主义者的盲目乐观。写这本书，是因为我相信新一代的认识主体能够建构一种普遍认同的人类共性，使我们摒弃心胸狭隘的地方主义、意识形态上的宗派主义、华而不实的故作姿态和夸夸其谈、莫名的恐惧。这种向往也形成了我的大学观，即大学应该服务于今天的社会，不仅作为科学生产的认识论基地，而且作为伴随知识、维持我们主体性的求知欲。我把这种欲求定义为通过对具体的境况和我们的历史定位中的权力关系的理解而具备的激进向往。这些境况包括了我们每一个人在社会关系网络中行使的权力，涵盖政治的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
可以说，我对后人类的兴趣与我对目前人性化，或者说太人性化的人类资源和局限性的失望成正比，而这种状况恰恰限制了我们集体和个人的热情与创造性。这也是主体性问题在本书中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我们需要为主体形构设计出社会的、伦理的和话语的新方案，以适应当下正在经历的深刻变革。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学会换一种方式看待自己。我把后人类困境视为一个机遇，借以推动对思维模式、认知方式和自我表现的新形式的探寻。后人类境况会敦促我们在生成的过程中批判地、创造性地思考我们究竟是谁、我们具体能做些什么。
《后人类》读后感(五)：后人类境况将人置于何种境地？
文 | 罗西·布拉伊多蒂
译 | 宋根成
本书要讨论的主要问题有：首先，什么是后人类？具体来说，指引我们进入后人类境况的知识和历史的路线图是什么？其次，后人类境况将人置于何种境地？具体来说，后人类支持何种新形式的主体性？第三，后人类怎样产生其非人类的形式？具体来说，我们该如何抵制我们时代的非人性/非人道现象？最后，后人类会对今天的人文学科实践产生哪些影响？更确切地说，后人类时代理论的作用是什么？
本书提出后人类境况作为我们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既有趣而令人神往，也令人担忧，因为存在可能偏差、权力滥用以及某些基本前提的可持续性问题。之所以有趣，是因为我认为具有批判精神的理论家应该关注当下世界，也就是说，充分表现我们此时栖身的历史定位。这本身是一个谦卑的制图目标，与生产社会性知识的理想紧密结合，进而成为更宏伟、抽象的命题，即理论本身的地位与价值问题。
一些文化批评学者对当代人文和社会科学面临的“后理论疾病”的模糊性质提出了看法。例如，汤姆·科恩、克莱尔·克尔布鲁克和希利斯·米勒（2012）都强调了这种后理论阶段的积极性，认为这既标记了来自当代科学的威胁，也指明了新的机遇。但是消极方面同样令人震惊，比如缺乏合适的仔细探究当下的批评方案。
我认为，当前的反理论倾向与意识形态背景的浮沉起落大有关系。冷战终结之后，20世纪后半叶的政治运动被抛弃了，其理论努力也被视为失败的历史实验。自由市场经济的新意识形态取代了一切，尽管受到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抵制，依然压倒一切反对之声，强行将反智主义树立为我们时代的鲜明特征。这给人文学科带来特别巨大的冲击，因为它无条件地忠实于“常识”——套语的独裁，忠实于经济利润——自私自利的陈词滥调，而压制敏锐入微的分析。此种背景下，理论丧失了地位，被贬斥为一种幻想或者自恋式的自我陶醉。结果就是，一种肤浅的新实证主义，多数情况下不过是简单的数据采集却成为人文学科研究的规范方法。
方法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考虑。在意识形态正式终结之后，鉴于神经学、进化论和生物遗传科学的进展，我们仍然可以让理论阐释保持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享有的同样权威吗？难道后人类困境不是与后理论氛围密切相关吗？例如布鲁诺·拉图尔（2004），他本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古典人文学者，在关于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事物和物质的交互网络中如何生产了知识的认识论著作中，对批评理论的传统及其与欧洲人文主义的联系做了论述，指出批判思想是建立在社会建构主义的范式之上，这种范式内在地崇尚理论，并把理论奉为理解和表征现实的工具。拉图尔问，时至今日，这种相信还有效吗？拉图尔就当下理论的作用提出了一些严肃的、值得深思的问题。
尤其与批判思想的谱系学关系而言，后人类境况具有不可否认的、令人忧虑的内涵联系。仿佛经历了20世纪70和80年代的理论大创新之后，我们进入了一个丧失思维能力、无差异重复和绵延不断的忧郁时代。一个光谱般的范式渗入我们的思维模式，在政治谱系的右侧是（福山，1989）意识形态时代终结论，以及（亨廷顿，1996）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之论。在政治谱系的左翼，对理论的摒弃造成了对前辈知识分子的愤恨与否定。在此种理论疲劳背景下，新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们（巴迪乌和齐泽克，2009年）呼吁回到具体的政治行动中，如果必要，哪怕是暴力对抗，也胜似在象牙塔里空谈理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后结构主义理论淡出历史舞台。
在此种整体上对理论持否定态度的社会气氛下，我把后人类理论作为一种谱系学和导向双重意义上的工具。后人类作为一个概念，可以用来探讨积极地联系当下现实的方法，以经验为基础解释其若干特征，坚持批评立场而避免否定性。我希望规划出一系列方法，把后人类作为一个主要流通概念运用于全球化技术中介时代的社会生活。具体来说，后人类理论是一个生殖性的工具，帮助我们重新思考，在一个被称为“人类纪元”的生物遗传时代，在人类已经成为可以左右地球上一切生命的一种地质学力量的历史时刻，人类的基本参考单元究竟是什么？由此而推断，后人类理论帮助我们在全球范围内重新思考我们在与非人类的动物、植物相互交流时应该遵循的基本信条。
我举几个例子说明后人类历史境况所蕴含的种种矛盾。
场景1
2007年11月，18岁的芬兰男孩佩卡·埃里克·奥维宁在赫尔辛基附近的一所中学向同学开枪，杀死8人，然后自杀。凶杀事件之前，他在互联网视频网站上发布了视频，预告了此次屠杀，视频上的他身穿T恤衫，上写着“人类妄自尊大”。
自从尼采宣布“上帝死亡”和人类理念死亡以来，人类处于危险境地，有人甚至说濒临灭绝就一直是欧洲哲学的一个母题。后者的死亡就是建立在前者的观念之上。这个爆炸性言论原本是想传递一种更加温和的观点。尼采所言是指那种作为欧洲人文主义主体的、形而上的、不证自明的、由人类普遍本性所构成的价值观念的死亡。尼采的谱系学强调，对自然法则和价值的阐释比教条地贯彻更重要。自尼采之后，哲学议程的主要术语就是：首先，在承认本体论的不确定性之后如何开发批判思维；其次，如何重构一种由契合和伦理责任凝聚起来的社团意识，阻止人类滑入怀疑与猜忌的消极情绪中。
但是，芬兰校园屠杀案警示我们，不可以把哲学上的反人文主义与犬儒主义或者虚无主义的厌恶人类混为一谈。人类可能的确妄自尊大，但是在全球人口突破80亿之际，奢谈人类的毁灭似乎没有意义。另一方面，鉴于环境危机和气候变化，生态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因此，伯特兰·罗素在1963年美苏冷战正酣、核武对抗的时候提出的问题显得更有意义：人类有未来吗？在可持续发展和灭绝之间的选择是我们未来的框架吗，抑或我们还有其他选择？人文主义者和反人文主义的批评家各自的局限性问题是关于后人类困境的论辩中的核心问题，对这个问题我将用第一章展开阐述。
场景2
据《卫报》报道，在像阿富汗这样的战乱地区，人们只能靠树叶草根来维持生存。《卫报周刊》，2002年1月3~5日版，第2页。与此同时，在英国和欧盟的不少地方，喂养母牛的饲料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发达地区的农业生物技术部门使用动物来喂养母牛、羊、鸡，与野蛮时代的食人生蕃行为无异。这种做法后来被确定为是“牛海绵状脑炎”，俗称“疯牛病”的根源，导致动物的脑结构锈蚀，变成浆状。这里疯狂背后的元凶就是人类及其生物技术产业活动。
发达资本主义及其生物遗传技术导致后人类的形式变态，其核心是人类与动物互动环节的断裂，而一切生物都被卷入了全球化经济的纺织机里。生命物质的遗传密码——“生命自身”（罗斯，2007年）是主要资本。全球化意味着地球上的一切，尽管形式各异，都通过一系列内在关联的占有方式而商品化了。唐娜·哈拉维认为，存在着全球范围内的微观冲突的技术军事化扩散倾向；超级资本家对财富的高度集中，将生态系统转化为全球性的生产工具，将新的多媒体环境变成全球化的信息娱乐产业工具。
多莉羊现象就是由当代技术的生物遗传结构及其股票市场支持者制造的一场闹剧。动物为科学实验提供鲜活的材料。它们被操纵、虐待、拷打，在遗传学上重新组合，为我们的生物技术支撑的农业、化妆品工业、药品工业和其他行业提供生产资料。动物还作为稀有产品被出售，构成今日世界上位居毒品和武器之后第三大非法走私贸易，贩卖妇女紧随其后。
老鼠、绵羊、山羊、牛、猪、兔子、鸟类、家禽和猫都在工业化的农场被饲养，锁在笼子似的生产单位里。正如乔治·奥威尔所预言的，一切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是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因为它们是生物技术产业集团的有机组成部分，欧共体的每头母牛接受803美元的补贴，而在美国饲养一头母牛的补贴是1057美元，在日本是2555美元。如果我们知道了在某些国家的人均收入：埃塞俄比亚120美元，孟加拉国360美元，安哥拉660美元，洪都拉斯920美元，这些数字看上去会更加触目惊心。
与生命体的全球性商品化相对应的是动物在一定程度上的人类化。例如在生物伦理学范畴，动物的“人”权问题被提上了议程，以作为对滥杀动物的反制措施。捍卫动物权利在很多自由民主国家成为了热门政治话题。一方面是对动物的虐杀，另一方面是动物权利保护，这是由发达资本主义本身造成的悖论性的后人类境况，导致了多种形式的抵抗。我将在第二章详细讨论关于动物的、新的后人类中心主义。
场景3
2011年10月10日，被推翻的利比亚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在其家乡苏尔特被俘，然后被利比亚民族过渡委员会的成员殴打、杀死。但是在被叛军枪杀之前，卡扎菲上校的卫队已经被法国喷气式飞机和美国“猎食者”无人机摧毁，这架美国飞机是通过拉斯维加斯一个空军基地卫星遥控，从美国位于西西里的空军基地起飞的。
世界媒体聚焦的是残忍的枪杀、卡扎菲伤痕累累和布满血渍的尸体袒露在全球视线中引起的公愤，而忽视了当代战争的后人类特征：由我们的高科技制造的远程死亡机器。卡扎菲死亡方式之残酷——尽管他的统治是一种独裁——足以使我们感到作为人的某种程度上的耻辱，而使用高级精密的远程死亡机器来结束他的生命更令人感到一种道义上、政治上的不安。
后人类困境应为人类的非人性（非人道）时刻承担更多责任。在全球化的今天，由恐惧促发的新型战争的残酷性，不仅是由活人的政府施行的，而且还包括死者的各种不同的死亡方式，尤其是在处于转型期的国家。正如阿奇利·缅贝（2003年）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生物强权与死亡政治学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后冷战时代不仅目睹了战争的剧增，而且看到了战争方式发生巨大、深刻的变化，对人的幸存和死亡方式进行了诸多探讨和改进。当代死亡技术之所以是后人类的就在于这些技术在强大的技术介导环境下运行。我们可以称那个在拉斯维加斯电脑房间里遥控美国“猎食者”无人机的数字操作员为飞行员吗？他与驾驶“艾诺拉·盖”轰炸机把原子弹投到日本广岛和长崎的美国空军驾驶员有哪些不同？当代战争已经将我们的死亡政治学权力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水平（缅贝2003：19），几乎可以任意操纵人类身体和人口的物质毁灭，而且深受其害的还不仅仅是人类。
新的死亡技术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中施行，该环境存在两个思潮：一方面是怀旧的、偏执狂的政治经济学，另一方面是欣快或兴奋的政治经济学。这种狂躁抑郁状况表现出一系列症状，一个极端就是仿佛大灾难随时就会降临时的恐惧，另一个极端就像卡特里娜飓风或者类似的环境大灾难。从飞机飞行过低到遗传学突变和免疫力丧失，突发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只是一个迟早的问题（马苏米，1992年）。这种不安状态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社会不是致力于改变现状，而是努力维持现状或者生存。我将在第三章对死亡政治学的诸多方面展开论述。
场景4
几年前荷兰皇家科学院召开了一次科学会议，讨论人文科学的未来。会上一位认知科学的教授对人文科学进行抨击，认为人文科学存在两大弊端，一是其固有的人类中心主义，二是其方法上的民族主义。这位知名教授认为这两个弊端对于该学科是致命的，不适合继续存在下去，相关的政府部门也不应该再继续给予资金支持。
人类的危机及其后人类的余波对于与其密切相关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造成了直接的严重后果。在今天发达的民主国家里，在新自由主义的社会风气下，人文研究的地位一落千丈，沦落到了软科学之下，就像是有闲阶级的精修学校。它不再被视为一个专业的研究领域，而被视为一种个人喜好，我感觉人文科学有可能从21世纪的欧洲大学课程中消失。
因此，我研究后人类问题的另外一个动机，就是出于一个普通公民对于学术作用的责任感。作为一名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思想者，一名所谓的知识分子，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当下的公共社会生活中能够发挥什么作用。也可以说我对后人类的兴趣来自我对于今天我们生产的知识及其价值作用的关注。具体来说，我对于今天我们因为缺乏一个更加确切的称谓而笼统地叫做人文科学或者人文学科的东西在大学研究中的地位深感忧虑。我拟在第四章提出我对当今大学的一些见解。
对我来说这种责任感也表现出一种十分珍贵的思维习惯，因为我属于怀有梦想的那一代人。这个梦想就是构建求知的群体：学校、大学、书籍、课程、演讲社团、剧院、收音机、电视机、媒体节目，以及今天的网站和计算机环境，这样一个群体既反映社会，又服务和帮助构建社会。这个梦想也生产与社会相关的知识，这种知识与基本的社会正义原则一致，尊重人的尊严和丰富性，反对虚伪的普世主义，肯定差异的积极性，坚持学术自由、反对种族主义，开诚布公、坦诚待人。虽然我倾向于反人文主义，但是我十分认同上述原则立场与人文主义的精髓并不冲突。这本书不是要在学术争论中选择站位，而是致力于揭示我们所处环境的极端复杂性。我提倡将批评与创造相结合的新方法，将“积极性”变成“行动力”，从而为全球化时代勾勒出一个后人类时代的愿景。
后人类认识——以及具有这种认识的人——具备一种遵从群体生活的渴望，身上既没有保守者的感伤怀旧，也没有新自由主义者的盲目乐观。写这本书，是因为我相信新一代的认识主体能够建构一种普遍认同的人类共性，使我们摒弃心胸狭隘的地方主义、意识形态上的宗派主义、华而不实的故作姿态和夸夸其谈、莫名的恐惧。这种向往也形成了我的大学观，即大学应该服务于今天的社会，不仅作为科学生产的认识论基地，而且作为伴随知识、维持我们主体性的求知欲。我把这种欲求定义为通过对具体的境况和我们的历史定位中的权力关系的理解而具备的激进向往。这些境况包括了我们每一个人在社会关系网络中行使的权力，涵盖政治的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
可以说，我对后人类的兴趣与我对目前人性化，或者说太人性化的人类资源和局限性的失望成正比，而这种状况恰恰限制了我们集体和个人的热情与创造性。这也是主体性问题在本书中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我们需要为主体形构设计出社会的、伦理的和话语的新方案，以适应当下正在经历的深刻变革。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学会换一种方式看待自己。我把后人类困境视为一个机遇，借以推动对思维模式、认知方式和自我表现的新形式的探寻。后人类境况会敦促我们在生成的过程中批判地、创造性地思考我们究竟是谁、我们具体能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