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后台看历史卸妆读后感1000字
《到后台看历史卸妆》是一本由葛兆光著作，四川人民出版社 / 活字文化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24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到后台看历史卸妆》读后感(一)：《到后台看历史卸妆》读后
小猫咪很喜欢
在照顾小猫期间断断续续看完。作者葛兆光不必过多介绍，是书是其1997-2019年一些随笔的结集，部分发表过。写得比较浅，所以读得很轻松。甚至太浅了还有点不习惯，大约是因本书属于北岛为《今天》杂志所编试图展示当代中国不同学术和思想的视野丛书，面向读者是大众，选文也就比较浅近。分为五个部分，包含了作者近二十多年关注的学术焦点（例如边缘历史专辑，很明显源自想象异域的研究）、2011-2013年间在普林斯顿客座的随感（这一辑的叙述方式很像日记）、时评和对个人家世生平学术的自述等等。像这种随笔集，不抓住一个点借题发挥的话，很难立足全书来写一篇系统的书评。所以就基于书中关涉历史的一些部分补充一些想法，敷衍成文了。
第一辑“所传何统”，作者称乃针对过去一些文化传统在当代突然走红的现象有感而发。例如对追溯炎黄始祖的讨论。P9所说“没想到九十多年以后，某主管科技的高官居然……申斥那些疑古的历史学家道：谁说中国没有黄帝？为什么不能用黄帝纪年？”作者对此高官为谁，稍为讳言，然而读至此很难不想到“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发起者国家科委（今科技部）的宋健主任。这个工程启动于1996年，四年后结题，但到如今都还可以说聚讼纷纭，拉开它的专家组成员名单，无疑都是学界赫赫有名的人物，诸位大佬心态不敢深究。哲学是否神学的婢女不好说，但它的好兄弟文学和史学显然是无法逃脱被政治影响的命运的。
作者在这里点到为止，笔锋一转，开始谈东亚其他国家上演的此类戏码。这里要说的是，为了论证其主题，作者叙述时压缩了时间的变化，有意运用了一些表达技巧。实际上不仅“因此朝鲜国王受明朝太祖之封也并不是什么耻辱”，而且相当引以为荣；李朝朝鲜对清朝中国也不是“越看越不顺眼”，反而是经历了一个从不顺眼到顺眼再到不顺眼的过程；看到华夏衣冠换成辫发旗装后“渐渐希望从中国笼罩下挣脱出来”之前，是自居为“小中华”。具体参见孙卫国关于尊周思明等诸研究。
第二辑“藉史而思”关注边缘历史，自是源于作者在写完《中国思想史》之后，将目光移向东亚， 基于《燕行录》等文献生发的想象异域研究。有几篇文章之前也读过。然而我们在使用这类异域文献反观中国时，亦不可不考虑其史料的可靠性。例如p100引朱柳桥称“以前观日本书，我朝天子先世姓源，系日本人，今忘其书名。我邦或传以康熙帝自言云，均不知其信”。此处作者未注明史源，不过以前看过，用的是《得泰船笔语》（田中谦二、松浦章编《文政九年远州漂着得泰船资料》，收入《江户时代漂着唐船资料集》二），以清初的政治气氛，朱柳桥有多大胆子敢说当朝皇帝可能是日本人这种话，日本人出于什么目的记录并刊刻这段文字，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再说一些可商榷处，
P9转录1935年国民党推派张继、邵元冲致祭黄帝一事，文为“致祭于中华民族始祖黄帝辕轩氏之灵”，我查了下当代方志（《陕西省志》和《黄陵县志》）和专门记载黄帝祭祀情况的《黄陵文典》中所录这篇祭文，均为“轩辕氏”。此处疑误。
p27说董狐“忠实地记载着‘赵盾弑其君’，用真实维护着历史的严肃”，恰恰相反，我以为一字褒贬反映的并非历史真实，而是史学乃至政治理念。杀灵公者赵穿，董狐是因其“ 亡不越竟，反不讨贼”，没有尽到正卿的责任而如此记载，故孔子亦叹曰：“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
P152“日本副使大伴古【上麻下吕】”，当指“麿”。
p167参照本书标题，“卸了装”当为“卸了妆”吧。
《到后台看历史卸妆》读后感(二)：历史学家所要做的，就是寻找真相
不学历史的人必定重蹈历史覆辙，学历史的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不学历史的人重蹈历史覆辙。
但是，明知“说了也白说”，却也要坚持“不说白不说”。
于是，就有了葛兆光的这本《到后台看历史卸妆》。
《淮南子》中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历史学家所要做的，就是寻找真相。为此，他们往往把历史推开一段距离，这样才能看得清楚，并学会从书页背后和字里行间看到一些被遮蔽的历史，要像鲁迅在《狂人日记》里说的，“从字缝里看出字来”。
一、从“赵盾弑君”到“董狐之笔”
在“从背后看历史”一文中，用晋灵公派刺客杀赵盾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历史也是人写的”。
晋灵公贪图享乐，荒淫无道，赵盾屡次劝谏。晋灵公不但不听，反而怀恨在心，安排人刺杀赵盾。一次，他找了一个叫鉏麑（chú ní）的刺客，这个人是晋国有名的大力士，武艺高强。
一天凌晨，鉏麑潜入了越盾家，摸到了他的房门口。鉏麑发现门是开着的，越盾穿着朝服，坐在那里。因为上朝时间还早，越盾穿戴整齐后，便端坐在那里打瞌睡。
鉏麑退了出来，心中十分慨叹，他为赵盾的勤勉和正直所折服，实在不忍心下手去刺杀他，晋灵公的命令他又不能不听，进退两难之下，“遂触树而死”。
此事在《左传》和《史记》中都有记载。
这里其实有一个问题，鉏麑作为一个刺客，行刺当无旁人。既然已经“触槐而死”，左丘明和司马迁是如何知道他的所思所叹的呢。
故事还没完，晋灵公一次没杀成，再来一次。
同年九月，晋灵公请赵盾喝酒。他在席间埋伏甲士，准备将赵盾一举击杀。赵盾有一名车右，名叫提弥明。他见势不妙，快步登上殿堂，说：“臣子和君王喝酒，如果超过三杯，则为失礼。”将赵盾拉了出去。晋灵公指挥大獒扑上去，提弥明上前搏斗，将狗杀死。赵盾和提弥明边杀边走，提弥明被伏兵杀死。
晋灵公有一个武士，叫做灵辄。当年住在翳桑时，赵盾对他曾有一饭之恩。在搏斗中，他倒转武器，替赵盾抵挡其他武士的进攻。赵盾问他名字和住处，灵辄不答自行退走，赵盾也随即逃走。
九月二十六日，赵盾的堂弟（一说侄子）赵穿在桃园杀死了晋灵公。当时赵盾还没有逃出国境。听到灵公被杀，马上赶了回来。晋国大史董狐记载道： “赵盾弑其君。”并在朝堂上宣扬。赵盾辩解说不是自己杀的。董狐道：“你是晋国正卿，逃跑不越过国境，回来不捉拿凶手，不是你是谁？”
二、吃茶
在“吃茶与饮酒”一文中，作者引用了周作人的话来说明吃茶是一种高雅的文化，心境要淡雅且从容。
周作人的原文如下：
三、乾隆和慈禧的“枪手”
在“哪来这么多新知旧识？”一文中，提到了乾隆爱写诗，号称最多产皇帝诗人。据统计，他一生共写过43630首诗。平均一天要写两首诗。作者说乾隆写诗没用枪手，但其实乾隆是有枪手的，如沈德潜、钱陈群、张鹏翀等当时著名的诗人，都曾为乾隆作过枪手。而沈德潜因为曾经把替乾隆写的诗收进了自己的诗集，死后被夺官毁墓。
沈德潜像，《清代学者像传》第一集，清叶衍兰摹绘
清朝用枪手的还不止乾隆，慈禧也用过枪手，不过她不是写诗，而是作画。有一个姓关的画师曾说道：“每年我至少要为太后画六十幅画，她才恩准我不必到官里作画了。她在这些画上盖上自己的名章，再请翰林院的翰林们附上几句相关的诗，每当宫里举行宴会时，她就把这些画赠送给别人，好像这些画都是她自己画的。”而在他入宫面见太后的时候，太监们就会趁机勒索他。
宫崎室定在他的《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主明主义社会》一书中说：“人类所怀的不满在这三个方面表现得最为显著：第一是野蛮民族接触文明社会时对自己和对方产生的不满；第二是穷人接触富人时产生的不满；第三则是年少者目睹成年人社会时感受到的不满。”
在本书的附录中，葛兆光教授葛氏家族的变迁，非常有意思。另外也讲到了他对阅读的感悟，相信所有读书人都会深有感触。
作者葛兆光，1950年出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古典文献专业。毕业后担任清华大学教授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曾经于京都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东京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等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或访问学者。书中记载了作者四次到普林斯顿作访问学者的经历，但只是一些游历见闻，没有涉及到作者的专业领域相关知识。
《到后台看历史卸妆》读后感(三)：历史是一种诠释，而诠释是对真实的稀释
在本书的最前面，作者葛兆光就对《到后台看历史卸妆》这个书名作过一番阐释。他直白地提出，这个书名其实并不切题，而且也不能概括这本书的全部内容（看完全书我们会明白这一点）。
然而作为一名历史学家，葛兆光认为其责任之一“就在于到后台看历史卸妆，或者去帮历史卸妆”。出于这个目的，本书有了这样的书名，同时书里的许多内容也表现出了这一点。
那到底什么是“为历史卸妆”？又为什么要“为历史卸妆”？
荷兰汉学家田海在其著作《关羽：由凡入神的历史与想象》中有过这样一段论述：
真正发生了什么并不重要，因为史料肯定会告诉我们人们是如何进行选择性的记忆，又是希望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将这些故事告诉后人的。最终形成的关于真相的不同版本经过了人们的选择，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人们是如何解释突发事件的，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他们又是怎么样为生活中的偶然事件赋予意义的。
田海教授的这一观点恰如其分地解释了我们为什么要“为历史卸妆”。因为史料所记载的未必就是事实，它往往只是一种对事实的诠释。而每一次诠释，都是对真实的稀释。
按照田海教授的说法，史料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选择性记忆。我们或许会因此想到胡适那个著名的观点“历史是个任人涂抹的小姑娘”。
本书作者葛兆光教授也在书中提及了胡适的这句话，并认为他“说的并没有大错”。葛兆光教授认为，历史本身就是两面。一方面它告诉我们过去发生的真实故事，但另一方面也常常会粉墨登场；一方面提醒后人谨记教训，另一方面又会上演经过权利粉饰过的肥皂剧。
正因为历史存在两面，《到后台看历史卸妆》提出，“有良心的历史学者不仅应当讲述真实的故事，而且有必要到后台，去探看卸了妆的历史”。
作者对于“历史两面性”的观点或许会让我们对历史，对史料产生怀疑。这一点其实很正常，甚至在书里面作者就直白地指出，我们不必总是把历史学家的记载当金科玉律，他们也有情感好恶，也与固执偏见。因此历史记载中常常混杂着文学想象，甚至文学想象有时候还会充当并型塑着所谓的真实历史。
因为历史存在这样的想象、粉饰乃至于偏见的一面，所以我们需要为历史卸妆，需要探看卸妆之后的事实与真相。
当然，不消说，这一点很难做到。到底该如何为历史卸妆呢？本书中提及了一种思路——“从周边看中国”。
这是说我们在观看中国历史的时候，不仅需要关注中心的、主流的内容，同时也可以从边缘的角度，以“异域的眼睛”来看中国历史。
海外汉学家们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正是以一种“异域的眼睛”。因此我们在看海外汉学相关研究时，会发现那些汉学家们无论是采用的方法，还是切入的角度都明显不同于我们国内学者。
当然，在海外汉学和国内学者研究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孰优孰劣问题，只是双方的角度不同罢了。海外汉学家门可以站在不同的角度，发现一些国内学者“当局者迷”的视野。但同时，由于缺乏对传统中国的透彻理解，海外汉学家们的一些研究也往往会表现出隔靴搔痒的尴尬，这就需要我们择其善者，为己所用了。
在《到后台看历史卸妆》中，葛兆光还提及了不同文献“话语分裂”的问题。
在专制时代，人们可能同时会说三种话语：公开场合是一种；学术共同体中或在知识界的朋友中是一种；在私人场合又是另一种。
葛兆光教授提醒我们，如果仅仅相信第一种话语，并把它用来充当真实的历史图像，恐怕重建出来的只是哈哈镜中的图像。
要想看历史卸妆，了解史料背后的真相，那我们必须对史料“话语的分裂”保持警惕，穿越公开的历史记载去体察真实的历史。
在本书结尾《什么文化？如何中国》一文中，葛兆光还谈到了“中国文化的复兴”这一话题，事实上这个话题在本书之前的内容中也有所体现。
在《乱花渐欲迷人眼》一文中，葛兆光谈及了当下风靡的传统文化潮流，孔子、老子、庄子等一系列的传统文化名人因势翻红，受到了众人追捧。
在文中作者坦率地承认，阅读经典，重温历史当然很好。多读自己的经典，多看本国的历史，心中有几千年的底气，能让人变得自信而从容。
然而对于当下流行的传统文化潮流，葛兆光教授的态度却是表示怀疑的，因为他担心“这种对于历史和经典的兴趣”会不会像时装秀一样，流行得迅速，过时得也突然。这对于传统文化而言，究竟是福是祸？这是对传统文化的弘扬？还是对传统文化的扭曲？
在本书最后，葛兆光再次谈及了这个问题，谈及了中国文化的复兴。这个问题不光是作者关心，我们每一位国人估计都很关心。
但在问题开始，作者首先抛出了几个问题：什么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如何才算复兴？复兴文化是为了中国认同吗？
这几个问题都不好回答。
对于什么是中国文化这个问题，很多人会笼统地给出国学两个字，这也是当下许多培训班打出的招牌。
然而葛兆光在书中直言，现在所谓的“国学”根本不足以涵盖中国文化。
在作者看来，中国文化是复数性的，古代中国文化曾有多种族群与多种文化因素，虽然秦汉帝国逐渐成为汉文化主轴，但经过中古时代异族与异文化的叠加，，已融入相当复杂和丰富的内容。
既然古代中国是一个“众流汇聚”的文化共同体，那我们就一定要承认中国文化的复数性与复杂性。
除了复杂性之外，中国文化还具有包容性与开放性，这也是我们当下弘扬中国文化所应该持有的态度——保持开放姿态和理性态度。
要谈中国文化的复兴，那首先需要明白中国文化的危机在哪里？《到后台看历史卸妆》中指出危机根源在于“大航海时代之后的全球化冲击”。
全球化时代让世界成为一个整体，日宜频繁的文化交流也对保持自身文化特性造成了危机。
恰如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所认为的，每一种特立独行的文化都在普遍性（全球化）中遭遇了厄运，每一种文化都在获得普遍性之际丧失了自身的独特性，这是一种“文化侵略”。
然而葛兆光教授也本书中也提醒我们，不必要太过悲观，在他看来，现代文明和传统文化并非是非此即彼，截然对立的。真正复兴中国文化，需要的是提升全民知识素质，认识到独特的中国文化不再是口号和标签，而是历史和教养。
《到后台看历史卸妆》还提及了一个与我们当下息息相关的话题：人文学科拿什么来自我拯救。
葛兆光在书中说，当年鲁迅和郭沫若弃医从文的事情在当下似乎是天方夜谭，现在谁还会这么傻，放弃金饭碗去端泥饭碗？
人文学科面临的尴尬和窘境不言自明，它们被越来越边缘化，甚至在大众舆论中被篡改，被失声。
在当下的公众舆论环境中，信口开河可以博取掌声，哗众取宠可以获得好评，人文学科的基础与精神被忽略了。
坐在云端不着地的空谈高论成为时尚的风气，以一知充百知的批评撑起横扫千军的高调，钻头觅缝在鸡蛋里面挑骨头成为表现自己高明的捷径…… 葛兆光教授毫不留情地戳破了人文学科面临的乱象。但事实上这并非是针对当下而写的，而是写于2012年的文章。
10年过去了，有谁敢说上述乱象已经得到遏制与纠正了呢？
在本书的最后，葛兆光教授提出了他对于人文学科的理解与期盼： 在我看来，人文学科一方面要守住专业底线，不至于沦落成业余爱好，另一方面要能够介入社会生活，深入大众领域，提出有意义的，能够和当前政治、社会与生活密切相关的话题，让专业知识引导民众通过历史认识现实。
葛兆光教书的上述观点给人文学科的学者们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一要求事实上也说破了知识分子们面临的困境。
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在其著作《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将知识分子的困境剖析的尤为清楚： 知识分子脱离社会，容易偏离现实，走向虚无和精英主义；但知识分子融入社会，则容易失去思想的独立性和批评的自由，就会有使自己被社会消解的危险。
人文学科学者（知识分子）需要在“疏离与接纳”间寻找并保持与社会的关系，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霍夫斯塔特也给出了一条卓见：真正重要的是一种开放与包容的态度，使我们得以认识到，即使在这样一个单一的甚至是有着相当局限性的社会，也能够存在各种各样的优秀人才。
《到后台看历史卸妆》读后感(四)：《到后台看历史卸妆》
北岛邀请葛兆光教授收集一些文字，收入其主编的“视野丛书”。就这样，葛兆光将平素所写的“一些历史随笔、一些读书笔记、加上一些时论时评”整理出来，汇入《到后台看历史卸妆》一书中。
其间的一些篇章，已经能够在报刊媒体、著作和演讲中寻得，但也有一些文字是首次与世人见面。平心而论，见到这些文字，读者应当是欣喜的。因为倘若没有“视野丛书”这个契机，这些文字或可能沉没于时间之海里。
书名取作《到后台看历史卸妆》，或不贴切。事实上，收入此书的文章类型较为泛杂，很难用一个特定的标题概括之。葛兆光也自言，“它并不切题，也不能概括内容。”进言之，书中并没有谈到如何取到历史舞台的“后台”，也没有谈到人们如何精心打扮历史这位“小姑娘”，更没有谈及如何给历史卸妆。
在此意义上，如果书名写作“葛兆光自选随笔”（如“视野丛书”的徐冰《我的真文字》），或用其中的某一篇章标题命名之（如“视野丛书”的汪晖《颠倒》），可能会更加贴切。
我的真文字
8.8
徐冰 / 2015 / 中信出版社 / 活字文化
颠倒
8.8
汪晖 / 2016 /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活字文化
大体而言，书中的内容是值得咀嚼的。全书由五个专辑和四篇附录组成。
第一辑“所传何统”中的几篇文章大多写于20世纪九十年代末和21世纪头十年，是对传统文化复兴的反思。在这里，作者通过考察尊孔、祭炎黄、茶文化与酒文化之争等文化复兴的诸多现象，认为复兴传统不全是当下的发明。事实上，此前的中国历史也在对传统进行着不断的重新解释。在此意义上，我们一直存在于“历史的延长线上”。作者虽然对历史上的文化复兴现象做了历史的考察，认为祭炎黄现象在近代有其历史合理性。但是，其却没有抱之以同样的同情与理解去考察当下的文化复兴，反而多了一些冷眼旁观的感觉。例如，作者没有认识到当下的文化复兴，是民间与官方合力推动的，也是历史的产物。
第二辑“藉史而思”是作者在历史研究过程中的一些思考。这当中涵盖了作者对“朝贡体系”“全球化”“新学”“盛世危机”等概念的反思。
第三辑“引颈偶眺”，文如其名，是“从周边看中国”这一学术观点的几个案例。其中，有燕行人员对中华帝国坊间私语的记录，这些言语在帝国统治者看来是“大逆不道”的，所以很难刊行于官方文献中，只能以流言蜚语的形式存在着；也有明清鼎革之后，日朝地区对满人的看法与对“中华”概念的重塑；还有近代以降，洛克等西方学者对中国西南边陲的体验与看法。
在这里，作者对西南边陲和纳西族的认识主要源自约瑟夫·洛克的传记《苦行孤旅》。作者援引此书，是想丰富其“从周边看中国”的观点，却又不自觉陷入单调的材料之中。在作者的眼中，云南似乎是早已和现代文明接触，却被中心想象为是异域的存在。然而，回到洛克的文本当中，我们会发现洛克眼中的云南却离现代化遥遥千里。洛克在《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中，一方面描绘了云南在交通、卫生、住房等领域的前现代景象，另一方面又认为其间的社会交往模式、男女关系却呈现出与中原不同的包容性。但这种与中原不同的现象，绝非是西方带来的。事实上，洛克在来到丽江之后，便对当地妇女地位之高表示震惊。（同样的，许烺光笔下的喜洲镇也与此及其相似。）这样，我们便会发现，云南事实上处在多个边缘地区——汉藏之间、中西之间。所以，除了“从周边看中国”，考虑边缘与中国的互动之外，考虑西方对中国边缘的认知也是极其重要的。
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
8.6
约瑟夫·洛克 / 1999 / 云南美术出版社
祖蔭下
8.5
许烺光 / 2001 / 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苦行孤旅
8.2
[美] 斯蒂芬妮·萨顿 / 2013 / 上海辞书出版社
第四辑“普镇琐记”则是一个全新的篇章。在这一辑中，作者以个人是学术体验为视点，记录了其在2010-2013年间的普林斯顿讲学经历。
第五辑“奈何当下”将关注点转向当下，分享了作者对“人文学科衰弱”“国学热”等当下现象的看法。
在这些专辑中，最大程度上引起我共鸣的是第四辑“普镇琐记”。作者是这样介绍这一专辑的：
在这一专辑里，作者先用四篇文章分别回忆了2010-2013年间的普林斯顿生活经历，之后专门写《看看约翰·纳什的眼睛》一文来怀念约翰·纳什，最后介绍了普林斯顿的几位历史学家，其中不乏劳伦斯·斯通、娜塔莉·戴维斯和卡尔·休斯克等名家。
事实上，这一专辑最令人动容之处，在于作者所身处的学术共同体。在这里，作者遇见了王晴佳、黄克武、汪晖、欧立德、葛剑雄等海内外学人，新朋旧友相会异乡的欣喜之情从字里行间流露出来。
期间，普林斯顿小住，已经是作者“近年来最愉快的时光”，而在其中“最愉快的事情，莫过于可以与余英时先生夫妇聊天。”正如作者所述，与余英时先生“没有录音，没有边际，也没有主题”的自由的讨论，象征着两个思想灵魂的神交。而这也是作者在普林斯顿感受到的学术共同体之风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