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无处安放的美好情操
一 偶然发现，我喜欢的好几个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活着活着，突然不知哪里不对劲，都隐居到乡下去了，好像结束了一份兢兢业业的工作，得给自己放一个悠长隽永的假期。
亨利·摩尔在42岁的时候搬到了小村庄佩里·格林，我从他的工作室写字台前的窗户望出去，一群圆滚滚的黑脸羊正匍匐在他的雕塑周围打盹儿；地道的伦敦人约翰·伯格在47岁时隐居到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小村庄昆西，他不再关心政治，反而把注意力放在人类爱莫能助的事情上，比如四季的变化、动物的生老病死和喜怒哀乐；E.B.怀特也在39岁时辞掉杂志社的工作，跑到缅因州当农民，养猪养鸡，孵化鸡蛋，给母羊接生。
我有时在伦敦也待不住，想去乡下住几天，从国王十字街火车站出发，那心情就跟《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听闻舅母一家将邀请她去湖区游玩时一样狂喜。
连续三年，我都住在名叫“The Wild Boar”的湖区农舍里。那里的标志是一头野猪，有古老的木头房屋，用木柴点燃的篝火在壁炉里跳跃，晚饭永远是它家招牌的烤猪排和自酿啤酒，这一切满足了我对英国乡村生活的想象。
虽然每次来的季节不同，但都避开了冬季。湖区的朋友告诉我，每年圣诞节后的1月和2月是他们最忙的时候，忙着努力工作赚钱，等春天来了，谁还坐得住呢？
湖区自然是美，能轻而易举占据人的心，不然不会成为英国本土最受欢迎的度假地。
没有气贯长虹，也没有重峦叠嶂，那种美从静谧中幽幽地沁出来，像一位最娴静的淑女，只是坐在那里，不动声色，就足以让人转不动眼睛。每每面对湖光山色，或闻到水仙花香，你总想借景抒发一下情感，赞美这美妙的自然风光，想到的都是湖畔诗人的诗句。
像一朵云，
在银河里闪闪发光，
它们沿着湖湾的边缘，
我一眼看见了一万朵，
在欢舞之中起伏颠簸。
读了华兹华斯如赤子一般赞美自然的诗，你会很容易忽略他曾经是因为仕途失意才回湖区定居的，也会忘记在那个时代，机器早已轰鸣高歌，工厂烟囱冒着黑烟，伦敦、伯明翰、曼彻斯特乌烟瘴气、臭气冲天。甚至，你根本看不到一个阴霾密布的冬季湖区，仿佛这里只有人间四月天。
毕竟，那时的英国乡村已不再是杰弗雷·乔叟时代的纯净之地，说不定满是炭灰的大雾也弥散在湖区的上空，太阳穿上白色的纱裙，由于“圈地运动”而无地可耕的农民正黯然神伤……可这些绝不会出现在湖畔诗人的作品中。在他们优美的遣词造句里，既没有工业革命的影子，也看不到勃朗特三姐妹笔下的沼泽和陡峭的山崖，也看不到像碧雅翠丝·波特小姐那样在农场劳作的景象。
未被污染包围的乔叟，并没有写出一个纯美可爱的乡村。而华兹华斯好似对真实的世界闭上了眼睛，全然沉浸在自己家湖边的“鸽舍”。我去参观“鸽舍”的时候，看到了他生前使用的寝具用品，他可真算不上是阔绰的乡绅。可能是经济并不宽裕，买房子的钱也是靠人接济，另外，他可能也并不热衷于奢侈的生活方式，欣赏一朵花的绽放胜过几件豪华家具带来的满足。
华兹华斯对自然的崇拜带着一种病态的成分，我因此读出了另外一种心酸，那就是把自然歌颂得越是绝美，他的现实生活越是不尽人意，对自己的人生越是失控。那些诗正是他的避难所，帮他回避了真实人生中的暴风雨和残酷。
但毋庸置疑，大自然让这些湖畔诗人很快乐，连呼吸到的空气都充满自由。比起一些把众生的因果背负在自己身上的知识分子，华兹华斯、柯尔律治和雪莱等人则用诗把人们引入他们心中的乌托邦，避世的诗句藏在胸口，宛如一道道护身符。
华兹华斯坚定地认为：“所有的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它源于宁静中积累起来的情感。”自然滋养和激发了诗人，他的诗作又让更多人看到自然的魅力，延绵的山峦、整齐的田庄、清澈的小溪、蔚蓝的湖水和散布其中的袅袅炊烟。
在华兹华斯的自然观中，自然是神性、理性和人性的结合，儿童是成人重返自然的中介，自然是拯救人类社会的良药。
他曾提出过这种前所未见的观点：人生最好的年华都是受大自然影响的结果。大城市里拥挤不堪以及不人道的生活方式有害人性，而回归自然则是拯救人类的最好方式。
两百年后，华兹华斯的论断依然有先见之明，即便我们已处在如此繁华便利的城市，却并没有比那時候的人们感到更幸福。因为，他早就发现了，“从大自然里获得欢乐，乃是人们保持和增长永恒快乐的秘诀”。
英国的乡村，以某种特有的气质，表现着这个国家的高贵和永恒。一些世袭贵族的子女，其童年几乎都在自家的乡间大庄园或古堡里度过。
以女王为代表的温莎家族就是典型的英格兰乡村贵族。英国记者帕克斯曼说：“真正的英国人就是乡下人，这话一点儿不假，越是有钱有势，越是受过传统教育的英国人，越会以此为荣。”
城市化进程中，人们曾一度更愿意留在城市，城市的物质生活代表着文明和财富。也有例外，那就是出生在伦敦肯辛顿区的富家女—碧雅翠丝·波特小姐。16岁，波特小姐跟随家人度假来到英格兰北部的Near Sawrey村，从Wray城堡走到了温德米尔湖畔，被湖区绮丽的风景吸引，之后10年，他们一家常常在夏天来此度假。
波特小姐一心想当农妇，而不是父母期盼的上流社会淑女。最终她如愿以偿，挣脱牢笼，定居到湖区。
要说湖区人心中真正的英雄，并不是曾打跑豪猪的壮士，也不是湖畔诗人，正是这位种地养花、照顾猪羊鸡鸭、清理水沟、翻修房屋的童话作家。39岁时，她用稿费买下第一套房产—丘顶农场，原本娇生惯养的城市小姐竟成了种田能手、牧业专家。
除了彼得兔的故事，很少有人知道，波特小姐和自己的牧羊人一起，培育了在湖区濒临灭绝的黑德威克羊，她还当选为黑德威克羊培育员协会的会长，成为一位自然科学家、环保主义者。她还写过一篇关于真菌繁殖的论文，并向当时英国生物分类学的最高研究机构伦敦林奈协会递交，最后因为性别原因遭到粗暴拒绝。当青霉素的发现震惊世界时，人们才对当年粗暴拒绝她在这一领域的原创贡献感到惭愧。
高尚的情操并非只体现在作品里。波特小姐把所有出版收入用来购买田产，致力于维护传统的农耕技术和手工艺。去世的时候，她留下了4000英亩的田产，包括15个农场、房产和许多景色优美的地区，并将其全部捐给全国基金会，以保护英国的自然景观和人文建筑。
在湖区住上几日，大致你也会有所体会，乡村生活为何会成为英国人终生的向往。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写道：“乡间是英国人的天然感情得以真正发挥的广阔天地。在乡村，他们心甘情愿地从城市的一切拘谨和客套之中擺脱出来，一反其平日沉默的习惯，变得欢欣舒畅。”
比起城市，乡村确实是道德更高尚的殿堂，教化人们亲近泥土，净化人们如温德米尔湖一样纯净，不分伟大还是渺小。可想而知，这些郁郁寡欢的文人们纷纷投身于广袤的乡野，仿佛那里才是自己高尚情操的安放地。
可惜在湖区住了5天，我就开始按捺不住，满心想要重返伦敦西区的剧院，想要潜入热闹非凡的考文特花园，想要走到摄政街的街角喝咖啡了。原来，只有书、木屋、花草为伴的生活也挺寂寞的，我一边收拾行李返城，一边遗憾于自己的凡心不能彻底适应与世隔绝的生活。惊喜的是，我意外发现自己的胸口也被贴上了一张美好情操的护身符，那应该是在林间散步时、给南瓜浇水施肥时、在读华兹华斯的诗歌时得到的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