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在囧途，这些问题特烦恼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韩愈回头望长安，只见被浮云隔断的终南山。积雪拥塞蓝田关口，连马也踟蹰不前。

　　那是公元819年（唐元和十四年）正月，唐宪宗将一名高僧的指骨迎入宫廷供奉，要官民敬香礼拜。任刑部侍郎的韩愈劝谏唐宪宗少把精力放在信佛这些对国家无益的事情上，结果触怒君威，被贬为潮州刺史。接到调令当天，韩愈就被要求马上打铺盖卷走人。

　　千里之遥，他只身一人仓促上路，走到蓝田关时，妻儿还没追上来，侄孙子跑得快跟了上来。他郁闷、无奈，写下了这首《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异地为官的难处，何止如此？官员们颠沛流离，有的还未到任，便已客死他乡。

　　唐时，海州人士陈光蕊高中状元，被安排到江州（今江西九江市）任州主，路上被水贼刘洪劫杀。刘洪带着官诰凭据，冒名顶替陈光蕊去江州做官，十八九年居然没有露馅。

　　这是《西游记》中的情节，陈光蕊便是唐僧的父亲。后来唐僧报了杀父之仇，龙王让陈光蕊复活，家人终于团聚。

　　古代官员调任的文牒手续中，对赴任者的相貌有详细记录。且每隔3年地方官需到省城或京城述职，接受吏部考核，冒名顶替地方官的操作，难度甚大。即便如此，历史上还真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清代人徐芳在《诺皋广记·雷州盗记》中，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明崇祯年间，一名官员受命外放到雷州做太守，途中遭遇盗匪，自己和随从都被杀了。这伙强盗选了一名会认字处事的出来冒名顶替太守，其余的冒充仆役，几个人拿着委任文书，大摇大摆地赴任去了。

　　假太守清正能干，上任一个多月，把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府下与百姓，都庆幸遇到了贤明的父母官。不久后，真太守的儿子来探亲，路遇“太守”发现不是父亲，方才察觉出了大事，连忙报告负责监察地方官员的监司。

　　事情败露后，盗匪被团灭。徐芳的评语耐人寻味，“其贼守，盗也;其守而贤”，盗贼做太守尚能以贤而得民心，有的官员却贪腐无度、暴虐成性。

　　古人常说“千里当官路艰险”，除了路遇强盗，灾病也是一大威胁。范仲淹赴颍州任职时，强撑着带病上路，走到徐州时与世长辞，遗产连家人回家的路费都不够。

　　碍于交通条件的限制，官员还可能遭遇不可预测的交通事故。南宋乾道六年（1170年）十月，因受奸人谗言所害而赋闲在家的陆游从水路入蜀，赴任夔州（今重庆北部）通判。5000多里的路程走了157天，上演了一出宋代版本的“人在囧途”。

　　那天，陆游乘船途经三峡附近的青滩，还未来得及览尽眼前至美风景，随着一声巨响，船体突然倾斜，原来礁石刺穿船底，差点让他葬身长江。在滩上滞留了两天后，陆游才换了一只船继续前进。

　　鉴于官员异地调度旅途艰险，不少朝代对要员赴任多有保护措施。北宋元祐八年（1093年），苏轼由礼部尚书外放到定州（今河北定州市），定州当地专门派来警卫队来京护卫。如此待遇，没有个省部级别，是享受不到的。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浙江孝丰县令李梦登刚上任不到三个月就被免职了。当时他就很困惑，向同僚吐槽，我李梦登为官恪守本分，为百姓办事尽心尽力，咋就得了个这个结果呢？同僚们打听到，原来李梦登是因为“卒用公式”被劾免，也就是说，他办公不合官方要求。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那时，地方官员赴任一般会带各科师爷，到了当地，师爷就要到处打点地方豪强胥吏，为未来几年的官途铺平道路。“不谙世事”的李梦登带着几名学友就赴任去了。按常理，新官上任，要谒见巡抚。李梦登到了巡抚府上，守门的拦着他要红包，不然就不通报。

　　李梦登拿不出银子，他在门外干等了一天，守门人才勉强替他通报了。巡抚告诫他，你这人太老实，赶紧请几个当地的幕僚辅佐你吧，不然要出岔子。李梦登不以为然，说养不起幕僚。时间一长，失业的胥吏衙役到处告状，说李梦登的坏话，最终导致了其下课。

　　李梦登被免职以后，穷得连返乡的路费都没有，靠着百姓募集的银两，才得以归乡。地方胥吏徇私舞弊，令地方官大为头疼。官易而吏不易，身在异乡为异客的官员势单力薄，要与胥吏抗衡，难度可想而知。

　　古代讲究“落叶归根”，有的官员到了年龄“称病上书致仕”，请求退休。回老家，在外地的为官声誉就显得尤为重要。忠孝是古代衡量官员声誉最重要的标尺。然而，异地为官的政策与社会的价值取向之間，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拿赡养父母来说，虽然有的朝代给了地方官一些优惠政策，比如明代洪武年间，明太祖为了嘉奖孝顺的官员，国家给舟车，让官吏接父母到任处游玩。这项福利能普惠到多少官员是个疑问，更何况，老头、老太太能不能禁得住长途旅行还是个问题。父母病逝，奔赴几千里路赶回老家，尸骨已寒，如此尽孝，是不是有形式大过内容之嫌？

　　“石以砥焉，化钝为利;法以砥焉，化愚为智。”用砥石磨砺，可以使刀化钝为利，以法制治理天下，便能化愚为智。这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砥石赋》中的金句，其中的哲理包含他不少为官心得。

　　贞元时期，刘禹锡在朝中跟柳宗元搞革新，触碰了藩镇等保守势力的利益，大半辈子都在被贬谪的自驾游中度过，先后到了连州（今广东连州市）、夔州、和州（今安徽和县）。每到一地，刘禹锡把先进的农业技术、医学等理念带到当地，兴文重教，开化民智。在连州，他还积极收集当地的偏方秘方，并结合自己所闻，撰成《传信方》，以惠百姓。

　　异地为官固然困难重重，但于有恒心恒志者，办法总比困难多。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年）二月，三十六岁的韩愈来到阳山（今广东清远阳山县）做县令。作为河南河阳（今河南焦作孟州市）人，他不懂岭南话，“天下之穷处”的条件，也不可能专门配翻译，为了展开工作，他只能在地上画图与当地人交流。

　　为官一任，最大的风险，始终还是初心沦落，与胥吏同流合污。清代学人陆以湉根据读书所得及平昔见闻撰写的《冷庐杂识》，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嘉庆年间，浙江秀水（今浙江嘉兴县北）县令才上任之初，颇著仁声，士民赠以匾云“民之父母”。后来，该县令在当地官场熟络后，一改之前的节操，变成“广通贿赂”的贪官。于是，百姓又悄悄地在之前“民之父母”的匾旁添写了两排字：“漫道此之谓，谁知恶在其”，讽刺夸赞该县令是好官为时尚早。

　　如此“石以砥焉，法以砥焉”的做法，自然被唾弃。制度管人总好过人管人，但长期以来，封建社会始终强调官员的道德表率，如《资治通鉴》总结的：“政者，正也。”另一方面，权力中央疏于监察制度的建设和落实，因而吏治腐败，几乎是所有的朝代都未清理掉的痼疾沉疴。

　　（摘自《廉政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