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宝剑孤臣泪》读后感精选10篇

　　《秋风宝剑孤臣泪》是一本由姜鸣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4.00，页数：35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秋风宝剑孤臣泪》读后感(一)：娓娓道来，令人忘倦

    姜鸣先生研究晚晴政局和人物，追寻近代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蹒跚历程，前有《天公不语对枯棋》，《秋风宝剑孤臣泪》是其续篇。姜先生将往日岁月比喻为洒落海滩沙石混杂的镜子碎片，历史学家若想复原那面镜子，需要尽量全面地掌握史料。《秋风宝剑孤臣泪》的史料多取诸新近公布的档案、奏折、禀报、批牍，结合书信、日记、诗歌、报章、旧影像和国内外报刊，钩玄索隐，娓娓道来，“用论文的规范写散文，用散文的笔法写论文”，读之令人忘倦。
    清末的中国之于现代化潮流，始而“预流”，终于“未入流”，举步维艰，令人扼腕。以兴造铁路、架电报线为例，1965年2月，总理衙门致函各封疆大吏，认为铺铁路、设电线只是方便了洋人，要求他们尽力设法阻止，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回信称“铁路费繁事巨，变易山川”，赞同总理衙门意见。仅仅几年之后，李鸿章便转变了看法，在1972年写给丁日昌的信中他提到，中土应该“改驿递为电信、土车为铁路”，预言“百数年后，舍是莫由”。1876年更有言，以为“朝开铁路、电线，夕死可矣”。1880年，在李鸿章精心安排下，刘铭传上《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从国防战略和中外国运对比的角度提议兴建铁路，引发朝野大讨论，又很快在保守势力阻挠下戛然而止。直到1886年，醇亲王奕譞巡阅北洋海防，对铁路的看法发生根本转变，他领导下的海军衙门，才成为铁路建设的积极推动者。
    这位醇亲王是光绪皇帝的亲生父亲，他为了取悦慈禧太后，让她归政后有个颐养天年的所在，同时减少她对光绪亲政后朝政的干预，为慈禧修造了颐和园。造园的经费，他委托李鸿章以建造海军之名，从各地督抚中募集260万两巨资，本金存储，利息用于颐和园的工程和维修支出。
    其实，自颐和园1888年开工以来，每年便由海军经费内腾挪30万拨给工程处了。1891年，海军衙门上奏要将海防捐收入挪垫于造园工程，皇帝钦批同意。更令人想到的是，园子刚造成，海军本身的用钱却成了问题。6月1日，正当李鸿章一行巡阅北洋海军的时候，户部上奏酌拟筹饷办法折，建议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二年，所省价银解部充饷。而提出这个建议的，是光绪皇帝的老师、户部尚书翁同龢。也是这位翁同龢，1876年郭嵩焘拜访他时谈自己的经世抱负：欲天下皆开煤矿，全中国遍修铁路，被他在日记中讥为“失心狂走”。
    1891年，中日海军的力量对比，中国还略占上风，由于停止购舰，短短三年，形势逆转。1894年5月29日，李鸿章上奏巡阅海口情形称，“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光绪）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大小二十余艘勤加训练，恐后难为继”。几个月后，甲午战败，他不幸言中。
    对比李鸿章少年时“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的意气风发，临终时“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的悲凉心态，让人无限感喟！
    书中略有疏误，试举如下
1、第86页：
    赫德呈递的建言《局外旁观论》：“矮人立于长人肩上，所见必远于长人。庐山真面，唯在山外者得见其全”。中国通赫德劈头就用了李白诗句的典故
    按：所用诗句典故显然是《题西林壁》“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作者不是李白，而是苏轼。引文结束部分引号与句号似应互换位置。
2、第170页：定为监斩侯，秋后处决
    按：“监斩侯”应为“斩监候”。
3、第174页：起居反复无常，脾胃太亏，恐非药饵所能起，可忧孰甚。
    按：“孰”疑应为“殊”。
4、第220页：跬步不出，外亲罕睹，而惟薄不修者……催其能略乃所以成其严耳……宜呼骇怪也
    按：“惟”应为“帷”，“催”疑应为“惟”。
5、第220页：徒使议酒食工针黹可以匿迹屏影，遂沿为女子之常态耳……若言语高响，谈吐蕴藉不避。男子雅好周旋，则亲串中方且讥诮
    按：标点似应为
    徒使议酒食，工针黹，可以匿迹屏影，遂沿为女子之常态耳……若言语高响，谈吐蕴藉，不避男子，雅好周旋，则亲串中方且讥诮
另，“串”疑有误，同页“夫人情催罕见之物，最注重念”，“催”疑应为“惟”。
6、第221页：内眷往来，必屏挡衣饰，务极华丽……然试问北人，暧昧之情曾多于男人否？也而亦并不多也。
    按：标点似应为
    内眷往来必屏挡，衣饰务极华丽……然试问北人，暧昧之情曾多于男人否也？而亦并不多也。
7、第271页：遂于工部局相龃龉
    按：“于”疑应为“与”。
8、第274页：
    蒙委卑职在总公司充当翻译等因，感恩植之，逾恒倍奋，惭之交集
    按：标点应为
    蒙委卑职在总公司充当翻译等因，感恩植之逾恒，倍奋惭之交集
9、第336页：1979年，美国前总统格兰特来远东游历
    按：“1979年”应为“1879年”。

　　《秋风宝剑孤臣泪》读后感(二)：华丽丽的一个个标题，只包裹着历史的一点点碎片

         这本《秋风宝剑孤臣泪》比那本《天公不语对枯棋》差太远了，从写作日期推断，觉得是将当年出版《天公不语对枯棋》筛选掉的文章，稍稍修改一下，借那本书的畅销而搭售的，这有点象证券股市上的垃圾股重新包装上市交易，看得出作者做为商人的精明与专业，只是少见了学者的风度与深度。
      姜鸣先生在书中〈自序〉中说，写历史“要以写论文的严谨与写散文的可读性来写”。按照这个标准衡量，先别说什么论文散文的，也别说什么专业业余的，只做为历史“读物”，这本名为《秋风宝剑孤臣泪：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续编》的书，你要讲什么？从大的方面讲，晚清的时局，正值清王朝面临深刻的政治危机、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你有什么新的史料发现？你又有那些新的分析判断？不能说没有，但很鲜见。大部分不过是作者呈现给我们的是旧地处游或重游中拣拾的一些历史碎片，面对这些素材，作者并没能缝补、串联成一段自圆其说自说自话的历史进程解读或哪怕一段插曲的吟唱，当然或许这个要求有点高，但就一个碎片的解读，又给我们哪些思考？作者又往往深入不下去，仅仅是堆积一些资料。
     有人说姜鸣先生的书有标题党的味道，的确，姜鸣先生的大部分文章在一堆经充分考据、论证、修正，充满细节的、枯燥的史料前面，往往有一个很有文采的标题，比如书中那篇《簪花多在少年头》好象要写少年时代的李鸿章，读下来却不过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故居游记。对李鸿章年轻时这首言志诗背景、脉络，一点也不提及，对这首气冲霄汉的人生宣言一点不渲染，仅仅触及一些皮毛，别说我们希望作者能通过现场的查看、拍照、考察，再透过相对完整的史料梳理，能为读者揣摩分析判断乃至还原人物的心理，解读其人生关键时刻的选择与表现，来感想来感慨来感悟，但你读下来，什么也没有，通篇就连一个完整的象连环画一样的简单故事都没有，说句不过分的话，都赶不上豆瓣上类似的文章。其它如《男儿怀抱谁人知？》、《本来钟鼎若浮云》，标题与内容脱离，我都怀疑这是姜鸣先生自己取的文章名吗？
     早有人说，历史书需要“零度”写作，高的境界要“绝唱”、要“无韵”。其实，基本的，读者在读书的时候，只希望能被带入书中的氛围（好象影视作品强调的代入感）中，穿越到书中，与书中人物“同呼吸共命运”。这不仅仅需要一个有文采的标题，还需要在全书中读到阐释、关照、渲染、把握。

　　《秋风宝剑孤臣泪》读后感(三)：新旧嬗递

晚清，是中国新旧嬗递的时代，陈旧的东西逐渐式微，新生的事物艰难成长，人与社会伴随近代化的观念革新走进“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作者的关注点在于那些得风气之先的士人群体，尝试从他们的生活细节中探寻大清帝国没落的轨迹与动因。书中很多内容有关洋务重臣李鸿章家族，特别是关注了李鸿藻及其支持的“清流”派为挽救晚清危局所做的种种努力。书名“秋风宝剑孤臣泪”引自李鸿章的临终诗，当作者探访李鸿章出生地合肥磨店时，读到李氏《二十自述》中充满生命朝气与阳光的诗句“簪花多在少年头”，历史的沧桑之感跃然纸上。作者希望用论文的规范写散文，用散文的笔法写论文，因此每篇文章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作为很下功夫的一本历史小品集，本书值得一读。

　　《秋风宝剑孤臣泪》读后感(四)：读后随想

印象最深的是《朝开铁路，夕死可矣》和《治人治病，中外一家》。
清末对修造铁路的讨论乃至争议，联想到数年前修高铁的纷扰，真是如出一辙。看当年奏折原文，想想一帮人冠冕堂皇用华丽辞藻罗列不可修铁路的理由，却不曾想在多年后风向扭转，太阳下面没有新鲜事。
《治》文中记录，李鸿章评价中医“仅凭虚以构象，非实测而得真”，查这句话出处时找到这么一篇文章：
茧斋医话•李鸿章的幼稚病
作者：干祖望
摘要：清代媚外大臣李鸿章(1823-1901)有过评中医不科学的一句话,即"以意进逻病机,凭虚构象,非实测而得其真也."此语见于光绪二十四年 (1894)美国医士洪氏提反译<万国药方•李序>.李鸿章对中医的妄加评论,源于幼稚病产生的片面认识.
出版源：《江苏中医药》, 2001, 22
哈哈。
最近还读了本卜正民写的《塞尔登的中国地图》，和本书类似，都是以小见大的作品。但《塞》洋洋洒洒写出一本，略显勉强。本书作者工作之余还有心力搞搞研究，佩服佩服。

　　《秋风宝剑孤臣泪》读后感(五)：姜鸣谈晚清政局的中枢与清流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 黄晓峰 发表于2015-08-16
历史学者姜鸣先生的新作《秋风宝剑孤臣泪——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续编》近期由三联书店出版了。这是他继九年前出版《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之后，又一本关于晚清的历史作品。两书都涉及清末的重要人物和事件，对于不大为人注意的晚清政治中枢军机处的运作，更是有多篇文章进行分析。核心权力机构中的那些重臣，面临亘古未有之变局，会如何应对呢？8月20日，姜鸣先生将在上海图书馆做题为“老照片中的晚清政治家”的讲座，对这一话题会做出更多解读。
    □晚清的中国，曾、左、李虽名震天下，但清廷的中枢机构军机处，以及那些我们不太熟悉的文祥、沈桂芬、李鸿藻等军机大臣，才是政治运作的核心吧？
　　□姜鸣：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关注的是农民战争、农民起义，学术界那时花了很大的精力和资源去研究太平天国、义和团，洪秀全、李秀成。讨论是英雄（统治者、精英）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硬生生地把社会分割成两个部分。现在想想，如此机械划分，有什么意义？当年把洪秀全说成是“奴隶”的时候，其实渗透着的，仍然是另一种“英雄史观”。
　　八十年代以后，在近代史的人物研究中，开始重视曾、左、李、恭亲王奕，但对于统治者中的大部分人，对晚清中枢的关注和研究依然很不足、很片面。以光绪朝前期为例，军机大臣文祥、沈桂芬、李鸿藻、宝鋆、王文韶，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董恂，对于国内外事务决策起着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在1880年前，军机处主政的先是文祥，后来是沈桂芬，恭亲王只是把把关。日常运作，沈桂芬一系有很大话语权。李鸿章曾对其淮军旧属潘鼎新说：“佩公（宝鋆）专说浮话，不管实事。……政柄乃沈（桂芬）、王（文韶）主之，农部则王之专政也。”张佩纶则对李鸿藻分析：“自粤捻削平，曾、胡继逝，而吴江（沈桂芬）入柄大权，为阳极阴生之象。”1881年沈桂芬去世后，张佩纶又密告李鸿章：“吴江除夕即世，予谥文定。月初恪靖（左宗棠）入直，但愿群工协力，破沈相（沈桂芬）十年因循瞻徇之习，方可强我中国。”张佩纶当时是李鸿藻嫡系人物，他的看法，反映了李鸿藻对引左宗棠入军机的期待。左宗棠被“清流”推荐入朝后，翁同龢记载“访晤左季高相国长谈，初次识面，其豪迈之气俯视一世”。翌日又记：左相“议论滔滔，然皆空话也”。半月之后，他在日记中记录：“左相来，宝相（宝鋆）有一团茅草之喻。窃恐左公不免龃龉矣。”李鸿藻本人甚至写下嘲讽左宗棠的竹枝词，这些都反映出当时高级官员之间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彼此的观感。1881年之后，主政者是李鸿藻。张佩纶居于李鸿藻和疆臣中最具影响力的李鸿章之间，力图将二李勾兑在一起，做出一个大的格局。对这些重要史料，以往学术界关注甚少，因此对甲申易枢前中枢集团的判断，存在很大盲区。1884年到甲午战争，这期间先是醇亲王主政，后来换成庆亲王奕劻，再有礼亲王世铎、孙毓汶、张之万、阎敬铭、额勒和布、许庚身担任军机大臣。光绪后期，庆亲王奕劻、荣禄、翁同龢、张荫桓，乃至瞿鸿禨、鹿传霖、袁世凯，都是政治运作的核心人士。但是，不仅普通老百姓和一般的文史读者对许多名字不甚了了，学术界对他们也几乎很少研究。用《中国知网》这个收集国内大部分期刊报纸的数据库引擎去检索篇名关键词，以奕为例，从1986年至今，只有五十八篇文章；奕譞，1982年以来只有十七篇文章（还包含不少通俗文化期刊）；李鸿藻从1997年至今，只有六篇文章；沈桂芬从1991年至今，连同资料整理在内，有十篇文章；文祥同样也是十篇，而研究宝鋆的文章是零。可见被关注和研究的成果非常稀少，与那些热门而重复研究的人物相比，完全不均衡，不成比例。前些年，石泉先生所著《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林文仁先生所著《南北之争与晚清政局1861-1884——以军机处汉大臣为核心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先后面世，对于中枢大臣和清廷政局初有涉及，但其所用史料均属初级，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
　　再比较一下对光绪初年思想家的研究成果，王韬三百九十八篇，都是围绕着新闻思想、变法思想、教育思想等来写的；冯桂芬九十三篇，研究《校邠庐抗议》、变法思想、西学思想、中西文化观比较、经济思想等；郑观应三百五十六篇，研究慈善、经济、变法，商战思想，教育思想等。这些人士，生前影响未必很大，但是后来被学界重视、发掘和包装，有关研究连篇累牍，即使观点陈陈相因，毫无新意，也总有人在不停地写。这种不对称，反映出学术界对历史人物的关注存在很大偏颇，也反映出新生代的研究者不善于选择研究方向和课题。
　　□研究中枢机构和人物，对于研究近代史有什么重要作用呢？
　　□姜鸣：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点，无疑应当包括中枢集团的活动。如果没有这种研究，将晚清中央决策系统简化成慈禧、恭亲王、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翁同龢、康有为、袁世凯等少数政治人物的格局，是不全面的，也无法真正反映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曲折反复、错综复杂的局面。
　　对中枢集团研究的不充分，会影响到我们对晚清政局变化发展的把握。在晚清面临整个国家和社会巨大变局的时候，在应对近代化的过程中，中国一大批政治领导人，是怎么谋划、行动的；他们对中外关系是怎么考虑的，远非后人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些人的应对，对中国社会的变迁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举例来说，前述洋务思想家王韬、冯桂芬、郑观应，他们的著作，在思想史上当然应该研究，他们代表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的先进思潮，但是在那个时代，他们的著作文章，是在极小范围内传播的，简单地把他们的一些话语摘引出来，贴上标签，讨论他们的“爱国”、“洋务”观念达到什么高度，其实是片面的。而他们给中枢人物写说帖、做谋划，力图影响中枢决策，或者实际上参与运作过程，才是更重要更值得关注的。中枢机构这些人，在当时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领域所做的决策，真正地影响了中国的发展方向。政治史的研究，首先要看国家的决策，所以必须把中枢机构的这些重臣搞清楚。
　　在编撰国家《清史》工程光绪朝人物传的时候，我曾与沈渭滨老师感慨过，这段历史时期中的大量重要人物，一百年来研究成果太少。一方面，学术界认为《清史稿》不够完善，要另起炉灶编新书；另一方面，对许多人物不甚了解，还不得不借鉴《清史稿》和《清史列传》来写人物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哀。
　　□那么，从整体上说，您认为中枢机构的这些重臣，是偏于保守还是开明的呢？
　　□姜鸣：在光绪前期的军机大臣中，一般认为比较开明的是恭亲王和文祥。除此之外，大部分军机大臣对中国该怎么往前走，相对比较迟钝。他们还是用传统的价值观，用儒家的伦理道德来看待社会变化。对他们的思想倾向，以往的困难是缺乏材料。因为他们代皇帝拟旨，却没有留下多少自己的文字。近年来，在国家清史撰修工程中，影印整理了各种原始奏折档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收藏的名人稿本抄本等大批珍贵文献公开出版。张恭庆院士捐赠了张佩纶书信日记档案，翁万戈先生也将保存在美国的翁同龢档案予以公布。这些对于研究中枢重臣提供了第一手的史料，但对这些资料的研读和利用远不充分。在这批人之中，我觉得李鸿藻和张佩纶在1881年之后，其实是在谋划一个局面。一方面对昏庸无能的大臣，由“清流”进行弹劾，使工部尚书贺寿慈、吏部尚书万青藜、户部尚书董恂等人纷纷去职。原属沈桂芬派系的军机大臣王文韶，亦因在镇压云南回民起义的军费报销案中，涉嫌受贿，而被迫辞职。在此过程中，李鸿藻通过张佩纶与李鸿章建立起联系；把已经退休赋闲的前工部右侍郎阎敬铭请出来担任户部尚书，帮助清政府理财；将张之洞外放担任山西巡抚，任命张佩纶担任总理衙门大臣、署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在当时，作为中枢核心的李鸿藻是举足轻重的，他可以影响慈禧和恭亲王，从而操控整个大局。这个人事构架如果逐渐调整，不犯大的错误，还不失为一个主张贤明政治和进取的局面，却因为中法战争中清军在越南的溃败而引发“甲申易枢”事件而换班。
　 □李鸿章虽从未担任军机大臣，但对晚清的政局举足轻重，您曾引梁启超的话评价他：“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您的新作名称《秋风宝剑孤臣泪》也取自他的临终诗，这是否意味着李鸿章的努力和际遇，就是晚清政局变迁的一个缩影？
　　□姜鸣：这句诗和之前的《天公不语对枯棋》（以下简称《天公》）所用的陈宝琛“感春”诗，都是对大清王朝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一种心绪的表示。李鸿章和陈宝琛都为中国现代化的转型努力过。但是都没有成功，都是一腔悲愤。
　　在这个时代变化的过程中，李鸿章应该算是先知先觉者，比同时代的人看得远得多、深得多。但是到临死的时候，面对的是以义和团的形式来反对西方的局面，这真是一个悲剧。整个中国近代化，虽然是从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洋务运动开始，但是到1900年的时候，发现所有的路都走不通了。这时候，一群农民走上历史舞台，用非常简单、愚昧的排外来宣泄对社会变迁的抗争，而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还用向世界列强宣战的方式来表达这种无可奈何，最终离京出逃。从广东召唤李鸿章进京处理残局，与各国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这对李鸿章来说是非常悲惨的，他奋斗了四十年，临终的时候几乎没有看到什么进步。
　　这四五十年是中国了解世界的过程，西方人东来之后，中国人需要做出回应。1860年以后，外国在北京设立公使馆，1876年以后，西方外交官被允许与中国官员交往，中国驻英使馆也建立了，引进了海军、工业、铁路、电报、西医等等，看上去好像开始融入世界了，但是资本主义体制没有引进。1870年代，李鸿章想学习西方买军舰的时候，日本人已经开始在全国造铁路了。而蒸汽机、铁路、电报在中国受到的抵制和排斥，远比日本强得多。这里面，最关键的还是当时如何看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以及如何看待中外关系。甲午的失败，最终还是中国改革的失败。在整个世界变化的过程中，中国人并没有把握好。反而是因为戊戌变法，使慈禧产生了对西方国家更加强烈的不满，并将这种不满，最后通过支持义和团排外宣泄出来。
　　《秋风宝剑孤臣泪》（以下简称《秋风》）的书名，取自李鸿章的临终诗，表述的是这位中国近代最重要也最具争议的政治家在生命走向终点时的末世悲凉心态。2002年，我曾用这个题目，写过一篇探访李鸿章墓地的散文，收在《天公》中。而《秋风》中“簪花多在少年头”一文，讲述探访李鸿章出生地合肥磨店的所见所闻。“簪花”云云，出自李鸿章《二十自抒》中的句子，写诗的时候，他刚满十九岁，充满着生命的朝气和阳光。我对李鸿章下了较多功夫。在两本书的三十八篇文章中，有七篇是专写李鸿章的。写了他的出生，他的死和墓地，他的对俄外交，他精心谋划的铁路建设，他对西医的信服和推广，他在官场的送礼周旋，他晚年居住的北京贤良寺。我描绘的各个侧面，都是那个时代的缩影。读者倘若把这些文章连起来细读，对李鸿章一生的坎坷命运，可以有更多的了解。我想，在我将来撰写的晚清中国社会变迁的新作中，他依然会是一个最值得关注的角色。
　　□这些年来，您一直关注“清流”人物，在《上海书评》上也曾谈过张佩纶和晚清政局，唤起史学界对这个课题的关注，这次您写到宝廷，这也是一个新的视角。
　　□姜鸣：是的，这些年我花了相当多的精力研究张佩纶，从而对光绪前期“清流”势力崛起及其对政局的影响，做了不同以往的判断和揭示。《天公》中的《清流·淮戚》一文是这方面研究的起始之作。《秋风》中，讲述了张佩纶将胡适父亲胡传引见给吴大澂，改变了胡家命运的故事。又介绍张佩纶提携幕僚荣俊业，不经意间，为荣德生、荣毅仁家族崛起奠定了基础，从而加深后人对于张佩纶在举荐人才方面的印象。
　　通过详细阅读张佩纶与李鸿章、李鸿藻的数百封通信，我大体摸清了他们之间的沟通和谋划。但是，张佩纶也很得恭亲王奕和左宗棠的赏识，而这方面的资料却很稀少。1883年底，清廷任命张佩纶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进入总署后，张佩纶即迅速阅读历年对外交涉的资料，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他就在总署居住。他对外交事务提出多项建议。在现存张佩纶书信中，有两封是致恭亲王的，一封谈论海防，一封建议总署内设海防股。这两封信件，正可弥补史料缺陷，亦可看出张佩纶对近代海防建设所做出的积极贡献。
　　张佩纶第一封“上恭亲王”函，要点是谈论中法战争即将爆发前的沿海防务。有意思的是，他在信中特别提到对福建防务的严重担忧，指出“现在总督何璟、巡抚张兆栋，治务安静，不甚知兵，而亦不讲求兵事。台湾镇道不和，防务一切阁置。一旦海波偶扬，恐台、澎、厦、澳尤不足恃。虽易置疆臣非本署所敢妄议，而事关切近之害，理难茹默不言。应请随时入告，或别简贤臣以为更代，或起用宿将以建军屯，均宜从速施行，俾得从容展布”。张佩纶没有料到，数月之后，他将与何璟、张兆栋为同事，共同防御福州和马尾，他原先的担心，全部变为现实，而他本人的政治生命，也在马江之战后断送。
　　马江战败后，张佩纶受到闽籍京官的强烈批评，但奉旨前往福建督办军务的钦差大臣左宗棠对他的处境却颇为理解，在调查战事的奏折中为他辩诬，因此遭到朝廷传旨申饬。张左之间，显然是“清流”与疆吏之间另一层复杂关系。最近我读到张佩纶1884年底写给张曾敭的信，提到“左相到闽，龙钟殊甚，论事论人，均无成见。……谓篑（张佩纶字篑斋）胆大而不知兵，尚需指引。左以篑为子房，欲为黄石；篑亦以左为淮阴，欲为左车”。这里张佩纶用了两个典故，说左宗棠以张佩纶为汉代张良，愿做点拨张的黄石公；张佩纶则将左宗棠比作淮阴侯韩信，而将自己比作愿意辅佐他的赵国军师李左车。如此比喻，显示他与左宗棠交情匪浅，不排除在更早的时候，也已建立起私下沟通的渠道。只是这种渠道和沟通的文书，还有待进一步地发掘。
　　我还研究了宝廷娶江山船女的历史疑案，用张佩纶与李鸿藻的书信，搞清楚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对“清流”走向衰弱，这是一个重要事件。而这些细节，对光绪前期政局变动，都是十分重要的补充。
　　在中枢大臣和封疆大吏之上，还有慈禧太后在，她又是如何在他们之间协调的呢？我注意到，对于慈禧太后，您在新作中选择了她1880年患病和征召民间医生入宫看病这样一个独特的角度。
　　姜鸣：慈禧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她不断地在当时的政治局面中保持各方权力的平衡。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在八旗、绿营军队已经完全不堪一击的情况下，她用曾、左、李的湘、淮军，把即将倾倒的清廷大厦重新撑扶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她可以依靠的，只有传统的礼教和价值观，把曾国藩、李鸿章这些汉人利用起来。我在书中提到，当李鸿章母亲去世的时候，她一面挽留慰问，希望李鸿章夺情留任，另一方面又下谕旨命令安徽巡抚裕禄查办李鸿章的子弟鱼肉乡里的情况。在管理和驭人上，她都有巧妙高明的手腕。
　　我在《秋风》中研究慈禧太后征召民间医生入宫治病的过程，是想换一个角度研究1880年北京的政局波澜。作为当时的背景，清政府正赶上曾纪泽与俄国谈判交涉收回伊犁，中间交杂着慈禧患病、慈安去世等变局，还从慈禧治病服药的过程中，带出晚清著名的“庚辰午门案”，这些生动有趣的细节，以往尚不为史学界所关注。
　　□在晚清的变法、改革进程中，严复与康有为一直很为人关注。如今，两人作为思想家的地位愈来愈高。在您看来，严复的仕途偃蹇与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的表现，对晚清政局的走向究竟有无影响，有多大的影响？
　　□姜鸣：呵呵，他们都曾是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但在现代，“颜值”却是极高的。同样用知网搜索，严复从1957年至今，有一千八百九十四篇文章。康有为从1954年至今，有一千七百四十五篇文章，真是炙手可热的大牌。但往深里想，投入如此巨大的研究力量，写了那么多的研究论文，是否真的就弄懂了这两位先人呢？
　　严复是个功名心很强的知识分子，以往研究者对他在天津水师学堂的这段教学生涯，总怀有过分的同情，觉得他以总教习的身份在做校长（总办）的工作是怀才不遇，却从来无人去研究过校长姓甚名谁。我用研究表明：第一，严复在水师学堂，连“总教习”也不是，他的教职只是“洋文正教习”；第二，严复和校长吕耀斗的仕宦生涯，就是最普通的一个单位内领导岗位的竞争。在此过程中可以看到彼此都有许多无奈。吕耀斗资格非常老，当年他考中进士的时候，严复还没有出生。而从洋务资历上讲，他做过福建船政的提调，主持建造过“开济”号巡洋舰，并非颟顸无知的冬烘先生。最后这两人竟然成为正副职的同事，严复还要盯着正职的岗位，说什么“四十不官拥皋比，男儿怀抱谁人知？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从严复的角度看，觉得自己不受重用。但在实际上，学堂校长是个局级（候补道）岗位，严复没有熬到候补道，就无法担任这个职务。官场的道路很窄，熬到候补道台也有多个台阶。研究者大可不必因为严复仕途偃蹇而为他鸣不平，还扯上李鸿章对他爱国情怀抱有偏见。从方法论上看，以往各种严复传记的作者，其实都不研究吕耀斗的经历，更不知道吕同样怀才不遇。这种在研究中只顾一点，不及其余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至于说，严复在甲午战败后开始宣传进化论和变法思想，在我看来，是日益危急的时局使然，是其留学经历和眼光使然，与所谓在水师学堂的“怀才不遇”，查不到直接的联系。
　　至于康有为，我早就揭示了所谓康版的“公车上书”是个并不存在的虚假故事。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伪造密诏，虚构故事，现在日益被历史学家考证清楚。我曾经说过，腐朽沉闷的中国社会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候，康有为应运而生，是个天才的宣传鼓动家。尽管未曾上书，他所写的那篇文字，仍然是当时所有反对马关和约的文件中最精彩最有分量的。他借松筠庵做自己政治上崛起的第一个舞台，演出起来驾轻就熟，四两拨千斤，不费多大劲，就取得了极好的效果。他的维新变法思想和行动，大大领先于时代。但康有为不以启蒙思想家为满足，他是属于自负极高、行动性极强的那类人物，懂得抓舆论宣传、抓上层关系甚至抓武装力量的重要性。手里握着多种方案，为了达到目的，可以随时更换。他善于“做秀”和“造势”，有极强的鼓动性，说的和做的常常不是一回事，天生就把现代政治家的阳和阴、优点和缺点、理想主义和机会主义、公开操作和私下交易，糅合在自己的身上。这样的人物，在近现代史上还可举出数位，他们一登台亮相，就能吸引全场的关注。他们是时代造就的英雄，是天上下凡的星宿，历史在他们手里，总是发出灿烂的光彩。在没有光彩的时候，他们还会营造出光彩，召唤着追随者一同前进。于是，人们对于他们的另外一面，就往往佯装没有看见。
　　□您对近代史上各类人物关注广泛，这次读到您写的李凤苞和唐国安的故事，也很有趣味，以前不为人所熟知。
　　□姜鸣：近代中国的进步，不仅是少数中枢大臣的行动，还有许多中层人物的具体活动在推动。比如李凤苞，他是上海第一个近代外交家，担任过驻德、法等国的公使。北洋海军的“定远”、“镇远”铁甲舰就是他定制回国的。但他一直背负着一个罪名，许多人弹劾他订购军舰时贪污受贿，他也因此被革职。我对李凤苞怀有同情，一直在寻找为他正名的过硬材料。前年底，我在南京图书馆阅读新发现的“定远”舰订购合同，忽然看到合同另有附件，是专门的反商业贿赂条款，规定“定造铁甲船之价，毫无经手之费，中国使馆，无论何人，皆不得经手之费”。这就能够在一百三十多年后，还了李凤苞清白。此后，我又看到李凤苞被革职后写的一副对联：“忌我安知非赏识， 欺人到底不英雄”，更能体会他的悲愤心情。这种为国家近代化作出重大贡献的人，是不应被忘记的。
　　同样，对于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我指出他是近代史上首例公派留学生私自出走，去外企谋职者。同时也查考了他后来在上海粤汉铁路公司供职的情况。这些都弥补了以往唐国安简历上的空缺。我想对珠海唐国安纪念馆更正他们的记载会有帮助。在命运的转折关头，人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也不知道当下的选择会对将来造成什么变化。唐国安是容闳携带出国的留美幼童，在耶鲁大学读法律，回国后被李鸿章安排进天津医学馆学医，自然心中不快，他跳槽去旗昌洋行，混得不好，辗转二十余年后，在老同学的帮助下进外务部当翻译和候补主事，本来是人生的挫折，却赶上筹备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进而就成为清华学堂的首任校长，备受后辈的尊崇。人生如此奇妙，大历史和个人的命运就是这样结合在一起，却也无需为尊者讳言。每一滴水珠在阳光下都有自己的光泽。
　　□您对于尺牍、日记所披露的原始材料一直很重视，这些材料对我们理解晚清的政局、了解那些人物有怎样的作用？
　　□姜鸣：我在近代史的研究和写作中，除了阅读大量原始档案外，还广泛运用日记、书信、报刊、诗词、旧影像，来再现已经逝去的昔日场景，追溯被遗忘、被改写的历史秘密。我一直相信，历史的秘密在细节之中，历史的秘密在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中，历史的秘密在书信、日记、诗词和旧影像中。当年陈寅恪先生提倡“以诗证史”，我在浩如烟海的清人诗集中，找到大量生动有趣的素材，完全可以推动研究的深入。同样，书信、日记也给我重要的帮助。近年来，历史老照片被越来越多地发掘出来，其内容之丰富甚至令我惊讶，更带给我感动，我将这些研究的成果都运用在作品之中。
　　还要多说一句。时下各种通俗历史读物越来越多，但我依然秉持自己对于历史研究的严肃态度，把每篇文章都当作严格的论文来审慎对待，而非简单地拷贝、粘贴传闻和野史。收入新书的文章，无论是选题还是在写作技法上，我都努力使可读性和学术性得以兼顾。我将此称作“用论文的规范写散文，用散文的笔法写论文”，文章后面都附有详尽的史料出处。一般浏览的读者毋庸去看出处，但专业读者则可以藉此寻找线索，展开更深入的学术研究。■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5/8/16/1294860.shtml

　　《秋风宝剑孤臣泪》读后感(六)：历史实相有待恢复

再探晚清：照相术传入、李鸿章访俄、海军留学生及其他
——姜鸣新作《秋风宝剑孤臣泪：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续编》
《秋风宝剑孤臣泪》是历史学者姜鸣继《天公不语对枯棋》之后，倾十数年心力完成的一部新作，汇辑近20篇文章，插配一两百幅极为珍贵的历史图片，和前书构成姊妹篇，继续为我们讲述晚清中国的政局人物。书名取自李鸿章的一首临终诗：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乱，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诗作表述了这位近代中国最重要也最具争议的政治家、洋务派巨擎在生命走向终点时，内心深处的末世悲凉。这种悲凉越出了一己之私，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一部分。
蒙文通先生说：观史，须从波澜壮阔处着眼。浩浩长江，波涛万里，须能把握住它的几个大转折处，就能把长江说个大概；读史也须能把握历史的变化处，才能把历史发展说个大概。社会历史之转变关键处正读史之观澜处也。
今人习称的晚清，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正是中国历史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段，研究晚清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蹒跚路程，是史学专业出身的姜鸣数十年不变的情怀，是他回望历史时投注的始终如一的视角。
打开这本新作，如同展开晚清历史的长卷画作，中国的大门缓缓打开，中西交冲，新旧消长。引进了摄影术、西医、火车、铁甲舰，开始有了驻外使馆、海外留学和学成后的海归，有了近代外交和官员出访，中国政治格局的动荡变化也由此展开……画面波澜壮阔，落笔却精微细密，丝丝入扣。
“以散文的笔法写论文，以论文的严谨写散文”，这是作者一贯的写作立场，两副笔墨合一，兼具历史论文的理性严谨和散文笔法的人世情怀。对作者而言，意味着面对双重的要求和难度，既要有青灯黄卷的研读打底，且须“非学术”的文学笔法“引人入境”，理解不易，呈现更难。
为此，本书在史料的选择和运用上，尽可能多地使用新近公布的档案、奏折、书信、日记、诗歌，乃至旧影像和国内外报刊，再同奏折、朱批等巧妙结合，使得每篇文章皆有丰富内涵，且不少史料为作者首次披露，不少观点为作者首次提出，无论关注的视角，还是涉及的事件，多是史学界关注却未作深入研究的。比如，研究晚清著名“清流”张佩纶与洋务派大佬李鸿章、与军机大臣、“清流”的后台老板李鸿藻之间的往来书信，从中发掘出大量沉睡的历史秘辛，从深度和广度上，大大丰富了今人对晚清政局和人物的认识。
书中首篇《以镜镜人须眉活》，由一组晚清官员的照片说起，照片中人人都保持着一种安详、威严的坐姿。无论是单人照还是多人合照，背景显示，都是同一地点、同一时间拍摄。
他们是谁？何时所摄？何人所摄？作者为我们讲述了发生在一百三四十年前的一个完整的故事。在菊蕊桐阴的秋日下午，一位英国摄影师在位于今天北京东城东堂子胡同的总理衙门院内有些卑陋坍败的花园中，为恭亲王奕訢为首的各位总理衙门大臣依次拍照，留下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组照片。总理衙门大臣，地位显赫，用时下的说法，他们是慈禧太后之下，大清帝国中央政府最主要的管理团队，也是主持外交事务的负责人。而拍摄者，来华的苏格兰摄影师汤姆森也非等闲之辈，他是一位很有故事的地理学家和旅行家。同光重臣集体拍照的这次活动被他记入回忆录留存下来，而这些影像作为宝贵的视觉文献，至今珍藏在伦敦威康图书馆中，和汤姆森数以百千计的亚洲照片构成威康图书馆的重要藏品。到了互联网时代的21世纪，尘封的老照片，被远隔重洋的一位中国学者搜寻出来，与多年前读到的照片中人物之一宝鋆的诗作勾连起来，加上汤姆森的回忆录等第一手资料，逐一厘清了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还原了整个拍摄活动的全过程，以及拍摄者的身份经历和照片的归宿，于是我们不仅有机会看到这些晚清大员的颜容相貌，也对照相术初入国门时的实况有了真切的了解。
类似的故事还有《在那华丽的宫廷里》，讲述首届留学英国，学习海军的中国留学生。1877年，清政府向英国派出第一批留学生十二人，皆系福建船政学堂培养的首届职业军人中精心挑选出来的佼佼者。作者实地考察了伦敦格林尼治的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在中国军人曾经学习和生活过的地方徜徉，感受他们居停的环境，体会他们在泰晤士河畔的音容笑貌，参考文献记载，还原了他们在华丽如宫殿的皇家海军学院的生活，本书收入其中十人在英国留下的影像，个个英姿勃发，引人遐想。
《社交季的新客人》记述了1878年6月19日（光绪四年五月十九日），清政府驻英使馆，也是第一个驻外使馆成功举办的中国外交史上第一场招待会。伦敦《泰晤士报》报道此事：“昨晚中国郭（嵩焘）公使与夫人在波特兰大街45号使署有一茶会，此为天朝使者初次在欧洲举行之盛会。”有意思的是，这恐怕是由清政府驻英国公使郭嵩焘自掏腰包举办的招待会，可没想到，由于公使夫人的出席竟引出一场风波。
《一时耆旧尽凋零》讲述1890年（光绪十六年）冬季，北京发生一场凶险异常的传染病，导致多位位极人臣的高官——工部尚书潘祖荫、户部左侍郎孙诒经、礼部右侍郎宝廷等等，甚至宗室怡亲王载敦、宫中丽皇贵太妃，都先后患病，迅即去世。值得留意的是，北京的这场瘟疫与“俄罗斯大流感”疑有关联，后者席卷了整个西欧，并传向世界上许多地方，至少25万欧洲人死去，全球的死亡数字据说高达百万人。直到如今，北京流行的这场瘟疫，其病因、规模似未曾引起医史专家的关注，并给予有效的研究。
《朝开铁路，夕死可矣》讲述李鸿章谋划修建铁路之初，一场修建铁路的大讨论，呈现出新的观念和新鲜事物的普及，都会遇到难以避免的曲折困顿。中国近代历史就是如此在曲折中蹒跚前行，一步步行走过来。
书中像这样看似无关宏旨的立题，作者多能以小见大，牵扯出影响晚清政治、外交、洋务、教育、医学等诸多侧面的重要事件；而同光朝的政要、社会精英，如慈禧、李鸿章、左宗棠、翁同龢、张佩纶、郭嵩焘、严复、吕耀斗、唐国安等等各方人士身上，那些不大为人留意的传奇故事一一铺排开来。史学界过去主流观点一直认为，光绪前期北京政坛上活跃非凡的“清流”，是与洋务派为代表的“浊流”对立的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作者在研究李鸿章和张佩纶信札之后，发现许多有趣又耐人寻味的真相，对于正确判断光绪十年前后清政府上层政局，非常重要。
姜鸣自己有个比喻，说历史学家犹如猎人，常年在岁月的森林中逡巡。做出一项研究成果，宛如绕过密密匝匝的大树，探视到树荫背后躲藏着的长耳兔子，猎人和大家遂得以心安了。
姜鸣对晚清历史的一探再探，使我想起朱维铮先生的一句话：清理若干历史积疑的实相，不敢说我重读近代史的短书小文能够恢复历史实相，但至少表明历史实相有待恢复。（孙晓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