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的中国道路》读后感10篇

　　《城市化的中国道路》是一本由贺雪峰著作，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页数：24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城市化的中国道路》读后感(一)：中国城市化应告别激进

关于城市化、土地政策等讨论在近期越来越热闹，这类的书也越来越多，笔者在最近也读过了一些，有很多都能带给我们一些启迪作用，但是贺雪峰这本《城市化的中国道路》却让我耳目一新，觉得很多似是而非的问题忽然就豁然开朗起来。
贺雪峰这本书的主题用他自序的题目即可概括：“中国城市化应告别激进”。近来，激进的城市化思想甚嚣尘上，甚至成为了思潮的主流。持激进的城市化观点的人都有一个数据作支撑：即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是和它的城市化率呈正相关，而中国的城市化率显然还没到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所以中国应该加快城市化。有一些激进派甚至还把中国没有容纳城市贫民窟的“胸怀”作为中国政策的一项失误，作为中国城市化率偏低的一个“罪证”。他们觉得允许了贫民窟的存在，才能更加快城市化率。必须承认，如果将一些农村人口搬到城市的贫民窟中去的话，那么“城市化率”的百分比必然提高，问题是，这样提高出来的“城市化率”究竟有什么意义？有没有意义？我很想问提出这样观点的专家一个问题：如果只给您两个选择，一个是在城市贫民窟中过骆驼祥子的生活，另一个是在农村中过《平凡的世界》孙少安那样的生活，您会选择哪一个呢？
或许城市化率确实是衡量一个国家发达程度的标准，但问题是，这个标准是一个国家发展起来自然形成了高城市化率，还是先完成高城市化率才变成了发达国家？这是一个本末的问题。如果在一个国家经济未发展到能够容纳那么多城市化率而强行推进城市化率，对于那些离开了田园而住进了城市贫民窟的人到底是一项福音还是一个灾难？
有一种观点认为，让更多的百姓进入城市，经济自然就上去了。这种观念也有一个数据支撑，那就是第三产业占据GDP的比重，发达国家往往第三产业所占据的比重非常大，而发展中国家则普遍占比比较小，中国就处在第三产业占比还不高的国家行列。于是有人就认为，中国之所以不发达，就是第三产业不发达，而更多更快地赶农民进城，让这些人都从第一产业转到第三产业中来，中国的第三产业自然占比就高了，中国也就发达起来了。
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来说，第一，决定一个国家真正实力的不是第三产业——不管它看上去多么美，而是这个国家的实体经济，即制造业。我国一度成为“世界工厂”，处在产业链的低端，现在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进行产业升级，从制造业大国向创造业大国迈进。于是就如贺雪峰所说：“为生产提供服务的第三产业尤其是研发、物流、金融、保险、营销等第三产业，应该大力发展”，但另一方面，“生活型的服务业，如餐饮、小商小贩、旅游、假日经济、房地产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并不能推动产业升级、本质上只是一个国家内部财富的再分配，并没有创造新的财富。”换句话说，把孙少安强行弄到城里变成了骆驼祥子，就真的多创造了财富了吗？第二，如果把大量农民都从农村赶到城市，从第一产业加入到第三产业，他们能做什么呢？贺雪峰所说的“为生产提供服务的第三产业”诸如研发、金融、营销等他们都很难加入，而他们的第一选择就是服务业，而服务业是最容易受到冲击的。众所周知，在近两年中央加大反腐力度又大规模削减公共支出的背景下，以餐饮为代表的服务业大规模的缩水，正从不正常的“辉煌”中回落，于是餐饮服务业的用工量也必然会减少，大批的服务业人员面临失业，而如果这些人都是城市居民，其带来的就业压力可以想象。而如果这些人都像当今的现实一样多数是进城务工的农民，那么失业了之后他们还有一条退路——重回农村。于是，贺雪峰才把农村称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
正是有能够回农村这条退路，2008年金融危机为中国减少的2100万城市用工岗位并没有对中国经济造成实际性的影响，但因为政策的误读，政府推出了一个四万亿的救市计划，才导致了后来的一系列问题。这一点贺雪峰和郎咸平的观点是一致的，贺雪峰认为，中国本“可以利用这次金融危机做出经济结构的强制调整”，但是却因为对中国现状的误读，而“为保就业而保增长”，结果却是“保护了落后产能”。因为有农村这个稳定器和蓄水池，城市里少了2100万的岗位并没有什么，四万亿的救市就很蛇足。但是如果按照现在朝野普遍流行的观点，推行激进的城市化，拆除这个稳定器和蓄水池，强行赶农民上楼，让农民成为市民，那么再发生2008年那样的危机，则会倒逼政府不得不推行一些明显有害的经济措施而保增长保就业。这就是明显视自己的能力而不见，自废武功。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的是，我个人和我所理解的贺雪峰的观点，并不是不要城市化，也不是不要农民变成市民，更不是要农民们一直受穷。而是不要激进的城市化，不要强行逼农民进城。让农民进城可以，但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人往何处去，钱从何处来？政府在城市边缘或棚户区盖一些楼让农民们搬进来就是城市化了吗？他们的就业怎么办？难道都去做骆驼祥子和洗头妹？可却又哪有那么多车可拉哪有那么多头可洗呢？所以我希望还是把要不要进城的自主权交给农民自己，而不是交给那些在“黑板经济学家”弄出来的数据，毕竟，只有农民们才最知道他们最需要什么，最想过什么样的日子。

　　《城市化的中国道路》读后感(二)：稳健的中国城市化道路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就全世界一般情况来看，相对封闭的社会容易保持稳定，开放的发达社会也容易保持稳定，一个由封闭到开放的发展中国家却很容易出现不稳定。而中国当下，恰恰就处于一个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按户籍人口计算， 中国人口的城市化率只有35%，若按居住地来计算，2012年中国城市化率已达52%，两个数据之间有高达17%的差异，是因为有大约2.6亿农民工及其家属常年在外务工经商所致。这就意味着，中国城市与乡村之间存在着大约2.6亿的流动人口。在这个背景下，如何才能保证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才是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关键问题所在。对于城市化发展的问题，贺雪峰就中国当下的历史现状，结合对于欧美城市化发展的道路，总结出了中国自身的城市化发展方向。
城市化发展的道路
我们大体上可以区分出两种相当不同的城市化类型，一种是欧美日国家的城市化，又好又快，有质有量；一种是欧美日以外的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城市化，无论城市化率高或不高，城市化品质都不好，不仅城市基础设施不好，有大规模难以治理的贫民窟，而且进城人口大多在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收入不稳定，生活不体面，生活质量差。
人们认为欧美日等国的城市化是发展的方向，但是在现实中，绝大多数国家都是走的另外一条城市化的道路。这恰恰是由于，发达国家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极强的科技开发和技术垄断能力，从而可以垄断高附加值产品，这些产品具有极高的进入壁垒，形成了寡头式的垄断经营格局。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很难复制现代化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只能另辟蹊径，寻找更合适本国的城市化道路。
城乡二元结构
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社会所采取的城乡二元结构，阻碍了中国快速城市化的道路。这一结构不仅对农民不公平，而且是中国出现户籍人口城市化远低居住人口城市化的“半城市化”格局的罪魁祸首。这种意见认为，城乡二元结构历史上就没有合理性，现在更是严重歧视农民的政策，是对农民自由迁徙权等基本人权的侵犯，必须尽快取消，而最能体现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首先应当被取消。
问题在于，如果按以上加快清除城乡二元结构、消灭小农经济、改革征地制度的办法来推进中国城市化，就会形成一种激进型的城市化道路，这种道路通过推动土地流转，鼓励农民进城，使进城农民一次性地落人城市贫民窟中，则支撑当前中国城市化的农民进退自如、廉价劳动力再生产及城市良好基础设施的所有中国特色制度都不再存在。中国因此落人世界界上所有发展中大国一般化的城市化道路中，甚至是必然导致中国现代化落人中等收人陷阱。
在贺雪峰看来，农民可以返回农村的城乡二元结构，让进城务工经商失败的农民在城市贫民窟和农村家乡之间作出选择。选择就是权利，农民可以选择返乡，是他们基本的人权。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崛起，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核心就是要将当前加入国际分工体系的“中国制造”变身“中国创造”，就是要千方百计推动中国产业升级，就是要让中国经济步人国际分工体系中附加值比较高、价值链比较顶端的部分中去。
由“中国制造”变“中国创造”需要有时间，还需要有战略和策略。要战略策略正确，又有足够的实施战略策略的资源纵深和时间缓冲。20世纪几乎所有一度发展良好的发展中国家最终都落人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其中的关键方面就是这些国家在实现进一步的发展战略与策略时，无法获得资源纵深与时间缓冲。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要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一方面要采取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来实现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又要为实施产业升级战略提供足够的资源纵深和时间缓冲。
稳健的城市化
人口数量庞大而又发展缓慢的农村，是中国“开放+发展”却保持稳定的秘密。农村重心稳定，就极大地缓解了各方面的矛盾与紧张，从而让中国可以一一解决在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可以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关键的方面，可以缓解社会对立，可以防止既得利益过快成长。中国发展快益于农村发展慢，这个辩证法我们一定要懂。
城市化的核心是就业与收入而非居住。如果没有稳定就业和较高的收人，农民即使在城市有住房，他们仍然会生活艰难。推动农民不可逆地到县城买房，是站在开发商角度看问题而不是站在农民利益角度看问题，也是站在当前中国正处在发展中阶段的国情看问题。在中国经济仍处在全球化的国际分工体系的价值链低端的情况下，进城农民的大部分人注定不可能获得在城市体面而有尊严安居的就业与收入条件。这个时候，农民可可以维持温饱有余的村庄熟人社会的生活，可以在自己的农家小院享受田园风光，就真的是不错的选择。

　　《城市化的中国道路》读后感(三)：再来谈谈土地制度

贺雪峰教授的这本《城市化的中国道路》和文贯中教授的《吾民无地》一起拿到手。书中写的也是土地制度和城市化。所以一起读。反正我看书向来不专注，这边读几页，那边读几页。好处是保持兴趣，坏处是流于表面浮光掠影。不过天生肤浅，也就无所谓读进去什么。之所以感兴趣这个话题，是因为我曾是房地产从业人士，曾经有段时间，也有做点新农村建设方面研究的打算。所以一谈再谈。
上次谈文贯中教授主张土地私有化的观点，有网友说，其实涉及到意识形态的问题，所以即使弊端再多，短期也不会改变。以前我还是比较认同这个观点。确实，有许多涉及民生的事情，本来是随着时代的变化难免有不适应的情况发生，大家探讨研究一下如何调整以适应发展又有何妨，但中国的事情，不怕研究，就怕往意识形态上靠，一靠，便成不能碰也不愿意去碰的东西。
胡适讲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若反过来，怎么能不出矛盾。于是导致现今中国眼下还真是摸着石头过河，大量试错以后，将生米煮成熟饭。远如过去的联产承包制，几个农民顶着杀头的危险签下血书去搞，也就搞成今日农村土地制度的基本模式。近如小产权房的问题，虽然有司三令五申，强调绝不会将其合法。但说真的，瞎子也会从现在巨量小产权房中看出未来的倾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像具备中国特色的集中多人便敢组团闯红灯现象一样。以大量违法的方式逼其合法竟然是如今体制实验的一个重要方式。
当然，我的认识又有些其他不同，现如今这些所谓社会敏感的问题就如和台湾谈两岸关系一样，后者的底线是一个中国，前者的底线坚持我党执政。所以土地私有化也好，国企改革也好，甚至再扩大诸如计划生育问题，说白了和意识形态还有个蛋关系，无非是利益分割的问题。李敖曾经自表，说自己骂那么多人为什么没事，还不就是他聪明，不去断人家的财路。这年头，说到主义，众人呵呵。一谈到让渡利益，马上拳拳到肉。
说回我看的这两本书，虽然是一家出版社出的，但观点明确不同，其中文教授的书是古今中外泛泛而谈，主张土地私有，并认为应抓住城市化的机遇抓紧时间推进。而贺教授则专注于大量实地考察的案例，以第一手的资料说话，他主张的相对保守，建议不要轻易去变。认为目前的农村现状，反而是中国规避拉美化困境的一个天然优势。针对那些主张土地私有带来的种种好处，贺雪峰教授则举出反例 ，比如，因为进城失败的农民至少有乡村可退，而避免了大量游民集聚城市造成大型贫民窟的现象。
事实上，假如真的主张土地私有化，我也确实有类似的忧虑，比如，大量的资本会涌入乡村，通过资本运作囤积土地，并在其中获得暴利。反过来农民无法抵御资本与权贵的双重绞杀，导致失地，进城无力。成为社会边缘人。还有就我知道的情况，也有许多人已经掌握了大量的土地，万事俱备，就等着土地私有的号角响起。这个场面，会不会像过去的国企改制，转眼间，大量工人下岗，而大量资产被权贵们以低廉价格强取豪夺。没有妥善的法制规范去铺垫，土地市场顿时就像没有规则的丛林，豺狼虎豹横行霸道，已完成中国最后一场血淋淋的饕鬄盛宴。
贺教授在书中有个结论，是反对积极的城市化战略，而主张让农民可进可退，城乡结合的稳健城市化战略。我在他书中看到大量中国乡村的现实，但对他的这个结论，有点不敢苟同，似乎有些过于理想。尤其时代发展迅猛，互联网已经普及，而生产经营的方式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一代的农民子弟，已经不会适应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而如果实施现代农业，也会有先期投入资本的门槛问题。那么如何引入城市中的资本，合理保障农民的利益，以及提升现代农业生产的普及度显然既是不可逆的趋势，也是真正实际的问题。
我毕竟不是研究者，无法给出自己的看法，唯举自己亲历的事情，想说明一点想法。
去年我在一个小镇代理一个楼盘的销售，结果销售很糟糕。这个昔日的中心大镇，历史悠久。据调查也有五万人口。但镇区经济真的非常萧条，中午吃饭略迟，便没有去处。售楼部人迹罕至，难得来个人，一问价格，便道，我加两钱为什么不买到城里去。去农村看看，只剩下老人小孩，年轻人几乎不见。而且大量房屋也许很久没有人住，也不修缮，导致坍塌，景象凄惨。毫无田园诗意可言。过去村村有学校，如今几个村合并一个学校，使其他村学校大量荒置，也影响到很多农村孩子失学。至于其他配套更跟不上，伪劣假冒商品盛行。还有就是宗教盛行。有些地方修路拆迁，我问多人，拆迁后是要钱，还是回迁，大多数老人答是要钱给城里的孩子付首付
而另一方面，一些腰包里确实有点银子的城里人，却看着绿浪滚滚田野尽处的斜阳，念着田园将芜胡不归流连忘返。问题是何处可归。
无论如何，贺雪峰教授进行着可贵的研究，至少让你看到乡村深处的那些真实的问题，何去何从，是个问题。

　　《城市化的中国道路》读后感(四)：中国城市化的道路选择

中国城市化的道路选择
城市化道路是指城市化进程的途径或方式。纵观中国城市化进程，不论是沿海还是内地，不论是一二线城市还是三四线城市，从城市运转到城市建设，从城市定位到产业选择，基本都在是跟风、山寨和模仿，而跟风、山寨、模仿的恶果就是，最终迷失了自己，走向错误的发展道路。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贺雪峰的新著——《城市化的中国道路》，即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之下，对我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当城市化（或城镇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进行模式转换也就成为必然要求。根据世界城镇化发展普遍规律，我国仍处于城镇化率30%－70%的快速发展区间，但延续过去传统粗放的城镇化模式，会带来产业升级缓慢、资源环境恶化、社会矛盾增多等诸多风险，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进而影响现代化进程。一如作者书中所言，“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魔咒。”而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无疑是要前方百计的推动产业升级，一是要采取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来实现产业升级，二是要为实施产业升级战略提供足够的资源纵深和时间缓冲。
不同的国家走过不同的城市化道路。从我国的实践看，中国的城市化（或城镇化）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政府行政体制机制的推动力量非常强势。在政府主导之下，不少地方政府正以“发展”之名，大肆地摧毁着城市和乡村。不少历史名城都经历拆了建、建了拆的轮回。先是在无情地毁掉老祖宗留给城市的不可再生的遗产，而后又貌似醒悟的，毁掉已积累了几十年的近现代城市遗产和人居社区，重新用现代的建筑材料，修建仿古建筑，而原本尺度宜人的街巷、院落在推土机的轰鸣下支离破碎。同时，也是在政府的主导之下，不少政府都在不遗余力地卖地。即使农民的“口粮田”，也被政府强制征收后发展房地产，或兴建新城。因拆迁、征地而引发的上访，及“鬼城”的出现就是政府主导城市化（或城镇化）建设的恶果之一。
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贺雪峰教授在多年实践的基础上指出，“中国的城市化应选择尊重国情和历史。”在《城市化的中国道路》一书中，贺雪峰教授有针对性地探讨了中国的城市化问题，在第一章、第二章中，从欧美日、亚非拉的城市化发展，以国际视角审视中国城市化的模式、基础和可以选择的道路；第三章、第四章主要回答了中国式城市化的若干个“为什么”，以及需要警惕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些激进观点、政策，和过激的做法；第五章、第六章则是作者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科学的、审慎的提出了中国城市化发展及发展模式的路径选择。第七章是作者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涉农条款的解读（或理解）。整体而言，通过贺雪峰教授的这一新著，使我们对中国城市化又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至少通过贺雪峰教授这一作品，使我们在新的城市化（或城镇化）建设中少走弯路。

　　《城市化的中国道路》读后感(五)：走稳健的中国城市化道路

城市化指的是农村人口进入或变成城市人口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也是现代化的主要内容。针对城市化的中国道路，现在学界的争论是非常激烈的，有的认为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土地制度是阻碍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绊脚石，他们的意见是激进的；但是作者贺雪峰恰恰则认为以上的三项措施是保证中国城市化道路稳健发展的原因，而且是不可以推翻的。贺雪峰首先给我们介绍了国际上的两周类型的城市化，分别是欧美模式和亚非拉模式，很明显，欧美模式是理想的，但是亚非拉模式的贫民窟足已让我们见证到这种城市化的失败。贺雪峰认为，正是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土地制度等基本原则使得中国走出了第三种城市化的道路，便是“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中国的农村之所以能够平稳发展而不会出现亚非拉模式中的贫民窟的重点便在于中国的特色制度，因为对农民的关注和保护，使得农民能够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路途：是打工还是务农。
我是比较赞成胡雪峰关于中国城市化道路发展的观点的，毕竟我们要针对中国的国情来讲，而不是为了赶超而激进，落入发中等收入的陷阱，胡雪峰在书中给我们指出了城市化的主要误区：保增长、保就业，发展第三产业的比重误区，为拉动内需鼓励农民进城的误区，拉动内需的误区，将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的误区等等，这些误区的集中点便是没有把发展落实到实处，而只是不痛不痒地进行应付式发展。胡雪峰转而为我们指出，核心就是要将当前假如国际分工体系的“中国制造”变身为“中国创造”，让中国经济步入国际分工体系中附加值比较高、价值链比较顶端的部分中去，而不是低端发展。
总之，中国的发展道路必须时时刻刻为老百姓着想，牺牲那部分人的利益都是不行的，特别是农民的利益，因为农村劳动力的供给，是城市的动力，而农村也将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
By江焕明

　　《城市化的中国道路》读后感(六)：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城市化？

关于我国城市化的问题，现在学界的争论非常激烈，从定位、方向、速度、布局等多个方面存在着几乎是针锋相对的见解，政府层面的理解也有所不同。那么，城市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面临的课题，道路的选择至关重要，往下，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往上，是治国理政的政策选择，关乎国运，关乎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成败，必须认真厘清。
一、主动手段还是伴生过程？
城市化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手段，还是因经济社会发展而伴生的一个过程？
前者主要存在于各级政府的语境中，认为城市化造成的人口大规模迁移必将带来新的各种需求，拉动新的消费，提高人工效率，可利用其扩张经济、刺激投入，从而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比如，我所在的河南省就提出要“以新型城镇化引领新型工业化、新型农业现代化，实现三化协调发展”，这里显然是将新型城镇化作为一种抓手，而它之所以能够“引领”，一是通过造城运动接纳农民到城市、城镇的集中居住，腾挪出土地，通过土地增减挂钩，为新型工业化、新型农业现代化打开发展空间；二是通过人口向城市流动带来的住宅，以及生活习惯的变化，产生新的需求，从而为后两者的产品提供市场。如此一来，城镇化作为发展引擎，被各级政府不遗余力的强力推进也就不足为怪了。
后者是学者的理解，更接近城市化本质的含义。为什么原始社会没有城市化？为什么封建社会没有城市化？偏偏到了工业革命后才有城市化？这足以证明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如此来看，发展才是动力，才是根本，没有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人光是到城市居住又有什么意义呢？又从哪里获取赖以生存的收入呢？最终落入拉美那样大规模的贫民窟？那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
贺雪峰教授将城市化放到现代化这个更宽广的历史视野中加以审视，对欧美日和亚非拉两种截然不同的城市化进行了分析，以此为基础，对官家推进城市化的盲目狂热作了严辞批驳，旗帜鲜明的指出：“对于中国乃至任何一个国家来讲，城市化本身都不是最终目标，现代化才是最终目标。”城市化是随经济社会发展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它从来都不能，也不应该成为推动发展的抓手，那样只会产生为城市化而城市化这种扭曲的观念，用大量的“鬼城”为领导脸上贴金。所以，放在第一位的仍然，也必须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在与其相适应的基础上建好城市，为农民进城提供良好的接纳空间。
二、激进跨越还是稳健推进？
关于城市化是手段还是过程的认知必然带来两种不同的决定：如果是可资利用的手段，那必然要大肆利用，以种种激进的手段推动农民进城，快速提升城市化率；如果是伴生的过程，那就只能服务于产业发展，服务于现代化，以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来促使城镇化提速。既然对手段还是过程的问题已经辩明，那么就不能以加快清除城乡二元结构、消灭小农经济、改革征地制度、强近农民进城上楼等激进手段来推进中国城市化，而要充分利用新中国制度遗产，维护现行的征地制度，最大限度利用制度红利，稳妥有序的推进城市化。
必须注意的是，虽然中央提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化，但在目前的实际操作中，建设城市与农民进城仍然是两个相互脱节的环节。就在这两个环节上，贺雪峰教授的观点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他在书中对政府花巨资开展建设城市基础设施表示赞同，认为利用中国土地公有制的优势为建设基础设施提供了廉价土地，“涨价归公”的制度安排又满足了其巨大的资金需求，而正是因为完好便捷的基础设施才为中国经济腾飞提供了可能，也是中国城市没有大规模贫民窟的关键所在。但是目前这种狂飙突进的造城运动已经被各级官员当成了追逐政绩的面子工程，各地频现鬼城，只见城不见人。当然，他在这里主要是为维护现有土地管理制度提供论据，但也说明，他认可这种城市建设适度超前的策略，所以才对“中国城市建得象欧洲”的调侃不以为意。有意思的是，他反对大拆大建，特别反对当下全国进行如火如荼的城中村改造运动，认为那是巨大的资源浪费，完全可以让时间自然消化。
与此相对的是，他强烈要求各级政府在推动农民进城上要稳妥稳妥再稳妥。城市化的核心是人，是人在城市能够获得体面的就业和稳定的收入，而不只是进城居住如此简单。当下中西部农民进城的第一目标首选镇区、县城，但是，这些地方往往还没有集聚起足够的经济要素，没有发展起可以容纳如此数量人口的产业，因而也就无法实现进城农民的体面就业和稳定收入。而目前推动农民不可逆进城的那些政策，往往会使农民在耗尽外出务工所积攒下的有限余财后陷入财务上的破产。我身边多是一些通过各种手段，包括办石、挖矿等手段先富起来的人实现了进城居住 ，但其工作地、或者说是收入的实现地还在农村，这与当下许多明星、企业家移民国外但仍在国内捞钱是一个道理，这是一种不彻底的城市化。
那么，什么才是稳健的城市化道路？在贺雪峰教授看来，稳健就是对当前这种土地、城乡二元体制的制度安排予以保留。当前这种土地制度确保了涨价归公，“土地财政”为城市发展筹集了资金，而且防止了资本下乡，防止了新的土地食利阶层的产生；而“城乡二元体制”早已经由原来的剥削农村的性质转变为一种保护的性质，它在取消农民进城限制的同时，保留了宅基地和责任田，允许进城失败的农民自由返回农村居住和耕种，而不至于居无定所、衣食无依，防止了大规模城市贫民窟的形成，防止了伴随失业大军而产生的各类社会问题。同时，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为中国的产业发展提供了极具弹性的、富有竞争力的劳动力供给，从而使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
总体来讲，贺雪峰教授的观点是，政府要继续维持目前的土地制度和农村基本制度大体不变，然后建设好城市，发展好经济，让农民随着就业而逐渐的落户城市并实现安居，让城市化成为自然而然的过程，而非现在依靠拆农民房子、赶农民上楼、流转农民土地这种断绝农民后路的逼迫手段。这将引发持续而激烈的社会冲突，不但将损害执政党的执政基础，也必将破坏促进经济转型的社会根基。
三、权力优先还是效率优先？
紧接第二个问题而来的，我认为是权力与效率的问题。有意思的是，贺雪峰教授的观点在这里又一次在两个维度展现了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他反对农民关于土地的财产追索权以降低征地成本，提高城市化效率；但同时又赞成农民自由进城和拥有宅基地和责任田的权力，这不是又无形中降低了各种城市化措施的效率了吗？
之所以反对前者，是因为他认为土地非农使用的巨额收益与现在谁拥有、谁在耕种这块土地没有关系，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所以这部分收益只能归公，目前就体现为土地财政。城郊农民要求土地私有化、要求更高补偿的主张是没有道理的。其实现在农民正在通过种种不合法的手段来攫取这部分权力，以从农地非农使用的巨额收益中分取利益。而一但真正的土地私有，必将造就一个数量庞大的土地食利阶层，将在法理上赋予土地所有者无限的利益声索权。随之而来的资本下乡也会使小农经济迅速解体，让破产农民再无立足之地，必须坚决杜绝。
贺雪峰教授常的从事农村问题研究，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了解群众的真实想法，他在书中提到的套现说、盼征地都是真实的，我都曾亲身经历。至于媒体挂在嘴边的土地是生活的保障、对土地的感情等都是在作悲情的演出而博取同情，是利益争夺的博弈手段。这也是他反对土地私有的一个理由，认为那将不解决任何问题。
而后者，他认为要保留目前这种已经转变为保护性质的城乡二元体制，让农民可以毫无限制的进城务工、落户、安居的同时拥有保留宅基地和责任田的权力，在城市无法生存的时候可以返回农村，通过农耕谋取生活。这种渐进的策略不能不让人担忧的是，且不论有了这样的退路，农民进城的热情和动力必然会降低，从而弱化了相关鼓励农民进城政策的效力，更关键的是如果将来大部分农民都进城了而在农村的宅基地、责任田还在，将如何让其退出？这可能会是比现在的小产权房更难处理的事情。毫无讳言，我家已经到县城安居近二十年，家里的宅基地和责任田还在。在这个问题上，这种保留的确提供了某种保障，但这种保障不能没有期限，进而成为一种农民的特权，这是对其他村民的不公平，也是对其他城市居民的不公平。而对解决这一问题，华生在其新书《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中曾有过相当精彩的论述。
可以说，到底是效率优先还是权力优先，这一点是贺雪峰教授理论中有待于解决的问题——这个畜水池不能无限期的存在，显然它也不会自动的消失。
当前，中国已经走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城市化作为经济、政治、社会以及环境等诸多文明共同谐变、进步的过程，其道路选择与现代化是否成功息息相关，尤为关键。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综合来看，我认为贺雪峰教授在书中提出的这种切实现实的政策建言，积极而稳健的推进城市化进程，在突出效率的同时照顾农民的权力，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他的理论有不尽完美的地方，需要加以改进，但我仍然期待高层能够看到他的这本书。

　　《城市化的中国道路》读后感(七)：城市化有中国道路吗？——评《城市化的中国道路》

 
世纪初被学术界广泛讨论的“三农”问题，当前为城市化所吸引过去，城市化被认为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包括“三农”问题的不二法门。无疑，城市化是乡土中国走向现代中国的一个必然过程，这一过程将改变城乡社会结构，同时不应忘记的中国是一切例外的例外，作为一个农民人口占大多数的大国，一个人地关系依然高度紧张的后发现代化国家，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当走出一条独特的城市化道路。
然而纵观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许多学者就忘记了这一点，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城市化不过是发达国家城市化在中国再现的过程。从城市化率等表面数据入手，许多学者对我国城市化提出质疑并提出相关制度改革建议。例如提出我国农民占比例太高，要改变制度安排鼓励农民进城，增加城市化率，理由是工业化率与城市化率不协调，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率高于中国；例如许多学者认为我国一二三产业结构不合理，提出现在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支撑起就业和经济增长，理由是发达国家普遍第三产业占比例高；再例如套用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许多学者认为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已经结束，应该加快进行农村改革释放农业劳动力。对此贺雪峰教授批评说，“盲目学习欧美日的经验，这种学习缺少时空限定，越来越被概念甚至意识形态话语所遮蔽。”
贺雪峰教授经过多年实地调查，结合国情判断认为城市化有一条“中国道路”，这条道路既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同于其它发展中国家。正是这条道路保障了中国城市化“又快又好”，既避免了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过程中普遍出现的政治社会动荡，又满足了中国赶超型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这既表现在新中国前三十年的以重工业化为中心的赶超战略中，也表现为后三十年以改革开放、出口导向型经济为特征的赶超型战略中。中国城市化道路既然是非常特殊的一条道路，那么就要从中国城市化实践经验中进行总结提炼，凡是生搬硬套既有理论框架来理解和指导中国城市化道路均是要不得的。
 
二 ，这条中国道路是什么
 
从该著中，我们能够清理出城市化的“中国道路”指的是城市化在中国演进的特有路径及支撑这一路径的制度安排和实践机制。
（一）城市化的两个阶段
从现代化角度来理解城市化而不是仅仅从一些最为肤浅的“城市化率”来理解城市化是该著的视角创新，城乡、工农之间通过不同方式有机联结并共同服务于中国现代化这一整体战略。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工业化为农业人口城市化奠定物质基础。这样虽然贺雪峰教授重点在讨论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00年以来城乡二元结构松解以来的城市化，但是我们并不能把改革开放之前与改革开放之后割裂出来，因此中国城市化应当分为相继的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城市化规模随工业化扩张而逐渐扩大，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体制一方面发挥工业汲取农业剩余的功能，一方面严格控制进城务工人口，第二阶段城市化规模随工业化继续扩张而逐渐扩大。尤其是2000年以来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开始，除少数一线二线城市之外，迄今中小城市户口全面放开。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之后很快就确立了以重工业化优先的赶超型现代化道路，资本密集排斥劳动力，以城镇人口数量为表征的城市化并没有摆在优先位置，与之相配套的是城市实行计划经济，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表现为一套城乡二元体制，以户籍制度为基础，国家、单位和集体对不同户籍人口给予不同的就业、福利待遇等。因此城市化率在改革开放以前增长较慢，城乡二元的户籍壁垒比较森严。
批评那个时代只追求工业化而缺乏城市化率，不允许农民进城自由择业是荒唐的，因为那个时代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政治经济的所有制度安排均要服从于工业化这一最大的目标，要把城市化率增加缓慢置于具体语境下考察。温铁军曾经论断说中国的问题是一个人地关系极度紧张、资源稀缺而又无力外出殖民转嫁工业化成本的赶超型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三农”问题源于此，城市化问题概莫例外。农民在人民公社制度安排之下参加劳动，为国家工业化提供积累，而工人在工业战线劳动也不是完全自由择业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为国家工业化添砖加瓦，这是后发赶超型现代化的中国不得不采取的制度安排。
改革开放之后，随农村家庭承包制改革而来是城市改革，人口开始能够自由在城市流动，严格的城乡二元体制开始松动。尤其是2000年之后，中国以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土地成为世界工厂，超过2亿农民工在城乡之间大规模人口流动，这些流动人口逐渐融入城镇成为城镇人口，按照常驻人口计算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中国经济体排名世界第二后，新一届政府把推进农民城市化作为工作重点，并出台了户籍制度改革条例，提出中小城市全面放开。可以说农民进城的制度障碍已经基本消除。
对于当前城市化出现一个特别“悖论”的现象，也就是“人口城市化率”大于“户籍城市化率”，很多学者认为这是由于城乡二元体制阻碍农民进城的问题，因此要求国家予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平等权利或称为“国民待遇”。对此本书一直不迷信各种比率或“权利”命题，权利问题背后是一个资源问题。城市化之于农民应当从比较收益角度去看，城镇能为农民提供什么样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惠农政策实施、公共品供给改善和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完善，农村户籍含金量大大提高。相关调查也表明当前农民工并不在乎他们是否是城市户籍，即使允许农民工迁入城市后能够保留农村土地，农户也不愿意迁入城镇，这表明城镇户籍对农民而言失去绝对的吸引力。相反的是许多已经迁出农村的农民想要迁回去，尤其是那些面临征地拆迁、有一夜暴富机会的城郊地区。
（二）支撑中国道路的制度安排及作用机制
城市化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是工业化，工业需要资本、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中国能不能提供这些要素满足工业化扩张，“空壳城市化”或城市化人口的简单扩张是没有意义的。第二是政治社会秩序稳定，用制度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是要形成城市化扩张的秩序。对于拥有9亿农民的中国而言这一个秩序就是大规模流动人口的稳定。前者代表着一种扩张的动力，后者则代表一种保守的秩序。恰恰是中国不同于发展中国家的独特制度安排既有利于工业化的快速扩张，也有利于社会秩序的总体稳定，贺雪峰称之为中国城市化奇迹的“奥秘”。这些制度安排主要是三个：第一是农业经营制度安排，表现为中国式小农经济，第二是土地制度安排，表现为涨价归公、地利共享的征地制度安排，第三是体制性城乡二元结构，表现为保护弱势农民和弱势农业不受到强制资本的侵蚀，政策表现是农地和宅基地的集体所有制，限制资本下乡购置宅基地和农地。
廉价劳动力来源农村实行的家庭承包制。家庭承包制的要义是集体土地按照人口分配给农民耕种，实行农业的小农经济模式。农民工进入世界工厂体系，之所以能够接受廉价工资，一方面固然是农民工人数庞大有关，中国是典型的二元经济论所述的剩余劳动力经济吸引资本，一方面则与农民工家庭的家庭再生产也就是劳动力再生产方式有关。农民工进入城市务工不是决绝脱离农村和农业的，农民工一般是青壮年劳动力，他们的父母还在农村从事农业，小孩也在农村由父母抚养，普遍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庭再生产模式。保有农村土地的农民，他们能够承受得弹性的工资，他们最低只需要获得比农业领域平均工资略高一点的工资就足够了。
廉价土地源于我国独特的征地制度。我国宪法规定“一切个人或单位使用建设用地，必须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农地（包括农用地和农村建设用地）转用为建设用地必须经过政府征用。地方政府征用农用地按照原用途支付征地补偿。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廉价出让工业用地，一些地方政府甚至通过变通方式“零地价”出让。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我国基础设施建设飞速发展的原因。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实行征地制度侵犯农民的土地权利，但是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农地转用建设用地必须经过征收，农民集体土地不能进入土地一级市场，这是土地制度的宪法秩序，不存在侵犯农民土地权利。我国土地制度正是具备这个优势，比发达国家采取的财产税、土地发展权机制更加有效。
城市化扩张进程中政治社会秩序稳定可以从从最为微观的农民工群体入手，农民工是仍然嵌入小农经济的，保障小农经济稳定的制度安排则是当前体制性城乡二元结构对弱势农业和弱势农民的保护。
以往诸多学者中国政治文化中有一种超稳定的结构，当前我们则要具体分析到底是哪些制度安排通过什么机制促成了城市化进程中的秩序稳定。政治社会秩序稳定表现为农民工不会在城市聚集落入贫民窟，他们虽然一时进不了城市仅仅是匆匆过客，但是他们能够返回乡村，且对城市从不来缺乏机会和期待。当金融危机袭来，西方学者往往唱衰中国，认为大规模失业将会导致动荡。他们并不懂得稳定的小农经济能够经得起任何失业的冲击。小农经济为中国农村提供稳定秩序，也就是为中国城市为龙头的现代化提供稳定器。农民工进城务工仅仅是将城市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农民家庭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为农民返回农村农业提供可能。大规模失业对农民并非致命冲击，经验表明已经中老年的农民工干脆就返乡务农，惠农政策背景下务农也不错。对于青年农民工，他们打算在经济条件稍好一些就再次进城务工，如果万一找不到工作就在家里休息半年或一年也无所谓。
贺雪峰教授认为当前城乡二元结构则是保护弱势农民和弱势农民免于强势资本侵蚀的结构，它是一个限制农村基本生产生活资料完全市场化、保持社会主义农村的系列制度安排集合。相对于以往剥削性城乡二元结构，2003年之后它已经被创造性转换。在工业化进入中期之后，城乡二元结构已经成为保护型的制度安排，它限制资本下乡排挤小农、瓦解小农经济。很多学者往往道德性评价城乡二元结构，认为城乡二元结构是不人道的，意味着不给农民平等国民权利，认为废除城乡二元结构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这些学者缺乏历史和分析的视角，他们没有看到城乡二元结构内容转变，分析其对农民的具体功能。这时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严重贫民窟这一“城市内二元结构”，原因就在于他们缺乏体制性城乡二元结构限制强势资本下乡排斥小农。诚然过去城乡二元结构是一个剥削农民的结构，那也是由于工业化的战略安排，现在剥削性成分已经不再，主要是保护农民的功能。这样一个保护型的城乡二元结构为什么要消除呢？
 
三，未来向何处去
 
城市化未来如何走，引起热议。就城市化讨论城市化是没有前途的，讨论市民权这一空洞的问题也是没有意义的。就一般的含义来说，城市化最基本的含义是农业人口转移进入城市居住就业。最近各界形成的一个共识是未来城市化将是“人的城市化”。从中央高层到学者到媒体均认为中国城市化之路一定要走一条“人的城市化”之路，避免劣质的、空壳和虚伪的城市化。“人的城市化”当然是值得期待的，“以人为本”向来是中国治国之道的基本原则和理念，农民自身也不希望进城后过得较农村还差。把农民从农村农业中解放出来投入现代城市文明，固然是一种进步，然而不去仔细分析“人的城市化”的条件、机制和过程，就有可能步入陷阱。
各种城市化“大跃进”，和激进的制度改革均表明，当代中国城市化的讨论需要更加理性和具有战略性。当代中国改革折腾“城市化率”的案例太多，而知识界缺乏敏感性反而去讨论一些例如户籍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细枝末节的问题。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就是一个突出的典型。这一政策试图把城市发展所需的用地指标与农民宅基地退出、农民进城联结起来，闹出很多笑话。当挂钩政策创造出城市化土地和人口扩张的速度可能意味着城市化隐患，那就是如果人为推动农民进城而没有相适应的就业机会扩大，而农业就业机会又被剥夺则农民就能够沦入城市贫民窟中，生活更加艰难。
愿望是好的，但是要从现实条件出发。从世界体系角度看，中国城市化要能容纳更多农业转移人口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就要摆脱世界工业分工体系中边缘、半边缘位置，占据世界体系的核心位置，因此还是继续走赶超型现代化之路。这一过程需要战略缓冲，新中国六十年一直在赶超而且还在赶超，正越来越接近世界分工体系的核心位置。战略缓冲的含义指的是要给产业转型升级提供缓冲时间。这样我国城市化除了由传统加工制造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之外，依然不能忽视传统农业部门。传统农业部门为中国现代化争取时间，一是通过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为中国制造提供极具弹性的具有竞争力的劳动力供给，二是为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提供了可以解决温饱问题的居所，使得中国农民可以避免落入城市贫民窟处境，降低了国家社会保障的压力，三是为进城失败农民提供退路。这样就形成了贺雪峰教授所谓的“三轮驱动”的现代化之路。
 
四，城乡关系的辩证法
 
《城市化的中国道路》给人启发是其思考城市化问题的方法是辩证的，城镇与乡村从来是一个整体，却不意味着同质或抽象的“一体化”。仅仅从经济学角度就有可能把城乡看作不同的生产部门而已，均要遵守相同的经济学规律，这样就忽视了不同生产部门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独特地位，忽视了对城市或乡村的辩证认识。
城市化的中国道路同时也关乎乡村9亿农民的命运，许多学者均讨论农村中国的地位，一种声音认为农村中国是“牺牲品”，现在要进行补偿，这一届在2003年之后的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中开始实施。然而中国还在继续现代化，农民中国还能为此做什么，是拖后腿还是能够继续做出独特的贡献。许多学者往往忽略这一点。《城市化的中国道路》的方法论特色就在于把城市与乡村不是看作对立的二元，而是放在一个有机系统中，这就是城乡辩证法，这就有别于那种抽象的“一体化”的具体的一体化。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无论是乡村中国，还是城市中国，均服从中国现代化这一总体战略目标。在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依靠农业提供剩余重工业化路线是这样，在后三十年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土地形成出口导向型工业也是这样，未来三十年中国工业要转型升级也是如此。这样看城乡关联机制就不是领导人个人意愿或道德选择问题，而是在国家战略目标下的制度安排问题。比如当前工业化已经进入中期阶段已经不需农村和农业提供资本，因此剥削城乡二元结构已经不再，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结构开始形成。在农民人口依然占据绝大多数，仍然是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国家还在追求工业化转型升级阶段，国家希望农村继续作为稳定器和蓄水池为中国现代化提供动力和秩序。
城乡关系是具体而辩证的。城市中国为农民提供了机会，而农民中国为城市中国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土地和稳定社会秩序。这就是所谓的“城市是发展级，农村稳定器”的含义，这就是当前阶段的城乡辩证法。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正就是以传统的以小农经济为主要特征的农村社会，为加入全球化体系的高速发展，高速变动的城市社会提供了稳定器。人口数量庞大又发展缓慢的农村，是中国开放与发展却保持稳定的秘密。中国发展得快正是得益于农村发展慢的结果。为此作者一再批评激进农村改革。比如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发展还不快是因为农村要素市场包括农村耕地和宅基地和建设用地市场未充分发育。要加快中国现代化进城，就要城市和乡村两个轮子一起转。而实际上正是农村本身的相对独立，正是城乡之间相对分割，农村部分要素没有参与到整个市场体系之中，即没有形成城乡之间的一体化，而让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反之若国家推进激进改革在农村推行激进的市场主义，农民就会受到资本的冲击，农村本身的分化也就会加剧，农村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的功能就无法发挥作用。
 
       2014-9-20初稿，25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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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贺雪峰：《城市化的中国道路》，东方出版社，2014

　　《城市化的中国道路》读后感(八)：稳健的中国城市化道路

    这本书是探讨中国的城市化道路。既然是探讨中国的城市化问题，首先要界定一下城市化的内涵。根据一般的理解，城市化还可以称为城镇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信息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这是过程是比较复杂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学科多方面来阐述。在这本书中，作者贺雪峰教授把城市化主要看作是人口的转变的过程，也就是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并融入城市，农村人口减少而城市人口增加的过程。在贺教授看来，欧美日国家的城市化的过程是比较理想的，不仅有很高的城市化率，而且进城人口可以在城市体面安居，即使失业也有国家提供保障。而欧美日以外的国家，都或多或少出现了一些问题，诸如城市的贫民窟问题等。国外的城市化过程，在作者看来，不同的城市化效果只跟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阶段有关，而与制度和政策选择无关。
    那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如何呢？中国的有自己比较独特的发展过程。中国在城市外观上与发达国家很接近，有种说法是“城市像欧洲”。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没有大规模的贫民窟。为什么会这样？贺教授指出这跟中国独特的政策与制度安排有关，其中尤其重要的有三个基本制度：一是小农经济，二是土地制度，三是城乡二元结构。现在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度为农民提高了最基本的保障，即使在城市里混不下去了，回农村还有一口饭吃。农村的土地归集体所有的。农村土地征收是以土地农用价值进行补偿的，因此农地非农使用过程中的主要增值收益是以土地出让金的形式留在地方政府手中的，也就是所谓的“涨价归共”。对于这一点，不少学者对此是颇有微词的，但贺教授的看法的比较正面的。他认为正是将这些土地出让金用作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城市才随着经济发展而扩张，在人口城市化的同时，实现土地的城市化。在这样意义上来说，贺教授认为中国的土地制度安排对中国城市化起到很大的作用。针对几乎所有政策部门与学界人士对当前中国基本制度的一边倒的批评态度，作者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现在采取清除城乡二元结构、消灭小农经济、改革征地制度来推进中国的城市化，是比较激进的做法。他认为应该走稳健的富有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
    在分析了中国城市化奇迹的经验和奥秘，指出中国城市化的误区与陷阱的基础上，贺教授指出了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顺序应是：经济发展、产业升级、才能有更多高收入机会、更体面的城市化、更高质量的民生。对于未来30年中国的现代化战略，贺教授提出了驱动传统农业、加工制造与现代科技的三个轮子来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三轮驱动的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思路。
    贺雪峰教授，长期从事乡村治理研究和乡村建设实验，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有独到的见解。他的观点和建议无论对错，值得我们认真对付。

　　《城市化的中国道路》读后感(九)：一个乡村研究者对城市化的忧思

对同一个问题，观察者的立场和观察角度不同，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如同对目前社会焦点“中国的城市化”、“城乡二元结构”、“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土地制度”，以及“保增长，保就业”、“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等，专家学者见仁见智。是由于出发点和代表的利益集团的诉求不同，或者纯粹就是黑板经济学家，或者怀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博弈的结果渐趋明晰，形成了当前政策部门和学界主流意见，最终影响到高层决策者，致使现在中国的城市化正走向激进。所以决策者们会因为他们的忽悠自废武功，这会给中国的现代化带来严重的后果。
作者对这些关系现代化成败的问题皆有不同于政策部门和学界主流的观点。他们的观点及决策者们的倾向引发了作者深深的忧虑。所以作者奋笔疾书，抽丝剥茧，对这些“正确的”谬论逐一剖析、批驳，痛陈他们的这些观点会对中国现代化事业、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带来隐患，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
作者能不人云亦云，想人所未想，发人所未发，在政策部门及学界主流观点及高层决策者们看来也许是螳臂当车。但是，我们从中能看到作者不媚俗，不媚权威，为民请命的济世情怀；能看到作者茕然独立的士之风骨。各个时代都需要这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为我们警醒。
作者的发声来自他20多年如一日坚持的农村调查。其足迹遍及20多个省市，是“用脚做学问”的代表性学者，这本来应该是做学问的常态，可在当下的中国已成稀有。
虽然一直在搞农村调查，但关注点却是城市，是中国的现代化。王韶光说：“不了解中国的农村与农民，就没有资格谈中国的城市化”，因此，作者就是不多的具备资格谈中国城市化的学者之一。作者认为：“深入对中国广大农村的理解中，真正进入中国国情脉络，有了城市互补的认识，再来看中国城市化道路，就不会情绪化，就会比较自信。”
作者的自信，正是来源于其思想深植于20多年如一日对中国广大农村的调查研究。“只有这种实地调研才能接地气，才能避免想当然和简单的逻辑推演，才能依据实情形成自己的独立见解。”（陈锡文）贺雪峰的中国乡村研究，为探索和理解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国道路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城市化的实质是加快资本向城市集中和风险在城市的同步积累，前者的收益一般被资本集团占有，而后者的代价势必向全社会转嫁。作者以全球经济体系的宏观视野，希望为中国的城市化，亦即中国的现代化，寻找一条防止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道路。
作者提出中国未来30年城市化和现代化战略为“三轮驱动的中国现代化道路”，这是一种稳健化的城市道路。作者深感忧虑的是，目前中国城市道路似乎正被误导，正误入歧途。所以，作者发出“中国城市化应告别激进”这一反主流的呼声，旗帜鲜明地反对鼓励农民进城买房或建贫民区来推进积极的城市化战略，主张一种农民可以进城又可以返乡、城乡互动的稳健的城市化战略。而稳健的城市化战略的核心不是人为地阻止农民进城，而是认为切切不要人为地制造农民进城的积极条件。
另外，书中还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涉农条款，提出了独特的解读，给出了作者对中国未来发展战略的判读。
希望这些真知灼见能给主流学者一个提醒，更希望能给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一个警醒。
——中国不能再折腾了！
惟书中有很多内容多次重复，希望再版时作者能进一步梳理，使语言更精练些。
另外，书加了活动封面，还有腰封，这种叠床架屋是最令我深恶痛绝的。因为读书的时候活动封面和腰封容易滑动脱落，需要读者时时加以整理，给阅读带来极大的不便，精神极为不爽。否则，难不成把书买来后，就把活动封面和腰封扔在一边？那它们还有什么用？这活动封面和腰封本身就是华而不实的东西，只这两者，就不知增加了多少成本，当然这会转嫁给读者，读者属于被活动封面和腰封消费了。并且这也有违建设环保型社会、节约型社会的时代精神。
不知如此装帧设计者有何高见？
文字指瑕：
1.第065页，第二段末脱一“。”。
2.第106页，倒数第二段有“到20世纪90年沿海出口导向……”，根据上文，“90年”当为“90年代”。
3.第221页，第四段末“为经营性目的强证农民土地是不正义的”，“强证”当为“强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