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拳考读后感10篇

　　《神拳考》是一本由止庵著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页数：20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神拳考》读后感(一)：义和团：当整个社会拒绝现实 止庵为什么写《神拳考》（南方周末）

在“耳听为实”的年代，义和团各种传说深得人心，人们只愿意听取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哪怕距离几条街，也没有人愿意去核实。直到北京城被攻破，义和团彻底失败时，大家还在传说义和团取得了最后的胜利。（CFP/图）
止庵本打算写个“义和团神谱”，但发现没法写，因为神太多了。“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颠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其实意思就是，这个神不行，还有那个。
被人邀请演讲时，作家止庵经常建议：我讲讲义和团吧，特有意思。但很少有人对那段陈年旧事感兴趣。
对生于1959年的北京人止庵来说，义和团不过是两代人之前的事。他生活的城市里散落着义和团的隐秘。上大学时的宿舍比邻义和团在北京的主战场西什库教堂，另一主战场东交民巷挨着他成年之后一度的工作单位。今天巍峨的前门楼子也是后修的：庚子年义和团一把大火烧了大栅栏一带的精华，慈禧回銮时，只得在前门楼子的废墟上临时搭上彩楼。
离开北京，义和团也会出其不意地跳进止庵的脑海。有一次走在巴黎街头，他突然想起了义和团乩文的句子：“大法国，心胆寒。”
2016年3月，《神拳考》出版，这是止庵关于义和团著作的最新修订版。几次修订，学医出身、一点不相信怪力乱神的止庵慢慢觉得，隔着一百来年简单地笑话前人愚昧，太容易了。
止庵：我想看看，下到义和团团民，上到慈禧，他们中具体的一个人当时是怎么想的，这些想法怎么汇总为整个社会的想法。
长久以来，我一直想写部“人类愿望史”或“人类信念史”。我觉得史家总是放过虚妄的一面，但现在看起来虚妄的，起初对当事人也许反倒是实在，而实在的可能要很久之后才能为我们所知道。举个例子，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到印度河就停止了脚步，因当时欧洲人以为印度河是世界的尽头。后世谈到亚历山大东征，都强调此举将欧亚打通，让世界成为一个整体，其实亚历山大根本不知道这层意义。尽管他的动机在今天看来可能有点可笑。
一个人当初想法如何，意义仅限于他自己。动机或思想，尽管不能用于其行为，却有助于理解。动机可以分成大动机和小动机。历史学家不是不关心大动机，他们甚至经常赋予当年人物这种动机。史可法、张煌言的抗清曾被认为是爱国主义行为，后来历史学家对明清关系看法变了，爱国主义这一层就被弱化了。至于小动机，对历史学家往往没有意义。而我写的是一本关于小动机的书：具体到一个人，他为什么那么干。
南方周末：关心小动机是为了让历史叙事更丰富吗？
止庵：不忽视小动机，这样当年人物的举动才合情合理。其实我关心的主要是“合情”，合理的事是历史学家经常考虑的。但是合情才能合理。一个义和团的团民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去面对八国联军或清兵的枪口，对他个人来讲，这是最大的一件事，他把命都搭出去了。他的确是在“反帝”，但这又不仅仅是“反帝”所能概括的。
南方周末：了解一个人做了什么事相对容易，知道他是怎么想的非常难。
止庵：义和团正盛的时候，礼部尚书启秀对慈禧说，“臣即义和团，幼时亦曾习练拳法”。而当义和团打西什库教堂打不下来，启秀建议：从山西请一位老和尚，肯定管用。老和尚提出需要庄王的马和一口大刀，然后选定时辰，老和尚骑马在前，后面跟着红灯照，再往后是义和团——这是当时笔记里的记载。教堂里避难的人的日记也这么说：远远来了一个和尚，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等走近了，一枪将他击毙。于是后面跟着的人溃散了，红灯照的小女孩有被踩死的。
如果把第一件事理解为启秀的逢迎，第二件又怎么理解？如果他不真心相信义和团，没必要提具体建议，因为很容易得到验证。还可以结合另一件事来看：当年五月，有官员外放贵州主考，启秀对他说，“俟尔回京销差时，北京当无洋人踪迹矣。”记载此事的作者说：“盖启秀真以义和团为可恃也。”
南方周末：看了七百多万字的史料，写了11万字的书。在史料选择上，你有什么考虑？
止庵：书里没有任何秘闻，我使用的都是1949年后公开印行的材料，只有一个当年的石印本。在史料的甄别上，我依从历史学家，已经被他们证明是假的，如《景善日记》，我就不用了。再者，这本书使用的材料，无一处无来历。义和团这件事已经附会了后人太多的传说色彩，虚构与想象只能添乱。
我尽量把史料都给看了，再去看后人写的关于义和团的历史，两相比较，我发现我有一个写作的机会。荣孟源在《义和团史料》的序中说：“‘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前半句是空话，后半句却说明了义和团反帝运动兴起的真情。”我感兴趣的恰恰是：如果没有神助拳，还有没有义和团。
庚子年间，义和团一把大火烧毁了大栅栏一带，慈禧回銮时，只能在前门楼子的废墟临时搭上彩楼。（CFP/图）
南方周末：“神助拳”的前提是有神，神是怎么造起来的？
止庵：这方面的笔记，我抄了很多。本打算写个“义和团神谱”，但发现这东西没法写，因为一人一神，太多了。“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十请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领天上十万神兵。”这里面好像是有个神的系统，其实“一请”“二请”不是秩序，而是杂凑。这人心目中的神是黄汉升，他就成为黄汉升，那个人知道孙悟空，他就成为孙悟空。人与他所成为的神之间只有一步之遥。
慈禧和光绪西逃途中接驾的怀来知县吴永，后来在《庚子西狩丛谈》里说，当时人民所受教育，不外乎小说与戏剧。陈独秀1918年所写《克林德碑》也说：“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中国戏乃是造成义和拳的第四种原因……津京奉戏剧特盛，所以义和拳格外容易流传。义和拳神来之时，言语摹仿戏上的说白，行动摹仿戏上的台步，这是当时京、津、奉的人亲眼所见。”
义和团的“神谱”与太平天国不一样，太平天国的神到天父为止，但义和团的神可以不断地生成。按理说，孙悟空之上应该是如来佛，但义和团说，如来佛不行，我还有关公，关公不行，还有柳树精……所谓“一请”“二请”，其实就是这个不行还有那个。
南方周末：如果没有洋枪洋炮，这就是一个死循环。
止庵：如果它不进入现实，它就是死循环，但义和团的法术是要应用的。人变成神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战斗。义和团的法术有一退一进两套——退可以“刀枪不入”，进可以将敌方的枪炮“闭住”。这是一个看来非常周全的法术，一个人相信了，确实敢上战场。但一上战场，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这时候解释系统就派上了用场：封不住枪口炮口或者做不到刀枪不入，那是因为对方有比我们的法术还厉害的法术，于是不断斗法，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再就是所有的挫折都是因为自己一方人不行，而法术没问题，于是不断换人——有义和团，更有红灯照，还有黑团、老团——这个解释系统可以按照义和团的神谱不断生成新的东西。
南方周末：可是这种生成也是有限度的。
止庵：很多与义和团相关的事情，当时就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传闻尤其是讹传中发生的。历史学家在写这段历史时，往往忽略了这点。那是个“耳听为实”的时代，很多根本没有发生的事情都在传说中发生了。他们听到的，都是自己希望发生的，对自己有利的；不希望的、对自己不利的都被屏蔽掉了。譬如：“愚民传说义和团法力甚大，不畏刀斧，能御枪炮，团中用一铜釜造饭，釜容米二升许，数千万人随取随满，永无尽竭，练拳三日，即可出战……每战但念咒，敌军枪炮皆不过火。”直到北京城被攻破，义和团彻底失败的那一刻，大家还在传说义和团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南方周末：注释里多次提到一个叫刘孟扬的天津人，他表达了很多怀疑。
止庵：传闻就是三人成虎，可能有第四个人说没有虎，但他的声音大家听不见。因为传闻体现的是普遍的愿望、社会化的信仰。
这种社会化的信仰，甚至会造成一种压迫感，不与之步调一致，就是非我族类，下场可能相当悲惨。我在书中写了很多义和团的忌讳系统，都有赖于社会化信仰的压迫感。
色彩是义和团忌讳系统的重要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女性的态度。一方面，妇女经常被义和团认为冲撞了他们的法术，因为妇女代表污秽，要限制她们的行动范围。另一方面，义和团又把取得胜利的希望放在妇女身上，所以就有了红灯照。参加红灯照的都是“十二三四岁未通经之闺女”——这些女人是“洁”的。法术的成与败都可以归结到女性身上，这个解释系统其实特别简单，但也特别“圆”，大家都能接受，都能依从。
止庵：周作人写过一篇文章《论小说教育》，谈到庚子年间的事时说：“中上级社会的见识渐与下级接近，其重大性也极值得考虑。”当时的中国，从团民，到一般读书人，到各层官员，到“当轴诸公”，再到慈禧，处事和思维方式其实是一样的。
慈禧对义和团的态度好像是半信半疑，但她说：“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实际上回避了朝廷中个别人对义和团的法术到底是否灵验的追问。而这实际上是关键所在。
大学士徐桐号称理学大师，怎么说也是有点学问的人，而且他家就住在东交民巷，那里就是战场，要验证真假应该非常容易。但他根本不去验证。
当时有个自称“微末小臣”的人，曾经给徐桐写过一封信，描述了自己认同义和团的心理过程：“初闻亦不信，逐日推求其理，考其行事，真有神奇不可解者。”这话的逻辑很有意思：承认“不可解”，也就是“解”了，“信”了，一切也就成为事实了——这种想法，在当时的读书人中应该有相当的代表性。
南方周末：书里还写到一个读书人，在北京城破的时候心如古井地读起书来。
止庵：他叫恽毓鼎。义和团兴起时他特别激动，认为“拳民必可成事”。北京沦陷之后，他深居简出，引导自己进入一种奇特的心态中，并且为此自我陶醉。他说以前曾国藩剿贼，越是“濒于危”，心越镇定，“羽檄纷驰，不废吟诵”，所以我现在也要专心看书，定心养气。这种思维方式最后成了避难所。
还要提到李秉衡。1896年他是山东巡抚，因为镇压义和团不力，被外国人告了，朝廷任命他当四川总督，不降反升，外国人不干，改任长江巡阅使。八国联军要攻打北京，慈禧要封疆大吏来勤王，谁也不来，只有李秉衡遵命前来。当时主剿、主抚的两派人都对他寄予厚望。他也高调表态：一切都交给我吧。他出师时带着的人包括义和团的八个大师兄，“手握八宝，曰阴阳瓶、雷火扇、引魂幡、飞剑、火牌、混天旗、九连套、如意钩”。可是到战场他就服毒自杀了，写了一封遗书说“天下事从此不可问罪臣”——完成了自己作为一个忠臣的人格塑造，其他的事就不管了。大军临阵没了主帅，不战自溃。你可以看到，在整个事件中，从慈禧以下的当局主脑都是务虚的，或者说他们的“实”，其实都是虚的。
南方周末：义和团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它可以像梦魇一样不断扩大不断膨胀，可是说停也就停了。
止庵：北京城破的那一刻，众人醒了。醒了之后，就把它扔了。当然扔掉的只是形式，背后那个拒绝实证、违背逻辑的处事和思维方式并没有变。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讲了一件事，很有意思：“民国初年钱玄同在北京做教员，雇有一个包车夫，他自己承认做过拳匪，但是其时已经是热心的天主教徒了，在他房里供有耶稣和圣母马利亚的像，每早祷告礼拜很是虔诚。问他什么缘因改信宗教的呢？他回答得很是直捷了当道：‘因为他们的菩萨灵，我们的菩萨不灵嘛。’”
当我们肯定或否定，赞美或批评历史上的一些人或一些事时，我们其实是置身事外的；与此相反，《神拳考》是一本“设身处地”的书。然而在设身处地地体会时，我们未必觉得也要像当年人物那样做，或只能那样做，甚至应该那样做，反倒可能认定自己不会这样做。而不这样做就需要比他们在知识、思想、学问、修养等方面做些修正和补充，这也就涉及整个文化背景的问题了。

　　《神拳考》读后感(二)：一篇巨型读书笔记

刷完止庵《神拳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16 年1月一版一印~
    讲道理，对止庵先生了解不多：一处是史航先生公开承认过止庵先生读书比他多；一处是其在豆瓣上有关《古拉格：一部历史》的书评，题目为“止庵：关于一部警世之作”，摘录首段如下（止庵先生似乎很喜欢讲这个故事）“我曾不止一次讲过三十年前的事：索尔仁尼琴著《古拉格群岛》中译本出版，内部发行，限副局级以上干部凭工作证购买。我所在的报社是局级单位，央求一位不很熟悉的领导同去东长安街的群众出版社读者服务部方才购得一套。当夜开读，时为严冬，感觉如冰水浇背，读完竟大病一场。”
    说回这本书，硬质封面，精装锁线，前面两篇序言，后面两页参考书籍，正文 193 页分 21 章，全书 117 千字~看豆瓣讨论，似乎是前作《神奇的现实》之修订再版~
    内容为考察贯穿义和团运动的“神拳”，进而上升到文化品评层面的一部作品~个人感觉，全书像是一篇巨型读书笔记，边摘抄边写感想~虽说列举史料后的分析精炼透彻，但是全书二十余章以这样一种方式构成，感觉又像是一道巨大的材料分析题~
    还有一点不太严谨，每页下方的注释只有作者名，作品名和原载处，不太具体~您翻阅七百余万字的材料，如果当时有标记，还是具体到某卷某页更妥当~
    越发想读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了，他喵的孔网上辣么贵~

　　《神拳考》读后感(三)：止庵：微信朋友圈有时就跟义和团时的北京城差不多

澎湃新闻记者 莫琪
2016-05-24 09:13 来自 文化课
一百多年前的义和团运动，至今仍时常被人提起。无数华北贫苦农民降神、施法，自信“刀枪不入”，以血肉之躯与敌人的枪炮拼搏。慈禧的一句“即使法术不可信，至少还有民心”，轻易地了结了朝廷中对义和团法术是否灵验、是否可以凭恃的争论，统治阶级复杂的内外政权斡旋转化为顺意民心之举。
上周末的上海，在复旦大学复兴论坛、思南读书会两场活动上，作家止庵带来了他的《神拳考》一书，并接受了澎湃新闻专访。
止庵认为中国文化中不无不相信事实却相信虚妄的一面，而探寻这份虚妄的所在，正是他写作此书、理解当年人物种种作为的路径。止庵所写的不是一本历史评价的书，而是采用文化批评的方式去观察那一时期人们的心理状态。“义和团要是知道自己的法术不灵，他们是否还会那么自信和勇猛；朝廷和民众要是事先知道义和团法术不灵，是否还会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止庵说，他的写作始于自己的这一疑问。
不下雨是洋鬼子捣乱所致
止庵以研究周作人、张爱玲闻名，为何又要下那么大功夫研究义和团呢？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时，止庵用这样一个例子说起：“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里讲钱玄同来到北京，用的车夫以前是个义和团民，后来改信天主教了。钱玄同问怎么回事，车夫说：‘他们的菩萨灵，我们的不灵’。”历史的大网牵引着每一个时间点，这种互相牵扯的关联性让事件具有了故事性。但是止庵说：“我为写这本书读了700多万字材料，然后把历史学家弃而不用的所谓当时的‘大话、空话、假话和我们听不懂的话’十几万字抄下来，据此写了这本书，这些真实的史料比小说有意思多了，我想这些材料现在的人也不妨看看。”
书中写道，面对义和团运动的威胁，时任英国驻北京公使的窦纳乐称，“我相信，只要下几天大雨……将比中国政府或外国政府的任何措施都更迅速地恢复平靖。”在信后他附上当时北京西城张贴的义和团揭帖：“今天不下雨，乃因洋鬼子捣乱所致。……消灭洋鬼子之日，便是风调雨顺之时。”止庵称，在饱受旱灾的农民看来，灾是“鬼”，也就是那些传教来的洋鬼闹的。
一首出名的义和团乱语对这种逻辑有非常明晰的概括：“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男无伦，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产；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俱发蓝。天无雨，地焦旱，全是教堂止住天。……念咒语，法真言，升黄表，敬香烟，请下各洞诸神仙。……拆铁路，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教堂、旱灾，以及越来越多的义和团焚毁教堂行动，被赋予新的意义。
人与神的距离从未这样接近过
“义和团在山东的前身是神拳，已经具有神的观念；作为这一观念的具体体现和人神之间交流形式‘降神’，早就存在了；作为降神结果之一的‘刀枪不入’，也被习拳者所相信。此外最关键的是，降神仪式极易操作，有念咒、焚香，乃至一跺脚，神就附体了。如果仪式太复杂了，很多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农民就做不了了。人与神的距离似乎从未如此这样接近过，简直是召之即来。此外神之于义和团如此重要，但是要想胪列一份详尽的义和团神谱却几乎是不可能的。义和团有着代表本土宗教对抗外来宗教的强烈色彩，不仅奉的神糅杂自佛道诸教，仪式装束也由那里拼凑而来。”
当时有个咒语是这样念的：“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灵，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颠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镖黄三太，八请前朝冷于冰，九请华佗来治病，十请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领天上十万神兵。”止庵介绍说，义和团所的奉神是由当时底层民众整体的文化构成决定的，他们所接受的内容大多数是听书、看戏得来，通过降神，自己变成了自己心中的偶像。义和团给身处底层的民众提供了一次使自己突然变得伟大的机会。止庵认为，这也是义和团如此具有号召力的原因。“这一运动更是场神的而不是人的战争；所凭借的是法术，而不是人力；起着决定作用的是神，而不是人；人只是神的载体，其意义也仅仅在于能否成为载体。”
止庵认为，朝廷对义和团的支持和基层统治的瘫痪，使得团民建立了一种新的权威，除了洋人、教民，洋货也成了义和团另一主要攻击对象，城内外凡沾洋字的洋货尽行毁坏，但当时洋货使用已经相当广泛，甚至团民自己也不可避免地要成为洋货的使用者。解决上述文化冲突的简便方法，就是采用一项措施——“城内城外各行铺户与各街住户，义和团俱饬令避忌‘洋’字，如洋药局改为土药局，洋货改为广货，洋布改为细布。”止庵分析，他们相信，语言有着超自然的力量，改变称呼和说法，则可以避免灾害，甚至赢得胜利。“义和团仪式成为全体民众的举动，意味着神真正降临人间，整个社会已经被巫术化了。”
洋人、教士、教民和八国联军，这些义和团的斗争对象被想象成鬼或怪物，战争本身有时就是一系列想象中的神鬼斗法。有时，团民更满足于编造一些恍惚迷离的神怪故事，例如八百余岁洋人在教堂里做法，忽然不见了遁地而去。不管什么事情出现，都会被附会出特别的意义。止庵称，历史上我们很少遇见集体想象力这么发达的时候，而且大家无一不把想象看成是现实。
义和团进入京津后，传闻就更多了。义和团很大程度上存在于传闻之中的。被传闻最多的是义和团的法术，它们在传闻中进一步被夸张了，如何显灵也在传闻中被证实了。止庵认为，社会对义和团、对法术应验的期待是急功近利的。当时的记载表明，义和团的无论什么说法都得到了民众的响应。很大程度上他们是主动、自发地接受这一切的。集体仪式对底层民众来说提供了一个证明自己存在价值的绝好机会，他们相信自己现在所做的一切，同样可以取得神力。
从根本上讲，这是一种思维方式
如果只有上述义和团和民众两方面的参与，历史不会是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还需要有朝廷的参与。止庵在书中称，正是朝廷最终把民间自发的义和团变成作为历史事件的义和团运动。这不是孤立的历史事件，它是当时中国政治大格局的组成部分之一，其中交织着中外之间、满汉之间、帝后之间和维新保守两派之间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矛盾。朝廷实权一派想利用义和团“扶清灭洋”，但是他们所要“扶”的“清”，第一是那个“天位”，其次才是大清。
书中写到：“在并不认识世界的情况下，中国与世界发生了战争。”止庵补充道：“当时的统治者很少有人想清楚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除了光绪以及被杀的‘五大臣’之外。事实上当时朝廷中只有少数人（尽管他们掌握着主要权力）企图利用义和团达到个人目的，大部分在职官员和作为他们替补的民间读书人，如此热情欢呼义和团的出现，积极投身这一运动，绝不是‘利用’二字能解释得了的。义和团从根本上讲，体现了一种思维方式。不同文化层次的人的区别，也仅仅是要么不讲理，要么讲歪理而已。这一思维方式就是不求实证，不讲逻辑。”“这种愚蠢登峰造极的表现，是朝廷专门礼聘五台山僧以助攻西什库教堂。倡导此举的启秀，打扮成团民亲自参与进攻的刚毅，无疑都是真诚的，这正是他们、朝廷乃至当时整个国家最具悲剧性的地方。只有真诚才会不顾及一切，也只有真诚才足以毁灭一切。”朝廷对局势的错误判断几乎贯穿了整场战争的始终。越来越迫近的威胁对某些官员来说根本不存在，他们仍然做着自己辉煌的胜利之梦。
“义和团作法的时候，认为洋人也在作法，自己失败是因为对方的法术高明，自己的法术还不够 所以还得去请来更高明的人。另一方面，指责因法术失灵而阵亡的团民，认为他们道德败坏。‘该团友因贪财不听法令，以致符咒不灵，死有应得。’人们越是鄙弃这个不幸的死难者，就越会相信法术可能灵验。这种种的解释，使得本来一时就可以验证真伪虚实的事延续为一个历程，繁衍为一场运动。”
止庵认为，“时隔116年回头来看当年义和团民、以及上至朝廷，下至百姓的所思所想，所做所为，用愚昧、可笑这些词来形容，未免太容易了，116年前的事好像已经非常遥远；另一方面，义和团出现的时候，欧洲工业革命已经发生，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克思的《资本论》都出版了，欧洲甚至都到‘世纪末’了，在中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都发生过了，出国的留学生都有学成回来的了，外国的机械、技术，各种洋货也被广泛使用，这之后再出现这件事，好像又太晚了，与我们所间隔的116年好像并不算长。我不认为那之后有与之可以完全类比的人或事，但义和团的思维方式、当时人不信真实反信虚妄，不求实证，不讲逻辑的现象，时至今日未必已经断绝。你看现在微信朋友圈，有时就跟义和团时的北京城差不多，很多人只看标题，连内容都不看，就匆忙转发。自己都未必相信的消息，就转给大家，还有长盛不衰的那些养身贴。开药方并不是我写这书的目的，但我认为讲实证、重逻辑，无论如何是应该强调的。”
止庵最后说：“当我们肯定或否定，赞美或批评历史上的一些人或一些事时，我们其实是置身事外的；与此相反，《神拳考》是一本‘设身处地’的书。然而当我们设身处地时，我们未必觉得也要像当年人物那样做，或只能那样做，甚至应该那样做，反倒可能认定自己不会那样做。而不那样做就需要比他们在知识、思想、学问、修养等方面做些修正和补充，这也就涉及整个文化背景的问题了。”

　　《神拳考》读后感(四)：止庵、解玺璋：义和团的“神”是什么？

义和团的一个揭帖
止庵：
其实我自己和义和团这件事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是有两个因缘。一个是在空间意义上的，义和团发生在北京城。1978年我上大学学医，专业课是在城里上的，宿舍在草岚子胡同， 每天走过西什库教堂门口。当时我已经知道义和团，也知道它跟西什库有关系。我读过一本书，里边有一部分义和团的原始材料，还包括《景善日记》，这个后来被证明是假的，我写书时没敢用。以后我当了大夫，后来又当记者，以后到公司工作，有一处是在新侨饭店，就在东交民巷口上，后来公司搬到大华路，这都是原来的战场，但是现在没有痕迹了。旁边就是北京市委，也是当年的战场。翰林院、肃亲王府都在这一片。我家住在米市大街，克林德碑原来在这附近，后来搬到中央公园了，一战结束之后改名“公理战胜”，以后又改成“保卫和平”。这些事情连在一块，我好像就有一个切身经验。另外大家经常感慨说，北京城多漂亮，四九年以后陆续被拆掉了，我也曾经跟着大家一起感慨，后来我才明白，许多后来被拆掉的建筑原来都曾被义和团毁掉过，包括前门楼子、箭楼子，慈禧回銮时还是搭的彩棚，因为临时修不起来。所以这些建筑也没建了多长时间。我是学医的，读书知道北京的医院与教堂的关系。后来又知道包括医院在内的我们平常的生活，如道路、街灯、公共厕所、上下水等，都跟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期这段历史有关系。这些都是义和团事件与我在空间上的联系。
我是1959年出生的，有时就想，义和团事件发生在1900年，跟我真的只隔两代人而已。后来知道，六十年代山东大学还组织采访过当年的义和团员，也就是说我出生后义和团有人还活着。这些都是义和团事件与我在时间上的联系。空间、时间上的这些联系，吸引我去找更多的书来看。至于写这本书的具体契机，是有人找了一些外国人在这儿拍的照片，想找一个人配文字，我说我不是弄这事的人，不过与其给世界增添一本激动的书，不如增添加一本不激动的书，别的本事没有，我至少可以做到心平气和。其实我不认为这事跟我们有那么密切的关系，除了我说的时间和空间的关系之外。我不太认同于后来好多人说什么运动跟义和团一模一样，其间确实有些相同之处，但一模一样那是没有，这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件事。
开始想写书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我跟几个老朋友说，都说对此不感兴趣。可是我既然答应写，那么就找当年的材料去看，一共读了700多万字的材料。我当时想，我可以不写这书，但利用这机会把这些材料读了也是收获。读完一遍之后，我就去读中国人和外国人写的几本义和团的历史，读完之后忽然发现有机可乘。解老师写《梁启超传》，也是因为前面没有一本好的。不是说别人的义和团的历史写得不好，是我发现好多材料他们不用。我举一个例子，义和团有一些揭帖，有一个特别有名，实际上这本书可以说就是对这个揭帖的诠释。这个揭帖当然不是我发现的，是所有谈到义和团的书一定会引用。我给大家念一遍：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奉教，自信天，不信神，忘祖仙。男无伦，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产；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俱发蓝。天无雨，地焦旱，全是教堂止住天。神发怒，仙发怨，一同下山把道传。非是邪，非白莲，念咒语，法真言，升黄表，敬香烟，请下各洞诸神仙。仙出洞，神下山，附着人体把拳传。兵法艺，都学全，要平鬼子不费难。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美德俄尽消然。洋鬼子，尽除完，大清一统靖江山。”
记得九十年代我有一回去法国，在巴黎街头散步，突然想起“大法国，心胆寒”，觉得很好玩。言归正传：义和团的所有事情在这个揭帖里都说的清清楚楚。但是有一位历史学家叫荣孟源，他说，资料不是伪造的，但所记未必完全真实，在义和团自己的文献中，就有假话、空话、大话和我们不能懂的话。“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前半句是空话，后半句却说明了义和团兴起的真情。于是我就想：可以跟历史学家们有个分工，他管后半句，我管前半句。只是“神助拳”这事可以写一本书，因为在我看来，没有神助拳，就没有义和团。
我不想写一本历史书，不是没有这个能力，是没有这个必要，我现在这本书关于史实方面没有任何贡献，因为哪天发生的事历史都已经讲得清清楚楚，以前说的很多定论、结论，我无意重复，也无意去做翻案文章。我想说的是一些他们没说的事，有意无意忽略的事，在我看来这些事情更重要。我写这本书和我写《周作人传》有一个共同的立场：所谓历史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做事情的动机，一个是他们做事情的结果，我们评判历史是根据结果，但是我们理解人物不能忽略他们的动机。我想写的是关于历史上的一些人的动机的一本书，我关心的是他们当时想什么，基于这个想法他们做了什么。至于他们这么做的意义以及对今天的影响，这不在我的探讨范围之列，所以我只想在一堆书里边多加一本书，而不想替代那些书，也不想因袭那些书。
2
老百姓的信仰和儒家关系不大
解玺璋：
我非常同意止庵写书的原则，就是强调历史人物的行为动机，他们为什么做出这样选择？其实，这个是我们很多历史学者不太注意的，大量历史学的书很多都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或者判断有问题，就是没有回到这个人当时所处的具体情景当中去，用今天人的处境来想象那个时候的人，然后再加以揣摩、判断、评价，所以我觉得止庵在这方面做的非常好。
当然他说他不是在写一本历史学的书，我也理解。前些年读过一本介绍美国心理历史学的书，是从一群人或一个人的社会心理入手分析一个历史时期或者一个人物，我觉得止庵这个书有点儿这个意思，但是他不一定完全套用了那一套理论。止庵就是按照他自己阅读的体会把它梳理下来了，但我觉得他是讲当时的人为什么要做这件事，理由是什么，心理根据是什么，这样的一本书，带着我们退回到1900年， 现在我们也许觉得这个东西很愚昧，但是，那个时候人可能不这么认为，也不认为其他人很愚昧，否则就像他在书里写的，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人卷入到这样一个社会运动当中去，而且是实心实意地相信这个东西，民间信仰其实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大家都知道，我在前几年写了《梁启超传》，它也涉及到一个问题，现在我们很多人认为，好像我们中国人不管读没读过儒家的书，潜在的都受到儒家思想影响，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中国最广大的底层百姓和儒家思想相隔很远。梁启超在他的《变法通议》中曾经分析过这个事，他说中国有四万万人，里边有两万万人是妇女，这两万万人是不读书的，然后，士农工商中后边的三种又占了剩下的两万万人当中的80%-90%，这些人大部分也是不读书的，那么，剩下的另外一部分读书人可能接触过儒家的一些著作，他们的行为可能受到他们的影响。其实大部分中国老百姓的信仰跟儒家没有多大关系，他们的信仰是很杂的，是自然神教。我记得前些年出过一本《全像中国三百神》，上网搜一搜，不知能否搜到，就是各路神仙，有道教系统的、佛教系统的、古典小说系统的、戏曲系统的，当然也有跟儒家有关联的像关羽这样的人物，但他不是从儒家信仰这个系统上来的，它是从戏曲中来的，所以说，中国老百姓的信仰是非常杂乱的，没有一个统一的信仰。现在说中国人没有信仰，其实很早中国人就没有信仰，这恰恰是产生义和团的基础。
就像止庵在书里讲到的，义和团虽然发生在1900年，但是，可能几百年几千年以前就在中国的文化系统里边慢慢滋生这个东西了，它不是突然才产生的。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严格来说西方的宗教对中国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当然义和团是一种反应，从知识分子这个系统里其实也有反映。戊戌变法之前，康有为就曾提出保种保教的问题，要立儒学为儒教，他也是认为，西方国家能够打败中国是因为有一个凝聚民心的东西，就是基督教或者天主教，所以，这个国家才有力量。在中国，他们认为，儒教并没有成为凝聚中国人的核心力量，所以他们想立一个儒教来凝聚老百姓的人心。他们所谓开民智，立教正是其中的一个手段。但是，当时，严复也好，黄遵宪也好，从西方回来的这些人都反对搞什么儒教。他们反对的理由也很简单，就是在西方由于科学、民主的发展，宗教已经受到质疑了，因为它对人的精神、思想有束缚，它是限制人的自由的东西，所以当初严复跟梁启超通信，专门讨论教可以不可以立，黄遵宪也跟他在信里反复交流过这些问题。康梁当时甚至想把各个县里佛教的庙宇或者道教的道观改造成供奉孔子的儒教祭祀场所，他在办《强学报》的时候还用了孔子纪年。所以，对西方宗教危险性的感知，不光是义和团这种来自社会底层的组织，在知识分子层面也有感知，也有对策，只不过他们不像老百姓，该出手时就出手，他们都是纸上谈兵，而且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知识分子说的多，落实到实际行动中的很少，很多想法没有可操作性，而且互相之间不能达成共识，派别太多，这样就形成不了核心力量。
止庵的书考证当时的社会心理，确实给我们很多启发，读他的书确实能联想到很多东西。其实，这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最近这些年民族主义又有点上升，这个东西并没绝种，包括烧人家汽车，在网上还非要让你拒绝日货等等，我觉得确实还跟整个国民的素质有关系，尽管康梁要把儒学搞成儒教不是太靠谱，但是他们提出来的问题是实实在在的，就是国民的素质确实非常低，而且确实很愚昧。止庵这个书里所写的义和团，大家现在一看确实就是这样，那么再过一百年，后人再看今天的我们，其实也会笑我们，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们也有很多很愚昧的东西，但是我们现在可能不觉得，就跟那个时候的他们也不觉得是一样的。
3
义和团的神是社会的东西
止庵：
刚才解老师提到的问题，其实我念的义和团的揭帖里边也有涉及：先说“神发怒，仙发怨，一同下山把道传”，然后才说到“请下各洞诸神仙“。义和团的另外一个咒语把刚才说的这个东西更具体化：
“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颠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镖黄三太，八请前朝冷于冰，九请华陀来治病，十请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领天上十万神兵。”
这里列的远远没有包括义和团全部。我最早是想给义和团写个神谱，后来发现这东西没法写，太多了，但是咱们从这个咒语里可以看出来，最有意思的是这些神互相之间其实是没有关系的，虽然说“一请“、”二请“，好像有个秩序，实际上没有秩序的，这些神是平行的关系，不是次递的关系，也没有高下的关系，平行到每一个团民成为其中的一个神，这就是义和团。
刚才解老师谈到义和团是不是一个宗教，根据我粗浅的想法，它确实还构不上一种宗教，因为它肯定是多神的，而且没有神的体系，每个团民因其所知而成为神。比方我读过一本《三国》，我知道马超，我就成为马超；那人读过《西游》知道孙悟空，他成为孙悟空，另一个成为猪八戒，这里有传说，有小说，有戏曲，还有前朝的人物，甚至还有当时活着的有名的人，都可以成为神，所以义和团的神谱是无限的，只要你知道什么，那就是你所成为的神。所以如果从神学来研究它，确实是一个特别雏形、特别低级的东西，但是这也使得人成为神没有门槛，甚至不需要受过任何教育。一个人成为神的过程是要有神灵附体的，有好多种方法，比如说一咬舌头，或者一跺脚，就成为神了，一个人从正常的人的状态到神的状态方法非常容易、简单，而成为神又对人没有任何要求，没有任何知识或者修养上、教育上的要求。
但是我们现在得回到这个问题：一个人成为神有什么用呢，这就要谈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跟外国的每次战争都失败，一直到最严重的就是甲午战争，输给日本人了，而且这是在洋务运动之后，中国从外国人那儿学了很多技术，在甲午战争前北洋水师买的的船都比日本高一级别。所以开始认为洋枪洋炮特别可怕，后来我们有了这些东西还是打不过人家，整个民族都陷入焦虑的心态，这时候义和团就应运而生了。原来的绿营也好，八旗也好，拿他们那些武器跟外国人打仗不行，拿外国人的武器跟外国人打仗也不行，那么这里就有一个新的办法。义和团刀枪不入，当我成为神之后你就不能伤害我了，这是被动方向上的；主动方向我可以把你的炮火闭住，所以义和团实际上是包括这两套武器，放在一起之后就很周密的，当一个人成为神之后就不是原来那个人了，原来这个人所受制受困的东西就都不存在了。
义和团的刀枪不入是怎么回事呢？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里有一条注释，曾经给我很大的启发：他说在中国“刀枪不入”早就有了，但是这里“枪”指的扎枪，是一种硬气功；当把这个火枪也叫枪的时候，“枪”的外延扩展了，“刀枪不入”的外延也扩展了。中国文化里边有一个现象，“五四”那代人已经讨论过了，就是出现一个外来物种，我们要给它重新命名，这往往遵循着一种思维方式，比方说胡桃传来中国，命名它为胡桃，是因为我们原来已经有“桃之夭夭”那个“桃”了，但大家知道，植物学上这两个“桃”不是一个科的，根本不是一种东西。还有很多带西、带番的都是这种词，词头表来源，词根用现成的东西，在这种翻译命名过程中就有一种文化心态，认为什么东西都是我们已经有的，但实际上是把一个词的外延给扩大了。枪也是这个问题，最早的枪是扎枪，出现火枪之后，他们觉得这东西跟扎枪是一样的，长长的一根，能杀人，所以把那也叫“枪”，实际上无论哪国文字这枪跟那枪根本不是一个词，一点关系都没有。车也一样，最早孔子周游列国坐的那车，是木头轱辘的。清末有了火车，当时叫汽车，因为它冒气，也是带轱辘的，所以也叫车，实际上无论汽车还是火车，跟孔子坐的那种车，根本不是一个动力，一个是马拉的，一个是蒸汽驱的动， 但是我们都把它纳入现成的东西。
义和团运动追踪溯源，一共也就两三年时间，但是很快越传越广，越传信的人越多。这些人会拳术，而且有刀枪不入这个特殊功能，这是之前所有民间组织里没有的。但是针对火枪的刀枪不入是不可能的。问题就在于当时很少有人去看看能不能真的刀枪不入。第一个对此加以验证的人是山东巡抚袁世凯。他的前任是毓贤，毓贤的前任是李秉衡，他们不完全信，但也不完全不信，毓贤比李秉衡要信得多些，但他们都不做验证的事。到袁世凯就任时，也有人跟他说义和团刀枪不入，袁世凯说这个得试试看。那么真有义和团自己报名，大师兄站一排，然后拿枪“啪”一打，都打死了。事实证明这个不可信，山东就开始镇压义和团了。
这里第一，义和团它是有神的，第二，神是要有用的，不是一种修养，它能做两件事，退能刀枪不入，进能把枪炮闭住，但在当时很少人去检验它能不能用，大家都传言它能用。义和团在山东被镇压，就转移到了河北。在涿县闹得非常大，甚至杀了清朝的副将。这时候朝廷派刚毅去考察，看看们能不能用。路上刚毅就说，我去了之后我就问他们一件事，我是忠臣还是奸臣，他们要说我是忠臣，我回去就说他们管用。
但是当真的发生冲突之后，刀枪不入肯定是不管用的，人家一开枪就把你打死了。其实此前很多义和团已经死于清兵之手了，到跟外国人打仗时，在西什库和东交民巷死了很多人，西什库教堂里一共40个洋兵，外边上万人攻打打不下来，这是因为它不是一个真的战争。但是真死了人，义和团有一套解释系统，第一，说这人睡了，没死，所以不收尸首。第二老不醒的都臭了，烂了，说是因为他法力不够，这一方面是他修行不够，道德有问题，偷东西，或者吃了猪肉；一方面是对手法力更高，他们是一帮鬼。所以义和团讲，西什库里边的主教一百五十多岁了，已经是个鬼，而且把女人的阴毛编了个毯子站在楼上挥动，所以我们的法术到那儿就不行了。怎么办呢？得找法术更高的，去破对方的法术。所以义和团不行，有红灯照，红灯照不行，有黑团，黑团不行，有老团。其实在北京义和团一共就是两个多月的事，它需要不断地更新解释，使得局面能维持下去，他们也确实通过各种方法维持了一段时间。我觉得对义和团来讲，最困难的问题是时间，它需要能够延续，而且需要让大家相信。比方说义和团刚到北京来候，就闯了一个祸，在前门外有一个老德记药房，当时义和团说凭法术，坏人的房子一指就能着，周围房子不着，其实他们是泼了煤油把这点着了，点着之后火从珠市口到前门楼子整个都烧光了，这是中国当时的金融中心，烧的连钱的周转都出现问题了。当时正在开御前会议，有人说着火这是一个重大转机；但是有个太监跟慈禧说着火是因为光绪向着外国人，上天惩罚他的，慈禧说那更得打了，所以是负面的东西，经过解释就变成正面的东西了。
义和团还有好多禁忌系统，比方说刚才说到的红灯照和黑团的颜色，这使我想起鲁迅的父亲得的是肺病，治吐血就喝墨汁，因为只有黑的能盖住红的，但是一口一口往下吞墨汁也不管事。黑团能取代红灯照，就是因为黑色就比红的还厉害，颜色对义和团很重要。还有好多禁忌系统，不许干这，不许干那，比方号召大家“七天不洗头，能砍鬼子头，七天不洗脸，能把洋人砍，七天不洗脚，天下洋人杀尽了”，要求整个社会全都这样干。而且朝令夕改，因为它确实着急，比方突然说得把灶台都盖住，突然又说这是神的眼睛不能盖，刚才那传指令的是假的，各家各户赶紧又都弄开。
4
义和团的知识结构
解玺璋：
我觉得，义和团跟历史上出来闹事的造反派都不一样，其中有一条很重要的是整个过程中没有文人的加入，可能闹得太凶了，文人不好意思加入了，有损自己的形象。你看历史上黄巢本身就是秀才，没考中就造反了，后来的洪秀全也是读书人，科举的路走不通也选择了造反。这些人胡思乱想也想不到义和团这种程度，他会有一定的底线，因为他的教育背景和知识结构决定他的想象力，你有什么样的知识准备，你的想象力就可能会延伸到什么地方去。义和团的这个知识背景，说他们读过《三国演义》都是高抬他们了，他们是听书听来的，看戏看来的，他们没有阅读能力，所以，他们也没什么心计或心机。包括打西什库也好，打东交民巷也好，他们没有策略，就是起着哄往上冲，它是这么一个盲动的群体。就像李自成，如果没有牛金星后来的加入，也不会这么快成事，他背后有一个读书人，前边有一个造反的，容易成事，这是一个模式。
义和团的知识结构就是刚才说的看戏、听书，坐在炕头上神侃，你传我，我传你，他们所能接受的都是从戏曲和小说中来的。清代流行的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是咱们现在所谓四大名著，有三本在里边，《红楼梦》就没有吧，没有请贾宝玉的吧，他们就不读这个，不在他们那个知识范围里边。刚才说到的《封神榜》、《东周列国》、《大八义》、《小八义》、《三侠五义》、《施公传》等等，他看的听的就是这些东西。中国的戏曲在元代以前就有剧本，元代以前的不大容易看到了，我们能够看到的绝大部分戏曲作品全是这些题材，从春秋战国一直到清代，他们所想象的这个各路神仙也都在这里边，你让他想别的他也想不出来，他们是很随意的编成顺口溜了。而且他们确实相信这个东西，他们认为人跟神是可以沟通的，这个书有一个细节我特别有感触，我们现在还有这样的行为， 要分辨好人坏人就烧那个黄表纸，烟往上走就认为是好人，不冒烟就不是好人，这个观念在今天的农村，包括很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居住的人还有，今天老百姓里面还有很多人其实是有这种观念的，认为他跟这些人冥冥当中是可以沟通的，而且这些行为都是有暗示作用的。
从正面讲，中国老百姓的行为道德也来自这些东西，忠孝节义这些思想观念基本上也是从小说和戏曲当中来的。到了义和团的时候，没有文人在里边掺和的话，是很难把它变成这么一个庞大群体的核心思想的，那它只能是像现在我们看到它表现出来的这样一个混乱的状态，你甚至很难找到最大的领导人是谁，像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这里顶多有个大师兄、二师兄，而且很多大师兄，他就是一个小团体，有的多点三四百人，有的十几个、二十几个。它是受民间文化的支撑，所以也根深蒂固，虽然义和团运动没有了，当然现在也不可能再出现这么一个，但是它的根子还在这个民族文化里边，中国文化里边还有这部分东西，说老实话，它会用各种曲折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个根子的问题不解决，中国自然需要二次启蒙，三次启蒙，我觉得，现在还属于开民智的阶段，还没有走出百年来的这个困局。
梁启超为什么提出新民，他也是1900年以后才提出这个概念，在他看来，戊戌变法失败在民智未开，老百姓没有跟着你走，光是上面几个人闹腾不管用，顶层设计再好，下面没有社会基础没有人呼应，所以它不管用。这个特别是后来到了1900年义和团运动他看出来了，中国老百姓就是这么一水平，所以需要开民智，需要新民，对中国人这样一个散乱的群体进行国民教育，变成国民，变成公民，慢慢的才能让中国走上正轨，改革才能够顺利地进行下去，没有这个基础，改革都是飘在上面的。我觉得这个也是义和团运动给予梁启超的启发，至少给他一种刺激。所以我想，如果从中国民间的神的系统来说，它还真像止庵说的这样，研究义和团很难系统的去研究，不管是多神还是一神，它都没有关系，它是另外一种东西，虽然叫神，但不是那种神学性质上的神，它是一种民间信仰的混搭。
5
义和团运动中的“明白人”
止庵：
刚才解老师说的这个，我接着说一点，义和团必须得是一个举国都相信的事，它才能成为事，如果只是一帮人在这做法，这个不能成事。那怎么能成为一个举国的事情呢，有启发意义的正是这个地方。首先义和团在北京有两个战场，一个在西什库，一个在东交民巷，后来被杀害的“五大臣”之一，太常寺卿袁昶始终不相信义和团的事，他在一份奏折里说，他到东交民巷一看，满地都是死尸，所以知道这不可信。可是当时的大学士徐桐，号称理学大师，就住在东郊民巷，每天他都能看见，但就是视而不见。当时表面上参与者没有文化人，但是确实有很多文化人追捧义和团。徐桐号称理学大师，他就认为这都是真的，有人说假的他跟你急。还有一个一介草民，算是民间知识分子， 刚有义和团刚他也觉得刀枪不入不能相信，后来他给朝廷上书说他这是真的，因为大家都说是真的。
义和团其实不完全是一帮人在干实事，有很多事是发生在传闻里边的，但是有意思的是，就在同一个城市里，其实走过去看一眼，也没有多远，但就是没人去看，大家都在那里讹传。看当时记载，都是你告诉我那冒烟了，西什库或东交民巷已经打下来了，天下太平了，然后过两天又写好像没打下来。当时传闻到什么程度呢，教会有附属医院，医院有标本，当时有人写不能容忍把我们中国人弄成这样泡在这里。其中有一个说那里有整筐的小孩的眼珠，觉得悲愤莫名。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荔枝，北京当时广东荔枝不多见，所以有此误会，但这些事情涉及到民族情绪问题。义和团并不全是真事，是在传闻里获胜了或者进展了，实际上并没有进展。当时清朝从慈禧到下面的不少官员确实相信这个事，而且在北京跟天津还不一样，在北京就像老解说的，根本没有领袖人物。义和团进了北京之后，很快清朝就觉得得管，任命庄亲王和协办大学士刚毅管理， 但庄亲王也定不了，有什么事也得焚表，在王府里面就设了一坛，也得按神的意见办事。在天津不一样，直隶总督裕禄本来不信义和团，看他给皇帝写的奏折上的看法可以知道；但等他发现慈禧太后喜欢，就变成相信了，相信到把整个天津交给义和团管，所以天津义和团有领袖人物，跟他平起平坐，他坐的轿子都让给张德成、曹福田这些义和团的头目。天津有个紫竹林教堂也是打不下去，清兵头领就跟张德成商量能不能把教堂炮火闭住俩钟头，他一算俩钟头能给闭住，结果闭不住，解释说因为下雨了。
还有当时北京西什库打不下来，礼部尚书启秀，曾经当慈禧表示出对义和团信任时他说我早就是义和团了，他给慈禧出主意说，打不下来是因为这帮义和团法术不够，五台山有个老和尚，把他请来就能打下来。这位老和尚说有条件，需要像关公的赤兔马和大刀那样的一匹马，一口刀。找来之后，这老和尚算着时辰到了，就骑着马举着刀，后面跟着红灯照，再往后是义和团，去打西什库。教堂里被围困的教民们也有记载，跟这记载一模一样，说有一天突然远远有个和尚骑着一匹马，举着大刀，来了。他们不知道怎么回事，等走近了啪的一抢，把这人打死了。后跟着的红灯照就往后退，被踩死了很多，有一个义和团打扮的人抱着一根柱子没被踩死，他岁数很大，旁边就有人说，这都是年轻人干的，你这么大岁数跟这瞎掺合什么啊。这人就是刚毅，协办大学士，也打扮成义和团。所以他们是信这个东西的，刚毅到最后义和团失败跟着慈禧逃出北京时，还跟义和团说，你们来的时候都是快饿死的人，我给你们吃给你们喝，现在我对你们无所求，后边我家属要来，你们稍微照顾一下。刚毅到山西侯马这地方病死了，临死前跟他的朋友说，义和团真有管用的，就是里面假的混的太多了。所以我觉得整个社会一度是把希望搁在这些人身上，而这些人也是把希望搁在自己身上。
义和团失败之后，慈禧逃到怀来县，县令叫吴永，护驾有功。他以后写了一本书，提出总结经验教训，跟老解说的一样，就是要加强教育。他说中国人受的都是小说教育，知识都来自说书和戏曲，靠这个教育的国民水平太低，所以要办学校加强教育。我们回顾这段事情，当时其实有明白人。刚才说的袁昶是明白人；光绪是明白人，慈禧说法术未必灵，但民心可靠，光绪说民心两字是虚的；还有东南互保，从袁世凯到李鸿章，东南各省的封疆大吏不参与这事，说朝廷这些诏书都是假的，不听，这些人是明白人。还有当年跟着刚毅一起到涿州去考查义和团的刑部尚书、军机大臣赵舒翘其实是个明白人，他回来跟着刚毅说义和团可靠，法术灵验，私下里却给慈禧写奏折说根本不可信，但是慈禧听不了质疑的意见，这东西给压下来了。当时是有各行各色的明白人，但是明白人很少，不管用。我觉得当一个社会里明白人够一定比例，他可以把话说出来，说出来还得管用，那么这个社会应该就没多大问题了。
6
两个问题
义和团和大清灭亡的关系
解玺璋：清朝出了这么大一个事，皇帝皇太后都跑到西安去了，后来的《辛丑条约》惩罚得那么严，回来之后，居然又延续了十几年，一直到慈禧、光绪死后，还延续了几年，其实清朝真的挺能扛的。《辛丑条约》规定中国赔了很多钱，但最重要的事还不是陪钱，而是惩罚谁，谁为此负责。慈禧不可能列为战犯，因为清朝规定，皇族是不能处死刑的，所以端王也只能流放。说实话，这件事之后，慈禧倒是有点儿觉悟了，就是改革不能等，包括废科举等等的事情都跟这有关系，就是逐渐把国家引向现代化了，但在这个过程中清朝还是被动的，还搞了一个预备立宪，到了立宪弄不成，清朝就真不行了。
义和团之后，清朝还延续了十好几年，其实还跟《辛丑条约》有关系，条约当中除了规定杀哪位大臣、战犯，以及给各国的赔款数额，同时还要求慈禧必须改革。她为什么发谕旨要各地大臣出主意，向朝廷提供你的改革方案，这是她在西安时就已经提出来了，后来张之洞等人都向朝廷交了改革方案，回来以后，1901年开始推行新政。新政基本上都是戊戌变法提出来的东西，甚至比戊戌变法还多，这个应该说是义和团推动的。如果没有这个事，慈溪未必能够走到这一步，她可能还延续着戊戌政变的思路往下走，现在有人强迫她搞这个，实际上是从义和团运动中产生的一个正面效果。
关于义和团运动的性质
止庵：怎么定性不是我管得了的事，定不定，定成什么，我真的不关心这事。但是这个过程我讲一下，在山东最早的时候确实一度有过“反清灭洋”的说法，但是很快就改成“扶清灭洋”了，那么这是个策略还是个什么呢，不知道，但是等义和团到了河北的时候就绝对是“扶清灭洋”了，甚至他们到北京之后创造了一个字，就是“清”旁边加一个提手，就是有人扶清，“洋”中间搁一个火，，就是要烧他们。在北京义和团所做的事情最可诟病的一件就是两次杀白莲教，刚才我念的揭帖里“非是邪，非白莲”，当时清朝最怕白莲教，先后有两拨，都是一些比团民还穷的北京的贫民，把这些人突然都抓起来，拉到刑场斩首，有一家人临死的时候说，你说我是白莲教，什么是白莲教呢。我理解这就是来自朝廷和社会的压力太大，义和团没法办，得做点儿实事。所以清朝跟义和团的关系，刚才解老师讲，如果不是慈禧要废除光绪，有很多人参与这件事的话，恐怕义和团也不会到北京来，所以肯定有利用的关系，但是之后就不知道谁利用谁了，实际上是朝廷和底层的一种合流。

　　《神拳考》读后感(五)：信神和信神是不一样的

这本书从迷狂者的逻辑来看义和团。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肯用实证方法戳破义和团的，竟然是袁世凯。义和团里面竟然不光是壮汉，有很多都是小孩，没来月经的少女，因为她们最纯洁。但止庵先生在表达上有点过于同情迷狂者了，不是不可同情，而是在智慧的意义上不可同情，就像达摩否定梁武帝的功德。没有智慧大能，同情无意义，因为不能明白迷狂的根源。非宗教高度的同情需谨慎，因为很容易流于自己都意识不到的乡愿。好比止庵（在复兴论坛的讲座）说义和团拳民的信神和拉丁美洲（作家）相信魔幻是真的，二者本质是一回事。止庵在这里就逃避了道德的阐述，有些人信仰宗教或某种东西，但不做坏事，义和团是信神以后大规模的杀人啊，让还没来月经的少女去挡子弹啊。这种信神和信神之间是不一样的。个人认为止庵之所以有这种角度的阐述，觉得二者本质是一回事，因他对宗教信仰的认识比较粗和模糊，也恰是这点使得他对义和团有一些过多的同情，可能在他的认识里义和团虽没文化，但也是一种底层宗教。

　　《神拳考》读后感(六)：止庵：我怎样写《神拳考》

     多年前我上大学时，在口腔医院实习过一年，住在草岚子胡同的宿舍里。不远就是西什库教堂。教堂不对外开放，到现在我也没进去过，但我知道大门前就是当年义和团的战场。毕业后我有一段时间在新侨饭店里面办公，所在的东交民巷曾是义和团的另一处战场。后来公司搬到大华路，离那儿仍然不太远。这都使我感觉到与义和团有着某种空间上的联系。另外还有一层时间上的联系：我生在五十年代末，与义和团相隔不过两辈人而已，那时候有些团民还活着，有人做过田野调查，后来编入《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一书。我即使离开北京，偶尔也会想到这件事，譬如有一回独自走在巴黎街头，忽然记起义和团揭帖里的“大法国，心胆寒”，一时颇有滑稽之感。
　　以上所说，当然不是我写《神拳考》的缘由，只是表明一向对此不算生疏罢了。现在回头去看庚子年间义和团民以及上至朝廷下至百姓的想法做法，用愚昧、可笑这些词汇来形容未免过于轻巧，因为毕竟隔着一百多年时间，说起来已经相当遥远；但另一方面，义和团运动发生时，世界上的工业革命已经完成，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克思的《资本论》也已出版，欧洲甚至都到“世纪末”了；在中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均已发生，出国的留学生有些已经学成归来，外国的设备、技术和各种“洋货”也被国人广泛地使用，在这一切之后再有义和团这种事情，让人觉得又太晚了，与我们相距不过一百多年时间。这似乎相互冲突的两种感觉，使我想到这桩事情还不能够轻易遗忘。
　　然而关于义和团运动，别人已经写过很多东西，我既没有兴趣重复，更不想做什么翻案文章，所希望的只是能够另外说出一些话来。怎么办呢，我先尽量多找些书来读。义和团运动的史料，一九四九年以后整理出版得非常齐备，我特别留意的是当年的上谕奏稿、函牍文告、笔记杂录之类，一总有七百多万字。通读一遍之后，我发现有好多材料为后来史家和论者所不取，而且并非遗漏所致，倒更像是有意如此。譬如在一本《义和团史料》的序里有这样的话：“在义和团自己的文献中就有假话、空话、大话和我们不能懂的话。……‘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前半句是空话，后半句却说明了义和团反帝运动兴起的真情。”我觉得这么说当然也是情有可原，因为在史家眼中，历史所呈现的应该是一系列针对我们的意义，决定是否值得记录的标准即系于此。而当年的田野调查亦未涉及所谓“假话、空话、大话和我们不能懂的话”的问题。论者往往跟着史家说话，立场也就一样了。然而我既非史家又非论者，所以由得我从别一角度去看问题。
　　我一直盼望能够读到一部“人类愿望史”或“人类信念史”之类的书，这应该是与通常的历史相并行的另外一种历史，只不过其中起主导作用的不是后人赋予的意义，而是当事人的动机。查尔斯·麦凯所著MadnessDelusions（《疯狂的妄想》）一书，中译本题为“人类愚昧疯狂趣史”，似乎略有此意，不过毕竟只是其中的一页，而且“疯狂的妄想”乃是后人的定义，当事人自己未必这么认为。我自愧写不出一本这样的书，但这个想法与前面所说读到《义和团史料》序时的感受是一致的。回到义和团这件事上，从一种角度看是当年人物的“假话、空话、大话和我们不能懂的话”，从另一种角度看也许就不一定是这样了，反倒可能正是值得重视的原始材料；因为“假话”等等恰恰体现了他们的某种愿望和信念。而这些愿望和信念在酿成这一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或者说在造就这段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其实不可以低估。这就是我说过的：“如果没有‘神助拳’，还有没有‘义和团’。义和团要是事先知道自己法术不灵，他们是否还会那么自信和勇猛；朝廷和民众要是事先知道义和团法术不灵，是否还会把希望（至少是一部分希望）放在他们身上。这都是我想弄明白的，也就成了我写这本书的入手之处。”而这也就有可能写出一本与以往的相关历史著作完全不同的书了。我用的都是历史学家基于前述原因弃而不用的一些材料，但是，已经被他们证明是后人伪造的，譬如《景善日记》，我也一概不用。总而言之，这本书里并没有任何“独家秘闻”，所使用的材料则无一处无来历。以虚构的方式去接近历史真相，不是我想走的路；而且我认为那样反倒会背道而驰。义和团这件事已经附会了后人太多的传说色彩，虚构与想象只能添乱。再说，真实的史料记载或许比小说家所能写的还要有意思得多。我们面对的这一段历史，是中国自来少见的幻想与现实、希望与失望相互混合交织的时刻。记得拉丁美洲有所谓“神奇的现实”，作家们写出不少被称为“魔幻现实主义”的名著，义和团运动似乎说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神奇的现实”。
　　我曾写道：“历史向来只管结果，不管动机；面对历史，一个人当初想法如何，意义仅限于他自己。不过动机或思想，尽管不一定能够用来对其行为做出评判，却有助于人们理解。前者面对‘如此’，后者则涉及‘何以如此’。”我们可以把动机分成大动机和小动机。历史学家很关心大动机，他们甚至经常赋予当年人物这种动机。至于小动机，对历史学家往往没有什么意义。而我写的是一本关于小动机的书：具体到某个人，就是他为什么要那么干。不忽视小动机，当年人物的举动才合情合理。我关心的主要是“合情”，还不是“合理”，合理的事是历史学家经常考虑的。但是，合情才能合理。一个义和团团民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去面对八国联军或清兵的枪炮，对他个人来讲，这是最大的一件事，他把命都搭上去了。义和团运动长期被定性为“反帝爱国运动”，我丝毫无意更改这一定性，那些团民的确是在“反帝爱国”，但其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似乎又不仅仅为“反帝爱国”所能概括。
　　《知堂回想录》中有两段记载，很有意思。其一是：“这是我第一次到北京，在庚子事变后的第五年，当时人民创痛犹新，大家有点谈虎色变的样子，我们却是好奇，偏喜欢打听拳匪的事情。我们问客栈的伙计，他们便急忙的分辨说：‘我们不是拳匪，不知道拳匪的事。’”其二是：“民国初年钱玄同在北京做教员，雇有一个包车夫，他自己承认做过拳匪，但是其时已经是热心的天主教徒了，在他的房里供有耶稣和圣母马利亚的像，每早祷告礼拜很是虔诚。问他什么缘因改信宗教的呢？他回答得很是直捷了当道：‘因为他们的菩萨灵，我们的菩萨不灵嘛。’”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但是讳莫如深也好，翻然悔悟也好，都有一个“前身”，吸引我的正是这些人此前此后的心态变化。义和团民曾经是什么想法，朝廷和广大民众曾经是什么想法，怀抱这些想法的人们曾经如何行事，最终他们又怎样面对与自己想法大相径庭的现实，关于这些，有很多话值得一说。前面提到“神奇的现实”，何以至于如此，才是我所关心的问题。我首先看重的是“因”，其次才看重“果”。所以这本书里很少评价，也很少结论；一来没有这个本事，二来也没这个兴趣。我的努力可以说是在相反的方向上，比如由心态追溯到思维方式和文化本质上去，诸如此类。
　　当我们肯定或否定、赞美或批评历史上的某些人或某些事时，我们其实置身事外；与此相反，《神拳考》是一本“设身处地”的书。然而，在设身处地地体会时，我们未必认为也要像当年人物那样做，或只能那样做，甚至应该那样做，我们反倒可能认定自己不会那样做，而不那样做就需要在知识、思想、学问、修养等方面与他们不同，需要做一些修正和补充，这就涉及整个文化背景的问题了。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神拳考》读后感(七)：神奇的现实

《神拳考》这本书还有过《史实与神话》，《神奇的现实》两个名字，三个书名都有一个“神”字。如作者所说，“拳为何神，又是否神，诚为这一历史事件的关键所在。”以前中学上历史课读到义和团有刀枪不入的神功时，总会引起一阵发笑。连我们中学生都知道所谓神功其实是不可能的，就算当时的人对此都深信不疑，总该在第一个人倒下的时候有所醒悟吧。于是，问题来了，“如果没有神助拳，还有没有义和团。义和团要是事先知道自己的法术不灵，他们是否还会那么自信和勇猛；朝廷和民众要是事先知道义和团的法术不灵，是否还会把希望——至少是一部分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作者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写出这本书的。但是，作者并没有把它当成一本历史评价的书来写，而是“归在文化批评项下”。“根据现有材料另外说点什么”。那史料是否就是史实呢。未必，我甚至想是否真有所谓史实。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历史没有真相，只有道理。所谓虚假或者伪造的资料，对当事人可能就是真实，也不失为另一种真实。“也就是说，真实未必只有一种；而且，不同种类的真实未必不能并行不悖”。“所有文本的历史其实都是意义的历史，然而意义的历史未必能够还原为事实的历史。”但是在许多史家的眼里，“历史所呈现的应该是一系列针对我们的意义”，于是，许多史料的“决定是否值得记录的标准即系于此”了。作者认为，当事人的动机，愿望和信念在造成某一历史事件时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他感兴趣的正是当年人物的想法和心态。说到底，这也只能是另一种看历史的眼光而已，它也未必真实，但可能趋向真实，“历史之所以是历史，就在于它已经不再是现实。”虽然着眼点不同，倒也可以把它看成历史的一种补充。
读这本书，时常有一种让人啼笑皆非的感觉，其荒诞愚昧明明又是现实一种。甚至让人想着，其实并不需要什么特别说法和解释，把义和团种种行为罗列出来，其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昭然若揭。又让人无奈的是，读着读着，你又总能在里面找到当下的影子，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行为不同，本质一样，让人怀疑到底是否真有所谓进步一说。
个中原因大概都可以从义和团的这则乩语中找出：“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奉教，自信天，不信神，忘祖先。男无伦，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产；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俱发蓝。天无雨，地焦旱，全是教堂止住天。神发怒，仙发怒，一同下山把道传。非是邪，非白莲，念咒语，法真言，升黄表，敬香烟，请下各洞诸神仙。仙出洞，神下山，附着人体把拳传。兵法艺，都学全，要平鬼子不费难。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美德俄尽消然。洋鬼子，尽除完，大清一统靖江山。”
种种针对教堂，教民，铁道，电线杆，洋货等行为，可能是威胁到群众自身的切实利益。另一方面，对现实生活的种种不满意，也可能导致群众把这当成发泄仇恨的对象。这里有一个关键，在乡土中国显得尤为重要，就是土地。修教堂要占用土地，修建铁路也是，“德人在山东敷设铁道，所至之地，尽将村落民家拆坏，遇坟墓建物即毁倔，不惟不遇路避之，且毁坟拆舍亦一文不与。”对这一点，我们应该都有体会。“还有一个重要背景，即甲午战争之后出现的割地狂潮。”也成了一种宣泄民族情绪的大好机会。而当这一切都上升到“神”的意味，“过去所有的那些具体原因都重新得到了解释。”教堂代替佛寺，铁道破坏坟茔等，都可能导致民间信仰的坍塌。这不仅是对神的劫难，也是人的劫难，义和团理应承担起消除劫难的使命。如何做呢？又只能假借神的名义了。
参加义和团也就代表着神，从这一点看，“它更是一场神的而不是人的战争。”而参加者又多小孩，“每团一队，童子居其大半，甚至有在怀抱者。”
奇怪的是，义和团并不像其他农民运动一样有着一个最高的领袖和统一组织。每个人都可以是领袖，因为每个人都代表着一个神。要想罗列一份详尽的义和团神谱，又几乎不可能。想成为哪个神，取决于群众自己当初的愿望，我崇拜谁，就可以成为谁。“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颠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镖黄三太，八请前朝冷于冰，九请华佗来治病，十请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领天上十万神兵。”每个神都有自己的看家本领，降到义和团身上，也就具有一种“临时应用的性质。”因为有神的支持，这场“圣战”想当然一定是无往不胜的。这种胜利的信心，促成了义和团蓬勃的发展。
慢慢向京津蔓延，已不可避免。“团民自外来者，一日数十起，或二三十人一群，四五十人一群，未及岁童子尤多，俱是乡间业农粗笨之人。均以大红粗布包头，正中掖藏关帝神马。”“团皆红巾蒙首，余布二尺许，托至脑后。红布围腰，红布裹腿，手执短刀，数十成群，招摇过市。沿街铺户闻团过皆执香跪迎，行人亦跪道左，口称师父，亦有执香者。途遇道府县，皆叱令下舆免冠，司道、府县、衙叅，皆不敢冠带。团出有闲杂人随其后，亦效团之装束，左手执香，右手执刀，沿街喊呼，名曰助威。”试想，几个人一生能有如此风光的时刻，受人重视，似乎天下就等着我去拯救了。这也意味着，他们开始真正登上历史舞台了，而且在一段时间内，还占据着最重要的角色。50年前，同样有一群手戴红色袖标的群众浩浩荡荡涌入京师，开始一场造神和灭神的运动。
一经得到中央的认同，自己还代表神，这种权威的建立，一时风头无两，得意之色溢于言表。生杀夺与更是名正言顺。我是在杀人，但团民未必认为自己就是在杀人，因为自己是代表神的，其他对立的自然就都是鬼。只要承认自己是代表正确的一方，错的也是对的。由这种心态引发的种种行为我们应该都不陌生。当一种行为被赋予某种正确的名义，当事人的所作所为就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尽管在外人看来它是错的，当事人可能认为自己却是在做一件无比正义的事情。
集体可以承担个体所不能承担的责任，也可以逃避个体所犯的罪责。许多的群体事件大概都有此心理。如义和团，在外人看来，其行为可能蒙昧无知，封建迷信，当事人可能把它当成肆意妄为的大好机会，聚众生事，手握生杀大权，下至平民百姓，上至政府官员，不仅不用负法律责任，还能得到敬畏和崇拜。炫耀自己取得的社会地位。试想，那些平时受尽压迫的底层百姓有此翻身机会，哪能不积极参加。
毁坏洋货这种情结，至今不减。只要跟“洋”有关，必定遭殃。由此发展成一套语言或其他社会领域的忌讳系统。这套系统“构成了义和团观念的重要部分，他也是维系组织的最有力的手段。”如利用女人的“洁”与“不洁”来促成法力的发挥。
义和团也是一个仪式感很强的运动，降神，装束，杀人无不具有仪式感。“义和团是神事不是人事，仪式因而是必须的。”“只有通过仪式，才能建立一个总的神—人关系，作为诸神的人间体现的义和团整体才有可能存在，神的作用才最终得以体现出来。”当开始战争时，这种仪式感和戏剧性才真正体现出来。而只有当这种仪式进入社会，为社会所接受和配合，才算真正进入高潮。它规定民众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关系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和起居习惯。”当这种仪式变成全民运动，也就“意味着神真正降临人间，整个社会已经巫术化了。”
刀枪不入，堵住枪炮，显然不可能。那么义和团运动究竟多大程度上是现实的，如果不现实，它又是如何让民众相信它就是现实的呢。说到底，义和团运动就是一场想象的运动，他们可能不会做此区分，在他们看来，想象就是真实，真实反而是不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义和团运动就是一次“神奇的现实。”“有人传云，西门外某地方，忽有庞某从空中飞来。问其从何处到此，曰从山东。问其曾行几日，曰顷刻间耳。闻者皆惊为神。而红寺之坛立，推庞为团首焉。庞某者，挑水夫也。”“团言大师兄有法力，将手一指，大炮全喑，其膛口惟出黑水而已。”
团民认为自己是神，其敌对一方，当然就是鬼或其他怪物。于是，战争也“就是一系列想象中的神鬼斗法”了。而且编得越神越有人信。每个团民都在贡献自己的想象，因而不断丰富，不断修改调整，“保证想象总是能够与现实混同一体，不因现实变化而降低其可信程度。”想象也可作为现实变化的解释。想象一流传开来就成了传闻，传闻再被进一步的夸张，义和团的力量因而得到加强，民众的信心也得到巩固。“传闻使义和团与大家关系密切，同时也使其间的距离变得遥远：他们越来越神秘莫测，越来越像人间神话。”
传闻如此之多，一个未灭，一个又起。这种制造和传播谣言的方式，本身是有乐趣的，一个谣言可以带来恐慌，也能得到松懈。松懈者，又可能因为新的传闻而恐慌。“最终只能是人心大乱。”
这种想象本身就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思维方式，其结果就是导致集体的愚蠢化，“愚蠢者并不知道自己愚蠢，而且迫不及待地要表现自己的愚蠢。”“不是社会某一阶层表现出愚蠢，而是各个阶层同时表现出愚蠢。”这也反映了社会总体上的知识水准和智力水准。作者认为，在这个社会集体愚蠢化中，朝廷尤其愚蠢。
这种社会全体相信“神话”的状况，体现了同一文化本质。也就是“文化层次的不同并不意味着文化本质的不同。”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在现实与神奇之间建立联系。只是文化的积累可以对其本质进行掩饰。“文化层次越低，越公开承认自己如何相信神奇；文化层次越高，越在这一问题上闪烁其词。”以致与上到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无不体现出对神的信服和遵行。
这种完全不顾真实的思维方式，已经发展到近乎疯狂的地步。因而，一切问题都不成问题，也就没有失败一说。法术可以一再失灵，也可以一再不承认自己失灵。战争的终结也就只有等到义和团集体不再相信法术灵验的那一刻。“从相信个别如此到相信一概如此，几乎用去了战争的整个过程；义和团法术应用的历史，也就是希望不断地被推向下一次的历史，直到下下次不复存在为止。”
所以，义和团运动本身就是一个死循环，从人到神，再从神到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想象力已经成为他们改善自己地位的有效手段。”地位的提高，各种利益就会纷至沓来，“神奇”就可以成为谋利的最佳手段，但内讧和争权夺利似乎也不可避免。没了规范，就什么都可以干，也什么都可以不干。一次次地自欺欺人，一次次地自圆其说，一次次地振振有辞。直至再无借口可说，威信也渐渐降落了。有童谚云：“大师兄，大师兄，你拿表，我拿钟，师兄师兄快下体，我抢麦子你抢米。”
法术不灵了，战争的失败也就无可挽回了。

　　《神拳考》读后感(八)：别于教材的另一种震惊与思考

义和团运动的意义和失败原因
1．义和团运动的意义
义和团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历史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首先，义和团运动表现了中国人民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反侵略的伟大气魄和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力量。
其次，义和团运动也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政府的反动统治。
再次，义和团运动对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2．义和团运动失败原因
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剿杀下，义和团运动遭到失败。义和团运动的悲惨结局，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义和团运动是以农民为主体的自发性的反帝爱国运动，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种种弱点。义和团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处在感性阶段，对清朝封建统治更没有本质的认识，它主观上只反对帝国主义，不反对清朝封建统治，以致被清政府蒙骗利用，这是义和团失败的主要原因。义和团运动发生在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失败三十余年之后，但它的斗争却有许多方面不如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如：它没有提出政权的要求，更没有建立政权；它进行武装斗争，但没有建立正规的军队，也没有统一的作战计划和战略部署；它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但提不出完整的斗争纲领；它进行了英勇的规模巨大的斗争，但又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和严重的分散性；它始终坚决反帝，但又笼统、盲目排外。义和团运动的历史证明：农民是反帝反封建的伟大力量，但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这种力量才能充分发挥出来，中国的民主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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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历史教材中对于义和团运动意义及其失败原因的阐述。然而更真实的历史是否如此呢？或许历史教材并没有篡改，但是粉饰以及扬长避短是有的。
本书作者止庵先生通过大量考证当时的相关著作、文献，从文化角度考证了这一场浩荡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文中虽然大量引用前人著作，但是作者很好的将这些引用进行串联、剖析、解读。用较独到的眼光从团民、社会大众、当轴乃至洋人的角度分析了这场运动的始末以及其发起、壮大、消亡的文化原因。看完后确实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但更多的是震惊与反思，对于愚昧落后的文化观念的反思。
现在常常在影视剧中看到“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之类的台词，想想觉得挺幼稚。各类抗日神剧热播虽说是为了勿忘历史，但实则也是一种文化麻痹吧！

　　《神拳考》读后感(九)：人类的“愿望史”——次要信息引发的哲学思辩

止庵属于那种博学的作家，止庵是研究周作人和张爱玲的，我也是因为那套止庵选编的张爱玲全集才得以知道他。关于这本书，止庵自己也多次说这本书的写作并不是在写史书，不是在书写史料堆砌的玩意。 他前后研究大概七百万字的史料，选择这种“特殊”的写法不是没有能力，只是没有必要。北京土著止庵和神助拳、义和团差了两辈人，当提笔写此书的时候，已经没有做访查和机会和必要，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本书对史实没有任何贡献，那些定论和结论已经被业已发生的事情已经被记录完了。不是写出一件历史事件的始末，然后做出一种历史观的评价，甚至被称为文化批评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文化批评和历史评价的区别。按止庵本人的话来说，他想写的是有关“人类的愿望史”或“人类信念史”的书籍，希望书写一种与通常历史并行的历史，不再从一个后来人的角度来赋予意义，而是贴过去看当事人的动机。所以这部《神拳考》可以算上这种另类的历史其中的片断。不止历史，当我们手捧艺术史或文学史时，不过是手捧著者给那段历史起好的绰号诨名，不过是微缩景观里的七大奇迹，胡萝卜雕出来的七大奇迹而已。 整体，往往不如局部可以信任。局部，就是一个小小的漂流瓶，装着当事人的一得一见一赞一叹，被他丢到海里。他相信海不只是海，海里有船，船上有人，海那边，也有人。有人会捞起瓶子看看，或心许，或诧异，那一瞬所感知的亲切或陌生，就对得起那个局部了。因为，亲切或陌生，都不是麻木。止庵做了这样一件事情，一件让人没法麻木的事情。 阅读这种很少有人感兴趣的秘辛其实和阅读的本质相去无几，从局部、片段下手，这样我们会接受到很多的次要信息（相比历史观的高度而言）。次要信息的获得在艺术史那里代表着审美的主动，是一种解放，从更广博的历史下手，收获的就是哲学的思辨了。 我们慢慢地贴过去，考差当时的人想干什么，为为什么，而不是为了我们后来的什么，他们干的什么为我们后来的什么做了什么贡献。这在于史学家写史总是放过虚妄的一面，把握实在的一面、但是那种虚妄是在现在的角度来说的，意义也是现在赋予的。所以我们很长时间理解的都是意义上的历史。这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应该忘记历史等于现实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是回到一百多年前的现实，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基于这个想法做了什么，而不是这个做法有什么意义。这是一种神奇的“现实”。 义和团的神其实是社会产生的东西，与传统的儒家关系不大，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分析: 中国有四万万人，里边有两万万人是妇女，这两万万人是不读书的，然后，士农工商中后边的三种又占了剩下的两万万人当中的80%-90%，这些人大部分也是不读书的，那么，剩下的另外一部分读书人可能接触过儒家的一些著作，他们的行为可能受到他们的影响。其实大部分中国老百姓的信仰跟儒家没有多大关系，他们的信仰是很杂的，是自然神教。 “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颠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镖黄三太，八请前朝冷于冰，九请华陀来治病，十请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领天上十万神兵。” 看得出来，这是各路神仙，没有递进或排序的关系，他们是并列的。这些神仙的原型在道教、佛教、古典小说、戏曲系统里都有。这整个的起因在于中国很杂乱的信仰系统，是产生义和团的基础。从心理历史学的角度来说，止庵是在考察当时人们的历史心态和社会心理。这考察出一种受限狭隘的民族心理，直到今天这种心理都没有绝种。义和团是矛盾的集合，他是一个多神的体系，但是又构不成宗教。而且义和团有一种众仙家下凡救人世的感觉。而且神的来源如此杂乱，从人到神没有任何知识、修养教育上的要求。 义和团产生的原因在于当时“焦虑”的社会情况，这种焦虑不只中国传统因为侵略战争受到的巨大冲击打击，因为生产力造成的差别是不可破的，难道列强轰开国门的时候。满朝不是根据以往经验来应战备敌的吗？重要又绝望的一点在于，当洋务派振兴之后，北洋水师对上日本海军的溃不成军导致国民产生了一种焦虑。以往红缨枪打不过坚船利炮，现在用洋人的武器的也打不过洋人。这时候只好把希望寄托在神的身上，迫切摆脱人—人大战不能取胜的命运，制造出神—人大战的错觉，甚至是神—鬼大战。义和团在这个背景下应运而生。他们借助法术，进可封敌火炮，退可刀枪不入。 义和团的知识结构很奇怪，他们没有传统的文人，不像不第的黄巢和洪秀全，闹得有点凶，知识分子反而不好意思加入了，至少不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加入。他们的知识结构是由看戏、听书和神侃构成的。戏曲和小说也是他们的知识来源，本来如此，应该有相关政治作品宣传的，但是他们缺乏相应的储备，谣传成了一种类似文化攻势的东西。同时因为没有文人的原因，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基于庞大集体的核心思想。只有简单的民间文化的支撑，包括传统的忠孝礼信义是从这些民间改造的剧本直接得来，缺乏深层的思考。 义和团是整个社会、国家捧起来的。整个社会在拒绝现实。因为无论是听书还是看戏，身临其境都是普遍存在的受众心理。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直接全国上演一出“闹剧”，社会既根据义和团的逻辑做出判断，又使用义和团的头脑进行想象。广大民众都是想象者和想象的享受者。义和团的想象，也需要民众加以呼应、弥缝、补充和证实。据称法力无边的红灯照，正是上述两方面共同发挥想象的成果。它的产生，经历了从“耳听为虚”到“眼见为实”的过程。这并非完全虚幻，或者说，是一种能够看见的虚幻，其中必须有人自觉地扮演观看者即确认者的角色。 义和团和大清的关系演变，最后变成高层领导者和底层劳动者的合流。这样真正的群众运动，即使为当局所鼓动号召，始终也是难以控制的，无论节奏、规模，还是后果，都是如此。 义和团的出现，本不在朝廷预料之中；它的发展，却与朝廷对义和团和外国两方面的态度有密切关系。甚至可以说，正是朝廷最终把民间自发的义和团变成作为历史事件的义和团运动。而且说到底，义和团运动并不能算完全独立的历史事件，它是当时中国政治大格局的组成部分之一，其中交织着中外之间、满汉之间、帝后之间和维新保守两派之间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矛盾。 义和团和神助拳的心态考出来是显然的，天下大旱，导致当农民不如当拳匪。旱灾和基督教的入侵帮助他们建立起来一个新的逻辑，而这种逻辑也帮助了义和团的壮大。焚毁教堂对抗他们成为一种祈雨的功利性的手段，连年战争的失败带来的割地狂潮更加剧的排外心态。义和团应劫而生，建立了一个新的以神为核心的逻辑系统里。由一切排外行动构成了他的里表。毛子、洋货不能幸免，这是一种敌视的文化攻势。当洋人和洋货被划到一个系统，抽象成了一种文化，而义和团就以一种文化的反对者的身份出现。在这场战争中，两方面都被高度抽象化了。洋可能是具体的，但是它是以一代百的，它只需一个洋字便代表那个文化的全部内涵，而当洋货在社会上已经无法替代时，只好动用语言，再将无法改动的物象纳入语言的避讳系统。先从语言意义上的成功发展到大家相信的事实上的成功，但是其中的语言忌讳又不一定是出乎实用目的。忌讳系统里面最鲜明的一点就是局部可以代表整体。忌讳系统成为义和团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系组织的最有力的手段，但是因为缺乏核心思想的引导，在演进过程中，往往失去了最初的针对性，而变成纯粹的忌讳行为。文化层次的不同并不意味文化本质的不同。王公大臣，各级官员，民间读书人，市民，农民，彼此社会阶层、文化层次和知识结构有别，但是具有同一文化本质。在这一点上，一个读书人等于一个没有读过书的人。一言以蔽之，社会上大多数人都确信冥冥之中存在着一种神奇的力量；而以此为核心，诸如义和团的忌讳系统、仪式系统、想象系统，等等，都可以被容纳在这一文化系统的不同层面。所以大家众口一词地表现出对义和团观念的绝对认同。义和团观念的受众除了义和团之外，还有几乎整个社会。这原本就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观念。随便一个人就可以像义和团那样在现实与神奇之间建立联系。 真正文化本质暴露于真正的文化冲突。文化冲突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被另一种文化强行验证的过程。这一文化的本质不是现实，而是虚妄。它永远都在想象之中建构自己的系统。在“神—鬼之战”这一模式中，并未设想冲突的对方真正有所冲突；文化冲突的前提是不存在文化冲突。 义和团的矛盾还出在他的解释系统和忌讳系统上。义和团的那一套和语言的本质是一样的。记载拳民的构成大部分是未成年，换句话说，大多数的拳民并没有判断能力。当然这也被容纳到那个巨细无遗的解释系统里面面去了——它是一场人神之战，靠的是法力并不是人力。 在义和团正式发展壮大的直隶，义和团攻击的对象多为力量相对薄弱的分散在乡村的教民，铁路上的中外员工，前来镇压的小股清军。义和团从最初的反清灭洋到后来的扶清灭洋，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看作朝廷的志愿者，“非是邪，非白莲”，甚至在无法做些实质性工作表明心迹，所以他们在北京城屠了两次白莲教民。而后朝廷对义和团的支持和基层统治的瘫痪，使得义和团实际上建立起另一种权威。 义和团的信仰是要诉诸行为的，可是义和团作为信仰和作为现实存在，可以说是两回事；可是义和团从始至终都把它们当成一回事。其中的暴行，大量屠杀“教民”，关于并非底层民众所特有的施虐狂心理，被非人化后的战争和自相屠杀。似乎都肆意而为，但是他们确认自己是在执行旨意。 义和团是具有强烈仪式感的运动。集体仪式永远对底层民众有特殊的吸引力。对他们来说，这种参与提供了一个证明自己存在价值的绝好机会，而在以往和此后的平庸生活中，很难得到类似机会。人们参与仪式，充分显示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一传统姿态。仪式的魅力是在两个方面：它把个人引入集体，从而彼此互相成为依靠，互相给予力量；同时，它又使每一个人都感到自己是最重要的，因此而大为振奋。当然这里有一种盲按照这一思维方式，结论是永远先于思维的。所以愈“推求其理”，愈“考其行事”，就向着反实证和反理性的方向愈走愈远。他们自恃所论无不出诸“经验”，或得自“现实”，然而那既不是经验，也不是现实。 义和团中并没有专司想象者的人，因此每个团员都在贡献着自己的想想成果，汇入义和团的想象体系之中，也针对现实变化有所调整从而保证，想象总是能够与现实混同一体，不因现实变化而降低其可信程度。另一方面，想象也是对现实变化时时作出的最有利于义和团的解释。但是这种集体想象力的发挥需要一个特别的媒介。当年的文献最常见的就是“据云、哄传，谣传”之类的字眼。谣言往往是恐吓和控制社会的有力手段。“哄传”是民众参与义和团运动的最佳方式，也是社会义和团化的充分体现。传闻中的“义和团”也许只是个符号而已，传闻者自己才是幻想的真正主体，个人的夙愿因此得以实现。而且这里另有一种特别意义。 这是一个人心浮躁的年代。什么都可以信以为真，对事实却往往视而不见。各种传闻如此之多，如此之快，又是如此变幻莫测。传闻止于传闻，传闻引发传闻。人们因此受到鼓舞，也因此造成恐慌。大家都成了惊弓之鸟，常常被别人和自己给吓坏了。 这是在设身处地考察那些小人物的动机，这是在考虑那些历史中的次要人物。我们谈及的这种奇特的思维方式，从本质上讲是虚妄的；这意味着只要按照这种方式去思维，就不能摆脱虚妄的结论，思维者浮躁、狂热，抑或冷静、缜密，结果都是一样的。 北京城被攻破了之后，众人醒了，就把义和团那一套丢到一旁了。但是扔掉的是形式，背后拒绝实证、违背逻辑的处事和思维方式并没有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