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财政》的读后感10篇

　　《亚财政》是一本由洪振快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42.00，页数：41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亚财政》读后感(一)：钱往何处去

      全书围绕着官场腐败的种种乱象从多个角度进行了分析，并归纳出亚财政这一观点。通过实例和史料将观点解析的较为透彻，易于理解，看完后还是蛮有收获的。
      与大多数人想象的不同，一个王朝其本身所制定的赋税是较低且合理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赋税本身不变，额外的加收却逐渐加多，而这额外的加收则构成了隐藏在正常财政后的亚财政，且这笔款的数额巨大甚于正常财款。
      钱不会无缘无缘产生，也不会无缘无故消失，这笔钱从民众中来，又流向何处去？
      在层层环节中，这笔款被各种名义在各个人身上流转着，送礼，部费，腐败，分肥，陋规，在各个环节中，数额被各种名义一级一级放大，最后变成民众沉重的负担。
      亚财政的构成基于一点，官吏的权利，及“合理赐福（祸）/利权”，通过合理的将福（精神的尊重），利（实际的利益）进行分配，用国家的利益谋取个人私利。在这个财政体系中，没有人是独善其身的，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索取或付出，哪怕是权利最大的皇帝依然要吃10两一个的鸡蛋。各个集团抱团向下进行压榨，直到激起民变，新的王朝诞生从而构成一个循环。
      
      而正如文中所言，动机，机会和收益是官员腐败的主要因素，当机会和收益摆在眼前，没有人能够阻挡的发生。
       即使是现在，规费项目繁多，计征方式不甚合理仍给企业的正常运营造成了极大地困扰。一个企业从建设一个企业从建设到投产面临的收费项目繁多：电力配套费、 消防费、房屋建设税、房屋质检费、测绘费、白蚁防治费、避雷费、人防费、自来水开口费、蒸汽开口费、燃气开口费、能评费、环评费、土地使用费、房屋使用费、排污费等，每一个收费背后，都有着利益流转，其构成的阶级往往顽固无比。
       如何使国家权力有效运行而又不至于滥用。如何使人民的代理人拥有必要的权利而又不至于扩张，仅仅法律和宪法是不够的，民众的舆论和监督也是必须的。腐败是不可避免的，但遏制腐败也是必要的，在民众和官吏的博弈中，一同找寻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最佳方式。

　　《亚财政》读后感(二)：终究要完蛋的传统政治

首先得说这是很好的一本书，把亚财政这个“规则外惯例”的方方面面都描写分析得非常清楚了。
只不过，亚财政现象的根源是什么呢？之所以需要不断增加灰色收入，是因为明面收入不够用，而之所以明面收入不够用，那就是搞财政的组织——也就是传统统治集团，本身根本就没有盈利能力。
传统帝国本质上就是一个暴力征收机器，说白了无非是管理井井有条的大型强盗集团，以武力征服为掠夺的根本保障，只要帝国军队不倒，帝国统治就可以一直延续下去，这就是帝国统治者的根本属性，是掠夺集团，而非经营、管理、生产、创造集团，所以它本质上就不会认真关心钻研这方面的内容，当然也就没有能力自己解决收入不足的问题，只能以暴力为保证向别人不断加码征收——而即使在这个加码征收过程中，无论是跋扈武夫还是酸腐文臣，若离了小小的书吏，都会一事无成。因为他们甚至连自身组织结构进行征收的统计数字都研究不了。
权力与能力如此脱节，传统政治本质性结构性的低能与原始，其实在这本书中已经显露无疑。
人类近代史告诉我们的是，商业，或者说资本主义，才是人类文明走向现代的必经之路，因为资本主义在大体上最为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需求和规律——物资交换，生产管理，技术研发，等等方面，以此为本业进行不断的积累、实践、钻研，才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滚滚车轮。进行这些工作的人，才是人类文明的承载者。
而所有像大清帝国这种躺在暴力征收上的传统帝国政府及其组成成员，本身只有不断腐败没落下去，一直到从内部被枪炮打倒，或者从外部被人踢破大门。
本书中关于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外贸易的种种陋规分析，就是足够的说明，在传统帝国大大小小的蛀虫们层层吸血的百般阻挠之下，传统中国永远无法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而只能沦为鸦片烟的魔窟，流氓政府最后吸引来的只会是流氓商人——当然，还有炮弹。
实际上，传统政治结构问题的本质，是一种权力义务力量的不统一，不创造财富的人，却要拿别人的财富来搞这个搞那个，不管其理论方法和意识形态如何，这种不统一带来的问题都是无法避免的。
作者最后捎带着把民选政府的路子放进了书中，认为限制这种传统政治的横征暴敛，议会是必经之路，大体上来说，这不算错，毕竟路要一步一步走。
但是这是否能根绝亚财政现象呢？即使在今天的民主体制的大政府里，高层政治家为了证明自己有用，还是免不了会拿纳税人的钱来搞些大而无当，浪费低效的事情，这本质上还是因为政治组织的经营方式有问题。
企业是要自负盈亏的，干不下去就得关张走人。而即使民选政府，有了所谓权力合法来源保证永远不倒台，它还是在用别人的钱做事——非营利组织却拥有强制征收权力，这是这世界上最奇怪的景象，也注定经不住时间的检验。
任何没有办法自负盈亏的组织，都不可能一直存在下去。
故而随着人类经营管理能力的不断增强，生产者和创造者不断走上历史的前台，传统政治的征收方式，注定会日益变得无足轻重，从而最终被淘汰掉。

　　《亚财政》读后感(三)：《亚财政》一文有感

洪振快的《亚财政》一书主要带领我们一睹古代官场在正常的财政资金流之外，还存在着的一种甚至更为重要的资金流动，命名为——亚财政。
从主体来说，亚财政主要包括几个：皇帝，各级官员以及百姓。亚财政的流向主要是官员之间，其次是皇帝与官员之间。皇帝与官员之间主要就是进贡，这是被皇帝默许的。这一点只要放开，那么官员之家的亚财政规模就会无限放大——京官收礼、“跑部钱进”、官员之间分肥以及隐性福利和灰色收入等等，明目越来越复杂！但最终的钱都是来自于百姓的。这也就引出了两个概念——民变系数和王朝周期律。换句话说，亚财政是有惯性的，最终的失控谁也控制不了。所以，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一开始就控制这种局势。
从一个现代国家的情况来看，就是尽可能地把各种开销、各种规矩以明文呈现出来。想要消除潜规则，在当前一蹴而就很不现实，但潜与明此消彼长。明规则越多，那么潜规则的市场就越小。正确的制度设计才能摆脱王朝周期律和民变系数的概念。

　　《亚财政》读后感(四)：中国式人情导致的腐败潜规则

中国是个人情社会，这点每个人都应当深有体会。似乎中国人想要办成一件事情，就少不了人情上的往来。吴思先生在《潜规则》一书中剖析过中国何以成为了一个人治社会而非法治社会，盖因在白纸黑字写定的法律和规则之下，还浮动着人们心知肚明却从不说破的潜规则。而潜规则，才是真正使整个帝国运转起来的规则，一件事办不办的成，关键不在于这件事合不合乎规章制度，而是要看有没有合乎潜规则。在此等情况下，人情关系就堂而皇之的成为了潜规则光鲜亮丽的外表，以掩盖其钱权交换的内里。
洪振快先生在《亚财政》一书中，引入了一个与“潜规则”相辅相成的概念——“亚财政”。他指出，人情关系的实质，就是特权阶层（并非专指管理阶层）利用手中的权力，汲取和瓜分社会财富的集体腐败现象。权力参与社会财富分配，就形成了依托在潜规则之下的的非正式财政制度。正是亚财政的存在，使得制度性的腐败屡禁不止，打破了官民博弈的平衡，形成了中国历史独特的兴衰历史周期律。
在洪先生看来，特权阶层的人情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满足个人生活需要的，就是“面子”，另一方面是与其他人进行利益交换的，就是“送礼”。
先说说面子，近来屡屡有学者说明清时代官员收入微薄不够家庭开销，因此“不得不腐败”，并且以新加坡高薪养廉的制度为例子，证明官员收入提高即可避免腐败。这样的论调至少存在两个误区。
首先，明清时代官员是否真的养不起家。书中以海瑞为例，这个在母亲生日时才舍得割两斤肉的、死后家中余钱不过十几两银子的史上最著名清官，居然一生至少六次娶亲，有三位夫人三位小妾，而且在家乡花了120两银子买了一栋房子。而明清时代纳妾成本，少则百余两银子，多则上千。以当时七品县令年薪三十两银子来计算，一个五口之家一年大概二十余两银子就足够开销，可是又要娶妾置产、又要养活一大批家里人的话，就确实捉襟见肘。
这也正是官员们总是抱怨薪水微薄的原因，因为国家给的工资是够五口之家的小康生活的，可是官员们为了面子要过上中产甚至是豪奢生活，要养上一大堆妾媵仆从（或者说二奶三奶），那就无论多高的薪水，也难以填饱他们的胃口了。海瑞可以为了娶妾节衣缩食，可是绝大多数人是想鱼与熊掌兼得的，所以就只能利用自己的权力从民众身上获取更多的利益。
其次，以新加坡官场的廉洁高效，来证明高薪养廉的必要性和有效性，是明显倒果为因的举动。因为新加坡廉洁指数排在亚洲第一，是实行高薪养廉之前的事情。而高薪养廉的范围，并不惠及所有政府公务人员，而是集中在高科技专项人才的职位上，给他们有竞争力的薪酬，吸引他们到政府服务。而比起企业同等职位的薪水，政府给出的薪酬还是要少三成左右的，因为公务员还是要有为民众服务而有所牺牲的信念，而非单单为了逐利。所以，如果反腐不从官员腐败的动机、机会和收益着手改革，而只许以高薪，显然不能达到养廉的目的。
再说说送礼，你细想想，人生在世要想活得舒坦了，少不得要按潜规则办事去做人情。打从娘胎里出来之前，就得办准生证、找医院，照章办事不是不行，想要又好又快，就得托人找关系。上学和就业莫不如此，想要好学校好工作，想要老师和上司看重你，不好好算算人情帐都是不大可能的。如果你有权，就可以拿权力去交换人情，如果没有权力，就需要拿钱去打点人情。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专制国家里有一个习惯，就是无论对哪一位上级者都不能不送礼，就是对君主也不例外。”真是一语中的。
历代皇帝镇日里想着怎么揪贪官，可是自己却是最大的巨贪，因为他们可以毫不掩饰地要求各级地方进献“花石纲”、“生辰纲”。但是，正如当官的也会生病，医生的孩子也需要上学，老师也需要主管行政单位官员的提拔一样，人情关系是一个交互式系统，全是回路没有单行线。皇帝虽然是贪得最多的，但是他也不得不做人情。例如书中提到乾隆皇帝吃鸡蛋，御膳房算给他的价格是十两银子一枚，而当时的市价只是几文钱一枚。皇帝并非被蒙蔽而不知市价，但这是他需要给帮他办事的人的人情费，否则就没人愿意尽心尽力为他办事了。看看，就算是权力最大者，也不得不屈服于潜规则的作用之下。
看起来礼尚往来的人情关系，织就了一张密不透气、等级秩序森严的大网，把整个社会关系兜头盖住，没有任何人可以逃开。退一万步讲，你即使不屑于从人情往来中捞到什么好处，但是也需要用它来规避他人，尤其是掌握你切身利益的人对你的合理伤害。这也是亚财政体系对社会最大的伤害，因为每个人想要达到自己的目的，都需要花费比明面上更多的成本，而这些成本最终会转嫁给他人，他人为了维持自己的人情关系，也不得不从别人身上找回更多的人情以维持平衡。这样的体系运作下去，造成整个社会财政体系不堪重负，也就最终导致了社会的崩溃。
由此可见，中国式人情是造成潜规则横行、制度性腐败的根源，要想彻底根治这种横行中国社会近千年的“潜规则”，不能只从特权阶层反腐败着手，而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思想和制度予以调整和配合，洪振快先生指出：“从传统社会转变到现代社会的关键，是突破国家困境，使国家权力符合现代文明的要求。”改革容易，保持不易，未来的日子里，且行且珍惜吧。

　　《亚财政》读后感(五)：金钱、女人和社会地位

1、
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出国家（君主）的三种义务：一是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社会的暴行和侵略；二是尽可能保护每个社会成员免受其他社会成员之不正义的压迫（最重要的三项个人权利：生命、自由和财产）；三是建立和维持公共工程和公共制度。
　　
不管国家处于何种政治制度之下，国家履行这三种义务都需要物质财富支持。国家的物质财富主要来自财政收入，而财政收入通常表现为财政税收。我国的税收历史悠长，西周时期初步形成税收制度，秦汉时期趋向完备。数千年来，我国实行的是以土地税为主，商税为辅的税收制度。到了宋元明清时期，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土地兼并现象愈发严重，税收的重点开始转向商税和盐茶酒等货物税。
　　　
在书中作者指出：国家税收属于“正供”，税外收费所得，以“规礼”、“规费”的名义进行分配，就是“陋规”。“正供”是国家正式财政制度，“陋规”是一种压生于国家正式财政制度（经制财政）的非正式财政制度，称其为“亚财政”。
在“亚财政”的背景下，政府对百姓的压迫简直是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以明清两代全国著名的税关——淮安关和崇文关为例。淮安关位于淮河和京杭大运河的交汇处，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关务监督在淮安关设立了许多的“小口子”，就像现在在一条高速上每五百米就设一个收费站。这种情况要是放到现在，估计早就在网上闹得要拆天了。但这还不是最厉害的，再看崇文关。崇文关是京城九门之一，进城所带货物都要收税。乾隆年间，时任山东省长的陆耀进城时因为带不够钱支付进城的税额，愣是要把随身物品放到城外，只身进城，再到朋友家借必用品。左宗棠进城都要被狠狠勒索一笔。
连左宗棠这种高官都敢勒索，更不用说对于那些来进行贸易活动的外国商船了。海关要求外国商船缴纳的费用分两部分，一是正税，包括丈量费和货物税；二是正税之外的费用。其实正税之外的费用都是“陋规”，例如船只进出口登记时，会被书吏勒索一笔“挂号费”，卖出商品要向海关按比例支付“分头”，还要给海关官员和他们的家属送礼……即使是到了现在，海关还是一个肥到流油的部门。
《孟子·告子下》中有一篇，曾任魏国宰相的白圭问孟子：“我打算把税率定位5%，你觉得怎么样？”孟子回答说：“5%那是结构简单的小国才能做到的，对于大国来说是不够的，但超过10%那就是贪婪。”儒家认为税率为10%是比较理想的结果。在此书中，作者也指出“总负担超过10%会出现不稳定状况，超过20%很可能出现骚乱，达到30%社会就会动荡。（P325）”
　　
帝国好面子，喊着“轻徭薄赋”，却做着在税收之外巧设名目勒索钱财的事情。不管是乾隆南巡，盐商捐款，还是皇家盛宴，地方进贡，压榨的都是普通老百姓。皇帝享受着不征税的圣德之名，嚼着老百姓的血肉。
　　　　
在广东、福建等地，宗族观念极强，常会发生械斗。在械斗时县衙不会过问，但斗完之后就要收取“械斗费”，如果不交地方官员就会派上千差役上门去洗庄，树木房屋一律捣毁。在民事诉讼中，提交状纸要交“挂号费”；把状纸呈交给官员要交“传呈费”；官员接到状纸之后是否受理，想知道就要交“买批费”；案件受理之后，书吏列出涉案人员要收“开单费”；把证人传到公堂上要收“出票费”；传原告、被告到公堂上要收“带案费”；官员升堂问案要收“铺堂费”；如果案件需要现场勘探，则要收“踏勘费”……公、检、法本应该是魏、蜀、吴的关系，可现实中却变成了刘、关、张。一件案子下来，还没审出个结果，荷包就已经被搜刮得只剩一层薄皮了。
总之，这是是一个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不能收费的时代。书中代序里说，“财政制度是否合理，表现为个人让渡给国家的财产与享受的公共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是否对称。”看完全书再来回顾这句话，我只能说清朝不亡真是天理难容啊。
虽说清装剧不靠谱，但我们也常能在其中看到一些当时的社会现象，例如地方官会给京官送冰敬、炭敬，也就是借夏天送冰、冬天送炭为名，向上级进贡。即使过了百年，这些蹩脚的戏码也没进化出什么新的名堂。想起一朋友告诉我，新年期间有人去他家拜年，他爸是实心眼从不肯下级的礼，好说歹说最后只留下一条不值钱的香烟。等人一走，拆了烟盒，妈呀，一沓沓毛爷爷躺在里面。在清朝，炭敬也有新年礼物的意思，所以地方官员一般不直接说出数目，而是以梅花诗八韵、十韵或数十韵来代替，和现在比起来，至少听起来还算风雅。例如四十两就说“四十贤人”、一千两就说“千佛名经”。
　　
孟德斯鸠亦在《论法的精神》中说：“专制国家里有一个习惯，就是无论对哪一位上级者都不能不送礼，就是对君主也不例外。”可见，无论中外，不同文化氛围下，人的劣根性都是如此惊人相似的。
　　
2、
在书中作者通过分析清官海瑞的收入和支出，侧面向我们讲述了出现“亚财政”的另一个原因——饱暖思淫欲。
如果按照海瑞的正常收入，不会至于出现死后连办场葬礼都要朋友凑钱的惨况。海瑞的穷和惨，主要是因为他把钱都拿去纳妾了，在70岁时还纳一位十几岁的少女为妾。夫翁已为鸡皮鹤发，而妾犹作艳李浓桃，真可谓为至死都要耗尽最后一点精力啊！
近几年关于贪官落马的新闻中，没有哪位是没点桃色的，其中也不乏情妇举报的。在官员已经实现基本工资不用，吃福利就能撑死的情况下，为什么他们还要贪污？显然是包养情妇支出庞大，名牌包、跑车、私生子要上名校……在这里讨论为什么官员要包二奶这种显而易见的问题，我觉得会显得有点蠢，就不累述了。
　　
在书中作者也向我们呈现了一种自古以来都存在的文化——官崇拜。
　　
罗素说：“爱好权利，犹如好色，是一种强烈的动机。”崇拜官，是因为它有权利，而权利之所以使人趋之若鹜，是因为它有影响他人“福/利”的能力。洪先生在书中对“福利”一词进行了解剖分析——“福”是精神满足，“利”是物质满足。
　　
这里的精神满足，我们可以理解为“社会地位”。时常在微博上能看到博主挂极品，最招人恨的就是那些蛮不讲理一口一个“你造我是谁嘛”、“我上头有人”的蠢蛋。无论政治经济制度如何，只要人没有被格式化头脑输入无私奉献、人人爱我我爱人人的程序，在社会上都不可能实现绝对的公平，而这些蠢到家的极品非要激化人们对不公平的愤怒。
　　
一个人拥有社会地位必然会获得人们的尊重，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这是属于第四层的尊重需要。只要一为官，便能迅速实现四层需要，这样的好事谁不想要？只要一为官，便能享受到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能满足作为人类所有劣根性心理需求。
　　
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先生曾说过他少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他的故乡有一座接官亭，如果有上级官员来访，知县就在此迎接。先生小时也曾围观过接待高官，看见知县为高官准备了好几箱加封条的大箱子。直到高官离开，他都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非常好奇，而接待官员的气派场景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几口大箱子里具体装了些什么我们无从得知，但能肯定，里面装着与收受者社会地位相称的“金钱”和“女人”。
　　　　
有人总结说，把所有抱怨社会不公和制度不好的人翻译过来只有一句话：请给我金钱、女人和社会地位。而洪振快先生的著作《亚财政：制度性腐败与中国历史弈局》在我看来便是在全面诠释这句话。

　　《亚财政》读后感(六)：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关系的历史。

同学推荐的。
中国的历史，就是关系史，财政史。
全书的立足点，人类有最原始的两个需求，一个是对于物质的需求，一个是对于精神的需求。人类活动的原动力就在于此，所有的社会行为和社会活动都是在这个基本点上展开的。农民耕种，秀才求官，都是为了满足这两个基本需求。但是对于人无限膨胀的欲望，土地的承载力又有限，在官和民斗争的这几千年里，围绕着仅有的资源，无限循环，有一个名字，叫做历史周期律。
全书只讲客观事实，没有提到解决办法。但是看到最后，发现作者还是有所思考的，国家的产生，民主宪政。可能不能够马上应用到我们自己的国家，需要一些时间。但是也切实可行的提供了一些思路和解决办法。
细细品味，感谢生在当世。

　　《亚财政》读后感(七)：亚财政——制度建设的转折点

亚财政-洪振快
家里一般放着三本书：床头一本，书桌前一本，去厕所的间隙一本。无意间总是能发现生活的美好，放在厕所看的书不是不好而是利于消化；专心读书不一定能读到好的书，放在书桌上的书总是被各种事情打扰而断断续续；而在床头的书，是入梦的最佳选择。《亚财政：制度性腐败与中国历史弈局》，则是放在床头的一本书。
这本书有点像高中的语文书，每一篇文章下写满了注解——注解代表了作者的认真和科学的严谨，一般通俗书籍很少写注解。一般而言，没有财政、经济、市场学的基础知识储备，很难读懂比较专业的财政方面书籍。但读完这本书却有不一样的感受，这是一本从很多众所周知的案例开始分析，深入而细致、谨慎而逻辑清晰的阐述出了（亚）财政的问题、现象和表现，非常适合像我这种非财经专业人士来阅读和理解当下的“贪腐”，“钱荒”，“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等诸多现实问题。
书中详细描述了历史和现实的财政表现情况，也对比了国内和国外经济、财政环境变化（如对新加坡的“高薪养廉”和媒体对这一制度的理解做了一些对比阐述）。在这样的描述和对比中，我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脉络：从社会中下层人员的社会生活状况、财务现状、团体关系、发展等各个方面详细阐述，进而发现一些细微的变化、理解财政的大政策下的深远影响；再而分析历史中入史的名人和生活背景、当时的财政状况、官员个人收入支持情况分析，得出了一些框架性的结论：制度依据已经无法完成廉洁的基本要求，大多数人有灰色收入，而少部分廉洁（如海瑞，包拯）；最后分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作者像剥洋葱一样清晰的解释了亚财政的密码：众所周知的原因此处被屏蔽。
这个结论和原因的分析是通过诸多的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历史数据、古典记载等史料和现今的一一对比，进而揭示了亚财政这一严肃的历史课题。一般学者的的思维和中国学术研究的发展方向大体类似：通过观察、分析某一现象的细节变化，通过所谓的科学的方法进行论证、和探讨等，最终形成论文和方案。这样的结论有好有坏、有对有错，在不同的条件下，结论是不一样的。所以，专家的建议不一定是错了，而很可能是在不合时宜的条件下对着某些利益纠葛的群体展示出来了而已。最近风生水起的“取缔余额宝”事件，就是站在两种不同角度、不同高度和立场的人，各自观点的尖锐碰撞！
返回来看《亚财政：制度性腐败与中国历史弈局》，它教会了我几种方法和几个思考。
方法1：你想的是什么，你就去论证；
人总是想这想那儿，最终成功的实现了空想家的梦想！任何一件事都需要去证明，当你能证明的时候，你就对这件事更加深入和了解。比如，你中午在酒店吃的某个菜觉得不好吃。OK，你觉得不好吃，那就去证明给自己看啊…，是盐放多了，还是油放少了？是炒过了，还是多了一些哈喇子？不管怎样，你最终知道了这个问题的更多知识，进而证明你说的是对的还是错的。
方法2：没有对错，只有选择
这个世界是不存在绝对的对和错的，只是我们的教育体系从小给我们灌输的这种思维而已。比如，从小老师就告诉我们老鼠是丑陋的、不好的。现在你见到老鼠，总是觉得恶心，想抽它的感觉。但你想另外一种情况：如果从小我就告诉你猫咪是丑陋的、恶心的、不好的，而老鼠在你最好的同伴——那么你今天是否还觉得见到老鼠还觉得恶心呢？所以，一定意义上，没有对和错；只是你被选中在这个国度生长并接受教育，又不得不接受这个国家给你的那一套理论知识体系，而已！试想一下美国小朋友对米老鼠的喜爱，和我们是不是天壤之别？
现在你长大了，可以自己选择了；你可以去选择老鼠是丑陋的，也可以选择老鼠是美好的；没有完全的对和错，只有你的选择。
思考1：亚财政支持着我们的日常生活，而财政则支撑着我们的生活
财政，是国家发布的各种有利于国家发展的政策（包括财政相关的，和对财政有影响的政策），财政，是写在宪法文本上，每个人必须遵守的。而亚财政，则更想一个影子王国。在《亚财政：制度性腐败与中国历史弈局》中，完全依靠遵守国家财政政策，则官员越来越多的日常生活无法得到支撑和完成（完全遵守在经济学是不存在的，只存在与完美的理论模型之中）；所以，聪明的人想出了一些应对的办法，在不违反国家财政政策的情况下去寻找另外一种出路。渐渐的，这样做的人越来越多，这个必然对国家的财政有一定的冲击；最终必定是财政的让步、改革或者完全自我进化和修炼。
财政是支撑，亚财政是支持；如何权衡这二者的关系，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思考2：亚财政是合法的吗？
历来，合情合理和合法之间总有些不合拍。法不责众，但法是针对一些常规情况的预定；而合情合理则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约定俗成。通常情况下，情理和法是契合的；某些情况下，则是不相关的。如，某父亲杀死了胡作非为的儿子。在法理上，杀人就应该以命偿命；而在合情合理上，杀死胡作非为的儿子是对当地社区的最大贡献，符合当地的现实利益和需求。
那么，亚财政是合法的吗？
思考3：腐败源于贫穷？
当下“大老虎”接二连三的出山，让原本不太平的时下多了几分纷扰。很多专家对这些打老虎做了数据分析，我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这些人，大部分从小就是山沟沟里面长大的，他们很清楚“穷”和“压迫”这两个字的深刻含义，但在他们平步青云有权利影响“穷”、“压迫”、“恶霸”的情况下，他们却不作为了。这是一个极其矛盾的心里过程，一方面从小贫穷、被压迫、被欺负，另一方面等有权利的时候去欺压、迫害他人，这是怎样的一种人格分裂！？又是怎样的一种性格扭曲！？
《亚财政：制度性腐败与中国历史弈局》是一本非常棒的书，教会了我知识、思考和辨析，更授予了我一种方法，非常NICE！

　　《亚财政》读后感(八)：兴亡百姓皆苦

　　兴亡百姓皆苦
　　文/静流
　　峰峦如聚，
　　波涛如怒，
　　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
　　意踌躇。
　　伤心秦汉经行处，
　　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张养浩的这首《山坡羊·潼关怀古》道出了多少千古悲辛，历代的文人骚客更为这个千古不破的困局捧出了多少辛酸泪。读孔孟文，识圣贤书，有了那可抛头颅，可洒热血的勇气，有了那可殚精竭虑，可自污名誉的能力，有了那可鞠躬尽瘁，可死而后已的从容，却还是难以实现那些最初、最高的梦想，自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一直在思变求革，真可谓百年求索，只是在我们骂那些贪官贪心太大，太难以满足，在恨那些汉奸走狗，卖国贼的时候，我们也认识到国人的劣根性又是多么重，却也只能如那末代帝师一般感叹一句“天公不语对枯棋”。
　　对于晚清的那盘枯棋，就算是金手指全开，穿越文大行的今天，又有几个人去挑战，又有多少人明白我们这个曾经屹立几千年的民族，到底是错在哪里？为何要经受这样的磨难，遍野饿殍、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道不轻言不明，我们只是按照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之法，求一个现世的安稳，求一个家和，求一个小康，这又是何错之有！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这样的社会中，清官又如何，难道我就不应奉养含辛茹苦喂养成人的老母吗？难道就不应尽为人子的一些孝心，完成老人的愿望吗？娶妻纳妾，世人难免，他海青天就能说免就免吗？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以相才自居，以鸿儒标榜，这样的人物又岂能斤斤计较于那蝇头小利，那岂不是有辱斯文，而这样的人物去任掌管国家财政的户部，真不知是谁的悲哀？当整个社会从学正到工程，从漕运到盐引，从国家外交到内部办事，从一朝天子到为官坐载的都要靠这些浩大“亚财政”来供养，来实现富裕的理想，这样的的财政又怎么能不是亚健康的？怎么能不有问题！
　　尽管从最开始，就给冠以陋字，尽管贤君能相也知其是不可为的，可是人非尧舜，又岂能无欲无求呢？更何况，这样的贪婪循环，其实从另外的角度看，也算是造就了表面上的繁华盛世，歌舞升平，莺莺燕燕之下，又何须节衣缩食一味躬亲，君不见雍正帝呕心沥血，诛亲弑近，担了多少前后骂名，却还是无法肃清吏治，荡清官场。时至今日，我们不仅习得些西方的技术，更知道点西方的思想，却也才明了事情并不只是按照领导一句话来办那么简单，在揣测领导意图的时候，浪费了思考如何回归原本，将事情办好的可能。在这样的日复一日中，却形成了不再讲求效率的社会氛围，走上了只是应如何，却不知怎么做才能达到如何的办法。从双赢的博弈，演变成了零和博弈，最后更是走上了双败的不归路！
　　

　　《亚财政》读后感(九)：潜、隐、逆、灰、亚 五位一体，系统阐释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

　　我先读了《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和《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然后又买了《隐蔽的秩序：拆解历史弈局》。 感觉以前都被骗了，这才是真正的经济学。中国的经济学怎么能不考虑这些真实存在的利益输送呢？
　　接着读了《逆淘汰：中国历史上的毁人游戏》，明白了岳飞被杀和朱镕基总理一届就下台的原因。
　　后来读了《隐权力：中国历史弈局的幕后推力》《隐权力2： 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行游戏》，发现人际关系网是很强的权力金字塔的替代物，关系成为隐性权力。
　　然后读了《灰章程：历代官员的为官通则》和《灰色生存：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与权力博弈》不禁对中国那些白纸黑字规则的形同虚设而感到可笑。
　　之前读的《我想重新谈谈历史》是对这些道理的总结和归纳，具有很高的历史穿透力。
　　前天读了《帝国的惆怅》，又买了《帝国的终结》发现易老师比谁都清楚腐败的合情性。
　　现在读了《亚财政：制度性腐败与中国历史弈局》，才明白模糊不清的陋规、奉仪、门包是激怒欧洲企业家、冒险家的关键因素。
　 　吴思、程万军、吴钩、宗承灏、易中天、洪振快都是这其中的行家，他们洞察入微，通晓一切，从历史文献中拨开迷雾，发觉问题的所在，为经济学关于『中国社会利益的获得与分配问题』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把暗示、威胁、勒索、伤害、赐福说得明明白白，将明与潜(暗)、顺与逆、显和隐、黑灰白、正式与非正式、真与假、名与实的辩证关系阐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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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1.《潜规则》《灰色生存》《灰章程》为同一系列，主要讲东方国家一只看不见的手——权力。同时揭示了中国人心灵深处的”利己主义“思想。
　 　2.《隐权力》主要讲人际关系可以改变权力，通过和一号当权者的人情关系在实际上对权力进行重新分配。
　　 3.《亚财政》补充了《潜规则》没说清没说透的问题，是计算历史学、计算历史经济学的深化和发展。
　　 4.《帝国的惆怅》《帝国的终结》虽然在说历史，但处处都诉说人际关系、权力和利益转移的问题。
　　 5.《逆淘汰》是对重利轻义、集体主义、奉公灭私的巨大讽刺，主要讲中国官场的人事制度弊病。
　　 6.《血酬定律》主要讲劳动和回报之间的关系。血汗人命皆有定价，是中国版的《一切皆有价(商品·生命·幸福·工作·女性·未来·免费·文化)》 ，里面血淋淋的文字传递着霍布斯的丛林社会与达尔文进化论的思想精髓。
　　 7.《我想重新谈谈历史》是对本文中所有书的归纳总结，吴思不愧为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学和历史学的鼻祖，我们甚至可以说：”吴思重新发明了历史。“他的文字高度概括，他的分析洞察幽微，其事例之具体，总结内容之抽象，思想之深邃，语言之简练，分析之精辟令人叹为观止。没有历史基础的人读不了，没有历史功底的人读不下去。然而一旦能啃下来，将极大地提升我们的价值观、世界观，培养你对制度变迁、经济理论、人性本质的深刻洞察力。

　　《亚财政》读后感(十)：制度设计要从对人性的思量出发

       《亚财政：制度性腐败与中国历史奕局》一书展示了国朝在共和之前比较经典的事关政府财政体系的“陋规”案例（主要是清朝），并以此来说明制度设计的重要性——应在正式的制度环节考虑周全，避免在制度外滋生平行“潜规则”的来影响事务运转乃至造成社会动荡。而该书能给带给读者更多的却是，在强调制度设计极端重要性的“制度主义”之外，如何审视更多“人性”这东西，或者说我们要怎么把对“人性”的考量放入到制度设计之中。
     作为不被正式制度承认，但得到官场普遍认可的规则，“亚财政”以“赋外之赋”、“税外之税”的形象存在，以“火耗”、“部费”等形式见于世人，动力强大——无法根除，规模庞大——超过正式财政，危害极大——逼反庶民甚至导致对外战争。
     “亚财政”产生的原因和运作逻辑是这样的，首先，正式的制度安排没有给予社会管理者合适的报酬。这包括给予“官”的低薪，和对大部分“吏”的不给薪。以明朝为例，老朱出身贫寒，对官员了无好感，为官员定出了很高的道德和奉献要求，却只愿给予最一般的报酬。以七品知县为例，年薪90石大米，折合现在4万块钱，但是“折色”按一定比例以米、银、钞分别下发，实际工资只相当于53石大米。不贪不腐的知县必须用这点收入养活父母、妻妾、子女、家中仆人，应付全家一年吃用。
     吏之合法收入不足及由此造成的贪腐甚于官多矣。以清朝为例，有正式编制的“经制书吏”或叫“正役”，全国大约4万名。而帮助“正役”打杂的“编外书吏”和“挂名书吏”，又名“帮役”和“白役”，全国至少40万名。由于官员任期制和回避制，以及科举制下很多官员只长文章不擅俗务，导致政府事务特别是最关键的钱量事务一直由“吏”来实际把持。更要命的是，“正役”、“帮役”和“白役”政府都不支薪！要当上吏还得出“顶首银”！回报自然是丰厚的。连曾国藩、李鸿章报销平定太平天国的军费都要跟户部的胥吏们讨价还价一番！一开始李鸿章出面所托非人，3000多万两的军费被索要40万两的“部费”，后曾国藩再托人接洽还价，谈下来还是要给8万两……除了户部，吏部、刑部、工部家家如此，无“部”不“费”，甚至官穷吏富——京官穷得活不下去，而书吏们“积资巨亿，衣食享用，拟于王候”。而这只是书吏能获得的好处而已，未算衙役。
     其次，“礼”的需求逼迫各级官员想方设法增加法外进账。官们如果不搞“火耗”、“漂没”增加浮收，就只能挪用公款将亏空接力棒似的往下传。其实不只是清朝，国朝2000年来送礼之风从未衰减，见面礼、节礼、贺礼、谢礼、别礼……礼礼不缺。所谓“上司各项陋规等于正供，不能短少”——不能不给上级送礼，不能不给上级身边的人送礼，不能不给上级衙门办事人员送礼，不能不给钦差送礼，不能不给京城高官送礼，不能不给皇上、皇后、皇太后送礼……这要探究一下“礼”的本质——等级秩序！孔老夫子发火“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就是因为鲁国季氏作为卿大夫本只能观四列舞，却僭越观八列舞。在非“礼”不可的环境中，官员不送礼绝对混不下去——有清官“居三年，上官有索馈者，无以应，遂去官归”，也有“间有自好之士，不竭膏血为馈遗，即不能保其位，且有破家身亡者”。
     再次，既得利益集团打击一切试图破坏“分肥”的局内局外人。让我们假设中央政府都是好的，但在单一制的中央集权环境下治理国家，必然要依靠庞大的官僚体系。在缺乏合法必要的福利保障条件，又没有严苛有效的监督情况下，这个体系会按照自己福利最大化的驱动行事，“隐形福利”的制造不可避免并必将无处不在。只要处在这个体系之中，就不可能有人是干净的，各个环节的人都有“为难”和被“为难”的可能，所有人都欣然或被迫“分肥”，任何人都无法改变整个格局。这不是哪一个具体个人的道德问题，是一个由“分肥法则”决定的社会格局问题，任何个人对这个格局的破坏，都会遭致整个集团的集体打击——除了合法福利剥夺，还能合法伤害赐予，在百姓和中央政府之间进行信息过滤和福利截留也是普遍的应对方法。
     最后，官吏无止境的欲望激发“亚财政”过度膨胀，最终民不堪负，秩序推倒重来。有宋一朝官员薪酬很高，但是俸禄仍不足以官员养家糊口（王安石、范仲淹除外）！因为帝国官员们要娶一堆妻妾、生一堆儿女、养一群奴仆、雇若干幕友长随，还要风花雪月，把酒言欢，对上送礼！如此的家庭结构和消费结构，即便那时国朝还不流行购置海外资产，也真是合法收入怎么也不够花。以明朝著名清官海瑞为例，其娶妻两次，纳妾至少三回，甚至坊间有“六娶”之说，开支如此之大，而其又“廉”，不能不使其生活困顿。到了清末，国家财政收入大约白银一亿两，而“亚财政”规模却能达到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到四倍，表面上10%的平均税负，在实际运行中却是40%-50%的水平，如何让人不造反！
     回过头来，我们反思“亚财政”历史带来的经验教训，就是要在充分理解、分析人性的基础上，用各种合理的制度设计来顺乎人的需求，钳制人的过分欲望。梁启超说过，儒家论仁政“只能当如是，而无术使之必如是”。用“仁政”、“善政”、“德治”来指望任何掌权者自我克制，根本就是不可能实现的反人性要求！
     所以要建立起公职人员薪酬的合理增长机制，根据社会发展程度合理厘定公职人员的收入标准。因为衣食不足官吏只要权柄在握，哪怕权力再小，也有动力将其运用套现到最极致的水平。要完善法律监督机制并强化执行。头上吊着十把永远掉不下来的剑远不如一支拉了满弦的箭更让人畏惧，因为贪腐官员怕的并不是可能的死刑，而是必被揪出的概率。施行在合理收入下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也是对官员威慑加保护的必然趋势。要通过法律、市场规则修订，通过行政纪律强调，引导构建正常的社会生活环境。“八项规定”严控公款吃喝解放了多少干部！在受贿各种难以查证的现实情况下，将官员送礼入刑这样的刑法修正不能不说是预防腐败的必然一招，只要能执行到位，势必大快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