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三册）的读后感10篇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三册）》是一本由沈弘 编译著作，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98.00，页数：60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三册）》读后感(一)：很有史料价值

一套三本书，在微博上看到好几位老师推荐，趁着网上图书促销，就买了回来，今天看到第一册正文第六十页。
这套书印刷精良，排版看着也舒服。字号，行与行的间隔也得当。大幅大幅的画，让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
但是，总觉得有些翻译上读着不太顺。
正文第2页，人们正在议会中对这一举措的有效性进行游说，因为有人认为英国远征军应该立即进攻北京所在的直隶省，因为从大清帝国的版图看，那儿是天子和清政府的所在地……
第3页，而由此获得的好处绝不能因为一个错误的政策而让其丧失。
第4页，中国的火炮对于朋友似乎更危险，而不是对敌人。……与此同时，他们正在从派来教他们“如何放炮”的“蛮夷”们那儿接受最昂贵的教训，并且在完全了解了这种火炮的秘密之后，他们显然不会再对它那么渴求。
第5页，在海边也发生了好几次冲突，但是都没有产生决定性的结果，尽管清军每一次都有重大的伤亡。
怎么说呢，读到类似上面句子的时候，我总觉得语法像是披着汉字外衣的英语。好像还能变的更美。
当然，很感谢作者沈老师编译了这套书。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三册）》读后感(二)：穿越时代的新闻

中学时代开始学习的历史课本，告诉我们说，1840年鸦片战争，1842年南京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似乎整个时代都以时间和事件的方式串成了串儿。
那个时候，坐在中学教室里，自己最为无奈的感受就是背诵这些内容，漫长的几年、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真的好多个时间好多件事。
最初是在三联生活周刊上面看到关于这本书的简介和推荐，当时就很感兴趣，想看看不一样的“历史”。又一次自己去了实体书店看到这套书，终于开始阅读。
书中的画面一幅幅展现在眼前，事件也并不是按照特别清晰的历史事件脉络，单纯的讲那战争，那条约，那侵略。越看越觉得投入，似乎觉得这不是脑海里的那个中国，喔？这是扬子江？喔？这是广州？喔？这是福建？对这个陌生而又熟悉的时代开始了重新的认识。
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先辈们，也是如此的鲜活，街角的面包店，卖杂货的船主，河边洗衣的妇人，吸食鸦片的汉子，把脉看病的中医，形形色色的人物铺陈在纸上。
若干的场景，华人在东南亚做生意，简单的社交活动，新春时节家庭妇女在做糕饼，女子如何做头饰，贵妇人们由奴婢陪同喝茶聊天，中国的婚礼，甚至皇帝的婚礼，祭祀，就这么赫然在眼前了。
人们一边生活，一边经历了这史无前例的外敌入侵。默默的，不知不觉的。
还有中英官员的会晤，中国人如此注重礼仪和排场，繁杂的程序若干的规矩，压在每个人身上，使官员成为了这些礼节的奴隶。英国人最初的一次次试探，在广州的一场场交锋，连他们自己都没有信心的一次次获胜，一次次欲望膨胀，一年又一年，或许身在其中的人没有觉得，这一天天一件件事会发展成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永载史册。
阅读这本书，真是像极了，一个穿越时代的新闻，我似乎在阅读当时的中国，又似乎在阅读同一个年代的另一个国家另一个种族发生的事情，无数的小流汇集成了江海，无数的炮火形成了一场战争。无数的日常，就这么变成的历史。
回望或是总结的时候，这个时代可能只是一两句话，可是在其中的人，也如同我们一样，多数人不知不觉，被动的卷入了这风波。
于是很好奇，今天的新闻，在后人眼中是怎样的历史。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三册）》读后感(三)：当新闻成为历史

——评《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
历史往往是被一些不经意的细节改变的。比如纸张与印刷，虽然最早出现在中国，但真正的被发扬光大，却是在欧洲。从某种意义上，古登堡革命直接导致了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从而塑造了现代欧洲。19世纪末，印刷术再次回到中国，一场新文化运动又重新塑造了现代中国。作为纸张和印刷的典型，报纸的出现改变了人类自古以来的信息匮乏，人类社会一步跨入了现代的大门。从某种意义上，报纸的意义丝毫不逊色于今天的互联网。
因为报纸这种新媒介，一种叫“新闻”的新事物诞生了。在报纸出现之前，人们只能口口相传。语言与文字的差异造成了三人成虎的困局，而真实性一旦失去，新闻也就不存在了。从某种意义上，文字是历史的代名词。文字诞生之前的历史常常被称为“史前”。新闻的出现不仅是文字的创新，也是历史的创新。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今天的历史其实也是昨天的新闻。从某种程度上，新闻和历史是同构的，真实是他们共同的生命。
汉字的历史可谓悠久，但对中国来说，新闻的历史却极其短暂。在新闻出现之前，中国的历史仅限于官方档案和民间笔记；所谓二十四史，基本都是后人的想象和复原。新闻的出现，无疑为后人提供了一种更鲜活更真实的历史。历史是一面镜子，人们通过历史认识当下。虽然近代史一直是中国历史的显学，但关于这段历史，却缺乏许多真实的现场记录；因为这对中国来说，恰好是前新闻时代，报纸还没有诞生。好在当时的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的近代，来自西方的记者用他们的眼睛和笔见证了一个曾经的中国。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有时候，在他者的视角下，往往更能呈现出真实的面貌。同时，西方也是中国的一面镜子。
近年来，来自西方的中国史研究和汉学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关注；令人不解的是，对遗落在西方的中国历史史料研究整理工作，似乎只有极少数人在做。相比之下，当代人更关心那些遗落海外的文物。在这些史料中，早期西方有关中国的报纸新闻算得上是最方便的。数年前，郑曦原先生从《纽约时报》摘选编译的《帝国的回忆》一书出版，曾引起广泛关注。如今，煌煌巨著的《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出版面世，让我们看到一场规模更加宏大的历史打捞。
在19世纪下半叶，英国远比美国对中国影响大，因为前者介入更深，甚至改写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就新闻而言，英国派驻中国的记者数量之多，这也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甚至当时的中国还不知道记者为何物。《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精心摘选了《伦敦新闻画报》上许多关于中国的“新闻”，这些100多年前的“新闻”无疑构成了最真实最细腻的历史。更为难得的是，在一个没有摄影术的前视觉时代，一群西方美术家用他们精湛的版画技术，为我们定格了历史的瞬间。超越《帝国的回忆》一书的是，这套三卷本巨著呈现给中国读者的，不仅包括189篇中国报道，还有442张堪比摄影的版画记录。
一
对古老的中国来说，19世纪不仅是古代传统的终结，也是天下帝国的终结。中国自古以文明中心自居，将主要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外来文明视为文化落后的蛮夷。当中国遭遇西方文明时，第一次发现这些“蛮夷”不仅文化先进，甚至比中国更加“文明”。中国从优越感跌落，进而产生了文明自卑感，开始了一场现代化的学习与进步。在这一时期，中国与日本走过了相似的心路历程。从自强运动直到五四运动，中国对文明的向往如此急切，足以证明人类具有共同的普世价值。正如马勇先生在本书的序言中所说，对西方文明充满敌意的、所谓“被侵略被欺凌”的民族主义话语，其实只是最近几十年才被灌输出来的；在此之前，中国文明始终是包容大度的，特别是《北京条约》之后，中国开放的步伐一直在加快。
之所以要提到这一点，是为了更好地恢复历史的真相。首先，《伦敦新闻画报》并非大英帝国的官方报纸，它不仅是民间性的，而且是全球性的。从1842年创刊，直到2003年闭刊，这家百年老店始终坚守了可信与中立的新闻伦理。其次，无论是从文字还是图片，这些新闻始终保持了人性关怀的普世价值观，对政治和战争采取了多元多视角的报道和分析，这种真诚与文明足以跨越时空，以至于在百余年后仍然不失其价值与魅力。
100多年来，虽然中国已经改朝换代、天翻地覆，变得几乎不像中国了，但作为现代发源地的西方世界其实变化并不大，或者说只有量变而没有质变，无论是信仰和文化，还是国体和法律，早在200多年前甚至更早时期就已经定型。发端于西方文明的现代新闻业从一开始，就特别强调报道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并将新闻自由视为新闻存在的根本和生命。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直到今天还没有真正的新闻。对一个连历史也被权力垄断的中国来说，真实或许只能从中国之外去寻找，所以也不难理解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不是《人民日报》，而是《参考消息》。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伦敦新闻画报》都是一份权威的世界级新闻媒体。早在1863年，《伦敦新闻画报》每期发行量就达到30万份。在那个印刷品匮乏的时代，当时的中国人喜欢把它当做时尚新潮的壁纸，贴在自己家里最显眼的墙壁上，甚至有人用它装饰自己船篷。随着19世纪下半叶中英关系的密切，中国不仅成为其重要的发行地区，也被视为其重要的新闻热点地区。他们不远万里，向中国前后派遣了很多位资深记者和画家。这些洋记者深入中国各地，用文字和图像记载了中国的方方面面，不仅有时事新闻，也包括政治、战争、社会、经济、习俗等方面的知识。对今天的人们来说，这些新闻和记录作为史料，不仅是第一手，而且也是独一无二的。毕竟那是一个没有新闻和记者的古代中国。当时中国仅有的《京报》是清政府刊印并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官方内部刊物，主要用以控制公众舆论，算不上真正的新闻报刊。
二
在人类文明中，绘画的历史远比文字要早得多。一些早期岩画甚至可以追溯到四万年之前，相对而言，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不过区区三千多年。绘画与文字一样，其本来功能都是为了记录，但后来却逐渐变成一种艺术审美，记录的功能逐渐淡化。特别是在中国，绘画基本已经沦为文人无中生有的创作，而文字最大的体现则是书法。富于理性主义的西方文化始终保留了绘画的记录功能。几何学的透视原理在美术上的广泛应用，使西方绘画具有近乎摄影的真实。在中国，自称“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之所以专宠郎世宁，正是因为西方油画在真实记录方面远远强于传统中国画。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为了记录平定新疆的丰功伟绩，郎世宁等西洋画师奉命绘制《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图》；图稿完成后，乾隆皇帝决定将其制作成可以大量复制的铜版画。就印刷清晰度而言，欧洲的铜版画远非中国传统木版画可比，尤其是法国铜版画。为了完成这些传世作品，法兰西皇家艺术院院长马立涅侯爵亲自挑选欧洲最顶尖的雕版高手，前后用了整整11年时间；直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16幅铜版及200套精心印制的铜版画，连同原稿全部运抵中国。乾隆看到后非常满意，将他所有的“十全武功”都送到欧洲制作成了铜版画。
从某种意义上，铜版画有着与金属活字印刷技术同样的重要贡献。油画本身是不可机械复制和印刷的。铜版画吸收了油画的很多技法，线条非常细腻，毫发毕现，可以体现出复杂的光影透视，甚至可以人工上色；铜版画可以用铜版作为印版媒介转印于纸上，即使多次复制和印刷，也不会有任何细节损失。这一优点使铜版画被大量用于书籍和报纸的印刷。
在盖达尔的摄影术发明前的19世纪，版画发展达到巅峰状态，欧洲涌现出了大量职业插图家和雕版技师。虽然绘画在真实程度上不及摄影，但其制作难度却比摄影大得多。比如这些西洋画家为了画北京的市井风貌，就颇费周折。由于北京的居民大多数都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满人，提笼架鸟，喜欢四处找乐子，遇见一个洋人在街上画画，他们马上就围个里三层外三层，结果想画的对象和场景反倒都没有了。
与一般以文字为主的报纸不同，《伦敦新闻画报》是世界第一份以图像为主的新闻性周刊，他的创办人是印刷商赫伯特·英格拉姆。在整个19世纪，它一直保持着世界新闻画报的龙头地位，与日不落帝国相始终。
《伦敦新闻画报》创刊之际，恰逢第一次中英战争，他们派到中国的记者和画师忠实地记录着他们的所见所闻；特别是图片的魅力，速写的传神加上铜版画的精致，历史就被这张报纸定格了。一些插图堪称“大制作”，这些雕凹线法的铜版画构图布局考究，制作精良，都是由顶级雕版师根据记者发回的速写重新制作的。如1958年10月2日《中英天津条约签订仪式》，场面恢弘，人物众多，富有欧洲历史画的典型风格。
1843年，也就是在《伦敦新闻画报》刚刚面世的时候，英国作家乔治·N.赖特联手雕版画家托马斯·阿洛姆共同创作出版了一本介绍中国的画册，这些表现力极为细腻的钢版雕版画为我们保存了极其珍贵的晚清风情图卷。值得庆幸的是，这本画册如今也首次在中国出版，名字就叫《帝国旧影：雕版画里的晚清中国》。100多年后，我们再回看这些制作精美的版画插图和颇有现场感的速写，宛如一场身临其境的穿越，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不仅是一个宽广的老中国世俗社会生活图景；同时，这些栩栩如生的新闻纪实，也无一不是精美绝伦的版画艺术佳品。
三
作为一份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报业鼻祖，《伦敦新闻画报》走过了100多年漫长的历史岁月，《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仅仅选取其中很小的片段。本书的内容包括两次中英战争（鸦片战争）、中国内战（太平天国之乱）、耆英访问香港、澳门总督遇刺、广州十三行、世博会的唐人馆、耆英号中国帆船、同治皇帝的婚礼、各地风土人情和民间婚姻习俗。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几乎都有所涉及。
关于鸦片战争，书中有很多报道和评论。“战争的真正原因可以轻而易举地追溯到在东印度公司特许贸易期间英国长期受到侮辱，以及后来中国政府对于律劳卑勋爵所受到的轻慢无动于衷。”战争之前，“英国曾经有两次以朝贡的方式，试图用昂贵的礼物去讨好（中国）天子陛下。”战争的结果，“英国贸易的一个巨大市场即将被打开。”
在战争过程中，发生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比如，两艘英国商船只在台湾海域触礁沉没，297名幸存者遭到中国当局逮捕，最后只有9人活了下来。再比如，英军攻破城市后，会将清政府的粮仓打开，将粮食分给当地的民众。
面对专制权力桎梏下的中国人，英国人对他们的民主宪政和法治文明充满自信，“中国人那么聪明，在跟鞑靼征服者随心所欲的统治相对照时，不会看不到英国人保护生命财产那种公正法律的好处。”“中国人应当感受到一个奉行基督教的仁慈政府所带来的好处，我们应当使他们看到他们的官员与欧洲当权者的区别，否则我们的统治只会令他们比以前更加憎恨番鬼，而不会让他们得到益处。中国人不是很在乎谁统治他们，只要他们能够平平安安地挣钱就行了。并且，比起专制暴虐的清朝官吏，他们当然更愿意要一个有力而公正的统治者。他们给清朝官吏叩头，更多的是出于卑怯而非其他什么动机。”
在英国人看来，鸦片几乎是中国腐败和灾难的象征。“水师官兵们和每一位海关雇员通过鸦片交易所赚到的钱远比制止走私多得多。实际上，那些缉私船所夹带的鸦片不会少于那些专门走私鸦片的船。……鸦片禁令对于阻止鸦片贸易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鸦片继续在全国各地公开销售，大清帝国内每一个城市的鸦片馆数量就像英国的豪华小酒馆那么多。……中国人是如此沉湎于鸦片瘾，以至于他们会不惜一切手段来得到这些毒品。”
在对待鸦片的态度上，英国人充满矛盾和纠结。一方面，“英国人不太理解的鸦片贸易也许能够成为上帝所想要把福音送到中国，并且改变这个国家黑暗状况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鸦片贸易带给他们深深的罪恶感。“假如在一千乃至一万个人中有那么一个鸦片鬼的话，我们便不会羡慕靠鸦片贸易得来的财富。我们不禁将其视为英属东印度政府名誉上的一个污点，因为后者主要是靠种植和贩卖鸦片来获得其岁入的。每一个对于别人怀有善良意愿的人都必须衷心祈愿，以禁止这种给无数中国家庭带来贫穷和死亡的鸦片贸易。”
四
很明显，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报道更多，也更详细。“英国水兵们从天亮以来一直在烧杀劫掠，满载着抢来的财物欢天喜地地归来，……在一个乐呵呵的水兵皮带上晃荡着两只活鸡，另一个更为幸运的家伙扛着一头肥猪。每个人背上都绑着席子。有的提着灯笼，有的抱着菩萨。”“文明”的英国人显然无法理解中国人“无所不用其极”的战争法则，他们认为两广总督叶名琛极其“残暴”，“太平天国叛乱的六个月之内，他光在广州城内就处决了十几万人。我们为他对文明战争仍然一无所知而感到惊诧。”
“我们是在跟海盗和野蛮行为开战，……摆在我面前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在那位可怜的法国传教士马神甫于广西境内被谋杀之后，那些冷酷无情的杀人犯们仍感到不满足，他们挖出了他的心脏，并且把它吃下去了。……而正是这些人称我们为‘蛮夷’”。在战争情况下，连普通的英国商船和英国平民也不能幸免。英国大鳍蓟号邮船多次遭到袭击，飞马号客船遭到清军水师伏击，“这就是中国人所谓的勇气：拥有整整8000多人的一个兵船舰队大动干戈地追逐一条可怜的小客轮，后者只装载了八九名旅客，然而他们每个人的头颅都值100两银子。”“中国皇帝为每一个‘蛮夷’的头颅都提供了100两白银的悬赏，而中国有成千上万的人会为了50两就不惜犯下最血腥的罪行。”应当承认，这些新闻作为史料似乎并不多见。
中国的孔圣人说过：“邦无道，天下共伐。有道伐无道，解民于倒悬，天地经义。”战争的实质其实是政治的较量。仅从这些战地报道来说，英国坚信自己占有道义优势。“联军并非是在向中国人开战，而是针对叶名琛及其官吏的，许多老百姓也希望能除掉那些骑在他们头上的暴虐贪官。”英法联军在中国招募了大量的“军事辎重队”，“他们全是中国人，身穿黑衣，并在肩上斜挎着一根白布带，上面用中英文写着他们的番号。……他们对我们的忠诚是来自于他们对清朝官员的恐惧。”
“圆明园的焚毁对于清王朝来说肯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打破了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以一种粗暴的方式驱散了人们心目中总是环绕在皇帝头上的那个光环。”经历过大宪章和光荣革命洗礼的英国人，本能地对专制王权不信任和鄙视，但同时又对普通民众充满同情和关怀。“我发现中国人非常聪明，他们有惊人的天赋，和我以前听说的完全不同。我和他们相处得很好。孩子们长着你所能想象的最明亮的眼睛，非但不丑陋，还可称得上是最赏心悦目的小家伙。”“在大连湾，我们这些不速之客受到了村民礼貌的接待。我们表示需要鸡肉和鸡蛋，便很快就看到小男孩们在追逐咯咯大叫的鸡，大人们消失了一会儿之后就带着很好的鸡蛋返回来了。……他们举止很得体，我们向他们付款，把钱放到褡裢里，但是他们不肯接受任何额外报酬，也不准备把他们的鸡带回去，而是使劲要我们接受，还把它们放到我们的船上。”
五
对于“洪杨之乱”或者“天平天国”，英国人称之为“革命”。1857年正值清朝咸丰七年，在3月14日的报纸上，极其悲观的英国人似乎提前预言了满清帝国的覆灭。“清朝政府并没有明显的希望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皇权。中华帝国必定会分崩离析。7年来已获得局部胜利的革命和无数小的起义，在有些省份里甚至导致了无政府状态、连年饥荒和商贸的凋零。某些地区的瘟疫和另一些地区的蝗灾——所有这些，再加上空虚的国库、游民、军饷不足和军官无能，等等，都必然会造成清朝的迅速瓦解，无论是否有外国人的侵略。”
100多年前的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达尔文时代，强人迭出，强权横行。面对灾难深重的中国，人们都盼望着一个上帝般的强人来做救世主。“这个拥有三亿人口的王国，当你知道了地下埋着的矿藏资源和这片富饶肥沃土地上的人口数量时，你不禁会问，究竟是什么阻碍了这个民族在人类事务中发挥重大的影响。它所缺乏的是一位天才，一个能够汲取这个民族力量和活力的真正伟人。这个国家的人口超过了整个欧洲，而且拥有长达三千多年的文明。假如能够涌现一位才智过人，具有钢铁意志的皇帝，一位决心立即与古代传统决裂，并引导人民跨入进步的西方文明的改革家，我们相信这个民族的振兴指日可待，而眼下似乎非常荒唐可笑的中华民族将会令人们刮目相看，甚至会令那些渴望劫掠这个亚洲古国的列强们忐忑不安。”
虽然对清政府充满厌恶和绝望，但对于中国的未来，《伦敦新闻画报》保留了无限的希望与憧憬。“人们完全可以预见，由于英国人不断侵袭闭关自守的中国领土，文明的浪潮将以不可抗拒的势头滚滚而来；无论是中国民众或是其统治者的努力，都无法阻挡对面的光芒以不断增强的辐射力照亮中华帝国最隐秘的中心。”
今天看来，《天津条约》第51条似乎是一个极其中国化的问题：“汉字‘夷’（蛮人）不得出现在任何中国官方发布的中文正式文件中，以用于称呼英国政府或者英国臣民。”通过这份报纸，我们还可以知道最早的外国大使馆，其实并不叫“大使馆”。英国公使馆被称为“大英国府”，同样，俄国公使馆称“大俄国府”，普鲁士公使馆称“大普国府”，而美国公使馆则称“大美国府”。
六
满汉混杂的北京作为当时中国的权力中心，一直是英国记者停留最多的地方，他们从这里寄回了许多关于北京的风土人情的精彩绘画。“作为征服者，清朝皇帝们在北京和其他主要中国城市里都派驻了大量的鞑靼人口，后者组成了一支军队，以统治当地的汉人。……几乎京师所有的鞑靼人口都靠领取清廷的津贴生活。在京师没有工业和制造业。金钱和粮食不断地涌入京师，但是没有任何东西从京师输出。”
对于当时中国的《京报》，英国记者颇为留心。“《京报》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三亿六千万人口中几乎所有的报纸。《京报》只是宫廷内外供人传阅的小报，其内容只包括政府的告示和法令。……由于缺乏一家有效率的报社，使得中国人甚至对于在自己国家发生的事也一无所知。中国南方的叛乱已经持续多年了，但在北京没有人知道有关叛乱的任何消息。然而这儿有许多人会阅读和书写，所以中国有朝一日将会成为报纸的一个巨大市场。”
19世纪的英国已经基本实现了现代法治文明，相比之下，中国还在权力为所欲为的法家时代。“大清律法长达1557个条款，以野蛮著称。总的来说，中国的刑罚极为残酷，并且与相应的罪行根本就不成比例。……天朝当局竟会出于‘仁慈’的考虑，将犯人的孩子带来看他们已故父亲被砍下来的头颅，以让他们在伦理道德上吸取教训。”
从西方的记忆中，可以打捞起许多陌生的历史。如果仔细看，就会发现在这次中西文明大碰撞中，有数不清的敌意和误解，但也有很多善意和交流。1841年，中国人在最早见到英国轮船时，曾经很不客气地给它起绰号为“火妖怪”。1951年，英国创办首届世界博览会，中国主题的“唐人馆”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十多年后，斌春的出访在欧洲刮起了一场“中国旋风”。
1866年3月7日，斌椿一行从北京出发，先后游历了法国、英国、荷兰、丹麦、瑞典、芬兰、俄罗斯、德国、比利时等11个国家，历时4个多月。“中华使臣，从未有至外国者，此次奉命游历，始知海外有如此盛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专门为这个中国来访者举办了一场宫廷舞会。斌春感慨万千：“得见伦敦屋宇器具，制造精巧，甚于中国。至一切政事，好处颇多。且蒙君主优待，得以浏览胜景，实为感幸。”在伦敦照相馆，他留下了生平第一张照片。他的照片立刻成为伦敦最抢手的纪念品，他本人也成为记者追逐的国际名人。很长时间里，关于他的行踪报道占据着各大报刊的显要位置。
在1866年6月23日的《伦敦新闻画报》上，除过关于斌春的新闻报道，还有一段温暖感人的记者评论。很多年后，当年的新闻已经成为尘封的历史；翻看这些旧新闻，如同一趟穿越时空的旅行。今天的我们看着这些曾经的话语，或许会像斌春一样，感慨世界的奇妙。
“我们有理由为他的这次旅行不但向中国，而且向整个欧洲表示祝贺。它具有无比深远的意义，因为我们可以视其为中国的一个承诺，即它将冲破过去闭关自守的政策。中国人逐渐形成的妄自尊大以及他们对西方民族的无知和恐惧都将慢慢地被消除，最终必将创造一个人们诚实、聪明、耐心和勤劳，自然资源丰富的强盛中华帝国。它将在我们这个时代自立于世界之林，并且分享兄弟国家的进步。”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三册）》读后感(四)：《伦敦新闻画报》上的中国

1、《伦敦新闻画报》上的中国
    英国人赫伯特•英格拉姆在担任报刊经销商的时候，发现每当这些刊物登载版画插图时，销量都会大增。于是他在移居伦敦后创办了《伦敦新闻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它成了世界上第一份成功地以主打图片来报道新闻的周刊，创刊号就卖出了26,000份，二十年后这个数字达到了惊人的300,000份。三十年后，这份画刊特派中国的记者来到了上海，惊讶地发现，甚至连漂在黄浦江上的那些小舢板内部都贴满了从画报上剪下来的图片（《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下册，第605页）。
    1842年，是《伦敦新闻画报》的出生年份。
    1842年，在中国和英国发生了什么？
    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无法绕开的敏感年份。断断续续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终于以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告终。它的意义早已被钉上了历史课本的耻辱柱。
英国人则称其为第一次英中战争或通商战争。它以军事上的胜利为英国赢得了所期盼的商业利益，打开了对华自由贸易的大门。但这场令中国丧失了多项主权的战争对于英国普通民众造成的影响，也许尚不及第二次宪章运动。
    同年，魏源完成了《海国图志》50卷的撰写。
    中国开始看世界，世界也开始看中国。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各种层面的激烈碰撞与交集由此撕开了中国一系列危机、改革、革命轮番上演的序幕。正如《伦敦新闻画报》其中一篇花了相当长篇幅详尽描叙1843年英方在香港迎接中国钦差大臣耆英、双方设盛宴款待的报道在结尾处写的那样：“耆英的香港之行就这样结束了。它可以被视为是中国跟世界其他国家进行自由交往所迈出的第一步。中国闭关锁国，与世隔绝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上册，第60页）
    1842至1856年间，《伦敦新闻画报》关于中国的报道显得零星模糊，虽然英国已经通过武力打开了大清帝国的大门，但关于中国的第一手资料仍十分稀少，得到的消息仍近似于道听途说甚至臆想。从报道资料中不难看出，人们对于那个遥远帝国的认知，多数还是来自于漂洋过海来展览的物品（《海德公园角的“万唐人物馆”》）、远道而来的清朝人（《中国的大使》、《中国青年》、《伦敦首届世界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中国官员》、《到奥斯本宫做客的中国家庭》）、抵达英国的战争赔款（《中国人的贡金》）、停靠在英国港口的中国船只等等。而这一阶段的报道多少透露出几分猎奇的色彩。他们像打量外星人一样，打量来自陌生的东方帝国的一切人与物品，从举止优雅的钦差大臣到裹着小脚行动不便的妇人，一举一动都令他们感到新奇，并多方揣测。
    1857年春，《伦敦新闻画报》派往中国的首位记者兼画家沃格曼经过漫长的旅途到达中国，自此，这份刊物上的中国陡然变得立体和丰富了许多倍。这个时候，恰值第二次鸦片战争硝烟未散。
    一个半世纪以前，大部分西方人藉由这些纸片上的图文片段来了解古旧遥远的中国，以及世界各地的其他大小事件。一个半世纪之后，沈弘教授埋首欧美图书馆的浩繁卷帙，如镂尘吹影般细细拼起在宏大历史叙述中难觅其踪的碎片。这些看上去如从故纸堆里聚起的指间流沙般的零星记载，经过十年的采集、整理、汇编、翻译，终于集腋成裘地成为了现在略显厚重的三大本，以及之后将会面世的更多本。
    相对于空间的距离，时间才是最大的鸿沟。不论是在驴背上旅行的徐霞客时代，还是高铁飞机满世界跑的地球村时代，只要你想，就可以生活在别处，见识他乡的风景与人情。然而，没有一种方式，能让我们身临过去，哪怕回到前一秒。于是，历史成为了一个比另一个星球更难抵达的地方。我们可以吃着炸鸡看地球背面的新闻、翻墙去FB，但无法翻过时光的高墙去看清楚渐行渐远的旧时代，尤其是对于影像纪录工具尚未普及的年代。
    对于百年前那段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屈辱”历史，我们向来了如指掌，铭刻于心。直到今天，这种意识形态化的历史观仍是激发爱国热情、唤醒民族认同感的有效武器。然而我们背了那么多年历史，会不会意识到，历史在“XX年大事记“和多少条”历史意义“之外，是否还有别的更真实的细节，比如，当时的个体生命如何经历与感知当时的社会，就如同今天的人们是如何存在于当下的时空？
换个角度，“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事实真相只有亲历者才知道”。还有什么比当时的“胜利者”和亲历者，同时又是中国社会的旁观者，能给我们以更接近事实的历史？
2、探索世界的背面
    在这套书的最前面，我们将创办人以及几位赴华记者的画像做成了拉页，以示对这些不辞万里前来报道中国的记者的敬意。
    从1857年至1901年，《伦敦新闻画报》曾经向中国派遣了至少六位有案可查的特约画家兼记者：沃格曼、辛普森、普莱斯、伍德维尔、普莱尔、肖恩伯格。他们简直跑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观察和报道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历史和现状，寄回了上千张关于中国的速写和几十万字的文字报道。
    1292年马可•波罗结束了17年的中国行回到威尼斯，之后的五百年间，来中国的西方人不过是零散使团、商人和传教士。然而西方对中国的兴趣在利益驱动下有增无减。19世纪早期，中国政府严禁外国人进入内地，大部分外国人仅能够到达香港、澳门等地。《南京条约》《天津条约》之后，经商、居留权开放，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被允许进驻通商口岸，进而前往大陆腹地游历。
    《伦敦新闻画报》特派记者们正属于最早一批在中国自由游历的外国人。比起后来毁誉参半的冒险家伯希和、斯坦因们，他们更像一群旅行者和发现者。香港、广州、厦门、宁波、苏州、奉化、南京、北京，皇帝、大使、总督、士兵、采茶女、小商贩、剃头匠、瘾君子，战船、炮台、火器、城墙、赛马场、琉璃厂、剧院、码头，大事件如两次鸦片战争、额尔金在英军护卫下通过安定门进入北京城、天津条约签订、太平天国之乱、同治皇帝大婚，小到中国妇女的发型、白河上溜冰的小孩、北京国子监参加科举考试的贡生、街头练箭的旗人……这些记者兼画家们描出了一幅19世纪中晚期的中国全景式纪实长卷。
    他们的文字和速写有时像旅行日志，有时像战地日记，甚至可以当做寄回英国的家书来看，当然它们都散发着浓厚的纪实报道风格。他们会比较皇帝与平民婚礼的异同之处，会借做圣诞节布丁一事思考生活里的哲学；会带着批判的眼光报道鸦片贸易的罪恶，其中好几篇文章详细描述了鸦片如何摧毁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及其家庭。
    对于战争的报道多数显得格外详尽，人数、时间、战船的型号都一一记载，同时背负着反思与批判：
    假如有任何人到英军驻地周围由中国人居住的街道或院落去转一下的话，他们难道会不认为那儿也遭到了劫掠了吗？每一座房屋都已经被英军士兵、水兵或海军陆战队队员闯进来，并翻箱倒柜地搜刮过一遍了。就连外国侨民也未能幸免。那些人并不满足于光是找点酒喝，就连那些书桌和抽屉也都被他们撬开。难道我们的士兵们不比那些中国人更像是海盗吗？因为他们走到那儿，就抢到那儿；仅仅是因为军官们的疏忽，就变得无法无天，比在中国司空见怪的劫掠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上册，第155页）
    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确做到了“真实地再现‘自然’”（中册，第380页）。北京的天坛、圆明园、孔庙、国子监、公主府，京郊的长城，三峡、扬子江、珠江……跋山涉水的游历让他们见识到从南到北生动各异的风俗人情，与各个阶层的迥异生活。
    更何况那些山野村夫、街头艺人、舟上渔娘，向来就不是正史需要或说容纳得了的叙事对象。而从他国远道而来的记者们不肯放过每个细节，所见皆是新奇的趣闻异景，遂一一记录，绘成图画，形诸笔端。在国人眼里早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日常情景，便这般跃然纸上，成为彼时的“他们”和现在的“我们”眼中的独特风景。
    如果不向旧纸堆里慧眼辨寻，很难料到在《伦敦新闻画报》里，会隐藏有那么多接地气的文字和充满市井气息的速写。
    这些，毫无疑问是报道中最能吸引我的部分，也是让编校工作显得不那么枯燥的增味剂。后来在与沈弘老师一边翻书稿一边面对面交谈时，他也特意如数家珍地将多处生动的记载一一点出，比如令他觉得最为趣味盎然的是一则关于“纽扣”的小事：
    洗衣服
    刚来到中国的欧洲人会惊诧地发现自己衬衫上的纽扣常常莫名其妙地不翼而飞。然而，假如他天生就有去溪边散步的好奇心，这个谜题就不难迎刃而解。因为他会看见一群年轻的姑娘把衣服放在石头上拼命摔打，似乎想把每根纤维都砸个粉碎。见证过这样野蛮的洗衣过程之后，他就不再会为自己衬衫上的纽扣在洗衣之后神秘消失而感到奇怪，而只会担心衬衫是否能够完整无缺地送回来了。因为谁见了这场面都会感到震惊，害怕那些衣服会被撕成碎片。我画速写的这个地方风景很美：这条溪沟里到处都是岩石和鹅卵石，一群小姑娘就在这些石头上搓衣服，擦肥皂，冲水，以及往石头上用力甩衣服。我还可以告诉你们，只要她们不是在洗你们的衣服，这种景色还是相当赏心悦目的。中国的男人也洗衣服，但是在我画速写的那天，却一个男人也没有见到。
（中册，第382页）
 
    我想，再没有比下面这段话更能准确表达他们力求客观的观察态度了：
    我们那位积极和警觉的特派画家目前正在中国，以一种真正超越民族偏见的精神，细心地观察着在那儿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无论是大事或小事，重要或琐碎，只要跟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有关，跟全球人类的各种习俗、思想和时尚有关，因为他已经采访过许多国家和民族。……（下册，第590页）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三册）》读后感(五)：《伦敦新闻画报》太难收集了

《伦敦新闻画报》是世界上最好的新闻报纸之一，时间基本涵盖了整个维多利亚时期，其中的大型插图和素描非常出色，到了后期还有很多珍贵的历史照片，收集起来非常困难。也就是作者才有机会看过这么多年连续的期刊，十分羡慕。不过作为补充，还有一个在十九世纪中后期发行的刊物曾经与
《伦敦新闻画报》齐名，这个更难收集，本人也只收集到了其中三年的合订本，要是收集全了估计也可以出本书了。哈哈！原版画报截图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三册）》读后感(六)：西方人的晚清游记

这本书严格来说不能称之为书，是一本晚清的新闻合集。
沈弘教授在英国访学期间发现了数百卷保存完好含有大量与中国相关老图片的 《伦敦新闻画报 》 。出于学者的敏感直觉 ，他立刻意识到这些画报的文献价值 ，耗时十年 ，将与中国相关的文字和图片翻译集结成册出版 。
本书最大的有趣之处在于它极强的现场感。新闻报道配上精美的图片，及其的直观和生动。书中大量描绘了晚清的风俗礼仪，大到军事战争，条约签订，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出嫁，庆祝春节，甚至理发，洗衣服，床的样式都有详细的描述。
我看到原来在西方人眼中，那时候的中国人民既保守愚昧，却又异常的勤劳，坚韧，任劳任怨和特别善于学习模仿。他们甚至担心中国会迅速崛起，在国际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
我看到他们非常渴望了解中国，和中国开展生意往来。在鸦片战争结束后的8年，耆英号，一艘中国的高等级兵船造访伦敦，让西方异常惊叹，女王还亲自登船参观，无不赞叹中国的模仿学习能力之强大。两次鸦片战争发动的原因都是中国政府禁止和英国的贸易，不守信用，不讲契约精神造成的。中国人民其实在民间贸易往来非常频繁，中国百姓也非常渴望和洋人做生意。
我还看到他们的矛盾心态。一方面为他们的杀戮侵略，火烧圆明园找借口，说是正当报复，一方面又为亲眼所见鸦片对中国人的毒害而感到羞愧。
有血有肉，现场感极强的好书。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三册）》读后感(七)：回味历史

打开图书，图文并茂的模式让读者很是兴奋。历史类图书，如果单纯只有文字描述，很难让你去回味当时的历史。而此书引入的图片，尤其那些精彩的图片（铜版画），却让你穿越时空，重新回到那个年代，有种身临其境之感。
这是一部值得多次翻阅的图书，图中那些珍贵的、纪实的速写和绘画，能让读者产生反复阅读的兴趣。只是在首次阅读时，或许会有种无奈：当时腐败的大清，竟然没有力量去抗衡侵略者、反击侵略者。每当看到有战斗的画面，就能看到强烈的对比：侵略者很少的伤亡和清朝大量的伤亡，同样还伴随着阵地的沦落。是技术不如人呢？落后就会被挨打！
大清具有有那么多的炮台，那么多黄铜制作的大炮，吨位很重，还有那么多的官兵，为何就是打不过入侵者呢？老百姓反而还在为侵略者出劳力，为侵略者呐喊，帮助侵略者打清兵，唉。看得让人心酸，心里很难受哦。
图和文字相比，更喜欢看图，只有当对图片的背景不甚了解时，才会去考虑阅读文字信息。好厚的一套图书，阅读中常遇到有价值的图片资料，便找来纸条插入书中做个标记。
书中有那么多的图片，让读者能重新认识侵略战争是如何进行的？旧香港是如何慢慢发展的？中国的船只和国外的船只的性能如何且差距有多大？当时的百姓和官兵的打扮？鸦片鬼是如何坠落的？还有那场1872年同治皇帝载淳大婚的秘密，真的是很长见识的好书。
建议下：如果三册的图书封面各不相同，是不是会有更美妙的效果呢？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三册）》读后感(八)：西方视角中的晚清影像

书的印刷和纸质非常好，有收藏价值。
西方视角中的晚清影像
林颐
在大众传播领域，图像的重要性早已得到广泛认知。相对于抽象的文字，图像显得更直观、更易吸引读者。创始于1842年的英国《伦敦新闻画报》，是世界上第一份以图画为内容主题的周刊。
2003年，当代学者、浙江大学教授沈弘在英国访学期间，注意到了《伦敦新闻画报》，特别是其中关于中国的图片和文字资料的文献价值。从2003年开始，经过多年的努力，沈弘终于编辑出版了《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1842-1873》一书，让读者得以窥见一个多世纪之前西方视角中的晚清影像。
书很厚重，三大卷，承载着那个时空里厚重的中国历史。作为权威的新闻媒体，《伦敦新闻画报》首先强调真实性和客观性。《画报》在创立之初，就对当时的中华帝国表示了密切的关注，派驻了大量的画家兼记者，以现场目击的第一手图画和文字，向英国及时发回了上千张关于中国的速写和几十万的文字报道。如今，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三本厚厚的大书，以它具有的高度写实性，栩栩如生地还原了当时的“现场”。
作为新闻周刊，《伦敦新闻画报》的重心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大事件的权威报道，二是社会民生的记录。
记者们不仅关注宏大的叙事，更有研究价值的是细节部分的报道。关于《中式床架》、《中国家庭》《中国丝绸文化》《中国的茶叶》《妇女发型》等报道，图文兼备、内容详细，囊括了当时中国社会全景的各个侧面。1858年10月2日刊的《中英天津条约的签订仪式》，具有欧洲历史画的典型特征，场面恢弘，人物众多，同时又不可忽视大场面中的小细节描绘，中、英双方官员的表情在画面中有着明显的不同。1858年12月28日刊的《鸦片鬼的堕落》，六幅图画，大量文字，分步骤分条目，叙述鸦片的制作、吸取、变卖财产、身染疾病、最后死亡，整个过程非常完整，报道最后一句说“每一个对于别人怀有善良意愿的人都必须衷心祈愿，以禁止这种给无数中国家庭带来贫穷和死亡的鸦片贸易。”这也侧面反映了当时英国对于英中鸦片贸易的不同呼声。
该书选取的版画插图，除了少量因为现场速写要求显得略微粗糙，大部分版画并不仅仅是新闻图片，还有着不错的艺术价值。比如，《澳门总督被刺》，四个中国平民手持尖刀团团围住总督，马匹仰首嘶鸣，总督满脸惊恐，其余几个持刀疾奔向总督的随从，随从张皇失措。整个画面氛围的渲染，人物表情的生动细致，让人感染到现场的惊险紧张。《采茶女》，采茶女站在茶株间，手捻细枝，面容温婉，则展示了清末民间女子的风情。《洗衣方式》，一群妇女在山涧洗衣，或站或蹲，或搓或甩，整个画面用笔流畅，人物神态如同日常。这些图画即使脱离开它的新闻背景，它们也不啻于杰出的铜版画艺术作品。
这些内容繁杂、包罗万象的插画，配上记者的文字叙述，漂洋过海，不远万里，为大洋彼岸19世纪的英国人，传达了来自古老神秘的东方国度的各种信息。现在，当我饶有兴趣地翻阅《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这部取材于《伦敦新闻画报》的大书，我的心中不禁涌起无限感慨，我似乎穿越了时光隧道，那一段历史离我们如此之近。
已发表《文汇读书周报》等报刊，欢迎约稿。主要方向是历史、人文、社科、教育类书评。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三册）》读后感(九)：三叹

这套书是当时给英国人看的新闻，时空转换，到现在，我们自然是当做历史来看了。
第一叹，画作精美。那时候，记者还不能拿着相机随心所欲地拍，所有的场景需要画下来。因此，就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张张精细的画作，与中国的写意不同，这些画都是精确的记录，否则也达不到再现的效果。
第二叹，历史的研究。读到这套书的人，都会有新奇之感吧，因为其中的内容及观点，与我们“固有”的实在相差太远，这才是真正的“历史三调”。图画加上叙事的西方视角，带给我们的是一种穿越时空的奇妙之旅。
第三叹，中西差异。中西方的差异，科技自然不必说，这时候的中国已落后太多。但看中西方对“新奇”的态度，西方发现“新奇”，积极接触、了解、总结规律；清政府则是不论黑白一概斥之，民间的表现则更是极端。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曾说，当时清政府并没有了解“国际法”的人，这导致在很多外交问题上，清政府都进退失据，总是显得很被动。这种缺憾在今天仍然值得世人深思。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三册）》读后感(十)：在西方发现历史

中国文明原本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不会排外。因为中国文明如果具有排外的因子，那么所谓的中国文明至今应该还在黄河中下游某一个地方徘徊。从历史主义观点看，中国文明具有不可思议的包容性，一切异质文明因子都会被中国文明接纳、重组与吸收，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渐渐成为不可须臾再离开的组成部分。这就是中国文明的固有本性。
但是到了近代，中国问题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文明曾经在历史上包容、吸纳了本土的异质文明因子，比如周边族群的“胡文明因素”，也曾接纳域外文明印度佛教。更厉害的是，经过八百年磨合，到了唐末宋初，原本纯粹的印度佛教文明，竟然完成了“中国化”改造，竟然衍生出一个“中国佛教”，竟然有一个与印度佛教关联并不太大的禅宗。凡此，都是中国文明的奇迹，也是中国文明不会排外的证明。
中国文明排外还是后来的事情，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完全不同的西方文明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中国文明也没有排斥西方文明。假如我们回望过去两千年中国与西方的接触，可以看到中西之间的交往，可能远大于我们后来的想象。秦汉帝国已经与西方往来，后来的丝绸之路实际上已经到了纯粹西方的边缘地带。至于元朝，尽管与唐朝一样，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中原王朝，但在中国的历史序列中，我们并不会排斥元朝，甚至以为元朝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元朝的征战固然给东西方带来一些灾难，但中西文明在那个时代确实出现过一次为时不短的正面接触。
那么，中国文明究竟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让我们面对西方的时候有一种被欺凌受伤害的感觉呢？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课题。大致上说，应该归咎于满族人的统治。满族人入主中原的时候，毕竟面临着汉化、西化双重压力，满汉之间的心里纠结几乎始终困扰着满汉这两个大的族群。清朝在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内部原因而没有延续明朝中晚期与西方文明坦然交往的历史。
而清朝的早中期，也就是17世纪、18世纪的时候，正是人类历史发生突飞猛进变化的时期，中国在满族人的统治下闭关锁国断断续续不过一百多年，当中国再度面对西方的时候，此时的西方已经不是原来的西方了，中国与西方从原来的异质文明变成了两个时代的文明。中国文明还是一个纯正的农业文明形态，而西方文明已经在这两个世纪变成了工业的、商业的，也即近代的文明。
两个时代的异质文明并不构成交往的滞碍，中国如果在那个时候——准确地说在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时候——打开国门，开放市场，中国肯定会经过一场阵痛，但中国必然会在农业文明基础上增加一个工业的、商业的文明，一定能够像几百年前接纳印度佛教文明一样，重建一个新的文明形态。
然而，历史没有办法复盘。聪明绝顶的乾隆大帝就是不愿接纳西方，不同意与西方——其实那时也就是英国——构建一个与“朝贡贸易体制”不一样的近代国家关系，不同意让“红毛番”进驻北京，不愿意与西洋人同城。
乾隆大帝的失误不是使中国继续自外于世界多少年，而是使中国问题越到后来越复杂。中西之间不能构建和平的近代国家关系并不意味着中国重回铜墙铁壁的桃花源，中国事实上始终就没有完全中止与西方的贸易交往，一口通商始终存在，非法的贸易更是朝野通知，甚至自得其乐，自以为聪明。
非法贸易让中国错过了和平转型的机会，中国没有办法接续明代中晚期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走上一个新的时代，更没有办法完成产业转型、市场开发，没有办法打破“四民社会”，重组社会结构。
中国在被动中日趋被动，特别是贸易失衡之后的鸦片贸易，不仅将人工营造的“康乾盛世”打回原形，而且使中国人在那个时候渐渐有了一种被欺凌的感受。如果我们仔细体会林则徐1839年的言论，就应该承认林则徐的广东之行并不是鲁莽，也不是不懂贸易规则，不懂世界，而是一种忍无可忍的抗争。
林则徐的广东之行如果以胜利结束，相信中国或许能够从头开始，接纳西方，重构中西关系。或者，林则徐如果能像蒋廷黻的另外一种设想，彻底被打败，一败涂地，中国在那个时候或许就会猛醒，就会变革，就像二十年之后中国所走的路。无奈，中国在经历了两年断断续续的战争后，签署了一个《南京条约》，五口通商，中国又回到宁静的农业文明形态中去了。
到了1860年，中国再一次被英法打败，中国与英法美俄等大国相继签署了《北京条约》，中国终于醒悟，终于迈出了走上世界的步伐。
中国人的活力，中国文明的接纳力量，都是不可思议的强大，短短几十年时间，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如果从1911年回望1860年，中国的变化就是不可思议，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政治架构，中国人还是中国人，但中国的天，中国的地，都与几十年前完全不同了。中国从传统走到了现代，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已经接纳了一个工业的、商业的文明，一个全新的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那时的中国人终于实现了世界各族以平等身份待我的梦想。
直至此时，中国人的历史叙事还没有那么多的抱怨，没有怨妇式的唠叨，即便再过十几年，到了五四前后，我们去读陈独秀、胡适、梁漱溟左中右各派学者的论述，他们在回望过去几十年、几百年的历史时并没有抱怨西方，并不认为外部因素阻碍了中国的进步。
然而不幸的是，20世纪全球范围的民族主义思潮在那个时代深刻影响了中国，此后的中国渐渐地改变了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叙述。被侵略、被欺凌的话语渐渐成为近代中国叙事的主流，中国人的心理渐渐被蒙上了一道从来没有过的阴影。
中国文明是一个包容的体系，一百多年的历史再一次证明中国文明的大度。近代中国的历史叙事不应该让历史虚无主义继续笼罩，我们应该更多地参照近代西方的历史叙事，重构或者说修正、补充我们过往的历史叙事。
正是在这种心情支配下，我饶有兴趣地翻阅了这部《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这部取材于《伦敦新闻画报》的大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不一样的观察视角，提供了中国留存文献中漏记误记的内容，使我们知道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还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故事，还可以这样去论述去讨论。
二十多年前，近代中国史学界受益于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打破了“欧洲中心论”、“冲击—反应”、“传统—现代”模式，开始从中国自身寻找历史发展的因素。今天，我们应该注意“在西方发现历史”，应该从西方的记录中寻找近代中国发展变化的另一种记录。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竭诚向各位推荐沈弘先生用数年时间精心编译的这部巨著。
马勇，2013年11月16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