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的读后感10篇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由[美] 黄仁宇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平装16开图书，本书定价：36.00元，页数：26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一)：当时只道是寻常

对于所有买书如山倒看书如抽丝的人来说，他的书柜上应该有一半以上是连他自己都不知什么时候买来的而后又从来没翻过的。当然也有部分人士会在每本自己买的书上写清什么时候，在那里买的，或者会把买书的清单加在书里。《万历十五年》这书我是很早就听说过，手上这本也是很早就买了，早到我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在哪买的。直到前不久公司里一位小姑娘要离职，临走之前送了我本书，《万历十五年增订版》我才想起来，丫，这书我有哎，还没看呢!然后慌慌张张翻出来把它硬塞进近期的阅读计划里。
当时只道是寻常，原本以为这句话只是用于个人小资情调的靡靡诗句。没想到其实正经用起来，对于一个王朝兴衰都是合适的。虽然说我上学时历史成绩和自己其他科目比起来成绩还算不错，不过我并没有太过喜欢历史。早先是觉得一群死翘翘的人干过什么事情，和我有什么关系，后来听了一个说法“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之后对历史的性趣自然也只停留在拉屎的时候偶而那一本以利通便而已。
关于明朝，说句惭愧的话，如果不是因为这本书是写的万历年间的事情，我对它的理解最多也只是停留在万历是明朝的一个皇帝，明朝有段时间是万历年间而已。至于戚继光，李贽，海瑞，张居正这些人在看这本书之前也只是知道他们都是明朝的，但不知他们其实是一个时代的人物。更不清楚，其实中国古代对于社会机制的设计已经十分成熟，成熟到，就算皇帝徒有其名，不做任何动作。下面的文官机制也能基本上照常运行，它已经将自身内部的人训练成了它自己的齿轮，不会因为某一个人或者某几个人的不合作就乱了套，哪怕这个制度是封建皇帝制。
在这个一切照常运转的皇朝之外，西边欧洲的一切基本都在被翻新，东边日本战国时代进入尾声，德川幕府开始。北边的努尔哈赤带着自己的女真同胞攻城略地。
地球之外的太阳还在照常升起，只是每天都有一点不一样罢了！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二)：24岁的万历，24岁的我

题记——“是故，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资治通鉴》 我喜欢历史，看那些朝代兴衰的故事。我喜欢读故事，而历史便是最精彩的故事。“万历”，这个词语看着眼熟，但不知大家对这个人是否熟悉。有人知道他是位明朝皇帝，也有人会立刻想到《万历十五年》，但应该很少有人会真正好奇万历的内心世界吧。说来也奇怪，纵使跨越400多年我却仍然能够生出“万历”一般的同理心。 我经常会有这样一种想法，尤其是刚刚读过一段历史故事之后，这种感觉尤为明显。走在大街上，你会突然感觉自己同古人有了某种联系。虽没有穿越那么夸张，不过会有一种平行时空般的玄妙。可惜在东北这片黑土地上，历史的名人踏足的并不多，不然我的那种“念天地之悠悠”的感觉应该会更加强烈吧。 之前去北京的时候，作为八达岭长城途径的一站，顺便去了一趟定陵。结果，在那之后八达岭便沦为这次旅行的小配角。倒不是说定陵有多宏伟，只是和阳光曝晒下人头攒动的万里长城比起来，定陵真的是一个清幽凉爽的好去处。我记得陵寝中间摆放了万历和孝端孝靖皇后的三口棺椁，但那时我还不知道他们王后间那些悲剧的故事。而关于更为悲剧的定陵发掘的相关事件，那时的我自然也是并不知晓，只是隐约记得“开馆后那原本金灿灿的稻米立刻被氧化成了碳黑色”这众多国民愚昧故事中的一则。 以上这些我和万历之间的联系，还都是通过“历史”这一媒介。他对于我来讲不过是教科书上的一句话，甚至都无法进入“必考题”。再之后，稍微了解了一些历史，对他却尽是鄙视。一个“争国本”（立太子）的事情闹得朝堂上下不得安宁，终使整个国家陷入瘫痪，大明帝国日薄西山。 ———————— 但是最近重读《万历十五年》，我对他的印象却有了很大改观。倒不是说“黑转粉”“黑转路”那样的改观。而是我发现了观察“万历”（朱翊钧）这个人的一个全新视角。 做为一个被贴上“文青”标签的人，我的朋友圈自然有很多“文青”。别人对“文青”的定义如何，我不关心。但我对“文青”的定义便仅只一个字，那便是“丧”。我们看到了很多社会的不合理，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的不合理，民族的不合理。我们不满足于现实，却又无力改变现实，进而渐渐变得越来越“丧”。我想这“丧”的心态可能就是儒家或者道家的初级阶段吧。我们的阅历不足以支撑我们拥有“知天命”的气魄，而我们的狭隘又让我们在“无为”面前摇摆不定，最终只能在“丧”的泥沼里苦苦挣扎。所以，回过头来一想，“万历”又何尝不是一个“丧”人。 历史的复杂，在于它“你方唱罢我登场”缭乱。而是历史又是简单的，是有规律可循的。万历的“丧”便在于他无法扭转这历史的规律。他虽是万民口中的“天子”，如信仰一般的存在。但事实上他也只不过是宇宙中一个身着袖龙黄袍的凡人，又如何能抵挡这历史的车轮。 明王朝发展到“万历”年间早已形成了一套以文官集团为主的完备但并不健康的运营机制。“皇帝”虽被奉为九五之尊，但若想真正享受那独裁者的特权却也是困难重重。古人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从这句话中我们就不难看出从儒家文化中洗练出来的士大夫们对于皇帝的态度。而保证我们这个帝国能够正常运转的关键，也并不是以皇帝为代表的封建体制，而是中华民族自农业文明开始兴起时便开始尊崇的“礼”。 想来也是荒诞，中华民族延续数千年的农业文明到其灭亡也没有形成真正的“法制”国家，而一直是一个非常“唯心”的“礼制”国家。大臣们在朝堂上奏本的时候也总要把政治问题转化成道德问题来陈述，这一切的一切都让人啼笑皆非。 早年的万历也是这“礼”的践行者之一，他尊崇恩师张居正的教导，要做一位贤德之君。并以张居正为人格偶像，学习他的正直与清廉，直到…。年轻的万历，就如我们每个年轻人一样，或者说如每一个中二少年一样，对这世界只存在一维的认知，非黑即白，一往无前。他也曾励精图治，事必躬亲。直到张居正去世，他才打开这世界的潘多拉魔盒，世人的阴阳两面顿时让他无法招架。从未在灰色地带行走过的万历，就如那初入世事的我们，被那些莫衷一是的说法搅得头昏脑涨，最终心中便只记下仇恨。他虽不显露，内心却已变得暴戾，他开始痛恨那些以张居正为代表的衣冠禽兽的士大夫们，开始厌恶那从小到大就被灌输的“礼”的思想，他的世界观开始崩塌。不幸的是，他的懦弱使得他的世界观无法重建。万历十五年，曾经年幼的万历当时已然24岁，就如一个羽翼已丰满的巨婴，开始用他那叛逆般的长达数十年的怠政来对抗这个世界。从此，明朝再没有了早朝，再没有官员升迁，地方水患，官员贪腐他也是不闻不问，这暗无天日的年代便是万历那“丧”的心魔的外化。 ———————— 历史的车轮滚动到今天，现时，一个坐在屋中一角拿着手机码字的年轻人试图体验万历的那种悲哀。我们又何尝不是生在时代的洪流中，“眼前的黑不是黑，眼前的白是什么白”被赋予了煽情旋律之外的更深层意义。历史的规律正在于它的循环往复，可能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会误以为人类社会变了，我们幸运的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然而真相是这样的么？最近刷屏朋友圈的许知远对马东的访谈里面，马东提到了一个对我很有启发的概念。那就是，这个世界一直都没有变，只是人类在遗忘中重建了这个世界。 我喜欢历史并不单单是因为我喜欢读故事，而是我想在历史之中找到一个历史合理性，一个人类的合理性。曾经困扰着万历的人性的“阴与阳”至今仍在困扰着一代代新的年轻人。仿佛这个世界充满了欺骗，从我们翻开教科书的那一刻开始，从领导讲话的那一刻开始，从张居正教导万历圣人之道的那一刻开始。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是每个人都向往的一种遗世独立的超然。然而，在这世上恐怕真正读懂人生的人都会“独怆然而涕下”吧。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五)：学术著作中的流行范本&皇帝这个牌位从哪里来

已经是第二次读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第一次，是在考取历史学研究生的时候，为了补充一下历史知识，借着口碑购买了一本，当时读着，觉得顺畅，不曾有什么深刻的理解，后来又读他的《赫逊河畔读中国历史》，感觉十分拗口，读了两遍，却连大意都不明。 网易的蜗牛读书，近期上了《万历十五年》，想想上次读它已经是四五年前了，以为过了这么些年，多少会有点新的什么收获吧，于是又重新打开它，而且还在蜗牛上第一次购买了一周的阅读时间。可惜的是，我读书比较慢，又没有传说中的那些前辈们如饥似渴读书的优秀品质，只好每天读一点，于是前后读了十天大概还不止。 惭愧的是，此次读完，我好像依然没有多少收获，感觉就像在开始有点渴的时候喝了一杯果汁，虽然果汁确实很好喝，但我其实并没有那么渴，于是这杯果汁喝了，没有解渴之后的酣畅感，但是不喝，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不适感。 但是还好，毕竟喝的是一杯果汁，而不是一杯毫无营养的纯净水。于是，除了温故，毕竟还是有一点浅薄之见的，或者一点不太懂的地方。 比如说，我已经知道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概念有几年了，知道他专门写了《中国大历史》这样一本通史，也知道他经常在不同的著作中提到大历史，以大历史为基本历史观来评判中国历史。但我并不十分清楚这个所谓的大，指的是什么角度，按照他的说法，我理解应该是历史时间上的拓展，应该以一种长时间的宏观眼光，甚至不吝以现代化的眼光来看，而实际上现代化的眼光我是看得到的，却并不总是能看到一种长时间轴上的眼光。 就比如这本《万历十五年》，对六位当时颇有影响力和成就的人进行了分析和论述，其中的人物关系、心理变化、前因后果，清晰明了，独到精辟的论述，让人读来十分爽快。但是，也毕竟是对一个人的政治生涯的评论，放在了明朝官场文人集团势力鼎盛的背景下，而看不出更多的“大”在何处。或者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考察方式，而不觉得有什么新鲜，毕竟黄老先生这本书写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已经是四十年前了。 但书中又说到，因为文人集团的道德势力已经根深蒂固，很难改变，所以当外界冲击来到，绝无抵御和改变的可能。不知道这段论述指的是当前的建州女真，还是二百五十年余后的“四方蛮夷”。当黄老先生说，我们应当把眼光倒推三五百年去看待一件事情，不知有没有关联。 书中黄老先生多次谈到道德的强势，法律系统的不健全，以及皇帝在这其中的角色，有时像是一块牌位。受此启发，我突然想到，皇帝这个职业，或许正是产生自法律的不健全。以今天法为正的眼光来看，因为社会的发展没有使之建立起一套全民认可、而又能强有力地保证实施的规则，那么必然就要有一种替代，方能把这个社会有条不紊地运行下去，这个替代便是帝王，有了帝王便有了规则，只不过这个规则有点任性。而后来，当凭借帝王一人之力（当然不全是帝王一人之力，但他是代表，权且这样说，但指的是帝王这一群统治贵族，或者说这样一套规则系统）不能应对全部的社会运行，于是就开始创就一套足以应付的规则新系统，就是法律了，有了法律，不需要皇帝了，那么他要么固执己见地被送上断头台或者被驱逐，要么识时务地让渡权力做一个纯纯地象征。 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道德的力量足够强大的明代，皇帝也无可奈何地近似成为一块牌位，就是因为有了一种可供施行的规则，并且能被最直接的执行者认可和使用。虽然这套规则并没有成为明文，也不算正式，但即便是法律这个东西，从根本上来说，也不过就是一张纸，有了背后的力量和人心的认可，才成为了势力。因此当文官心中的道德逐渐强大，便势不可挡，甚至大胆一点去想象，若不是明朝末年的败亡，按照这个趋势下去，皇帝终会成为一种现代化的象征性的职位，也未尝不可能，只是文官道德对整个国家的利益来说，并不十分友好，因此败亡也是必然。 那么，什么情形下，会让原本强有力的皇权，遽然失去权力，甚至不能保全一身呢？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看法，那就应当是生产工具的改进，促进经济的发展，上层建筑不能适应经济的进步，只能做出适应的改变。西方近代八百年来（英国大宪章应该也算一部分吧）的革命史，大概都是这样吧，那么明代的道德力量又是来自哪里，也是经济发展吗？ 想来想去大概还是经济利益吧，几百两银子的俸禄连肉都吃不起，经济来自其他途径，人人都想做官，做了官就有了利益，而确实是，整个文官系统占据了大量田产，大量经济利益，看看张居正就知道了，要想维护，皇帝一人的规则是不奏效的，只好寻找新的规则，而恰好孔老夫子的遗产可用。看看海瑞，他没有经济利益，所以全然不需要什么道德规范，再看看李贽，他没有直接的经济利益，但也需要别人的支援，所以，一半的他胡说八道，一半的他畏畏缩缩。 但实际上这些并不是最底层的经济变革，一切和老样子没有本质上的变化，因此明代的文官道德规则，并没有改变本质上的运行，一切大事还是需要皇帝的决断，皇帝一人的力量，虽然并不总是，但需要的时候依然可以做出改变。 其实对历史来说，最好的途径是去读最直接的史料，论述著作为辅才好，但史料不好读。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六)：不是书评的书评

皇帝只是个牌位
趁着国庆假期，趁着举国民众都在人山人海中翻云覆雨之际，独自留在家里，按照自己的想法去阅读、去健身，饿了就想吃，困了就去睡。当然，这大概也是没能周祥计划假期最好的借口罢了。上班的时候，阅读总是断断续续，不能一气呵成体验那种酣畅淋漓的快感，现在，我端坐在键盘前，胸前捧着的是尚有余热的《万历十五年》，花了将近一天的时间，将前期落下的三分之一左右的文字
因之我们的政事，注重体制的安定，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少数人，正是维持大局的办法。——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力，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
他们从大历史的眼光观察，应该在读我书时看出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有如今日美国的“潜水艇夹肉面包”（submarine sandwich），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是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其中三个基本的组织原则，此即尊卑男女老幼，没有一个涉及经济及法治和人权，也没有一个可以改造利用。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七)：顺潮者,可以行千里路,登万里云

曾经耐着极大的性子把明朝那些事一本一本的看完了,结果对历史一点也不敏感的我也只是记住了几个常见的历史名人和他们的一些故事

不久前突然兴起,想在复习考试之余看些杂书,权当放松罢了,于是又去图书馆借了这本已经有些泛黄的万历十五年.

整本书读完让我感触最多的有2点,一个是作者黄仁宇的大历史观的观点,另外就是书中对每一位人物的评价.

先说说大历史观吧,它聚焦的不是一个时代的贤愚得失,因为在这种观点看来,一个帝王能力是否出众,一位女子是否为红颜祸水并不会撼动历史发展的程序,我们应该拉开视野,去着眼注重群众运动对社会上的贡献,这样更有利于观察出我们古国社会的形态和构造.

接着是书中每个人物的描写,毫无疑问,如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海瑞等人,乃是一代英杰,但因为各自性格的差异,因为时代对各自的局限不同,导致了他们完全不一样的结局.万历变成了文官集团的傀儡,不断的遏制他的创造力,最后无心开朝,他是时代的牺牲品；张居正因为仅凭个人的喜好厌恶就决定百官的升降,无视文官的尊严将他们置于自己的监视之下,威胁了他们的安全感,最后惹众怒,落得了死后被清家的下场.我最佩服的可能还是申时行,他能洞察皇帝的想法,站在居中人的位置上一边调和文官与皇帝的矛盾,一边又让二者之间互不感觉难受,可以说是一个官场的老滑头,自保.

所以我觉得吧,人还是要适应时代,当然是处在社会上才是如此,在学校还是有多真就多真吧,所谓的情商,在学校这样的学习之地确实不该蔓延,因为我觉得所谓情商在学校更多的是一种“虚假的意思表示”

但是又会有多少人和我有一样的想法呢,更多的只是说一句“哼,现在不学,出到社会就晚了,真sb”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八)：万历十五年的七张面孔

1.阴与阳 美籍华人黄仁宇在书中的一个观点，表露出了西方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一个惯性思维，即阴阳。书中写到了人性中圣贤的阳与私欲的阴，兵士操练中攻击的阳与防守的阴。阴阳作为中国文化中植根于深处的根基，欲左先右，刚柔调和，已经成为了中国人行为处事的一种习惯，反而不易被我们自己察觉。这种调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使我们不会过于冒进，又免于坐而失机，但又往往成为拘泥守旧，苟且偷安的借口。体悟之妙，存乎一心。 2.集中力量办大事下的资本主义萌芽 明朝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在此处被否定了，因为由上至下者既无发展商业以富国的欲望，且无因势利导的方略，朝廷上下在一片死气沉沉中，强者勉力支撑，中人得过且过，毫无在现有体制上改弦更张的格局与眼界，又或是不敢承受这样的变革可能引发的阵痛。及至鸦片战争打开了清朝的国门，经历尽一百年的流血牺牲，变法维新。不惟当时之人无此远见卓识，即令今人回想，量也无一人，有胆略，有能力，有魄力成此不世之功。所谓国运，便是辆没有刹车只有油门的大车，张居正、朱由检、曾国藩这样的人倾其所有，也不过是微微抬高那油门上的脚。面对道路尽头无解的悬崖，唯以身许国耳。 3.表面上的文臣代议制 明朝的灭亡实在万历朝已注定。然则万历皇帝的不上朝只是这灭亡在过程中的后果之一，而非造成王朝灭亡的原因。闯王进京，搜刮王公大臣家产无算，而明军连军饷亦无从筹措，朝臣对于皇权的漠视，岂是从崇祯开始，万历朝便已如此。然而这能怪满朝文武吗？主君无能，天厌之以待贤主而已。 4.为官不为 如何要求官员不贪且任事，即在今天亦是件无解之事。与我看来，上行下效而已。企业的老板夙兴夜寐，拼搏奋斗，则他周围的下属也都是此类人，上行下效，则企业自然焕发勃勃生机，于贪、逸、淫、怠惰者，立诛之，防患于未然，则无有不可为之事。譬如心为身之主，倘此心勤、笃、奋、诚，未有不现于行而发于身者。 5.一切在人治而非制度 倘使朱元璋在世，定能根据实际情况改革制度。何以亡国之君，不能另起炉灶？生在深宫中，长于妇人手，不复为乳虎啸谷，令百兽震惶而已。制度为手中之剑，斩人者实非剑也，人也。雄主仗剑以自顾，为之踌躇满志，至于万历，苦此剑久矣，自弃之。 6.何以心学的昙花一现 最后一章描写李贽，当是描写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普通文人的一个典型思想。间或论及了心学与理学。前段时间读曾国藩，吾亦有此惑，何以文正公不效阳明先生而法朱子？盖后世之人已将其调和，而追其本源，不过硬币的两面而已。条条大路通罗马，唯有志者自行甄选而已。 7.天命与哪怕身后的洪水滔天 曾国藩晚年已将此身全然寄于天命，中举是天命，平叛亦是天命，人力实不足为凭。万历十五年的诸人，又何尝不生此感慨，现实的惯性如此庞大，一两个仁人志士于事何补？然就是这样的一两个仁人志士，一代代不曾断绝，使中华民族的星星之火，不曾断绝。路易十五曾说过：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我们不学尼禄，但要学他这句话。尽人事，听天意。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 况且，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九)：号为“大历史”实则不全面

说实话此书过誉了，看完这书发现此书片面的批判儒家伦理的局限和众人的表里不一却不提在文化思想影响同样重要的佛道宗教，要知道如白莲教等邪教的影响是多么巨大，佛道双修采补之泛滥甚至喇嘛和尚多有采花大盗这些却并未提及。此书有西方势力刻意贬低中华儒家的政治目的嫌疑。论述并不系统全面。
       “大历史”不够大，也许是此书为突出一个时间节点的原因。此书给带给大众的影响多为儒家迂腐，却没有足够的西方国家当时现状的比较，不免让人产生中华文化就是落后于西方的错误舆论导向。感觉一股西方现代思想歧视的味道，起码对历史的评判不能脱离当时的环境而完全以现代的眼光看，此书在小环节并没有这样，但大主旨确实有西方政治目的攻击的嫌疑。
以下是作者自己的解释节选，以有对以上疑惑的同学参考
                                        《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
黄仁宇（Ray Huang）
       所以商业性质的书局说，你的文章提及宫廷生活，妃 嫔间恩怨，虽有一定兴趣，但是又因海瑞，牵涉明朝财政；因为李贽，提到中国思想，应属学术著作。大学出 版社则认为这书既不像断代史，也不像专题论文，又缺乏分析与解剖，实在是不伦不类，也不愿承印。
其实本书政治舆论导向的意义大于真正研究剖析的意义。
       但是这本书仍只代表作者一部分意见，不是全部历史的观点。作者在中文版《自序》中提及；此书“说明 16 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 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很显然，《万 历十五年》虽有这样积极的表示，书中所写仍以暴露中国传统的弱点为主。即欧蒲台的书评，也觉得指斥中国 不好的地方，应和指斥西方和美国不好的地方相提并论。而且中文版的读者，还看不到的则是英法文版有富路 特（Dr．L．Carrin-gton Goodrich）先生作序。此公现年 90 岁，其父母在中国传教，葬在通州。他自己曾在中 国青年会工作，注重提倡儿童体育，又在第一次大战时，领导中国在法的劳工。后来又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任 教多年。去年尚与其夫人打网球。其胸襟开阔，当代少有。他常常提醒我们，不要认为目前的偃蹇，忽视中国 伟大的地方。《万历十五年》英文本《富序》有下面一段：
 
    Historians may re－examine the mistakes of the pastin the hope of providing warnings for the future,but at thesame time caution their readers to preserve what is ofvalue．Presumably，for China the experiences of both Eastand West must be drawn upon．It is essential that thehistorian lay everything on the table．法文则称：
 
    Les historiens peuvent soumettre les erreurs dw passea un nouvel examen dans l’espoir d’y trouver des avertis －sements pour l’avenir，mais ils peuvent en meme tempsrecommander a leurs lecteurs de conserver ce qui a de lavaleur．La Chine a sans doute beaucoup a tirer desexperiences de l’Orient comme de l’Occident．Il est es－sentiel que l’historien ne cache rien de ce qu’il sait．
 
    译为中文则为：历史学家检讨过去的错误，以作将来的警戒。但同时也要忠告读者，保全有价值的事物。 据此猜想，今后中国极需采取东西两方的经验。因之作历史的人，务必将所有资料，全盘托出。
 序内又说明：“检察中国的官僚制度，不是否认中国全部文化。”可见作者、序者、书评都表示谈论有不尽 的地方，应留作日后交代。可是一本书，到底也有它的范围。况且《万历十五年》的初步立意，至今十年，世 界局势已有相当变化。也就是我们在写作历史及欣赏历史的时候，身处其境的历史事物，也有了更动。十年以 前尚不能全盘托出的资料，而今则能。有了这种机缘，作者才能不顾忌讳，更不拘形式地与编者及读者作漫谈。
 
            * * *
 
    《万历十五年》中文本作者姓名前，有一[美」字，表示我现在为美国公民。这在表彰事实之余，也很符 合目前需要。因我之所谓“大历史”（macro-history）观，必须有国际性，我很希望以四海为家的精神，增进东 方与西方的了解，化除成见。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即使在海外，也仍是一个容易意起是非的题目。
 
    中国以道德代替法律，我已经批评得很透彻。但是现下仍有很多的西方人士，以为西方的法律，即是道德
 
 
的根源。这种误解，也待指摘。比如西方所谓“自由”及“民主”，都是抽象的观念。务必透过每一个国家的 地理及历史上的因素，才行得通。英国之民主，即不可能与日本之民主相同，而法国的自由也和美国的自由有 差别。现在我虽作这种论调，仍是个人见解，不足代表美国时下的趋向。以这种见解看中国，更要胸襟开阔才 能容纳。所以我一方面坚信美国立国精神有伟大的正义感，只待将两者之间的差别解释明白，很多误会即会冰 释。另一方面在中国发表文章，尤其要强调道德非万能。大历史的观点，亦即是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至于将道德放在什么地方，这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容我渐次论及。
 
    首先要解释明白的则是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 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体现出来的。我小时候读 书，很受太史公司马迁的影响，满头脑充满着传奇性的希望和想法。抗战第二年，即辍学从军。所从的乃是国 民党办的成都军校，毕业后在驻云南边境的国军十四师当过排长。后来也去过驻印军，在郑洞国将军麾下当过 参谋，曾随此公由缅甸前线去上海而入东北。也目击杜聿明将军指挥作战的情形。我自己没有卷入内战，实系 侥幸。乃因在东北三个月即被送来美国人陆军参谋大学。以后在东京驻日代表团随朱世明将军解职而退伍。可 是在抗战初期国共合作时代又认识了当日很多左倾名流，如作国歌的田汉先生寿昌，在我则为田伯伯。他曾告 诉我年轻时无数吃苦奋斗的经过。他的长子田海男，在我则为海南弟，也同我去成都，也同在十四师服务，也 同去过日军占领的越北作过斥候，也同在驻印军工作。我也和他有过一度的竞争，所争的不是党派问题，也不 是名位，而
 
是到步兵前线作观察员的机会。事载 1944 年 6 月 12 日重庆《大公报》。也真料不到，他抗战一结束，即自动 加入人民解放军，对装甲兵及炮兵的训练作过实质上的贡献，又去过朝鲜前线。而当日同我们一同起居办报的 廖沫沙兄，则为日后三家村硕果仅存的元老。在武汉时代范长江兄则是无党无派，任《大公报》记者。他原名 希天，北伐时从军，部队被打散。他曾亲自告诉我，一时贫病交迫，跳水自杀，被救后改名长江。曾几何时， 他又做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负责人，以后在文革期间，在确山身放。这些事情今日回顾有如梦寐。
 
    因为我有了这些经验，开始立场就复杂，乃不能对一般人所作的近代史的观点雷同。况且二次来美后，囊 空如洗，在餐店洗碗碟，在堆栈作小工。整日劳动后退居斗室，无人对谈，耳内嗡嗡有声。深感风卷云消后， 我自己已入中年，自此学历史已有探询人生意义的趋向。这还不过是初步。以后更结识了诸多的名流，遍阅诸 家著作，泛游各地。受过被裁失业、与家人一起感受经济危机和被人歧视的景况，才越来越把眼光放大，才知 道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 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
 
    中国的革命，好像一个长隧道，须要 101 年才可以通过。我们的生命纵长也难过 99 岁。以短衡长，只是 我们个人对历史的反应，不足为大历史。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万历十五年》 已经初步采取这种作法。所以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例如郑贵妃是否掩袖工谗，她到底是 否国家妖孽，和今人的关系至微。明代人之所以要在这些地方做文章，可见他们道德的观念过于窄狭，技术无 法开展。我的书也已给欧美学生作教本，那些教师，当然不会在考试时要求学生在试卷上说明明代衰亡乃因泰 昌皇帝朱常洛，并非郑妃所生，而系恭妃王氏所出。他们从大历史的眼光观察，应该在读我书时看出中国传统 社会晚期的结构，有如今日美国的“潜水艇夹肉面包”（submarine sandwich），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 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其中三个基本的组织原则， 此即尊卑男女老幼，没有一个涉及经济及法治和人权，也没有一个可以改造利用。万历十五年公元为 1587 年， 去鸦片战争尚有 253 年，但是中央集权，技术不能展开，财政无法核实，军备只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作标准， 则前后相同。如我们今日读英人魏黎（Arth-ur Waley）所作《中国人眼里的鸦片战争》（The Opium WarThrough the Chinese Eye）可见 1840 年，其情形仍与 1587 年相去无几。而我自己所作的《1619 年的辽东战役》也有小 历史的情节。例如刘廷，中国方面的资料说他战死；满洲档案说他被俘后处死；朝鲜方面的资料则说他点燃火
 
 
药自爆身死。文载联邦德国《远东杂志》（Orient Extremus）。从大历史的观点看，则方从哲、杨镐当年丧师折 将，有其背后政治、经济、社会多方的原因，和 1894－1895 年的中日战争情形极相似。是以痛责琦善、耆英 及道光帝，于事无补，即咒骂光绪帝、李鸿章、丁汝昌也只能与咒骂郑贵妃和福王常洵相同，都仍不出长隧道 内的观感。
 
    从大历史的观点看来，即这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结构，也有其根源。由明朝可以向后倒推到其他各朝。主要 原因还是受亚洲大陆天候地理关系的影响。在这方面，我曾和英国的汉学家李约瑟博士（Dr．Joseph Needham） 作文阐述。现在我仍在做个别方面的研究工作。其主要重点，则系历史上有长期性的重要发展，牵涉很多事物 的时候，很难是少数人的贤愚得失所能概括。必有其背面、侧面，即我们自己还没有看清楚的因素，此是后话。 现在即从明朝末年，贯穿有清 268 年到民国初年，也可以从潜水艇夹肉面包的基点看到：
 
    * 中国传统社会无法局部改造，过去政府与民间的联系着重于尊卑男女长幼，纯靠科举制度做主。1905 年 停止科举之后，上层机构（superstructure）与下层机构（infrastructure）更为脱节，满清之覆亡，更无可避免。
 
    * 民国肇造后，军阀割据，也是当然趋势。因为新的力量还没有产生，过渡期间，只能由私人军事势力撑 持。这私人军事势力，限于交通通信等等条件的束缚，也只能在一两个省区里有效。省区外的竞争，更酿成混 战局面。
 
    * 国民党专政期间，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总算结束了军阀混战，但是全靠城市经济维持。
 
    * 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在农村中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现在中国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低层 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institutional links）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 的垄断。
 
    这不是说整个一个世纪所有的人物，毫无贤愚得失，只是他们的贤愚得失不足以更改上述历史发展的程序。 大历史的着眼注重群众运动对社会上的长期贡献。要不是有这些积极的因素，中国 1980 年间也仍会和 1910 年 间一样，不可能生存至今。我这样解释历史，超过党派的分别，也超过国际的界限，即对重洋远隔的师长同学， 以及在内战期间丧生的亡友灵前，才都讲得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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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小时候读历史，常有中国不如别人之感，何以日本明治维新，几十年内就凡事做得头头是道，而中国 似乎越做越糟。现在才看得明白，中国文化是亚洲大陆地理的产物，欧美和日本的物质文明，有他们海洋性国 家的经验，况且每个国家发展，也有他们先后程序，而其中最大的差别，则是现代先进的国家，以商业的法律 作高层机构及低层机构的联系。落后的国家以旧式农村的习惯及结构作为行政的基础。
 
    我们今日一提到这问题，首先还没有把问题掌握清楚，就先要被质问，作者是否站在资本主义的立场。可 是最近根据法国历史学家鲍德尔（Fernand Braudel）考证，“货本主义”（capi－talism）这一名词还是 19 世纪后 期的产物，而仅在 20 世纪内广泛使用。马克思虽称“资本家”（capitalists）及“资本家的时代”（capitalist era）， 并未引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今日我们公认为最先的资本主义思想家，实为亚当·斯密（Adam Smith）。 他自己也不知道资本主义为何物，他著的《原富》，在民国初年即在中国行销。而他在 18 世纪著书时仅称商业 的管制办法优胜于农业的管制办法。在研究大历史的立场，这种分析方法最能表现每个国家先后发展的程序。 也才不会用抽象的道德观念，抹杀了实际上技术的作用及成效。今日中国主张实事求是，我觉得更应当收集未 曾被滥用的资料，将历史的基点推后好几个世纪，以原始的眼光重新检讨很多国家由落后到先进的程序。
 
 
 
    这样看来，以“资本主义”形态在欧洲作先锋者，实为意大利的自由城市，其中骁首则为威尼斯，这城市 在大陆所占有的农业地区经济力量有限，而市内碱水也不便制造，在教皇及神圣罗马帝国（其本身不在意大利 而在德奥）争权，两不相让之间，取得独立地位。其最大的方便则是地方小，内部组织简单。13 世纪之后，其 全部国家有如一个大城市，也如一个大公司，所有民法即全部为商法，所以也不顾天主教的教义，建设海军， 竭力经商，为欧洲最先进的国家。
 
    继威尼斯而兴起，则为荷兰，荷兰正式国名为“尼德兰王国”（Koninkrijk der Nederlanden）。历史上也称 The DutchRepublic，或 United Netherlands。荷兰（Holland）不过为联邦内七个省之一省（今则 11 省）。但是这个国 家 17 世纪初独立时，荷兰人口占全国 2／3。又供应联邦经费 3／4。尼德兰因抵抗西班牙政府及参加宗教革命 才联合全体荷民成为独立国家。过去无统一国家及社会的经验，经济发展尤参差不齐。显然荷兰虽工商业先进， 尼德兰境内也有很多省份保持中世纪形态，为落后的农村机构。不能以同一的法律在全境施行，于是乃行联邦 制，大事由联邦决定，其他各省自理。开现代国家双层政治的先河。初时荷兰还坚持它有独立外交的主权。联 邦的海军也是由 5 个海军单位拼成。虽然全国皈依新教的卡尔文派（Calvinists），初独立时很多教徒对这派教义 所谓“定命论”（Predestination）者作特殊的解释，以便支持他们各别的政治活动。但尼德兰国终因对外经济 的激烈竞争及本身高度经济的发展下，使其内部矛盾逐渐解除而成为世界富强国家之一。
 
    在荷兰之后商业资本高速发展的则为英国。英吉利及苏格兰称“联合王国”，大于荷兰 5 倍至 6 倍之间。 我们今日看来面积小，在 18 世纪之前的欧洲则为大国，也有坚强的农业基础。这国家商业组织没有展开之前， 常为各先进国家掣肘。如银行业，即为意大利人垄断，以后保险业也为荷兰人操纵。意大利人在伦敦的市街称 为仑巴德街（Lombard Street）他们也享有领事裁判权。英国输出以羊毛为主。意大利人即先垫款于畜牧的农村， 将羊毛预先收买，又掌握其海外市场。英国的整个 17 世纪可称多难之秋。起先英皇与议会冲突，财政税收成 为争执的焦点，又有宗教问题的扰壤，司法权也成问题，对外关系又发生疑忌，也有内战、弑君，革新为民国， 政治独裁制、复辟，行第二次革命的大变化，又产生了暗杀，排斥异教徒，发传单及英皇受外国津贴的情节， 而其人口又不过 400-600 万，其与本世纪初中国之不能治理，情形也大同小异。当然这段历史可以产生很多不 同的解释。不仅不同的历史家著书争执，有时同一的作者所著书也前后解释不同。
 
    我极想向中国读者提及的，则是对中国的大历史而言，英国 1689 年的经验，深足借镜。这年代之前，英 国为一个“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mathematically unmanageable），法律即有不同的见解，法庭也有三四 种不同的种类。所谓普通法（common law）者，乃中世纪遗物，绝对的尊重成例，凡以前没有做的事都不能做； 对地产注重使用权。对所有权倒弄不清楚；缺乏适当的辞章，足以解释动产的继承权；不动产的押当，也不符 合社会需现款的情况，也没有将地租按时价调整的办法；农作物只能推销于本地，限于历史上有基础的市场。 其他如组织公司，宣告破产等全未提及。简言之，这种法律以旧时代的习惯作倚衬，无意改革。一到 17 世纪 初期，大批白银由西半球输入，物价陡涨，英国内地也受国际贸易及国际战争的影响，整个社会动摇。地主则 不能保持自己的产业，商人则不愿付额外之税，皇室则因军备增加而无法筹饷，一般贫民及小市民也为生活所 逼，有时感情冲动。宗教上教义中抽象之处更给他们火上加油，其所谓君权、民权的争执，两方都有理由，其 困难之处则是问题的范围已经超过成例。
 
    1689 年不流血的革命之后，即无此征象。以前的问题掀动了半个世纪，到此渐渐销声敛迹。宗教之派别的 冲突也好像被遗忘了。其中最大关键，则是兵戈扰攘之后，农村组织已有变化。英国 17 世纪，当然谈不上平 均地权，所改革的是内部规律化。以前地主不知道自己产业在何处，种田的人不知道自己是赁户还是半个业主 的糊涂情形也慢慢地被肃清。以前地界不明的情形至此渐渐规律化。而普通法的法庭能接受公平法（equity） 也是一种进步的征象。公平法本身非法律，而不过是一种法律观念，等于习俗所说“照天理良心办事”。在英 国初行时，只限于英皇所控制的若干法庭，有额外开恩之意。17 世纪中叶后，普通法的法庭处于时势的需要，
 
 
对这种观念让步一二，也是逼于事实。结果是积少成多，妥协的办法也认为成例。1689 年革命后，普通法的法 庭，更受首席法官的指示。以后与商人有关的案子，照商业习惯办理。这样一来，英国的内地及滨海、农村与 工商业中心距离缩短，资金对流，实物经济变为金融经济，可以交换的条件（interchangeability）增多，分工较 前繁复，所以整个国家可以以数目字管理。同时英国传统上又有司法独立及议会政治的沿革。这样一来，其高 层机构及低层之间可以以最灵活的商业原则作联系。一时控制经济力量之雄厚及其效率之高大，世无其四。大 英帝国因之称霸世界到好几个世纪。
 
    所以，商业资本作国家组织的基础，都是由小而大，从没有农业根底的国家逐渐传播到小有农业基础的国 家，而更波及农业基础甚高的国家。由易至难都有历史上一定的法则。这程序今日不容易看清，因为美国及日 本已经发生过两个例外的情形。
 
    美国独立时，已距英国的 1689 年革命 87 年。所以一开始，法律上就没有农业社会和工商业社会的隔阂， 又能够以新社会的组织在一个空旷地区上展开，其人口也随着领域扩大而增加。迟 1862 年国会通过“自耕农 屋地法案”（homestead act）还能够让普通公民以最廉价购买耕地 160 英亩，等于明买暗送。这种情形实为特 殊但是还是因为南北社会组织不同，发生内战，经过四年之久。此外又因为银行、货币，联邦内之商业、工会 组织，防止独霸市场（anti-trust）筹谋劳工福利及退休金等等情事，发生很多争执。美国的好处是这些问题在 国富继续增进的情形下容易用数目字的方式解决。这样一来，美国政治社会经济都有它的特色，不能以“资本 主义”四个字轻率代表，更不能用他表彰的民主与自由当作是资本主义之所赐予。前面轻轻提及每一个国家所 标榜的道德观念，都要透过他的历史地理才行得通，这在美国的情形为尤然。
 
    传统日本好像很受中国儒学家说及佛教的影响，但是因为他国家地处重洋，对外安全，无须中央集权，与 中国的结构相差至大。它在德川幕府的末期，国内组织已经商业化。例如各大名都有替他们在城市里贩卖农作 物的“藏元”，所谓“回船”也等于定期航线，也有他们互相保险的办法。商会的组织则称“诸仲间”，批发商 则称“问屋”。明治维新只要给它加一个新的高层机构，则所有商业管制的办法都行得通。所以表面上好像是 短期突进，其实则是长时间的演变，最后出头露面而已。况且明治维新专注重工商业的发达，将农民的生活置 诸脑后，一般学者都认为这是第二次大战以前日本政局受“军阀”及“财阀”互相垄断的主因。这农村问题还 要等到战后，在麦克阿瑟的政令下解决。所以也不是没有付出严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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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以上情形观察，以中国历史一百年或两百年的立场作基点，不能和世界历史衔合。如果要坚持短期历史 的观点，则不仅威斯俾及（Respighi）的音乐不能听，即孔子的仁民爱物也是反动。假使我们把中西历史都推后 三五百年，才可以看到，因为世界工商业技术的退步，所有国家都要从以前闭关自守的形势，将社会生活方法 作彻底的改造，以期适应新的世界金融经济，中外无可避免。西方的民主与自由，以“市民特权” （municipalfranchise）为基点，和日本的大名政权，授权于藏元的情形类似，所以改造比较容易。中国立国向 来以贫农及小自耕农的经济立场作基础，农村内部复杂的情形不可爬梳。所以要经过很多流血惨剧，才能造成 可以在数目字管理的形势。据我揣测，只能用这样的解释，才能渐渐促使当日曾受内战影响的两方同胞，今日 处于台湾海峡两岸客观的接受。
 
    今日中国所称“一国两制”骤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宣传工具，但是荷兰初成的联邦制也实际上是“一国两 制”的表现。英国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思想作司法的基础，利用司法制度不声不响地使社会融合，也是渐渐 由“一国两制”造成一国一制。但是“一国两制”不是没有危险的，美国开国时以保障人权为前提，却又因为 联邦制在南方姑息奴隶制度，终发生内战。日本在 19 世纪尽量学西欧，对农民生活则不顾及，也可以算作一 国两制，而引起滔天战祸的悲剧。一国两制的精神需要彼此将眼光看远，在长久的历史中，找到合作的逻辑，
 
 
而且今后也只有使两方更为接近，不致越来越远。
 
    在技术方面讲，这一国两制的实行在今日中国必有很多困难，但是不是不可能的。六七十年前孙中山先生 著三民主义就提到一方面即要限制私人资本，一方面又要扶植私人资本，骤看起来，也是自相矛盾，孙先生也 被批评为不着实际，今日看来，实在是世界一般趋势。况且美国虽称资本主义国家，也并没有放弃限制私人资 本的立场，而最令我们存信心的，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以任何“主义”解决问题都不可能是依样画葫芦，都是 要处在绝境于“柳暗花明”之中突过难关，创造出一种新环境。英国实行民主，还保存一千年来一脉相承的皇 室，日本的美浓部博士在第二次大战前作“天皇机关说”，大有离经叛道的意思。今日其学说即已为事实印证。 中国过去在汉朝以儒家笼括法家、道家及阴阳家的思想。在隋唐时代又笼括了佛家的思想，都是在矛盾中得到 统一。可见时势需要，即不可能亦成为可能。
 
    这样解释历史，和很多人所说的“历史主义”（historicism）相近。粗看起来好像应该发生的事情都会发生， 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不能发生，伦理道德没有真实的意义，再强调说优胜劣败，“力量即是正义”（Might is right）， 但是这种社会天演论（Social Darwinism），乃前世纪遗物，也不是我读书的经验。
 
    《万历十五年》指出道德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有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 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因为道德是一切意 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便妥协。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则迟早必导致于 战争。今日全世界处于原子武器的威胁下，我们讲学不得不特别谨慎。
 
    在这种情形下看来，一国两制不仅是上天给中国人的一种难题，也是给中国的一种测验。道德虽高于法律 及技术，但是要提出作争论的根据时，则要在法律及技术之后提出。不能经常提出，也不能在细微末节内提出。 我写《万历十五年》的时候，和富路特先生作序的时候，还没有听到一国两制的说法，所以富先生还只说“极 需要采取东西两方的经验”。而今日中国立即准备在十多年后收回香港，势必为大陆文化及海洋文化中的居间 人。我在书中自序里说及“给中国留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至此已经更现实化，其期待也更 迫切。
 
    我离开中国已经 36 年，于 1974 年入美国籍，在个人讲，能在有生之日看到中国能在国际场合中发扬传统 的“继绝世，举废国，柔远人，来百工”的精神。并且我自己能够在文字之间，稍尽绵力，增进各方的了解， 也是以前没有料到的好事。写《万历十五年》的目的，当然不是以让中国“丢丑”为目的，反对狭义的道德观 念也是对中外一体而言。因为我自己生活的经验觉得中外两方不是没有正义感，但是正义感放在局部的场合下 使用，可能与初心相违。人世间很多残酷的事都用道德的名义去施行，也是中外古今一律。这篇文章以发扬积 极性的精神为主，也用不着再一一举例驳正。
 
    我这几十年在海外得到的一个重要经验，则是西方文化有一个重要长处，即是在犹太教及基督教传统里面 承认人类有经常做错事的根源，其称为（original sin），也不能说它就是“性恶论”，和儒家的“性善说”相反。 孔子说：“观过，斯知仁矣。”孟子说：“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也都是不待外间逼迫，自己承认过失。有这种 认错的精神，也就表示人类有向善的趋向。这中外共通之点，我觉得今日很可以做广义道德观念的基础，也可 以做世界历史的中心思想。狭义的道德观念基于狭义的宇宙观，就是武断地说出世界的根源如是，它的结局也 必如是。这往往明为真理，实际带有自私的见解，并且预先摆下了一个蛮不认错的想法，其容易走极端，可以 以希特勒的人种学说窥见之。
 
    我现在所说大历史的观点，一方面从小历史方面积结而来，一方面也受了德国思想家康德（ImmanuelKant） 的影响，已经在 1982 年于上海出版的李约瑟博士 80 寿辰论文集稍稍提及。如果用图解，则下面图中实线部分
 
 
代表我们可以以经验证实的知识，即我自己所称大历史，虽包括中国商周到人民共和国已三千多年，在人类历 史上讲，仍不过长弧线上的一个小段落。我们所认为的真理，也是在这小范围切身直觉而成。我们也还不能够 知道宇宙结构的真原因和真目的，也很难预知今后的真结局与真趋势。用虚线表示这弧线的过去和未来，也仅 仅是凭实线作根据，揣测而成。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都只能假定自然法规（natu-ral law）会要逐渐展开。 下一代的人证实我们的发现，也可能检讨我们的错误，也就等于我们看到前一代的错误一样。
 
    图上向外的箭头表示我们的道德观念，都有突出环境，创造新环境的征象。可是我们又无法脱离站住脚跟 的基点。况且我们自己也有继续做错事的根性。这根性以向内的箭头表示之。所以我们所走的路线也只能在内 外之间，亦即希望与现实之中的弧形路线，半出于我们的志愿，半由于其他条件推演而成。只是因为今日科技 发展之故，旅行于弧线形的速率越来越快。我们只好把向外的箭头画长。这也是本文的宗旨，所以不惮再三解 说，要把道德的范畴放得远大，历史观点代表人生哲学，不能受短时间的政策所掩蔽，尤其不能闭户造车，不 顾外间情势的单独决定。
 
    这一篇已经写得很长，我感谢编者及读者的耐性，知道我所谓大历史包涵一种大而化之的精神，作者无意 自高自大，或是大而无当，或是尾大不掉。这文章今日能在中国发表，即是中国革命业已成功，全国已经能在 数目字上管理。如果中国历史过去全靠自辟门径，今后则可以像太空的人造卫星一样，和其他人造卫星在空间 联系，虽有所谓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的差别，也无妨大局。
 
    我个人方面，不但希望中国与西方各国家有这样的联系，也仍希望把中国历史开诚布公的写好，可以促进 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了解。据中猜想，今日很多国家外间称之为独裁或极权，其实其内部都还有很多不能在 数目上管理的原因，历史家虽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从侧面分析，至少可以逐渐窥测这些问题的真貌。我因为 有了这些宏愿，才胆敢自称为大历史观。“登高自卑”，《万历十五年》英文版书名中译则为《无关紧要的一五 八七年》，也可以说是实行愚志的第一步。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十)：压抑

皇帝生活不自由 文官集团掌权 以道德伦理作为治理国家的基础 皇帝只不过是严密的政治结构中的一个符号 一个被人操纵的人偶 高高在上四面威风的表象下是被各种规则礼仪束缚得透不过气得可怜的金丝雀 戚继光是聪明人 戴着文官制造的镣铐建立战无不胜的军队 在武不胜文的大环境下 实现强军梦强国梦 建立现代化军队梦都是浮云 只能在现有条件下因地制宜 以刀枪对火炮 以战略队形和不怕死的精神对倭寇 李贽终于受不了压抑的伦理道德 人与人没什么不同 读书求科第 居官求尊显 哪里是什么为了天下苍生的福祉 满口礼仪文章 私下也不过常人一个 心学派以良知为主宰 强调顿悟 既已顿悟 还要什么治国平天下 然而沉闷的环境不允许他成为个人主义的开创者 于是百思不得其解 郁郁而终 明朝的伦理道德太过沉闷 人民毫无个性安居乐业相安无事 看完万利十五年 好像已到暮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