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的苹果园读后感精选10篇

　　《亚当的苹果园》是一本由[美]罗伯特•哈斯著作，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6.00，页数：253，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亚当的苹果园》读后感(一)：桂冠诗人哈斯: 诗歌的力量

　罗伯特·哈斯这次来到中国，是应帕米尔文化艺术工作室的邀请，参加今年在黄山为期一周的“帕米尔诗歌之旅”。一年一度的“帕米尔诗歌之旅”是在中国举办的一个国际诗歌交流项目，除了罗伯特·哈斯，今年的“帕米尔诗歌之旅”还有加拿大的蒂姆·利尔本、“垮掉派”的安妮·沃尔德曼、西川、王家新等诗人参加。
　　现年67岁的罗伯特·哈斯看上去并不像想象中的环保斗士那样斗志昂扬。说话时，他语速缓慢声音温和，兴奋处眼睛里漾满光亮，让人想到哈斯致力保护的某条宽阔平稳的河流。
　　哈斯“马甲”众多。除去1995年—1997年两任全美桂冠诗人的身份外，他是包括全美图书奖在内的诸多奖项的得主，不久前，凭借诗集《时间与物质》（Time and Materials）哈斯获得了本年度普列策诗歌奖；他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英语文学教授，同时也是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波兰诗人米沃什的重要英文译者。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个非政府组织的国际河流董事会的成员，除了保护河流和争取维护河流附近居民的权利以外，他还发起了一个通过艺术、诗歌教育对孩子进行环保启蒙的项目，叫做“词语的河流”。此外，他也是《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者，定期在上面发表诗歌和评论。1999年，哈斯还曾客串一部戏剧电影《野花》，饰演其中一位得某种不知名慢性疾病即将慢慢死去的诗人。但，罗伯特·哈斯最重要的身份还是诗人，是此次“帕米尔诗歌之旅”中一员熠熠生辉的诗坛老将。同行的还有他的妻子，布伦达·希尔曼，诗人，同时也是一位活跃的反战主义人士。
　　彼时的西海岸少年
　　罗伯特·哈斯出生于美国的旧金山，曾离开加州去纽约求学谋职，不久又回到加州。哈斯恋旧，西海岸的风景和人事是他毕生书写的主题，他的诗几乎穷尽了加利福尼亚的条条小径和山谷。哈斯曾说，儿时的记忆始终萦绕酒精的味道，留在他脑海中的是酗酒的母亲坐在厨房的桌边，与酒瓶的奋力作战，这也一度成为他1996年《树林下的太阳》诗集的主要内容。哈斯善于将日常生活点染入诗，普通生活里的声色杂糅，能把最世俗的场景渲染出悲喜剧的激越力量。这是哈斯诗歌的一个特色。从他第一部作品《野地指南》开始，人们就开始注意到这位诗坛新秀身上对日常生活的不俗观察力。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海岸诗坛，“垮掉派”风头正健，罗伯特·哈斯也同样拥抱加里·施奈德、金斯伯格，并深受其影响。当时的诗坛，东方元素盛行，无论是诗歌还是哲学，都给予“垮掉派”另一种反击世界的路径。罗伯特·哈斯翻译选编过日本的俳句，17世纪的俳句大师松尾芭蕉的诗曾经给哈斯很多启发。
　　与米沃什的意外相遇
　　1971年，罗伯特·哈斯开始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那年，他39岁。与此同时，还有一位诗人也在伯克利，教授斯拉夫文学，那就是日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波兰诗人米沃什，当时已经79岁。哈斯回忆，“我先前读到过米沃什的诗歌，十分喜欢，我知道他在伯克利，但不知道他和我是邻居，直到有一天发现米沃什就住在离我住所三个街区之距的不远处，很惊喜！”那时，米沃什只有很少的一些诗歌被译成了英语，在一个很小的出版社出版，不为人知，哈斯说，“不像后来得了诺贝尔奖之后，各大出版社趋之若鹜、门庭若市。”于是，“我打电话给我的出版人，告诉他有一个伟大诗人的作品需要翻译出版，出版商来了，我和米沃什见了面，他答应了翻译出版的请求，我们就这样开始了合作。”
　　哈斯说，米沃什的住所靠近加利福尼亚海湾，每天米沃什都看着夕阳从海湾徐徐落下，然后用波兰语写下诗歌。他惊讶地看到，米沃什从1931年到1980年写下了厚厚四大卷诗稿，“但是，你知道，他的诗歌在波兰国内不能出版，美国人也很少能读到。”于是，在哈斯建议下，成立了米沃什诗歌翻译小组。小组成员除了米沃什和哈斯，还有哈斯斯坦福的大学同学，同为诗人的罗伯特·品斯基。此后的几十年时间，一直到两年前米沃什去世，每逢周一，早上9点，哈斯准时前往米沃什住所，开始翻译。有新写的，也有写于华沙被占领时期的，一般都由米沃什先译第一遍，再由哈斯或其他人进行第二遍、第三遍的翻译。
　　哈斯记忆中，有那么一个雨天，两人对坐翻译，窗外是加利福尼亚的细雨绵绵，却宛如置身于1943年华沙的春天，春寒料峭，道路泥泞，一个村子的犹太人被纳粹驱赶着离开，哈斯感叹，“那真是一段奇妙的时光：短短时间内就仿佛活了两遭，诗歌的力量大抵就是如此！”
桂冠诗人哈斯: 诗歌的力量 - 珑沐馨 - 珑沐馨
罗伯特·哈斯诗集　　《时间与物质》
　　哈斯的诗
《诗人的工作》
　　你端来一碟清水，
　　闻着有点柠檬的味道，溅到
　　什么的黑暗之根里。
　　我说什么？伤害或舞蹈，眩晕的
　　时光，支持或反对的辩论；
　　这里某处发出一声轻扣。
　　
　　这个梦：穿着白色亚麻布衣，在天花板高高的房间里，
　　玛丽和朱利亚铺开装着佛卡恰面包的篮子，
　　热腾腾的西葫芦果仁大蛋糕，夹在薄的，几乎溶化的切片中的火腿，
　　杂色的椭圆意大利腊肠，绕着一只装有大块蟹肉的巨碗，
　　带着它那香甜的、碘的味道的强烈潮汐，散落在
　　月牙形太阳颜色的西红柿片和
　　一些像死去孩子那样外表柔嫩物种的生菜叶里。
　　
　　如果其中有道路，它也许会
　　穿过有着苍白的黄色花瓣的
　　五叶洋莓的花冠，
　　在尘土和水的混合气味中，
　　在小径一侧在七月中旬的到来，
　　温柔的：几乎是黄昏长庚星的微光。
　　（赵四 译）
 
访谈
天啊，多么不可思议！
　　早报：美国现在诗歌界的面貌如何？
　　哈斯：很难描述。写诗的人很多，出版的诗集也很多。去年出版的诗歌类书籍在1200册左右，如果都要读完，根本没有时间。而且每个大学都有诗歌课，很多学生也都写诗。但路子上还是延续现代主义以来的多种方式在进行。
　　早报：您为什么会从事生态环境的工作？似乎与诗歌写作并没有太多的联系。
　　哈斯：你知道，美国很年轻，不像古老的中国诗歌，充满了自然的意象。但是诗歌最天然地依赖环境。我做的工作中有一项是教孩子们认识身边的环境，将自己对环境的情感用艺术的形式来表达，可以写诗，也可以画画。这项工作在美国也在世界各地进行。为什么？因为孩子是我们20世纪污染的最直接受害者，我们做的要由他们来承受。但是现代生活远离大自然，如果孩子们不知道这个世界，就不会热爱它，不热爱就无从保护。我们的工作从带他们认识大自然的虫鱼鸟兽花草树木开始，从辨认一棵枞树和一棵橡树之间的区别开始。
　　早报：中国的诗歌对您有什么影响吗？
　　哈斯：中国古典诗歌对20世纪的美国影响很重要。我生活在旧金山，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英语翻译的中国古典诗歌对诗坛冲击很大，当时大家都在找一种另外的表达方式。于是我们在李白、杜甫、王维的世界中看到了另一种视野，他们是如此不同，当时简直是另一个新世界。于是，中国诗歌的技术被用来描写加州的风景。不过，现在的中国诗歌和美国诗歌很像。大家共同的关注是诗歌超越日常生活的力量，也更加自由地表现我们的政治愤怒、社会生活、个人情感：悲伤、快乐、死亡等等。
　　早报：您和米沃什共事了很久，也翻译了他的很多诗歌，真实的米沃什是怎样的？
　　哈斯：他很复杂，有很多面。他精力充沛，爱喝酒，也爱美丽的姑娘，即使到了八九十岁也是如此。记得有一次我请我的学生到家中聚餐，米沃什也在。远远就能听见他的笑声，走近一看，身边围着起码十个女孩。但是，米沃什有他很沉重的一面。他所经历的我们都没有经历过，战火、杀戮，太多关于死者的记忆压迫着他，他觉得有义务用诗歌的方式记录下来。我们平时会说，我心情很糟，我的心碎了，但是米沃什面对的是：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他早年信奉马克思，但苏联占领波兰后，他憎恨马克思主义。这一切都很复杂。
　　问:您目前写作方面正在做的是什么？
　　哈斯：我现在正在整理我的文集，积累了很多年，工作量很大。这两年来我的写作还是在关注我的生活，很多东西让我感慨，也让我感到很奇妙。去年，我的哥哥和妹妹都去世了，但我的女儿出嫁了；同一个时刻，一个朋友正在为爱人离开而伤心，另一位却正坠入爱河；这边的朋友得了癌症，那边的朋友有了孩子……诸多苦乐之事在同时发生，这让我着迷。下周，我就要回到伯克利，那里的人们正在为美国大选而挤破头，我也要为竞选工作一周，挨家挨户地敲门让他们选奥巴马，告诉他们这样可以摆脱小布什，但回头想想，我刚刚从中国的黄山回来，天啊，多么不可思议！
 
来源：东方早报 李戈

　　《亚当的苹果园》读后感(二)：黄昏长庚星的微光：美国桂冠诗人罗伯特·哈斯 （作者：蓝蓝，来源于凤凰网）

罗伯特·哈斯在美国、乃至世界诗坛大名鼎鼎，多次获得全美图书奖、普利策奖。
美国桂冠诗人罗伯特·哈斯 - 湄盈盈 - 湄盈盈
哈斯诗集
田野和河流的诗人
“这一颗星星，在你们中国叫什么名字？”
罗伯特·哈斯透过竹林斑驳的影子，指着夜幕刚刚降临时西边天空的一颗最明亮的星星问。
“长庚星。”我回答，“但是它还有一个名字，在黎明时它叫启明星。”
“我写过它。”哈斯微笑着说，“但是我不知道在中国它有两个名字。”
他说的是金星。我后来在他的诗中读到了这句诗———“在尘土和水的混合气味中/在小径一侧在七月中旬/温柔的：几乎是黄昏长庚星的微光。”
这首诗的题目是《诗人的工作》。我注意到它，是因为我有一首诗的名字也叫《诗人的工作》。和这个“温柔的”相反，我写到了铁匠在铁砧上猛烈的击打，因此，我赞同他的诗句，因为这是一回事儿———温柔战无不胜。
罗伯特·哈斯，在美国、乃至世界诗坛大名鼎鼎。他于1941年3月1日出生于旧金山，在圣拉斐尔长大。他有个酗酒的母亲，“她总是喝酒。你知道，或许这是因为她内心抑郁。所以当我看到母亲在喝酒，我就跑到田野去玩。”哈斯说起母亲，依然是温和的神态。“事实上，我的母亲就是大自然。”
小时候的哈斯，喜欢在海湾和山野间玩耍，他的哥哥很早看出他在写作上的天赋，鼓励他写诗。1996年他出版的《树林下的太阳》的主要内容就是记载这一段童年时光。
诗人王家新在一篇文章里提到哈斯时这样说：“哈斯可不是一般的诗人，他是美国第八位桂冠诗人（1995-1997年度），多次全美图书奖、普利策奖的获得者。但他却是那种一见就让人感到很亲切和温暖的人。”
他说的一点也不错。2008年秋天，我到达安徽黟县参加“帕米尔国际诗会”的第一个黄昏，哈斯就是站在一片竹林下问我关于星星的事情，似乎诗人们总是和星星、夜空有着某种神秘的关系，这样的谈话一下子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哈斯中等个头，身穿一件黑色的夹克，洗得发白的牛仔裤。他头发灰白，脸上总是带着微笑，神情谦和，温文尔雅。他很少说话，大多数时间都在沉默。他的妻子布伦达也是一位诗人，却比哈斯要开朗。或许同是女性，布伦达在得知我有一对儿双胞胎女儿时，惊喜地瞪大了眼睛，并从随身携带的背包里淘出一大摞照片，那是她和哈斯的孩子们和孙女们———她告诉我，她是一个母亲，也是哈斯孩子的继母。她这么说的时候充满了幸福和骄傲的神情，这和我们国家提到“继父、继母”的不自然完全不同。看得出这位充满爱心的母亲是多么快乐，而哈斯在一旁含笑点头，那种心灵相通的默契的确令人羡慕。
我注意到，布伦达在自己的简介中写着：“我的先生是诗人罗伯特·哈斯。”这一点让我非常敬重，我从没有见过哪位诗人会在自己的简介中提到自己的配偶。除了文化的差异外，难道这里面就没有别的令人深思问题吗？
和哈斯在自己的简介里注明自己是环境保护主义者一样，布伦达在自己的简介里也注明了自己在一个反战的社会正义团体“粉红代码”里十分活跃。哈斯在获得美国桂冠诗人称号之前，就已经是一个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诗人，不服务于强权是他一贯坚持的原则，在他的《时间与物质》这本诗集里，涉及到社会公共事件、反战、人权的诗章居多数。在我看来，一个诗人关心夜空的星星和关心人类社会并不矛盾，甚至这种关注是一致的。“我不知道哪里是诗人不能去的地方。”他说，并将此称为“公民行动。”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大陆没有出版过一本他的诗集，似乎港台也未曾见到过。
瞧，这个诗人
哈斯的第一部诗集《野外指南》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于1973年，那年他32岁。这部诗集获得了耶鲁出版系列的青年诗人奖，并由此确立了他作为一个重要诗人的地位。
这本诗集里的意象，几乎全部来自他故乡的原野，茴香、葡萄酒、浪花、礁石、灌木……大自然的奇迹在他的笔下呈现出勃勃生机，绿色植物和各种动物飞跃于他的诗句中，有评论认为：他通过对大自然的再现和翻译，对事物进行命名，并通过描写自然环境而将读者带入一个个人的历史，这是一个诗人巨大的成就，证明了他那独特的语言的力量。
哈斯的第二部诗集《赞美》1979年出版，获得了维廉·卡洛斯·威廉斯奖。出版于1984年的批评文集《二十世纪的乐趣：散文诗歌论》使他获奖无数，包括著名的美国国家图书奖和麦克阿瑟奖。1989年他出版了《人类的希望》，接着就是1996年上面讲到过的《树林下的阳光》再次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1995年至1997年，他连续两届获得美国桂冠诗人的称号，并担任美国国家图书馆的诗歌顾问，这在美国诗人中是一个巨大的荣誉。他第三次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是在2007年，而2008年又以《时间和物质》一举获得了普利策诗歌奖。
这些重量级的奖项，为他赢得了极大的社会影响。然而，这位谦逊的诗人在给参加中国黄山国际诗会提供的个人简介中，对自己获得的大多数奖项几乎给予了省略，只是简单地写道：“他是五本诗集和三册文学论文集的作者。他还与诺贝尔奖获得者波兰诗人切·米沃什合作，将他的数本诗集翻译成英文。还译有一卷日本古典俳句。”他特意强调，“作为一位环境保护主义者，他是一个非政府组织的国际河流董事会成员，该组织致力于促进河流健康和人权，他发起过一个通过诗歌和艺术教会孩子们环保管理的项目。”
“我教孩子们关于河流的知识，也教他们写诗。”他对我说，“我从1971年起，一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诗歌。”
我注意到很多国外的诗人都在某大学教授诗歌，便问道：“你们美国每一所大学都有诗歌课程吗？”
“当然，在美国，每个大学都有诗歌教授，校方会请诗人来教授诗歌。”
闻听此话，我几乎无语。我记得几年前应邀到某大学举办一个诗歌讲座，在座的是就要毕业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生，我读了一首史蒂文斯的诗，居然没有一个学生能够回答这首诗在讲什么。这一景象令我感到悲哀和吃惊。这不能怪学生，我们的诗歌教育从小学到大学严重滞后，导致这个结果是必然的。据说在1995年时，美国各个大学已经有五百多个写作项目，对照我们，一个忽视想象力和诗歌的国家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呢？一位法国诗人曾说：“没有神话的国家，必将死于寒冷。”诗歌和神话都属于想像力和创造力的范畴，忽略诗歌教育的现实，令我想起了二战时期严酷的莫斯科保卫战。当时莫斯科城里军民形势危急，缺少药品，没有粮食，但莫斯科人说：“我们还有普希金！”我真不知道，那样的情势下，我们能够说什么。
“我不前卫，我是个传统诗人”
在安徽诗会期间，我们曾举行过两天的研讨会，主题是“诗歌应该如何回应现实”。随着与会诗人发言的进行，我慢慢发现中国诗人和外国诗人对“现实”一词的理解有很大不同。国外诗人会从“现实”一词的来源、词根进行诠释和探讨，而中国诗人理解的“现实”多为当下与社会背景有关的生活状态。显然，这不仅仅是文化的差异。譬如，哈斯的夫人布伦达认为，英语“现实”（reality）一词，拉丁语的词源意为“给予的事物”，而古希腊哲学家则认为“现实”就是幻影。哈斯表示，有可见的现实，也有不可见的现实。但现实应有所限定，不然它就会超出诗的表达能力。他还引用了米沃什一句诗：“现实，我们能对它做什么？它在词中的什么地方？”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一番话引起了诗人们争先恐后的热烈讨论。讷言的我一直在静静听大家说，不料，一段时间后哈斯举手打断讨论并示意道：“主持人，能否请蓝蓝发言？”
这件小事让我看出了哈斯的细心和敏感。事实上，他发言的时间非常短，平时也少言寡语，但他能够照顾体谅到别人。布伦达对我说：“哈斯是个非常细心、非常好的人。他的文学判断力也非常厉害。”我当然相信这句话。很多人认为，波兰诗人米沃什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与哈斯认真出色的译介分不开。当哈斯知道米沃什不但是自己的同事，同时也几乎是邻居的时候，他便成立了一个米沃什诗歌翻译小组，邀请来自己的同学、诗人罗伯特·品斯基一起工作。当时，米沃什的诗歌在自己的祖国无法出版，在美国也寂寂无名。哈斯打电话给自己的出版人说：“有一个伟大诗人的作品，我希望能够翻译出版。”出版商答应了。此后的近二十年，每个周一的上午9点，哈斯便准时到米沃什的寓所和他会面。一般情况下，米沃什把自己的诗首先翻译第一遍，再由哈斯或品斯基翻译第二遍，直至定稿。
“你知道，当米沃什获了诺贝尔奖，那些日子我的电话应接不暇，简直门庭若市。这和当初多么不一样。”哈斯呵呵笑着说。
他听到一些诗人对“前卫、先锋”一词很有兴趣，便问我：“你愿意成为一位先锋诗人吗？”我赶紧摇摇头，说“我不是。您是吗？”
“不，我也不是。我不前卫。我是个传统诗人。”
我们相视大笑。
哈斯诗歌语言极为朴素，善于从大自然最细微具体的事物发现与人类精神的联系，正如他从五叶洋莓的花冠发现一条诗歌的道路温柔地穿过一样，其杰出的创作成就毋庸置疑。他的“谦虚和魅力”在美国文学界人所共知。他的兴趣广泛，不仅写诗，也写文学评论，除了教学、参加环保活动之外，他还参与了一部戏剧电影《野花》，饰演其中一位患某种不知名慢性疾病即将慢慢死去的诗人。他早些年就认为，过去五十年间有五位最重要的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塞萨尔·巴列霍、赫伯特·兹比格涅、辛波斯卡和米沃什。这五位诗人中，有三位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美国评论界有论者则认为，罗伯特·哈斯是继这五位诗人后的重要诗人。我想，对于获奖，真正的诗人大多抱有顺其自然的态度，因为没有哪个诗人是为了获奖而写诗。

　　《亚当的苹果园》读后感(三)：王家新：诗歌，现实与语言之旅

诗歌，现实与语言之旅
王家新
在通向黄山的路上
　　夜里九点，从黄山屯溪机场出来后，参加“2008帕米尔诗歌之旅”的中外诗人乘车前往黟县，正好我和从美国来的罗伯特•哈斯（Robert Hass）及他的夫人、诗人布伦达•希尔曼(Brend Hillman)坐在一辆中巴的最后一排，车在黑暗中行驶，我们便一路上谈了起来。哈斯可不是一般的诗人，他是美国第八位桂冠诗人（1995—1997年度），多次全美图书奖、普利策奖的获得者。但他却是那种一见就让人感到很亲切和温暖的人，“你看上去真像是弗罗斯特啊”，在北京初次一见面，我就禁不住这样对他说，他笑了：“早就有人告诉我这个了”。
　　碰巧的是，和弗罗斯特一样，哈斯也出生于旧金山，生长于加州北部。我不曾访问过旧金山，但我曾在那里的海湾机场转机逗留过，在强烈的阳光和发蓝的深邃大气中，我看到远山的积雪闪耀。而这，也正是眼前这位诗人给我带来的感觉。
　　我难忘那近一小时的轻声交谈。因为我特别喜欢米沃什的诗，而哈斯是米沃什在美国最主要的译者，所以在车上我主要就问他这个。他说他的翻译是和米沃什一起合作的结果。他们都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书，并且住在相邻的街区。一谈起米沃什，哈斯的脸上就放光（即使在黑暗中，我也感到了那光亮）。在他的神情和语调中，有着对一位伟大诗人的崇敬，又有着友人之间的那种友情和默契。一次他们译完一首诗，都感到非常满意，米沃什像个孩子似地嚷嚷了起来，“啊啊，你怎么没告诉我你喜欢这首诗？”讲到这里，哈斯笑了起来。我想到米沃什在中国的译者、诗人张曙光访美时，曾到伯克利访米沃什不遇，他只是登上了伯克利校园里的钟楼，从那里眺望米沃什不止一次描写过的加利福尼亚海湾。咳，曙光当时真应该去找哈斯呀！他译米沃什时，主要依据的正是哈斯那杰出、优异的译文！
　　我更多地明白了为什么米沃什的诗在英语世界那么有影响了。伟大的诗歌有赖于伟大的翻译。或者说，伟大的翻译照亮了伟大的诗歌，使它在人们面前熠熠生辉。
“诗歌如何回应现实”
　　清晨，在一阵喳喳的鸟声中醒来。推开窗户：静谧的竹林、带雾气的山丘……用一位诗人后来的话说，好一幅前工业社会的图景！我们住在黟县（据说这是中国内地人口最少的一个小县）城边上一座传统徽式风格的山庄里，这里如此安静，刚从北京来，我的耳朵都有些不适应了。
　　诗会的主题是“诗歌如何回应现实”。住在这样一个远离尘嚣的所在，欧阳江河说这是一个“现代性”被减缓、被过滤的地方。但我想现实完全可以有着不同的读解。我们坐着旅游专线的小飞机而来，来到这里喝着进口咖啡看远山，难道这一切和“现代性”就没有关系？这一切，也许正是“现代性”的产物。
　　这也印证了美国纽约派诗人罗恩（Ron Padgett）在会上所说的：现实具有欺骗性。
　　的确，说到“现实”，首先引起的就是困惑。布伦达在发言中坦承“如何回应现实”这样的话题让她很困惑，她说英语中“现实”（reality）这个词的拉丁语词源是“给予的事物”，柏拉图则认为现实是幻影。这样的“现实”是很难获知的。在今天，诗人们不能不生活在一个悖论的世界上。他们只能把自己边缘化（她称之为“英雄主义式的边缘化”），把晦涩作为拯救。
　　她这个开场白引起了哈斯的反响。和一些中国批评家往往把现实看作是重大的社会现象的看法很不一样，他说有看得见的现实，但也有看不见的现实，我们呼吸的空气，包括胃里的细菌是不是现实的一部分？人类就像发明上帝一样发明了现实这个词。但现实应有所限定，不然它就会超出诗的表达能力。他还引用了米沃什在《诗的六讲》中的一句诗：“现实，我们能对它做什么？它在词中的什么地方？”
　　这样的发问真是耐人寻味。会议主持人西川则作了一些解释。他说在中国传统中，人们一般是用儒家的眼光读诗，用道家的眼光看画。而这些年来，我们生活在一个急剧变化和动荡的世界上，诗歌与现实的关系更是困扰着中国的诗人们。这就是为什么这次诗会的主题是“诗歌如何回应现实”。
　　我理解这种用意。但是正如加拿大诗人蒂姆•利尔本（Tim Lilburn）所说，我们最好还是离开关于现实的宏大叙事，回到个人的现实、语言的现实。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现实感”都很不一样。比如当我说“杜甫是一位现代诗人”时，我是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空间里、什么样的现实中呢？因此我赞同哈斯的建议：让“经验”“感受”这类词加入我们的讨论。作为一个中国诗人，我们当然不能不关注现实，但诗的写作与其说是来自对现实的回应，不如说来自对个人经验的挖掘。诗是“经验”的生长、转化和结晶。
　　不过这一切，反而印证了这个话题的有效性。它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来自西班牙的诗人胡安（Juan Carlos Mestre）用激越的声调宣称：诗人的现实，不是现实的现实。他要致力于“语言的乌托邦”，以唤回诗的尊严。而早些年曾提出“拒绝隐喻”的于坚，在发言中也来了句隐喻：现实是果酱。这可能来自他早上往面包上抹果酱时的灵感吧。但如果我们这个会是在东北的某个地方开，席间端上来一锅热腾腾的酸菜炖肉（里面可能还有大虾、海参、冻豆腐什么的），那现实是什么？现实就是一锅“东北乱炖”！
困境和难度
　　这次交流最多的，是和斯洛文尼亚诗人托马斯•萨拉蒙(Tomaz Salamun)。我们一见面，就感到一种说不出的亲近，后来我们开会时坐在一起，吃饭时也往往坐在一起。萨拉蒙在东欧和美国都挺有影响，他的诗被美国诗人查尔斯•西米克等人译成英文，他自己也经常在美国大学教授创造性写作，他和许多诗人都是朋友，比如近些年来为中国诗人所关注的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说到扎加耶夫斯基，我说到我的一次经历：去年访美期间我在哈佛大学旁边的书店挑了一本他的英译诗选，到柜台付钱时，年轻的男店员眼睛一亮“你也喜欢他的诗？”说着，他从自己的背包中掏出了同样一本诗集，说他上下班的路上就读它！听我这样说，萨拉蒙两眼直放光，“好！好！我一定要把这个故事告诉给扎加耶夫斯基！”
　　是啊，还有什么比这更能安慰一个诗人呢？！
　　但是，对一个诗人的压力也永远存在着。我听萨拉蒙讲了他的经历，那几乎和文革后期以来北岛、芒克他们的经历是同一个故事。因此，他会在会上这样说：写作的压力到处都有，很难说在某个国家感到的多，在另外的国家感到的就少，天知道？！写作是一种历险，仿佛被鲸鱼吞了进去，仿佛是在梦中，但又是清醒的……
　　借用策兰的一句话，这才是我从“深海听到的词”！因为它越过生活的表层，深入到写作的内里。写作不仅是有压力的，它本身就应该是“困难的”。因此我在会上谈到了“写作的难度”问题。说真的，我担心的不是人们关不关心现实，而是在一个让人“坐不住”的时代，我们的写作能否保持深度和难度的问题。因为会上的中外诗人不时地提到策兰，因为策兰对欧美一些后现代诗人和语言诗派诗人影响甚大，我谈到策兰的语言实验，比如策兰《低水》一诗中的“一个沙吧/立在一个小小的/不可通航的沉默前。”“沙吧”（sand bar）显然是策兰杜撰的一个词。“吧”是人们交流、谈话的所在，而这个吧却是用“沙”垒成的，且立在“一个小小的/不可通航的沉默前”！这真是显现出一种罕见的思想深度。那些内里贫乏却热衷于玩语言游戏的“先锋派”们能写出这样的诗吗？
　　正因为有策兰这样的诗人，我感到我们的一些话是不是说得太轻易了？我们的写作是不是太雄辩、太聪明，或太流畅了？而策兰的诗让我高度认同，就在于它既是对难度的挑战，但同时又是对难度的显现和保持。他的一些诗，正如杜甫晚期的诗，把一种写作的难度提升到一个令人惊异的程度。
　　我的这些谈论，引起了与会一些诗人的反响。布伦达在她送给我的诗集上这样写到：“我喜欢你的诗和你关于写作的难度的思想，我说，更困难！”
　　也许，正因为这种难度，才对一个诗人构成了真正的激励。诗会期间，萨拉蒙一下子送我了他四本英译诗集，并对我说：“家新，你一定要到斯洛文尼亚来！你知道吗？里尔克的杜依诺城堡，就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
　　是吗？我的眼一亮，我仿佛已看到了那座立于悬岩之上、迎向狂风和大海的古堡，如一个艰难的星座，在茫茫时空中为我们再次升起。
诗歌的“漂流瓶”
　　诗会第二天，来自美国的安妮•沃尔德曼（Anne Waldman）便提出要朗诵。她是金斯伯格当年的朋友和小伙伴，现在被视为“后垮掉”代表性诗人。诗人们聚会而不朗诵诗，在她看来太奇怪了，于是大家同意了她的提议。晚上，山庄庭院的烧烤花园里，安妮第一个站起来朗诵，她读（准确地说是“表演”）的是一首《给虚无上妆》的长诗。发蓝的夜色中，那女巫一样尖叫、燃烧的声音，甩动的长发，还有不时飘来给朗诵者“上妆”的烧烤的白烟，真把我们给看傻了（我瞄了一眼坐在对面的哈斯，他干脆把头仰到藤椅后面，养神去了）。我们的邻座，本来是一桌大声喧哗的本地人，似乎也被镇住了，最后居然走过来向我们敬酒。
　　安妮的诗，包括她那一路垮掉/后垮掉诗人的诗，就个人口味来说，我其实并不怎么欣赏，但她的朗诵真的很吸引人。尤其是后来她在另一个场合朗诵的一首和动物保护有关的诗，使我受到很深感动。她的朗诵伴随着她儿子创作的音乐，音乐中居然还不断出现了濒临灭绝的海牛的鸣叫声。这不仅让我体会到诗人内心中的那种哀痛，也让我领略到诗歌朗诵和音乐结合在一起的魅力。遗憾的是，似乎大多数中国诗人只会“念诗”而不会“朗诵”（用于坚的话说，“念”字带着一个“心”字，所以他只“念”而不“朗诵”）。我这个人天生嘴笨，而且带口音，每次上台“朗诵”总像是被押赴刑场一样，但我多么希望其他中国诗人在这方面有更勇敢、更富有创意的尝试！
　　但是中国诗人的诗，用萨拉蒙等人的话来说，也在他们面前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他们为此甚至多少有些惊讶。在来中国之前，他们似乎只知道北岛。这次他们深入到“腹地”中来了。一些与会中国诗人的作品英译，如西川、于坚、欧阳江河、宋琳、蓝蓝等人的诗都受到赞誉，蓝蓝的《风》（“风吹走他的内賍亲人的地平线。/风把他一点点掏空。/他变成沙粒一堆粉末/风使他永远活下去——”），我就听到布伦达很兴奋地一再谈起。哈斯也专门找到我谈我的那些诗。他说一些西方人读中国诗只是了解一些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但这次他们面对的是“作为艺术的诗”。他喜欢《尤金，雪》、《田园诗》，说这种写法很奇妙，而且很有深度，尤其是诗片断《冬天的诗》、《变暗的镜子》，他说对他来说它们“完全是新的”，他从未读到过这样的诗。他甚至用了一个词：brilliant。
　　因此他们十分关心中国诗歌的翻译、出版情况。他们说中国现在这些诗人的诗完全应该在美国出版，不仅汉学界，美国读者和诗人们也会很感兴趣的。但问题就在这里：谁来翻译和出版呢？在美国有志于中国现当代诗的人本来就很少（似乎汉学家们都去翻译小说、研究电影了），更没有什么真正有影响的诗人和出版社加入到这种翻译、出版中来。而诗歌翻译最好经过诗人尤其是优秀诗人之手，否则它只能在汉学界打转，谈不上真正的影响力。今年年初美国有影响的诗刊《亚特兰大评论》（Atlanta Review）出版了中国诗歌专号，精选了十五位90年代以来有影响的诗人的作品，可以说是一个突破，原因是主要译者、美国诗人George O’Connell在中国执教了好几年，了解当前诗歌的现状。但是像他这样投入的诗人翻译家并不多。他在其间遇到的“难度”，恐怕也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因此，还是那句老话：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还是曼德尔斯塔姆、策兰曾用过的那个比喻：诗歌是一个“漂流瓶”：“它可能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被冲上陆地，也许是心灵的陆地”。（策兰《不莱梅文学奖获奖致辞》）
　　诗歌跨语际、跨文化的影响力，也只能建立在这种“也许”上。
一切的峰顶
　　这次诗歌之旅最让人兴奋的，自然是游历宏村、黄山。黄山山脉下的宏村现在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那完好保留下来的明清古村镇令人难以置信，环绕着家家户户的水道系统，更是一个奇迹，它不仅让人慨叹那古老的文明，还唤起了人性的亲切。行走在小巷里，真使人忍不住想把手伸进那清澈的水里！
　　至于黄山，虽然我已游历过两次，但这一次仍有一种深深的激动，“伟大的山脉，我们赞美你。你巨大的力量深入史诗的腹地。相对你，我的声音只是一声燕子的啁啾。”这是我在乘缆车上山的路上即兴想出——或者说想要尽力喊出的句子。
　　是的，面对如此神奇壮丽、气象万千的山，我们写下的那么一点东西算什么呢？大自然，这才是“一切的峰顶”！在这里，我们被赋予了另一种视野。我们被再次纳入到宇宙的无穷之中，体会到什么才叫伟大和永恒。
　　难忘的，还有一路上与外国诗人们的交流。对他们来说，登上如此神奇的山，完全犹如梦中，像哈斯、布伦达夫妇，前几天还在伯克利小镇上为美国大选奔忙（他们自然支持奥巴马），现在却置身于一个超越人寰的中国的山峰之上，这一切太不可思议了。
　　就在黄山上，我们不仅一起分享着登临的激动，也处处感到了他们对大自然的热爱。山行路上，我看到哈斯和布伦达不时地在小本子上记下黄山上的树木和植物。我知道在哈斯的诗中，一直有一种将人类语言与自然世界联系起来的探求。说不准，这些事物会出现在他的诗中。他的第一本诗集叫《田野指南》，这次他送我的他去年出版的《时间与物》（Time and Materials），该诗集的封面设计即显现了他诗中的某种性质：植物、鸟类的照片、花卉的设计图案，日出的照片，这一切被置于一种深红、温暖的背景上，“有时从这刚刚日落后的山坡看去/天空的边缘染上了/最苍白的绿，像黄瓜的果肉/当你细心地削它的皮时”（《有黄瓜在其中的诗》，赵四译），这样的诗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不仅喜欢，还令我惊讶，因为它显示了一种亲切而又奇异的诗歌感受力。他写出的正是我们在生活中想写而未能写出的诗！
　　曾有人这样评论哈斯：“他的诗充满幽默、智性、同情和踌躇的优雅，最终归于温情的祝福，即便对西方文明的命运表示疑虑的诗作，也是如此。”的确如此。一次晚饭间，于坚请我翻译，问了哈斯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问他怎样看阿什伯瑞，我感到有点为难，因为在我看来他和阿什伯瑞是如此不同，没想到哈斯很快就笑着回答了：阿什伯瑞嘛，早上起床坐在桌子边就写诗，他先给自己倒上一杯酒，然后开始写，他要尽快写出这首诗，然后才能喝这杯酒！我们听后都笑了起来。这真是一个太智慧的回答！
　　这样的诗人，如蓝蓝在和我交谈时所说，堪称是“完美的诗人”。他总是给人以温暖、善意、爱和信心。但哈斯有时也会显出他那深不可测的一面，尤其是当他眺望或沉思默想的时候。在黄山上，我发现有好几次他都是这样。他在想什么呢？这位有时像智者、有时又像个孩子一样的诗人？这位大自然和诗的翻译者？这位不知疲倦、但已是六十七岁了的老人？
　　我想起了他收在《时间与物》中的一首诗《歌德之后》（After Goethe）。读了该诗后我真是有些惊讶，这不正是歌德自己的诗嘛？！我们已熟知梁宗岱对这首诗的著名翻译：
　　一切的峰顶
　　沉静，
　　一切的树尖
　　全不见
　　丝儿风影。
　　小鸟们在林间无声。
　　等着罢：俄顷
　　你也要安静。
　　哈斯的这首诗，一字不动地把歌德的原诗搬了过来，只不过题目变了，歌德的原题是《流浪者之夜歌》，而哈斯的题目是《歌德之后》，这就是他的全部“创作”！不过，仅此一点，已足够人们寻味：歌德当年面对的是黄昏降临时的群峰，而现在呢，我们面对的是歌德本人以及他所显现的一切！正是歌德，教会了后来的诗人以谦卑和敬畏。
　　那么，黄山之后呢？我真想知道——从哈斯他们那里，也从我们这里。
　　　　　　　　　　　　　　　2008．11．7．追记

　　《亚当的苹果园》读后感(四)：有翅膀的与尖刻的黑暗（罗伯特·哈斯著/远洋译）

一个句子里有“斑驳的阴影”。
某事难以言喻
从早晨的寂静中迸发，
神秘如一只画眉。
 
另一个男人，官员，带来了洋葱、
酒和装面粉的麻布袋，
那上校膝盖浮肿，
后来，想要智慧的谈话。
无可奈何，她也接受。
 
波茨坦广场，1945年5月。
 
第一个人通过时他撬开她的嘴。
芭蕉告诉连接[i]，避免引起轰动的材料。
如果世界的恐惧是世界的真相，
他说，那儿会无人讲述，
而且无人与之讲述。
我以为他建议描述——那有点狂热的
昆虫蜂拥而来，紧挨瀑布。
 
撬开她的嘴，朝里吐唾沫。
我们传授这些事情，
或许，因为我们是我们能想像的东西。
                                                                         
早晨的寂静里某事难以言喻。
心灵渴望着相似。“温柔的天空”，等等，
在空中，弯曲燕子的痕迹。
--------------------------------------------------------------------------------
[i]芭蕉、连接，原文为日文Bashō、Rensetsu，均为日本人名。
 
(刊登于《红岩》2013年第1期“国际诗集”栏目)
 
WINGED AND ACID DARK
By Robert Hass
A sentence with “dappled shadow” in it.
Something not sayable
spurting from the morning silence,
secret as a thrush.
 
The other man, the officer, who brought onions
and wine and sacks of flour,
the major with the swollen knee,
wanted intelligent conversation afterward.
Having no choice, she provided that, too.
 
Potsdamer Platz, May 1945.
 
When the first one was through he pried her mouth open.
Bashō told Rensetsu to avoid sensational materials.
If the horror of the world were the truth of the world,
he said, there would be no one to say it
and no one to say it to.
I think he recommended describing the slightly frenzied
swarming of insects near a waterfall.
 
Pried her mouth open and spit in it.
We pass these things on,
probably, because we are what we can imagine.
 
Something not sayable in the morning silence.
The mind hungering after likenesses. “Tender sky,” etc.,
curves the swallows trace in air.

　　《亚当的苹果园》读后感(五)：双海豚（罗伯特·哈斯著/远洋译）

 
棕榈的天堂 棕榈棕榈
波光闪闪的海。
 
礁石，鹈鹕，然后是完美的地平线，
山坡上棱角分明的白色别墅
滚向大海。
 
“谢谢。”“不客气。”
 
一只鶲在铁木里，
硫黄的腹部，发白的喉颈，
灰白的翅膀，棕金色细瘦的外表。
高度警觉，他有他的事情要做。
 
早餐之后他们各走各的路。
 
海鸥，平静而波光闪闪的大海。
 
“今天早晨木瓜很可爱。”
“是的，但番石榴不十分熟。”
 
表现主义的十字架：军舰鸟。
 
沙黄色的一天，明亮炎热。
“你把一大群鹈鹕叫什么？”
“一支小舰队。”“噢，一只小浮舟。”
“一支儿童海军。”闻起来有沙漠
香草的气味，而且，古怪地，枫树
（北美圣草？）后来做爱，
应和着波浪的声音，
波浪的声音。
 
伊甸园，地狱边缘。
 
蒲葵和大海；大叶
蒲葵的垂穗
扇形地散开；在海面上它们倾斜
扫着沙，扫着沙，叹息着
又倾斜着，扫着沙。
 
丑角麻雀在一棵珊蝴树上。
一只翡翠鸟纠缠着另一只，在沙漠的天空，
蓝色，会变成绿松石色，
会变成石头。
 
咖啡杯的骨瓷把手：月亮。
 
什么是古老的？寂静
在黑色里，长瘤的、多孔渗水的
大块“前化石”里
海洋拍击。
 
没有动物，没有植物，
只有火的潮汐，在海形成之前。
 
在皮肤，词语之前。
 
“响亮的坚果外壳——发出空荡荡的嘎嘎声。”
 
灿烂的澎湃，蔚蓝的澎湃，
出现——世界出现——
只在现在时里。
 
“午餐后我来看你。”
（轻轻地吻他）
 
“——仿佛棕榈树里的覆盆子唐纳雀，
高飞在橙色天空，是野蛮的。”
 
(刊登于《诗刊》2013年6月上半月刊“国际诗坛”栏目）

　　《亚当的苹果园》读后感(六)：王家新：哈斯，黄昏或黎明的诗人

 
哈斯，黄昏或黎明的诗人
                                                    王家新
 
        “田野里最早的长长的阴影
        像人间的困境。
        第一声鸟鸣一点也不像阴影。”
 
        “夏天的光非常年幼，而且完全无人监护。
        没人使它坐下来吃早餐。
        它是第一个起来，第一个出门的。”
 
这是美国著名诗人、翻译家罗伯特·哈斯（Robert Hass）《三首夏天的黎明之歌》的前两节，读后让我难忘，甚至还有点惊异，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来描写清晨的光和阴影的！而这是不是也和诗人的童年有关？我们知道诗人生于旧金山一带，在圣拉斐尔长大，而他有个酗酒的母亲，每当母亲因为抑郁喝酒时，他就跑到野外去玩——“事实上，我的母亲就是大自然”，诗人后来曾如是说。
《三首夏天的黎明之歌》收在2008年出版的《时间与物质》（Time and Materials）中。我有这本诗集，它的封面即显示了哈斯诗中的某种色调：植物、鸟类的照片、花卉的设计图案，海上日出（或日落）的照片，这一切被置于一种深红、温暖的背景上。正是在这一年，诗人以该诗集获得了普利策奖，达到了他诗人生涯的又一高峰（在这之前他获得了包括国家图书奖在内的多种重要文学奖和诗歌奖，并于1995—1997年间担任美国桂冠诗人和国会图书馆诗歌顾问）。
    哈斯成名颇早，早年曾获耶鲁年轻诗人奖，几十年来，作为一个人和作为一个诗人他都经历了很多。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关注“时间与物质”这样的主题。但是面对时间的消磨他并不颓伤，而是使他所描述的一切都带着他的体温、情感和动人的音调，带着他一生所生活的旧金山海湾地区——那强烈而温和的阳光，发蓝的深邃大气——的全部慷慨赋予。他把家乡的气候、风物和人文带入到充满光亮和空气流动声的语言中，把他关注的一切，风景、物体、鸟鸣、植物、动物、“咖啡杯骨瓷把手”的闪光、身边熟睡的爱人，等等，带入到一种新的诗的命名中。
    这就是为什么他的诗会令人喜爱和惊异。在美国，可以说这已是一位诗歌大家。他的诗亲切、睿智又而充满气度，有一种海湾地区和加利福尼亚一带大自然本身的丰饶性。在写法上则融合了感性与智性、叙事与隐喻、日常会话与“宇宙音乐”，不拘一格，技艺娴熟。他的有些诗清新简约而又耐读，有些诗则从繁复开始返归于明澈。读哈斯的诗，我们总是能获得愉悦和启示，如同面对自然世界本身。
正因此，读过哈斯的诗并见过他本人的中国诗人蓝蓝会说哈斯是一个“完美的诗人”。去年秋天，我在爱荷华国际写作项目期间，当我同新西兰青年作家、诗人Craig Cliff谈到哈斯时，他这样对我讲“你知道吗，哈斯在我们新西兰可是最受欢迎的美国诗人！”
而这次读了远洋翻译的哈斯诗选，我还发现哈斯总是爱写黎明之诗、黄昏之诗。他不像“地中海诗人”瓦雷里那样总是朝向“永远重新开始的中午”（《海滨墓园》）。他钟情于黎明，尤其是黄昏：黄昏的“微光”，清澈空气中的“一声轻叩”，还有黄昏天幕上出现的那颗星——“金星”（又名为“长庚星”）。的确，对一个诗人来说，那可能是一颗最具有“天启”意义的星。多年前我从作家卡内蒂《钟的秘密心脏》中译出了“总是在日落之后，那只蜘蛛出来，并等待金星”这一句后，就曾暗自颤栗：它写出了宇宙中某种最难言的神秘。
话再回到哈斯。2008年10月，我和西川、蓝蓝等参加了在黄山脚下举办的一个国际诗会，在那六、七位欧美诗人中，就有哈斯和他的夫人、诗人布伦达·希尔曼(Brend Hillman)。据蓝蓝回忆，一次哈斯透过竹林指着黄昏一颗最亮的星星，问它在中国叫什么名字，蓝蓝回答说是“长庚星”，并说“它还有一个名字，在黎明时它叫启明星。”“我写过它。”哈斯微笑着说，“但是我不知道在中国它有两个名字。”蓝蓝说她后来读到了哈斯这样的诗：“在尘土和水的混合气味中/在小径一侧在七月中旬/温柔的：几乎是黄昏长庚星的微光。”
这句诗出自《诗人的劳作》（“Poet’s work”），远洋的译文为：“在尘土与水的混合气味里 在七月中旬的小道边。柔弱:几乎是薄暮的荧光一闪。”远洋的译文更准确些，虽然蓝蓝读到的译文看上去更有诗意，因为长庚星应为“Phosphor”，而哈斯的原诗是：“soft: an almost phospher gleam in twilight.”
但不管怎么说，那颗“长庚星”一定存在于哈斯诗歌的什么地方，或者说，它会不断为诗人出现在旧金山海湾澄澈的黄昏上空。
值得留意的，是收在《时间与物质》中的两首诗《特拉克尔之后》与《歌德之后》，它们同样和“黄昏”有关。《特拉克尔之后》（After Trakl）只有短短五行：“十月的夜，太阳落下。／黄昏带着咖啡色和蓝色 ／(音乐从另一个房间传来)，／黄昏带着蓝色和咖啡色。／十月的夜，太阳落下。”音调动人，并耐人寻味。而《歌德之后》（After Goethe）这首诗，读了之后我还有些惊讶，这不正是歌德自己的诗嘛？！我们已熟知梁宗岱对这首诗的著名翻译：“一切的峰顶／沉静，／……／等着罢：俄顷／你也要安静。”哈斯一字不动地把歌德的原诗英译了过来，只不过题目变了，歌德的原题是“流浪者之夜歌”，而哈斯的题目是“歌德之后”，这就是他的全部“创作”！不过，仅此一点，已足够人们寻味：歌德当年面对的是黄昏降临时的群峰，而现在呢，歌德本人已成为了让后人面对的黄昏的“峰顶”！
    我想，这不仅体现了哈斯本人对歌德的敬仰，还深刻体现出他作为一个诗人的“历史感”。这不禁让我联想到策兰的“晚词”——相对于荷尔德林、里尔克，策兰是一个“晚词的诗人”；而在奥斯威辛之后，作为一个大屠杀的幸存者，他更是一个“晚词的诗人”！
的确，无论是策兰的“晚词”，还是哈斯的“歌德之后”，都暗含了一个诗人对自身历史处境的认知以及在文学的历史时空中对自身创作的定位。远洋在谈到《特拉克尔之后》这首诗时，也指向了这一点：“这不仅仅是大自然的日落，也是宗教的日落，更是西方文化的日落。”因此该诗的标题“特拉克尔之后”“是否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这一切，都有助于我们读解“……之后”这类隐喻，有助于读解哈斯的一首首“黄昏之诗”。的确，这不是一位一般的抒情诗人，而是一位已经历了很多、具有广阔深远的历史文化视野的诗人。他知道他已来到某种“黄昏”，他能感到的，只是其“余音”和“微光”。他不能不带着这种历史的全部赋予（在他那里，甚至黎明也带上了某种重量和阴影，像是黄昏。）他要做的，就是看能否使它焕发出新的生机——甚或可以说，他要追随这颗黄昏的“长庚星”，直到它变为黎明的“启明星”！
这么说，哈斯也是布罗茨基在介绍曼德尔施塔姆时所说的那种“文明之子”（“the Child of Civilization”），确切地说，是一位深深植根于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诗人。去年九月底我在爱荷华期间，哈斯邀请我去伯克利和盖瑞·斯奈德等几位诗人一起朗诵，我也有机会对这两位美国西海岸的诗歌“大佬”加以观察比较。斯奈德年长哈斯十一岁，同样出身于旧金山，除了背有点驮，精神仍很硬朗，他看上去仍像是一个风尘仆仆的劳动者，而哈斯更像是一个超脱的观察者和协调者。他们都关注于环境保护（那天就是一个和水资源保护有关的诗歌节），斯奈德往往投身于蛮荒的山林之中（“作为一个诗人，我依然把握着那最古老的价值观，它们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土地的肥沃，动物的魅力，与世隔绝的孤寂中的想象力……”），而哈斯，作为伯克利英文系的终身教授，仍留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框架和西方现代主义的景观内（他曾谈到一些欧洲诗人如兰波和里尔克对他成为一个诗人起到了怎样重要的艺术作用，纵然他对庞德翻译的中国诗也非常感兴趣，他自己也翻译出版有一部日本俳句大师的作品集），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写“特拉克尔之后”、“歌德之后”，如果要斯奈德来写，这位早年以寒山为“师傅”的离经叛道者，可能会写“寒山之后”了！
但是哈斯的“黄昏之诗”却写得那么有魅力，一点也没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类的伤感；他的“……之后”也不意味着语言文化上的所谓“守成”，而是往往能够带来艺术上的翻新和发现。无论读他的诗，还是接触他本人，除了其深邃和智慧，我都感到他仍有一颗“年轻的心”，仍很敏感，有一副艺术上的“好胃口”，对于世界永远抱着一种好奇心：源源不绝的爱的能力……
这里也不妨把他和他的老朋友米沃什相比较。作为一个波兰流亡者，米沃什带着更多的欧洲历史和文化的重负，带着“见证”与“愉悦”之间的辩难。在他的晚年，他要努力找到人性中、语言中那种“激浊扬清”的力量，以使我们“免于像银河一般的死寂”。
作为一个美国诗人，哈斯没有那样良心的重负，但他对“人间的困境”和时间的力量并非没有至深的体验。他更注意捕捉那些能够带来新生、复活、肯定、希望和赞美的元素，米沃什晚年从伯克利回到波兰克拉科夫定居后，哈斯写有一首很动人的《写给在克拉科夫的切·米沃什》：“雾已在海岸飘散几星期／并给我们带来三月灿烂的日子”，诗一开始就是“对阴郁的抵抗”。他满怀喜悦地告诉他的老朋友：“这儿是更多的戏剧: 一头骡尾母鹿生下了一双小鹿／几周以前，正好在你的书房外边／在红杉米沃什树旁醋浆草的床上”；他满怀爱怜地描述那只新生的小鹿：“湿淋淋，颤抖着，几乎蜷曲成球／在榛子和柳叶石楠的丛林下面”，最后他告诉他那位念念不忘二十世纪残暴历史的友人：
 
   “马克告诉我，在傍晚他已经见到小鹿
   跟它们的母亲一起放牧。狼吞虎咽地吃着你的玫瑰——
   因此看起来它们撑过一夜
   而且狗和汽车这时都还没有追得到它们。”
 
这样的诗，米沃什读到后想必会精神一振。哈斯的这种艺术努力，正如有的美国评论者所评论的：“他的诗充满幽默、智性、同情和踌躇的优雅，最终归于温情的祝福，即便对西方文明的命运表示疑虑的诗作，也是如此。”
从“题材”上看，哈斯过去是被视为回避直接处理公共问题的诗人，他主要关注于自然世界、个人体验和人类文明的景况，但是到了《时间与物质》，人们发现这部诗集“融合了内倾——自我反思与外向——政治性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方向”，尤其是他那首在美国曾产生广泛影响的以反战为主题的长诗《布什的战争》，被人们视为是哈斯“从吟唱自然走向社会批判的里程碑”。
但我知道，哈斯永远不会是那种只追求短暂社会效应的诗人。他关注于政治和社会，并投身于环保和公益事业。但他深知什么是伟大的诗，具有持久价值的诗。他也深知艺术自身的限度（上次在黄山见面时，他就对我谈到一些西方人读中国诗只是了解一些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但这次他读到的我们的诗是“作为艺术的诗”。在送给我的诗集上，他也题写有“给一位新朋友和艺术伙伴”这样的话。）他要致力于写出的，是诞生于这个尘世而又能超越它的诗，就像他给米沃什的诗中写到的那样：狗和汽车都追不到它们。
    这不仅是一位具有高度艺术造诣的诗人，还是一位堪称伟大的译者。如我们所知，他是米沃什在美国最主要的译者（一些中国译者如张曙光在译米沃什时，主要依据的就是哈斯的译本）。他很早就发现了在伯克利斯拉夫语言文学系任教的米沃什的诗，那时米沃什的诗歌在自己的祖国无法出版，在美国也没有多大名气。哈斯兴奋地向自己的出版人推荐“一位伟大诗人的作品”，促成了米沃什一系列诗集的翻译出版。因为我们都深深受惠于米沃什，所以上次黄山之行一见到他，一路上我都在问他对米沃什的翻译。一谈起米沃什，哈斯的脸上就放光（即使在夜行的车里，我也感到了那光亮）。在他的神情和语调中，有着对一位伟大诗人的崇敬，又有着友人间的友情和默契。他还讲到一次他们译完一首诗后，都感到非常满意，米沃什像个孩子似地嚷嚷了起来，“啊啊，你怎么没告诉我你喜欢这首诗？”讲到这里，哈斯哈哈笑了起来。
正因为有这样杰出的译者，我明白了为什么米沃什的诗在英语世界里那么有影响了。伟大的诗歌有赖于伟大的翻译。或者说，伟大的翻译照亮了伟大的诗歌，使它在人们面前熠熠生辉。
这也就是为什么哈斯会把《切·米沃什:纪念》这首他和米沃什合译的诗收入在自己的诗选中（米沃什在伯克利期间，每周有一天，哈斯到米沃什的寓所和他一起合作翻译，往往是米沃什自己译出初稿，哈斯修改，一起讨论，直到定稿……），在该诗的前面哈斯还加上了这样一个兴奋的小序：“在他的晚年，他搬到克拉科夫时，我们靠电子邮件和电话进行他的诗歌翻译。在他九十岁生日前后, 他送我一组标题为‘Oh! ’的诗，我写信问他意思是‘Oh! ’还是‘O! ’，而他问我是什么区别，说或许我们应该在电话里谈。在电话里我解释‘Oh! ’是好奇的深吸一口气，相当于是，可能，‘Wow!’而‘O! ’是吃惊的屏住呼吸，更像‘Huh! ’停了一下他说，‘O!确实如此。’这里是我们做的翻译：‘O! ’……”
    从这个例子可见哈斯是如何在英文中为米沃什的初译“调音”、并赋予它以活生生的恰如其份的语感的。这不是一般的变动，这是赋予生命的行为——“哦，愉悦！看一枝鸳尾花。／／那靛蓝的色彩，像艾拉曾穿过的连衣裙，清淡的香气像她的皮肤……”多么动人的音调！而在该诗描述霍普的一幅画时，其语言（英语）的高度凝练、情感强度和冲击力，想必也经过了哈斯之手：“O what sadness unaware that it’s sadness! /what despair that doesn’t know it’s despair! ”（“啊，什么样的悲伤，未察觉那是悲伤!／什么样的绝望，不知道那是绝望。” ）
    哈斯和米沃什的这种翻译合作，是友情和两颗诗心相通的伟大见证，其间也充满了诗歌得以诞生的秘密。
现在，我们要感谢诗人远洋对哈斯诗歌的倾心翻译了。这几年间，他译出了哈斯的诗歌选集《亚当的苹果园》中全部的诗，我们看到的这个译本，是其中一大部分。他的翻译，首先追求忠实可靠，为了传达哈斯的语调，他甚至一次次上网听诗人自己的朗诵。他的许多译作，在音调、节奏和字词、意象的处理上都比较到位，体现了他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敏感和艺术功力，如《双海豚》(“Twin Dolphins”)这首大师之作，诗一开始“棕榈的天堂 棕榈 棕榈 ／波光闪闪的海”，其音调和画面感的传达就很动人，从对全篇节奏的把握和从对细节、肌质的再现上来看，这篇译作也近乎完美。说实话，哈斯的诗歌是很难翻译的，几乎让人望而生畏，而这位译者满怀热爱的艰辛劳作，让一位我们尚不太熟悉的大诗人带着他的睿智和光彩来到了我们中间。
 
（罗伯特·哈斯诗选《亚当的苹果园》，远洋 译，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