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木圣经的读后感10篇

　　《毒木圣经》是一本由[美] 芭芭拉·金索沃著作，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元，页数：57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毒木圣经》读后感(一)：毒木天父

西方文化和精神的殖民主义式荒谬积于“天父”一身：因自身的负罪而惩罚他人，用错误的“诺莫”为万事万物命名定义的刚愎自用；明明是遍生毒木和象草的丛林，却定要当作沃土去“播种”的盲目热忱；把最需要爱之福祉的家人拖入一己之欲的“圣战”里的自私冷酷，无视“她们”眼中的刚果只是雨季里淹没一切的烂泥堆和旱季里扫荡一切的蚂蚁群。
      父亲本来只是嫁接的枝，依非洲的根系汲取肥汁，却总想着反客为主，自成根系。他遗落谦卑，裹挟无知，眼睛长在嘴里，只有开口布道时能见自己，却不懂见造物如见主。当家人被迫上演死亡和分离的出埃及记，他却仍执迷于编纂和宣讲着自己的毒木圣经。他以自己是摩西，是士师为荣，却不知他人以他为法老而苦。他视自己是方舟，他人却见之如洪水。他早已是他人眼中的梁木，却还傲慢地认定能为别人去除眼中的刺。他以自己的思维方式“喜欢”非洲，却从不想非洲是否以同等的“喜欢”来待他。他只认凡“对的”必是对的，却不懂“对的”有地理界限，它跨不了洋，耐不住热，居不得丛林。
     后来的先走，当母亲在最小的孩子身上开始拯救，毒木天父连最近的邻人（家人）都不懂得去爱是何其可鄙可悲，其唯一的“善行”是用出自他意志的非洲之劫影响了三个女儿，让她们用独立思辩写出了各自的关于生存和文明的勘误圣经。

　　《毒木圣经》读后感(二)：《毒木圣经》：当美国牧师来到比属刚果

文/吴情
二十世纪的历史，往往充斥了革命与暴力。一方面是西方列强的对外殖民，另一方面是民族主义潮流下的民族独立战争。在两者间，一个特殊的群体——传教士，他们多半是牧师——时常活跃在两者间。传教士一般来自西方，他们带往被殖民国家的，有技术、知识和宗教，在不知不觉充当了文化“交流”的桥梁，他们偶尔也会启迪被殖民国家的有识之士奋起反抗。然而，不是所有的传教活动，最后都以带来更多信徒为结局，某些情况下，可能无疾而终，甚至可能会将传教士本人的生活彻底搅乱，非典型的一个例子即如《毒木圣经》中的传教士拿单·普莱斯（Nathan Price）。
《毒木圣经》（The Poisonwood Bible），美国小说家芭芭拉·金索沃（Barbara Kingsolver）著，一部带有些许自传色彩的书写牧师传教的作品。《毒木圣经》中，拿单·普莱斯，这一美国牧师，也是“二战”退役军人，与美国南方浸信会传教联盟签订合约，前往比属刚果传教，与他同行的，还有他的五个家人：以服从丈夫为己任的妻子奥利安娜，注重外表、喜欢享乐的长女蕾切尔，双胞胎姐妹（追随父亲旨意的利娅和身体残缺、精神独立、智慧聪颖的艾达）以及活泼好动的小女儿露丝·梅。带着对异域的无知与好奇，一家人踏上了一场冒险之旅，殊不知，这一旅程，最终改变了家庭中每个人的生活轨迹，且再也没有纠正和转圜的余地。
【政治与宗教】
政治与宗教是《毒木圣经》中的两大主题。而世界文学之林中，能将这两大主题完美结合的，当属英国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从《毒木圣经》看，金索沃的文学才华毫不逊色于格林。《毒木圣经》的主体故事情节是美国牧师拿单·普莱斯来到比属刚果传教，可在传教之余，他和他的家人尚有私人生活。拿单的私人生活不足为奇，也没有太多悬念，虔诚而又刻板，相比之下，他的妻子和女儿，却和比属刚果产生了紧密联系，她们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欢笑泪水，都抛洒在这块异域的土地上；利娅还见证了比属刚果的政治变迁，艾达则看到了比属刚果独立进程中的真相与谎言。
从发达的美国来到欠发达的比属刚果，普莱斯一家虽然饱受挫折，却仍然微笑着面对，因为他们相信“艾克”（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昵称）政府正在帮助比属刚果，帮助刚果人民修建铁路，最后带给他们美国式的民主和现代文明。可是，从自己周遭人的生活来看，文明的比利时和美国似乎抛弃了他们：超高的儿童死亡率、捉襟见肘的生活物资、原始的房屋、泥泞难行的道路、疟疾等疾病横行。另一方面，比利时和美国则从非洲得到了橡胶和钻石。到底是谁受益了呢？答案在这一对比下不证自明。
拿单·普莱斯来到刚果传教，代替先前的福尔斯修士，希冀以基督教信仰“拯救”这块土地上的“野蛮人”：他们一夫多妻，信仰异教神，“迷信”巫术，死后注定不得升入他的天堂。他的传教事业，与美国前总统艾克声称的帮助刚果独立的宣言，遥相呼应。可最终，拿单的传教事业一败涂地，反倒是刚果人的争取独立的战争，最后短暂地为这个国家迎来了新生。可惜的是，刚果人民自己的民选总理卢蒙巴不见容于美国，最后被美国扶植的蒙博托代替，后者中饱私囊、献媚于殖民者。政治与宗教，到底是彼此促进，还是在不断地互相拆台？
【傲慢与偏见】
从“文明”世界来到“野蛮”世界，需要改变的，仅仅是自己的生活方式吗？思维方式呢？民族心理呢？拿单来到比属刚果，看见的只有这块土地上的贫穷和落后、渎神和“野蛮”，而没有看出当地人民在漫长的生活中习得的文化与惯例。他不向人求教，培植菜园惨遭失败；他固执蛮横地要求当地儿童受洗，却不知当地居民因河中鳄鱼咬死小孩而对河流敬而远之；他也没有注意刚果语不同的词因发音不同而导致悬殊的意义；他也没有看见妻子的辛勤付出以及她融入当地居民中的努力和成就。
拿单·普莱斯是个精神的人，几乎无多少物质生活可言，小说中几乎没有关于他太多的生活书写，他被剥离了物质世界。与他相关的，只是关于宗教教义的解读，以及因宗教观点差异而产生的情绪波动，比如愤怒、不满、轻蔑。他自以为掌握了全部真理，可以肆意发号施令，却不知，自己拥有的只是傲慢与偏见，而无太多值得称道之处。刚果人民的生活极其贫困，“救助”他们的灵魂，似乎应从物质层面开始着手，可这与拿单完全精神的人的隐喻相悖，注定了不会采取。如果拿单肯稍微放低身段，聆听当地人的想法，也不至于事业一败涂地，最后潦倒无迹，直至（据说但很有可能）被当地人用火刑结束了生命。
【受难与救赎】
拿单无疑是自己个性的受难者。他的傲慢与偏见，不仅体现在他对待比属刚果人的态度上，还体现在他对待妻子和儿女的方式上。如前所述，他无视妻子的辛勤付出及她融入当地居民中的努力和成就，也没有看到女儿们在比属刚果的可贵之举：好吃懒做的长女蕾切尔在母亲生病后亲自掌勺（虽厨艺不佳），利娅与帕斯卡、与内尔森之间的亲密友谊，露丝·梅成了孩子王。他的大男子主义思想、父权思想，使得他沉浸在自我/上帝的幻象中，无法自拔，最终造成了自己个人的受难悲剧。
与拿单相对，前任传教士福尔斯修士的命运则显得十分乐观，令人欣喜。福尔斯修士也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但他丝毫不曾以《圣经》真理的掌握者这一面目居高临下地看着刚果人，而是将个人信仰与当地人的生活结合起来。在他那里，基兰加人的歌声中“饱含虔诚之情”，“圣经里的很多内容”在基兰加都“能讲得通，只要对一两个字稍加改动就行”，而“花朵和鸟儿之类的就是”他的“福音书”。他身上体现了基督徒难得的谦卑美德，与拿单的傲慢，正好形成了鲜明对比。而两人的结局：福尔斯修士与一个当地女人的美满婚姻，拿单被处以火刑而死，似乎也就在情理之中，可以想见？
拿单因个人性格中的傲慢与偏见受难，连带受难的，还有他的妻子和儿女。奥利安娜习惯了服从丈夫，心甘情愿地带着女儿来到刚果，切断了与发达的美国及其代表的生活方式的联系。可不幸的是，在比属刚果，她们只能勉强果腹，还得时时面对着疟疾、蚊蝇、毒蛇、猛兽。而在一次意外中，幺女露丝·梅不幸被毒蛇咬到，最终不治身亡，以自己的血为父亲在刚果的傲慢与偏见偿还债务。奥利安娜后来回到美国，却将终生陷入对露丝·梅的愧疚与自责中。长女蕾切尔远赴南非，过上了优越的生活。艾达进入了医学院深造，以与疾病对抗为使命。利娅则嫁给了支持刚果独立的阿纳托尔，在传教事业中战战兢兢。尽管各自的生命轨迹不同，但他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为父亲、也为自己在刚果有意无意中犯下的过错赎罪，以求救赎。
【宏大与私密】
在某种程度上，《毒木圣经》是宏大叙事的典范；而它在整体架构上又属私密叙事（或个人叙事）。因而可以说，它既包含了宏大叙事，又包含私密叙事，或者说它是二者的完美结合，也可以理解成宏大和私密在互相进行解构。宏大叙事与私密叙事通常被认为是对立的范畴。宏大叙事常与理想、悲剧、崇高、牺牲、殉道相联系，而私密叙事常与现实、喜剧、优美等概念相关。拿单带着《圣经》来到比属刚果传教，希冀基督教信仰能改变基兰加甚至刚果，他的故事，无疑充满了宏大叙事的色彩。
不过，小说《毒木圣经》却采用了五个女性——拿单的妻子奥利安娜、长女蕾切尔、双胞胎姐妹利娅与艾达、露丝·梅五个人的多角度叙事，而没有拿单正面的自述；而她们的视角，总免不了细枝末节与琐碎日常，这一设置，本身便是对拿单的男权/夫权/父权思想的悬置。在她们的叙述中，拿单总是“他”，是“天父”（英文“father”既可指父亲，又可指上帝），是一个需被理解的高高在上的、同时也是为人嘲弄的对象，尽管他的性格和行为不易理解。她们，作为家人的私密生活以及其中体现出的美德，本可以成为拿单宏大传教事业的辅助，却因被以宏大事业为己任的父亲拒绝而流产，仅仅成为个人生活中不可触碰之痛。
【《毒木圣经》的艺术特色】
除了艺术上使用多角度叙事，以不同人物的视角串联起各自眼中的刚果和刚果人，造成一种复调式的众声喧哗之效果同时又避免了无意义的重复，以及宏大叙事与私密叙事并置，小说《毒木圣经》还有其他艺术特色令人击节称赞。其一，《毒木圣经》与《圣经》的互文关系。小说共分七部：《创世记》、《启示录》、《士师记》、《神与蛇》、《出埃及记》、《三童之歌》和《树之眼》，其中《创世记》、《士师记》、《出埃及记》在《圣经》中都有对应的篇目。人物之间用《圣经》中的语句对话、独白、反讽，更是数不胜数。而《圣经》被拿单的错误发音变成了“毒木圣经”，更是对整个故事结局的暗示和对主题的呼应。
其二，回文、误写等语言实验。《毒木圣经》中，艾达与利娅是双胞胎，但性格迥异，前者充满了怀疑与批判精神，对父亲/天父在刚果的传教事业中的差错极尽嘲讽之能事；蕾切尔、露丝·梅常常因个人理解力有限错误地理解了某些词，而词的误写往往造成了相反的理解，而相反的理解常常具有喜剧性效果，不过，蕾切尔身上体现的是个人的无知，而露丝·梅，则是因年纪太小显得可爱纯真。
其三，具有鲜明的后殖民批判色彩。小说《毒木圣经》中隐含作者在发声：刚果人有其生活，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生存经验，这些在小说中都加以了肯定。而书中对比利时与美国政府在刚果的罪行的揭露，几乎达到了深入骨髓的程度。从多元文化主义的视野看，比属刚果人，有权决定自己的信仰、国家政体形式以及个人的生活方式，而侵犯其权利的国家或者民族，在道义上将处于劣势地位；拿单家人对西方人对待刚果人态度的反省，毋宁是对此的反思。
当美国牧师来到比属刚果，他和他的家人的命运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可能是正面乐观的，比如福尔斯修士，也可能是悲剧性的，比如拿单的一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拿单的悲剧传教事业，并没有普遍性。他的悲剧基于个人性格和行为，尽管他的死亡带有几分殉道色彩。可是，他根深蒂固的傲慢与偏见，真的不会妨碍其死后升入天堂吗？因为谦卑才算是美德。以审判日将深入天堂许诺信徒的基督教，对待异己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又该何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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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木圣经》读后感(三)：无可奈何成为废墟

在成为作家之前，芭芭拉·金索沃有一段不为人知的经历。童年时代，她跟随当医生的父母远赴非洲，在丛林度过了难忘的几年。彼时的记忆早已印刻在金索沃心头，成年后也不能轻易忘记。急于将往事合盘托出的心理，逼迫她提起笔来，哪怕明知是一趟苦旅。同样的急迫落到了小说《毒木圣经》里。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人普莱斯一家肩负解救落后民族的重任，带着文明社会的恩赐（梳子、镜子、蛋糕粉）来到刚果。还未成年的二女儿利娅发下宏愿：等到长大成人，无论如何一定要“把自己在非洲攒下的这些见闻告诉世界”。这当然不是巧合，而是金索沃的自白——在历经30年酝酿之后，她终于可以达成心愿，向世界交出一份完美的答卷。 小说开篇，金索沃迎头抛出悖论，告诉我们这是一片废墟，“怪异之至，绝不可能存在”。紧接着她一语道破天机，声称这是一片森林，每寸空间都充盈着强盛的生命力：精致有毒的青蛙、排成纵队的蚂蚁、滑过树枝的蛇腹……某种看似人畜无害的神秘力量“从朽烂的树桩中探出，从死亡里吮吸着生命”，露出邪恶的尖牙迎接着来自远方的异乡人。这样的废墟，你可以称之为“盛大”，抑或“精致”，但在金索沃这里，最好的形容莫过于“悲壮”。不妨说得精确一些，对于跋山涉水、漂洋过海主动进入黑森林的普莱斯一家，刚果起初是蒙昧未开的伊甸园，满眼皆是新奇。但随着相处日久，两种文明之间未经磨砺的棱角伴随着险恶的环境，徐徐地展开了对其身体、心灵的双重攻击。 是的，攻击，准确地说，是对女性的攻击。说到金索沃，绕不开的话题是女权主义。暂且不论她是否需要以此为自己脸上贴金，至少《毒木圣经》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女性之书。金索沃很聪明，不曾动用作者的优势对故事大加干涉。好比罗生门，《毒木圣经》是一座迷宫，充斥着女性（母亲和4个女儿）的声音：由呓语构成，又被当作呓语；有时候是文字游戏（回文、韵脚），有时候又是不堪回首的灾难。这样的众声喧哗原本是好的，可细细看来，又似乎缺少了点什么。没错，是男性的声音，具体说来，即是父亲拿单·普莱斯。这个可悲的一家之主早早地被战争改变。他自私的蠢行、刚愎自用的个性，被巧妙地隐藏在妻子女儿或幽怨或天真的讲述中。于是，男人消失了，女人成了主角，用孱弱的双肩担起生存的重负。 说起来，“毒木”之“毒”，并不仅仅限于自然。金索沃常常被拿来与马尔克斯相比，但细读下来你很难找到魔幻的迹象。因为就算有了魔幻的庇护，普莱斯家的日子也不会好过一点。金索沃将这片土地命名为“废墟”，其间生活不免也是“废墟”。我们跟随她一步一步深入丛林，才明白这不是故弄玄虚，而是实实在在的预言。在厚达576页的文本里，金索沃用细腻、绵密得令人发毛的笔墨，逐字逐句描摹出一幅黑非洲的恐怖画卷，极大地挑战读者的耐心。因此，尽管有童年生活作为支撑，《毒木圣经》终究不是大卖情怀的亲历者手记。金索沃汲汲营造的是非虚构的真实，而非伪装成真人秀的虚构故事。细读之下不难发现她的雄心。小说运用散点透视将60年代初刚果的混乱局势尽收笔下，阴谋与暗杀、监禁和被监禁、征服与反征服，各方势力云集其中，急于为这个脆弱的国度打上属于自己的烙印。 什么样的烙印？对了，是伤害。换言之，烙印越多，伤害越重。更要命的是，诸如此类的伤害最终只能落到5个柔弱女子头上。因此，哪怕是抱着最单纯的念想，哪怕只想维护家庭的完整，她们也逃不开病毒蛇虫、豺狼虎豹、政治阴谋的轮番攻击。正如母亲所说，她心中“怀着朴素的希望：有吃有喝，孩子活得比我们长。我的生活就是栽下种子，使其生长，将生活在我身上攒起来的债务全部结清”。但事实上，生活的“债务”如何能够轻轻松松一笔“结清”？好比普莱斯一家，起初自以为一脚踏入了天堂，没想到灾难频频光临，于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命运失控地下坠、下坠，直至坠落谷底，四肢百骸碎裂一地，才发觉已被废墟吞没，无可奈何地成为废墟。

　　《毒木圣经》读后感(四)：让我遗忘你，非洲

让我遗忘你，非洲
云也退
白天过去了，黑夜，夜之后又是白天，于是我们有了轮回的概念；水可以进入任何一种空间，借此我们领会了何谓“无常”；伸出一只手，五根手指三长两短——看，人是多种多样的，哪怕一奶同胞的兄弟姐妹，性格也大相径庭呢。
隐喻从日常经验中拈来，一点点强化我们的认知。身体的左右对称让我们体会和谐与“同”，而手的造型则说出了差异的存在。七个小矮人是为了同一位女主角而生的，总是一起反应，一起行动，饶是如此，他们每个人还是有一个代表其性格的名字；至于兄弟俩、姐妹俩的差异，几乎构成了二重性想象的来源：一个强大，另一个必弱小，一个张扬，另一个必内敛，一个冒失，另一个必稳重，如果一个野心勃勃地打遍天下，另一个多半要守着什么藏在血缘之中的秘密，进入一个心灵探险的境界——从神话到小说，都会这么写。
奥利安娜•普莱斯有四个女儿，其中包含一对双胞胎，这是一个非常“复调”的格局，也是作家芭芭拉•金索沃给自己安排的一场冒险。这对双胞胎，利娅和艾达，前者健全，而后者先天残疾，走路时一边高一边低。她们的妹妹露丝•梅一直认定“艾达恨我们所有人”，她们的姐姐蕾切尔，自封的也是被公认的女王，最喜欢高调地评价别人的人，眼里基本上没有艾达。
惟有利娅，总是带着歉疚感看她：“我千万次地祈求上帝回答我：我就是那样对待艾达的吗？”一个正着，另一个歪着，一个站着，另一个躺着。利娅觉得艾达的瘸腿与自己脱不开干系，想待艾达好一点，但又觉得这比债务太过沉重，不可能清偿得了。
而艾达自己呢？残疾让她亲近三维空间以外的超验世界，用阿蒂尔•兰波的词语，就是“通灵”：在一个根植于基督教土壤的家庭中——这个家庭听从传教士父亲的号令，从佐治亚州一个名叫“伯利恒”的地方来到刚果——艾达的通灵只是貌似必然而已。她接受教义很深，但看得更透，她从自身的情况中得到了对“上帝慈悲”这套说辞的怀疑，而不是被动地接受上帝的安排。上帝不会像父亲满心以为的那样，回应他们虔诚的诉念，因此，她必须勉力照管好自己的心灵，必须以均等的沉默来对待其他姐妹的情感投放，不管那是鄙夷，是漠视，还是像利娅那样的同情。
女儿们的妈妈，奥里亚娜，也是一个不情愿的基督徒。给传教士做妻子，被动地跟着丈夫的使命走，让她实在不好受，但是，来自《圣经》的教育却又主宰了她对自己与丈夫的关系的看法，她不能摆脱圣经体系里女人对男人基本的侍奉关系的认知。她明明清楚地看到，“天父”按自己的形象塑造人，父亲则以自己的形象塑造孩子，女人的角色，不论在创世时还是在人间一代代的繁衍进程里，事实上都缩减为一个沉默的子宫；她明明厌恶丈夫，却“渐渐相信上帝就站在他那一边”，她自问：“这是不是让我显得像个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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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木圣经》注定要成为一份女性主义的经典文本。一家四个女儿，固然是偶然的安排，但人数的优势会转化成女性韧而不折的象征，在压抑之下也能四方生长，而作为对比，男人只有一个收割的方向。奥里亚娜的丈夫，拿单，完全无心于女儿的教育，几任其自生自灭，他人生的重心完全落在“开化”刚果的土著民上，哪怕他们早已形成了自己的习俗文化。奥里亚娜以愤世嫉俗回应丈夫的顽固和伪善，并解释自己屈服的无奈。她自怜地说：“我知道罗马正在燃烧，但我只有足够的水擦地板，所以我就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但她又坚信担任一位母亲的人生有其价值，而且，这种价值并不建立在繁衍后代之上。她说了一句极具女性主义色彩的话：“女儿会说：瞧，母亲，你根本没有自己的生活。她们根本就不懂。人能拥有的只有自己的生活。”
奥里亚娜并不能把女儿们都拢到自己身边，组成对抗丈夫及其事业的统一战线。女儿们各有心事和个性，不过，她们不约而同地消极以对父亲的冷落与伤害。蕾切尔擅长轻蔑，提到父亲的口吻总是不屑一顾的；露丝•梅，1959年她还只是个5岁女孩，却也学会了害怕；至于双胞胎姐妹，谁都看得出她们有多么聪明——通过把注意力互相放在对方的身上，以及放在幻想和文字游戏上，她们把父亲从自己的世界里忽略出去。
但我们也会发现，男权体系不仅是父亲、父权、圣经等等之间的一场结构性共谋，它还能渗透和驯化被其压制的女性：蕾切尔虽然看不起父亲，却是最接近父亲的人——习得了他的白人至上和市侩心。她反感黑人的肤色和躯体，后来，在刚果民选总统卢蒙巴当政的时期，蕾切尔也乐见美国人干涉，推翻卢蒙巴，扶植暴君蒙博托，只因她自命美国人。女儿们渐渐长大，蕾切尔嫁给了一个拥有私人飞机的白人阿克塞尔罗特——虽然鄙视黑大陆，但蕾切尔眷恋在非洲当上等人的优越感。
父亲的事业受了挫。黑人并不需要天主教洗礼仪式，那条满是鳄鱼出没的河也并不是黑人乐意把自己的孩子浸下去的。拿单的传教行动是一种开倒车，因为支持他一往无前的是对黑人满满的无知与鄙视。与之相反，奥里亚娜却能运用自己的厨艺来吸引黑人的好感，还能想出种种办法来让女儿们延续学业。她很像《百年孤独》里的女族长乌苏拉，隐忍，低调，运用自己的生活技能支撑家族的运转。借着奥里亚娜，以及利娅和露丝•梅这两个主动走出门接触黑人土著的女儿，金索沃写出了女人那常常被遮没在好高骛远的男人身影之下的低微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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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让文化殖民者碰了一鼻子灰的土著，未必就是“神圣的野蛮人”。精英主义和本土至上，两者都是危险的陷阱，但金索沃执定的是一面书写着“女性主义”的大旗。与男性的征服欲相对，女性气质是主张试探、对话、融合和共处的。普莱斯一家住在基兰加，女儿们都认识了当地的土著人首领塔塔•恩杜，以及父亲在当地的翻译和助理——年轻黑人阿纳托尔。白人（精英）与黑人（本土）之间的隔阂，因为利娅这位女性的存在而打开了缺口：阿纳托尔的坦诚与聪明吸引了她，在政见方面，阿纳托尔支持卢蒙巴，与拿单对立。
对立两边各自有些什么成员逐渐明晰：男权、天主教、白人殖民者、蒙博托、父亲以及至少0.5个蕾切尔是一边，女权、本土文化、反殖民主义者、卢蒙巴、阿纳托尔和利娅是另一边。本来游移在两边之间的奥里亚娜，明白了刚果被比利时殖民已久，殖民者看中的只是刚果的资源，对于原住民的教育和医疗，他们并没有多少积极的贡献。这种认识是因露丝•梅长时间高烧不退而起的：缺少近便的医疗手段可不是刚果自己的责任。
总得有人不甘心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迈出这一步的是利娅，与乐于孤胆闯荡、“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男人不同，女人的第一步，是寻找依靠，建立盟好。利娅决定委身于阿纳托尔，是出于爱，也是为了稍加清洗身为白人一员的罪疚感。他们可谓“志同道合”，一起去观摩了卢蒙巴的总统就职典礼：
“我能清楚地分辨出他是哪一位。他瘦瘦的，举止高贵，戴了副货真价实的眼镜，留了一小撮八字胡。当他站起来讲话的时候，每个人都闭上了嘴。在这突然而至的肃静中，我们能听见刚果河的汹涌波浪撞击堤岸的声音。甚至连鸟儿都好像震惊不已。帕特里斯•卢蒙巴在台上举起左手，像是又长高了十英尺。他的双眼闪闪发光……”
与其说卢蒙巴天然正派，不如说利娅自己三观端正。她进入了刚果的文化，又相信美国最好的东西——民主政治能够移植到这里。她拉着阿纳托尔在基兰加开展基础教育，像一个真正的、立足实践的进步主义者一样，传播西方的现代文明而非圣经。后来，阿纳托尔帮助这一家子白人躲过了食肉蚁入侵的一场大劫（父亲拿单却独自脱逃，扔下了家里的五个女人）。感情加深后，阿纳托尔将利娅吸收入了土著文化：让她参加一年一度的狩猎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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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娅当然是作者金索沃最宠爱的一个女儿。她内心光明，对人抱持最大的善意，她甚至乐意理解不可沟通的父亲的心理。对父亲何以抱着圣经和传教使命死死不放，何以带着全家一起到刚果，她有一段富于同情的分析：
“我很想信任他。我们在这儿做了许多主的事功，这点显而易见……父亲相信他们会选择主的无限之爱，当然也会选择我们，因为我们正是上帝派往基兰加的特殊使团。他说此时的我们勇敢而正直。勇敢和正直——这两样东西在主的眼里，是不可能不受到奖赏的。父亲从不怀疑这一点。我看得出，他这是肺腑之言。他这辈子都谨遵基督的律法。在他和我现在差不多一样年纪的时候，就已高高地站在台上，开始在帐篷布道会上讲道了……”
本着设身处地、知人论世的习惯，利娅试图理解父亲性格的由来：就像看到卢蒙巴想到刚果河那样，她也从父亲的出身——生在密西西比的一个小镇，在中学打过棒球场的四分卫，对他来说磕磕碰碰“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来解释他何以不撞南墙不回头。相比之下，“通灵者”艾达就要严厉太多，她自行割断了与父亲的血缘瓜葛，像一个与他毫无关系的人一样，冷嘲热讽地描述他的行为：“他的惩罚就是上帝之言，他的弱点则是语言的失败”，“他的执行过程有时要比他的意图更纯粹。只是获得的效果通常都适得其反。”
但即便通达如利娅，也对父亲的确信提出了怀疑，怀疑的角度依然是女性主义的：
“但（父亲的）那个王国里，女孩子的位置在哪里呢？那里的规则我们难以适用，那样的规则也保护不了我们。女孩子除非长得漂亮，否则勇敢正直又有什么价值呢？”
金索沃的女性主义彻底、激进而又绝望。在利娅看来，女人必须靠姿容取悦男人而生，这一“第二性”定律即便在较少受到西方式男权主义洗礼的非洲也通行不误。在刚果，最漂亮的蕾切尔受到土著首领的眷顾，后者甚至想来提亲，作为对策，普莱斯一家才假称蕾切尔与阿克塞尔罗特已经订婚了。而利娅就成了一个简•爱式的人物：姿色不那么出挑，靠着一颗美好的心灵获得了“真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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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有是非，但一个总是正确的主人公是不讨人喜欢的。当父亲带着他的圣经消失，象征着普世主义的利娅—阿纳托尔占据了最活跃的前台时，芭芭拉•金索沃该考虑淡化她身上简•爱的色彩：那毕竟是一个过时的、偏迂腐气的女性主义模板。因而，接下来的故事就是卢蒙巴政府被美国及CIA策划的阴谋行动搞垮，刚果重新陷入一片混乱，而利娅他们空自悲愤，无力支援。再看卢蒙巴上台时父亲—蕾切尔的观点，不能不说，他们有“先见之明”：
“帕特里斯•卢蒙巴和其他当选的刚果人仍在讨价还价，想要成立一个国会各方都能认同的政府。但问题是这些人全都只顾着自己的部落，自己的酋长。我想象得出国会房间里的情景：一百来个塔塔•恩杜戴着尖顶帽和没有镜片的眼镜，在炎热的空气里，用兽尾魔棒驱赶着苍蝇，都假装不把彼此放在眼里。说不定要花上一百年，他们才能决定谁能坐在什么位置上。”
他们是站在男权—白人—殖民主义—精英主义的一边的，相信世界应该按照现在的样子运行下去。蕾切尔轻蔑刚果土著搞现代政治的能力，说他们起码要“花上一百年”，但她其实已经明白，刚果人难以成事的关键在于美国人不会坐视不管。刚果必须先后成为比利时人和美国人的玩物，蕾切尔对待这种现实的态度是纯男权的，正如她相信女人必须傍着有钱的、高等的男人才能发达。
父亲走后，蕾切尔接过他的立场，与利娅对抗。然而她们的关系被家里发生的意外所打断：就在卢蒙巴遇害的那一天，刚刚捱过高烧不久的露丝•梅，被一条蛇咬了一口，不治身亡。她一直是四姐妹中最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一个，就像卢蒙巴那个弱不禁风的民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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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丝•梅死后，奥里亚娜再次显示了母亲的决断力，坚持要带三个女儿离开这不宜久留之地，以免被刚果纯野生的环境不辨贤愚地吞噬。不过三个女儿各有抉择：利娅不待言，蕾切尔跟了阿克塞尔罗特——要她在她刚果所认识的白人里挑，也只能挑出这么一个了，当然阿克塞尔罗特信誓旦旦地许诺给她一辈子荣华富贵。多少受了利娅的影响，奥里亚娜参加了民权组织，行动不便的艾达便跟着母亲走，上了大学，后来行医。
金索沃可能有些迁就“善有善报”的原则：善良的人得到了爱情或者健康，而蕾切尔，这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生活则波折不定。阿克塞尔罗特没有食言，给了她很好的生活质量，但也背着她出轨，迫使她去找了一个更有钱的人——一个美国大使馆馆员——一同生活，此时的她早已不指望爱情：“为了一件干燥的马海毛毛衣和一听‘最终洁净’牌喷发定型剂，我已做好了随时出卖自己灵魂的准备。”后来，她的丈夫又换成了一个开酒店的老头儿，死后给她留下一座名为“赤道”的酒店。
在单纯的物质世界里沉浮，蕾切尔郁积了很多怨气：随着年龄上去，如何保持女神的优越感不坠，让她比过去更为焦虑。而当了医生的艾达，甚至连她自己的病都痊愈了。蕾切尔在两次改嫁之后，再度见到被她看不起的艾达，惊讶了一番：
“艾达真的一点都不瘸了，就像母亲说的，而且，她其实会说话，这说明她在童年时代过得并不那么光明磊落。现在，她和利娅一样高了，这真的很难理解……”
而利娅与阿纳托尔之间不渝的爱情则托寄了金索沃的理想：男人和女人、（负疚的、开明的）白人和（心智卓越的）黑人之间是可以共处而且相爱的。在反蒙博托的战线上，这对夫妇携手合作，一个在第一线组织游行抗议，一个在学校里教黑孩子读书明理。阿纳托尔没能躲过被军警逮捕的厄运，利娅守候着他，教学工作不曾稍懈。阿纳托尔出狱与利娅重聚，这一幕仍然是在蕾切尔眼前发生的：
“天呐，她在轮渡站甩开胳膊就把他给抱住了，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接吻，时间长得超过了你的想象。然后，他们就手拉手、喋喋不休地用刚果语说着话，像一对小孩子一样走了。他们这么做显然是想把我排除在谈话之外……”
酸溜溜的口气表明了蕾切尔的受伤，不过作者不希望读者收获廉价的快感。蕾切尔依然有一个求仁得仁的命运，她和利娅、艾达之间有着“境界”的高下，但谈不上品格的优劣分别。她们和母亲一起取得的唯一的胜利，在于联手否定了父亲的权威。三个女儿重聚在1985年初，交换着父亲的最新信息：他死了，怎么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死只是从女儿们的话里转述出来；重要的是当艾达拿着合影的照片去给母亲看，并告诉她父亲的消息后，奥里亚娜“一脸迷茫”，然后出门去干园艺活了：“我有些紫罗兰花要去种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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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利恒没有一个女人问过我露丝•梅是怎么死的”——后来，母亲对艾达说。在她看来，父权对家中女性的漠视是不可谅解之罪，它不但毁掉了女人对男人的信任，也断送了女人之间的情感联络：女人因被漠视而降低了自尊，并不再关心其他女人。冷漠瓦解了被支配者，却让支配者的位置牢不可破。
而冷漠者最神圣的化身和庇护者，在奥里亚娜的眼中，正是拿单所信奉的那位上帝。世上可以同时存在很多神，但是那些为世界建立秩序和规则的人独奉一个上帝，并要驯化万民都来崇拜他。拿单带着他的福音来到待驯化的刚果，这对于他的女人们来说是福是祸？当然不会是福，这个非洲出动了它的近卫军——食肉蚁、洪水、瘴疠及毒蛇来伤害毫无抵抗力的闯入者，其冷漠比起父权犹有过之，只不过，它也没有放过那父权的化身——傲慢的传教士，将他变疯并吸入了黑暗的深处。
被伤害的女人，从伤害中看清了非洲。它不是拯救者，而是教育者和审判者，用原始的力量教育并审判这些来自貌似温婉儒雅的文明世界的人类，不论男女。在艾达看来，身背大罪的父亲在亲人身上留上了自己的烙印，“我就是这样一个男人生出来的，他坚信自己不讲其他，只讲真理，而他每时每刻写下的，是一部毒木圣经。”艾达发现，父亲的秉性也弥散到了自己姐妹们的身上，她们都喜欢审判别人，冷视别人，甚至利娅都固执地认为自己一定是对的，当然，这样的心理痼疾也可以追究到男权主义的病根上：受支配而不得翻身的女人，都养成了专心自保以不受伤害的习惯。
卡伦•布里克森的《走出非洲》里有一句话：“一个白人若要跟你说句亲热的话，会写道：‘我永远不忘记你。’非洲人则说：‘我们不想念你，因为你会忘记我们。’”这种“我们两清了”的姿态，投入刚果民主运动，又在非洲有家有口的利娅肯定会受不了。但蕾切尔能接受，冷峻出尘的思想者艾达也能接受。至于奥里亚娜，利娅已经走出了她的世界，她不想念非洲的任何风土人物，除了露丝•梅。在蒙博托死后，小女儿进入母亲的梦境，告诉她“放下吧，继续向前，走入光亮之中”，仿佛在说，在生命和时间的圣经里，女人会成为那个被选中的性别。

　　《毒木圣经》读后感(五)：毒木圣经：待晨光亮起，照耀那一片丛林之忆

潮热的空气中悬浮着微小而细碎的颗粒，一如夜晚成群结队的萤火虫，模糊的身影。头顶的烈日从密密匝匝的丛林缝隙间猛然砸落，无人能够幸免。各种各样叫不出名的植物动物躲在某个角落窥伺人类。衣不蔽体的女孩男孩男人女人，露出黑色皮肤下的洁白牙齿狡黠一笑，期待被拯救。有着简陋马口铁屋顶的低矮贫民窟排成纵队，以可笑的方式，接受到来之人的“检阅”。

刚果。非洲的黑暗之心。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怀揣《圣经》的传教士父亲。也是她们的天父。这片焦灼的土地上有多少渴望之眼，他的布道就会撒播到每一寸地域；与父亲并肩而行的是这个家庭的母亲，长久的跋涉让她的眼睛神采尽失，但不难想象，她在结婚之初也曾拥有过摄人心脾的美丽；跟在父母身后的是骄傲的天鹅，是这个家庭的大女儿蕾切尔，有着令姐妹们艳羡的美丽与聪慧；然后是利娅与艾达这对双生花，艾达没有利娅那么幸运，她出生时有一半的身躯无法移动，但艾达却拥有姐妹们难以企及的思想深度；紧紧牵着姐姐们的臂膀的是最小的妹妹露丝，可爱的令人心碎。

每一寸土壤都生长着骇人的气息，每一个生命都透露着神秘的讯息。然而，他们不得不置身其间，因为她们那可敬的父亲的职责正是在于尽己所能救赎这里的生灵。尽管每一个人都料想到此行的悲境，但如果不是以血相抵，又怎会等到信仰的真正建立？少女们卸下了行李里的“变美神器”，轻装上阵，使自己融于这尘沙漫天之中。最小的妹妹是珍贵的精灵，却也是最脆弱的神经。

如果不曾以血相抵。我们真的无法深入了解生命的意义。

这个看似坚固的家庭，在密密匝匝的丛林深处开垦土地、耕种花草、喂养动物、宣传道义。囊中羞涩家常便饭，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仍然在经年累月中相互扶持砥砺前行。看到了帝国主义的伪善，目睹了教派、政党的分裂对立，见证了战争和随之而来的贫穷。人心，坚强也脆弱。露丝，家中最小的孩子的惨死，成为了压断这个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

《圣经》的救赎如此巨大，却在小女儿渐渐冰冷的身体面前失去了魔法。至此，这个家庭开始面临分崩离析的境地。父亲，她们的天父，将自己放逐在了那片黑暗之心。她们的母亲，离开了父亲，独自一人料理着自己的花圃。大女儿蕾切尔在第三任丈夫去世后接管了丈夫的酒店，在这里她可以尽情品味那些逝去的非洲岁月；双胞胎之一的利娅被婚姻所束殊难逃脱，另一个艾达则在忙碌的医学事业中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年华。

家庭与个体

芭芭拉.金索沃的《毒木圣经》可以说是一部关于家庭的史诗。“史诗”在现代语境里，代表了一种体量庞大、人物众多、时空跨度大的叙事作品。密集的叙述、如同饱满多汁的奇异果实，具有神秘的诱惑力，深邃的情感在以《圣经》搭建的框架内奔腾不息。母亲奥莉安娜.普莱斯——一个洞若观火的旁观者，却也是这场家庭悲剧的参与者，时而疏离，时而热烈，时而静默，时而抱怨。作为母亲，她竭尽所能照顾自己的家人，从结婚开始，从有了第一个孩子开始，她就丧失了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的真正的生活。她爱这个家庭，虽然也有过与丈夫和孩子们的争执，但是她的忘我与内省往往都能将纠纷化解。她将自己最爱的孩子亲昵的称为“小兽”，轻声耳语般的关切凸显母性的伟大与细腻。在这块贫瘠的非洲大陆，他们这个小家庭就是团结坚固的堡垒。然而，作者的匠心独运正在于：她将家庭成员中的四个女儿作为四个独立的叙述人讲述发生在她们身上的故事，每一章的开始由母亲的叙述作为引言。个体的力量是强大的，但每个人却都受困于家庭这张网。骄傲的大女儿蕾切尔，沉稳内敛的利娅，独立不羁的艾达，如同精灵一般的小女儿露丝，每个女儿都很有想法，都具有独立的人格，从她们风格迥异而又细腻绵长的叙述中，通过她们的眼睛，我们得以看到一个完全异质的心灵世界。在整部小说的结构中，家庭与个体若即若离，相伴相随，虽然故事的结局让人怅然若失，但谁也不能否认每个个体对于家庭的认同与归属。

信仰与背弃

他们携带《圣经》来到这片土地，以为一部被发达国家奉为圭臬的圣书也会在这里同样得到发扬光大。然而，他们最终却丢盔弃甲，失去了阵地，最令人心碎的是失去了他们至爱的小女儿的生命。那片蛮荒之地连基本的生存都成问题，又何谈信仰的建立？《圣经》——只不过是堂皇的外衣，除了传教士的父亲，其他家庭成员对宗教的信仰之心岌岌可危。母亲奥莉安娜将美国总统的画像贴在厨房最显眼的角落，每天看着这个人，仿佛就能为这个家庭变来可口的美食和丰赡的华服；大女儿信奉上流生活，最终也成功跻身上流社会；双胞胎利娅与艾达，一个守着自己的婚姻，一个守着孤独的学术生涯，尤其是艾达，这个从娘胎里出生就半个身子不能移动的残障女孩，却有着自己独立的信仰，她的思想是那么的与众不同，早年受损的脑子，却对反向阅读和微积分颇有造诣；最小的女儿露丝，她的信仰就是友谊，与她一同玩耍的伙伴，丛林里出没的动物，都与她心有灵犀。母亲背弃了父亲，父亲背弃了自己的儿女，大女儿蕾切尔背弃了自己的丈夫，美国背弃了这个可怜的传教士家庭。或许在战争与政治的阴云之下，谁的信仰都不值一提。如果说，信仰能够拯救人的心灵，那么背弃，则是对命运的逃避。

历史与人性

历史是一条幽暗的隧道，而人性，就是照亮漆黑的光芒。

纵然这条漫漫传道路遍布荆棘，但这个家庭依然义无反顾的踏上这片土地。历史太过沉重，压的人喘不过气。事实上，传教士的能力也仅此而已。当母亲奥莉安娜听闻自己的小女儿露丝被毒蛇咬死，她只是一言不发的为露丝裁剪寿衣，让三个女儿们帮忙将桌子抬到中央，她亲自为露丝擦洗身体。人永远无法与历史抗衡，充其量人只不过是历史之海中的一朵浪花。奥莉安娜，在孩子们心中永远是至纯至善的人性化身。人性与历史的博弈中，我们更加看清生命的可贵。

待晨光亮起

在这样一部近600页的虚构作品里，作者的野心昭然若揭：《圣经》的骨架，弥漫着硝烟的历史大背景，信仰的交锋，责任的拷问，人性的探求，共同交织成一部恢宏而瑰丽的交响。在这片滚烫的土地上，他们失去了至亲之人，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失去了信仰的根基，却也播撒下数不清的种子，说不尽的奇闻轶事，道不完的人生况味。也许，生命原本就承载不了那么多繁杂的议题，我们能谈起的，只有静待晨光亮起，照耀那一片关于丛林的记忆......

　　《毒木圣经》读后感(六)：救赎一种历史的负罪

（刊于《新民周刊》总第943期）

文/俞耕耘

美国当代女作家芭芭拉·金索沃，写出了一部47万字的“大书”――《毒木圣经》。小说名字听上去就像《天路历程》一样，充满了宗教气息。读后你会发现，它竟模拟《圣经》的单元架构，对传教士在刚果“强制输出”文明模式，冷嘲热讽；对宗教狂热造成的罪恶，兼具惩罚和悲悯。我很佩服女作家的勇气，一般书怎敢在书名里放上“圣经”两字。

然而，你把故事情节放在“圣经”语境里，却毫不违和，反而生出了丰饶的现代意义。普莱斯牧师带着妻子，四个女儿从美国远赴比属刚果，传教布道。他立志把种子、蛋糕粉和圣经带入荒蛮的丛林，看上去好似上帝的创世，出埃及的豪壮；他对当地土著裸露身体的有伤风化，又像摩西的训诫。

反讽的是，牧师丝毫没有意识到：当他用当地语说出“耶稣吾爱”时，却成了“耶稣是毒木”的发音。作家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牧师始终坚信自己所说即真理，不料，实际上每刻都把《圣经》泡在了毒木的“白色毒液”中。“毒木”这种珍贵的剧毒树木也正好形成一个微妙的隐喻：美国眼里的价值、信仰金法则，在非洲土著那里不见得还是宝贝，它很可能只是一堆带毒的废品。

表面看，这就是一个家庭迁居异域的生存故事，一个老套的传教故事，很像毛姆南太平洋故事的“史诗版”。金索沃的处理却很不一般，她成功将生存的叙事与历史书写、政治寓言糅合在一起。换言之，她发现了女性觉醒与非洲独立之间的巧妙的互文照应，反思着性别、政治和宗教问题的内在关联。有趣的是，牧师这个父性形象却始终失语，只在家庭五个女性成员交替的讲述里片断式勾勒。他的脸上永远写着八个大字：一厢情愿，自以为是。

这是一个没有肉身的丈夫和父亲。他对妻子维持家庭的操劳不以为然，对女儿们的生存需求，面临的健康威胁，漠不关心。他只在意，有多少人受了洗礼，美式民主怎样植入，才能在刚果土地上开出花来。然而，他却从没考虑过一个问题――上帝是否总是站在自己这边？难道，上帝不会在女性和土著的头顶上空吗？

可怕的是，牧师傲慢自负，让全家都身处危险处境，他沉醉在狂热的宗教世界里，妄图把一种文化强加在另一文明之上。殊不知，非洲有自己的智慧，丛林的法则，他的传教对当地世俗政治来说总是一种威胁。在他身上，父权的男性中心和传教的西方中心主义不谋而合，家庭女性与刚果的原著民都成了“训诫对象”。传教反而造成了命案（居民受洗礼时在河里丧命），滋生了仇恨与报复（小女儿被毒蛇咬死，牧师最终被驱逐烧死）。你会发现，就连这些意象和“死法”都是圣经式的。

金索沃写出了不同女性从依附走向抗争的代价，甚至你把它视为一部女性圣经也未尝不可。妻子和女儿们完全以女性视角反观了故事，尽管她们代表的立场如此不同。深具灵性的小女儿露丝·梅就是全书最后的“树之眼”，她古灵精怪，代表了终极关怀与超越价值。另一端是“拜物”的大女儿蕾切尔，代表了最世俗的物质生存：除了吃穿打扮外，头脑空空。夹在这两极的是双胞胎姐妹。利娅放弃了对父亲的信仰追随，嫁给了黑人丈夫，融入本土化进程，让小说带上了历史维度。残疾的艾达冷眼审视，评说罪恶，她最贴近作家，本身就是强大的现实观照。妻子则从依附丈夫，唯命是从的家庭主妇变成了摆脱奴役，决然出走的独立女性。

在我看来，作家的深刻在于写出了历史的负罪，它并非个人的恶行和过失，而是一种认知的迷障:耽溺在自己的世界（既是男性的世界，也是西方的价值世界），以良善的名义酿出人世的不幸。这也是一则关于“规训与惩罚”的鲜活寓言：一厢情愿地以自我为权威，把一切他者视为异端，势必走向自毁。让人震颤的是，历史的负罪源于一种合力，所有人都不能撇清，全身而退。依附、忍受、配合与助长都能让罪恶自行生长，我们都不无辜，需要的只是自赎。

　　《毒木圣经》读后感(七)：信仰与爱| 《毒木圣经》

毒木圣经，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戏剧冲突的组合。在打开这本书之前，我一度以为，这是一本基督徒的丛林探险小说。可是毒木居然是来自发音不准确的“神圣”，这就增添了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讽刺意味。大概为了讲清楚究竟有多讽刺，书中人物个个都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有的人是生命，有的人是情感，有的人是剩下的时光。这本书读起来就像是一场4D电影，每一个镜头都会从4个女儿各自的视角来分别阐述，这就要求我们读者思路清晰，不过也有不少神奇的，当你真正沉浸其中，你会自然而然地将他们口吻对应到正确的人物。就好像真有这样一个正在经受苦难的女孩儿在你身边耳语。父亲，母亲，4个女儿，阿纳托尔，飞行员，他们都是命运手中的画笔，想把这一段丛林探险对他们人生轨迹的改变，一一描绘。每个人的生活自画像，都在标记着他们如何对待信仰和爱。
父亲
标签：独裁、坚定、认为信仰和传教高于一切、终极理想主义
在他的心中，信仰的力量可以拯救一切，为了信仰可以抛弃一切。如果他的主能够庇护更多的信徒，那么即使牺牲自己的一切也毫不犹豫。这是故事的根本起因，也是整个家庭最终分崩离析的导火索。到非洲传教且不惜成本，想尽办法希望能够让主拯救当地的苦难，对信仰有执拗的坚持，很难说他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那么在意家庭，或许从一开始就没有过。对他而言，信仰所代表的对人类的大爱，远远凌驾于自己小小家庭所需要的小爱。遗憾的是，他是一个终极理想主义者，他活在自己假想的信仰国度里，完全脱离了外部环境，他渴望宗教救赎，可是却鄙夷国际政治和国家独立，这是他失败的最根本原因。他不能使当地人对耶稣建立足够的信服，文化习俗的巨大差异不是仅仅用变通之后的宗教仪式就可以填补；动荡的国家环境和艰辛的生活条件，让人们某种程度上没有多余的心力去接受一个新来的神，他们很现实，也很无奈；作为一种较高层次精神需求的宗教，在文化水平如此贫瘠的刚果，很难找到生存土壤。因为他们只希望能活下来。
母亲——奥丽安娜
标签：内心焦灼、渴望改变、缺乏行动力
在刚果度过的17个月里，对她而言，其实是一个女性意识觉醒的过程。她开始重新审视婚姻、男性、女性、家庭关系，她开始思考自己同这个世界的联系。大概是从得到消息不会再有接任的牧师以及津贴开始，飞回美国的提议被拿单拒绝之后吧，她开始疑惑自己为什么会走到如今这步田地，她最深处的母性希望能够为自己的女儿做出最好的选择和安排。她被迫去试着了解和认识这个男性制定规则的大世界，同时也对丈夫的事业产生了自己的观点。可是与此同时，她感受到自己每天所做，似乎与整个世界都脱节了，无法影响任何人。这种自我认知的模糊和消泯所带来的震撼和恐惧，甚至超过了死亡本身。她觉得是时候逃离所有来自拿单的锁链了，他对露丝的死亡的表现，是整个家庭开始崩坏的起点。
正如艾达所说，逃离非洲可能就是母亲的最后一搏了。她希望能够再给女儿们留下最后一次选择的机会，这可能是在她觉醒之后能送给她们最好的礼物了。因为她自己本身也是迷失于路途的人，前面有光，可是还不够亮。
利娅
标签：热爱探索、渴望融入、倔强勇敢、有坚持；幸运
在我看来，利娅可能是精神生活最终圆满的一个角色。阿纳托尔的陪伴不仅让她在非洲的日子改善了很多，而且还带给她的家庭更多的机会，更是成为她的人生伴侣。这两人的相爱顺理成章，他们互相吸引、也互相理解，有着类似的遭遇，也有独立的思想；对于独立自由的追求上，她是4个女儿中最为强烈的，这也让她的爱更为坚定和纯粹。对于家庭，她也始终想要承担自己的那部分责任，保护好自己的妹妹，特别是露丝·梅。她对环境的超强适应能力，让她始终生活在较为安全的环境里，她也渐渐地希望被当作一个非洲女人来看待。
她的信仰很难说清楚，但是她对于爱是坚定、执着、可以依靠的。
蕾切尔
标签：典型的公主性格、洁癖、物欲
作为大姐的她，其实在姐妹之间依旧是缺乏权威感的，因为她的心智似乎有些不符合年纪的幼稚。像每一个爱慕虚荣的青春期女孩子一样，刚果的环境如同炼狱。她对于物质的追求在刚过基本是无用的，不过本质倒也不坏，在看过猎杀兽潮之后想要吃素，偶尔也会因为自己的任性而反思。总体而言，她的结局是传统意义上的最好结果。生活优渥，不为金钱所烦恼，结交于社会名流，与她的规划差别应该不大。不过她家庭观念的单薄，我很难分析出前因后果。如果一定要给一个信仰的话，她可能信仰物质自由。
信仰是一种精神诉求，从物质决定精神的角度，我认为先满足生理需求再丰富精神世界是再合理不过。可是对于传教士，信仰和宗教的意义当是远超常人的。灵魂救赎是不是比解决肉体的苦难更加重要，这个问题实在太难回答。但我相信的是，信仰与俗世的爱并不冲突，可以良好的共存，拿单的上一任牧师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们留下，他们选择了更好的方式，也更合适的方式来继续自己的善举。他们自己的生活也是愉悦的。
宗教在历史上确实曾经拯救了灵魂，团结了有生力量。可是宗教存在本身也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文化现象。人类的灵魂到底需不需要信仰来拯救？信仰可以是一种信念的支撑，但是作为一种具有独立思想的生命体，或许应该仔细思考自己与这个世界的联系，找到自己独有的灵魂寄托，才能让人生更加的接近圆满吧。

　　《毒木圣经》读后感(八)：毒木之心，便是圣经

一周多的时间，看完了《毒木圣经》，看看停停，如有所悟。

每个人都是毒木，我们无知，不知道毒液的伤害，但我们却依然有罪，纵容毒液的蔓延。

在非独的背景下，以一个家庭，五个女人的视角，述说着这个悲伤的故事。

他们或身有缺陷，却乐观向上；或迷醉世俗，渴望摆脱；或又热爱世界，对未知充满好奇。

神父手拿圣经，来到了这个世界，举起圣经，让它的光芒照耀所有虔诚的信徒，面带微笑，以和蔼对待世人。

在他心中，拯救世人便是职责所在。所以他带来了他所认为对的东西，意欲拯救，他虔诚，他真心，他博爱。基于一个好的出发点，但却被心中有恶的人所利用。征服，掠夺，独裁，所以他们便借用传教的名义，意欲掌控一切。而修士们却还无知不解，传播毒液。

宗教的本身是信仰，信仰本无对错。可是硬币的两面性使得它也带着我们无所察觉的毒液。

神圣罗马帝国，秦始皇焚书坑儒，明清文字狱。借用宗教或是思想的名义，挖掘其中所蕴含的毒液，也许是人们所喜欢做的。

我们生如毒树，无法摆脱，只有孤立生活，方能保持圣洁。

2017.7.2

大鱼海棠

　　《毒木圣经》读后感(九)：是毒木还是圣经？

芭芭拉·金索沃说文学作品有三种伟大的主题，人与人之间的抗争、人与自然的抗争、人与自我的抗争，《毒木圣经》可以说涵盖了这三个主题，可见故事的恢弘磅礴。金索沃对社会的关注扎根于土地与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这本书同样如此，见微知著，从传教士一家在非洲的挣扎求存中展现白人殖民者对刚果人及其文化的压迫。

《毒木圣经》由母亲和四个女儿的不同声音来讲述，显得丰富厚重，每个人都有极具自己鲜明特色的说话和思考方式，拼凑出一家人在独立前夕的刚果的生活状态。金索沃的文字动人优美，描绘出了一个真切又鲜活的基兰加，她的笔触仿佛浸染了丛林的色彩、香味和气息，使身处其中的人物也变得生动起来，从自然乃至当地人的生活习俗、文化背景，书中的刚果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从语言上来说，这本书毫无疑问是精彩的、让人身临其境的，但我并不完全认同金索沃表达的观点。

我认为小说最重要的是引起读者情感上的共振，对人物命运的深刻关切就是读者能给予的最好回应，而这需要作者打造出一个无懈可击的世界，不管作者想借角色传达怎样的思考，必须契合角色本身的立场和行为，才会让读者真正投身其中。并且这种传达不是让读者接受某个盖棺定论的观点，而是让我们在人物和事件的发展中自我思考，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金索沃在书中的发声过于明显，部分人物脸谱化，显得单薄了些。

作为全书唯一没有自己声音的父亲兼牧师，他的形象本应透过另外五人的视角变得更为复杂和丰满，但除了母亲提及一次参军给他带来的创伤，我们仍不知道他在刚果究竟有着怎样的心理变化，他的信仰与实际生活发生过怎样的碰撞。如果换一种角度理解，他就是这样麻木不仁、冷漠自私，外界对他毫无影响，那么这个反派的形象过于单调和绝对，似乎只是为了服务于金索沃想要表达的观点，而失去了人物本身的立体感和魅力。

同样显得脸谱化的角色还有蕾切尔，与父亲不同的是，她只是将极端自我用到了对个人生活水平的追求上。而对双胞胎和母亲的描摹，金索沃则细致多了，尤其是母亲的独白，女儿们都是以当下的时间线来叙述发生的事，只有母亲是以回望过去的角度来看待当下，显得尤为沉痛和绝望。可惜的是，这种发自内心的呐喊和求助落到了空处，没有任何呼应。

金索沃对毒木圣经的表达特别有意思，同一个词既可以看做人极为珍视的圣经，又是难以忍受的毒木，从书中来看，金索沃的态度很明显，但其实还能更深地挖掘一下，白人传教究竟是纯粹的剥削利用，还是强权下的一种善意之举？文化传播甚至同一化的利弊何在？信仰有高低之分吗？后殖民时期是否意味着文化霸权的到来？值得思索的地方还有很多，这确实是部可圈可点的小说，但我觉得可能作者想要呈现出来的感觉并未得到完全实现。

　　《毒木圣经》读后感(十)：“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

《旧约·创世记》的开篇记录了罗得与妻子的故事。这对夫妇原本在迦南居住，拥有大批的牛羊财物，却遭人嫉恨不得不搬离，最后定居于索多玛。由于索多玛是一座淫糜之城，耶和华打算将其摧毁。罗得从天使那里获知毁灭的命运后，携妻儿出逃。只是，因为留恋索多玛的滚滚红尘，妻子逃跑之中回望了一眼那被硫磺与烈焰焚烧的城市，却因此受罚，变成了一根盐柱。混乱中，只有罗得谨遵教诲，头也不回地逃出生天。《毒木圣经》的整体神学框架，几乎就是从这一段圣经故事中敷衍而来：一家人从美国搬到独立运动前夕的刚果，女人们留恋着一度拥有的特质配方护发素、马海毛毛衣与蛋糕面粉，而作为一家之主的男人则决绝地告别了那些烈焰般的欲望，投入密林深处的传教活动中。

“这算是哪门子交易啊！他那可怜的老婆当然会变成盐柱啦。”充满美国特质的大女儿蕾切尔在刚踏上刚果的土地时曾抱怨道，不曾想，她的抱怨成为母亲的谶语。小说多次通过女儿们的目光观察母亲奥利安娜作为“盐柱”的形象：有时，她的泪水流下，脸颊上形成一道盐痕，有时，她的侧脸映在窗上，“影子变成了盐晶，反射所有的光亮。”这位千百年后罗得的新妻子受到了“诅咒”，但是，与《旧约》中那个关于顺从与毁灭的故事相反，奥利安娜所遭受的痛苦为其创造了一种面向自由的可能性。作者金索沃通过一个母亲与四个女儿的漫漫命途向我们透露：虽然，这是一个在神学框架中展开的故事，但是，它的结尾可能恰恰是反神学的（这也是《毒木圣经》一书在基督教社会饱受批评的原因）。因而，在刚果大地上发生的“创世记”与“出埃及记”，是一个微缩的、颠倒的、突然改变了时空关系的圣经故事，它所要探索的，不仅仅是女人朝向自由的努力、还有那种为了打破语言与世界之间隔膜而做出的牺牲——尽管多少是徒然的。

金索沃的故事不仅在神学的框架内反对着神学，也在丛林小说的体系中嘲弄着丛林小说。作为一个发生在异域的故事，《毒木圣经》身上天然地烙印着丛林冒险小说家的影子。金索沃直接用“异域风情”（exotic）这个词来形容小说，也毫不讳言自己曾经受到过冒险小说的影响，那是童年时期，身为医生的父亲将她带到了刚果这个他者的世界，她用七岁女孩的眼睛记录下了这块土地上的风土民情，也不可避免地读了不少冒险小说。只不过，《毒木圣经》所处理的问题，已经从一个“二年级学生感兴趣的冒险信念”飞跃到了“对于文化帝国主义与后殖民历史的兴趣”。自然，影响的焦虑还在发生，小说中多角度、多人称的叙事手法，仅仅追溯到福克纳或者伍尔夫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回到十九世纪殖民活动热火朝天的现场。

十九世纪的冒险小说家威尔基·柯林斯在冒险小说《月亮宝石》中讲述了一群人进入印度寻宝的故事，柯林斯首次使用的多重叙事身份为金索沃的写法构成了一个前调。表面上看，《月亮宝石》是众声喧哗，实际上，所有的声音都扭成了一股，它们拼出了一个全知全能者的声音，如泛着冷光的柳叶刀一般钻探向宝石谜案的深处；同样的，乍一看，《毒木圣经》中五个女性的声音同样纷纭嘈杂，大姐蕾切尔常常误用文字（malapropisms）、利娅语言中满溢着虔诚，而艾达则是回文高手——金索沃曾谈到，自己花了一年的时间来练习五个女性的表述口吻，常用的做法就是设置一个场景，让五个声音分别来进行描述，为了捕捉到艾达的表达特色，她甚至翻阅了大量关于偏瘫的医学著作——但是，这五个声音也并没有互相拆台、彼此抵牾，相反，它们重叠交织成一支独白，吟唱的，是对天父之子、一家之主拿单的浓浓怨憎。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看到了隐藏在《毒木圣经》中更深邃丛的林小说内核：变奏的黑暗之心。某种程度上，拿单正代表着这颗“黑暗之心”，而这也最大化地体现出金索沃对另一位十九世作家约瑟夫·康拉德的继承：所谓黑暗最终是向内自我指涉的。这个词唯一一次出现，正是奥利安娜用来描述自己的婚姻状态。在普莱斯的家庭内部，对于妻子的毒打、对于孩子的漠视与压抑、以父之名的绝对霸权从来没有停止过，一如利娅虔诚而胆怯的表白：“任何事情，我都不会有悖于父亲，从来不会。”因而，在这块土地上，殖民的、帝国主义的、种族的压迫，最终转移到性别的压迫上，宏大的问题被痛苦琐碎的日常生活解构了，小说所首先要探讨的，也变成重压之下，女人趋向自由的挣扎与自我救赎。

实际上，十九世纪以来的丛林小说，一向把非洲大陆视为一个女体。握有尖兵利炮的白人男性进入非洲探险，正如男人侵入女人的身体，两者都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研究欧洲艺术史的学者发现，欧美人群对“黑色的女性身体”的好奇心从未停止，而在欧美的丛林小说中，非洲大陆也总像一个女人的胴体：在《所罗门王的宝藏》中，亨利·哈葛德直接把非洲的青山形容为 “好像示拔女王的胸脯”。在《毒木圣经》里，殖民主义逻辑下的征服关系具体化了，非洲的女体变成了奥利安娜的女体，比利时的殖民压迫变成了拿单的家庭压迫，奥利安娜把两者的重合说得非常清楚：“我是他的工具，他的牲口。仅此而已……妻子就是土地，再三易手，满身伤痕。”她在这种压迫的关系中寻得了认同，她与女儿们的立场也从白人/征服者的立场滑入了女人/被征服者的立场，这是所有关系模式中的底层，底层的角色使她完成了对殖民主义的丛林小说的嘲弄。金索沃拒绝拿单的声音出现，仿佛拒绝一个男性再次以蛮力进入女性的身体，她用五种和声塑造了一个透明的堡垒，脆弱又坚不可摧。

在刚果独立革命的风波中，普莱斯家的女人们勇敢地上演了一出“出埃及记”，拿单依然固执地留守在丛林中，失心疯一般要给所有土著孩子洗礼，以至于吓坏了当地人。随着故事的展开，女人们走出了各自的天地，但是，无论是上大学还是经营酒吧、无论是葬身蛇毒抑或与本地人结婚，姑娘们的命运都汇流成了一种，聪明善思的艾达后来说道：“我觉得，我们皆是如此，试图杜撰自己的故事版本。所有的人类颂歌究其本质来说只是一首而已：‘我的一生，我从历史中偷去了什么，我又如何与之相处’。”金索沃并没有一劳永逸地对“出走后的女人们”许下什么光明的未来，因为在趋近自由的过程中必然缠绕着令人疲惫的痛苦：母亲饱受刚果落下的疾病折磨、艾达则始终无法逃脱那个死在非洲的孪生姐姐的阴影、利娅与蕾切尔留在非洲，亦各饮其生活苦酒。这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结局，它好就好在那些依稀可见的失败、认输以及沮丧。金索沃传达出一种最为真切的生活观感：死里逃生的人往往不是兴高采烈的。就仿佛翻越一座山，不时有人从身边滑落摔死，你竟翻了过去，回头想想，没有多少喜悦，只是害怕和遗憾。

金索沃的这些整体思考是通过两组对开的时间坐标完成的。如果留心一些，能够发现《毒木圣经》里存在着两种时间坐标。母亲奥利安娜是逆时间之流的，她的叙述往往站在事件的终点往前回望，这回望中带出了一种事后的反思与事后的补充——拿单在婚前的经历就是通过这种回溯的记忆展现给读者的；而四个女儿们的思考则是顺时间之流的，她们各自的命运如同水流一般向前推进，缓缓展开。就好像我们看一部电影，在顺序的放映过程中得到一种理解，而倒回去再看一遍，就发现了当初很多小片段、小细节对后事的提示作用。在这样的时间结构中，奥利安娜的“已知”状态对女儿们的“未知”状态构成了一种回望式的总结，就仿佛是一个年老的女人在历经沧桑后对自己一生经历的总结。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作者要强调“所有的人类颂歌究其本质来说只是一首而已”，也会借艾达之口说：“拿单的五个传说中的老婆就是我们”，从根本来说，这是一个大写的“女人”的故事。

在这个关于女人的“大写”的故事中，没有绝对的胜利可言，细小的失败沮丧爬满了每个人的命运，这一点，也许从小说的“语言问题”中可见端倪。金索沃花费了大量笔墨来记录各种语言差异与语言状况，自有其深意所在。蕾切尔的受教育水平不高又天资不高，把单词拼错、拼漏是家常便饭，早逝的小女儿露丝则由于年幼，也会在拼写上犯一些幼稚的错误，聪明的艾达对回文极为执着，所有的语言都能在她的大脑中完成一种游戏，而利娅对刚果土语与英语之间的差异、刚果语的命名极为着迷。这些语言风格的痕迹，不仅仅是对每个女孩身份的一种辨认的标识，更透露出金索沃对于语言本质的思考。金索沃对语言有着异乎寻常的着迷，在一次访谈中，她曾谈到自己每天清晨四点就要起来工作，因为一睁眼，就感觉到脑海中塞满了词汇，必须奔到书桌前把它们倒出来。小说中这些词不达意、名与物的脱节、语言与世界的别别扭扭，也许正是证明了世界的不可抵达与不可描绘，无论是自己的白人国土或者他者黑色大地、无论是作为女儿的苦难或者是作为解脱者的挣扎，人们总在全力以赴的时候踩不到点上，只好“退而求其次”。

《圣经》中，罗得的妻子再次被提及是在《路加福音》中，耶稣仍然责怪着她，觉得她是想要保全性命，却丢了性命。但是，在刚果这块土地上，变成了“盐柱”的罗得的妻子却带领女儿们走出了另一种命运，从压抑中逃生，她们“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留下一个汇合成一体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