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1，决战热兰遮》读后感精选10篇

　　《1661，决战热兰遮》是一本由欧阳泰 (Tonio Andrade)著作，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45.80，页数：335，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1661，决战热兰遮》读后感(一)：现代化，并不是一部欧洲支配史

——《1661，决战热兰遮》还原的历史细节
文/严杰夫
1661年中荷战争为人们所熟悉，不仅因为它是各类历史著作中的常客，还拥有多方面的原因。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这是历史上中国与西方的第一次冲突，在“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率领下，中国人成功驱赶荷兰人收复台湾，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民族自豪感。而对西方人来说，这场战争则拥有更深广的意义：这场战争的双方是在17世纪的世界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国家，一方是率先完成资本主义革命的荷兰，它是当时西方最强大的殖民国家，不仅在与英国的竞争中胜出，还取代了曾经的霸主西班牙，而在贸易方面，荷兰当时的对外贸易额占据全球半数份额；另一方，则是当时东方世界的中心——中国，它是亚太地区的宗主国，也是这一地区的贸易核心。从这个角度来看，1661年中荷战争可以被看作是西方国家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亚太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第一次作出尝试性的挑战。
不过，尽管关注这场战争的历史学者很多，但“无论在哪种语言里，都不曾有人利用中国与欧洲的许多现存史料，针对这场战争从事过重大研究”。有幸的是，史景迁的弟子、美国历史学家欧阳泰的新作《1661，决战热兰遮》，借助东西方史料，详细地还原了这场战争的原貌，并探究了郑成功为何能获得胜利，而荷兰人却惨遭失败的原因。
或许是继承了史景迁的特点，欧阳泰在《1661》一书中也展现出了极强的描写和叙事能力。在欧阳泰的笔下，“国姓爷”郑成功分裂的个性就被描绘地极为鲜明，一方面他是一位杰出的领袖，不仅充满了中国传统智慧，而且对外国的军事策略和技术抱以开放态度。欧阳泰认为，正是这一特质，成为郑成功和他的军队获得胜利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欧阳泰又把郑成功描绘成一个自负、残暴的君主，他无法忍受任何细小的失败以及来自敌人的挑衅，因此他常常一怒之下就斩杀手下的将领和荷兰俘虏，其中还包括数位郑氏家族的亲属。而荷兰方面的几位主要人物，也都被刻画出了各自不同的性格特征，例如荷兰最后一任台湾长官揆一被描述成一位睚眦必报、极难相处的人物，而荷兰军事官拔鬼仔显得极为愚蠢，地方官猫难实叮则懦弱而自私。总之，欧阳泰那栩栩如生的人物描写，让《1661》并没有其它历史著作一贯的晦涩，却自有一种长者讲故事般的娓娓道来。
难得的是，欧阳泰对历史细节的还原，并非出于杜撰，而是依据对史料的考证。例如荷兰人梅氏在战争开始不久就被俘，并在为中国军队服务的过程中，得以近距离接触郑成功，他留下的日记，有力地帮助作者勾勒出了郑成功的个人形象。而当时荷兰舰队的司令博多、指挥官卡乌等人的日记，也为作者还原这场战争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先王实录》、《闽海纪要》等中文文献，与司徒琳的《南明史》等前辈的研究成果，同样为欧阳泰准确还原历史提供了帮助。
欧阳泰当然并不满足于为读者讲一个“好故事”，在《1661》中，作者事实上是想通过还原真实的历史，来指出当时东西方世界在军事发展上的差异。在西方世界，对于东西方发展的差异，一直存在两种主要的观点派别：以“西方优越论”为代表的观点认为，西方自始至终都在各方面长期领先，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直到20世纪70年代还有许多学者认为，枪炮是欧洲发明的，甚至于在今天的中国，还有很多人被告知，中国人发明火药后仅将其用于制作烟火、爆竹等非军事方面；到了上世纪下半叶，在彭慕兰的《大分流》、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等数种探求东西发展差异的名著发布后，此前统治西方的“欧洲优越论”得到了颠覆，加入这一颠覆阵营的学者指出，欧洲的领先是十分晚近的事情，西方的崛起与亚洲的落后这一世界史上的“大分流”，起码是在18世纪末期工业革命后才出现的趋势，在此之前，西欧与亚洲大部分地区的发展大致势均力敌。
欧阳泰在研究了1661年中荷战争之后，提出了与上述两种观点都不同的看法。他发现，与许多学者宣扬中国军队军纪涣散而欧洲军队纪律严明的观念不同，郑成功的军队同样遵守着严格的军事纪律，并且如同欧洲军队一样实行操练，因此拥有强大的战斗力。同时，他们的火炮、枪械在功能上也不逊于荷兰人。欧阳泰还特意提到，曾经被认为16世纪末出现于日本和欧洲的排枪射击法，事实上在1387年的明朝文献中即可被查到。这些细节都说明，“军事革命”并不是欧洲独有的现象，在中国军队中也出现了同样的变化。
不过，欧阳泰却发现，荷兰人在两方面——船只和堡垒——确实拥有压倒性的优势。荷兰、船只不仅在火力上远胜中式帆船，而且逆风航行的能力极强，当时的中国学者郁永河在《裨海游纪》中如此评价荷兰舰船：“为帆如蛛网盘旋，八面受风，无往不顺”。当时叛降的中国人也都认为，荷兰船舰在海上的拦截能力闻名遐迩，只要荷兰人发起封锁行动，就可以阻遏郑氏军队来自大陆的补给品。遗憾的是，揆一领导的荷兰人没有采纳这一策略。另一项赋予荷兰人巨大优势的技术，是文艺复兴堡垒的建造。这种诞生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军事技术，帮助荷兰人在人数处于劣势且没有得到外援的情况下，坚守了9个月。郑成功此后也是在德国人的帮助下，才最终攻下了热兰遮城堡。欧阳泰认为，在中荷战争中发挥出的重大作用，说明文艺复兴堡垒正是此后支持西方殖民扩张的重要科技。
中荷战争中表现出的军事技术方面的细节，表明当时亚洲发达地区的军事发展水平，整体上并不落后于欧洲，亦即16世纪中期的亚洲与欧洲尚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但在某些领域，欧洲已经体现出明显的军事优势，这种优势为欧洲列强200年后征服亚洲、称霸世界埋下了伏笔。由此，中荷战争的背后揭示出了近代史上中西“大分流”的复杂性。为此，欧阳泰表示，现代化的历史其实不是欧洲的支配史，而是一个文化扩散现象越来越快的过程，正如我们在中荷战争前后的历史中所看到的，军事革命始于中国，传到欧洲，后来又从欧洲传了回来。这种相互借取的现象已存在数千年之久，但在17世纪达到新高。这也说明，现代化本身是一种相互适应的过程。
有意思的是，欧阳泰还注意到，气候因素在1661年的第中荷战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史实显示，在中荷战争还没开始之前，台风就摧毁了荷兰人的一座城堡，并改变了城堡所在的沙洲，以至于城堡无法重建，郑成功由此得以顺利靠近台湾的海岸线，揆一的荷兰守卫军因此无法抵御“国姓爷”的进攻；在战争的过程中，天气更是一次又一次地改变着战局形势；更重要的是，放到更大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正是16世纪中叶发生于菲律宾的火山爆发，导致全球气温迅速降低，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农业生产造成了致命打击，明帝国在由灾害导致的农民叛乱中陷于崩溃，原本居于关外的满清政权迅速南下，间接促使郑成功放弃大陆而转向台湾寻求新基地。
对此，欧阳泰意味深长地指出，1661年的中荷战争在整体上都是由天气引起的，它使“认识到了一件事，是今天许多人都忽略了的——天意才是人类事物的最高决定因素。”不过，欧阳泰觉得，相较于我们在21世纪可能遇见的灾难，17世纪的气候变迁根本微不足道，大自然显然即将要给我们现代人上一堂关于谦卑的课。作者这种谶言似的预测，或许有些危言耸听，却暗含着某种想要给予我们的警示。或许，在探寻人类历史发展的谜团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所有技术因素最终都会变得无关紧要，具有决定性力量的还是那些人类无法控制的“不可抗力”。历史就是以这样一种高深莫测的方式在缓缓前行，正像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历史教授伊恩•莫里森在《西方将住在多久》中写道的那样，“社会发展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但不是以我们自己选择的方式”。

　　《1661，决战热兰遮》读后感(二)：这本书是汉学家写给西方人的

关于荷兰人被郑成功逐出台湾这件事，本书的作者自叙说:鉴于双方之间悬殊的实力差距，他自己也一度认为，荷兰人的失败，实在是毫无悬念、必然如此的。后来，在写作一篇与此主题相关的文章时，查阅了一些史料，作者改变了这个看法。而是重新认为，事实也许正像是荷兰人揆一在为自己辩护时所提出的那样，郑成功一度曾经十分接近于失败的边缘，弱小的荷兰守军却并不是全然毫无胜算的。
而造成这一点的原因，则是因为西方人掌握的更先进的科学技术，形成了更为强大的战斗力。
热兰遮城，是一座标准的欧洲棱堡，其交叉火力的配备，使之具备了明朝军队所无法突破的防御能力。而且，荷兰人的大炮，射程更远，瞄准更为准确，爆破杀伤力更为强大。在实战中，荷兰守军炮火所及之处，郑家军的阵地几乎崩溃。
迫不得已，郑成功只得放弃强攻，改取长期围困之策。于是，郑成功只得把自己的主力部队分散到台湾岛的内陆山区，兵屯耕种，以解决粮食问题。郑成功设在普罗民遮城的总部，仅有三百名士兵守卫。对于监视热兰遮城的荷兰人而言，这三百名士兵已经足够了。
郑成功是在1661年5月间进攻台湾的。每年的这个时期，台湾周边海域是西南季风期。郑成功将帅们根据他们的航海经验，认为在此期间，船只不能逆风南驶，所以，台湾被围的消息无法传回巴达维亚，必然不会有援兵来救台湾。
但是，郑家将帅们所不了解的是，欧洲海船不仅仅在战斗力方面要强过了中国帆船，而且，凭借着它们复杂的帆索系统，欧洲海船能够逆风航行。
小帆船‘玛利亚号’的克劳森船长在与热兰遮城失去联络之后，独自做出决定，向南航行，去巴达维亚通报消息。
在此书中，作者也记述了许多中国人的英勇行为，大抵而言，中国人的智慧与勇敢，都是为了在抵消欧洲人的技术优势时所体现出来的。而克劳森舰长的英勇行为，则是把科技优势发挥到极限，从而做出了令人惊叹的功绩。
所谓大航海时代的冒险勇气，就是这个样子的吧。
所以，在八月间，十二艘荷兰战舰组成的舰队抵达台湾。决无可能发生的事情竟然发生了，郑成功所承受的巨大心理震撼，可想而知。也许，在这个时刻，用一根羽毛就可以打倒这位自信干练的国姓爷。
获得增援的揆一，决心用新到的七百名士兵对普罗民遮城发起一次进攻。此次进攻的胜算极大，极有可能击败郑家军。
接下来,就发生了稀奇古怪,用正常逻辑无法解释的乌龙事情.
舰队抵达不久,台风来袭大员湾.舰队无法靠岸卸载给养。其实，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等待台风过后，继续卸载也就是了。但是，舰队司令达乌却决定驶往彭湖诸岛抢劫。直到三个星期之后，才返回台湾。然而，只用了一个星期，郑成功就把自己的军队主力重新集结在热兰遮城外。这个千载难逢的战机，就这样白白地丧失了。
郑成功的兵屯政策并不成功,来年饥馑,已成定局。即使是现在,郑家军前线士兵的营养补给都无法正常维持了.根据综合情报来分析,荷兰人最好是利用自己的舰队优势,封锁海峡,截断厦门向郑家军的补给.但是,揆一却做出了错误的决策,集结舰队向当面的郑军主力进攻.战斗结果,当然是荷兰人失败了.
据说,热兰遮城的陷落,是因为一名日尔曼人罗狄斯中士投降了国姓爷，建议的国姓爷在热兰遮城外的制高点筑堡架炮，打击守军。郑成功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是，热兰遮城无法支持，只得投降了。
作者分析说:郑成功将帅们实战经验丰富，不必别人来教导他们这种最基础的战术原理。郑家军的问题是，他们无法建筑能够与欧洲棱堡相匹敌的城堡。而罗狄斯中士呢，他是一位职业军官，懂得欧洲职业军人们都懂得的军事工程学。在他的指导之下，郑家军也筑起了欧洲棱堡，迫使荷兰人不得不投降了。
另外，书中也提到，有一位荷兰人‘梅氏’，被郑家军俘虏，因为精通地质勘探术，在郑家军中提供技术服务，所以才没有被郑成功处死。
作者还认为，明朝晚期，战争频仍。明朝官员们很早就意识到欧洲铁炮的强大威力.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学习西方人的火炮技术，用以装备明朝军队。效果还是十分明显的。所以，郑家军的火炮技术与西方火炮的差距不是很大。而郑家军在战争中的模仿能力也是深得荷兰人称赞的。
据此，作者提出了此书中的最重要的一个结论: ‘现代化,就是一个相互适应的过程……有更多的人移动了更长的距离,离家的时间也更长,比起人类史上先前的其他任何时期都尤有过之。商品、科技与观念的流动范围与速度都更甚于以往。’
今天,这样的文化转移的进程比以往都要强烈。
郑成功将帅们在这场战争中表现了优秀的应变能力,所以可以迅速学习先进的战争技术,从而战胜了对手。相比之下,荷兰人的表现则是十分差劲的。
所以,作者认为,如果西方人还因为倚仗着自己的科技优势而洋洋自得的话,不仅是短视可笑的,而且还是十分危险的。的确是掌握着先进科技的西方人,也应该学会谦卑的美德。

　　《1661，决战热兰遮》读后感(三)：郑成功，用好叛徒才能得胜利

1661年4月29日，2.5万人组成的“多国部队”（除汉人外，至少还有日本人、非洲人）突然出现在台湾海岸线上，令荷兰东印度公司最后一任台湾长官揆一大为吃惊。
对郑氏家族，荷兰人并不陌生，1630年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和荷兰人签过条约，同意他们永久占领台湾。以后为了更多税收，郑成功曾对台禁运，为此杀了一名犯禁的船长，剁掉所有船员的右手。
揆一赶忙派商人何斌去谈判，何斌采取了典型的中国式做法：私下同意每年向国姓爷进贡5千两白银、10万支箭杆和50吨硫磺。然后，他向所有台湾商船索要一大笔过路费。
诡计很快败露，何斌逃到郑成功的阵营中，还带走一张地图。
郑成功会不会进攻台湾？揆一派人侧面打探，但郑成功用出色的表演证明，他从没听说过这么有趣的说法，他正忙于北伐，对此毫无兴趣。
1662年2月1日，揆一被迫投降。在历史教科书中，这场战争被涂上民族主义的油彩，但现实远没那么豪迈：荷兰投入兵力不过2000余人，却支撑了9个月之久，在叛徒帮忙下，郑成功才笑到最后。
战争初期为何能一切顺利
战争初期，郑成功堪称一路顺风。
荷兰人在台湾只占据了一个很小的海湾，以热兰遮城与赤嵌城为据点。郑成功登陆不久，荷上尉（上尉是荷兰殖民地的最高军阶）拔鬼仔率240名火枪兵主动出击，却被郑军诱入包围圈，精华尽失。赤嵌城守将猫难实叮准备不足，经郑一番恐吓，选择投降。
郑成功的胜利源于三点：一是战前准备极为充分，巧妙地利用了地形优势；二是军队组织良好，纪律性强；三是火枪在当时没有压倒性优势。
火枪威力虽大，但射击准备时间是长弓的10倍，必须依靠“三段击”的战法，对付普通农民起义绰绰有余，一旦遭专业军人伏击，队形被冲乱，战斗力大大下降。
遇上难啃的硬骨头
但，热兰遮城却让郑成功吃到大苦头。
热兰遮城是所谓“棱堡”，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发明，用这种城堡，马耳他骑士以很少兵力便顶住了数万名奥斯曼帝国士兵的攻击。
传统城堡多是方形，随着大炮的发明，攻击者可以先将上面的城垛炸平，令守军失去掩体，再用架梯登城的方式将其占领。
正是为了应对这种战法，欧洲在文艺复兴时期修建了大量不规则的城墙，高低错落、支楞八翘的墙体提供了丰富的火力点，大炮轰塌一处，其他迅速补防，为修复赢得时间。由于射击点太多，棱堡事实上极难靠近。
郑成功的大炮口径更大，但荷兰人在空心炮弹中填入炸药和铁钉，杀伤力倍增，在第一波攻击潮中，郑军利用人多的优势，一夜间便在热兰遮城外建起漫长的土壕，可荷兰人很快将它们炸毁，并将壕上大炮悉数破坏。
残酷的围城战
硬攻遇挫，只有围城。这对郑成功和揆一来说都是巨大考验。
当时台湾农耕不发达，粮食依靠大陆，何斌为说服郑成功攻台，谎称遍地大米和糖，可事实上，即使派兵抢粮，得到的食物也只够维持大军一个月左右。加上郑氏家族内部矛盾重重，大陆驻军拒绝提供帮助。
郑成功只好派军队四处开荒，招致土著不满，“大肚王”部落一次就杀掉了1500名郑军。
郑成功当然知道，粮食生长速度赶不上饥荒到来的速度，可他有一整套应对之策，比如：杀几个“贪官”转嫁民怨；给亲兵更好待遇，以弹压反抗；把一切罪名都推到荷兰人头上；公开减膳证明自己同甘共苦……神奇的是，郑的性能力未受丝毫影响，他的妾还为他生了小孩……
荷兰人的情况也很糟糕，但人少，靠储备食物足以支撑。
战局差点发生逆转
就在热兰遮城摇摇欲坠时，荷兰人的5艘军舰突然出现了。
郑成功以为，在当时的季风条件下，荷兰人根本不可能去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总部求救，可他忘了，荷兰人的三角帆能让船逆风行驶。
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曾和荷兰人交手（即料罗湾大战），并通过偷袭取得完胜，可剩下的荷兰船逆风逃走，令中国军队目瞪口呆。中国人也曾尝试使用荷兰式船帆，但很快发现，船速因此降低，当时台湾海峡海盗极多，这么做无异于自杀。
不同技术路线的选择，带来战略上的疏忽。好在揆一性格乖张，巴达维亚的官员们对他极不满意，他们更愿意看他出洋相。而揆一也确实没辜负大家的期望，他设计了一个愚蠢的反攻计划，命令援军军舰驶入浅海，最终因搁浅成了郑军的活靶子，正是这场海战，彻底葬送了热兰遮城。
消耗战就是比人性的底线
漫长的消耗战不得不持续下去，在饥荒逼迫下，郑军行为更加暴戾，他们将俘虏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既能节省口粮，又能刺激士兵的神经，使他们暂时忘掉饥饿。
荷兰人更恶劣，他们认为一个投降来的中国人是奸细，就把他活活解剖了。
战争不是旗帜一挥、正义战胜邪恶那么简单，战争让自由人失去了自由，没有娱乐，没有生活，没有选择，时刻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下，可胜利与失败，跟普通士兵有多大关系？
要让士兵敢于对抗凶恶的敌人，最好的办法是自己表现得比敌人更凶恶，双方军官们的暴行均令人发指。为驾驭属下，郑成功变成了一个怪人，他脾气暴躁，动辄大喊大叫，但更可怕的反应是“不以通过威胁或责骂的方式表达愤怒，而是发出令人胆寒的假笑”。
叛徒最终帮了郑成功
虽然荷兰人深陷在失望中，但郑成功始终无法完成最后的致命一击。
战争一开始，便有荷军士兵投向郑成功，可随着战局胶着，投降的人明显变少了，倒是郑军大量出现叛逃，饥荒越严重，投奔揆一的人越多。最困难时，郑成功的士兵一个月只能得到20磅米，“还得分给妻妾、子女及仆人食用”，换言之，每名士兵一天摄入热量仅一千大卡，只够基础代谢的一半左右。
揆一曾拥有机会，一名叫苏的叛徒提供了绝佳的反击计划，可揆一没有完全采用，失败后，他怀疑苏是奸细。在很可能被冤屈的情况下，苏自杀而死。
郑成功的幸运是，一名叫罗狄斯的日耳曼中士选择了投降，罗狄斯熟知棱堡的奥秘，知道欧洲人是怎么攻占它的。
在行家的指导下，战争局面迅速改变，郑军开始修建庞大的欧式堡垒，对手炮弹对它没有威胁，而它却可以集中炮火轰击对方。很快，热兰遮城附近制高点上的碉堡被攻破了，郑成功现在想怎么炮击热兰遮都可以。
局面至此，揆一只好投降。几个月后，郑成功亦去世，终年38岁，一说他患热病而死，一说他魔鬼附体，还有一种说法，称他儿子郑经与自己弟弟的乳母通奸，还生下孩子，他“恚甚，发狂，啮指死”。
荷兰人的反扑
揆一回到巴达维亚后，立刻被投入监狱，直到1674年，家人才以2.5万荷盾将他赎出，回到阿姆斯特丹后，他完成了《被贻误的台湾》一书。
在被围期间，揆一曾派使节赴大陆，希望与清朝联系共同对抗郑成功。使节得到清朝王爷接见，但整个过程充满天朝式的喜感。
知道王爷要见荷使，沿途官员极为客套，每日醇酒盛宴，荷使急于回台，清朝官员们嘴上说很快就送他回来，可实际上却不由分说，将他直接送往省城。王爷在了解相关信息后，答应合作，并给予赏赐，但几分钟后，王爷就遁形了。
让荷兰人惊讶的是，赏赐的官服不久便裂了口，而颁发的银质勋章能做得如此之薄，亦为人间奇迹。至于其他赏赐，则完全被截留，在回程中，那些热情的官员们集体失踪，而他们曾亲口答应送出的礼物，自然也只是说说而已。
1663年，郑成功已死，荷兰人将国姓爷的军队称为“国姓儿”，他们与清军联手，打败了郑经，占领金门、厦门，1664年8月，荷兰人占领了鸡笼（今基隆），11月，和施琅水军联手出战，让荷兰人愤怒的是，清舰不冲向敌人，却纷纷冲向自己，以求荷兰大舰的保护，反而阻挡了荷军炮火。荷兰从此不再与清军合作。
1668年7月，荷兰人因财政难以负担，撤出台湾。
日本人意外得利
荷兰人离开台湾后，转向日本，日本是当时世界最重要的白银产地之一，虽然锁国，却高度重视对外贸易。此前西班牙人与日本商业往来颇多，但西班牙以天主教立国，日本又严格禁教，双方产生摩擦，这给了信新教的荷兰以机会。
荷兰不仅给日本带去商业，还带去现代科技，日本遂有“兰学”，此外，荷兰每年会将海商汇集的消息编成“风信书”，提交给日本当时的决策者。所以，“黑船来航”之前，日本高层已听说美国人会来，虽然将信将疑，认为很可能是荷兰人为扩大在日本的生意而编出来的假消息。
佩里准将（当时美国海军最高军衔就是准将）的冲击促成日本国门开放，但从当时双方签订协议的日文本、中文本看，并无允许通商的条款。可以说，日本开放国门带有主动的一面，通过与荷兰人交往，日本人意识到，西方文明已强于东方，开放是早晚的事。
换一种角度去读历史
近代以来，在西方文明冲击下，东方社会遭遇极大挑战。
与以往历次不同，这次冲击在根本上动摇了我们的自信。过去几千年，我们坚信自己处于文明的中心地带，周边民族即使军事领先，也依然属于野蛮人，可我们终于明白，世界上原来还有一种文明领先于东方，与它相比，我们差距明显。
为填补由此带来的失落感，我们转向夸大历史，甚至将历史提拔为信仰。如果说，我们曾经的骄傲是更文明，那么，后来的骄傲则是历史长。
夸张历史的副作用在于：
首先，不自觉地走入文明虚无论的误区中，认为别人不过如此，不过是他们现在时运较好而已，总有一天，又会轮到我们坐庄，俨然没有真理正义，只有阴谋诡计。
其次，只强调立场，忽视真相，历史成了造神与造鬼的工具，这其中，表达的往往是人们对当下的认识，弥补的是人们当下的道德遗憾，可这种代用品只能造成新的麻木，结果是恶骂之后，反而获得了继续做奴才的心理平衡。
历史是真相组成的，真相从来冰冷，既不浪漫，也没有道德高度，以抒情的名义去欺骗，收获的只有愚昧，而近代以来，我们所经历的那些苦难，哪一个不是愚昧带来的呢？难道这一代人仍然要继承这份恶毒的遗产？
对于1661年的那些事那些人，不同人会有不同评价，只要力求真实，便值得尊重。本书翻译略偏欧化，但仍然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未经作者同意，请勿转载）

　　《1661，决战热兰遮》读后感(四)：往事并不如烟

提起郑成功收复台湾，传统的史书总是以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是民族英雄一笔带过。其背后故事则鲜少提及。传统话语下的描述使得我们很难窥见这场战争背后的硝烟。
欧阳泰的这本《1661，决战热兰遮——中国对西方的第一次胜利》便是一本世界史视野下的热兰遮之战。它的副标题“中国对西方的第一次胜利”便很好的指出了这一点。
多年前，美国的一个名叫洛伦茨的气象学家曾在解释空气系统理论时说，亚马逊雨林的一只蝴蝶扇扇翅膀，可能会造成两周后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此是为蝴蝶效应。而17世纪中叶的事情跟这个相比也差不了多少。1641年菲律宾一座火山的爆发，带来了中国气温的下降与大面积的干旱。
随之而来的李闯揭竿而起与满洲骑兵南下，后者最终促成了故事的主人公东征热兰遮。
热兰遮，一个荷兰语的城市名字。其原文称作Zealandia，通过这个名字颇能看出荷兰人对于西兰的热爱。
这是一座文艺复兴式的堡垒，城堡坚固，颇有固若金汤之感；各口互为犄角，火力交叉无死角。一句话这座城堡给荷兰人以深深的安全感。尤其是当他们看到国姓爷的军队穿着中世纪的重铠甲不禁发出由衷的笑声之后，这种安全感更深入骨髓。
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十八般兵器带来的是满足与自豪，也带来了荷兰人会心的一笑。要知道不是每一个农民都能选进国姓爷军队里当差的，就像不是每一瓶牛奶都是特仑苏一样。他们要拎的起指定的重量，毕竟上阵的时候大家伙拼可是气力。孔武有力，这是个硬指标。
大航海时代总是有风有雨，不论你是红夷还是海贼。所以遇到风险的时候，大家的作法也很是一致，向上天祈祷，虽然名目有所不同。
渡过了海峡之后，手持落后兵器人多势众的一群人与武器优良人单力薄的一批人遭遇了。实际上，在这个时候，欧阳泰并没有描写我们常见到的主旋律。
兵者诡道也。战争的实质在国姓爷与揆一之间展开。或许我们应该庆幸国姓爷熟读中国经典，然后以此为据打败了揆一。领导的优劣才是关键，欧阳泰在书中指出。
其实就像双方在那里祈祷一样，国姓爷的胜利也是老天爷的一种眷顾。如果揆一知道真相，没准他也是不服气的。虽然“揆一一再与同僚意见不和”，可国姓爷也没好到哪里去，国姓爷“越来越骄傲，又越来越易怒”。
这一切，其实都是老天爷引起的，不是么？
《1661，决战热兰遮》，值得一读。

　　《1661，决战热兰遮》读后感(五)：中国从何时开始落后于西方

欧阳泰(Tonio Andrade)毕业于耶鲁大学，师从美国汉学巨擘史景迁及欧洲史专家帕克，研究的方向为中国史、全球史及殖民主义比较研究，现在是美国埃默里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现年78岁的史景迁讲故事的能力众所周知，欧阳泰的叙事能力也不让乃师——这本《1661，决战热兰遮》，研究的焦点集中于1661年4月30日至1662年2月1日，郑成功围困台湾直至荷兰驻台湾长官揆一投降，短短九个月间的故事，是一本立论严谨、考证细密的学术著作。但作者居然是用揆一丢失台湾后，以叛国罪在巴达维亚被“绞死”的故事切入，这不由得让我想起武侠小说里“劫法场”的经典开篇。欧阳泰是剪裁史料的高手，也极具讲故事的天赋——书中虽然引用了中国的正史、方志，荷兰舰队司令官的日记，郑成功写给揆一的信件以及荷兰人绘制的各种热兰遮城堡图等中、日、英、荷等国资料上百种，注释多达1206条，却毫无滞涩，让人感觉像是在阅读一本历史小说。
17世纪中叶开始，全球气温突然下降带来系列水旱灾害，在全世界引发空前绝后的“政府垮台事件”，这是故事发生的宏观背景。“民族英雄”郑成功，其父是被明政府招安的海商集团领袖郑芝龙，有着亚洲最强大海上舰队，曾掌控东亚海域的贸易长达数十年。若不是气候突变导致的明王朝崩溃，“父荫”之下的郑成功“可能会成为一名儒生”，以防范倭寇为主的明王朝，也不会着意经营台湾，从而“荷兰人统治台湾的时间，也可能会延长几个世代”——这场战争根本就不会发生。欧阳泰在书中追溯了郑氏家族的历史，明亡以后郑成功为恢复明朝统治所做的种种努力，由于生存空间被步步挤压，他决定并攻占台湾的过程等。欧阳泰笔下的福建沿海呈现出一种胶着的局面：有些城镇虽然已经被清政府控制，城镇旁边的水域却又在郑氏家族手中，以至于荷兰人派出与清朝联络结盟的使臣，差点在水上被俘虏。作者注重从日记、书信等第一手的文本中，挖掘有关人/人性的种种细节，相较于传统史学的宏大叙事，更为注重战争中个体命运的不确定性。如贾雷德•戴蒙德评价说，“它充满了海盗横行、血腥斩首、背信弃义和战场交锋的迷人细节”，英国《文学评论》杂志（请注意，是文学评论杂志！）更不吝赞美：如果你今年只读一本中国历史方面的书，一定要读这本。
然而，欧阳泰并不仅仅是就战争而谈战争，通过这本书他想解答的疑问是：中国从何时开始落后于西方？这也是吸引了马克思•韦伯、李约瑟以及《枪炮、病菌与钢铁》作者贾雷德•戴蒙德等诸多西方学者的问题。对1840年以来遭遇连番挫败的中国人，在“和平崛起”的今天，更显得具有当下意义。
首先，他为我们回顾了一段学术前史：欧洲史学界曾经流行一种所谓“欧洲优越论”，无论从社会制度、经济结构还是科技方面，相较亚洲而言欧洲都更为先进。要按这种理论，这个问题可以就此打住了——我们牛，你想怎样？然而，随着近几十年来对亚洲尤其是中国历史的研究深入，欧洲人这种基于自身立场得出的狭隘结论被推翻。近年来，视野更为广阔的全球史学家又试图跳出欧洲中心主义，站在全球史的高度给出了一种新的解释：西欧与亚洲许多地区势均力敌同步发展，直到18世纪末，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以及随之而来经济革命的飞速发展，二者的差距才被迅速拉大——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闭关锁国”“停滞”了的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这一点从周维强的研究可以得到佐证：以“子母铳”为核心技术的后膛炮虽然是欧洲人在十五世纪发明，但十六世纪初经由葡萄牙人传入中国之后，就迅速被吸收、采用并改进，成为晚明制式装备，应用于守城、车阵及单兵使用等各种状况，其变种之多、应用范围之广泛欧洲人恐怕都比不上。电影《大明劫》开场，就极其真实地再现了佛郎机铳用于守城时的使用方法。
　　将这个时间点确定在1800年前后，必然需要解决下一个问题：在此前的两三百年间，欧洲人为何能在亚洲广泛殖民？全球史家的答案是——欧洲人得以纵横亚洲海域，得益于该地区出现的权力真空——中国在海洋方面并无进取的意愿。而且欧洲人的占领及统治极其脆弱，在资金、贸易等方面都严重依赖中国。欧阳泰在他的第一本书——《福尔摩沙如何变成台湾府》中的研究，足以佐证上述结论：1624年开始荷兰人之所以能占领台湾殖民地并得以发展，并不是荷兰人在军事上的优势，而仅仅是因为中国政府无意经营台湾，相邻的日本与朝鲜也无意侵占。至于欧洲人对华贸易的“依赖性”，包括他们在广州“夷馆”的贸易与生活，可参见欧阳泰的校友埃里克•杰•多林所著《美国和中国最初的相遇》一书相关章节。
　　研究方法上，欧阳泰精致、细密的考据工夫，深厚的军事史素养，很明显更得益于帕克的训练，这一点上他超越了史景迁。这本书探讨的虽然仅仅是发生在九个月里的故事，却堪称“疏可跑马，密不透风”，大处来看，涉及到当时的全球气候，以及前述理论背景；小处则探讨了当时中西方的造船/航海技术、火炮制作技术、城堡建造技术、战术战略，地形变化对海道的影响乃至天气/运气等种种具体而微的细节。经过严密考证后欧阳泰则认为：战略战术包括士兵的组织纪律方面，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这一点荷兰人处于弱势；火炮制造技术及操作技术，则二者大致相当，周维强《佛郎机铳在中国》一书中，可以看到明朝军工方面卓越的学习能力；荷兰人真正的强项在于逆风航行的船只设计技术——这种技术的出现和地中海水域复杂的洋流和频繁的战争有关，以及以棱堡为代表的军事工程技术（更具体的细节可参见最近出版的罗杰•克劳利所著《海洋帝国 : 地中海大决战》）。1635年左右的一幅热兰遮城堡图中（P14），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到棱堡的构造，以及为何他能给惯于攻城拔寨的郑成功造成如此大的障碍。
　　在这场中西方决战中，荷兰人的科技实力胜过中国，然而二者间的差距远没有200年后那样悬殊。此时，决定一场战役成败的，除了科技之外还取决于纪律、人心、后勤乃至于——运气，天气一次次影响了双方的计划和决策，最终它偏向了中国这一方，阻碍了荷兰人增援的舰队，也阻碍了与清朝的结盟关系。
实际上，在此前三十年，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领导的中国海商集团，就因为贸易问题与荷兰人进行过“料罗湾海战”，荷兰人战败，只能每年向郑氏家族交纳“保护费”以保障商船的安全。更早之前的1521年和1522年，明朝军队在屯门之战和西草湾之战中，都曾战胜过荷兰人。那么，中文版副书名“中国对西方的第一次胜利”就值得商榷：很明显热兰遮决战晚于前面三场战争。细看欧阳泰所取的英文原名，《Lost Colony:The Untoled Story of China’s Frist Great Victory over the west》，翻译成中文名就是《失落的殖民地：中国对西方第一次伟大胜利和不为人知的故事》——英文版书名是站在西方人的角度，描述了荷兰人失去他们在远东最大的殖民地的过程及其细节；中文版则将其转换成“中国人是如何收复台湾”这个视角。遗憾的是，中文版副书名漏译了“伟大”二字：欧阳泰肯定关注到过这几场战役的时间先后顺序——书中他也提到过料罗湾海战，但是从战役的规模及其标志性意义而言，热兰遮之战是空前的，它一举奠定了此后三百年间东亚海域的整体格局。

　　《1661，决战热兰遮》读后感(六)：攻城和海战总是乏味的

相对与野战的各种可能性，攻城和海战总是乏味的。不过作者把热兰遮之战的细节一一呈现，展示了中荷双方在军事训练、军事思想、火炮和城堡技术的各项竞争。
也许不少人可能会暗自腹诽，国姓爷以庞大的军队围攻热兰遮小城这么久而不下，甚至可能被荷兰人击败。实际上，海战是非常复杂的，影响因素特别多，尤其是天气，很可能瞬间的逆风就能改变整个战役的局势。攻城战更是对守方极为有利，更何况欧洲的棱堡式城堡技术本来就已经领先中国。
与此攻防战类似的是，1522年奥斯曼帝国苏莱曼苏丹围攻罗德岛上的圣约翰骑士团。作为三大骑士团之一，圣约翰骑士团在罗德岛修筑了坚固复杂的棱堡式城堡。虽然人数极少，据说骑士团只有500名骑士和1500名雇佣兵（也有说是6000人）。苏莱曼苏丹带领了10万大军围攻罗德岛，费了9个月也没有拿下，最后与热兰遮类似，圣约翰骑士团宣布投降，撤出了罗德岛。这一战，也开启了苏莱曼的胜利之路。（可参看《海洋帝国》一书）
有了这个对照，国姓爷的胜利也称得上中国对西方的第一次胜利了。

　　《1661，决战热兰遮》读后感(七)：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是？

热兰遮之战中郑成功的优势：
1、部队纪律严明
2、炮兵部队又快又准确。鸦片战争之后的屈辱历史，让所有人都认为“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却用来放烟花，而欧洲人用它来制造火枪大炮”。实际上是个谬论。本书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中国人“深知如何制造非常有效地枪炮，几乎无人能与他们匹敌”。明朝就成立了一个特别机构，专门研究西方的大炮，甚至会打捞沉船中的大炮。
荷兰人的优势：
1、舷侧炮帆船，以及为了应对大西洋复杂状况，而相对设计复杂的欧洲船只和航海技术
2、文艺复兴堡垒，在堡垒角落建有棱堡，每一座棱堡都具备相互支援的作用，因此文艺复兴堡垒能发挥其他种类堡垒无可比拟的掩护火力，可以让守军顾及所有角度。如有部队尝试攀墙或冲撞城门，必然会遭遇交叉火力痛击，火力甚至会来自后方
虽然在这场战役中荷兰人的科技能力胜过中国，但最终却输了战争。本书的观点是：“领导的优劣才是关键”。攻台第一天乘涨潮入湾，先将部队送上陆地，迅速控制台湾大部分区域，迫使普罗民遮城投降。陆地上前后夹击击败出城正面攻击的荷兰人，使得荷兰人再不敢出城；在海上又战胜了三艘荷兰船舰；利用荷兰人的错误策略诱敌深入，大败其援军；最终切断供给线，围热兰遮城堡迫使荷兰人投降。在这其中，郑成功非常善于听欧洲叛降人士的建议；而荷兰人揆一则显得刚愎自用，如果他肯听中国农夫苏的建议封锁台湾，拦住郑成功的补给船只，可能战争会呈现另一种局面。
联想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内部派别林立，相互攻奸，致使前线指挥官兵在本来战备落后于敌人的情况下，还缺乏同袍的支持与援助，失败似乎成了必然。
本书的观点“现代化本身就是一种相互适应的过程。军事革命始于中国，传到欧洲，后来又从欧洲传了回来”很有意思，在现今全球化背景下尤为突出。

　　《1661，决战热兰遮》读后感(八)：史料的细节

多达六十名荷兰士兵排列整齐，在口令下射击后，对面的三十名郑家军纹丝不动，七面旗帜在风中烈烈做响。于是荷兰士兵遗忘了一切纪律与训练，扔下武器试图以尽可能快的速度逃回船上。他们中的许多被巨浪卷走，剩下的被郑军屠戮，只有14名士兵成功逃回到了船上。
舰队指挥官卡乌事后记载到“我们的士兵一看到对方的头盔及武器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脸色就吓得像死人一样苍白”
多达六十名美国士兵散开队形，在口令下展开火力后，对面的三十名伊斯兰国军纹丝不动，七面旗帜在风中烈烈做响。于是美国士兵遗忘了一切纪律与训练，扔下武器试图以尽可能快的速度逃回船上。他们中的许多被巨浪卷走，剩下的被伊军屠戮，只有14名士兵成功逃回到了船上
运输舰指挥官卡乌事后记载到“我们的士兵一看到对方的围巾及武器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脸色就吓得像死人一样苍白”
多达六十名以色列士兵散开队形，在口令下展开火力后，对面的三十名哈马斯军纹丝不动，七面旗帜在风中烈烈做响。于是以色列士兵遗忘了一切纪律与训练，扔下武器试图以尽可能快的速度逃回以控区。他们中的许多被渴死，剩下的被哈军屠戮，只有14名士兵成功逃回到了以控区。
运输舰指挥官卡乌事后记载到“我们的士兵一看到对方的大胡子及武器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脸色就吓得像死人一样苍白”
多达六十名以色列士兵散开队形，在口令下展开火力后，对面的三十名哈马斯军纹丝不动，七面旗帜在风中烈烈做响。于是以色列士兵遗忘了一切纪律与训练，扔下武器试图以尽可能快的速度逃回以控区。他们中的许多被渴死，剩下的被哈军屠戮，只有14名士兵成功逃回到了以控区。
运输直升机机长卡乌事后记载到“我们的士兵一看到对方的大胡子及武器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脸色就吓得像死人一样苍白”
多达六十辆虎式散开队形，在信号下展开火力后，对面的三十辆谢尔曼纹丝不动，七面旗帜在风中烈烈做响。于是虎式驾驶员遗忘了一切纪律与训练，扔下坦克试图以尽可能快的速度逃回德控区。他们中的许多被累死，剩下的被苏军屠戮，只有14名士兵成功逃回到了德控区。
斯图卡轰炸机机长卡乌事后记载到“我们的士兵一看到对方的红星及窄小的炮管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脸色就吓得像死人一样苍白”
多达六十辆虎式散开队形，在信号下展开火力后，对面的三十辆谢尔曼纹丝不动，七面旗帜在风中烈烈做响。于是虎式驾驶员遗忘了一切纪律与训练，扔下坦克试图以尽可能快的速度逃回德控区。他们中的许多被累死，剩下的被美军屠戮，只有14名士兵成功逃回到了德控区。
斯图卡轰炸机机长卡乌事后记载到“我们的士兵一看到对方的白星及窄小的炮管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脸色就吓得像死人一样苍白”
多达六十名立花家铁炮足轻列队整齐，在口令下射击后，对面的三十名朝鲜官军纹丝不动，七面旗帜在风中烈烈做响。于是立花家铁炮足球遗忘了一切纪律与训练，扔下武器试图以尽可能快的速度逃回倭城。他们中的许多被累死，剩下的被官军屠戮，只有14名士兵成功逃回到了倭城。
武士浅井卡乌事后记载到“我们的足轻一看到对方的宽袍及弓箭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脸色就吓得像死人一样苍白”

　　《1661，决战热兰遮》读后感(九)：碰撞的胜利，作为遗落的开始

       长久以来，十七世纪通常被认为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分界点。对西方而言，1513年大湾流的发现打破了印度洋的统治地位，从此欧洲、非洲与美洲的海上贸易开始变得繁荣起来。而这种繁荣反过来刺激了航海业与造船业的发展，最终荷兰人学会了利用南纬40度左右的西风带来让船只环游地球，从而将大西洋、印度洋与太平洋的贸易更加紧密的联结到了一起。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相当于全球化的雏形。
       而对中国人来讲，十七世纪意味着明朝——这个汉人统治的最后一个正统王朝的覆灭，之后到来的将是两百余年的异族统治，以及中国在长期的全球化竞争中的全面落伍，这最终导致了中国在1840年之后一系列东西方冲突中的失败。
       尽管许多持有“西方注定崛起”观点的历史学家声称，十七世纪及其之后两百年内所发生的一切，乃是自古希腊时期西方的精神塑造完成后就已经注定了的事情，但即使是他们也承认，十七世纪作为一个分水岭，是长达三百余年西方崛起历史的起点，当然，也是东方开始衰落的起点。那么作为这场未曾直接碰面的东西方文明较量的唯一一次直接冲突，郑成功于1661年收复台湾的战役受到了历史学家们的热切关注似乎也是理所应当的了。西方的历史学家热衷于找出这场战役中西方精神与技术的胜利，他们声称荷兰人凭借先进的技术与战术，用如此之少的人在如此恶劣的情况下与郑成功的大军战斗了一年有余（两方战斗人员比例约为1:10），并在对郑的军队造成了极大的杀伤后只是由于补给断绝才不得不投降。而中国史学家则对此嗤之以鼻，他们认为郑成功在战争初期取得的巨大成功足以说明西方史学家们所持有的观点完全不能成立，热兰遮城的幸存主要是由于郑军粮食短缺，使得郑成功不得不被迫派出大部分军队外出屯田，从而将强攻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围困战。这一派史学家们的一个强有力的支持是在最终郑成功决定对热兰遮城进行强攻时，他们只用了很少的军队与很短的时间就几乎攻破了城堡，并使得揆一不得不投降。更不用说在围困过程中荷兰人还曾经派出过一支增援舰队，却也无功而返。
       而欧阳泰在他的著作《1661，决战热兰遮》一书中，系统的对这一战役的全貌进行了回顾。在这里我们必须先介绍一下作者，欧阳泰（Tonio Andrade）这个名字或许并不为大陆读者所熟悉，但他的老师却是史学界鼎鼎大名的两位巨擘：专注于中国史研究的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和专注于17至18世纪欧洲史研究的帕克（Geoffrey Parker）。欧阳泰对台湾历史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与台湾学者过从甚密，并曾参与台湾经济文化办事处赞助的学术交流活动。他的上一本书《福尔摩沙如何变成台湾府？》（How Taiwan Became Chinese: Dutch, Spanish, and Han Colonizat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在台湾出版后，也颇得学界好评。
他指出，在十七世纪，欧洲的扩张更多的要归功于政治意志的推动而非其科技能力的进步，而在这场战争中，西方的科技力量屡屡败于东方的军事智慧，但最终主导了整场战役胜负的，却是更加伟大的自然力量：强风、潮汐以及洋流。虽然依靠“文艺复兴堡垒”，也就是棱堡的威力，荷兰人坚守了相当长得一段时间，但出乎意料的是，那些为后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典型“西方式”军事科技，如火枪、阵列式射击、能够逆风行驶的三角帆船等等却在同中国人的战斗中一败涂地。这不得不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审视当年的那场战役，以及这场战役所代表的东西方文明的碰撞。
       欧阳泰选择了从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开始进行回顾。作为一个在教材中几乎没有出现过的角色，郑芝龙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是这场战役的起源。他年轻时作为一个传奇的海盗，曾与荷兰人及东印度公司有着非同一般的密切关系，他靠打劫与海上贸易积累了惊人的财富，而后华丽的完成了从海盗到官员的蜕变，在投靠朝廷后给了荷兰人狠狠一击。在相当长得一段时间里他都是南中国海的主宰，以至于“八闽以郑氏为长城”。而郑成功作为他的日本妻子为他生下的嫡长子，在幼年接受了严苛的武士教育，并在被接到中国之后拜钱易谦为师。郑成功刀马娴熟，饱读诗书，又秉承着传统的儒家道德观，几乎就是古代中国小说中那些“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的名臣典范。这种与生俱来的优越与后天所取得的成就造就了他刚毅果断的性格，但也同时几乎毁了他。这在他征清失败时体现的尤为明显，而正是这次失败，另元气大伤的郑成功在错误的情报下对台湾展开了进攻。
       我们从书中清楚的看到，自然因素对这场战役的胜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1656年的台风摧毁了北线尾沙洲上的堡垒，彻底改变了热兰遮城堡附近的地形，尽管热兰遮城堡仍然捍卫着水道，但鹿耳门却变得无法防守。而1661年郑成功的大军正是借助于潮水从这个缺口处涌入了大员湾，可以说如果没有这场台风和恰到好处的潮水，郑成功的计划几乎在最开始最要面临着失败的厄运。
       当东西方的佼佼者们终于无法避免面对面的碰撞时，两者最初都认为自己应该是这场战役毋庸置疑的胜利者。的确，荷兰人拥有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军事科技与作战经验，他们在七海之上纵横驰骋，在殖民地上取得了一场又一场辉煌的胜利。借助于领先的火枪与阵列射击，荷兰的士兵们能够不费吹灰之力的打败数倍于己的冷兵器时代军队。然而他们面对的郑成功同样拥有一支几乎是冷兵器时代巅峰的军队，这支军队不仅在人数上远较荷兰人为多，更拥有先进的军事操练方法。最重要的一点是，这支军队的指挥者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军事智慧功底。借助于出色的战术与配合，郑成功的部队轻易的战胜了荷兰人的火枪兵，占领了大部分台湾岛。热兰遮城已是荷兰人最后的据点，虽然荷兰人依靠棱堡坚守了相当长的时间，但最终只得向通过投诚的士兵掌握了破解之道的郑成功举旗投降。
       欧阳泰在书中对这一时期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与军事科技的碰撞进行了详细的叙述。他指出，尽管许多历史学家坚信这一时期西方的许多技术——如火枪、可以逆风行驶的三角帆船在面对传统科技时有着不可估量的优势，但郑成功与荷兰人的交锋却说明了这些技术的优势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大。至少在十七世纪，西方在面对东方时尚不具备不对称的优势。而东方的战争智慧与综合国力，却对西方有着显著的优势。
       我们必须注意的是，或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才导致了之后几百年中中国对西方文明的蔑视。在书中，郑成功不只一次向被俘虏的荷兰人炫耀他手下的冷兵器军队，以至于自己亲自上阵，飞马连射，以夸耀其勇武。而在面对荷兰人的技术优势时，他所考虑的并非如何夺取并为己所用，而是在运用巧妙的战术将其击败后对自己的兵法洋洋自得。于是当时的明清两朝政府，虽然都曾惊讶于荷兰人的船坚炮利，但最终却不约而同的将其视为“小技”。这一幕与百余年后马戛尔尼向清朝君臣展示先进的枪支火器时所受到的冷遇几乎如出一辙。千年来天朝上国的优越感通过这一战被加强了，而数百年后，无情的枪炮打碎了天朝的美梦，惊醒的国度又一次开始了涅槃的旅程，但那又是另一段历史了。

　　《1661，决战热兰遮》读后感(十)：世界的国姓爷 (原属：罗大佑台语音乐注疏四)

天暗暗的吹着细雪，不知日夜。有些东西从海面上飘了过来。
海浪轻送，那东西越来越近，却原来是几片舢板，里面横七竖八躺了十几个流浪客。
他们中多数都已昏迷，只有两三个还有意识。他们看到了一片新的陆地！两个人勉强直起身来，连滚带爬冲上了海滩。碎石如刀，割裂了他们的脚。红红的血沾染了这片处女地。
这两人很快意识到，这里就是孤悬海中的鲲岛，又称福尔摩沙、台湾。我们也将很快知道这两人的名字，他们是颜思齐、郑芝龙。西方史料中则称之为Pedro China和Nicholas Iquan。
从此，他们将为这里带来杀戮兵燹，却也将带来火种刀耕……
这就是我想象中的一部大河剧的第一幕，这应该是一部中日台合拍的大河剧，主角是郑成功。但是故事的开场，却是1624年颜思齐和郑芝龙等二十八个浪人阴谋颠覆平户藩。他们计败之后，从日本国星夜出逃，来到了当时还全未开发的台湾岛。
随着一曲南管箫声的渐弱，另一曲日本风味较浓的尺八曲接入。镜头切到日本平户，郑芝龙的长子郑成功这一年才刚刚出生，他的日本母亲正努力维持着武士田川家正常的生活，只说家里的中国相公下南洋经商去了，避免幕府起疑追查。
日语刚刚落下，又响起了发音和德语近似的荷兰语。镜头则给到一艘荷兰人的大船。Martinus Sonck受荷兰东印度公司之委派，也于1624年前来台湾经营殖民势力。同年，他就在此建立了一座大城，与他的坐船Zeelandia同名，后被中国人音译为“热兰遮”。今后四十年内的老友和夙仇，即将打第一个照面......
 
当然，这样一出大河剧仅出幻想。且不说中日台三方的史观存在巨大差异，连我所脑补的细节：闽南人说闽南语，日本人说日语，郑成功既说闽南语又说日语，和老师钱谦益说话则说南京官话，后来打热兰遮城的时候还要向通译何斌学几句荷兰语……这样的多语种配置也远超电视剧剧组与受众之能力。
 
但或许，这正是台湾史最富戏剧性的开场。
 
【2】
这出大河剧的主题曲可能是罗大佑的《原乡II》：
 
“古早台湾无人知，海贼拍开大舞台。
 
Kóo-tsá Tâi-uân bô lâng tsai，hái-tsha̍t phah-khui tuā-bú-tâi。
红毛仔鼻著美丽世界，大船靠岸相招来。
Âng-môo-á phīnn-tio̍h bí-lē sè-kài，tuā-tsûn khò huānn sio-tsio lâi。（红毛仔，荷兰人。鼻著，嗅到。）
 
平埔青番无人管，温泉矿金无设限。
Pênn-poo tshenn-huan bô-lâng kuán，un-tsuânn khòng-kim bô siat-hān。（平埔，时居西部平原的原住民；青番，时居高山丘陵的原住民。）
漳泉乡民唐山苦艰，为求生存来讨趁。
Tsiang-Tsuân hiong-bîn Tn̂g-suann khóo-kan，uī kiû sing-tsûn lâi thó-thàn。（讨趁，讨生活、赚钱。）
 
各种族群相捙拼，啥人占著啥人赢。
Kok-tsióng tso̍k-kûn sio tshia-phing，siánn-lâng tsiàm tio̍h siánn-lâng iânn。（捙拼，互相拼斗。）
荷兰顶真安平起厅，海墘仔贸易生理定。
Hô-lân tíng-tsin An-pîng khí thiann，hái-kînn-á bōo-i̍ksing-lí tīann。（顶真，认真。安平，即热兰遮城Zeelandia，被攻克后有“安平城”之称。）（海墘，海边。生理，生意。本句可理解为海边渔民以渔业和荷兰人相贸易，有了稳定的生产方式和经济来源。）
 
等甲明朝落南来，阿成海军来开台。
Tán kah Bîng-tiâu lo̍h-lâm lâi，A-sîng hái-kun lâi khui Tâi。（等甲，等到。落南来，南下。阿成，郑成功。）
存亡定着无法安排，复明意志传后代。
Tsûn bông tiānn-tio̍h bô-huat an-pâi，ho̍k Bîng ì-tsì thuân hiō-tāi。（无定着，不一定。）”
 
歌曲第一段略述了台湾有历史之前是海贼的藏身所。“美丽世界”一语暗引16世纪葡萄牙水手称台湾为Formosa“美丽岛”的典故。接着荷兰人闻风而至，开始了他们的殖民。
二三两段提及原住民的两种族群（平埔、青番）和闽南人的两种族群（漳州、泉州）各自也在岛上生存，互相抢夺资源。唯有荷兰人以系统化的殖民方法，盖起热兰遮等棱堡，依靠强大的武力保障和各族群相贸易，有了将近40年的平稳发展。歌中未提及的是他们打跑了西班牙殖民者，在台湾各处传教，把台湾营建成了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最大最富庶的殖民地。
第四段中，国姓爷郑成功终于大举南来，赶走荷兰人，征服了这个其父少年时代就曾流亡过的岛屿，成为“开台始祖”，也成了中日台三地人民共同喜爱的英雄人物。
 
然而，郑成功到底如何攻克热兰遮，大陆所见的史书往往是一笔带过。无非是一位与鞑靼征战多年的大人物，在北伐时惜败于明的旧都南京。这位英雄由此对中原心灰意冷，转而向南开创新基地。史书都会提到他如何戏剧性地利用海潮潜进了鹿耳门，而后便完成了十比一优势的围城。几个月后，城落。
 
我从小的印象中，这场战役就是一位孤臣倦客的收山之作，荷兰人几乎未做抵抗，就被轻易地击败赶跑了。以至于我在初读Tonio Andrade博士的大作《1661，决战热兰遮》之时，不禁泛起一丝怀疑：不过“几个月后城落”这六字的事情，他何以能写出三百余页的作品？这里面会否太多水分？
 
【3】
这里，正好为《决战热兰遮》一书做一番推荐和导读。
 
此书把郑成功征服台湾放在17世纪全球史的视角下理解，辅以Pomeranz教授“大分流”理论的诠释，为这场战争赋予了更多独特而重要的意义。在细节上，作者主要使用荷兰方面舰队司令和指挥官的日记、中国方面郑军部下杨英的随军记录（《先王实录》），两者加以比对，一场完整的据点守卫攻克战便跃然纸上。许许多多不为人知不为人道的史实终于浮出水面，一居冲破了我对于郑成功克台的刻板印象，原来在历史的幽微处有这么多耐人深思的曲折过程，如以小见大的话，甚至可以看到整个世界历史潮流的涨落：
 
原来郑成功的围攻几乎失败。原来荷兰人在技术上别有优势。原来“大分流”和“军事革命”此时已默默启动。
 
所谓“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理论是指欧亚世界在18世纪以前并无本质的差别，惯常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所独有的因素，亚洲也照样具备，一如书中所说：“促成欧洲现代化的各种过程，包括商业化、金融创新、长程贸易、医学发展、人口扩张、农业生产力及军事现代化，在亚洲也都没有缺席。”直到工业革命，东西方才出现了“大分流”——西方完成了质的飞跃。
 
这是时下反西方中心论最热门也最受争议的学说。《决战热兰遮》一书站在偏向“大分流”的基调上，对“大分流”之前的这次中荷对抗进行了一次深入检视。最后的结果却不尽如预想：
 
1）郑成功的军队在训练组织上超过荷兰军；（此点反驳了西方主流“军事革命”论认为西方军队组织胜于东方的说法，有效支持了“大分流”）
2）在火炮、帆船等技术上，郑成功虽落后于荷兰人，但仍是可以随时加以学习和运用的；（虽然拿骚的莫里斯发明了排枪连续射击的战术，但此战法更早前已在东方出现；中国军队在火炮的战术、准确度上都不逊于荷兰人，且积极打捞收缴夷人大炮以制夷；海战中荷兰人的船大火力猛压制了中国帆船，但仿制并不困难，中国帆船尚具有灵活快速之特点……这些部分支持了“大分流”理论，同样也证明了“军事革命”已经开始拉开东西方的差距）
3）决定性的要素，在于西方殖民者修建的文艺复兴堡垒（棱堡），是一般东方军队无法攻克的！
 
最后这一结论证明了“军事革命”论的关键点。1661年的这场决战，几乎代表了明军和荷兰军的最高水平，是当时世界的顶尖对决，也是17世纪唯一可以拿来调研评估的东西之争。在排枪战术之外，荷兰的“革命导师”拿骚的莫里斯有一项重大突破，即是“圆锹造盛名”。郑成功若非依靠对方叛徒的献策，绝不可能攻克荷兰人坚固的近代棱堡。同理可证，欧洲人在世界各地所修的要塞，是很难被当地军队所拔除的。在此基础之上，欧洲人再凭着火炮、帆船等技术优势，便可以横行东方。如果在荷兰援军初到热兰遮的当口，揆一选择了固守城堡，海上骚扰打击郑成功的运粮船，等待国姓爷的也就只有失败了。可惜他选择了主动出击，因而误失天机。
 
故而，作者在最后做出了折中的结论：军事革命确已发生，西方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军事优势，以此为依托进一步积累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优势。“大分流”不是在工业革命后突然出现的，而是早有端倪。在17世纪只是量的积累，到18世纪则促成了质的变化。
 
这一结论或许仓促，但把郑成功克台一事放在如此高的地位上去考察全球史，这一视角颇为有趣。而郑成功此人的事迹也确实具有世界性，一如本书所写：
 
“他的母亲是日本人，父亲则是会说葡萄牙语又信仰天主教的中国人。他的家族财富来自国际贸易……国姓爷建立了一支由非洲士兵组成的部队，使用的武器是荷兰火枪，指挥官则是一名喜欢穿着欧式服装的中国将领……因此，国姓爷最后会在一名日耳曼中士的协助下击败荷兰人，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由此即可谈到本书最深切的一项结论：现代化本身就是一种相互适应的过程。”
 
【4】
在日本戏剧大师近松门左卫门的著名时代剧《国姓爷合战》中，郑成功被赋予一个日本原名“和藤内“，谐音意为“非和非唐”。最终，国姓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成了世界秩序的维护者。
 
日本人对郑成功的接受是顺理成章的。郑成功小时在日本长大，受过骑马、剑术等武士训练。在日后的行事中亦透露出受日本文化影响的痕迹。黄宗羲《赐姓始末》记载郑成功的母亲田川氏被清兵奸杀后：“成功大恨，用夷法剖其母腹，出肠涤秽，重纳之以殓。”这种强烈的“清洁观”即来自于日本文化，向上追溯可及日本广泛的净土信仰。
 
郑成功的二弟名唤田川七左卫门，被过继给母家田川氏以传香火，这一支仍在日本流传。1852年，平户藩第10代藩主松浦熙（号乾斋、观中）为郑成功立碑，为《肥前国平户屿千里滨郑氏遗迹碑》。其碑文中亦盛赞郑成功与其母田川氏：“其正气耿耿与天壤俱存。而母亦贞烈，实不愧为日东之产矣。是或胚胎于吾封内之素教尔欤，何其迹之奇也。”非常希望把国姓爷与日本教化相勾连起来。
 
鲁迅先生提及的“明的遗民朱舜水”，也正是郑成功派去向幕府求援抗清的使节，后来成了水户黄门的老师，带动了日本朱子学的发展，也是幕末“王政复古”理论的道统先河。凡此种种联系，不一而足。往下深究，很快就可以达到“鞑靼征服”“华夷变态”等命题。
 
让我们先不要推进的这么快，在此先收束主题，看看国姓爷故事的另外两个视角。
 
【5】
 
第一个视角来自蕃薯。在国姓爷围攻热兰遮不下的艰难岁月里，郑泰拒绝从厦门运粮，陈泽被大肚国原住民击败，他的士兵遭遇口粮危机。在未经开垦的处女地上，稻米的成熟无法想象，是蕃薯给初代开发者们带来了生机。这一历史事件只能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被理解。因为“哥伦布交换”的发生，台湾的开发才成为可能，国姓爷才能熬过了坐困台湾的黑暗岁月，中国人口才开始暴增乃至呈现出今天的格局。简炯仁在《台湾开发与族群》一书中也感叹，正是蕃薯导致了来台移民的快速发展，破坏了原住民的生存，最终导致了后者的消亡。此后，蕃薯甚至成为了台湾本土的象征之一，因为人们觉得台湾岛的形状也似一只蕃薯……
 
罗大佑在《故乡》这首闽南语歌曲中唱道：“谁人看见蕃薯土地，囝仔真大欉……原那故乡也是故乡，无论按怎拢 MADE IN TAIWAN”
siánn-lâng khuànn-kìnn han-tsî thóo-tē，kiánn á tsin tuā-tsâng（囝仔真大欉，孩子这么高大。）
Guân ná kòo-hiong iā-sī kòo-hiong，bô-lūn án-tsuánn lóng MADE IN TAIWAN （攏，都。）
 
“一箍蕃薯发万千条根”，在《原乡》专辑的另一首歌《青春舞曲2000》中，罗大佑又从这个角度观察了一番台湾开发史：
 
“台湾仔如何兴旺，前途斗阵来摸。乡城的闹热交通，亲情分散四方。
Tâi-uân á lû-hô　hing-ōng， tsiân-tôo tàu-tīn lâi bong。（斗阵，一起。摸，摸索。）
Hiong-siânn ê lāu-jia̍t kau-thong，tshin-tsiânn hun-suànn sù-hong。（亲情，亲戚。）
台湾仔为着战争，唐山过海逃生。一箍蕃薯发万千条根，众人相竞起灵……
Tâi-uân á uī-tio̍h tsiàn-tsing, Tn̂g-suann kuè-hái tô-sing。
Tsit-khoo han-tsû huat bān tshian tiâu kin, tsìng-lâng siong-kīng khí-lîng……“
 
罗大佑接下来的歌词给我们带来了第二个视角：
“……按怎有人暗地乌天拚死在相弹，原来是万年王朝分割地盘在交换。
án-tsuánn ū-lâng àm-tē-oo-thinn piànn-sí tī siong-tuānn，（按怎，怎么。弹，射击。）
guân-lâi sī bān-liân ông-tiâu hun-kuah tē-puânn tī kau-uānn。
…… 按怎有人礼数假仙定定在咒誓，原来是万年王朝分割地盘分内外。
án-tsuánn ū-lâng lé-sòo ké-sian tiānn-tiānn tī tsiù-tsuā，（假仙，假装、装蒜。定定，常常。）
guân-lâi sī bān-liân ông-tiâu hun-kuah tē-puânn hun lāi-guā ”
 
这里，罗大佑精准地描述了有别于大人物意志的民众史。在中原上国的视角下，国姓爷扶明反清，驱除鞑虏，甚至洪门天地会的创教神话都与之在在关联。在世界历史的观察下，国姓爷代表亚洲战胜欧洲顶尖势力，证明“大分流“尚未发生，连日本人都巴不得把他拉入自己的系谱。可不论他承载着多高的历史命义，下层民众只能靠着蕃薯挣扎求生。在他们看来，国姓爷倾力挽救的“万年王朝”却如幽灵般死而不灭。“唐山”投下长长的阴影，大人物们只是在其笼罩下“暗地烏天拚死相彈”“分割地盘分内外”，为了某个无法理解的传统或理念“礼数假仙发誓咒诅“驱使生民如刍狗，实在让人痛恨而莫可奈何。
由上自下看，这叫做“仆妾眼中无英雄“。从下往上讲，这便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前已具言，闽台移民的故乡情怀往往包含了对大人物大事件的陌生畏惧和难以亲近，其源头即来自于此。从永嘉南渡，到赵宋宗室南逃，到明季开始的迁台，南方移民被这种精神状态所裹挟，在1945年的“大江大海“中我们将会看到，他们依然逃脱不了这一宿命。
徐宗懋的《台湾人论》一书由此总结道：
“大约一千年前就已开始这种族群向福建和台湾转进的波动。帝国由盛转衰，新兴中原实力崛起带动了改朝换代的旋风，残余宗室流窜于广东、福建和台湾等地，另立中心以延续香火，过去如此过程几乎每两三百年即在闽台重复一次，长期累积塑造了闽台极为特殊的地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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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属系列文章《罗大佑台语音乐注疏》（未完待续）
1：http://yourongtongzi.lofter.com/post/3e092d_5e940ae
2：http://yourongtongzi.lofter.com/post/3e092d_5e940c7
3：http://yourongtongzi.lofter.com/post/3e092d_5eb8d57
4：http://yourongtongzi.lofter.com/post/3e092d_601b279
但内容多围绕《决战热兰遮》一书展开，且足以为此书之导读。故使混迹于此。诸位若不感兴趣罗大佑的音乐，只需无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