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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日读后感10篇

2017-12-09 20:50:01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审判日读后感10篇

  《审判日》是一本由王霄夫著作,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35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审判日》读后感(一):焉能独善其身 ——读《审判日》

  “世间人,名字不过是一个符号。”

  “古来红颜薄命四个字,已经说尽了。只是这四个字也要解得明白。不是因她有了红颜然后才有薄命,只是她应该薄命,所以才罚做红颜。”

  “如同戏子,这台上做戏和现实中做戏其实没有什么不同,戏子做戏,他洪承畴何尝不在做戏,无非是做得好差罢了。”

  ……

  第一遍读《审判日》,可以摘录出不少像这样令人会心、拍案的“妙语”。有些随着句子的主人还在星月兼程,有些则已随着描述对象飞散在风里。与十年前那部被改成影视作品的《江山美人——宣和元年的爱情》一样,作家王霄夫依然笔锋精锐,举重若轻,读之似不甚用力,而力已透十分。

  在我心目中,好书分两种,一种可以陪伴、令人悦读,另一种提供见识,令人忘怀甚至恍惚出神。《审判日》属于后者。它所反思的,是大转型时期中国人的舆论场中的生态。

  一个戏班,两方争夺,连环设局引发民变,只为进宫献戏讨圣心;一奇女子,身份难辨,追求者步步紧逼,真假李香君情断苏杭;一部淫书,流毒深远,引得文人不修,世风日下,是否明亡罪魁祸首?从鸣锣开戏到曲终人散,台上戏、台下人依次亮相,跨越时间、空间甚至在真实和梦境之间,产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你必须尽快熟悉这种“滚雪球”式的叙述方式,才能继续在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中小心前行,与作者“交心”。

  阅读始终,都伴随着一种熟悉的陌生感,也必须从头到尾一刻不停地思考。王霄夫以十年的从容沉静,扎实地写下这四十万字的作品,用历史来观照中国人千百年的文化基因。至于那些看似信手拈来漂亮句子,很有可能是作为“说书人”的作者,故意用它们来掩饰深情,以免听故事的人冷淡无情,或是不愿、不忍、不肯细想。

  你当然也可以把它当作一部传奇小说来读,倘若还有余力,会发现真正精彩的部分在于其背后的丰富隐喻。当把这些隐喻投射到现实世界中,一扇大门訇然洞开。进一步说,看到我们自己

  如此丰富,如此精巧,如此神秘,都建筑在王霄夫为我们细密铺陈的双重审判大戏之上——苏杭天堂,高士名媛风云际会;紫禁城中,孝庄是顺治生死予夺。奇事奇案,时人时情,展开一幅朝代更替之后的历史画卷。书名中的“审判”二字,是明显的冷色调,寒冷,冷峻,冷酷。想看时下流行“宫斗戏”的读者,或许会失望。《审判日》试图讨论的,是一个关于怎么活的问题——

  “大明骨,大清肉”,与其说是别人劝降的说辞,倒不如说是前明太子太保、大清太子少保洪承畴,用来说服自己“活下去”的理由。易代之际,最难做也最容易做的便是一死,洪少保既“不肯死”,却也“活”得极为不易,虽一次次从刺杀和疑似刺杀中侥幸逃生,仍躲不过生前身后的争议和骂名。

  如果说洪承畴的往昔是一杯苦酒,那么书中的另一位男主人公、江南才子李渔便是一杯陈酿。动人心弦的文气与诗意是他的通行证,围绕在身旁的男男女女相聚又分离,不断排列组合,奏出不同节奏的乐章,时而沉重、时而轻狂、时而热烈、时而舒缓。可他也有自己的无奈——纵然能用谑闹之笔将封建礼教和诸如洪承畴之流推上道德审判台,仍受制于掌权者,没有绝对的自由可言。

  不难看出,除小说外,王霄夫在戏曲、影视领域造诣颇深。书中上至孝庄太后,下到乡野草民,都是懂戏、爱戏之人,对词牌、曲牌熟稔于心——此谓“可听”;而在作者的“镜头”中,依次出场的人物不仅仅是“演员”,更是“模特”,他们的一声叹息、一刻静寂、一句话、一个字、一只手,他们的全身和面孔或静、或动、或侧面、或正面,交织成一幅辽阔景致亦或一个狭小空间——此谓“可视”。作者寄予画面中的一切事物同等的凝视,他在“模特”们身上所给予的美丽哀愁,同他在山川湖泊上所寄予的一样多。

  这些细节和局部里的一得、一见、一赞、一叹,就像一个个漂流瓶,漂流在《审判日》的海面上。海里有船,船上有人,海那边,也有人。总有人会捞起瓶子看看,那一瞬间所感知的亲切或惊喜,就是读者与作者之间遥远的相似性。

  有评论说王霄夫的《审判日》“完全把自己当作书中的每一个人物去写,把自己架在每一个人的纠结上,怀着对人物的同情理解写作”,我倒觉得,不妨加一句:客观之余亦有偏心——

  “洪承畴看到名单中李乡君的名字,眼睛一亮。不想娄平随后说,只有李乡君还没有找到。不知她是生是死,是真是假,如果人在杭州,也是行踪不定,居无定所。”

  你看,书中几乎令所有男人女人钦慕的李乡君,自带光环出场了。这天,她一袭素衣,戴着一小片面纱隐约遮住小半张脸,几句重情重义、掷地有声的话,就令大才子李渔心生敬佩。

  所有的美都会令人惴惴不安,而这不安又往往来自于有意无意的神秘感。有道是,恍兮惚兮,有美一人,轻舞浅唱兮。对于这样的绝代佳人,惜墨,或许是最好的表达偏爱的方式了。

  作为读者,每次看到李乡君的片段,也会不由自主地放慢速度——就像看到影视剧的经典镜头时按下暂停键——谁不想让美好的东西存在得久一些呢。

  对李渔的表白,李乡君应该也是动了真情的。可是她说,“曾经沧海,这情爱二字怕是看破,不敢再奢想文君之举了”。于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留,李乡君就那样走了,干干净净。就像一树深巷里的梨花,独自绚烂,又静静凋落。

  以及含苞待放的少女火婴。她的哭与她的笑,是她的两把盐,洒在那片心心念念的江南水乡里中,洒在那册令她心心念念却追而未得的《金瓶梅》,和同样追而未得的李渔身上。

  然而江南并未以同样的深情回待火婴:从被前明郡王赤五娘私囚到被李渔爱徒婺、杭二姬戏耍,再到被戏霸天一路诓骗搭台唱戏,这位待嫁美少女频频遇险,却难得保持着一股鱼入大海的天真兴奋劲儿。单相思对象李渔也少有回应:天下事,戏班事以及红颜知己李乡君,爱徒婺、杭二姬的事,已经够他奔波劳心的了,即使后来设计从戏霸天出营救火婴可以说是一半为公一半为私,但还是拒绝了后者加入戏班、唱游人间的要求。

  但没关系,火婴还是不怨不气,不离不弃。说到底,她有多向往自由,就有多孤独。她的孤独不仅仅是青春期的孤独,也并非只有她一个人感到孤独。文末,火婴成了科尔沁草原上新封的土谢图亲王三福晋,骑着骏马,遥望依然是南方。

  只是,那一刻,她的眼神中还有光芒闪耀吗?《审判日》到此戛然而止。右下角落款:一稿于2004年,二稿于2006年,三稿于2014年。不禁好奇,随着观察世界的角度、对人生理解的维度和深度的变化,作者对于“审判”的定义和标准,是否会多一些宽容?可以肯定的是,这宽容背后不是软弱或妥协,而是相信——相信人世间确有那么多无奈中的坚持,坚持下的情谊,情谊里的无声胜有声。

  我想,最终做出决定的,是时间。

  《审判日》读后感(二):历史“错位”与个人抉择——《审判日》读书笔记(吴申伦)

  明末清初之际,朝代更迭,在顺治安抚怀柔政策之下,江南逐渐从战火中恢复它往日的生机。在洪承畴谏言开科取士后,一些明遗文人重新走上仕途,而另一些则坚决不与清廷合作,进击者选择组织义军抗清到底。从《白柳门》、《洪秀全》到《少年天子》等,这段复杂传奇般的历史,这些新旧时代中的风云人物,被后人一次又一次地再演绎。作家王霄夫的新作《审判日》也尝试重新解读这一段封尘旧史。但是与以往选择抗清、降清文人,或是满清新任统治者的角度不同,这部小说选择以政治之外的戏曲与戏班为线索,讲述了戏曲作家李渔来到苏州后,他和他的戏班为逃脱吴三桂女婿王永康阴谋阳谋吞并而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故事。小说塑造了这一时期林林总总各式人物的群像,围绕小说剧情的主要线索,将人物分为两派三个集团:李渔、李乡君、杭婺二姬、木子李等李渔家班和黄宗羲、金人瑞、文进通等明遗反清文人组成正面的反抗方,王永康、王紫嫁、娄吏目、冯沈二公子、六兄弟组成的吞并方形成鲜明的对立阵营,满清贵族及官僚洪承畴、曹尔玉、火婴、李森先、土谢图亲王、缪家正等表面上是两家斗争之外的第三方,事实上除了洪承畴作为吞并方的幕后推手外,其余多数倾向于站在李渔一边。此外,作者为小说搜集了大量史料,皇帝顺治、太后孝庄、侯方域、钱谦益、柳如是等人物也是悉数登场,为读者展现了明清历史剧变的多维视角。

  尽管小说极力选择了回避政治的李渔和戏曲作为主题,它同样绕不开这样一个深刻的在中国延续了千年悬而未决的历史难题:朝代更替,是顺应历史潮流归附大清,还是坚守大明臣子的气节抗争到底?作者没有在小说中以第三人称的口吻直接正面回答,而是假借书中人物之口,表达了不同立场的答案。小说不仅刻意在每一章的开头详细描述了人物的生平经历生活背景,叙事视角也会随着人物描写的变化而改变,作者仿佛是人物心声的传声筒,自觉地说出人物做出行为选择时内心的纠结与挣扎。尽管全书以第三人称上帝视角叙述故事,与我们所常见的复调叙事截然不同,但是读者仍然能够清楚地感受到,当某一人物成为叙述的主要对象时,故事的讲述者已经鲜明地站在了被讲述人物的立场上,成为了“带感情的上帝”,一字一句都是人物内心最真诚的感受。同样都带有感情色彩,这种叙事者却与以某一观念统照全书的情形截然不同,它是从一个个不同的人物自身出发产生的情感,所以读者看到了高屋建瓴的冷眼式贬损或是批评,人物内心的真实的矛盾冲突则使人能够深切地体会到特定历史时期中所生活的人的复杂境况,没有谁是绝对正确的,亦没有谁是绝对错误的,有的是千差万别的出身、经历、性格、观念等因素。这样一部探讨朝代兴亡、历史去留问题的小说,这种特殊的写作手法对于读者以中立的视角、更多维度去理解历史,评判历史,认识当下,有着独特的意义

  在作者“无复调之形,有复调之实”的笔锋下,不论是洪承畴、李渔,还是李乡君、火婴,甚至是李森先、赵则鸣,每个人物都是立体丰满、多向度的。洪承畴作为明朝将领没有为国捐躯反而投降了皇太极,做了大清的文臣为满人统治汉人出谋划策,屠杀过抗清义军,也斩杀过拥护明王室的义士,留下千古骂名,但是诏安后的洪承畴又竭力阻止清军的屠戮,屡次恳请朝廷推恩江南,善待儒生,令江南得以休养生息歌舞重升;他深谙为官处世之道,通晓国势大局孰轻孰重,但是他又刚愎自用,自比关羽、诸葛亮,心胸狭隘,因李渔所编《上古传奇》暗讽了自己便处处刁难。李渔才华横溢智慧果敢,且重情重义,对戏曲有着独特的爱,决心将汉文化发扬光大,但是他对于唱戏给满清统治者、自己被囚大牢、杭婺二姬被夺之事的行为表现,与其他文人相比又一定程度上显出其懦弱。李乡君把气节看得比性命都重要,坚决不与清廷合作,拒绝了李渔邀其上京献戏之请,在李渔被陷害时勇敢地站出来为其伸冤,但是她又不敢正视自己对李渔的真情,成于气节也困于气节。火婴机灵聪明、个性张扬,不按规矩办事,但又凸显其善良品质与真性情。李森先秉公执法嫉恶如仇,又打着做好自己铁面无私形象的小算盘。赵则鸣忠心可嘉,却拘泥于前朝《金瓶梅》一事不放……历史有其复杂性,每个历史中人物的所作所为都有其原因,作者以这种方式回答改朝换代之际去留之间的问题,不同于用殉国或是投降理解历史的简单二元对立判断,作者借各色人物之口抛出了多维度、多重性的价值尺度——黄宗羲抗清不成独返深山,著书立志“国可灭,史不可灭”,王紫嫁认为“最珍贵的是人的性命”而为五人丧命不值,李乡君不希望作为抗清义士之后的新班弟子再走向抗清之路而是去过自己的好日子,在李渔看来不管是大明还是大清都要把戏唱下去。

  诚然岳飞、文天祥为国捐躯为世人传颂,但是历史并不糊涂,管仲降于齐桓公助其霸业,钱镠称臣赵匡胤免去江南战火纷扰,澶渊之盟北宋用钱财换来了宋辽百余年和平,后人也看得清楚。小说中李渔与洪承畴一次对话间,李渔的一段感慨暗含了作者的历史观:要是史可法当年代替洪承畴,在松山之役后壮烈殉国,对大明岂不是莫大的鼓舞?说不定后来是另一番景象了。洪承畴与史可法,前者拥有过人的全局观念和带兵能力,后者气节可嘉,如果以史可法之死鼓舞士气,洪承畴之谋统帅全军,大明未尝不可以有一个南宋。但是历史没有如果,历史中的他们终究是“错位”的,洪承畴选择降敌背上骂名,史可法指挥不当失掉南方。与“错位”相对的是那些被后人称颂的历史“在位”:岳飞一身武艺,遂誓死抗金;文天祥之死,成为后世文人楷模;管仲自裁无益,不如助齐桓公霸天下;北宋施其小财便可换太平盛世,一道澶渊之盟有何不可?然而历史并不给人“各尽其职”的机会,历史只有无穷无尽的“错位”:善于“上下打点”的洪承畴走到台前,自然遭人唾弃;明朝灭亡多少文人白白殉国,在慢慢历史长河中什么都没有留下;如果赵则鸣不是对李渔有着执拗的偏见,或许早已解开《金瓶梅》作者的历史悬案。所以作者看重的,不是所谓的牺牲或是苟活,而是一个人在他的历史位置,对于历史的贡献。小说到最后,我们发现了作者对李渔鲜明的赞赏之意,或者说,李渔所传达的延续汉文化之心正是作者自身想要传达给读者的意思。如果李渔拒绝上京演戏,坚决选择为明朝死去,不过是多添了一名殉国文人;反而是他活着,他的才气能够光照他热爱的戏曲,光大煌煌汉民族文化。新文化的倡导者胡适也曾经指出,一个人做好分内之事,便是小不朽,无数小不朽最终推动千古不朽之业的诞生。而洪承畴,在他历史“错位”之际,理当为江南百姓做更多的事,却沽名钓誉地针对李渔,这或许正是读者理解其所为却无法赞赏其为人的原因所在,也是《审判日》发人深省之处。

  《审判日》读后感(三):新历史主义视角的凭古窥今——读王霄夫的《审判日》(苟蓝方)

  拜读《审判日》,不觉被著者从容、沉静、扎实的叙述姿态与细致入微、娓娓道来的纯熟笔法所打动,十年磨一剑,一朝试锋芒。后现代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下,文艺亦遭罹侵袭,能安然于其间小小方隅恬淡为文,实属不易。况此书以新历史主义的视角谋篇布局、重绎古事,缘于对此段史料的热衷,奇巧建构,正应和了著者扉页的自白——“我写历史,乃为观照当下”,其书也如一方敦厚质朴的璞玉,投向扑朔迷离的旧案,亦投向纷繁矛盾的现今。

  故事线索以“审判”为题眼,一层是对李渔是否作《金瓶梅》的考证,一层则是对朝代更迭之际世人该何去何从的人性拷问。蕴于这双重审判中还有更高远的主旨,即对中华文化根脉在面临外来文明交融时究竟当如何自处作出了深刻的探讨。著者采用了对照手法将小说的核心人物——两朝重臣洪承畴与民间戏王李渔详加描绘。一个于朝堂之上翻云覆雨、老谋深算;一个于戏台之间风流倜傥、讲情重义。虽二者或掌控权术、或笑谈文艺,但皆为世人诟病,怒其“屈身侍蛮夷”、骂其“恶浊作淫书”。风云际会,沉浮究竟谁主?又源于人物本身所带有的巨大争议性,他们在人世间迷惘彷徨、跌跌撞撞才更显得发人深省、意义重大。

  小说将正史、野史融为一炉,收放自如,作品的艺术张力尽显。全书与正史几相吻合,前明兵部尚书洪承畴因感念皇太极知遇之恩降清任太子少保、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开山海请清军入关、江南巡按李森先以“淫纵不法”罪杖毙王紫稼……在还原往昔旧事的同时,著者遍翻典籍,结合稗史轶闻,加入争议存疑的话题,如:皇太极是否令庄妃下狱诱降洪承畴?李渔是否真的写作了《金瓶梅》?等等,甚至想象了钱谦益与柳如是、冒辟疆与董小宛如何伉俪情深的画面细节,想象了李渔身陷集李镇囹圄时巧做《李》文向宗族谢罪的场景片段……这样便将严肃的历史和坊间的趣谈融会贯通,庄谐并举,演绎出既不枯燥、又有所凭据的传奇来。另其章节标题亦不拘泥,虽有章回体的剪影,但又能打破回目的桎梏,不以“格律”为意,却韵味浑成,令庄肃的历史平添了生动的旨趣。

  《审判日》通篇紧紧围绕一个“戏”字,上至孝庄、顺治等皇亲贵族,下至街头巷尾的黎庶诸生,著者从各个层面将他们为戏之沉醉的痴迷情状惟妙惟肖地一一道来,足见其对戏曲唱词的功力之深。除此以外,在安排李乡君这一角色和侯方域梦走姑苏这一情节上,大量蒙太奇手法的精巧运用,又透露出著者在影视领域的高妙造诣。他凭借叙事蒙太奇聪慧地设置了小说中的李乡君与昔日秦淮八艳里备受追捧的李香君两相辉映,同为秣陵坊名媛、其人生际遇和感情经历也相差无几,半把残破的桃花扇、两位豪迈又多情的才女,既“同”为一人又“各”有所别,既可视作两条平行的生命轨迹却又时而在关键的节点上交叉重合。真真假假难以明辨,著者看似吊诡的叙事,却是熟稔采用平行蒙太奇与交叉蒙太奇为读者苦心营造的真实与虚幻的电影特效。而侯方域梦走姑苏这一章节的描绘则采取了表现蒙太奇中的心理与隐喻手法,强化了故事飘渺的幻境氛围,亦使侯李旧日的爱情犹如镜中花、水中月朦胧而不可得,为小说增色许多。

  读罢全书不禁掩卷遐思,从始至终著者皆未对小说中任何人、事作出明确的褒贬评判、显出强烈的爱憎倾向,这也正是其可贵之处。大凡文章典籍,因是作者观点的载体,无疑不难判断出他的价值准绳与是非尺标,何况小说。然则本书作为对特定历史时期的演义,既非重述刻板生涩的正史,又能在对待历史时秉持着高度客观的严肃态度。不着一字,然意犹存文中。对于身侍二主的洪承畴、游戏风尘的李渔、忠厚执拗的赵则鸣、清丽脱俗的李乡君、豁达仗义的赤五娘、天真烂漫的火婴……虽未曾直言孰好孰坏、孰对孰错,却又可在对其样貌神态、言行举止的描述上捕捉到著者巧妙的表露。如此一来,故事并未强行灌注著者的思想、更未试图说服读者言听计从,而是在尽量客观叙述后静静立于一侧,尊重不同读者思考的差异,这即是历史演义有别于通俗小说的精神。

  新历史主义指出,历史充满断层并由论述构成,强调“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审判日》的著者俨然遵从了福柯的主张,通过对明末清初这一历史节点的再现与审视,尝试透过各种论述版本去还原尘埃弥漫的历史,进而作出切合当代发展趋势的理性解读。历史充斥着种种偶然和不确定性,因此才有了无数阐释与重构的可能。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活着的心灵的自我认知,当历史以当前现实生活作参照系时,过去方显得更具价值。

  清军兵临城下、明朝大厦倾覆之际,时人或悲壮殉节、或负隅抵抗、或狡黠叛国、或心灰意冷,而书中人物李渔则选择泰然处之,以洒脱的心态和别样的方式延续民族血脉。小说卒章显志,在与赵则鸣的论辩中,李渔激昂地说道:“大清虽然凭着金戈铁马夺得了天下,但礼教文化方面蛮荒落后,远远不能同汉族文明相比。大明朝虽说亡了,但汉民族五千年的璀璨文化不能亡,我们这些士子文人既然没有在改朝换代中杀身成仁,苟且活下来了,我们能做的就是要光大汉文化,不能让汉民族的文明在清人手下断裂失传。”李渔的慷慨陈词恰似一记警钟久久回荡在耳畔、震撼着我们的内心。

  反观现世,中华文化根脉前后遭遇“五四”、“文革”两次激烈风潮,文明断裂愈加明显。主体文化遭受撼动的同时,来势凶猛的西学又于晚清、民国时期和八十年代两番驾临中国,面对自身积贫积弱的文化态势和西方林林总总的各色主义,我们一度乱了心神,或顽固坚持国粹至上,或盲目奉行拿来主义,导致文化根脉蔫蔫兮将枯。故此才有寻根文学、新历史小说等奋而腾空,以人文知识分子的敏锐目光申述民间立场,主张民族精神与文化命脉不可萎顿。《审判日》的著者应是有感于此,便从漫漫历史长河撷取明末清初这一特殊节点,十年呕心沥血,最终帷幕拉开,捧出这一沉甸甸的剧目上演,巧借书中人物之口,阐述自己凭古为镜以窥探兴替中可能存在的规律,从而助益当下、恢弘家国。

  《审判日》读后感(四):十年但付一曲绕梁——我读王霄夫《审判日》(郭佳音)

  首次翻开这部《审判日》的时候,就被扉页上的一句话吸引:“其曰:我写历史,乃为观照当下。”在随后的阅读中,这句话不断在脑海中浮现,或使我会心一笑,或令我掩卷沉思。作者此著沉淀十载,一稿完成于2004年,终稿完成于2014年,文字洗练冷静,其中凝结的对历史与现实的思索,既丰厚又闪光,令人不忍释卷,一读再读。

  风云变幻的明清之交,历来是史学家、小说家们注目的节点。作者选取了两位争议颇大的历史人物作为双主角进行切入,并不标新立异,反而颇见沉稳。相较前明太子太保、大清太子少保洪承畴而言,以江南才子李渔作为主角书写,更多地引起了我的阅读兴趣。历史上的李渔,身负才子之誉,被后世称为“中国戏剧理论始祖”、“世界喜剧大师”,甚至“东方莎士比亚”。然而在他身上亦缠绕着许多真假难辨的传言,这便成为了作者落墨之处。我留意到,李渔每次出场时,都伴着一句“很多人认为是他写了天下第一淫书《金瓶梅》”,而究竟《金瓶梅》是否是李渔所著,直到全书终了,也并未定论。李渔因此书被关注、被追捧,也因此书被排挤、被审判,而其才情心血,在戏剧方面深厚的造诣,似乎皆被这一句似真似假的传言所遮蔽和解构。此种诙谐戏谑,不可不谓意喻深远。他的爱情,也充满了类似的阴差阳错:作为一位风流才子,也作为一位戏班班主,身边莺燕环绕,绯闻不断,特别是领养的二位绝色孤女,均与他有些风言风语;然而他满腔真情,都付给了身份神秘的“李乡君”姑娘,却迟迟难得回应。才华横溢,却被才情所累;风流不羁,却又耽于风流。“才子”在常人眼中值得艳羡的一切,在他身上只落得一场飘忽不定、真假难分。相较对洪承畴的态度,作者对李渔的相惜之情可谓跃然纸上;即便如此,作者也未将他真正推上“审判台”,还回一个清白,或是一桩了断。到作品最末,一直看似悠然自得、“犹唱后庭花”的李渔“憋得不能再憋,必须说出来”,终于迎来了喷薄的时刻:“大清虽然凭着金戈铁马夺得了天下,但礼教文化方面荒蛮落后,远远不能同汉族文明相比。大明朝虽说亡了,但汉民族五千年的璀璨文化不能亡,我们这些士子文人既然没有在改朝换代中杀身成仁,苟且苟活下来了,我们能做的就是光大汉文化,不能让汉民族的文明在清人手下断裂失传。赵道长听了这番话也许会认为我李渔是掩耳盗铃,幼稚可笑之极,但这确实是我心底深处的想法,也是我李渔作为大明朝的遗民还能够苦中作乐,最终放下仇怨,变得所谓的豁然开朗,坦然活下去的理由。”这番喷薄,虽然劝说的对象赵则鸣毫无赞同之意,却也震动不已;作为读者,自不必说。联想作者“观照当下”的自我要求,作者所思所指,无疑是在转型更迭时期,对千百年文化基因的遵从与守护。李渔其人,也在一生漂泊之中,站到了足以跨越历史的高度。

  书中除两位男主角外,女性形象也有李乡君、火婴等几位塑造得相当丰满,限于篇幅,本文只选李乡君浅谈。“李乡君”还是“李香君”,甫一出场,就带着扑朔迷离之感。原本面貌应当极美的她,道姑打扮,“戴着一小片面纱,隐约盖住了小半张脸,但露出的双眼显得美丽睿智,极有光彩”,几句重情重义、爱憎分明的话,并不见如何娇柔婉转、艳冠秦淮,反而吸走了才子李渔的全副心思。至侯方域前来苏州,相信所有读者跟我一样,都期待这出自著名爱情故事的男女主人公见上一见,叙叙衷肠,一面将《桃花扇》之后的续集补齐,一面验证一番此“李乡君”究竟是不是彼“李香君”——然而作者仍将笔锋轻巧转开,两人不仅未碰面,代李乡君见侯方域的还是李渔这位“情敌”,闹了些许笑话。对于李乡君而言,那浪漫香艳的人生和婉转悱恻的爱情,连同名字一起,已为前朝陪葬;所剩的不过是半把桃花扇,和语间几乎捉摸不到的凝沉和哀愁。一女尚且如此刚烈坚忍,避昔日爱人不见、听夏完淳遗作落泪,那些所谓的忠义之士,又该如何自居?

  在阅读《审判日》的时候,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了斯蒂芬•茨威格的经典著作《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两部作品一中一西,相隔年代也甚远,却在气息上有着某种贯通。同样有着凝练、克制、冷静的笔触,同样充斥着令人会心拍案的妙语,同样几乎没有任何对话与抒情,读来似乎不甚刻意,但却有着莫名的艺术感染力和震荡力。在《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茨威格将历史解读为“一切时代最伟大的诗人和演员”,“所有那些最具特色、最有生命力的成功之笔往往只产生在难得而又短暂的灵感勃发的时刻”。他在序言中说:“我丝毫不想通过自己的虚构来增加或者冲淡所发生的一切的内外真实性,因为在那些非常时刻历史本身已表现得十分全完,无需任何后来的帮手。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甭想去超过它。”这是茨威格在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始终秉承的原则,也是作品呈现出如此气度与格局的原因。但我认为,王霄夫《审判日》在这方面走得更远,原因主要在历史观的建设。茨威格的作品问世于1928年,其中的短篇故事均在此前写作完成,受时代所限,他的历史自觉性更多立足于“尊重历史”上。尊重历史的客观规律、还原历史的真相,充分表现历史偶然性自身带来的无穷魅力。这种历史观,在当时的西方是足够新颖的,也是颇具先锋性的。表现在作品本身上,在阅读这些历史故事的时候,可能被感染、被深深震撼,但却更多来自于作者超凡的叙事本领和对历史材料的惊人敏感,极少感受到作品背后隐含着什么。而王霄夫显然不满足于像茨威格这般“讲好故事”。同样精准把握着历史材料的同时,他更像是以民族为布、以史为颜料,描绘着直至当今都未曾消逝的主题——中华民族,特别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该如何自居、如何自省、如何自救?随着十年悉心绘制,书名中的“审判”,在我们能够看到的这部著作中已经不甚尖锐和苛责。然而在近三十多年里,面对着来自西方的经济、政治、文化冲击,面对着解构之后的一片空洞,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文化沉淀已羞于发声,中国经验已成为“罪”和包袱;我们的知识分子和学人,不也同样在片片拾取着、拼凑着,不愿古国文明“断裂失传”?在一部历史小说中,读到这样的反思和呐喊,着实令人叹喟、感动。相信在《审判日》之后,作者会走得更远。

  《审判日》读后感(五):清初有可能催生资本主义吗

  中国人有特别强的历史感。老百姓常说“人在做天在看”,但其实是“人在做后人在看”。王霄夫新版小说《审判日》,便是写易代之际的历史拷问:明亡清兴之际文人士大夫的生存选择和道德评判。西方基督教有审判日,指世界行将结束,上帝开始结账,死人都要复活,接受上帝审判:这个人有没有认耶稣基督做老大?行善还是作恶?但中国传统文化里没有上帝,没有基督,谁来审判?只能历史来审判。那么,霄夫写这部小说,是不是有替历史来审判的意思呢?

  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就是明辨善恶。不是说人的眼力不行,是因为人性太复杂。有的人可能一生既做好事也做坏事,哪怕同一件事,既像好事又像坏事。所以,历史学家是一群以吵架为专业的人。王霄夫是作家,吵架不是他的专业,这就是文学的好处,用形象说话,还原生活场景和细节,超然于争执之上,俯瞰历史尘埃,让读者于丰富的形象和细节中去辨别、品味。

  朝代更迭,普通百姓承受身体之痛,读书人更承受精神之痛。明末清初的文人,黄宗羲、顾炎武、吴伟业、金圣叹、钱谦益、侯方域、冒辟疆,还有他们色艺双全的相好柳如是、李香君、董小宛等等,每个人都要选择怎么生存。黄宗羲、顾炎武投笔从戎,金圣叹去哭庙被砍了头,吴伟业在新朝谋了职,一代文宗钱谦益,被他小妾,才女柳如是劝着去投水,老钱颤颤巍巍试了下西湖的水温,说:“今日水太凉,不如改日吧!”把一个庄严的殉国行为搞成了行为艺术。霄夫写这部小说,是不是要对他们的选择进行审判呢?在书里,这些人果然都复活了,但他们都只是背景人物,小说的主角是洪承畴和李渔。前者曾是明朝的大帅,兵败后降清,继续为我大清建功立业,功高位显。后者是戏曲家,有人称他是中国的莎士比亚,写过戏,评过《金瓶梅》,还做书商,开了传统文人世俗化的头。洪承畴和李渔,一个走庙堂,一个行江湖,八竿子打不着,怎么会在一本书里做了主角?按照小说的安排,他们两人的相遇,是因为一本书——古今第一禁书《金瓶梅》。

  《审判日》里,大明遗老赵则鸣,本已出家做了道士,痛定思痛,觉得是无良文人李渔写了《金瓶梅》这样的三俗文艺作品,败坏了风气,才导致大明亡国,不杀对不起死去的先帝。奇怪的是,他的对立面洪承畴也主张审判李渔,认为这本书“毒害清明向上的世风,最终也会动摇大清的国本。”一个遗民和一个变节者在这个问题上居然立场一致,都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但他们一个是为旧朝泄愤,一个是为新朝捉急。洪承畴不仅帮助大清打下了江山,还为大清江山万年长操心费神,不枉为新朝的栋梁。

  我们常说一个人盖棺方能论定。但是洪承畴,从他盖棺的那一天起,就没有论定过。舆论在这个人物身上很分裂。按传统的忠义节烈观,他降清是忠节有亏,清史把他列入《贰臣传》,乾隆斥之为“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大节有亏”。但后来历史功利主义观点抬头,认为他顺应大势,帮助大清一统天下,又积极推行汉文化,保留中华文明之脉,实属有功……就这样吵了两、三百年。

  凡写洪承畴的作品,里面都少不了一个细节。当初,洪承畴兵败入狱,皇太极前来劝降,威逼利诱加美人计,他不从,宁死要做大明鬼。后来降臣范文程来劝。老范是个人精,谈话的时候看到一个细节:梁上有一点灰尘掉下来,落在洪承畴衣服上,他小心地拂去。范文程见了,回去向主子复命说,洪承畴一定不肯死——“惜其衣,况其身乎!”连衣服都这么爱惜,何况自己的身体呢!但这个细节也可以反向解读——像洪承畴这样有洁癖的人,怎么肯做投降这种龌龊之事呢?我们应该记得,在《红岩》里面,江姐就是一名很爱干净的女共产党员,赴刑场前,洗尽一切,英勇就义。她爱她的信仰,拒绝一切灰尘污垢。那么,洪承畴珍惜的到底是物质层面的衣服,还是精神层面的信仰呢?后来洪承畴降了,证明老范眼光毒。

  洪承畴投降,奄奄一息的大明王朝天下震动,因为本来崇祯帝以为他已经坚贞不屈死掉了,一心要追认为英模烈士,用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继往开来、振兴大明。北京城里追悼会都开掉了,崇祯帝亲自致悼词:“死事重于泰山,意气化为长虹。”现在,偶像倒了,导向错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洪承畴降清影响很大,一些面临乱世选择的士人,由此产生动摇,“甚至怀疑人生”。

  李渔大约代表了中国文人的一次重要转型。当时的正统文人看不起李渔,说他是“有文无行”,日日醉入花丛,大写低俗喜剧。现在看来,在清初的高压政策之下,他代表了知识分子一种世俗化的选择:从日常生活中去发现普通人生活的意义,放弃崇高,追求现世和感官的享乐。在李渔的戏曲作品里面,娇妻美妾是最大的追求,意义、责任和社会担当已经没有位置。据说《肉蒲团》也是他的作品。这可比《金瓶梅》还严重。中国人用来打坐的蒲团,多少有点宗教的象征,如今以“肉”作蒲,神圣被颠覆。传统文人的追求是以文经世,李渔的文写到这个程度,实在离经叛道。但在当时,也算是给无可担当的文人一条出路:与其在清醒中苦闷,不如在肉欲中狂狷。这样的世俗化过程,或许对中国社会发展也是个矫枉过正。它肯定人性,把民众从礼教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就像西方文艺复兴时期那样,在追求物质和享乐中,有可能催生出资本主义萌芽。但这恰恰被洪承畴们视作洪水猛兽。如果要对洪承畴的心理做一点分析的话,降清多少会让他觉得人格有亏,唯有在道德上表现得比他人更激进,才有助于修补自己的形象。

  易代之际的读书人,都会很痛苦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文化之脉如何存续?洪承畴迎合了这一点,解释自己是大明骨、大清肉,外形不重要,汉文化得以延续才重要。但是,这个话其他人可以说,就是洪承畴不能说。因为他是丧节在先。那个时候清兵尚未入关,明王朝还没有亡,仍然有力量抵抗,他何以能预见到清兵必然一统天下?如果他在明亡之后仕清,则他有这份眼光和担当,值得敬重。现在这番言词,无非在为自己洗白。况且,我们还要看看,他要在汉文化里延续什么?小说这样描写洪承畴在看李渔《风筝误》时的情景:“洪承畴内心又一阵感慨,心想回京就上一道奏折,重新倡导礼义廉耻,以端正世风,匡扶正气。洪承畴板了板脸,说这大清得来天下,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也不能不要。”他提其它的也就罢了,若论纲常之理,他自身便是以败坏纲常之理背弃旧朝,而在新朝做了官的,这不是教人言行不一吗?这不是假道学又是什么呢?还有比这更能败坏世风的吗?反倒顺治皇帝开明,说:“风花雪月,家长里短,为我大清点缀一二,歌舞升平,娱乐大清国民,长此以往,潜移默化,人心思稳,天下祥和,这样的读书人,朕怎能砍他头呢?”清朝的文字狱很残酷,可是,顺治帝的这番议论,有所禁有所不禁,毕竟还是高人一筹。虽出于其长治久安的考量,却也贴近人情。他知道,文人反抗,是因为你把他所有的路都堵死了,你要是留一条无关痛痒的路让他们走,他们就把亡国之恨和对大清朝的怨气转移了。但后来的清朝统治者,似乎都没有延续顺治的思路,反把洪承畴的话听进去了。有清一代,人性禁锢,经学最盛,大多数文人皓首穷经,而率性真情的文人、一代书商李渔则穷困潦倒而死。历史就这样朝着我们后来知道的方向绝尘而去。

  对洪承畴的历史功过、道德人品,小说没有直接评价。作家的形象思维,决定了他必须尊重人物的行为逻辑,让人物和情节自己说话。书的开头有这样一个细节:洪承畴帮助大清平定天下,衣锦还乡,接母亲傅氏来京师同住。母亲一直觉得儿子降清丢脸,本来不愿北上,勉强来了,不巧让洪承畴遇到了一个传统道德命题——“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同时掉到水里,先救谁?”那次孝庄皇太后到洪承畴宅邸,母亲不慎摔倒。这个时候,洪承畴没有第一时间去搀扶倒在地上的母亲,而是迎上去扶住年轻的皇太后。母亲默默无语,当晚不省人事,三天后离开这个世界。可以想象,这个打击对她有多重。也许,她本来是相信了儿子关于降清的解释,活下来是要为民族做点事。但这个细节让她发现了儿子的真实内心。作为一个母亲,这是怎样的伤痛!怎样的万念俱灰!这个细节倒是可以和前面那个衣服上落了灰尘的细节相印证,借此解读出,在洪承畴的内心什么东西才最重要。衣服是物质的象征,衣钵才是精神的象征。洪承畴选择了衣服,便表明个人功利和物欲在其心目中的位置。而他却在降清后以汉文化衣钵的传承人自居。他拂去了衣服上的灰尘,传承的却是假道学,那只是衣钵上的污垢而已。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认识王霄夫比较早。当年读大学的时候,他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记得好像是写一个爱情悲剧,女主角是个叫凌莲的农村女青年,后来在悲剧中死去。小说强烈谴责了极左路线和封建观念对人性的迫害,是一篇伤痕小说。如今,伤痕文学消失多年,霄夫的文字早已变得客观冷静,洗练干净,没有多余的形容词。但在他平静如水的叙述里,你会感受到其中的暗流:他的目光在向历史深处延伸,要去发现隐藏更深的伤痛。

  《审判日》读后感(六):王霄夫之《审判日》:再现真实的历史人物(David Alvarez Galvis)

  虽然如今中国的历史故事不再像从前那般广为流传,仍有许多外国人对其错综复杂的细枝末节感兴趣。但西方人通过小说和影视作品观看中国及其悠久历史时总感觉像是云里雾里,模棱两可——事事交织、环环相扣,让人很难对应到真实的人物和事件原型。对于众多西方读者/观众来说,中国的历史因其久远、复杂而显得难以捉摸,因此泛泛地阅读/观看(甚至是带着一些固有的观念)变得更为简单。因为妄想刨根问底似乎不太可能也不合情理。此外,或许也因为大部分走向国际的中国历史、古装影视作品疏于叙事,很多观众以为中国王朝时期只充斥着无情的禁锢和宫斗、绚丽的丝绸褂袍、豪华的歌舞宴会、炫目的刀光剑影,以及没完没了的政治阴谋。我想这种偏见已经成为一部分西方人对中国过去的印象,我们几乎看不到能够真正传达中国悠久历史的作品及其塑造的角色。

  毫无疑问,由此导致的西方人对中国历史题材作品的“戏看”习惯加上另一种倾向——带着神秘、怀旧以及对异国风情的好奇去看待那段遥远的历史——某种程度上局限了外国人对中国漫长王朝时期的观察,他们将其视为一段奇幻传奇,每个角色都对应一个典型:骁勇善战的武将、有位无权的帝王、神机妙算的谋士、勾心斗角的嫔妃和忠心耿耿的奴才等等, 反反复复,换汤不换药。这些角色开始变得没有个性、没有生命,因为把他们抽象化似乎更容易理解宏大的中国历史。在普遍的西方人对中国的描述中,一个官场代表了所有官场,一位格格代表了所有格格,他们不再是实实在在的个人,而成了符号,错误地传达了中国历史的真相。本应是丰富多彩的传奇,却变成了大同小异的重复。除此之外,在外国人的眼中,中国人总是把历史当作一口无底的深井,需要的时候就从中挖掘智慧和道德力量,仿佛历史就是抽象思想的源泉,为共同利益服务。与之相反,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雅克.巴尔赞曾写道:“历史不是一概而论、抽象空洞的,而是独一无二、有血有肉的。”

  从这一点看,我认为像莫言这样的作家写的书在当今确实值得一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虽然也会在中国历史题材中表现魔幻现实主义(他曾提到自己深受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等一批六七十年代“拉丁美洲文学爆炸”时期作家的影响),但他还是运用了很接地气的人物,这有时少了点神秘和想象,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地呈现。《丰乳肥臀》或许是其最具历史性的作品,在众多怪诞形象中,他将一位年轻女子的胖手与卷曲的猪尾巴相比,与从满是鸟粪的楼顶跌落的牧师的爆炸头相比,不再是一味地将中国历史描绘得一片清白、完美。他告诉我们,历史也有瑕疵、有混乱,有丑陋,亦有美好,正如我们当下所见。

  正如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在颁奖礼上宣布莫言获得文学奖时所指出的,他的故事具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这与我印象中极为抽象的中国历史截然不同,因其十分生动地描绘了真实生活中古怪而奇妙的现象。然而,莫言所写的大部分是关于近现代的,比起更古老的帝王时期少了几分浪漫。换个角度,我想我们可以例举王霄夫的《审判日》。至少该书出乎我的意料,除却其他,它成功塑造了一个处于困境中的既鲜明又复杂的人物形象。当读到洪承畴的经历,及其在背叛之路上的矛盾情绪(我想这是故事的主要内容之一),从仕明到降清,从明朝的没落到清朝的崛起,在这时代更迭的17世纪我分明看到了一个有矛盾、有遗憾的真实人物,他没有被概念化、也没有被抽象化。

  当百科全书或中国史书提及像洪承畴这样的人物时, 通常简单地称之为“官员”、“将军”或“军事家”他们在人生中似乎没什么鲜明的个性可言,无非是卑躬屈膝、品行端正、坚忍克己,其生活细节也是微不足道,除非参与过一些重要战役,然而即便如此,在漫长的历史中,他们也仅落得只言片语。《审判日》告诉我们,历史细节的缺失常常是因为懒于探究,一味沿袭类似的修辞、套话和模版。我认为该书作者成功地打破了这种形式,没有让他笔下的人物成为一种典型,而是通过描写一个人在做背叛的抉择时那种矛盾的心理,并以此勾勒出故事框架,从而塑造了全新的成功将领形象。即使王霄夫弱化了真实历史事件中可能有的个人自由和离经叛道(我必须承认这一点不能确定,虽然我知道该书是基于非常具体的历史考察),重点不仅在于历史的真实性,更在于赋予洪承畴这个人物生命,使他的抉择能令人理解,使一个“叛徒”成为有共鸣的人。

  人们常说当荷马在介绍《伊利亚特》的特洛伊一方时(尤其是描写赫克托尔和他妻子的章节),他是首个伟大的叙述者,让我们看到了胜负双方的人性,用肯定的态度看待特洛伊人,突出了其人性的光辉面。我认为《审判日》这样的作品很好地继承了那一点。从某种意义上,它体现了如何对待轻易被判定为叛国罪的行为(正如书名提到的“审判”二字),而这恰恰发生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处于洪承畴这般境地——不仅仅是一位将军,也是深得上级信赖的成功人士——恪尽职守,乃是众望所归。然而,洪在一次战败后投降,叛离了那赋予他名誉、才干、军衔,赋予他一切的明朝,转而加入清军,助其击败他曾领导过的部队:这就像《伊利亚特》中一位特洛伊猛将突然决定加入希腊军队,并帮他们攻破了自己城邦的围墙,这种难以置信的背叛也许只能用亘古不变的道德审判来解释。而历史本就是由人们的各种选择和决定反映出来的,复杂而多变,就连当事人恐怕也很难理解和解释一切。

  我理解洪承畴投清是因为他相信他们比那个日渐沉沦、只懂打仗的明朝更有能力给一个国家带来统一和稳定。而且他的抉择并不容易,当时的情形是他若投降敌军便犯了死罪,但若不投降,恐怕后果更为严重。洪承畴明白,许多人会认为他的决定是不光彩的,甚至是大逆不道的。但就他个人而言,紧要关头还有比名誉和他人评判更重要的事。《审判日》 也清楚地表明了他余生为其决定所背负的后果,也许每天都要质问自己,时而追悔莫及,时而义无反顾。 这本书写道,其他一些官职低于洪的大臣拒绝投降清军,而是严格遵守道德准则,未必因为他们是最高尚的人,而只是因为他们身边的人都是那么期望的。这些人逃避了矛盾。有意思的是洪没有那么做,他直面矛盾并且与之抗争。他没有选择最简单的方法,去做别人认为他该做的事,遵守当时的社会准则来取悦众人,然后作为另一个伪善的官员留名史册,最终慢慢被遗忘。洪是个突出的角色,因为他做了个人的选择,即便那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危难。

  在当代,我们很能理解洪的行为,但《审判日》并不是写这个不同时代对他们的看法,它让我们感受了在17世纪这样一个角色的行为经受的严峻拷问,这更加触目惊心。它成功塑造了一个有感情、有思想的人物,我们方知一个人背负骂名、时常受审、饱受质疑是多么不易,哪怕他高高在上。该书的成就源于对事实真相的深入探究和仔细考证,源于秉承一种严肃态度,即用全新的眼光看待过去, 挖掘出像洪这样具备鲜明个性的人物故事。我认为像《审判日》这类严谨的历史著作才能改变某些固有观念:在中国的过去,在那个王朝时期复杂的社会里,只有一个又一个的人物模板,他们只做该做的事,他们从不冒险,他们只扮演大家所期待的角色。因此我想这样的书在西方会更受欢迎,它像《伊利亚特》一样,能够让我们看到一个个真正的与众不同的、异国他乡的、神秘莫测的人。

  《审判日》读后感(七):民族大义还是道德制裁,洪承畴的红与黑

  洪承畴降清为明朝社会接受不了的,除了“屈身事蛮夷”一点外,是他辜负了皇上的厚恩和朝野对他的期望,没有以身殉国,更是他降敌卖国,于名节有亏。儒家的纲常伦理和个人的名节忠义,是历史评价一个人物的基本标准。他儒学根底深厚,自然知道纲常伦理,重视个人名节,降清也必然不是皇太极和庄妃这对夫妻施展美人计的结果。

  本书作者笔力精道,历史底蕴深厚,十载沉淀,方得此书,值得细细品味。特别是有些历史细节生动自然,将明末清初的社会生活缓缓呈现,可读性极高。当个体命运置于时代的洪流之下,所做的选择实属无奈而悲凉,到底应该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去审读一个历史人物的选择,更多的可能要撇开主观的喜恶而将自己设置在宏达的历史中去细细品味,方能脱离狭隘的思想樊笼。以史为鉴,大概如此。

  《审判日》读后感(八):阅读《审判日》的趣味

  读王霄夫的《审判日》,你要不断揣摩,揣摩作者的意图。通常,在一本书里,我们能够很快判断出作者的褒贬、是非。因为任何一个作者,写书的目的无非就是为了表达观点,评判是非,影响他人。但是,读王霄夫的这本《审判日》,直到结尾,你始终无法读到这样的一句话——主人公洪承畴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有时候你会觉得作者肯定洪承畴的历史功绩,比如封面上的“大明骨、大清皮”这句话,但是,有时候你又会觉得作者其实很讨厌这个人,比如,他作为一个降清求荣者,却又满嘴仁义道德,让人怀疑他的真实内心。书中借助于李乡君之口,对洪承畴说:“李班主不拘小节,却是真情真性,不像有的人,满嘴忠孝仁义,行为却是大奸大恶。”这段话,我宁愿看做是作家自己对之所作出的历史审判。但有时候,你还会觉得作者虽然讨厌他,却又感慨于他的处境,让人看到这个变节者在历史审判庭上所感受到的痛苦。比如,刚才那个场景,本来,洪承畴垂涎于李香君的美色,想和她一叙旧欢,听了这番话,则“仿佛一匹受到伤害的老马,整个身体散了骨架一样,无力地萎缩着。”“老马”这个比喻妙极。既看着丑陋,又疲惫不堪,行将遭弃。这是形象本身的丰富性,给人带来很大的想象空间。这样的书,读起来自然是过瘾的。李香君口中的“李班主”,叫李渔,清初戏曲家,将文人创作与俚俗戏曲完美结合,其李渔戏班和芥子园书业在历史上影响深远。他是书中的另一位主角,平日醉入花丛,游戏风尘,身边美女如云,行为狂狷,评点《金瓶梅》,写《肉蒲团》(存疑),为许多正人君子所不容,斥之为“无行文人”。但作家的同情心显然在他一边,肯定他的“真性真情”。书里将李渔和洪承畴放在一起,作为书中的双主角,似乎也是作者有意为之的春秋笔法。《审判日》的文字,冷静洗练,不带一丝一毫的煽情,不流露作家的主观立场。名为“审判日”,实际上并没有直接做出判决。作者就像一个高明的侦探,还原现场,呈现原貌。他让读者回到真实的、完整的历史场景,于日常生活的言行、细节中,去感受人物的真实心境和处境。这才是一部优秀的历史小说所应该体现的功力。这也是《审判日》的阅读趣味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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