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读后感精选10篇
《资治通鉴》是一本由司马光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36.00元，页数：3679，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资治通鉴》读后感(一)：玄武门之变发微
玄武门之变在唐朝历史上可谓影响深远，它开创了唐朝皇位继承人以武装政变夺权的先例。然而由于胜利者李世民的篡改，使史书中对此事的记载多语焉不详，疑点重重。现就相关史料，作一梳理，以期庶几能还原历史之真相。
由于玄武门之变的根源在于秦王党与太子党，秦王党与皇帝李渊之间的权力冲突，而这种矛盾是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发展起来最后臻于激化的，换言之，这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因此，我们有必要拉长时间的维度，从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来考察这一政治事件的始末。
一 正史的记载
正史中关于玄武门之变的记载是这样的：李唐开国至于混一海内，都是秦王李世民的功劳，李渊在晋阳起兵，乃是受了李世民的“胁迫”和“引导”，其实并没有多少创业的功劳；而李建成沉湎酒色，本无大功，不过是凭着嫡长子的身份才得以正位东宫。因此，李渊曾经多次表示要改立李世民为太子，只是李世民坚决推辞，此事才暂时作罢。齐王李元吉与太子李建成一样，并无功勋，性格残暴而又野心勃勃，故二人都不受李渊待见。
李建成担忧李世民会谋夺自己的太子之位，于是以将来立元吉为皇太弟为条件，与之结盟，共同对抗李世民。
李渊年老昏庸，晚年又为女色所惑。建成、元吉于是勾结李渊宠妃，逐渐获得了其父的好感；而李世民刚正不阿，不肯讨好李渊的宠妃，因此遭到她们的忌恨，也逐渐与李渊有了嫌隙。建成、元吉二人于是趁机中伤李世民，挑拨世民与李渊之间的关系。李渊于是日渐疏远世民，并在二人的怂恿下削弱秦王府势力，将世民的一干亲信都调出秦王府。之后，二人借突厥入寇之机，说服李渊以元吉代替世民出征。二人打算借机削夺秦王府精兵猛将，彻底剪除世民羽翼，并密谋趁世民为元吉出征践行时，以伏兵杀之，而后逼迫李渊交出政权。
二人的密谋为世民在东宫的眼线王晊所知，王晊随即向世民密报此事。李世民得知后，与长孙无忌等心腹商议对策。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等人都力劝世民先发制人，“行周公之事以安社稷”。世民犹豫不决，以至于要以占卜来预测吉凶，张公瑾打断占卜，并说服世民下定了最后决心。随后，房玄龄、杜如晦化装进入秦王府，与世民等人谋划发动政变。
李世民随后进宫，密告建成、元吉二人淫乱后宫。李渊听后非常吃惊，令世民第二天进宫与建成，元吉对质。李世民回秦王府后，领兵埋伏于玄武门。建成、元吉第二天经玄武门进宫参加会审，不意在临湖殿发现了伏兵。二人欲东归宫府，被李世民和尉迟敬德杀死。建成、元吉党羽听闻二人被杀，集结两千（一说三千）兵力猛攻玄武门。此时张公瑾一个人及时关闭了城门，宫府兵难以攻入。玄武门禁军将领敬君弘、吕世衡领军出战，寡不敌众，皆战死。宫府兵眼见一时难以攻入，便鼓噪要攻打秦王府，尉迟敬德向宫府兵展示建成、元吉二人的首级，宫府兵于是溃散。随后世民派尉迟敬德入宫，逼迫李渊交出政权。至此，玄武门之变以李世民的胜利而告终。
显然，正史这种“一边倒”的叙事方式，很容易让人怀疑其叙事的立场是否中立。李渊、李建成、李元吉三人真就如此不堪吗？李世民的功劳是否被夸大？玄武门之变的真相究竟如何？
二 对正史的质疑和修正
关于前两个问题，黄永年先生在他的《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四章《李唐创业和玄武门之变》中已有精辟的论述。先生以温大雅所撰的第一手史料—《大唐创业起居注》与两唐书互相参证，指出李世民篡改了历史，大肆污蔑丑化李渊、李建成、李元吉三人，而将几乎所有的功劳都揽到自己身上。另外，笔者最近读到台湾学者李树桐所著的《唐史考辨》一书，极服，对于李唐晋阳起兵考实，高祖李渊之真实才能、隐太子李建成之功业，杨文干之乱、玄武门之变等李唐初期政治史诸要事之论述，其考证之精密，论证之周详，当世无出其右者，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
他论证晋阳起兵并非出自李世民的谋划，而是出自李渊的策划；自晋阳起兵到入据关中，李渊一直都总览全局，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而李建成在此期间的功业并不亚于李世民；李元吉亦为早熟的军事人才。因此，所谓的“李渊多次欲改立李世民为太子”以及“打算让世民与建成平分天下”、李渊、李建成、李元吉均昏庸无能，建成、元吉多次暗害世民，皆出自史官捏造。
事实上，李渊是颇具雄才的开国君主，建成、元吉也都是杰出的政治、军事人才，自然李渊也没有改立太子的打算。只是李唐入据关中后，建成作为太子，需要留在长安协助李渊处理政务，故作为次子的李世民获得了领军平定天下的机会。自然，我们也无须否认李世民确实有杰出的政治军事才干。
随着军功的不断积累，李世民的政治野心日渐膨胀，逐渐有了取建成而代之的强烈欲望，而多次领军出征也给了他结交党羽，培植私人势力的机会。以李世民为核心，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洛阳为中心，以山东豪杰为中坚力量的天策府（或秦王府）集团，对李建成的东宫地位甚至李渊的皇权构成了严重挑战。为此，李建成与李元吉结盟，共同对付李世民，而李渊与李世民的矛盾亦逐渐激化。李渊、李世民父子之间的权力冲突由来已久，刘文静事件标志着二人之间的矛盾开始公开化；而李神通赐田事件更让李渊深感自己的皇权受到秦王党的严重挑战。在此背景下，李渊开始偏向建成、元吉一党，并着手削弱秦王党势力。刘黑闼于河北复反后，李渊一反常态，改派李建成、李元吉统军出征，并且下令一向由李世民控制的陕东道大行台听从李建成指挥，显示了其削弱李世民势力的意图。建成、元吉趁机结交山东豪杰，并得到了幽州罗艺的支持。随着太子党与秦王党双方矛盾日益公开化和激化，双方都试图策反瓦解对方阵营。建成、元吉虽然策反世民党羽不成，但在李渊的支持下，成功的将秦王府诸多重要成员贬谪到地方。武德九年，突厥入寇，在李渊支持下，李元吉取代李世民，再次获得领兵出征的机会，并密谋借机削夺秦王府精兵猛将，彻底剪除世民羽翼。李世民不甘坐以待毙，于是孤注一掷，发动了玄武门之变。（关于唐高祖李渊的真实才能，晋阳起兵的真相，可参看我在如何评价唐高祖李渊，他的水平在开国皇帝中如何？ - 知乎问题下的回答，里面详引了李树桐的考证过程；关于秦王党与太子党之矛盾斗争，高祖李渊对建成、世民、元吉三位嫡皇子之态度等问题，可参考拙文天可汗的王者之路 - 知乎专栏）
前两个问题得到澄清后，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问题：玄武门之变的真相究竟如何？
如前所述，李世民以非法手段上台，为了证明自己继位的合法性，大肆篡改历史。其在玄武门之变中，弑兄杀弟，逼父夺位，面临很大的道德伦理挑战。为了掩盖这一点，正史中关于此事的记载多语焉不详，且疑点重重。
1 王晊告密考
首先，根据《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记载，太子、齐王企图借出征突厥之机，削夺秦王府精兵猛将，并密谋在替元吉践行时埋伏兵马杀掉世民，这一密谋为当时已被秦王党收买的东宫率更丞王晊所知，于是他世民密报此事，这是秦王党诸人力劝李世民先发制人的直接原因。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疑点：东宫率更丞王晊是什么人物，他怎会得知如此高层次的机密？说起来还真是可疑。率更丞只是一个计时的官员，根本不入流，几乎不可能得知如此高层次的机密。或许有人会说，可能是李世民收买他之后，让他刻意留意东宫的动向也未可知。不错，姑且可以如此猜测。然而，虽说小人物也可以创造历史，但这些小人物大都是因为能够接近大人物，才有机会创造历史的，比如皇帝身边的宦官，地位低下，但因为可以接近皇帝，在一定的机缘际会下甚至可以代理皇权。举一个唐朝的例子，唐肃宗李亨能够被立为太子，就是高力士的话起了作用。而这个小小的东宫率更丞王晊，哪有什么机会接近李建成、李元吉这样的高层？换言之，他连暗中留意和偷听的机会都没有。如此高度的机密，建成、元吉讨论时必然是屏退左右，商量于密室什么的才合常理，怎会让王晊得知？当然更不用说与他商议此事了，此其一。
其次，《通鉴》记载王晊向世民密报建成、元吉的密谋，云：太子语齐王：今汝得秦王骁将精兵，拥数万之众，吾与秦王饯汝于昆明池，使壮士拉杀之于幕下，奏云暴卒，主上宜无不信。
稍加思考，便可知王晊的报告是天大的笑话。如前所述，李渊是颇具雄才的开国君主，他对太子党与秦王党之间的明争暗斗必然早有察觉，在两党矛盾日趋激化的背景下，要他相信世民是“暴卒”，岂不是把他当脑残了，此其二。司马温公在这条史料下的考异里也说： 舊傳以為建成實有此言而晊告之。按建成前酖秦王，高祖已知之。今若明使壯士拉殺而欺云暴卒，高祖豈有肯信之理！此說殆同兒戲。
再者，《通鉴》载当时的政治背景，云：建成、元吉以秦府多骁将，欲诱之使为己用，密以金银器一车赠左二副护军尉迟敬德，并以书招之（中略），敬德辞（中略）建成怒，遂与之绝。敬德以告世民，（中略）既而元吉使壮士夜刺敬德，（中略）刺客屡至其庭，终不敢入。元吉乃谮敬德于上，下诏狱讯治，将杀之。世民固请，得免。又谮左一马军总管程知节，出为康州刺史。知节谓世民曰：“大王股肱羽翼尽矣，身何能久！知节以死不去，愿早决计。”又以金帛诱右二护军段志玄，志玄不从。建成谓元吉曰：“秦府智略之士，可惮者独房玄龄、杜如晦耳。”皆谮之于上而逐之。
世民腹心唯长孙无忌尚在府中，与其舅雍州治中高士廉、左候车骑将军三水侯君集及尉迟敬德等，日夜劝世民诛建成、元吉。
可知太子党得到李渊的支持，对秦王党形成了全面的压倒性优势，通过将世民亲信一一贬出秦王府的方式逐渐剪除其羽翼，程知节称“大王股肱羽翼尽矣，身何能久！”，可谓一语中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建成、元吉根本不需要冒险埋伏兵马杀掉世民。因为照此情况发展下去，建成会在李渊去世后顺利继位，届时建成、元吉可以随意处置世民，根本不用在此时冒险，引来皇帝李渊的猜忌。（你现在就杀兄弟了，接下来是不是要抢班夺权了？）简言之，建成、元吉没有必要冒这个险，也不值得，二人绝不可能犯如此低级的错误，此其三。
再者，按照唐制，亲王出征典礼仅次于皇帝亲征，是一个公开的重大的严肃场合，在众目睽睽之下，要刺杀秦王李世民，谈何容易？此其四。
最后，如果说前面的分析都是推测的话，那么，当李世民指责魏徵挑拨他们兄弟之间的关系时，魏徵的回应就为笔者的分析提供了直接的证据支持。
《通鉴》纪其事，云：初，洗马魏征常劝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败，世民召征谓曰：“汝何为离间我兄弟！”众为之危惧，征举止自若，对曰：“先太子早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
可知魏徵一直力劝建成除掉世民，但建成没有采纳，这是建成、元吉当时并没有策划谋害世民的直接的，也是最有力的证据。
因此，称建成、元吉意图借机削夺秦王府的精兵猛将，以削弱李世民的势力是可信的，言二人图谋暗杀李世民则纯属无稽之谈，显然又是出自史官的捏造。如此做的目的不言而喻，那就是替李世民发动军事政变找借口。当然，笔者认为也有可能是长孙无忌等指使王晊假报消息，目的无非是让犹豫不决的李世民打消先发制人的最后顾虑（告诉他自卫是绝对必要的），此点俟后详论。
2 李世民问计于李靖、李世勣考
《通鉴》记载在突厥入寇前，李世民鉴于建成、元吉正一一剪除自己的羽翼，长孙无忌等人又一再力劝自己先发制人，曾就此向李靖、李世勣问计。
《通鉴》云：世民腹心唯长孙无忌尚在府中，与其舅雍州治中高士廉、左候车骑将军三水侯君集及尉迟敬德等，日夜劝世民诛建成、元吉。世民犹豫未决，问于灵州大都督李靖，靖辞；问于行军总管李世勣，世勣辞；世民由是重二人。
《旧唐书·高祖诸子列传》云： 是后，（李建成）日夜阴与元吉连结后宫，谮诉愈切，高祖惑之。太宗惧，不知所为。李靖、李勣等数言："大王以功高被疑，靖等请申犬马之力。"封伦亦潜劝太宗图之，并不许。
于是有人据此认定二李其实是李世民的党羽。这里要稍加说明一下，司马光在编撰这一节时，采用的是刘鼎卿的《隋唐嘉话》 中“李世民向李靖、李世勣问计”的记载，而没有用《旧唐书·高祖诸子列传》的史料，虽然司马温公自己在考异里说二说未知孰是，如此取舍是因为《隋唐嘉话》所记有益于风化。但我个人认为其中恐怕其中还有史料可信度的考量。我们知道，《旧唐书》所根据的实录是太宗违反惯例，翻阅起居注后指示删改而成的，具体负责其事的是许敬宗。太宗对许敬宗删改后的实录是满意的，多有赏赐，所以我们不难想象许敬宗为了讨好太宗作了不少曲笔。而且，两唐书许敬宗列传明言许敬宗的人品、史德历来受到正人君子的声讨和指摘。所以，《旧唐书·高祖诸子列传》中的这条史料可信度是存疑的。 而《隋唐嘉话》为刘餗所著。他是天宝初年集贤院学士兼知史官。他的父亲子玄是有名的史学家，他的哥哥刘贶也是史官。他们父子兄弟前后任史官三十多年，对唐初史事记载的真实性，远超过高祖太宗实录。因此，他的记载显然更可信。
而即便是《隋唐嘉话》所记的“李世民向李靖、李世勣问计”一事，实际上与所谓的王晊告密一样，也很难成立。首先我们来分析李靖的情况。
李靖自加入李渊集团以来，按李渊的安排一直辅佐李孝恭在南方作战，并立下了显赫战功。《旧唐书·李靖传》谓李渊深美靖功，云：李靖是萧铣、辅公祏之膏肓，古之名将，韩、白、卫、霍，岂能及也！
可知李靖是为大唐帝国立下显赫战功的名将，无论将来谁继位，他的前途都是没有问题的。他不同于长孙无忌等人，并非李世民之党；也不同于魏徵，并非李建成之党，自没有必要冒险参加秦王党与太子党之间的争斗。简言之，在秦王党与太子党明争暗斗之际，李靖的立场必然是中立的。既如此，李世民怎么可能与之商议如此机密之事？若李靖将此事报告给皇帝李渊，或者李渊日后得知此事，势必让李渊对其更加猜忌。在当时的背景下，对于这种私下结交朝中重要武将的举动，李渊会怎么看？（李世民命张亮率秦府党羽之洛阳，暗中结交山东豪杰，就引起了李元吉甚至李渊的怀疑）要言之，这是一种极端冒险的行为，也是一种十分愚蠢的行为，此其一。
其次，李靖当时任灵州大都督，远在边疆防备突厥，不同于巫蛊之祸时的北军使者任安，掌握足以左右京城局势的精锐部队，根本无法给远在长安的李世民以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因此，李世民寻求他的支持是没有意义的，此其二。要言之，所谓李世民问计于李靖，是不可能的事。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李世勣。如陈寅恪先生在《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一文中所论，李世勣为山东豪杰之领袖，在唐（李渊）、郑（王世充）、夏（窦建德）逐鹿中原之际，实具有举足轻重之势，其所代表之山东豪杰更为可与关陇六镇集团相匹敌之武力集团。因此，李世勣的出身决定了其在李唐政权中必然占有重要地位，故其与李靖一样，根本不需要冒险参与秦王党与太子党之间的殊死搏斗。其未曾参与玄武门之变，可证其并非李世民党羽。故李世民不可能就如此机密之事向其征求意见，这样做也会引起太子党甚至李渊的怀疑。要言之，这样做既太冒险又很愚蠢，此其一。另外，世勣与李靖一样，彼时并不在京师（任行军总管），左右不了京城局势，李世民向他问计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李世民向世勣也不是事实。
如果说这些都是我个人的分析的话，后面发生的事是可以印证这一分析的。仔细翻阅两唐书二李列传，可以发现二李虽然都战功显赫，颇受太宗礼遇，但二人与太宗的关系却谈不上亲密，其与长孙无忌、高士廉、尉迟敬德、杜如晦、房玄龄、侯君集等秦王府旧臣相较，相去甚远。
首先我们说说李靖。《新唐书·李靖列传》云： 靖五代孙彦芳，大和中，为凤翔司录参军。家故藏高祖、太宗赐靖诏书数函，上之。一曰："兵事节度皆付公，吾不从中治也。"一曰："有昼夜视公疾大老妪遣来，吾欲熟知公起居状。"皆太宗手墨，它大略如此。（中略）文宗爱之不废手。 悉留禁中。又敕摸诏本，还赐彦芳，并束帛衣服。权德舆尝读太宗手诏，至流涕曰："君臣之际乃尔邪！"
初读此节，笔者也不禁为太宗、卫公之君臣遇合所感动。但再读此传，才发觉事实上并非如此。唐高祖李渊最信任皇室宗亲，所以武德年间，唐军的兵权都掌握在三位最有权势的嫡皇子太子建成、秦王世民、齐王元吉以及几位皇室宗亲如赵郡王李孝恭、淮安王李神通等人手中。李渊对李靖颇有猜忌之心，先后两次要杀他，这些都不必说了。至于太宗对李靖的态度，则比较隐晦，这里需要稍加阐释。
有人认为李世民曾经力保李靖不死，李靖又曾在世民麾下效力，所以他应该是支持世民的，他的弟弟李客师在玄武门之变后与世民死党侯居集 、 段志玄 、 張公谨、 长孙安业等同拜十二卫将军，是李世民上台前密集人事调动安排的一环，可见李客师必是世民党羽无疑，那么李靖想来应该是支持世民的。其实不然，首先，李客师的态度只能代表他自己，他左右不了其兄李靖的政治立场，在当时太子党与秦王党两大势力殊死搏斗之际，朝中的文武百官都在寻找出路，分别投在有实力的三位嫡皇子麾下，其中不乏有亲兄弟而分别投在两个互相对立的阵营的事例，比如薛万彻、薛万均兄弟，前者是太子李建成的死党，后者则选择追随秦王李世民，所以两个亲兄弟政治立场迥异并不足为奇。类似的事情后来也出现过，贞观年间，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为争储展开激烈对抗，杜如晦之弟杜楚客是魏王李泰的重要心腹，而杜如晦之子杜荷则是太子李承乾的党羽；其次，李渊最后选择不杀李靖，李世民的话固然起了作用，但主要还是他自己善于随机应变，应对得当，一阵见血地指出李渊志在天下，应延揽四海英才，不宜以私怨杀人。而且，我们不要忘了，李靖出身关陇府兵集团，在隋朝入仕多年，人脉关系甚广，他的舅舅韩擒虎是生擒陈后主的隋朝名将，隋朝宰相杨素、吏部尚书牛弘都很赏识他，当时为李靖求情的人恐怕为数不少；而且李唐代隋，大量吸收前隋官吏，过去与李渊有旧的前隋官员纷纷投靠李渊，在这样的背景下，像李渊这样雄才大略的君主，自然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知道把理智放在情感之上，不难做出正确的选择。至于曾在李世民麾下效力，这也不能说明问题。李靖只是在世民麾下短暂效力（按《通鉴》记载，李靖是在义宁元年十一月李渊克长安后降唐的，他进入李世民的幕府最早也当在当年十一月之后，最晚在武德二年八月他就奉高祖李渊之命去南方的夔州经略萧铣了，所以他在李世民麾下效力的时间还不到两年，而且也并未有记载证明期间他和李世民关系如何密切，他如何受到重视，出谋划策，立下战功等等，事实上，这段时间李靖的记载是一片空白，可见这期间他和李世民的关系很一般），他对李世民恐怕谈不上有什么亲密的关系，之后他与李孝恭共事的时间更长，也未见有记载说二人关系有多么紧密。
太宗即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足以印证李靖与太宗关系不甚密切。
首先从太宗即位后对功臣的封赏可见一斑。《旧唐书·太宗本纪》云：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蚀之。癸亥，立中山王承乾为皇太子。癸酉，裴寂食实封一千五百户，长孙无忌、王君廓、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一千三百户，长孙顺德、柴绍、罗艺、赵郡王孝恭一千二百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一千户，李世勣、刘弘基九百户，高士廉、宇文士及、秦叔宝、程知节七百户，安兴贵、安修仁、唐俭、窦轨、屈突通、萧瑀、封德彝、刘义节六百户，钱九陇、樊世兴、公孙武达、李孟常、段志玄、庞卿惲、张亮、李药师、杜淹、元仲文四百户，张长逊、张平高、李安远、李子和、秦行师、马三宝三百户。
武德九年十月的这次封赏，显然是综合了对李唐王朝的贡献和对太宗皇帝夺取皇位的助力两个维度进行的，其中，支持太宗夺取皇位的功劳显然更重要。裴寂实封最多，一方面是基于他确实是晋阳起兵最重要的元从功臣，但更多的是基于他是先皇高祖皇帝最亲近的宰辅，新旧交替之际，李世民不能不对裴寂加以安抚，就算只是表面功夫也得做足了。当然，后面的事证明此时太宗对裴寂的封赏只是一种姿态而已。同样的，罗艺是前太子李建成的党羽，实力雄厚，为实现政权平稳过渡，李世民也对他刻意加以安抚。接下来，我们看到，封赏最多的，绝大多数都是助李世民发动兵变夺权的功臣（王君廓、柴绍、李孝恭除外）。其中，最主要的正是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等玄武门兵变第一等功臣；其次是长孙顺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等人；以及高士廉、宇文士及、秦叔宝、程知节、屈突通等人。军功显赫的李靖仅封四百户，与钱九陇、樊世兴、公孙武达、李孟常之流并列。若李靖真是支持李世民的死党的话，以他的战功，所获封赏岂会如此之薄？
其次，贞观八年十月李靖的"足疾"事件证明其与太宗的关系不太亲密，相反，李靖是感觉到了自己的不被重视，因而刻意疏远朝政。
《通鉴》云： 贞观八年，春，正月，上欲分遣大臣为诸道黜陟大使，未得其人；李靖荐魏征。上曰："征箴规朕失，不可一日离左右。"乃命靖与太常卿萧瑀等凡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长吏贤不肖，问民间疾苦，礼高年，赈穷乏，起滞淹，俾使者所至，如朕亲睹。"
冬，十月 ，甲子，上还京师。右仆射李靖以疾逊位，许之。十一月，辛未，以靖为特进，封爵如故，禄赐、吏卒并依旧给，俟疾小瘳，每三两日至门下、中书平章政事。
丁亥，吐谷浑寇凉州。己丑，下诏大举讨吐谷浑。上欲得李靖为将，为其老，重劳之。靖闻之，请行；上大悦。十二月，辛丑，以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节度诸军。兵部尚书侯君集为积石道、刑部尚书任城王道宗为鄯善道、凉州都督李大亮为且末道、岷州都督李道彦为赤水道、利州刺史高甑生为盐泽道行军总管，并突厥、契苾之众击吐谷浑。
李靖荐人（魏征）不成反被外派到地方巡查，太宗言魏征不可一日离左右，而李靖却被派到地方，远离中枢，心里恐怕不太痛快。因此，不久（当年十月），李靖就上表以足疾逊位，远离朝政，太宗批准了，还赐靖灵寿杖，以助足疾。结果不到俩月，吐谷浑寇边，李靖的足疾竟突然痊愈了，李世民也不因足疾加以勉强，直接就任命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节度诸军以讨吐谷浑。那么问题来了，若李靖当初真的有足疾，以至于需要灵寿杖才能行走，所以不能上朝理政，需要修养，那么他何以在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痊愈了，足以担当重任，远征吐谷浑？若他当初没有足疾，那为何要上表逊位，关键李世民还批准了，赐以灵寿杖以助足疾？显然，从李靖率军平定吐谷浑的事迹来分析，李靖根本就没有足疾，这不过是他为远离朝政而编造的借口。李世民收到李靖请求以足疾逊位的表章后，说： 朕观自古已来，身居富贵，能知止足者甚少。不问愚智，莫能自知，才虽不堪，强欲居职，纵有疾病，犹自勉强。公能识达大体，深足可嘉，朕今非直成公雅志，欲以公为一代楷模。"乃下优诏，加授特进，听在第摄养。赐物千段、尚乘马两匹，禄赐、国官府佐，并依旧给，患若小瘳，每三两日至门下、中书平章政事。
可见李世民明白李靖实无足疾，不过是刻意远离朝政罢了，至于赐以灵寿杖以助足疾更是一场政治表演。我们知道李靖是一个很有进取精神的人，早年曾放言” 大丈夫若遇主逢时，必当立功立事，以取富贵 “，此时竟能激流勇退，上表以足疾逊位，除了多年宦海沉浮让他在政治上变得更成熟了，恐怕更多的与他自觉不被重视，所以刻意疏远朝政有关。
至于李世勣，他本身就是一个谨慎小心的人，不涉党争，明哲保身是他一贯的立场。下面我们举几个例子来加以证明。
唐高宗永徽六年废立皇后一事，引起巨大的政治风波，长孙无忌、褚遂良作为顾命大臣坚决反对废后，而当高宗就此事向李世勣征求意见时，他的回答却是： 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 。许多人就此认定李世勣名义上保持中立，但不反对实际上就等同于支持。比如史家陈寅恪就认为李世勣作为山东豪杰集团之领袖，所以会支持同为山东人的武则天上位，这种集团分析论颇有理论先行的嫌疑，学界已多有商榷，在此不赘述。事实上，如果大家认真读读他临终前的那番言论，就知道李世勣之所以说“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 ”，并不是因为他要支持同为山东人的武则天，以对抗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集团，而是他一贯的立场就是不涉党争，以明哲保身。
《旧唐书·李世勣列传》云： 洎勣之死，闻者莫不凄怆。（中略）忽谓弼曰："我似得小差，可置酒以申宴乐。"于是堂上奏女妓，檐下列子孙。宴罢，谓弼曰："我自量必死，欲与汝一别耳。恐汝悲哭，诳言似差，可未须啼泣，听我约束。我见房玄龄、杜如晦、高季辅辛苦作得门户，亦望垂裕后昆，并遭痴儿破家荡尽。我有如许豚犬，将以付汝，汝可防察，有操行不伦、交游非类，急即打杀，然后奏知。
可见李世勣一贯保持中立，以免牵涉党争，重蹈房、杜等人覆辙的谨慎态度。熟悉魏徵的人都知道，李世民之所以后来推倒魏徵的墓碑，主要原因就在于魏徵推荐的杜正伦和侯君集先后卷入太子李承乾谋反案，所以李世民怀疑魏徵阿党。而据《旧唐书·李世勣列传》云： 勣前后战胜所得金帛，皆散之于将士。初得黎阳仓，就仓者数十万人。魏徵、高季辅、杜正伦、郭孝恪皆游其所，一见于众人中，即加礼敬，引之卧内，谈谑忘倦。及平武牢，获伪郑州长史戴胄，知其行能，寻释于竟，推荐咸至显达，当时称其有知人之鉴。
《旧唐书·张亮列传》云： 张亮，郑州荥阳人也。大业末，李密略地荥、汴，亮杖策从之，未被任用。属军中有谋反者，亮告之，密以为至诚，署骠骑将军，隶于徐勣。及勣以黎阳归国，亮颇赞成其事，乃授郑州刺史。会王世充陷郑州，亮不得之官，孤军无援，遂亡命于共城山泽。后房玄龄、李勣以亮倜傥有智谋，荐之于太宗，引为秦府车骑将军。渐蒙顾遇，委以心膂。
是李世勣同魏徵、杜正伦、张亮等人私交都很好，而且都曾向朝廷推荐过他们，而杜正伦卷入太子李承乾谋反案，李世民也因此怀疑魏徵阿党，张亮更是涉嫌谋反被诛，但一贯敏感的李世民却没有怀疑过李世勣阿党，为什么？不正是因为他一贯谨慎小心，不涉党争吗？
李世民临终前为了让李世勣荷恩新主，搞了一套欲扬先抑的把戏，这里明显可以看得出来李世民的态度，他并不把李世勣当做如顾命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一样的心腹加以信任，有的只是笼络与猜疑，思之令人寒心。而李世勣的反应果如李世民所料，头也不回地离开京城，到叠州上任，可见他对这一切已然是心领神会，知道自己不被信任，所以非常配合的演了一场戏。胡三省注此节，亦云： 史言太宗以機數御李世勣，世勣亦以機心而事君。 可谓一语中的。
《通鉴》纪其事，云： 上谓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馀，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五月，戊午，以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世勣为叠州都督；世勣受诏，不至家而去。
总而言之，所谓李世民向李靖、李世勣问计一事，纯属无稽之谈。对李靖感兴趣的朋友可参考拙文唐朝第一名将-李靖 - 知乎专栏
3 玄武门之变经过考
（1）玄武门之变出自李世民党羽之“逼迫”
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在很大程度是受了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等秦府党羽之“逼迫”。对此，司马温公可谓有敏锐的洞察力。
《通鉴》载温公对玄武门之变的评论，云：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相容。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泰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则乱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发，然后应之，如此，则事非获已，犹为愈也。既而为群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门，推刃同气，贻讥千古，惜哉！夫创业垂统之君，子孙之所仪刑也，彼中、明、肃、代之传继，得非有所指拟以为口实乎！
可知温公观察到李世民发动政变出自“群小”之逼迫，此外，他还注意到了此次政变与此后唐朝历次中央政治革命之间的关系，批评李世民作为创业垂统之君，给后世子孙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亦可见其洞察力。但他采信两唐书对李渊、李建成的污蔑歪曲，则不可不谓为败笔。
笔者下面通过几个具体例子来印证这一判断。《通鉴》云：秦府僚属皆忧惧不知所出。房玄龄谓长孙无忌曰：“今嫌隙已成，（中略）莫若劝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国。（中略）无忌曰：“吾怀此久矣，（中略）谨当白之。”乃入言世民。世民召玄龄谋之，玄龄曰：“大王功盖天地，当承大业；今日忧危，乃天赞也，愿大王勿疑！”乃与府属杜如晦共劝世民诛建成、元吉。
可知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很早就力劝李世民先发制人了，但世民犹豫不决。后来李元吉意图借出征突厥之际，彻底剪除世民羽翼，形势更加严峻。李世民虽然知道不能坐以待毙，但迫于巨大的风险和道德压力，仍然犹豫未决。在这种情况下，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张公瑾等人采取了各种手段“逼迫”李世民先发制人。 （如前所述，所谓的王晊密告建成、元吉二人意图借践行之际除掉李世民纯属无稽之谈，但此事有可能出自长孙无忌等人的指使）
《通鉴》纪其事，云：世民以咥言告长孙无忌等，无忌等劝世民先事图之。世民叹曰：“骨肉相残，古今大恶。吾诚知祸在朝夕，欲俟其发，然后以义讨之，不亦可乎！”敬德曰：“（中略）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将窜身草泽，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无忌曰：“不从敬德之言，事今败矣。敬德等必不为王有，无忌亦当相随而去，不能复事大王矣！”世民曰：“吾所言亦未可全弃，公更图之。”敬德曰：“（中略）且大王素所畜养勇士八百馀人，在外者今已入宫，擐甲执兵，事势已成，大王安得已乎！”
尉迟敬德、长孙无忌声称如果李世民不采纳他们的建议（先发制人），他们将离开秦王府；而尉迟敬德为了进一步“要挟”世民，私自调动秦府私甲八百余人进宫，造成“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态势，意欲“迫使”李世民同意发动政变。
但李世民仍然犹豫未决，竟然要通过占卜预测吉凶，被张公瑾打断，最终使李世民下定了决心。
然而房玄龄、杜如晦二人此时被李渊贬出秦府，并不知情，仍然担心李世民下不了决心，于是以“激将法”激使世民下定决心。
《通鉴》云：世民令无忌密召房玄龄等，曰：“敕旨不听复事王；今若私谒，必坐死，不敢奉教。”世民怒，谓敬德曰：“玄龄、如晦岂叛我邪！”取所佩刀授敬德曰：“公往观之，若无来心，可断其首以来。”敬德往，与无忌共谕之曰：“王已决计，公宜速入共谋之。吾属四人，不可群行道中。”乃令玄龄、如晦著道士服，与无忌俱入，敬德自它道亦至。
可知房杜二人所言不过是“激将法”，并不是不敢违抗李渊的命令，待得知李世民已经下定决心后，二人立刻随长孙无忌、尉迟敬德入秦府谋划政变。胡三省注通鉴也说： 敬德、無忌詭言逃去以激世民，使之速發。 房玄齡之言，亦以激發世民。
（2）陈寅恪与黄永年先生对玄武门之变的研究述评
陈寅恪先生对玄武门之变有开创性的研究，在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与党派分野》中，先生认为在此次政变中，太宗之所以得胜，建成，元吉之所以致败，俱由一得以兵据玄武门即宫城之北门，一不得以兵入玄武门之故也。而李世民及其死党能够预先埋伏于玄武门，抢占此要害之地，关键在于李世民策反了玄武门守将常何。而两唐书常何无传，先生借巴黎图书馆藏敦煌写本伯希和（法国汉学家）号贰陆肆拾李义府撰常何墓志铭，然后知常何旧曾隶属建成，而为太宗所利诱。当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常何时任屯守玄武门之职，故建成不以致疑，而太宗因之密发。迨太宗既杀其兄弟之后，常何遂总率北门之屯军矣。
陈先生的研究无疑具有开创性，但也有许多问题，比如若李世民真的策反了玄武门禁军，何以敬君弘麾下会有人建议他“事未可知，当且观变，待兵集，成列而战，未晚也”？因此，陈先生的观点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在陈先生之后，黄永年先生对玄武门之变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并对陈先生的论述作了质疑和修正。
在他的《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四章第四节《玄武门之变揭秘》中，否定了陈先生的观点，认为李世民并没有策反玄武门禁军，否则李世民尽可驱动禁军伏击建成、元吉，而不必亲自出手，以至于几乎被元吉扼杀。那么，李世民及其死党是如何进入玄武门的？
《通鉴》有这样一段记载：上晚年多内宠，小王且二十人，其母竞交结诸长子以自固。建成与元吉曲意事诸妃嫔，谄谀赂遗，无所不至，以求媚于上。或言蒸于张婕妤、尹德妃，宫禁深秘，莫能明也。是时，东宫、诸王公、妃主之家及后宫亲戚横长安中，恣为非法，有司不敢诘。世民居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后院，与上台、东宫昼夜通行，无复禁限。太子、二王出入上台，皆乘马、携弓刀杂物，相遇如家人礼。太子令、秦、齐王教与诏敕并行，有司莫知所从，唯据得之先后为定。
黄先生据此推测，由于太子、秦王、齐王三人长期住在宫中，且地位尊崇，可以携带武器、杂物自由出入宫禁，所以禁军对三位皇子及其部属携带武器出入皇宫已经习以为常，而秦王党恰好利用了这一点。六月四日这一天凌晨，李世民及其死党等九人携带武器进入了玄武门，随即在临湖殿埋伏起来。禁军一来对于此类事情早已习以为常，二来也不知道李世民的阴谋，所以秦王党能进入玄武门埋伏起来。待太子、齐王二人一行来到临湖殿，发现了伏兵，于是想要向东逃回东宫，不果，为李世民及尉迟敬德所杀。
至于禁军虽未被利用而政变仍能成功，伏击仍能得手，自由于建成、元吉以为通过临湖殿的勘问穷核必可取得胜利，从而被这预期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毫无警惕的连随从也不带就前往临湖殿，进入了李世民、长孙无忌等布置的伏击圈。加之李世民这边人数也占了优势，建成、元吉就免不了被射杀的结局。
当伏击的消息传出，宫府兵要突入玄武门救援建成、元吉，事态就起了变化。一则宫府兵大队武装之公然冲突与此前李世民等少数人之进入有所不同，对李世民等少数人之进入，禁军司空见惯，可以不加阻拦，对大队兵马之公然冲击则职守攸关，势必防卫抵御。再者，建成、元吉既被袭杀，禁军将领的态度亦易有所转变，可以接受秦府私甲的支持共同抵御宫府兵。但也由于变起不测，仓促间无从作充分布置准备，以致在冲突中，敬君弘、吕世衡为宫府兵所杀。《旧唐书·敬君弘传》中所谓“君弘挺身出战。其所亲止之曰：“事未可知，当且观变，待兵集，成列而战，未晚也。”正透露出禁军将领初未预谋，临时仓促应战、措手不及的真实情况。至于事后李世民指责东宫将领冯立有所谓”杀伤我将士”者，当是指敬君弘最后站到秦府一边抗击东宫、齐府被杀伤而言，抑或包括被杀伤的秦府私甲在内，要不能据此含义不甚明确之词，如陈寅恪先生所怀疑敬君弘等同为太宗之党。
黄永年先生的解释颇具启发性，但也有许多问题。首先，黄先生认为如果李世民策反了玄武门的禁军，则尽可驱动禁军伏击建成、元吉，而不必亲自出手，以至于几乎被元吉扼杀，加之参与临湖殿伏击战的均是秦府私党，与玄武门禁军并无瓜葛，因而认为玄武门禁军并未被李世民策反，其卷入兵变完全是形势所迫的偶然事件，笔者以为这样的质疑是有问题的。
首先，依照黄先生的逻辑，那我们是不可以这样说，李世民党羽众多，尽可派尉迟敬德等人伏击建成、元吉，而不必冒险亲自参加战斗？显然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发动宫廷军事政变是一件极具政治风险和道德舆论压力的事，若政变集团首领不亲自参加，其部属是不会参与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日后很有可能成为首领推卸责任和道德舆论压力的替罪羊。比如高贵乡公曹髦不甘作傀儡，于是率领自己的亲信随从讨伐司马昭，典午死党贾充指使武士成济弑君。一向标榜以忠孝治天下的司马氏立时面临空前的道德舆论压力，许多人甚至司马氏的党羽（比如陈泰）都要求杀贾充以谢天下。司马昭不愿杀贾充，最后只好让成济当替罪羊，夷灭其三族。但是此事并没有得到平息，司马氏也一直面临道德舆论压力，以至于已经成为亡国之虏的孙皓都敢公开谴责贾充弑君，让意气风发的司马炎、贾充（刚完成统一大业）君臣无言以对。因此，尉迟敬德等人虽是李世民的死党，与之属于同一利益共同体，但杀李建成的任务仍然需要李世民来亲自完成，这是确保参与政变的秦府党羽日后安全的必要条件。
其次，黄先生认为参与临湖殿伏击战的只有李世民、尉迟敬德等九人，因而世民一行人进入玄武门时，禁军由于对建成、元吉、世民三位皇子骑马携带武器出入宫禁早已司空见惯，故而没有阻拦；而之后面对两千（一说三千）大队宫府兵的公然冲击，则职责所系，不能不出兵抵御，这是李世民及其死党能够预先进入玄武门并埋伏于临湖殿的原因，而非李世民沟通玄武门禁军的缘故。对此，笔者不敢苟同。首先，《通鉴》等史书只是记载“太子、二王出入上台，皆乘马、携弓刀杂物，相遇如家人礼。”，也就是说只有身份尊贵，且功勋卓著的三位皇子才能全副武装的骑马自由出入宫禁，他们的部属或随从至多携带杂物，不可能也骑马，更不可能携带武器，而史书明言李世民及其党羽皆是骑着马，全副武装进入玄武门的，此其一。
另外，参与临湖殿伏击战的绝不止李世民、尉迟敬德等九人。《通鉴》云：世民射建成，杀之。尉迟敬德将七十骑继至，左右射元吉坠马。世民马逸入林下，为木枝所絓，坠不能起。元吉遽至，夺弓将扼之，敬德跃马叱之。元吉步欲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杀之。
《旧唐书·尉迟敬德传》（《新唐书·尉迟敬德传》略同）亦云：六月四日，建成既死，敬德领七十骑蹑踵继至，元吉走马东奔，左右射之坠马。太宗所乘马又逸于林下，横被所繣，坠不能兴。元吉遽来夺弓，垂欲相扼，敬德跃马叱之，于是步走，欲归武德殿，敬德奔逐射杀之。
可知随尉迟敬德追杀元吉的就有七十名骑兵，而非七人。对此，黄先生的解释是，这里的“七十骑”疑作“七骑”，怀疑“十”是衍字，因为其他史料记载“太宗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九人入玄武门讨建成、元吉”。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其他史料称参与伏击建成、元吉的只有李世民、尉迟敬德等九人，并不代表确实只有他们九人参与伏击，只不过记录的都是秦府的重要成员。此次伏击，尉迟敬德发挥了关键作用，从他的视角叙述此事自然更详细，因而记载了详细的兵力情况，此其二。
另外，若果真如黄先生所言，参与伏击的只是李世民、尉迟敬德等可以具体查证的九人，那么《通鉴》和《旧唐书·尉迟敬德传》就不会记载“左右射元吉坠马”，而应该指明具体是谁射元吉坠马。另，如果是这样，这个射元吉坠马的人必然也是秦府重要骨干，而非尉迟敬德的“左右”，换言之，其地位绝对比尉迟敬德的“左右”高。显然，史书记载“左右射元吉坠马”，正表明当时参与伏击的的还有许多普通的不知名的士兵，由于形势一片混乱，以至于事后只能笼统记载“左右射元吉坠马”，《旧唐书·隐太子传》亦云：元吉中流矢而走，可见射元吉坠马的必是秦府的普通士兵，此其三。
另，若参与伏击的只有李世民等九人，那么秦王党对建成、元吉恐怕没有什么胜算（建成、元吉必然带有几个亲信随从，此点俟后详论）。我们知道，齐王李元吉以武勇知名，太子李建成也久经沙场，军功显赫，二人绝非泛泛之辈，加上带上的几个精干的贴身亲信随从，仅凭李世民等九人设伏，显然并不能保证能一举杀死建成、元吉。而一旦二人中有一人或有一个随从逃脱向李渊报信，将给秦王党带来灾难性后果，如此粗心大意，岂是房谋杜断的水平？此其四。
再者，建成，元吉在临湖殿觉变后，惊慌失措，以至于骁勇善战的齐王李元吉竟然再三不彀 ？若非李元吉害怕紧张到了极点，素来以武勇自负的他何至于此时连弓都拉不开？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参与伏击的只有李世民等九人，就算李世民杀气腾腾，二人至于如此惊慌失措吗？要知道，建成和元吉都久经沙场，战功显赫，尤其李元吉更是一向以武勇自负，若非突然见到秦王李世民带着全副武装的大队人马，二人绝不至于惊慌失措到如此地步，此其五。
还有，我们都知道李世民久经战阵，精于骑射，更兼胆气过人。李世民既孤注一掷，发动兵变，从行动路线，兵力安排，时间计划到战马和武器盔甲的配备等等，自然都是做了充分的准备，以逸待劳，那么何以李世民的坐骑竟会受惊，逸入林下，为木枝所絓？以至于精于马术的李世民竟然会失足坠马，险些被李元吉扼杀？显然，李世民绝不会挑选一匹易于受惊的劣马来当坐骑，他的坐骑受惊定因建成、元吉左右拼死抵抗所致，更证明建成、元吉入宫，身边必有亲信随从护卫，临湖殿伏击战，双方定有激烈交锋。
世民马逸入林下，为木枝所絓，坠不能起。元吉遽至，夺弓将扼之，敬德跃马叱之。元吉步欲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杀之。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若伏击建成、元吉的只有九个人，那么李世民如何仅凭这九个人冲破禁军的阻拦，入宫挟持皇帝李渊？（此点非常重要，俟后详论）。
故综合以上分析，黄先生认为参与临湖殿伏击战的只有李世民、尉迟敬德等九人，因而玄武门禁军按照惯例不加阻拦的解释是大有问题的。换言之，参加伏击战的必是李世民、尉迟敬德等九人率领的大队秦府私甲，其通过玄武门时若无内应必遭阻拦，当然李世民确实没有策反所有玄武门禁军。（此点俟后详论）
再者，黄先生认为尽管没有策反禁军，秦王党伏击仍能得手，是由于建成、元吉自信通过临湖殿的勘问穷核必可取得胜利，因而放松了警惕，进入了李世民、长孙无忌等布置的伏击圈。加之李世民这边人数也占了优势，建成、元吉就免不了被射杀的结局，如此的解读也大有问题的。
关于秦王党参与临湖殿伏击战的兵力情况，前已详述。至于”建成、元吉自信通过临湖殿的勘问穷核必可取得胜利，从而被这预期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毫无警惕的连随从也不带就前往临湖殿，进入了李世民、长孙无忌等布置的伏击圈，因而被袭杀”的观点也是大有问题的。首先，建成、元吉并不知道此次勘问穷核的具体内容，所以不存在所谓的“被预期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毫无警惕的进入秦王党的伏击圈”。为什么这么说呢？下面笔者综合有关此次勘问穷核的相关史料以论述之。
（1 ）《通鉴》云：于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且曰（中略）。上省之，愕然，报曰：“明当鞫问，汝宜早参。”张婕妤窃知世民表意，驰语建成。建成召元吉谋之，元吉曰：“宜勒宫府兵，托疾不朝，以观形势。”建成曰：“兵备已严，当与弟入参，自问消息。”乃俱入，趣玄武门。
（2)《新唐书·隐太子传》云：长孙无忌（中略）等劝秦王先图之。王乃密奏建成等与后宫乱，（中略）帝大惊，报曰：“旦日当穷治，而必早参。”张婕妤驰语建成，乃召元吉谋，曰：“请勒宫甲，托疾不朝。”建成曰：“善，然不共入朝，事何繇知？”迟明，乘马至玄武门。
可知建成、元吉虽已通过张婕妤得知李世民向皇帝李渊控告二人，但并不知道李世民控告的具体内容（当与弟入参，自问消息；然不共入朝，事何繇知？），所以不存在因此而自信必获勘问穷核之胜利，以至于放松警惕。相反，二人作了充分的准备（兵备已严），当然自信是有的，不过是因为二人一方面做好了准备，另一方面是鉴于此前皇帝李渊的一贯支持，而非自信能获勘问穷核之胜利。所以，二人遭到秦王党的伏击，是因为二人不肯“托疾不朝”以坐实李世民的控告。试想：如果二人当日找个借口不去参加会审，那么历史将改写。最后，笔者要指出黄先生的一个细节错误，此次会审的地点是在北海池中的一条游船（上方泛舟海池），而非临湖殿。
现在，我们再来分析所谓的“李世民策反玄武门禁军”的问题。如前所述，参加临湖殿伏击战的必是李世民、尉迟敬德等九人率领的大队秦府私甲，其通过玄武门时若无内应必遭阻拦，当然李世民确实没有策反所有玄武门禁军，否则敬君弘的亲信不会阻止其出战，常何确实并非玄武门禁军主将。那么，此事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陈寅恪先生在《论隋某唐初所谓山东豪杰》一文摘录李义府撰常何墓志铭，云：令（公）从隐太子讨平河北。又与曹公李勣穷追员朗，贼平，留镇于洧州。（武德）七年，奉（太宗令追入京，赐金刀子一枚，黄金卅挺，令于北门领健儿长上，仍以数十金刀子委公锡骁勇之夫，趋奉藩朝，参闻霸略，承解衣之厚遇，申绕帐之深诚。九年六月四日令揔北门之寄。
其中“令于北门领健儿长上，仍以数十金刀子委公锡骁勇之夫”很关键，这一句说明李世民收买常何后，又赐给他一些金子用于收买北门（即玄武门）禁军将士。自然，此时常何并非玄武门禁军主将，只是中郎将，并不能策反北门所有禁军，但常何只需要收买一部分人即可，而这将成为李世民及其党羽顺利进入玄武门的关键。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任何军事据点的守军都是昼夜轮班执勤的，玄武门禁军也不例外。因此，笔者推测，当六月四日凌晨李世民及其死党通过玄武门时，执勤的常何及其收买的死党打开城门，使秦王党顺利进入玄武门，并埋伏于临湖殿。而敬君弘、吕世衡等人因为不当班所以在军营睡觉，对此事并不知情，这也解释了黄先生所谓的“敬君弘、吕世衡等禁军将领初未预谋，临时仓促应战、措手不及的情况”。
至于黄先生因常何不见于玄武门之变的相关史料且未获明显晋升而怀疑其并未参与政变，笔者也不敢苟同。首先，像李世民收买常何以为内应的事并不光彩，所以史书没有记载。类似的，尉迟敬德入宫挟持皇帝李渊也是一笔带过，这些都是因为李世民忌讳这段历史而故意语焉不详，此其一。另外，李世民党羽中参与此次政变但未因此而获明显晋升以至于默默无闻的还有一位。
《新唐书·薛万钧传》云：（薛）万均与弟万彻因客幽州，以材武为罗艺所厚善。与艺归款，高祖授万均上柱国、永安郡公。秦王平刘黑闼，引万均为右二护军，北门长上。
可知薛万均也是李世民安插在北门禁军中的党羽，笔者颇觉奇怪的是，貌似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故综上所述，常何、薛万均都参与了玄武门之变，当然在陈寅恪先生那里，常何和玄武门禁军的作用被夸大了。从敬君弘、吕世衡率兵出战抵御宫府兵却双双战死来看，当时玄武门的禁军兵力并不多，以至于当东宫和齐王府联军来攻时，秦府兵与禁军几乎难以抵挡。之后，李世民深受刺激，加强了玄武门禁军的兵力。
而且，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李世民此次兵变的重点并不在玄武门，而在临湖殿的伏击行动和挟持高祖李渊的计划，即便玄武门禁军全军覆没，他也能成功，因为他既杀死了竞争对手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又挟持了皇帝李渊。在宫廷政变中，同时做到杀死竞争对手和挟持掌握实权的皇帝（或太上皇）的往往取得成功，因为如此竞争对手的党羽没有了效忠对象，又不能指望掌握实权的皇帝（或太上皇）以勤王为名兴兵复仇，政治上没了前途，只好做鸟兽散，后续的发生的事也证明了一点，见到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及皇帝李渊命诸军皆受秦王处分的命令后，宫府兵顿时丧失斗志，作鸟兽散。
现在，笔者要指出两位先生研究的不足之处，那就是没有关注李世民及其党羽是如何控制住皇帝李渊的。要言之，李世民成功杀掉李建成、李元吉仅仅意味着政变完成了一半，接下来控制皇帝李渊，逼迫其交出政权同样重要，甚至可以说更为重要，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李渊得知李世民发动军事政变，伏击建成、元吉，他会怎么做？自然是调动禁军平乱，解除秦王党武装，惩办政变集团。因此，如果李世民及其党羽不能及时控制住皇帝李渊，其政变将会功亏一篑，以失败告终，观李重俊因未能控制住唐中宗而失败可知。其实，李世民的原本的计划是待建成、元吉到北海池中的游船参加会审后，出兵将李渊、建成、元吉一网打尽。只是因为被建成、元吉看出破绽，不得不改变原定计划，先杀建成、元吉，再挟持皇帝李渊。《通鉴》云：建成、元吉至临湖殿，觉变，即跋马东归宫府。正透露出李世民的原定计划并不是在临湖殿伏击二人，只是因为被二人看出破绽而不得不临时更改行动方案。
下面，笔者就秦王党挟持皇帝李渊问题作一梳理。
如上文所述，如果李渊得知李世民发动军事政变，他必然会调动禁军平乱，解除秦王党武装，惩办政变集团，可是史书上对于其彼时的反应很是耐人寻味。
《通鉴》云：上方泛舟海池，世民使尉迟敬德入宿卫，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惊，问曰：“今日乱者谁邪？卿来此何为？”对曰：“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
秦王党在临湖殿伏击李建成、李元吉，二人先后被杀。临湖殿的这场伏击战规模不大，但很快就为东宫和齐府所知，但李渊并不知情。冯立、薛万彻、谢叔方等人率两千（一说三千）宫府兵猛攻玄武门，守将敬君弘、吕世衡出兵抵御，皆战死。薛万彻鼓噪要攻打秦王府，李世民麾下将士大惧。为什么呢？因为兵力不足，李世民将秦王府八百私甲全都调来了，彼时的秦王府基本处于不设防状态，而李世民及秦王府诸将的家眷都在府中，薛万彻此计，可谓是釜底抽薪。危急之时，尉迟敬德向宫府兵展示建成、元吉二人首级，瓦解了宫府兵的斗志。可知发生在玄武门的这场战斗十分激烈，然而李渊对这场数千军队的厮杀仍然是一无所知，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就在于李世民的控告。李建成、李元吉为何要进宫？那是因为李世民告他们与李渊的嫔妃淫乱。这件事是否属实，还不可考，也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而且，这件事属不属实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李世民要利用这件事创造有利于发动政变的机会。因为李渊听了李世民的控告，必定令建成、元吉入宫对质，如此秦王党就有机会伏击二人。若非此，秦王党如何能在严密保护下刺杀建成、元吉？其次，秦王党这一策划，除了创造有利的机会以伏击建成、元吉外，更重要的是要创造挟持皇帝李渊的有利机会。因为皇帝的妃子与自己的儿子淫乱这种事情属于家丑，宫闱丑闻，要查清这种事，只能在秘密的状态下，找几个重臣，到一个封闭的环境私下审理，总不能能在朝会时讨论，命令三法司会审，弄得人尽皆知吧？或许有人会问这一推断有根据吗？答案是肯定的，如前所述，张婕妤虽是李渊的宠妃，但她也不知道李世民密告的具体内容，可见李渊对此事是严格保密的。如此，李渊秘密会审，必定防备不严，身边禁军肯定不多，秦王党才有机可乘，挟持高祖李渊。
所以李渊当时听闻后，将信将疑，在第二天就召集裴寂、陈叔达、萧瑀、封德彝等几位宰相，并命令原被告—世民、建成、元吉等三人一起参加会审，地点就选在靠近玄武门的北海池中的一艘游船上。为了保密，李渊要求与外界隔绝，除了几个宰相和自己的三个儿子，任何人不得随意出入，这应该就是李渊当时“泛舟海池”的背景和对玄武门的激烈战斗一无所知的原因。（按，从李世民报告后积极策划和实施政变，伏兵临湖殿，根本不去参加会审来看，这件事十有八九是假的）。
那么，尉迟敬德何以能顺利的挟持皇帝李渊？李渊身边的禁军都到哪去了？如上文所述，当时李渊为了保密，与外界隔绝，身边的禁军肯定不多，遇到尉迟敬德率领的秦王府精锐，自然是一触即溃。虽然史书没有明言秦王党如何武力挟持高祖及诸位宰相的过程，但透过史书上的一些只言片语，我们不难想见在高祖李渊所在的海池边发生了激烈战斗。《旧唐书·高祖诸子列传》云： 接战久之，矢及殿屋。 （按，史书中只写尉迟敬德一人入宫挟持李渊，但实际上他肯定带了军队）。
尉迟敬德带兵制服高祖身边的禁卫，将高祖和诸位宰相包围起来，并逼迫李渊交出政权。李渊向最亲近的宰相裴寂问计，裴寂眼见大势已去，但他一贯与秦王不睦，又不愿就此改口支持世民，只好沉默不语；其他的宰相，如萧瑀、陈叔达等人本来就倾向于秦王世民，因而劝告高祖交出政权；封德彝则是墙头草，首鼠两端。眼见尉迟敬德杀气腾腾的样子，李渊明白自己已经无力回天，如果再不识时务，恐怕性命不保，遂答应尉迟敬德所请， 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又使黄门侍郎裴矩至东宫晓谕诸将卒，大势遂定。至此，李世民的政变才算大功告成。
（3）李世民党羽参与玄武门之变情况略考
1 参与临湖殿伏击战的秦府成员
《旧唐书·太宗本纪》云：九年，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谋害太宗。六月四日，太宗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节、秦叔宝、段志玄、屈突通、张士贵等于玄武门诛之。
但这只是笼统的记述，并不准确。
《旧唐书·隐太子列传》（《新唐书·隐太子传》略同）云：（六月）四日，太宗将左右九人至玄武门自卫。
《旧唐书·长孙无忌传》（《新唐书·长孙无忌传》略同）：六月四日，无忌与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尝等九人，入玄武门讨建成、元吉，平之。
《旧唐书·刘师立传》云：太宗之谋建成、元吉也，尝引师立密筹其事，或自宵达曙。其后师立与尉迟敬德、庞卿恽、李孟尝等九人，同诛建成有功，超拜左卫率。
现在我们通过排除法来略加考证。
《旧唐书·高世廉传》（《旧唐书·高世廉传》略同）云：及将诛隐太子，士廉与其甥长孙无忌并预密谋。六月四日，士廉率吏卒释系囚，授以兵甲，驰至芳林门，备与太宗合势。太宗升春宫，拜太子右庶子。
可知高世廉当时率领其利用职权私放并武装之囚徒赶往芳林门，并未进入玄武门参与临湖殿伏击战。但是，这里有一个疑点，高士廉为什么会率领囚徒赶往芳林门？首先，高士廉率领武装囚徒参与政变，正表明秦府兵力不足，难以对抗实力更为强大的东宫与齐府联军。至于高士为什么会率囚徒赶往芳林门，则与当时李世民的居所及芳林门的位置有关。
《通鉴》（《旧唐书·隐太子传》略同）云：是时，东宫、诸王公、妃主之家及后宫亲戚横长安中，恣为非法，有司不敢诘。世民居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后院，与上台、东宫昼夜通行，无复禁限。太子、二王出入上台，皆乘马、携弓刀杂物，相遇如家人礼。
是李世民当时居于太极宫承乾殿。然而这只是李世民与皇帝李渊关系恶化前的情况。随着李渊越来越疏远李世民，情况有了变化。
《唐会要》第三十卷“宏义宮”条云：武德五年七月五日，营宏义宮。初。秦王居宮中承乾殿。高祖以秦王有克定天下功，特降殊礼，別建此宮以居之。至九年七月，高祖以宏义宮有山林胜景，雅好之，至贞观三年四月，乃徙居之，改为太安宮。（贞观）六年二月三日，太宗正位于太极殿。监察御史马周上疏曰:臣伏见太安宮在城之西，其墙宇门阙之制，方之紫极，尚為卑小。臣伏以皇太子之宅，犹处城中，太安宮乃至尊所居，更在城外。虽太上皇游心道素，志存清俭，陛下重违慈旨，爱惜人力，而番夷朝見，及四方观者，有不足瞻仰焉。臣愿营筑雉堞。修起门楼，务从高敞，以称万方之望，则大孝昭乎天下矣。
《旧唐书·马周传》亦云：是岁，(马）周上疏曰：臣伏见大安宫在宫城之西，其墙宇宫阙之制，方之紫极，尚为卑小。臣伏以东宫皇太子之宅，犹处城中，大安乃至尊所居，更在城外。虽太上皇游心道素，志存清俭，
《资治通鉴》读后感(二)：对于此书，应多读，多查，多记
记忆深刻 刘备托孤，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伶人慨叹，观此句，可知刘备真英雄也
周楚杀敌
祖逖中流击水的故事
历届皇帝的灭亡惨状
有些权臣将相的悲惨结局
唐肃宗的罪己诏
唐庄宗的惨死
苻坚失败后的狼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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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看完资质通鉴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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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读后感(三)：风尘孤剑在
小说的故事大多杜撰或在已有材料上的进一步加工，使其具备了更多的娱乐性和浪漫主义情怀，读多了会让人以为那就是整个世界。在电影驾临人类世界之前，小说无疑是慰藉人类灵魂的首选，所以它本身也应该跟电影一样，不过是打发沉闷无聊时光的那啥而已。而历史就不然，历史是严肃的，而且是最严肃的，其次才是俄国人。历史记录的都是实际发生的事件，当然这里面也避免不了史官们的吹牛逼成分。最近终于把《资治通鉴》读完，在感受最后那个刺客深藏身与名的伟大后，我除了满脸的牛逼哄哄外，还有一点点遗憾，遗憾的是这么厚的BWL也读完了。整个《资治通鉴》我读了将近3年的时间。有个故事说在头上有屎的时候，就闭上你丫的鸟嘴。2012年元旦回来后，我就开始读了，当时纯粹是为了打发无聊的时光，把心沉淀沉淀，找点事做。之前我读了一丁点，但那时候完全不记得读到哪里，索性就从头开始。就这么地一沉沉到现在，终于读完最后一页。在过去将近3年多的时间里，《资治通鉴》无疑是我最大的慰藉，陪伴我度过了众多无聊的时光，在改造三观的同时，也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资治通鉴》是北宋司马光带领一帮传说中何止是牛X简直就是牛X的弟兄们编撰的，除了砸缸，这大概是司马老先生最知名的成就了。全书按编年体记录了从战国三侯分晋到五代十国末1362年的历史，浩浩荡荡，气贯长虹。里面充斥了太多的故事和人物。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建议任何人都读一读。纵观《资治通鉴》，里面多宣扬的是儒家思想，尤其是臣光曰那部分，虽评论鞭辟入里，但完全能感受到这厮噼啪三响的马屁情怀。而柏杨先生的评论更犀利些，乐在其中，精彩之极，你完全能感受到柏杨先生批判一切的远见卓识。值得一提的是，要感谢拉尔夫发给我的最盗版的盗版《柏杨版资治通鉴》，看到正版的才知道，该盗版根本就不是柏杨翻译的！西风烈吹杨柳折，世界长大了，我特么也老了。
《资治通鉴》读后感(四)：《通鉴》记前403年至959年，
《通鉴》记前403年至959年，共1362年历史。读至330年，概年数过半，篇章远未及半，体味有三。
一、宜以类古体记古文之笔记。每有所感，辄思记之，类此数矣，终未成文。懒惰乎？非也。概读古文，而以今文记，终词不达意，难竭鄙怀。后悟应以类古体记之，方能致意。
二、重读方得旨趣。较五胡十六国，偏爱汉史，喜儒术，不喜嗜武，喜统一，不喜混战，喜政治，不喜用兵。汉史重读，受益颇多。首读时，竟未解旨趣十之七八，重读方得。概因读《通鉴》需古文基础之锤炼，无此则或不能得其意，或所得非其意，纵使强读，亦同嚼蜡，即吾首读是感，惭愧惭愧。是以因语言之故需重读。
三、一旦读通，妙趣横生。用心锤炼，反复揣摩，即可掌握此古文基础。一旦读通，则复视前嚼蜡之文，已句句妙笔，段段生花。或拍案叫绝，或扼腕叹息，或屏息凝气，或长吁一口，不知时不知味。历史之跌宕起伏，政治之诡厄多杀，人物之狠黠萌蠢，如身临其境，旨趣方得。
《资治通鉴》读后感(五)：闲言碎语
相比于温公在北宋政坛上的表现，我想能让其名垂青史的莫过于此书，十九载修一本书，个中滋味自然只有编撰者能体味，老实讲，修史书这种活并不是什么好差事，而是个苦活累活，面对浩如烟海的卷帙，史料，繁琐的人物关系，风云变幻的历史格局，想想面对满屋子的书籍，头都会大，更何况，修史书还经常是个高危职业，像崔浩就被拓跋焘一刀杀了，历代史官能独善其身的也似乎寥寥可数，太史公自不必说，班固，范晔其结局如何？这几位都是史学大家，前人兴衰浮沉，自然是了然于心，奈何，当局者迷，有时候以史为鉴这句话看起来不过是个很美好的骗局
《资治通鉴》读后感(六)：读至330年有感
《通鉴》记前403年至959年，共1362年历史。读至330年，概年数过半，篇章远未及半，体味有三。
一、宜以类古体记古文之笔记。每有所感，辄思记之，类此数矣，终未成文。懒惰乎？非也。概读古文，而以今文记，终词不达意，难竭鄙怀。后悟应以类古体记之，方能致意。
二、重读方得旨趣。较五胡十六国，偏爱汉史，喜儒术，不喜嗜武，喜统一，不喜混战，喜政治，不喜用兵。汉史重读，受益颇多。首读时，竟未解旨趣十之七八，重读方得。概因读《通鉴》需古文基础之锤炼，无此则或不能得其意，或所得非其意，纵使强读，亦同嚼蜡，即吾首读是感，惭愧惭愧。是以因语言之故需重读。
三、一旦读通，妙趣横生。用心锤炼，反复揣摩，即可掌握此古文基础。一旦读通，则复视前嚼蜡之文，已句句妙笔，段段生花。或拍案叫绝，或扼腕叹息，或屏息凝气，或长吁一口，不知时不知味。历史之跌宕起伏，政治之诡厄多杀，人物之狠黠萌蠢，如身临其境，旨趣方得。
《资治通鉴》读后感(七)：读资治通鉴笔记04｜秦灭六国之并韩
秦经六世王朝不懈努力，由一个西戎小国成为第一强国。
秦孝公时，商鞅变法。
秦惠文王时，张仪破“合纵抗秦”之势。
秦昭襄王时，白起长平之战大败赵魏联军。
秦始皇即位之初，诸国已无单独对抗秦国之实力。
秦王嬴政从掌权到灭六国，仅花了17年时间。
秦灭六国，采取了由近及远、先弱后强的策略，首先灭掉了毗邻的弱国韩赵，然后中央突破，攻燕灭魏，解除了北方的后顾之忧。最后消灭两翼的强敌齐楚。
凑数的韩国
战国七雄，除了韩国，都风光过。韩国，纯属凑数之国。
韩国地处中原，被四个大国魏、齐、楚、秦所包围，难以向外发展，国力孱弱。
从三家分晋到灭亡，韩国先后经历13位君主。仅韩昭侯在位时，因申不害变法而短暂地富强过。
申不害之“术治”
申不害，郑之贱臣，善用权术，昭侯用为相。
申不害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但是，商君变法强盛了秦国，申不害变法却只能使韩国短暂雄起，二者有天壤之别。
申不害变法的核心是“术治”，商君变法的核心是“法治”。
“术”是隐藏之君主心中的，是君主驾驭驱使臣下的方法；“法”是公开的，是臣民的行动准则。人君的主要威胁不是来自于民众，而是大臣。因此，申不害一再告诫君主，不能相信大臣。
原来，东厂西厂锦衣卫的鼻祖在这里。
虽然申不害善于权术，但本质堂堂正正，因此为相期间是韩国最强盛的时期。
然“术治”严重依赖君主的水平，而君主的水平一般都很低，因此申不害之变法强大不了韩国。
虽然韩国在七国中为最小，而所处地位却最重要。它扼制秦由函谷关东进之道路，秦要并灭六国，必须首先灭韩。
不过韩国也太不经打了，史书上只要出现韩国的地方，就是被张三打、向李四求救。
经过秦国的多次打击，韩的土地日渐缩小，韩于是自愿向秦表示降为藩属。秦始皇十七年，秦彻底灭韩。
韩非子死而无憾
韩非是韩国公子，荀子的学生。
韩非文章出众，李斯自叹不如。
韩非多次上书韩王，但其主张始终得不到采纳，便退而著书，写出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著作。
他的书传到秦国，秦王非常赞赏韩非的才华。
秦国攻韩，韩王派韩非出使秦国。
文采斐然的韩非在秦国受到赏识和重用。
当时，李斯提出灭六国首灭韩国，但作为韩国公子的韩非与李斯政见相左（韩非主张存韩灭赵）。于是李斯向秦王进言：“韩非是韩王的同族，爱韩不爱秦，这是人之常情。如果大王决定不用韩非，把他放走，对我们不利，不如把他杀掉。”秦王逼其服毒自杀。
韩非子是法家学说集大成者，提出了中央集权制国家建立的理论依据。秦王虽赐死韩非，但却完全贯彻了韩非的主张。
说到这，六国用人大多限于本国，而且往往糟蹋从才，只有秦国能重用客卿。开始与之谋国以成就秦霸业的是卫国人卫鞅，其它如张仪、范雎是魏国人，吕不韦是卫国人，李斯是楚国人。这好比是今天美国的“全球精英移民政策”，成就了美国的超长经济周期，摆脱了日本、欧洲因人口周期带来的经济衰退。
《读资治通鉴》下一期：秦灭六国之灭赵。
往期回顾：
读资治通鉴03| 商鞅变法得与失
读资治通鉴02| 杀妻弃母的大将吴起
读资治通鉴01| 三家分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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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读后感(八)：杂谈之平衡与和谐
初，燕太子丹尝质于赵，与王善。王即位，丹为质于秦，王不礼焉。丹怒，亡归。
——《资治通鉴》卷六 秦纪一
评：秦王（始皇）和燕王年轻的时候都在赵国当人质，同是客居他乡受人白眼自然同病相怜。可秦王即了大位便翻脸不认人了，燕王一气之下逃回燕国，没过多久便走上恐怖组织的道路。由此可见嬴政可与人同患难不可与人同安乐，层次不高。遇刺是他活该，未遂是他命大。
妻之父亦往焉，陈王以众宾待之，长揖不拜。……客出入愈益发舒，言陈王故情。或说陈王曰：“客愚无知，颛妄言，轻威。”陈王斩之。
——《资治通鉴》卷八 秦纪三
评：陈胜的岳父也来投奔陈胜，陈胜却以普通宾客的礼仪接待他，只是作揖却不跪拜。宾客仗着旧交口无遮拦，陈胜觉得他侮慢了自己的威严便斩了他。由这两件事看，陈胜后来被自己的司机杀掉，就不奇怪了。就算陈胜侥幸得了天下，也不比秦朝好到哪儿去。
张耳之国，陈馀益怒曰：“张耳与馀，功等也。今张耳王，馀独侯，此项羽不平！”
——《资治通鉴》卷九 汉纪一
评：张耳和陈馀本来是一起起兵，能力差不多，功劳也差不多的。在史记中，他俩也是共享一篇传记。可灭秦之后，项羽却分了张耳为王，陈馀为侯。陈馀心中不平，拉上齐王一起反叛了项羽。项羽辛苦打下的大好局面，由此葬送。
高起、王陵对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其利；项羽嫉贤妒能，战胜而不与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
——《资治通鉴》卷十一 汉纪三
评：刘邦让群臣总结战胜项羽的原因，高起、王陵说：刘邦派韩信攻齐地，就封韩信为齐王，有与人分利的胸怀；而项羽嫉贤妒能，手下立了功却得不到好处。高、王认为，这是项羽失掉天下的根本原因。
十二月，上还，过赵。赵王敖执子婿礼甚卑，上箕倨慢骂之。赵相贯高、赵午等皆怒，曰：“吾王，孱王也！”乃说王曰：“天下豪桀并起，能者先立。今王事帝甚恭，而帝无礼；请为王杀之！”
——《资治通鉴》卷十二 汉纪四
评：刘邦当上皇帝后，出行经过赵国。赵王对他非常谦卑，刘邦却叉着两腿坐着，嘴里还骂骂咧咧。赵王的家臣看不过去了，背着赵王私下里谋划了一场叛变。后来历史没有改写，一赖刘邦命大，二是谋事不密。话说回来，面子上的事儿刘邦都不愿意敷衍一下，耍驴脾气耍出一场谋杀，真是没事儿找事儿。
初，阳武人陈平，家贫，好读书。里中社，平为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陈孺子之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
——《资治通鉴》卷九 汉纪一
评：乡里祭祀后，分给各家的祭品公平无私，能做到举家赞颂，那么下次就还是你来分；分天下也是一样。至于危机存亡之秋、僧多粥少之际，难以做到绝对的均匀，大家还是能够理解的。中国的老百姓从来能忍，别让人太不平衡。
《资治通鉴》读后感(九)：矛盾论
国隳践阼，盖因矛盾；享国日久，具由平衡。
岂止国隳践阼因矛盾乎？政之清浊平乱，臣之生死荣辱，物之成住坏空，乃至史之为史，具因矛盾。毛公《矛盾论》曰：“运动发展，非外力所致，由内因而起，矛盾即内因。”彼矛盾与余之矛盾大相类也，然亦有不同。彼云“发展”，余识陋浅，窃不妄论；彼云“运动”，似有语境，语境不论，余谓之动。
何为动？动需先生，生而谓有，有则可动，此为元本；有逾平衡，非左即右，动为动矣。动之表象，人常见之，比比皆是，不可胜数，如政之征伐、倾轧、登基、兴狱、从善、趣恶、盛世、乱世；如臣之升迁、显耀、荫祖、荫子、疏忌、谪贬、配流、籍家、起复、平雪；如物之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焚毁、建兴、锈蚀、藏抑、光显。
何为矛盾？即二元对立者，如矛与盾、多与少、高与低、大与小、利与非利、名与不名，诸如种种，不一而足，乃致平衡，亦为矛盾中之平衡矣。
矛盾主动，动主有，有主生，无矛盾则无动，无动则不知有，无有则无生，即无政、无臣、无物，无史，有生即有动，人常谓“过犹不及”“满损谦抑”“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等，概由此理。故人之行事，当审势而行，乘势而为，因势而变。
资治通鉴告诉我们很多：事物为什么会是现在的样子？为什么会变化
《资治通鉴》读后感(十)：史学大成之作
发表于 2008-11-22 11:21
如果说给《资治通鉴》这本书来评论，估计我们谁都没有这个资格，只能说从中去学习里面的知识，了解历史，听先哲之言。
或许有些人总会说封建的东西有的要批判，要去识别，没错，时代变迁如斯，如何只能拿历史眼光看问题呢，但是，我觉得在读历史的时候如果不融入到古人的思维当中，如何真正体会其中真味呢？譬如，大臣拿先皇的话来说事为什么大多在位皇帝都有所忌惮呢？是死人胜于活人吗？其实我认为，这正是儒家孝道使然，既然要求臣民要恪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皇帝如何不遵守呢？历史也恰恰说明了这一点，不承传统，肆意枉为者，或者被打下马来，或者没有善终，如汉之昌邑王刘贺，还不是被霍光为首的大臣给废了，当了皇帝又如何呢？理解历史就是以当时的角度去看问题，理解问题，有时豁然开朗许多，回过头了，再去以今日之心思去思考，又明白了许多。
《论语》有言，古人愚也直，今人愚也诈，春秋便有此语，千年之后又是何等世风呢？喜欢历史中忠直之士，扼腕叹息之余还是佩服，换成你，能做得到吗？未必！《容斋随笔》的作者洪迈，抄《通鉴》三遍，方有此识，以致毛主席手不释卷，逝世前仍读不缀。
中华书局的这套书排版、印刷俱佳，只可惜是简体横排，大失古意，惜哉，惜哉！以史为鉴，吾辈共勉之吧。
发表于 2009-04-23 16:55
王树民先生所著的《曙庵文史杂著》中提出了阅读和学习《资治通鉴》的方法，例如取一部分内容去读，不要试图一下全读完，读的时候做下笔记，应该是很有好处的。在评价上对《纲鉴易知录》态度不甚推崇，就历史而言，我们不断地增长智慧，又一方面可能需要太多的“智慧”，最怕的是断章取义，以讹传讹，拿《论语》中弟子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这就演变成了孔子鄙视劳动人民的铁证，事实哪里如此，孔子的意思是执政者要做大事，具体事物由所属部门去完成，不必亲自去学，正所谓各谋其位方可。经史的辩证往往存在差谬之处。
其实原来对司马光这个人不太喜欢的，原因是对王安石印象较好——可能和历史教材肯定他变法的举措有关，而司马光是保守派，坚决的保守派，所以王安石实施变法，他就有机会赋闲在家著此史书了——他应该感谢王安石，历史又往往不能全肯定一个人、全否定一个人，王安石最后失败了，司马光却成功了，重归仕途的成功，著书的成功。子曰：不因人废言，不因言举人。这是一部旷世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