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读后感10篇
《活着》是一本由李玉霄 / 王崴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80元，页数：27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活着》读后感(一)：zz 李玉霄 马云龙：我就是一个唐吉诃德
1963年，他是河北省的高考文科
状元，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毕业后却成了豫东平原某农场的杀猪匠。
“文革”初期，他是北京大学名噪一时的红人，位列聂元梓之后，号称“北大第一嘴
”，但一夜之间，却主动辞去所有职务，退出红卫兵组织。
1974年，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背着85条“反动言论”，被投进看守所，本以为必死无疑，却在1979年安全释放。
15年后，他成为主办河南大河报的四大元老之一，是这份中原地区第一都市报的灵魂人物，却在其鼎盛期无奈离开，在同仁看来，这“标志着一份报纸一个时代的终结”。
此后，他也像那些理想满怀的年轻人一样，为了寻找一个可以做新闻的地方，东奔西走，最极端的例子是居然在一年之内连跳3家媒体。
去年8月，这位61岁的老先生，就任河南商报顾问。他当“顾问”，既顾且问，亲自采访、亲自写稿，然后亲自编版，依然是带着一帮年轻记者，继去年10月捅出“巨能钙含双氧水事件”，今年3月又率先报道河北“聂树斌冤杀案”，以至于有人评论“河南在全国有影响的重大新闻，全让老马给做了”。
老马，就是马云龙。这位以非党人士身份一直主管新闻的大河报原副总编，在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向有“狂人”、“怪人”之称，但私下里，年轻的记者编辑们，却因其狂和怪，亲切地称之为“马老爷子”。
从造反派领袖到青年农民
所谓命运，不过是人生中诸多偶然的累积。
马云龙之所以来到河南，并且成为今天河南新闻界的扛鼎人物，和40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直接相关。
1966年初夏，“文革”狂飙席卷全国，北京大学成为全国运动的风暴眼，中文系三年级学生马云龙脱颖而出。这位曾经的河北省高考状元，博览群书，兼具口才，大小集会频频露面，登台一呼，应者云集，“北大第一嘴”不胫而走；进而作为北京大学惟一学生代表，进入首都红代会常委会，成为14名常委之一。虽然不久之后，这段经历让他终生懊悔，但当时，年轻气盛的马云龙一时领风气之先，饱尝灵魂革命、思想斗争之快感。
但是，随之而来的一场武斗，将他从“斗出一个新天地”的梦幻之境拉回残酷的现实。1968年3月28日深夜，北京大学的“新北大公社”率先向“井冈山兵团”发起攻击，大打出手，是为全国高校“文革”武斗之始。“3·28武斗”暴露了所谓“革命”的另外一副真实面目，马云龙大梦方醒，第二天早上即在北大三角地贴出声明：即日起辞去红代会所有职务，彻底退出红卫兵组织。
自此，红极一时的造反派头目变成彻头彻尾的逍遥派。上午泡在寂静冷清的
图书馆，啃读列宁全集；下午去颐和园游泳；晚上则和来自各系的逍遥派们辩论政治、议论时局、交流读书心得。这种“神仙”般的日子持续到1968年底的毕业大分配。
军宣队控制下的毕业分配，一切变得非常简单，军代表手中名单一念，数千名学生踏上行程，分赴祖国各地“接受工农兵再教育”。马云龙卷起铺盖，来到了千里之外的河南省太康县解放军第一军的部队农场，打土坯，烧砖瓦，盖房子。然后，他被分配在炊事班，顺理成章地学会了杀猪。
两年之后，“学军”结束，按照全国统一政策，这批大学生理应分配工作，但患有“意识形态过敏症”的河南却执行了更左的政策：“学军”之后再“学农”。
农场里的七百多名大学生就像“老三届”中学生一样，进村入户，插队农村。马云龙这次被“分配”在长葛县南席公社古城村，开始和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又是两年过去，1972年“学农”结束，这批早就离开学校的大学生就地找工作。有门路的去了郑州和许昌，马云龙举目无亲，他的去处是长葛县教师进修学校。
从首善之区北京到豫东平原农场，继而是不为人知的古城村；从红卫兵领袖到被改造的大学生，到农场炊事员，继而荷锄而作的青年农民，最后是县进修学校教员——虽然依旧关心时事，虽然坚持晴耕雨读，马云龙还是深深感受到了政治风潮对于个人命运的无情播弄。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对于昔日革命的狂热追随者、如今散落各地厂矿村寨的马云龙们，不啻一记当头棒喝。
当副统帅林彪命殒蒙古的消息传到河南，正在学农的大学生们惊诧莫名。马云龙说，“我们当时先是震惊，然后就是愤怒和屈辱，是发现自己被愚弄之后的愤怒和屈辱。”
同时，农场就业、农田耕作的最底层经历，则促使马云龙开始用自己的大脑思考，开始用怀疑、审视甚至质疑的眼光打量他所厕身的这个世界。但是，也正是这种独立的姿态，给他带来了一场牢狱之灾。
牢狱之灾
1974年底，马云龙在大小场合的言论被好事者收集起来，计85条，随即被上边定性为“反党、反毛主席、反中央文革”。他旋即被隔离审查，然后确认为“现行反革命”，1975年1月10日，他被关进看守所。
先是在长葛县，后又转到许昌专区，一关将近两年，就是不判刑。看守所的“待遇”不如监狱，吃不饱饭，见不到家人，马云龙忍受着“火烧火燎一样”难以抑制的饥饿，忍受着独居囚室的煎熬。更糟的是，铁窗外风声一天紧似一天，传来的全是坏消息：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他渐渐地绝望了，感觉自己出不去了。
“那几年经常夜不能寐，只是在琢磨怎么死才能体面一点，才能有人的尊严。甚至动过念头，宁可一头撞死，也不能让他们五花大绑勒着脖子押赴刑场。此外，就想如果有机会，临死前最后一句话怎么说，说什么内容。”
事态仿佛如他所料，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马云龙在里面的感觉是“形势急转直下”。10月1日深夜，他忽然被叫起连夜提审，主审员换成了法院院长，而且是连轴转不间断的审讯。他意识到“凶多吉少，可能要杀人，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于是，马云龙拿出当年的辩论本领，以法院院长为听众，将那些“罪状”挨个反驳，直将每次提审变成了辩论会。连续6天下来，85条“罪状”还没过一遍。
10月6日，也是在一夜之间，审讯突然结束。“三天之后，站岗的卫兵悄悄打手势告诉我，中央抓了4个人，他问我知不知道哪4个，我明白了，告诉他是王张江姚，他很惊讶。从那天开始，只要他站岗，他就从食堂偷偷给我带馒头，从窗口扔进来。”
“四人帮”虽然打倒，但马云龙尚有12条“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因此，他又在号子中度过了两年“不杀也不放”的日子。
1979年初，马云龙被告知“免于刑事起诉”，1月19日，他走出许昌地区看守所，两个月后平反。
他将恢复自由的1月19日当作自己的第二个生日。有关方面曾打算把他树成“张志新式的与‘四人帮’斗争的典型”，他三言两语就回绝掉了，原因很简单，他不愿意再被左右，只想要自由。
他又回到了长葛县，这让当时的县领导甚感为难：“你虽然平反了，但我们县这些年大会小会批马云龙，1974年批林批孔、1975年批邓反右倾、1976年批四人帮，都要把你马云龙捎上。现在你又回来了，我们怎么向群众解释呢？你还是走吧。”
马云龙去了郑州，当年一位农场同学介绍他到省图书馆工作。5年之后，也就是1984年，还是由同学的推荐，他调进河南日报，当上了一名记者。
这一年，马云龙整整40岁。
“苍蝇老虎一起打”
自1968年兴冲冲来河南，已经16年过去，当年的热血青年如今年届不惑。但是，失去的只是懵懂，得到的却是彻悟；变化的亦只是容颜，不变的仍然是激情。
他自告奋勇去老山前线采访；他报道了当年轰动一时的长沙漂流，并且策划组织了黄河漂流队，和那些血性男儿一起出生入死，被他们尊为“政委”。更为难得的是，进入河南日报不久，在党报体制内，他屡有“出格”之举，有一次竟将考试舞弊的副厅级干部拉下马。
因为强烈的道义担当，底层生存所赋予的民间立场，以及对新闻的挚爱与执著，马云龙很快赢得同行的敬重。
1995年2月，在领衔创办洛阳晚报之后，马云龙重回河南日报社，与王继兴、庞新智、马国强3位昔日同僚一起，共同筹办大河报。当时的郑州报业市场上，郑州晚报一家独大，年广告收入8000万元，而偌大的河南日报只有3000万元。4位主办人抱成一团，豪气干云，决心夺回市场霸主地位。
马云龙的职务是副总编辑，直接分管采编业务。他带领着同样理想满怀的编辑记者，以这张新报纸为阵地，东拼西杀，“既打苍蝇，也打老虎”。
大河报之所以会有爆发式的发展，两年之后全面超过郑州晚报、奠定中原老大地位，马云龙等4人及其麾下的那批年轻的新闻信徒们，功不可没。
直到现在，初创期弥漫整张报纸的那种冲动与激情，仍令后来者怀恋不已，有人甚至直接将其称为“马氏风格”。
“马氏风格”的最大特点就是“苍蝇老虎一起打”。
那是在一次全国都市报总编辑会议上，一位颇具声名的报社老总说，现在舆论监督环境不甚理想，我们只打苍蝇，不打老虎。马云龙当场反驳：“错了！既要打苍蝇，更要打老虎！也许有时候打不了老虎，但是我们永远不能声明放弃打老虎的权利！”
他是这么说了，他更是这么做了。
1997年夏，河南省委宣传部组织了一个“学三讲”读书夏令营活动，组织全省“学三讲”中的青少年积极分子到香港、澳门游玩。可是大河报记者采访中却发现，30名营员中，居然有28人是省市县各级宣传部的官员，真正符合青少年身份的只有两人。这稿子发不发？编前会上，主导意见是“这是直接批评我们的直接上级，算了吧，不发了。”马云龙坐不住了：“这是好新闻，当然要发。”两下争执之际，马云龙当场操起电话，按了免提键，给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长林炎志家里打电话。他在电话里将稿子读完，林炎志静默片刻说，“宣传部也要接受舆论监督。我的意见是发出来。”
第二天，这条破天荒的新闻在头版头条刊出。
类似的事情多了，“马云龙一见好新闻就兴奋”、“马云龙做新闻，六亲不认”之类的说法开始传开。甚至有部下在办公室当着马云龙的面，半是玩笑半是感慨地脱口而出：“你就是一堂吉诃德！”马云龙闻听此言，哈哈大笑。
回想起来，马云龙带领众弟兄打掉的最大一只老虎可能是张金柱，以至于直至今天，“张金柱”仍然是驾车撞人逃逸者的代名词。
1997年8月24日晚上，郑州市开发区公安分局政委张金柱醉酒驾车，将苏氏父子撞翻，11岁的苏磊当场死亡，父亲苏东海卷入车底，被张金柱的座驾拖着狂奔，留下一条1500米的血路。
从这天晚上直到第二年2月26日张金柱被执行死刑，马云龙贴身指挥记者江华等人，对此案做了4个月的连续报道。张金柱臭名远扬，大河报也因此名动全国，4个月下来，发行量一路飙升3倍。
但是，成也在兹，败也在兹。就在马云龙心无旁骛、带领部下步步向前之时，他的路也越走越窄。
2000年12月25日，洛阳东都商厦一场大火，305人亡于火海。马云龙坐阵指挥，以《悲惨圣诞夜 横祸降洛阳》为题，当夜将这一重大新闻独家发出，受到有关方面批评；
2001年2月27日，刊发《靓女包围医改会》，捅出中国医药界痼疾，某部门大为光火；
2001年3月26日，转载新华社稿件《周口外商气得直哭》，被斥为“损害河南形象”；
之后，他再也没有迈进大河报办公室的那个门。
再返江湖
大凡受过牢狱之灾、半生困顿的知识分子，无外乎三种归宿：一是被整怕了，从此闭嘴，安度余生，甚至开始风花雪月；二是矫枉过正，要以今天之左来掩盖当年之右；第三类就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反而更加义无反顾。
屡挫屡奋的马云龙当属第三类。
离开大河报之后，他回到河北老家，侍奉年迈卧床的父亲，略尽孝心。之后，他重返江湖。
但是，他无处可去，于是流浪和跳槽成了这位老报人的无奈选择。
他担任过香港文汇报河南办事处主任，独家报道了柘城县农村艾滋病；他甚至还南下珠海，为珠海晚报出谋划策；直到去年8月，他才在河南商报稍微安身。
接下来就是“巨能钙含双氧水”、“聂树斌被冤杀”、“任文辉冤狱”等一个个重大新闻，从这个不甚为人所知的报社连珠炮般地捅出。
河南新闻界的人都知道，站在这些报道后面的，就是马云龙。
2004年11月16日下午，在记者初稿的基础上，马云龙亲手编写、五易其稿的调查报道《消费者当心：巨能钙有毒》确定第二天见报。巨能公司河南分公司经理来到马云龙办公室，开口承诺只要稿子不发，给他个人100万元，至于报社要多少可以自己开价。马云龙不露声色，沉着应对。一小时后，来自某要害部门的说情电话打了进来。
马云龙决定编版印刷流程提前3个小时，晚上11点之前报社所有人员下班回家，同时安排网络编辑迅速向全国100多家报社传送稿件，争取第二天全面开花。
当天深夜，商报的主管单位负责人接到指令，指派5个激光照排人员赶来强行改版。但是，整个商报社人去楼空，3层办公楼漆黑一片。有马云龙坐阵，他们来晚了。
与此同时，编辑记者们下班之后并没回家，而是兴冲冲赶往印刷厂，运送报纸。
第二天清早，当看到费尽周折的报道终于重磅推出，有的编辑记者激动得哭了。
此后，巨能公司声称河南商报诬蔑中伤，要动用法律手段。马云龙有理有据，毫不退让，随即写出7点声明；同时，他带着大河报和郑州晚报的记者，千里迢迢，赶往天津和河北沧州，一路调查，从生产车间追到供货基地，不仅掌握了巨能钙含有双氧水的铁证，更调查出使用工业级双氧水的确凿事实。
不过，巨能公司却偃旗息鼓了，马云龙策划的第二轮报道才未发出。据说，为了打官司，巨能公司请了多位专家仔细研读稿件，结果专家的结论是“这官司没法打。”
今年1月19日，郑州多家媒体报道了河北在逃嫌疑犯王书金在河南荥阳落网的消息。2月底，河南商报记者从警方得知，王书金主动交待自己曾在河北省广平县犯下一起强奸杀人案，但广平县警方却称此案已破，“凶手”聂树斌早已于10年前被执行死刑。
闻听此信，马云龙当机立断，带领记者赶往河北广平，前后去了4次，遍访聂家父母、办案律师和河北警方。3月17日，河南商报头版头条《一案两凶 谁是真凶》将这一沉年冤案兜底托出，舆论一片哗然，3天之内，新浪网的网友评论高达7万多条。
碍于种种限制，重归江湖的马云龙无法全力出击。
很多时候，他首先要考虑的不是新闻，而是如何才能继续在新闻一线安全地呆下去，如何不失去现在的机会，不致再次“流浪”。
因此，他把自己的目标压得很低，“巨能钙调查、聂树斌冤杀案，这样的新闻，两个月做出1个，一年能做6个，就是我的理想”。
至于亲自采访、写稿、编版、写评论，马云龙认为是“为了自己良心上的平衡，同时也让后人知道，我们这一代人不是没有努力过。”
性情硬汉
还是在大河报时，马云龙有一张“工作照”，背景不是办公室，而是郑州街头。光头墨镜、T恤衫牛仔裤，腰间配一腰包，身后是麾下几位手持长枪短炮的摄影记者；他本人双手叉腰，站在马路中间，面目冷峻，威风凛凛，势不可敌。
他的昔日部下都知道，这只是“六亲不认”的马云龙，并不是“让人喜欢”的“马老爷子”。
首先，马老爷子一有好新闻就兴奋，一兴奋就要和大家喝个痛快。马云龙自己也承认，“总编不过是个记者头儿，活干完了，干高兴了，弟兄们一块喝酒去！”
1995年10月15日，1岁半的小女孩李恒掉进建筑工地深达8米的地桩洞里，300名民警展开了几个小时的大营救，大河报摄影记者陈更生拍回了独家照片。照片冲洗出来之后，陈更生很兴奋，但是，马云龙比他还要兴奋，连声叫好。当整整3个版的现场图片报道全部编妥，马云龙从家中拿来两样东西，一手拎着的是剑南春，另一手是一条三五烟。
其次，老爷子雷厉风行，作风硬朗，有时急了还会骂人。
1998年1月12日上午，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张金柱死刑，马云龙离开法院时已是9点多，这时当天的大河报还没上报摊，就在等这条消息。在回报社的车里，马云龙用手机给编辑部口授稿件，有一个词说了几次，编辑都没听清，马云龙那个急啊。同车的刘书志说，“云龙急眼了，那个词重复一遍就骂一句‘傻B’，他连骂了6个‘傻B’！”
2002年底，大河报举行春节团拜会，邀请马云龙参加。马云龙在河北老家侍候重病的老父亲一年了，几乎没在郑州呆着，也就答应了。他没想到的是，编辑记者们一见推门进来的是一年半没见面的老马，全体起立，鼓掌10分钟！
和马云龙共事近20年的刘书志深知，新闻硬汉马云龙也有温情的一面。
2001年5月马云龙离开大河报之后，陷入长时间的苦闷，于是和报社的几个哥们在一起，关起门来喝酒。刘书志亲眼看到黯然神伤的马云龙无法自持，两度落泪，“突然地痛哭，涕泪长流，然后又突然地收住眼泪”。
马云龙自称，在郑州他有3个生活圈子：一是同事和部下；二是因为特殊经历结识的民间思想者；第三就是“报社看大门的、司机班的司机、印刷厂的师傅”。在第三个圈子里，他们都叫他“马哥”，一见面，“马哥，喝酒去”，“马哥，最近有事没有？有没有谁欺负咱？有的话咱打他去！”
因为采访聂树斌案，他去了4次聂家，并和“可怜的”聂父聂母结下感情。他告诉两位年迈的老人，等到聂树斌平反那一天，他会专程到他们儿子的坟前，为他扫墓献花。
在报道周口二级警督袁文龙被山西临汾关进冤狱一案时，他再次承诺，只要袁文龙获释，他就要亲自开车把他从临汾接回周口老家。
还是在河南商报，在编写一篇无良中介将无辜农民骗到海外做苦役的稿件时，看到这些中原农民沦为“现代农奴”，他潸然泪下。
但在另外一些场合，马云龙则被视为“狂人”和“怪人”。
多年以前，马云龙就有了副高职称，此后，他一直拒绝参评。2000年，社长和总编强令他参加。谁也没想到，评审会上，轮到马云龙个人自述时，他开口就说：“这评职称在我眼里就像大街上耍猴的一样，敲一声锣，猴子就得翻一跟头。现在你也别敲锣，我也不翻跟头。它对我什么也不是，评上了我不高兴，评不上我也不会难过。”
15分钟的个人自述，马云龙三下五除二把这些意思讲完了，又是扬长而去。
采访结束时，记者和马云龙有一段对话：
“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非常不满意。”
“在河南这么多年，你孤独吗？”
“非常孤独。”
“我们永远不能声明放弃打老虎的权利！” 图/受访者提供
《活着》读后感(二)：A Book of Humanity
This book is a physical recapture of an online Tencent charity programme that showcases the trying lives of the grassroots inside and outside China, including those of the Beijing or American dream pursuers, the berieved parents of a single child, the left-at-home children, and the city migrant, people with unusal diseases, which are extremely touching, for their difficulties and courage in dealing with difficulties, and inspiring, to many that frequently fall unsatisfied about their nothing-spectacular daily life. With the pictures embroied by the characters, or the characters vividened by pictures, every story seems like a short film or narration. It is hard to name 'the most' something, for every story is so unique, at least, in the collection, full of beauty and humanity.
It is great to have come across this book which I, at the first glance, mistook as homonious novel of Yu Hua; at a time when I fell into depression for my own life. The book has broaden my horizon and improved my mind.
On turning the final page of the book, I realised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as not just to seek an easy life and indulge in reading, but do something realistic and pragmatic -- be a life practitioner and change maker. As I am much previledged than those people, why should I be less courageous in shouldering the reponsibility of just taking care of myself and only safeguarding my idea？ And how can I be still complaining that I am too disadvantaged, stay in peace while so many are struggling, remain pessimistive and reactive while so many less fortunate are postive and proactive？ Great lessons on life have been drawn from this short collection glistening the light of humanity.
《活着》读后感(三)：zz 李玉霄 追问洛阳大火
追问洛阳大火
河南省委书记陈奎元针对洛阳大火说，这起事故夺走了３０９人的生命，是事关人民群众生命的特大灾难，党委和政府难辞其咎，必须主动地承担责任，对此必须有足够的认识。
２００１年１月１日，洛阳北郊北邙山，建在一处土坡上的洛阳市殡仪馆冷冷清清。院内是几拨值班的警察，三三两两地闲立着，面无表情；院外空留一排摆卖冥品的摊贩，冷风吹过，红红绿绿的纸钱哗啦哗啦响。
１０公里外的洛阳城，焦黑狼藉的东都商厦仍被绳子圈着。七天前，这儿是上百个大小商户的聚金之地；去年１２月２５日之后，它成了座坟墓，一座死寂的吞掉了三百多个生命、几百个幸福家庭的坟墓。
这是新世纪的第一天，这是灾难后第七天的洛阳。烈焰已熄，浓烟已散，但被它们裹挟去的三百多个冤魂尚未走远。就在洛阳城内，那些突然破碎的家庭正在平静的哀伤中，燃烧纸钱，为亲人送行。
违章作业推倒多米诺骨牌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８日，洛阳“１２·２５”特大火灾事故处理小组对外宣布，此次事故系丹尼斯量贩非法装修引起，事故直接责任人是违章操作的丹尼斯量贩东都分店的赵宇、王成太、来登阁等１２人。
事故处理小组称，１２月２０日，丹尼斯量贩东都店负责人赵宇安排本店养护科的来登阁、王成太焊接地下一层、二层之间遮盖钢板上的缝隙和方孔。２５日晚７时，没有焊工作业证的王成太违章作业，导致电焊火花从地下一层落入地下二层的沙发上，引起大火。王成太等人发现着火后，用消防水龙头通过方孔向地下二层浇水灭火，因为当时地下一、二层之间的所有通道都已锁住，王成太等人没有能够控制住火势，这几人很快撤离现场，并且没有及时报警。地下二层火势迅速蔓延，浓烟以每分钟２４０米左右的速度，沿着东都商厦大楼东北、西北两个楼梯上升，在顶层四楼东都歌舞厅聚集大量高温有毒气体，造成正在参加圣诞狂欢的几百号人在极短的时间内昏迷，其中３０９人死亡。
据记者了解，丹尼斯量贩东都分店未向洛阳市消防支队审批科办理相关手续，擅自装修，违反消防法；其负责人赵宇明知王成太没有合法证件，安排王成太焊接操作，罪责难逃；王成太等人擅自违章作业，引发大火，并且在大火燃烧的情况下既不报警，也没有通知其它楼层，将他们定性为事故直接责任人，并不为过。
但是，仅仅凭借上述因素，并不足以酿成３０９人被烟熏致死的惨剧。
也就是说，如果事发所在地东都商厦、东都歌舞厅消防安全设施符合国家法定条件，如果东都商厦、东都歌舞厅本身不存在重大消防隐患，如果事故现场周围没有太多的违章建筑阻碍救人灭火，洛阳“１２·２５”大火不会造成如此严重后果。
恰恰在这几个关节点上，东都商厦和东都歌舞厅出现了严重问题，致使惨祸无可挽回。
隐患不除 高调照唱
先看东都商厦。这个商场地下两层，地上四层，楼层不高，面积不大，但是，由于商厦经营管理混乱，使得一座商场内经营户五花八门，消防隐患随处可见。
事发前，商厦的地下二层是个体商户卖家具，地下一层和地上一层租给丹尼斯量贩，地上二层、三层又分别让一些商户卖服装、鞋帽和百货，到了第四层，又变成了歌舞厅。
一座商场内，经营主体杂乱无章，互不往来，并且相互提防，防盗甚于防火，于是各层之间的通道大门紧锁。本来商厦内部除了一部电梯之外，还有四个可直达四楼的通道，但最终，通道只剩下两个，而通到四楼的只有一个。
这样直接导致两个后果：一是１２月２５日晚上的那场大火，得以在地下二层从容燃烧；二是四楼歌舞厅内的人群无处逃生，只能在烟熏火燎之下，坐以待毙。
另外，东都商厦为了扩大出租面积，多收租金，竟允许商户将窗户堵死，改作货柜，将商厦全然密封，浓烟无处散发，仅存的通道也变成了助燃的烟囱。
１２月３０日，洛阳市消防支队灭火科副科长姚国红提供的材料显示，经公安消防部门认定，东都商厦“发现防火间距被占用，消防通道被堵塞，自动报警系统损坏，自动喷淋喷头数量少，大楼内没有防火分区。虽装有自动报警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但由于年久失修，报警系统失灵，灭火系统水泵不能启动” 。
尤具讽刺意味的是，１２月２９日，事故处理小组组织新闻记者察看火灾现场时，有记者当场发现一份没有烧毁的东都商厦内部文件。文件题为“今冬明春消防安全工作意见”，由其主管经理卢大周于１２月１０日签发。该文件煞有介事地写着：“一、提高认识，落实安全责任制。各级领导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思想，使消防安全工作与经营同步进行……二、加强管理，严格用电审批制度……三、整改重大火险隐患。……”文件最后写明，“抄报”市消防支队并“ 抄送”老城区公安分局。
一边是可能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的严重隐患，一边是继续唱高调，糊弄政府糊弄管理部门。
我行我素 变本加厉
在无视安全、违章经营上，东都商厦和东都歌舞厅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根据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东都歌舞厅的见利忘义、生命当儿戏早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东都歌舞厅是洛阳市消防支队列管的重点单位之一，开办于１９９３年。当地一位消防人士告诉记者，几乎从开业的第一天起，这个歌舞厅就一直存在消防隐患。
早在１９９７年，东都歌舞厅就上了河南全省１７个地级市４０家存在重大消防隐患单位的“黑名单”，而且排在第一位。从１９９７年至今，４年时间里，洛阳市消防支队共对东都歌舞厅检查１５次，提出整改要求６０条，下发《火险隐患整改通知书》３份，《重大火灾隐患限期整改通知书》３份，《复查意见书》３份，行政处罚２次。
但从一把大火熏死３０９人的事实来看，洛阳市公安消防部门这几年里所做的这一切，都是无用功。
对于东都歌舞厅的屡教不改，洛阳市消防支队灭火科的姚国红也是愤愤不平。他说，单是去年，消防部门就先后对东都歌舞厅作了４次检查、２次处罚，并于１２月１日（距事故发生仅有２４天）将停业整顿的处理意见上报市政府，请求市政府批准。但就在市政府的批复还没下来时，事故发生了。
去年３月３１日，“３·２９”焦作大火的第三天，洛阳全市进行消防安全大检查，发现东都歌舞厅问题严重。
当天，市消防支队即向东都歌舞厅下发了《重大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要求在４月２０号以前整改完毕。
４月２０日，消防支队前往复查，发现东都歌舞厅未作丝毫整改，而且东都商厦复又增加三个隐患！
５月１６日，消防支队责令商厦立即停业整改，并对其保卫科科长杜克军施以警告处罚。
９月１９日至２１日，洛阳市搞了两天消防大检查，发现东都商厦、东都歌舞厅既没有停业，更没有消除隐患。
９月２１日，消防支队再下通知书，要求于１１月２５日前一定整改完毕。
１１月２７日，消防支队复查，一切依然如故。
１１月２８日，消防支队填发“未按要求整改”的《复查意见书》。
１２月１日，报请市政府批准对东都实施停业整改处罚。
１２月２２日，再对东都商厦进行“双节”消防安全检查，又发现在没有得到消防部门审批的情况下，从地下一层直到地上三层，四个楼层都在搞装修。
有恃无恐 腐败撑腰
对于东都商厦、东都歌舞厅这样的长期视国法如无物、拿人命当儿戏的管理对象，政府部门到底采取了哪些措施？
姚国红说，公安消防部门只有监督权，只能督促他们整改。在他们严重违法的情况下，我们也只能向市政府提出停业意见，报请市里批准。
而且，消防支队实行双重领导体制，消防监督要为当地经济发展服务，要为当地政府服务。东都商厦是亏损大户，负债率超过２００％，职工大多下岗，轻易不能让人家停业。
姚国红还说，现在消防部门是“力不从心”。市消防支队灭火科只有４个人，要管辖全市１０４个市级重点消防单位，因为是部队编制，平时还要参加各种学习、训练，所以，能够按照有关规定，保证每个季度对重点消防单位检查一次，就不错了。消防管理本身就是动态管理，今天合格明天可能就不合格，加上现在的经营者法制观念淡薄，往往你前脚刚走，他后脚就重操故伎了。
姚国红在接受采访时透露，早在１９９６年，消防部门已对东都商厦、东都歌舞厅作过处罚，当时也是历尽周折，最后交到法院。“所以，咱作为消防部门，对他们行使监督权时，也要看具体情况”。
但是，当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干部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洛阳市，能够管得了东都商厦、东都歌舞厅的政府部门，不是没有，而是太多了，相关的法律条例，也不是没有，而是详细得不能再详细。可以说，既有国家颁布的明文法规，也有相应的执法机关和职能部门，关键问题是这些机关、部门怎样执法，怎样管理，是为谁的利益而执法，为谁的利益而管理。
他说，公安、消防、工商、税务、技监、文化这些部门不用说了，就连卫生防疫站也能让东都歌舞厅俯首贴耳，因为他们要管麦克风的消毒。
至于职能部门和管理对象最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所谓的具体情况，就是你的后台硬不硬，你有没有背景，以及你和有关部门的关系怎么样。没后台没靠山的，管理部门的权力就大得很，这一家可以让你停业，那一家也可以封你的门，手段多了！
洛阳大火后，当地即有关于东都歌舞厅幕后老板的传闻。据称已被熏死的老板王健国并非真正老板，真正老板是某官员的儿媳妇。就在去年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报道东都歌舞厅消防设施不合格后，洛阳市有官员还专门写过条子，要求消防部门不要让歌舞厅停业。
记者在采访期间，也有当地群众反映，洛阳市几乎所有歌舞厅，都可归为三种：要么老板是公检法的亲戚朋友，要么是与这些部门关系非同一般，更有甚者，有些歌舞厅就是由公安人员出股合资开办。去年９月，全国统一整治娱乐场所时，洛阳市仍有一些歌舞厅照样开张，据说，它们就有公安人员在后面撑腰。
针对这些反常现象，一位熟悉当地情况的新闻界朋友说，洛阳大火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政府权力的异化以及法律制度的尊严遭受到首长权威的侵犯。
他说，有些部门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当成私家权力，行使管理职能时首先想到的也是最愿意做的是怎样才能多收费，怎样才能尽可能多地谋取部门利益，而不是如何有效地管理。另外，首长权威大于法律、制度权威，公职人员不是去维护法律、制度的尊严，而是首先要维护首长的尊严，没有把法律制度看成至高无上的准则，而是把领导的旨意当成至高无上信条去执行，对于他们而言，领导的一句话、一张字条往往要比法律制度还要重要。
正是由于这些因素，才导致东都商厦、东都歌舞厅多年来能够违法经营，进而最终酿成世纪末惨剧。
《活着》读后感(四)：勇敢追寻我们想要的生活
其实大部分人在二三十岁上就死去了！大部分人在二三十岁上就死去了，因为过了这个年龄，他们只是自己的影子，此后的余生则是在模仿自己中度过，日复一日，更机械，更装腔作势地重复他们在有生之年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所爱所恨。——《约翰·克里斯多夫》罗曼·罗兰
扉页的这句话，是我第一次练习阅读的书，特别喜欢的书里面的一句话。
整本书每一页的图片和文字，都纪录着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故事，这些人和故事或是生离死别，或是震撼人心。这些故事和故事里的人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能触到心里藏着的柔软。他们的人生可能只精彩在镜头前那一瞬间，但他们很努力，很努力的生活，很努力的让自己幸福，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故事可以打动我们的原因。
或许每个人都能从书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那些情绪中的《孤独》，乐天的《挖出我的“丰衣足食”》，职业素养高的《钢笔爷爷》，疯狂的《血石》，无助的《失独余悲》，平和的《雪山牧牛人》，漂泊的《蚁居天台》，留念的《上海老弄堂》。我们从这些照片了看到了我们自己影子，我们朋友的影子，我们家人的影子。
有人说，我们都是“奋斗在活着的边缘”，很多时候我们年老之后回过头发现，我们的一生，都是那些我们不在意的选择决定的，我们勇敢追寻我们想要的生活，就算没有精彩的人生，也有幸福的回忆。
《活着》读后感(五)：一星给苦难贩卖者，五星给芸芸众生
以下转自亚马逊商品评论，超级符合我的心声——
俺很不高兴！因为：
封面的照片，没有一张跟本书有关系，太坑人了，这是其一。（注：其实还是有几张在书里出现过的，但还是很坑！我也是被封面骗了）
其二，俺从来都不喜欢这类以挖掘苦难为乐的故事集。只管揭露问题，不管解决问题，根本就是为了自己赚稿费，这是十分自私甚至相当恶心的行为。
其三，作者太不负责任了，好几张大照片的人脸都被牢牢地封在了书脊里，压都压不出来，付印的时候不知道书会从中间装订么？
另外，本书用的不是铜版纸，照片质量受到一定的影响，不过这倒是次要问题了。
——刘爸爸
王巍在序言里面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说：我不愿栏目成为苦难的贩卖者。可是通书读下来，《挖掘最后的尊严》讲雅安地震李安全被埋，《美丽妹妹》独自撑起一个家，标题页是一张妹妹带着红领巾背后是一片荒山，然后脸上泛着“坚强乐观”的笑，还有《大上海的老弄堂》里头一个个坐的挺直的身板，我都崇拜自己竟然耐着性子读完。
《没有身份的群落》可以单独放出来吐槽。摄影师我真给你跪了，不知道摆拍的成分有多少，总之里面一张张诧异的怨念的脸，小朋友的小DD都没打马赛克，还有小朋友专门把没有鞋底的鞋摆给你拍照，阿嬷举着她爬6小时山路赚到的10块零5毛…我真的恶心的快要吐了，恭喜这章荣登本书最恶心排行榜TOP1...
其实书里还是有些章节挺好的，《二当家》讲一个小男孩为了打桌球给自家餐厅打工，《钢笔爷爷》专注修笔六十年，这种不同生活状态的记录就相比那些揭露苦难的更有吸引力，苦难被人揭露的次数多了就不值钱了，如果没能力驾驭这个题材，或许先别勉强比较好。《晚年孤独》《失独余悲》《蚁居天台》这些还可以，不过也是近些年比较流行的话题。
王巍也许不愿她的栏目成为苦难的贩卖者，但这本书却不容置疑的成为了苦难的贩卖者，花了老娘39块大洋，还以为能买到一本纪实摄影的教材，结果，人艰不拆。
上了谢琳老师一学期的课，纪实摄影还没上，但至少已经明白摄影的价值和原则。摆拍本身没有错，去到旅游胜地总是想把自己和背后的好风景融在一起，扮忧郁扮高兴扮二逼随你喜欢，艺术摄影的领域是可以的。可是新闻摄影和纪实摄影容不得摆字，一旦摆就变了味，原先叫人感触的东西可能就变得叫人反胃。布列松在《决定性瞬间》中说：“相比那些矫揉造作的人像作品，我绝对更欣赏照相馆橱窗上一排排一列列的护照相片。……”
前两天英语课老师问我们，what kind of super-power would you prefer？ —Read others mind or be invisible… 搞摄影的人的答案应该都是be invisible吧？因为只有当自己跟消失了一样，被摄者才能处于完全自在的状态表现出真实的反应。特别是在拍弱势群体的时候，我自身来说总是担心镜头会伤害他们，好像是将他们的伤口公诸于世，这本来也是很具有伦理争论的问题，只好慢慢摸索寻找解决办法。如果不能be invisible， 只能通过沟通来化解生分，这部分还是我正在努力克服的心理魔障。
话说回来，给一星是为了讨伐那些“苦难贩卖者”，给五星则是为了书中那些芸芸众生。书不值得买，但是《活着》这个栏目还是不错的，人生百态什么的我最喜欢了。
，这年头书托还真是厉害。豆瓣和卓越对此书的评价都很高
再补充一个缺点，图释离图有点远，得对着页码看，麻烦。去网上找了同期来看，事实证明在电脑上看大图比较有感染力。
《活着》读后感(六)：活着与逃离
看完钱理群对鲁迅作品分析后，我特别想知道面对现在一个经济总量排名第二、老百姓生活水平排后的国家，先生怎么看；面对网络上下的“爱国”言行，面对15岁参加高考拿到省状元的孩子网友预言低能、书呆子，彻底无视别人的努力，面对《小时代》大批的拥趸……先生怎么看？
有这么脑残的好奇心，是因为我从各路专家中找不到像鲁迅那样敢说，并有批判能力的智者。专家们或者说了很多没立场没观点的废话，无需承担责任；或者说的是有违常理的屁话；或者是博人眼球的厥词；或者就是明摆着拿人好处的不要脸。相信他们我更脑残。所以，我庆幸中国有鲁迅，担心只有一个鲁迅，害怕鲁迅活到今天选择沉默或者移民。
当然我还是乐观估计形势了。鲁迅会有选择吗？
《活着》这本书（非余华作品），展现的是目前不同地区中国普通人活着的状态。尽管编辑尽量让困顿当中的人看起来乐观、有意义，可是还是在眼眶潮湿的同时看到：田园生活下遮掩的老无所依的哀伤，徒劳地底层挣扎，福利与户籍制度百出的漏洞，被城市化冲击的亲子关系，善于遗忘历史轻易被煽动得丧失理性的民族特性，只有物质追求，空留灵魂在空中飘荡的一代人……
无论是住房狭小只能挖出地下标间的退休煤矿工人，养牛为生的高原纳西人，两年无休的海上生活才能养活一家老小的捕鱼者，没有编制需要自己解决生活和工作困难的民办教师，还是失独老人、临时工……强劲的经济发展使人们必须固化于一种职业，一种生活方式。
门罗在《逃离》创作中是多敏感而残酷：逃离是很难成功的。不是源于我们缺少勇气，是因为我们渺小到逃离之后必须面对新的逃离，永远要适应蝇营狗苟的生存，逃无可逃，只能妥协。
阶级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所以我们不同于蜂房里的蜂，在分工、财产、地位和相应的权力与享受上有明显不同，而且这不同并不取决于付出，只系于出身，出身于不同的地域、财富或者权力。这又是不文明的。因为我们尚未发展到那样一个文明水平：坚守自己的梦想，只是出于喜爱，人人没有物质之虞。阳光均衡洒在每个人身上。无论生老病死都不愿和这个国家分离。很久以前人们就把这样的希望概括为“乌托邦”。
感谢编者在追求正能量的同时没有做成另一个《感动中国》。 所以我看到活着，看不到逃离。
那么，如果鲁迅活着呢？也许就被犬儒或民粹的网友扔板砖砸死才算甘心吧 。他逃不开自己的使命感。
像这本书一样引用《约翰克里斯朵夫》的那段话吧：大部分人在二三十岁时就死去了，……此后的余生则要在模仿自己中渡过，……更机械更装腔作势地重复……我说，不是，是更无耻地更堕落地活着，甚至无法重复自己二三十岁的样子，无爱无恨，无思无想，无作无为！
《活着》读后感(七)：zz 一群记者和他们的时代
11月8日，记者节。
在我们看来，这一天的意义不仅是可以上街庆祝，也不仅是可以因此多领到一笔特别奖金。在这一天，思考一下什么是记者，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记者，将有助于我们的职业获得更多尊严。
你可以不当记者，但是如果当了记者，你必须是个好记者。〈南方周末〉这样教育它的记者。于是，这份报纸一度成为了中国报纸当仁不让的精神指针。这是一个神话般的报业孤本。
在这个记者节，我们萌生了这样的念头——追踪寻访南方周末走向鼎盛时期的骨干记者，他们在南周的光辉岁月，他们的个人变迁，他们对时代与新闻的思考......以他们这个群落的历史，来述说转型期中国的故事和中国新闻的演进。他们虽然现在大多已不在南周，甚至有些已经没有在媒体，但是他们在中国新闻史上的符号意义，却历久弥新。而他们的困惑与尴尬，也逼视出性格与时代的矛盾。
作为与南周有着近似定位与追求的区域新兴媒体，我们无意于以此攀龙附凤。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印记，试图复制是愚蠢的。我们仅仅作为记者，以这些文字向那些优秀的同行致敬，并对个人新闻价值观，做一次提醒和梳理。
感谢10余位受访者认真回答我们的问题。同时，由于时间与资源的局限，我们遗漏了很多重要的采访对象，谨此致歉。
一群记者和他们的时代
——寻访南方周末黄金一代
重庆时代信报记者田间 吴鹏 黄大赛 杨冰
之一
《南方周末》前著名记者——现任《南风窗》总编陈菊红，写了一篇后来在网上广为流传的文章——《离开》。在文中她这样写道：“那些金子一样的日子，闪亮得让人不敢相信。”
正是在这些金子般的日子里，一群追求理想的人，带着一张报纸，走入了中国新闻发展的黄金时代……
那些金子一样的日子
“南周”记忆
１９９５年，这个年头是南周的第一个分水岭。此前的《南方周末》是一个以刊登文摘稿件以及娱乐八卦新闻为主的报纸。
但是《南方周末》又不同于一般的文摘报，渐渐有了一些大特写和纪实文学一类生猛的稿件。当时，它在严格意义上只有一个真正的记者，名叫朱德付。
朱德付，现任京华时报总编。自1988年中山大学硕士毕业踏入《南方日报》后，就一直在中国报界赶路；到《南方周末》，是他进入报界最初的一段履历。其后在《南方周末》“官至”编委、新闻部主任的朱德付日前在接受信报记者采访时说，自己当初进入“南周”纯属偶然。当时的“南周”还是一份娱乐化的文摘周报，报社当时安排几个年轻人进去，无非是想让其做得更娱乐化一些。谁知这些年轻人不安份，他们觉得在那么如火如荼的改革年代里尽编些家长里短的“八卦新闻”，很没劲。
“南周”的内容及作业方式就此转型，从过去一张靠裁裁剪剪拼凑而成的娱乐小报，迈向一份自采自编为主的综合性新闻周报。跨过１９９５年的门槛，从此便开始了这金子般的日子，一群自称为“雅典公民”的新闻理想者，开始在“南周”旗下聚集。
前南方周末记者，后来成为国内著名报纸发行人的谭军波以其职业经理人的思维，将2001年前的南方周末分为清晰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左方时代，北大毕业的左方是有着理想主义、自由主义与启蒙主义思想意识的领导。他奠定了《南方周末》的精神基调。
第二阶段，游雁凌时代，即转型期。从一份文化生活报转型为综合性大型新闻周报。发行突破100万，广告收入几千万。在全国形成了真正的影响力。
第三阶段，江艺平时代，即鼎盛期。时间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产品最成熟，广告过亿。《南方周末》成为南方报业乃至全国报业的“黄埔军校”。
谭军波说，那些年，值得珍记的事件很多，如连载《文革十年史》一文差点令报纸停刊，发行过百万，90年代初扩版成功等等。
孙保罗，前南周主力记者之一，在接受本报的采访时说：“这样的日子，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应该是1995年到2001年吧。在这段不长不短的时间里，那张总令人有点那么牵挂，或爱或恨的报纸，带着一群人改变了命运，也开始走向她的宿命。”
当记者打电话要求采访的时候，南周当年著名的法制记者郭国松正在北京给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演讲，“面对那些满脸青春如我等当年的年轻人，我忍不住给他们读了一段《南方周末》1999年的新年祝辞：《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郭国松说：“今天在这里读到这样的语言，我仍然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有一种力量，正从你的指尖悄悄袭来，有一种关怀正从你的眼中轻轻放出。在这个时刻，我们无言以对，惟有祝福：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谭庭浩，1991年夏天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分配到当时的南方日报社，历任《南方周末》“人与法”版记者和编辑、“阅读”版编辑，2001年，出任南方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
谭庭浩告诉信报记者：“上世纪90年代的‘南周’，更像一个家庭作坊，很有家的温馨。现在，每当我回想起‘南周’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恩的心情。毕竟对一个刚大学毕业的人而言，第一份工作就能够遇到一个没有人事纷争、能够畅快淋漓做事情的媒体，确实是种幸运。加之当时的《南方周末》，在中国还是一枝独秀，一篇稿子发出去，洛阳纸贵的时候很有个人成就感。”谭庭浩说。
中国新闻的黄金时代，就在这种氛围下——拉开帷幕。
人才聚集
“南周”转型期，也是“南周”人才大引进的开始。
1996年9月，“南周”扩版，报纸稿的源成了很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南方周末》就通过招聘，欲将全国各地的优秀记者收归旗下。
杨海鹏，1999年被招聘入“南周”记者队伍，在接受信报记者采访时说，“因‘南周’当时积累了一些资本，并要找全国最好的记者，所以才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新闻人的大聚集。”
曾任一版编辑的方三文在“南周”成名之后，被他故乡福建武平的一个热爱《南方周末》的大学生称之为“巨大的传奇”。而方三平说，自己最初加入“南周”时，也有一个这样的“巨大的传奇”在诱惑着他，“当时我觉得，《南方周末》就是中国最好的报纸，最好的媒体，也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到现在为止，我都为当时能进《南方周末》感到幸运和自豪。”
孙保罗加入的时间与方三文差不多。临上去广州的飞机，他被父母逼着吹了个头并且穿上了件西装，这身打扮更象“一个县乡镇企业局的副局长”，大家见了，露出忍俊不禁的表情。但是就是这个“乡镇企业局的副局长”，因为“报道了贵州省的负面新闻”被当时的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列为“不受贵州欢迎”的人。
孙保罗第一次到广州报到，沈灏用摩托车接上他，在五羊新城的小街里飞快穿过，到一家酒店聚餐。便很羡慕沈灏的摩托车，后来知道那是公家的。
孙保罗回忆说：“我还记得2000年新年的一天，开完周会，在报社的走廊上的公告栏里，我看到了一封信，信旁边贴着一个手工做成的扇面。信的大意是：我从你们的文章里知道，你们是一群为民请命，不畏强权，铁肩担道义的好记者。我知道你们经常面对各种引诱、压力、威胁，甚至是凶狠的报复，但是作为一个80高龄的老人，我尽管很想，却无法拿着武器跟在你们后面去保护你们，保护你们就是保护这个社会的良心……我无法表达我对你们的感情，只能够在这个自己做的扇面上写下你们的名字来祝愿你们健康幸福。”
“在一排熟悉的名字中，我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我站在那里，热泪横流，因为感谢上苍，我这一生终于有了可以值得自豪的最珍贵的奖励。”
比方三文幸运的是，孙保罗坐到了陈菊红的对面。“刚到广州的时候，新闻部办公室共五个人，陈菊红是唯一的女性，而我就坐在她前面。我在外面采访，有事找领导或者编辑，总是她先接电话。而这个人最后成为了我的妻子，现在成为我儿子的母亲。”
余刘文1997年10月份离开《成都商报》，谈及离开的原因，余刘文说，一是“个人感情问题”，其二是自己老想做大稿。他曾经花了42天采访，做了一篇《心香泪酒祭吴宓》一书引起的官司的深度报道。不过日报的生产流程显然不能经常让它的记者花上40多天去做深度报道。
到周末以前，余刘文实际上只看过两次《南方周末》。决定去是因为看到一个由沈灏、孙保罗、方迎忠等做的一个三峡截流的专题，标题是《美丽的三峡我的家》。“当时全国99%的媒体的三峡报道基本都是一个调子，只有南方周末说‘NO，我还有些其他的感觉和想法’。这种感觉俘获了我。”余刘文说。著名杂文家鄢烈山看过他写的吴宓的报道，给当时的主编江艺平说：“不错不错。”第一次出差回来，江艺平就拿来合同说：“签字吧，小余。”
比方三文、陈菊红等稍晚，李玉霄是1999年正式进入《南方周末》的。当1997年《南方周末》黄金时期开始的时候，李玉霄还是北京广播学院的学生，而李玉霄对《南方周末》“感兴趣”，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的。
“特别是小平逝世那期，我的印象最深。”李玉霄说。
1998年毕业，李玉霄来到南方周末实习，1999年正式成为《南方周末》记者队伍的一员。
1988年，杨海鹏大学毕业后做了一年的老师，之后还做了4年的法官，在法院研究室工作。
由于研究室还有接待记者的任务，所以杨海鹏经常与媒体接触。
“我觉得他们写得还没有我写得好，待遇还比我高，所以我就进了报社。”杨海鹏说。1993年开始，杨海鹏到《上海青年报》做了四、五年记者，之后便参与创办《申江服务导报》。一年之后，加盟南周。 “南周为青年的我带来很多欢乐，可以实现年轻人那种游侠梦，也包括我对中国形势的判断，这对以后我的生活有很大帮助。”
一个象征
提起“南周”这一时代，不得不提起的一个人就是江艺平。提起江艺平，老“南周”人总是不吝赞誉之辞。陈菊红在《离开》一文中写道：“江艺平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温和，亲切而纯净的，具有桃李不言的诱惑力。”
“江艺平非常有才华，她和丈夫用文言文探讨国学问题，其文采和思想让我们看得目瞪口呆。但是她很低调，无为而治，每一个编辑记者都可以和他当面讨论稿件得失，甚至忙的时候她可以去当编辑的校对。”余刘文回忆说。
人们惯常称江艺平时期的《南方周末》为“江艺平时代”，李玉霄立即否定说：“不应该这样说，我们一般叫她江艺平老师，提起江老师，想到的不是宏大叙事，而是她那种人格魅力，那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感染力。”
说起江艺平的亲和力，李玉霄举了几个例子，在电梯里，出电梯时，江艺平肯定主动让别人出去；在楼道里与江艺平面对面走过来，距离四、五米的时候，就会发现，她肯定有一个细微的“让”的动作。
至今一个细节让李玉霄清晰记得，在１９９８年实习的时候，李玉霄与从菜市场回来的江艺平相遇，江艺平拎着菜告诉李玉霄，《南方周末》决定吸收他进记者队伍。
另一个重要的人钱刚，时任南周副主编，现任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亦是“南周”一代人的精神支柱。
在这样的氛围里面，每个人都在自由烂漫的开放。南周人是理想主义者，也都是一些散漫的、晚上不睡觉的家伙。陈菊红在〈〈离开〉〉中写到：摄影记者方迎忠，办公桌以乱著称，基本上是一座小山。你跟他要图片，他就说，我有，但要找。你急，说看你这里这么乱，什么时候找到。他就说，乱不怕，你们千万别动，谁一动，我东西就找不着了。所以当你看到那小山不见了，那猫在小山后面的平头也不见了，叫人半天也愣不过神来。
陈菊红为了编辑内部刊物〈〈马后炮〉〉一直工作到深夜，为的是第二天的周会上大家可以人手一本。
“我的同事方三文和连清川像两个游魂一样突然在12楼晃出来，帮我把它们订好，然后我们一起去五羊新城的“一品轩”吃了粥。回来的时候，天都有了亮光。”陈菊红写到。
因为一年到头都在出差，“我一年只有一个多月在广州”，方迎忠说。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氛围很好，但是也经常争论。尤其是半年业务讨论会上，经常拍桌子，不过一下来马上就好了。
“后来有人说南方周末派系林立，我不承认，《南方周末》只有阳谋，没有阴谋。”余刘文接受采访时为自己曾经的团队正名。
之二
他们的新闻时刻
朱德付：6年追踪刘秋海事件
朱德付是《南方周末》从一张娱乐小报转型为新闻周报的第一个记者。就是这位“第一个记者”，在南周的岁月中创下了诸多当时新闻界乃至中国新闻史上的“第一”：他操作过建国以来历时最长的一桩新闻报道“刘秋海事件”（前后跨度6年），他离开南周后其他记者还接着进行了追踪，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说他是“为民请愿第一人”。四万多字的长篇特稿《寒梅苦争春》，在两个月内连续刊发完，这在当时的中国报界也是绝无仅有的；《南方日报》在国内首开新闻连载之先河，以《我不是一个坏女人》为题在25天时间内将这篇特稿与《南方周末》同步刊发。一时间，引得南方甚至全国洛阳纸贵。
谭庭浩：“人与法”成了“第二个头版”
谭庭浩初入南方日报社，适逢《南方周末》由4版扩至8版，于是，与同期入驻的新人一起被派往了南方周末，“那时的《南方周末》还是一份文化性、副刊性很浓的报纸，‘人与法’是扩版后新增加的版面，决定尝试一下自己专业外的领域，就选择了做‘人与法’的责任编辑。”
谭庭浩与陈朝华其实是轮流做编辑和记者，名字写前面的，才是当月真正的责编，另一个则在外面跑新闻，下个月二人轮换。90年代，法制报道开始在中国呈星星之火，当时《南方周末》的“人与法”，也多是“一些男盗女娼的故事”，可读性是当时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就是这个第五版的“人与法”，被做成了当时“南方周末的第二个头版”，
1995年下半年，“人与法”版出现了后来颇有影响的“西窗法雨”栏目（第一二期名为“西窗法语”），每期一文，一直到1997年4月11日才最后结笔。“文章作者‘一正’并不是我，而是当时中山大学法学系的一位年轻教授，他是学西方法律史的。”以西方的法眼看中国的现象，对那个时代的法律意识有很好的社会启蒙作用。不久，花城出版社就将“西窗法雨”结集成册。
余刘文：很多黑暗超出我的想象力
到《 南方周末》后不久，余刘文就扳倒了昆明恶霸孙小果。孙是昆明黑社会的老大。强奸轮奸案发后被捕。他的势力太大，养父母都是市、区公安局的主要领导，亲生父亲更不得了，在军界位高权重。这样的背景下，具体办案的警察很难熬。如果不是南方周末进行了报道，案子很可能办不下去。采访非常难，昆明市检察院一些负责人很抵触。最后所有内幕捅开以后，他们都锒铛入狱。原来他们帮孙小果修改了年龄，以未成年为由只判了三年，而就在判刑以后，孙依然开着军车和警车到处为非作歹。
在1998年5月南周新闻部内部刊物《马后炮》上，余刘文如此叙述他当时的险象环生：“ 我被告知，孙小果的同伙尚有七八十人漏网，不知所踪。这条消息很快在市公安刑侦支队得到证实。
我当夜没法入眠，满脑子是孙小果那帮漏网“兄弟”，他们隐匿何处？也许就在身边。昆明的同学说昆明流传着这样的说法：“白天小平管，夜晚小果管”。就这样到了12点，突然电话铃声大作，简直要命，这个电话接不接？也许对方就在楼下。我最后还是麻着胆子把话筒摘起来，甚至连台词也想好了，只要对方威胁，我就说‘你们这下真正把新闻做大了’，结果电话里传来娇滴滴的一声──‘先生，要不要服务？’”
还有一篇《生者》给人印象也很深。四川泸定县某乡的一个派出所民警赵林，在街上开枪射杀9个村民。9个人里，70岁以上的两个，50岁以上的四个，孕妇一个，青壮年只有两个。起因很简单，杨家在村里杂货店里欠了600元钱没还，双方发生争执。杂货店老板就找来赵林帮他出气，赵骑着摩托车来到正在赶集的街上，用手枪对杨家人进行点射。被射杀的9个人中，只有一个杨老太太手中握有一块沱茶，其他人空无一物，但是四川某些报纸居然报道说，当地执法环境恶劣，民警开枪是不得已。
余刘文前后去采访了两次。第二次去的时候已经有招呼不准报道了。于是没法正面报道案情，而是以报道事发后的死者余孤的方法，写出了这篇叫《生者》的报道。赵林最后还是被枪毙了。
余刘文说，我见过的黑暗确实太多。即使这样，有些事情仍然超出你的想象力。
郭国松：“买我的人头”绝对是谣传
在郭果松的职业生涯中，让他最感压力的一次采访是在山西运城遭遇的。因为报道假渗灌问题和当地政府报复《山西青年报》记者高勤荣的事件，他曾经连续5次去山西运城采访，一次被人跟踪到所住的运城大酒店，监视其行踪。另一次是高勤荣案件开庭时，郭果松被挡在法院门外，后来，当地某要害机关的人士几次打电话给郭，说是要抓他，让他赶紧离开。他说，凭什么抓我，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见郭果松坚决不肯离开，他又打了几次电话，其中一次口气很严厉地警告我：“在这里，只有想不到的事情，没有不敢做的事情！”尽管如此，我还是一直坚持到庭审结束，才与北京来的律师一同离开。后来，为推动高案的解决，郭果松又秘密去了运城一次。
郭国松说，在我的印象中，中国新闻界至少有两个知名度很高的记者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有人要出20万或者50万买他的人头。我对这种说法一向嗤之以鼻！身为记者，一切行踪都是公开的，住在普通居民区，又没有保镖，手无束鸡之力，如果真有人出此恶招，哪里用得着几十万？所以，我虽然确实有过被威胁的经历，但我从来都是一笑了之。
孙保罗：我在贵州被“斩立决”
在加入《南方周末》前，孙保罗便因“报道了贵州省的负面新闻”被当时的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后因腐败而入狱）列为“不受贵州欢迎”的人。
孙保罗说，有人说我在贵州的报道与权力对立，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实际上是夸大了。我所做的不过就是按照调查性报道的方式做了几篇报道而已。刘方仁被激怒，主要是我做的《贵州现象》、《让混混干部也下岗》，文章里把贵州基层政府机构的臃肿、低能、无为的情况暴露得很彻底。所以他们给我扣上“破坏民族地区经济建设”、“破坏贵州改革开放形象”两顶大帽子。他们给我的打击报复是摧毁性的，到周末前我是某中央级通讯机构驻贵州分社电视社的新闻部主任，被“斩立决”，扫地出门。他们甚至派人沿着我曾经采访的线路，调查我的黑材料，如果有问题就要“办进去”。
孙保罗还记得他和郭国松到长沙采访传销大本营，被一群狂热的传销人员围堵在出租车里，高喊把假记者拖出来。他们报警，可是对方让他们找当地的警方报案，而他们可以看到穿着警服的人就在包围的人当中。尽管电话已经被挂断，他们还在大声装着通话：“防暴队已经出动了？到哪里了？”
这些经历给孙保罗的感触是：记者从某种意义上讲，仍然是弱势群体。他们的天职时刻提醒他们站到另外一边去谨慎地注视着权力世界，而当他们真正象发出质疑的喉声时，却可能被失控的权力之手捏住喉咙。但青春和热血可以把这种危险的斗智看作刺激的“冲浪游戏”。一代人乐此不疲，引以为豪，造就这张报纸神话一样的孤本。
方三文：谁说城市没有贫民窟？
方三文接受采访时很低调。他说，惊险和传奇在我采访的经历中从没出现过，尽管我也很希望它们出现。至于难度，倒是始终存在的，找不到核心消息源，找到消息源他不肯说，这是最让人苦恼的。
而事实上，无论是蒲田游医、广州火车站整治等调查稿件，还是追踪民工潮、福建因学费上涨而上不起学的同胞姐弟、可可西里野牦牛武装反偷猎队的报道，方三文都为读者留下了揭露邪恶、关注弱势群体、为弱者代言的深刻印象。
就在城市市长们宣称城市没有贫民窟的时候，方三文在对北京郊外大都市边缘人群进行真实细腻的描述后，发出了“这是不是贫民窟？”的质问；就在一些“专家”为教育产业化鼓吹的时候，一篇《两份沉重的录取通知书——学费上涨的背后是什么？》引人深思。
赵世龙：我是那只跳得最高的跳蚤
现在国内的新闻界，是十个手指捂跳蚤，谁跳的高，就捂谁。赵世龙可能是跳得最高的跳蚤之一。正是这只跳蚤曾经爬上过三峡大坝亲手摸到了大坝裂缝；曾经登上洗脚城楼顶进行偷窥式采证；曾经潜入地底，趟过南丹矿难中无边的大水；曾经揭出了“长州戒毒所强卖戒毒女为娼案”的天大丑闻。
赵世龙回忆说：“为了写《三峡大坝开裂》，我爬上三峡大坝。当时的三峡公司领导班子正要换届，而三峡大坝出问题是上一届就出了。所以当时我去之前，三峡公司就已经有了一个新闻吹风会。就是说假如若干年之后，三峡公司出了事情，那也是上一届的事情。我去报道这件事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对这件事情也很重视，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在不同的场合都谈过三峡的事情，说三峡的事情不能出问题，三峡工程是关乎千秋的大事。我当时把握到了一个大的走向。所以才能报的出来，报出来没有捅什么大篓子。”
“《湖南嘉禾高考舞弊案》，那是我自导自演的。当时我想，要揭黑就要揭彻底，既然当时湖南嘉禾已经是黑透了，从教育局到考生都是一致的，我没地方检举也不可能检举。我去郴州教育局检举的话，就象到爹那里去告儿子也行不通。”
“记得当时我光着膀子在某洗脚城楼顶上拍了三天三夜，终于让这起丑闻曝光，确定203名考生作弊并被取消高考资格，嘉禾县各类教育全国统一考试考点资格被取消，包括主管教育的副县长、教育局长等19人被“双开”、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或给予行政处分。”
李玉霄：灾难记者的生命意识
由于鸡西矿难、焦作录像厅失火事件等重大伤亡事故的报道，人们谈起李玉霄总喜欢用“灾难性报道记者”来称呼。对李玉霄的工作，南方周末副主编钱刚曾说：“别人写死人人数十从政府报告里面抄的，而李玉霄是自己去数尸体数的。”
但是李玉霄认为，自己对突发性重大伤亡事件的报道是巧合，不是可以偏向这类稿子，对于曾经作过的报道，李玉霄自己的评价是：“还行，还能放得住。”
在李玉霄认为，对突发性重大伤亡事件的报道，一是要贯之以南周理念，即对生命的珍视，其次就是要对事故的原因进行推究，找出偶然中的必然。
李玉霄印象最深的是对焦作录像厅的报道。焦作的一个录像厅在放黄色录像时将卷闸门锁上了，结果由于暖气燃烧失火，７４人全部被活活烧死。
“事故发生后清理现场，一开门，呼啦啦一大堆烧焦了的人骨头向门口扑倒而来。”李玉霄回忆说：“这些人是在找出路。这种失火，人是可以跑出来的，但是因为是在放黄色录像，所以老板只有锁门，结果没有人活下来。”
李玉霄发现，死者中大部分为民工，所以他的采访就从录像厅转移到民工工地上了。他给一些民工扛行李，到工棚里陪他们聊天，了解了民工精神生活极度匮乏的一面。一些刚到城市打工的民工，由于没有住处，只有花两块钱去看录像，还可以在里面睡觉。
并且，李玉霄发现这个录像厅用的椅子时当地开人大会议退下来的旧椅子，这个录像厅老板与当地政府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方迎忠：凌晨3点是拍片子的最好时间
方迎忠在《南方周》6年，几乎没有光明正大的对着采访对象去拍，都是以偷拍为主。他说，我们常常都是被新闻封锁的对象，几乎没有用过正式记者证去采访。比如洛阳大火案，方迎忠和李玉宵联袂出手，但是各做各的，不在一起住，也不一起采访，怕的是被当地有关部门一锅端。拍完以后，不敢去冲印店去冲。
在河南采访艾滋病村，到上蔡县一个村进行调查。村里封锁得很厉害。采访了两三家，匆忙的拍了一些片子，翻拍了一个死亡名单，就听说村干部追过来了，要抢相机。方迎忠与文字记者一通猛跑上车，才脱离险境。
“朔州假酒案，我们是最早报道的。大年初一，山西一个朋友告诉了我这条线索，我拉上郭国松一块去。从太原再到朔州要过一个大山，下大雪，非常冷，零下几十度，车差点翻到山底去了。到朔州后，没有地方吃饭（春节饭馆关门），没有地方睡觉（都满了）。当天拍完就返回太原。大年初四，独家报道出来了，震撼非常强。”
6年下来，方迎忠最大的体会是：重大事件发生后，不能睡懒觉，凌晨3：00—4：00是最好的拍摄时间，因为那个时候封锁没有那么严，容易进入现场。几个空难和洛阳大火案都是这样拍到的。
之三
我们是“雅典的公民”
一份报纸的价值观是怎样形成并固守的
我们试图为整整一代的“南周”的记者们画一个群像。这批“南周”的元老们曾参与缔造了这份报纸上世纪90年代后至本世纪初的辉煌。
在一纸风行20年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群与“自由而又负责”的新闻界理念最为接近的记者群。一位在2003年离去的“南周”人说： “我们本是雅典的公民”
如果探究处于上升期的“南周”人的精神世界的深处，我们能够发现，在每一个“南周”人的心底，事实上都有着一座圣殿，它以宪政精神为基座、公理道义为立柱，并用悲天悯人的情怀俯瞰和关照着人世间发生的一切。那是他们的纪念碑，无论离去的，还是健在的。
侠客、扒粪者、揭黑记者、代言人、青天……我们不能用任何一种简单的词汇来概括他们的精神气质。
自由的灵魂
从1995开始，《南方周末》聚集了一群中国最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你看见我们的时候，我们在纸上，你看不见我们的时候，我们在路上”。郭国松为了调查列车上的不法行为居然被列车员毒打一顿；李玉霄多次深入突发事件现场，已经成了一个“灾难记者”；杨海鹏，受到温岭黑帮的数次威胁；寿蓓蓓，跑到山西采访艾滋病，被人跟踪，笔记本都被迫扔掉了，凭着记忆把稿子完成；赵世龙，寻找驼峰航线旧飞机差点命丧云南；尹鸿伟在“金三角”屡次遇险。
这样的孤胆英雄的故事在“南周”已经有了太多太多。不做歌功颂德的伪劣报道，高度警惕权力和市场——这些理念正是《南方周末》的灵魂。
南周人骨子里的理想主义，是否会造成这些南周人不肯妥协现实的冰冷逻辑？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和这张报纸可能更应当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而不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
郭国松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写到：每个人都是有理想的，理想可以被视为一种高度、境界，没有理想的人就不可能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从一个侧面，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么多人直到现在还很关心这个媒体和当初的那些记者。
职业新闻人
郭国松说他反感一种类型的记者，并且不愿意别人把自己和他们归为一类。
郭国松说：“我不是揭黑记者。我只是一个调查性报道的记者，或者说是在法律报道领域有所专长、有所思考的记者。”
另一位记者孙保罗则用“职业新闻人”来定义和当年自己并肩战斗的兄弟姐妹们：在我看来，职业新闻人至少具备这些特质：自由的灵魂、独立的智慧、职业的信仰、专业的手段、生存的技能、平和的心态。这些特点可以使他们在媒体进入产业化时代，既保持对资本运作的不排斥的专业态度，还可以坚持新闻人对社会和人类的责任。尽管总是在剧烈的冲突中。所以可以称得上职业化的新闻人，对其综合素质与能力的要求是非常严苛的。
是将自己定位为时代的单纯的记录者，还是把自己定位为时代的代言人或者是扮演救世主的角色？
赵世龙，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看法：有些记者喜欢把自己带进新闻，他们是好记者，但是我要说他们不够职业。我去采访商洛艾滋病人的时候曾经给过钱给那些家庭，但是我后来不这样干了。因为我只是一个记者，我不可能仅仅通过给钱的方式来解救所有的家庭，我的职责是，把这件事情忠实记录下来，让公众知道。我们的国家不是没有钱，这本是国家应尽的职责而不是记者的职责。
当有人问赵世龙，为什么你在当年报道〈〈湖南嘉禾高考舞弊案〉〉时，在一家洗浴城的楼顶蹲点三天三夜，将考生们作弊的事实拍摄下来，而不去及时制止和揭发这件事情？是不是为了出名？
赵世龙举了这样的例子：一些美国国家地理的记者去拍摄非洲的狮群围攻羚羊的场面，这些人其实都是带着枪的，但是他们就是那样很冷静的拍摄着狮子活活的把羚羊咬死的场面，为什么？他们后来说，我们不能破坏这样的场面，因为我们拍摄的是自然的场景，如果开枪，那么我就破坏了这样的生态链，我在湖南拍摄考场作弊案一样的道理。如果我破坏了这个多年来形成的科场生态链，那么就坏了大事了。要揭黑就要揭的彻底，既然当时湖南嘉禾已经是黑透了，从教育局到考生都是一致的，我没地方检举也不可能检举。我去郴州教育局检举的话，就象到爹那里去告儿子也行不通的。
平民精神
“《南方周末》的记者大多是小城镇出身，都是苦孩子，对普通人有深深的同情。”这是杨海鹏对‘南周’大部分记者的描述。
曾为南方周末首席财经记者的外滩画报主编陈涛也曾说，《南方周末》曾经的一批记者往往具有这样的一些特征：出生于农村或者小城镇，接受过高等教育，有过不幸的童年。
也许，正是这样的出身是成为《南方周》“为弱势者代言”立场形成的内在原因但显然，这还不能完全概括他们的共性。
余刘文说：我是江西农村人，我的出身使我对底层人有天然的亲近感，但是不幸的童年我不认可，我的童年是金色的。我们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主要还是长大以后受到的教育和熏陶。80年代是一个思想非常解放的时代，一些国外的哲学思潮和理念涌入中国，这些东西对我们这一代大学生影响很大，社会责任感的形成，对社会的批判立场和新闻创造力，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萌芽。从新闻的渊源来说，受中青报《冰点》的影响很深。我们的成就感来自于采访对象的认可与尊重，也很看重内部的评论，因为大家都是高手。
不过赵世龙认为，自己并不具有“小城镇人”的特点。他说：我出生在小城镇，但是在长沙长大，我们家还是华侨，我伯父在海外，我们家在1947年就曾经花了3000银圆在长沙买了花园洋房。我小的时候上的是长沙最好的小学。父亲被打成中国最早的右派后，我们家也没过过苦日子，伯父常常寄回来侨汇券和港币，拿着这个我们可以在友谊商店买到一般人买不到的东西。
“南周气质”的养成，应该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一些本身气质比较弱的人进入这张报纸，也可能会在气氛的熏陶下加强这样的气质。这种场的效应实在是太强了。
余刘文回忆起“江艺平时代”的南周：南方周末 的很多价值观是一脉相承的，从左方——江艺平——钱钢，都秉承“可以不说话，但是绝对不能说假话”的报训，以及“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的平民立场，我们走在中国的大地上，一定要想到那些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不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抽象的人民，而是我们的父母兄弟。周末的这种价值观非常强大，每一个人都高度认同，内部也经常有争论，但是不是观念之争，不是意气之争，只有方法论的争论。采访中见过的黑暗太多。不过见过的黑暗再多，也不能改变个人的价值观。南方周末的记者都有一种大爱在支撑自己——我们为什么愤怒，我们为什么担忧，是因为我们对人，对百姓有一种爱。正是这种爱，让我们对很多事情保持批判态度。
入世情怀
对于《南方周末》的这段辉煌，朱德付说：他和他的同伴们根本没有预想过。
他说，他们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尽自己的努力做一个真正记者，把自己置于普通百姓的视角，通过记录一个个普通人的命运，来记录时代的变迁，更多地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法治。没想到会得到那么多读者的喜爱，以至于后来有人称《南方周末》为“良心的象征”。
谭庭浩说：“《南方周末》是一张有使命感的报纸。90年代，我们并没有类似于现在‘深入成就深度’之类很明确的口号型理念，当时社会对南周的定位就是正义的代言人、一份敢说话的报纸。其实一份报纸，不是要张扬地戴着标榜正义的帽子四处行走，而是记者在进行选择的时候有一个自身关于道德的判断。无论南方周末如何转变，已经成为一种团体文化的理念，是很难改变的。”
90年代的《南方周末》，象征的是一个侠客形象，但伴随着社会发展，读者要求的提高、媒体生态环境的变化、现代理念的多元《南方周末》需要顾及的报道题材，不能再如同以前那样仅仅基于自身对道德的判断。
谭庭浩认为，任何媒体都得在框框里做事情，但空间终是在扩大的，即使偶尔的约束或者倒退，也只是暂时的。
“那时候，每到交样（样报）的时候，我也会很紧张，怕毙稿呀，被毙了就得重新找稿组版，但通过的比枪毙的多这是自然。”他同时意味深长地説，有些时候，为了报纸或者稿子的生存，必须舍弃或者退让一些东西，这是所处环境所驱，也是对“敢说话”与“会说话”的考验。
“会说话”非常传神的概括了《南方周末》记者们的“业务功底”。
郭国松说：南方周末的记者们经常要面对的，准确地说并不是所谓“社会黑暗势力”，而是一些阻碍社会进步的势力或者因素。所以认为《南方周末》和我们那一批记者都梁山好汉，是不恰当的。事实上，如果南方周末和记者们仅仅是‘社会问题狗仔队’，这个媒体以及那些振聋发聩的报道，又是如何能够引起交响乐般的共鸣呢？这些共鸣者既有草根阶层，也有知识分子、治国阶层——其中大部分属于‘先富起来’的群体。”
余刘文准确的概括了南周所赢得的读者群：真正的知识分子和受过高教育的群体是我们的中坚读者，他们认同我们对很多普适价值观的描述。
郭国松说：如果认为我们过去的报道手法“妨碍了我们在建设性方面的努力”，那么，什么样的报道是“建设性”的，什么样的报道是“破坏性”的？是不是所有暴露问题的报道都是“破坏性”的？所有表扬的报道都是“建设性”的？美国政治家詹姆斯.麦迪逊曾经说过：“如果我们注意到共和政府的性质，我们就会发现，监察的作用体现在人民对政府而非政府对人民的监督上。”撇开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们可以作出一个这样的判断——在任何一个民主与法治的国家，上述观点都具有“普适”的意义。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媒体总是盯着政府和官员，以及他们身上所发生的问题。
他进一步阐释道： 我想借用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先生的一段话来说明中国法治进程中的问题，中国的法治社会要很长时间才能实现，这是因为权利和责任分别是基督教和孔教的遗产，结果产生了个人奋斗和集体合作的强烈对照，这一矛盾是3000年历史的遗产，不会轻易被消除。这当然又是更大的问题。所以，我一直以来的做法，就是通过那些典型的个案，解读制度层面的问题，并且提出解决这种问题的对策，使得我们能在制度设计上，尽最大的可能避免悲剧的重演。
之四
理想主义者的后南周时代
有聚就有散。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因为种种原因，原《南方周末》的一批主力记者逐渐选择了离开。到2002年，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在这份报纸上已经看不到几个了。
《南方周末》依然是《南方周末》，一批新人在为它注入新的血液与活力。但是一个黄金时代的缔造者们已经谢幕。而在另外一些场合，当聚光灯亮起，他们的身影闪烁其中。他们此前的记者生涯虽然也常常直面残酷现实，但是这份报纸却能够提供给他们一个做梦的舞台，在文人和侠客的想象中超越现实快意人生。
离开了《南方周末》，在比新闻更加坚硬的现实中，他们能做些什么？
从记者到总编
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依然在做媒体。凭借在“南周”积累的才干与名气，他们获得的操作空间显然更大了。其中一些人显然已经功成名就，成为报业中举足轻重的诸侯。
朱德付1988年离开《南方周末》后，参与创办了《南方都市报》并任副主编。后来与昔日的工作伙伴、好朋友谭军波一起进京，参加创办了人民日报属下的《京华时报》，如今的《京华时报》俨然成了北京报业市场的主流力量。朱德付毫不掩饰“南周岁月”对自己现在的影响，他说，由于在广东学习和工作了多年，岭南文化那种求真务实、不尚空谈、勤勉刻苦，以及纯粹的商业精神让他受益良多；还有南方报业集团鼓励创新、崇尚正气、激赏才华的集体氛围也是在北京办报时的精神财富。
沈灏，这个看起来比较腼腆的北大才子，则已经成为著名的《南方日报》集团“21世纪报系”的发行人，笑傲江湖。
谭庭浩于2001年出任《南方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
徐列，南方人物周刊主编，将这份刊物在不长时间内操持得有声有色。
才女陈菊红,去哈佛留学,去年回到广州,接手国内著名政经杂志《南方窗》，任总编。
坚守新闻一线
２００２年７月２２日，李玉霄从《南方周末》辞职，在２１世纪经济报道工作半年，２００２年底，与余刘文、杨海鹏等合作创办《外滩画报》，半年后，李玉霄再次离开，到《东方早报》，又辗转到《了望东方周刊》，２００３年４月，在原南周上级徐列的邀请下，参与《南方人物周刊》的创办，现任南方人物周刊的主笔。上海办报的一些折腾，一度让人觉得李玉宵雄心不再。不过在南方人物周刊，李玉宵的文字再次焕发出光彩。
在那里，还有他的一个“师妹”刘天时，她擅长用西方小说的叙事方式写她的人物。
著名法制记者郭国松离开“南周”之后，曾经北上参与创办《法制早报》，然而，没过多久，便劳燕分飞。参与过该报创刊的一个记者介绍说：“从他做出来的那个试刊可以看出，报纸的定位确实很有品位，他也很内行，一幅雄心勃勃的样子，同样，大家的情绪也被他点燃起来了，没有想到，事前一点征兆也没有，他就突然打电话通知我们，说他的方案被否定了，他也不愿意妥协，于是决定离开。”
而在折腾了一番之后，郭国松又回到了南方报业集团，不过不是《南方周末》，而是《21世纪经济报道》，做高级记者。他说，我现在主要负责本报的评论专栏，一周一篇稿子，主题大多是公法领域的问题。感兴趣的时候，我也会做一点涉及法律制度变革的报道，基本不做常规性的报道。除此外，就是偶尔到一些大学做个讲座，谈谈法律或者新闻。这也符合他长期以来的追求：做一个学者型记者。
赵世龙，离开《南方周末后》到《广州日报》，继续“揭黑”，因为广州戒毒所的事情受到生命威胁，甚至不得不在网络上留下“绝笔”。不管怎样，此事为他赢得了更大的名气，也因此成为中央电视台评选的年度风云记者。2004年10月，湖北知音集团请他到武汉，组阁《新周报》。赵世龙个人认为“这是我们这一班老‘南周’人重建那样一份媒体的尝试”。《新周报》创刊初期猛料迭出。但是，仅仅持续了两个多月后赵便黯然去职。
目前赋闲在广州的赵世龙接受信报采访时介绍他的现状：“我前段时间在昆明，帮助做一份报纸，对方聘我做为主编，月薪2万五，但是我干了一段时间在那里呆不下去了。主要是我觉得没有一个很好的发挥的空间，假如仅仅为了钱，我是不会做这件事情的前两天刚刚从北京回来。也是有一家媒体刚刚诞生，请我过去。这件事情正在谈。”
著名摄影记者方迎忠,离开周末后先后在广州日报和成都商报主持摄影部,在伊战和泰国海啸等重大事件中,深入险境发回现场图片,再显南周时代的风采.目前还在成都的他透露说,他可能还会回到广州.大概他想念沿江路上的酒吧了.
坚持一种信念也是一种痛，对于杨海鹏来说，有真切体会。从《南方周末》辞职后，进入另一家媒体工作，在一次采访中被当地公安机关扣押，当他向总部求助时，老总的第一句话竟是不信任的一问：“你们是不是有把柄落在人家手里？”杨海鹏旋即辞职。
再次辞职后，杨海鹏与李玉霄等人参与创办《外滩画报》，任副主编；2004年又参与创办《新周报》，后随着《新周报》的解体而离职。
回顾多年的记者生涯，杨海鹏感慨：“现在的记者，不要再像黄继光一样拿着炸药包冲刺，而应该像狙击手一样，既打击敌人，又保护自己。”
目前，杨还未确定自己下一步的走向，但是，对于继续做记者，他似乎已经失去了热情。
转型媒体经理人的道路
孙保罗离开南周后，便迅速向媒体经理人方向转型。他出任发行人的《华夏WATCH》前后出版了十期，看过的人都对其酷似南周的新闻品格和装帧风格印象深刻。但后来因为投资商“诚成文化”涉嫌经济诈骗，失去资金支持而夭折。此后孙保罗还在〈家庭〉杂志集团做过出品人，现在也已经离职。目前在寻找新的项目，同时在中山大学教授深度报道。
因为《华夏》的定位是“职业新闻人的视野”，因此网上评论将华夏停刊事件称为“职业新闻人的溃败”。孙保罗自己认为，《华夏WATCH》的失败，可以理解为“职业新闻人努力的一个项目的失败”可能更加贴切。一次尝试，一单合作，一个项目，一次冒险的失败，不能代表职业新闻人溃败了，因为溃败更多是指理想幻灭，对现实投降，放弃自己的追求和努力，感觉是精神层面的倒塌。
“而我自己虽然对自己艰苦努力的结果付之东流而痛心不已，但我的精神并没有溃败。反而这些坎坷中的熬炼，使我和合作伙伴们走向成熟。因为我们还没有掌握更多的资源，特别是经济的资源，而依附别人的资本来发展，受到“母体”的连带影响在所难免。”
不过，这件事情让孙保罗明白了，“绝对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进同一个篮子”。
孙信心十足的表示，要办好的媒体，优质的资本是重要的基础。而媒体产业化的必然到来，随之而来的就是“职业新闻人”的春天。
2002年8月，《南方周末》头版编辑方三文正式离开。他先是在〈21世纪经济报道〉挂单，然后北上参与创办东方早报，后来又回到《南方都市报》任编委。期间的波折，是理念的冲突还是客观因素的不可抗？方三文说：“主要是合作中的一些元素发生了变化，使我对自己命运的把握感下降了。”
在《南方都市报》的方三文，主抓深度调查，“孙志刚案”等巨作问世与他有直接关联。
几个月前，方已经正式加盟网易，担任网站副总编辑。至于为什么离开纸媒去网络，方表示自己对网络的传播效果和市场前景，都非常看好。“在网易几个月的工作经历，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加强了我的信心。”
被其好友余刘文形容为对传统媒体“过度焦虑”的方三文，表示自己不会再回到纸媒体了：“在网络媒体干过的人，都不会再回去了。”
余刘文现在在南方都市报任行政总监助理。主要工作方向是报社增值的服务和产业。比如网站、图书出版和报社品牌推广活动。
余刘文告诉信报记者，他在离开《南方周末》之后也曾有一番独立创业的打算。他曾经到过重庆，与朋友合作开了一家商业咨询公司，可是完全没法适应，无法让自己成为一个商人，老是在一些事情上较真。觉得自己还是只能做媒体。
后来余刘文与几个原《南方周末》的同事一起去上海参与创办外滩画报。但这一批以做硬新闻见长的人，在上海滩的风情中总觉得格格不入，气质上难以融合。后来程益中力邀余回《南方都市报》，于是回到广州。
但是这个已经在开始转向媒体经理人的记者仍然没有忘情于自己的记者角色。他对中青报的卢跃刚、李大同这样终生不搁笔的新闻人抱以敬意。他说，中国的国情，现在很难产生象西方国家那种职业新闻人，四五十岁还在做最牛的记者。不过这种状况一定会有突破。“至少我个人，随时有可能再拿起笔来做个记者。”
谭军波于1996年10月从《南方周末》编委调至《南方都市报》任副总编辑。他痛感发行对产品的负面影响，毛遂自荐抓发行。此后他又先后北上西进，在《京华时》和《重庆商报》做发行人。他自认为做产品的人干发行，比许多不懂采编的发行人有优势。“我可以站在比较高的视点看待发行问题，并实现采编与发行的整合。当然，我觉得我骨子里依然是文人，当总编也不会差。”
谭认为，中国的媒体发展一般会走秧歌步：进两步、退一步。作为60年代出生的人，我们尝试着作职业报人或传媒经理人在传媒江湖上行走，会遇到许多挫折，吃过不少亏。所谓人在江湖飘，哪有不挨刀。但能走出这一步，足以说明中国传媒的进步。
在谭看来，国内报业不缺理念，缺执行，缺具有职业理想的操盘手。
〈南方周末》的人骨子里的理想主义导致一些梦想功败垂成的例子比比皆是。谭军波认为，作为职业新闻人首先要学会融入一个陌生的环境，陌生的团队，陌生的文化，然后才能更好发挥作用，实现理想。
在重庆一年多，谭最大的感受是重庆的码头文化。码头文化的弊端在于不认真理，只认“兄弟伙”；不认外来人，只认自己人。当然，重庆人直爽，斗争表面化，还是挺痛快的。重庆去年底至今年，是中国报业的亮点，因为这里竞争最惨烈，遗憾的是年尾步入“深圳现象”。作为个人来说，谭最大的遗憾是自己服务的纸媒还没有达到理想中的强大。
现在谭已经从重庆商报离职赴《上海证券报》任副总编，主管发行、广告和专刊，“乐在其中”。
《活着》读后感(八)：zz 李玉霄 王海 我完全是个正常人
记：这次在南宁的举止失常究竟是怎么回事？
王：(沉默)……简单地说，正常人都有发火、发泄的时候吧。发泄的原因是津成的事情。津成的事情取得重大进展以后，我的气可以发了，所以我就显得很兴奋。一兴奋就变成工作狂，恨不得把所有的事情都赶着干完，几夜没睡觉，结果身体累垮了。
那天(20日)跟门童借10块钱付出租车，门童说没有钱，我借了90分钟还是说没有钱，这个时候我就太愤怒了。
记：是在国际大酒店吗？
王：对。借了90分钟没借到钱，你这个酒店是怎么服务的？这不是骗我吗？你可以有钱不借，但也不应该说没钱。
记：当时你从深圳过来时身上就没带现金吧？
王：没带现金。出租车费都欠着呢。
记：那在国际大酒店借钱是个爆发点了？
王：是个爆发点。别人喝醉酒可以摔暖壶，我发泄一下摔了桌子，到了派出所打坏了个门，打坏了一块玻璃。只不过方式不同而已，我完全是个正常人。
记：那你当时包括后来在派出所时神志都清醒吗？
王：我的神志都是清醒的。就像两口子打架，也会打个狗血淋头，不过因为我练过武术，我练硬气功的，所以我发怒就可能和别人不同。别人发怒可能打个暖壶，我发怒可能要打烂一扇门，或者撞坏一辆汽车，但是我从来没有用暴力对付社会，也从来没跟人打过架，我是奉公守法的。前段时间津成给我造成的压力太大，我确实被冤枉了。
记：《当头棒喝》里面用了“黑吃黑”、“谍中谍”、“算计与反算计”这样的词句……
王：我们打假不计较手法，任何计谋我们都利用，关键是你要打假，而且你要把假货打下去。因为手法、计谋都只是工具，关键看你怎么用。
我们不怕坏人，不怕假货，但我们怕冤屈、怕误解，尤其怕好人对我们的误解。
记：年初另外几个民间打假人士的“割袍断义”对你的心理有没有消极影响？
王：那几个人无所谓，在我眼里他们没有资格跟我做对手，因为他们都是跟着我学的。我的竞争对手是国外的大型商务调查公司。那几个人怎么表演都是学生反老师，徒弟反老师，情有可原，每个人都有功利心嘛。
记：他们说你登在《中华质量万里行》上的那篇访谈给他们购假索赔带来被动，当时你说个人购假索赔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
王：那篇文章没有完整表达出我的意思。我原意是说我自己从来没有把个人购假索赔当作一个事业来做，我只是想达到启蒙、教育消费者的目的，让消费者知道买到假货有“退一赔一”的权利。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是成立调查集团，通过专业化的打假途径，让造假者无处遁形。
记：造假集团以后会不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王：造假者在完成原始积累以后，首先会寻求社会依附力量，寻求保护，或者搞什么部门推荐，等等。这方面，津成就是一个典型。
记：以前有没有遇到像津成这样的对手？
王：詹氏集团吧。詹氏集团的造假规模和人力资源都远远大过津成，但是最后还是被我们打败了，卫生部下文取缔性病游医。
记：你打假打到今天，也应该知道，实际情况是，造假的一方也在“升级换代”，势头更加猖獗。这是为什么？
王：这是一些中国商人缺乏商业道德的表现。作为商人，起码应对生命怀有敬畏之心，但不少中国商人没有，很多中国人也没有。
我们外部约束机制也太落后了，不能跟世界上先进国家比。我们经常跟外国商会打交道，感觉我们比人家要落后一百年。我们有些法规制度简直就是鼓励违法乱纪。比如骑车违章罚款五元，但早上班可以多拿十元。按照犯罪经济学或违法经济学的观点，这样的制度就是纵容违法犯罪。
还有司法腐败，这是事实。当然这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有时候不是法官个人的因素，而是约束机制、管理机制的因素。
记：不是法官个人原因产生的司法腐败？
王：首先缺乏一种对法官的监督机制。我去做法官，肯定也是个坏法官。因为个人是靠不住的。(南方周末 记者 李玉霄)
《活着》读后感(九)：生活和活着
有外国评论说：中国人活着太累，有太多的负担了。
我会想，真是这样的吗？再看看我们的国情，有很大一部分真的是这样的。
往好的方面想，我们活着，一定有它好的一面，中国人传统的勤劳，耐劳吃苦，爱岗敬业等好的精神品质，难道就变质了吗？
我们的人性中还有多少？
书中记录的一个个故事，都或多或少体现了中国人的很多方面，有好有不好的，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的。
但正因为这种人性的复杂性，才会解决了很多问题的同学催生了更多问题。
我们该如何解决呢？
我们不能只是把这些都推掉了说因为历史问题，因为国情是这样难以改变就变得无动于衷了，我们不能这样。
生活和活着从来都是一个大问题，解决这个大问题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即使没有结果，我们也应该尝试努力试着去解决，让这个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阿门！
《活着》读后感(十)：zz 李玉霄 活在假设中
这是我2000年采访的第五次特大恶性事故。
还记得去年初的3月，正是草长莺飞、金黄色的油菜花开满农田的好时节，江西萍乡上栗县东源乡石岭村的一个个体鞭炮厂却在11日发生大爆炸，连炸带压，35名穷苦的老乡(多数是初中以下的孩子)命丧一陈年祠堂。第二天上午，我赶到小山村时，满山谷的哭声，满山坡的新坟。
18天之后，3月29日，豫西北的焦作一录像厅又发生火灾，74人被丧尽天良的老板韩本余用铁皮卷帘门锁在里面活活烧死，烧得事后亲属辨认尸骨时只能依据钥匙链和皮带扣。这一次死者多数是在异乡出卖力气的民工。当这个社会目前还没有谁去过问他们的精神生活的时候，他们只能去这些廉价的经常要放映黄色录像的地方打发时间，没想到，这一去再也无法回转，只有撇下妻子儿女在农村的老家苦捱。
到了6月，南方雨季到了，洪水来了。先是在四川南充，嘉陵江上的一条乡镇客运船沉入江底，20多名赶场的勤苦农民一去不返。当我和本报摄影记者方迎忠踏进一个个遇难者的家门时，我们不可抑制地一次次伤心；当我们得知死亡数字被当地政府刻意隐瞒，称仅有5人时，又开始不可抑制地愤怒。
南充嘉陵江沉船刚发生不久，泸州的合江县长江段再度沉船，一样的乡镇船舶，一样的赶场老乡，一样的沉船原因，不一样的是，这一回被无情江水席卷而去的是113个生命，远远多于前一次。
当我从四川两周内连遇两次沉船后返回广州时，江门的烟花厂又发生爆炸。从此之后，接二连三的特大恶性事故(死亡人数超过10人)不时传来：矿井坍塌、厂房失火、客车翻入沟底桥下……终于到了年底，到了圣诞节，可是洛阳，与焦作相距百里的洛阳，再度起火。又有几百个生命与人世与亲人永远相隔，又有几百个家庭或许此生再也难获幸福。
这到底是怎么了？
其实，即便是对那些最不起眼的乡镇船舶，国家和交通部门也有相当详尽的法律条文和规范，而且，在我们的政府里，也都有相应的职能部门在管着这些事情。为什么还是老出事？
最关键的是涉及事故的各方人群、各个环节，好像都出了问题。以洛阳大火为例———
假设赵宇遵守相关规定，不给王成太安排焊接任务；假设王成太也能遵守相关规定，不去焊接；假设王成太等人不是弃火而逃，而是报警和通知他人；假设地下二层没锁死，着火点可以靠近；假设丹尼斯能够竭力组织救火，而非自保其命；假设东都商厦不违反消防法，商厦内部消防通道畅通无阻；假设东都歌舞厅不那么见利忘义；假设东都商厦外没有那么多的违章建筑———那么，很有可能，洛阳大火可以避免，起码，不至于死伤如此惨重。
这只是八个大火现场的环节，现场之外，还有其他总要诱发事故的因素。
不用说，它们和政府的作为有关，和政府人员的责任心有关，和官场的风气有关，和大小官员是否真正把百姓身家性命放在心上有关。
这样，透过洛阳大火，你可以从肇事者，到现场人员，到经营者，再到政府管理人员，进而推及负有相关责任的领导，看看他们都是怎么做的，看看他们都是何表现。你会发现，这每一个环节上的身份、地位、对社会的义务各不相同的人，好像都在或多或少地漠视生命，好像都在拿法令法规不当回事，好像都不在本本分分尽职尽责。
曾经，我几乎是流着泪向编辑部请求：不要再派我采访灾难事故了；如今，我几乎是流着泪向各级官员们请求：不要再给我采访灾难事故的机会了！(本报记者李玉霄)(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