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情人读后感精选10篇
《中国情人》是一本由杨燕群著作，鹭江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80元，页数：223，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杨燕群是我教过的学生。她五年前大学毕业了，一年后考回本校成为研究生，现在又已毕业。
在读本科时，她表现出了对于写作的热爱，渐至痴迷。那时她已发表过几篇散文和小说，我觉得写得挺好——因为即便和她一样对写作表现出不同程度兴趣的同学，所写大抵是初恋，而她写了她的阿婆，写了她家乡湘西一带侗乡里的一些人和事。以真情怀和情愫写他者之命运，写使我们人性变得温良的事物，是我一向对学子们强调的。那么，我当然多次鼓励她，肯定她的写作意义，并称赞过她。
这部小说是她的长篇处女作，是她在本科毕业后，工作极不稳定，承受着生存重压的情况之下写完的。我如果不是第一个读者，起码也是最早读到的人之一。
我对这部小说的初稿不太满意，给予她的看法几乎是否定的。因为在初稿中，基本内容是一名文科大学女生毕业之后漂在北京，与三个男人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我认为北京不是大学毕业生唯一的生存之地。所以，即使主人公香兰有值得我同情之处，但我的同情是大打折扣的，对香兰这一人物的评价是批判式的。而这与燕群的创作初衷是相反的，她要唤起的是读者对香兰的大的同情。
那时，这一部小说似乎已很可能出版。我写了一篇序是《中国病人》，在序中坦率地阐明了我的看法。这一部小说后来没有出版，而我的序言却收入了我自己的一部集子。
那对杨燕群是一件感伤的事——她似乎认为我的序等于对她的处女作判了死刑。她往我的信箱里投了一封长信，毫不讳言地承认她觉得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她成为研究生之后，我与自己名下的研究生见面时，每让别的同学通知她。往往，并没有通知，她也会到，如同也是我带的研究生。
我几次当着别的同学的面提到她这一部小说，并且几次问她，难道北京是大学生唯一的生存地？她承认不是的。又问，那你笔下的香兰为什么不肯回到家乡省份的城市去？难道全中国除了北京之外其他城市都一概必将埋没人才？她承认也不是那样。于是我下结论——我认为你笔下的香兰病就病在这一点。她与三个男人不清不白的关系，与其说是苦难，莫如说是一种宁愿的选择。
在燕群读研的三年中，各二级市、地级市的大学生就业形势也逐年严峻起来。情况发生了根本性逆转——从前是，从北京高校毕业的学子不屑于回去；现在是，连家乡省份的省市也回不去了。因为在那些城市，大学生找到工作的机会比北京更少，就业也是更难之事了。故我有次对她说，把你的小说改出来吧。你不是将它定名为《漂泊的女儿》吗？现在对于香兰，漂泊在北京的命运差不多是无奈的了。
我希望她能在小说中加强香兰这一人物与家乡和家族人物的关系，要表现这一人物在北京和家乡之间进退维艰的心灵和难有立足之地的处境。
现在我读这一稿，觉得她听进了我的意见，并且努力那么改了。尽管如此，我依然觉得，她写到亲人和家乡时的文字，远比她写香兰和三个男人的关系时更好。大约因为，前者是从心里流淌出的文字，而后者是为写那么一类关系而写的文字。
我现在开始认为——香兰这么一名来自偏远农村的女大学生与三个北京已婚男人的那一种真真假假、纠缠不清的关系，未必就没有表现的意义和价值。众所周知，那确乎也是北京的一种当下世相，也可以说是北京的一种病症。至于香兰这一人物，我依然觉得是一个“中国病人”。她在北京被感染上了心灵的“SARS”，不是因为她体质弱，而因为她是贫困农村的女儿，更主要的是——她没了退路。
这样的香兰，我认为，不但值得同情，而且对于观察社会病态，也体现着某种病例特征。所以我此篇序，还是要在标题中加上“中国病人”四个字。不但香兰是“中国病人”，那三个男人也是，患的是“中国颓靡时代综合症”。此症极具传染性，对精神的危害大于对身体的危害，最终使人灵魂坏死，变成行尸走肉。
香兰一再说：我只不过想有个家……寄希望于此点，也许一个家能保障她的灵魂不至于坏死，或坏死的过程慢些。所以，此序的标题中虽依然有“中国病人”四个字，却已不包含对小说的否定意味。并且，我肯定的也正是——小说呈现了香兰这样一个漂泊在北京的女大学生逐渐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病人”的病理过程，以及她的无奈、放任自流和恐惧……
一部小说有这样的一种思想性，对于初写者，我认为便有了创作的意义。
《中国情人》读后感(二)：“情人”难当
这个年代，在中国，“情人”二字背负了太多含义。有情无性？有性无情？有情有性？或许，只有真正的当事人才能分得清楚这些差别。
文中的香兰是个不折不扣的情人，她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类人的代表。出身卑微，身处都市，如何在金钱和感情匮乏双重匮乏的情境中求得生存？她尝试过完全依靠自己去奋斗，最终还是未能免俗地沦为情人。三个男人各有特点，也是这个社会男性群体的三类典型代表，有时让人讨厌，有时让人无奈，却真实地仿佛就在你眼前站着。
读过小说，你会由衷地感叹：情人难当！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是容易的呢？书中纷繁复杂的人情世相只是当前中国国情的一个小小影射，相信现实生活中的残酷并不会少于这里。
《中国情人》读后感(三)：那段青涩岁月
QQ发来消息：“我出书了，你看看吧，也算是纪念我们那段青涩岁月，《中国情人》。”看着这个熟悉的书名，以及青涩二字，眼泪涌出来，是岁月太匆匆，还是那段时间我们太过刻骨铭心？
我来北京那年，她也刚毕业，在我们彼此都刚走入社会、最艰难的时候相识。她真的很苦，那种苦到现在我都不敢再替她回首，但在那种情况下她还拿100块钱借给我。患难的真情不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减退。而我，也知道这本迟到的书，在当时承载了她的多少梦想与希望。走入社会的迷茫、名牌大学生光环下的落寂、生活的拮据与残酷……让她把所有的力量与灵感都在这本书里得到解脱与释放……
那段岁月，她闭门写书，与世隔绝，朋友的疏远、同学的嘲弄、自己未来的迷茫，以及这本唯一给她精神支柱的书的命运的杳无音讯……当然，对于我，一个意气风发要闯荡北京的穷酸小子，在当时却不曾感觉到自己的苦，当然也不会感受到别人的苦，所以也不曾为她来分担任何东西，哪怕是安慰。
后来，我们彼此要搬家，那天我上班，快下班时，她打来电话，说要搬走，想见我一面，我赶回去时，她已经走了。
再后来，她读研了。我去学校看过她一次，她精神状态更加差了，开始有点忧郁并把精神转向我不可思议的迷信和佛。
我依旧没有安慰，也没有劝阻，只是静静的听她说，陪她走在夜里的校园。她背着一个很大的包，走在校园里，尤其是经过人群时，身影显的异常孤单——那是一种与社会格格不入的气场。身上的大包，我觉得她与其是背包，更像是在把包当作一个可以踏实的抱着或彼此相贴的伴侣，来缓解她的无助和恐慌。
此时的我生活已经要比刚认识她的时候有所好转，所以也是在这时，我才能真正感受到她的孤独、她的无助、她的苦难，以及她满腹才华却挣扎的活着的状态。也是在这时心里生出些许怜悯与感伤。我拉着她，去她学校的一家餐馆吃饭，她们学校的外国学生非常多，恰恰那时，很多外国学生在那里聚会、吹弹，甚至吸着水烟，她在那里坐着心神不定，说想走，于是我们离开餐馆又在校园里走着……临走时，我给了她一个月饼，其实那个月饼不是为她买的，而是没有吃完的一个放在身上，并给了她一个坚实的拥抱……她在几年之后，还发来消息说谢谢我的月饼……
今天，那本烙印着我们青春足迹的《中国情人》终于得以出版，尽管来得比较迟，但算是对她青春的回应，我从心里为她高兴。
那段青涩的岁月，让我回忆起来感伤却无比温暖，时间与梦想不曾走远，它生长在我们心里的某个地方。
《中国情人》读后感(四)：这个年代的爱情（张强）
社会学家戈夫曼曾经提出一个很有趣的“前台后台”理论。他说，很多社会生活都可以分为前台和后台。前台是指个人扮演正式角色的社会场合——他们在进行“台上表演”。同一党派的两个有名的政客哪怕私下里彼此憎恨，但在电视摄像机前也可能会精心表演出一场团结友好的戏剧来。一对夫妇会小心翼翼地在孩子面前掩饰彼此的争吵，维持和谐的前台，只有在孩子熟睡时才会大吵特吵。后台则是人们组装道具并为更正式场合的互动做准备的地方，类似于剧院的幕后或者拍电影时的镜外活动。当人们安全地避往幕后，就能放松下来，把在前台小心克制的感情和行为风格发泄出来。
在人生这个大舞台上，我们每个人都扮演着很多社会角色，演出不同的剧目。如果说燕群的小说是她的“前台”，向读者展示她作为作家的一面，我更愿意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告诉大家燕群在“后台”的“真面目”。
认识燕群已有七八年。和她那一拨我认识的人，好多都已是过眼云烟，而她仍然让我印象深刻。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曾经有过一段师生的缘分，更因为与她谈话令人愉悦。她的悟性、她的睿智以及她对问题的独到见解常常令我惊讶，每一次她口中的“请教”都会成为我们之间一次愉快的讨论。
四年前，我曾听她提起过她正在创作中的小说。她向我叙述了自己对小说人物的认识，对人物命运的把握。那时，我隐隐担心，在这样一个欲望的旗帜张扬，道德底线崩溃，多种价值观、道德观纠缠的时代，她的小说人物、她的故事、她所表达的观点会不会过时，会不会湮灭在雨后蛙鸣般的鼓噪中。如今看完她的小说，这担心不让杞人。
这些年来，女作家们创作了大量的关于爱情、婚姻题材的作品，从早一点的张欣、张抗抗、徐小斌，到近一点的王海鸰、万芳，她们的作品展示了在纷纭变换的时代中女性群体的多重命运和选择。她们笔下的女性，有人坚持古典的爱情，有人坚守女性的尊严，有人张扬欲望、高举性解放的旗帜……几乎每一部作品的出版，以及由其改编的影视作品的热播，都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广泛关注、热论与思考。
珠玉在前，燕群的作品能否后来居上，超越那些早已成名的女性作家，对于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老舍先生曾经说过，一个作家最大的本事在于凭空创造出一个不朽的人物形象。燕群小说里的主人公，能否不朽，还有待时日检验。但说其鲜活，说其成功，绝非溢美之词。读者诸君，或许不会认同燕群小说所表达的观点，不会认同她笔下主人公香兰的选择，但一定会同意香兰是个极其成功的艺术形象。
我以为，燕群的这部小说一个最大的成功在于超越了以往的女性作家所惯用的，从两性、婚姻、情感、道德等视角展示女性命运的模式，其实质涉及到了康奈尔所说的“社会性别等级秩序”问题。对于一个统治了千百年的社会秩序，一两个女性个体的突破对群体无甚意义，一两个人的悲壮也仅是悲壮而已。所以，女主人公的命运是注定了的，是宿命。她们的情感是这样，她们的生活是这样，她们的命运依然是这样。
当年，我曾经问过曹禺先生，为什么你的周繁漪、陈白露让人又爱又恨，结局又都那么悲惨。老爷子回答说：“因为我爱她们。”但他又说：“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是罪人。”对燕群小说里的主人公，我愿作如是观。
李珣有一首《浣溪沙》：
晚出闲庭看海棠，风流学得内家妆，小钗横戴一枝芳。
镂玉梳斜云鬓腻，缕金衣透雪肌香，暗思何事立残阳。
一个美丽的仕女，独立残阳，别样的风情，独有的韵味，正契和我读燕群小说的感受。
《中国情人》读后感(五)：爱是孤独的猎手
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时常反复的思索，越是在心中灌注了永远新鲜和不断增长的赞叹和敬畏：孤独和爱。恰逢我日夜思考这一问题的时候，杨燕群师姐的书出版了，于是幸运的，我开始和她的文字有了一次交流和对话。
扉页的话值得玩味：“难道中国式情人就永远不能赋予‘情人’的美好含义；或者中国式情人就注定生在地下，活在夜晚？”作者的倾向性不言而喻，令人迫不及待的不仅是主人公“情人”的命运期待被揭晓，同时我们心中的爱情和道德标准也时刻准备着被挑战。
小说中的主人公香兰从大山走进都市，先后成为“老总”、“教授”、“高官”的情人，在经历沉浮与救赎中品尝着孤独，追求着爱情。恰到好处的比喻无疑是作者的特长，让读者在阅读中同时经历着深有感触的苍茫。其中，“孤独”这个被反复强调的意向被比喻成沙漠中的太阳，炙烤着香兰的内心，这焦躁与慌乱让女孩在城市中干涸，正像她周围芸芸众生一样，每个人都孤独着。但是，作者刚开始认为香兰并不是完全的“孤独”，纵然一个人在都市中打拼，饱受生活艰辛的摧残，但是亲人给了他坚强的力量，直到外婆和舅舅的接连离去，无依无靠的孤独让他开始疯狂地渴望亲人。如果说“爱”是香兰决定当情人与否的界限，那么“亲人”就一直是诱惑香兰跨越这一界限成为情人的重要因素。小说中三个男人不约而同地都向香兰表达过要做她的“亲人”的真诚，而结果香兰却只能成为他们的“情人”，这个在中国传统道德观中处于批判性的概念，在作者这里被赋予了同情的色彩。
此处，作者的书写是值得赞赏的。她赋予了主人公多向非单一化的人物形象，童年的记忆在她清澈的眸子里留下青翠的美好，都市的纷乱在她骄傲的身姿后唯有遍体鳞伤，她在纯洁的诗歌中追求爱情，在报复的欲海中舔舐伤口，善良、单纯、冷漠、绝情，这些相悖的因素同时展现在香兰身上，让我们对她产生了复杂的感情，这不禁让人联想起了陈忠实笔下的田小娥，批判者说她是自甘堕落的荡妇，但也无不露出对其悲惨命运的无奈；同情者将其喻为祥林嫂，但也会在哀其不幸之后，心中萦绕起一种怒其不争的愤慨；赞扬者称她为争取自由的女神，但这却也不能消除传统文化认知带来第一印象的反感。相比茅奖力作中的田小娥，这部处女作中对香兰的描写在彻底性上虽然还有待改善，但却同样把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可以用侠骨柔情来形容金庸书中，舞着玉女剑法来保护自己的小龙女，但是我们能够同样欣然接受田小娥、香兰用性武器这种方式进行反抗报复的行为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然而什么才能真正救赎生命？
正如存在主义所说：人是被抛到世界上来的，人的由来，注定了人生是一场“赎罪游戏”。从亚当夏娃偷吃禁果的原罪开始，人就开始具有了这种孤独的属性，每个人不得不遮挡起肉体乃至灵魂的羞处，这样隔膜自然而然地横亘你我之间，孤独也便成为了这苍茫大地中的一种永恒存在。香兰是孤独的，不管是内心还是现实，她都只有一个人，无论亲人离开与否，她都是孤独的，绝对的孤独。而拯救这孤独的唯有爱，在孤独的荒野中寻找回归乐园的途径，而那乐园，就是最初的爱。而这爱，是对别人的付出，更是对自己的尊重，而非香兰那种失去自我、对三个情人的依赖。
爱情不应该成为一种背叛的借口，孤独不应该成为一种脆弱的缘由。对于孤独的理解是有待商榷的，笔者认为不应从外界以是否有所依靠来做评判，而是一种沉淀在内心中与生俱来的独立属性，孤独是无罪的，相反它的充盈饱满让人在通往彼岸的路上不断呼唤爱的降临；爱也不尽然是美好的，它与性的游戏作为生命中重要密码解答出的也许是一种复杂的痛苦。然而，人生的原罪注定孤独不可以被摆脱，爱需要不断去追求的，在呼唤与理解中，磨砺与锤炼才是通往救赎和自由的道路，《中国情人》在此给了我们一种生动的解释：爱是孤独的猎手，自由是生命的追求，正如峒口小镇的流水清澈见底又连绵不绝。
《中国情人》读后感(六)：爱很短，忧郁很长（转自杨风岸）
“夜的暗潮从窗户涌了进来，在不足十平方米的房间里澎湃。”
燕群改毕《忧郁的情人》，将定稿给我读了一遍。依她创作之初的拟设，这部小说当是一帧泛写当代众生相的浮世绘卷，但这楔子的第一句，却分明只属于一个人的心灵——本来对普天之下的人们一视同仁的夜色，却单单澎湃于一个女子的斗室，同样澎湃的还有这个女子无可救药的忧郁。
“社会的阵痛”固然没有离开过这部小说，而从夜色澎湃的那一刻起，纯粹内在于人物的某种精神的追索，也与叙述的延展如影随形。诚如书中所言，没有哪个人物完全可爱或可恨，人人都是孤儿，人人都在受伤，也将伤痛转嫁他人；然而，这些似乎本来都不必发生。倘若仅仅甘于生存的庸碌，哪怕是能够安于物质的餍足，香兰都不会如此饱受痛苦和满心忧伤（对比一下王梓和香梅的人生轨迹），而本已衣食无忧的商人汤乾坤、教授李诚和官员朱卫国所受的情感磨折，似乎更迹近于无事生非，自寻烦恼。他们的苦难，诚然是社会转型时期剧烈阵痛的一部分，但同时更是一种“自苦”，因为他们面对着一切因陋就简的现实，却不能自拔地渴念某些真诚、美好而永恒的东西，渴念的狂热灼烧着他们本已有限的生命，令他们疼痛而“忧郁”，却不甚自知，更无所适从。他们不约而同地将这种精神渴念托付给了爱情，其中所有的美丽与猥琐，热望与绝望，可能与不可能，一点一滴地汇聚成了一部漫长的心灵史。
香兰是用整个身心实现自己精神渴念的理想主义者。作为一个被猝然投掷到冷酷现实中的校园诗人，她把一切美好的希望都诉诸诗歌，来作为抵抗蝇营狗苟的唯一利器。凋敝的日子一再碾压着她，她依然紧抱着她的诗稿踽踽而行，同时令她不能释手的，还有她的尊严、希望，以及一向真挚的忧郁的爱情。然而，诗对胆敢拥抱它的人来说永远是一柄锋利的双刃剑，尤其是在它假爱情之名而行的时候。像香兰这样不甘于生命的委琐庸碌，而在“醒来时悲痛地呼喊”着的人们，总让我想起诗人丁尼生笔下的少女夏洛特：夏洛特被囚禁在城堡当中，注定一生只能从一面镜子里眺望窗外的世界，却厌倦了镜中日复一日平板单调的风景，夺门而出，去追寻路过的英俊骑士兰斯洛特。她的镜子从此碎裂，她失去了从前无知的快乐，更在颠沛流离中耗尽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香兰藉以孤独漂泊的诗情，正如同夏洛特划向兰斯洛特城堡的不归之舟。她没有像夏洛特一样归于尘土，但我们看得清楚，她那诗情画意的忧郁如何在无休止的欺骗、漠视和磨折之下渐渐从她的灵魂剥离，浮上身体的表面，和俗艳的妆容一样，成为一件惹眼的装饰，与周遭纸醉金迷的世界相得益彰，下面却深藏着难以言表的悲哀。
香兰是惹人心疼的。诗人总是惹人心疼的。那种诗意的渴念，还有它转生而成的爱情，更是注定要惹人心疼的。汤乾坤不愿意承受这样的心疼，所以他在现实中如鱼得水，而只将爱情当作无聊时的点缀。自诩爱好中国古典哲学的他以“中庸”自命，以为如此游戏人生，便可以在情感上毫发无损。他对香兰的爱，起初和他自己“在天为龙在地为蛇”的书法、还有印有易经研究会头衔的名片一样，不过是附庸风雅的一部分。他占有香兰如同占有一件足以自炫的传世墨宝，面对茕茕孑立的香兰时“心痛的感觉”，则是他盛筵之后消食化积的一杯苦茶。然而，在这样的游戏中全身而退，并没有他想象得那么容易。
汤乾坤在无数次的假戏真做之后，终于发现自己其实不甘于叶公好龙的爱情，他对香兰的同情，甚至可以说真爱，要比他一向乐于承认的深挚许多。可是，香兰此时却已然不复往昔，心如死灰。像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一样，汤乾坤在真正触碰到爱情的同时，就永远地失去了它，只好退避到自己一贯的麻木不仁当中，永远地孤独下去。游戏者赖以逃避忧郁的游戏，竟成了全部忧郁的源泉，这是何等强烈而凄怆的讽刺。
李诚不愧为一个哲学教授，和香兰与汤乾坤不同，他对自己的精神需求有着清醒的认知。但他和汤乾坤一样，不愿因不顾一切地追求内心生活而给自己的物质利益带来任何风险，其自私和精明，甚至更在汤乾坤之上。汤乾坤的自我解脱之道，是满足于肤浅的附庸风雅，李诚却执念于深切的自我陶醉。他用自欺欺人的幻想充填自己全部的精神虚空，在对现实无能为力时，这幻想就成了他自我麻醉的精神鸦片。他自命清高，洋洋自得，自导自演了一场又一场爱情的暧昧和纠葛，把自己想象得风流倜傥，以弥补他内心深处的自卑和婚姻生活的失意。
李诚看到了香兰身上超凡脱俗的气质，便以知音自诩，殊不知香兰和他在精神上的追求完全貌合神离。他与香兰、香梅姐妹的情感纠纷，更自始至终都出自他的一厢情愿：香兰姐妹没有爱过他，香梅的争风吃醋仅仅是幼稚的好胜；他也没有爱过她们，他的“爱”向来都只是自作多情兼自作主张的情感施舍。李诚将偏执的自恋与真正的爱情，与对现实的超越统统混为一谈，正因如此，在他的幻想与现实之间出现裂痕，他那愚妄的自负也因而受到威胁之时，他会不惜一切代价去弥合它，甚至用极度卑劣的手段中伤香兰。最后，他难免众叛亲离，唯一陪伴他的只能是幻灭的哀思。
上演这幕长剧的几位男主角当中，唯有朱卫国能够一面坦然直面自己最真诚的内心渴念，一面咬紧牙关肩负起沉重的现实得失。他在香兰身上看到了自己青春的回忆，那是数十年的灰暗人生留给他的唯一亮色。他眷恋这回忆，试图追寻它，但和汤乾坤的故作超脱和李诚的自私沉溺不同，他时时不忘自己对他人的责任。从一开始他就清清楚楚地知道，香兰不是仅供他赏鉴和缅怀的一件纪念品，她首先是一个现实的活生生的人。所以，为了不伤害香兰，他拒绝了这个已开始自暴自弃的姑娘对他的挑逗。在和同病相怜的香兰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真挚的爱情之后，他又希望能不伤害自己的家人，不影响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职责。
朱卫国不像香兰一样懵懂，他深知这潜滋暗长的精神渴念能带来何等毁灭性的伤害。但他没有像汤乾坤和李诚那样，为了向现实妥协，而对自己的情感有丝毫的轻亵或歪曲，与之相反，他试图以血肉之躯填补精神追索与现实需求之间的鸿沟。朱卫国被两者夹缝之间的摩擦所碾压，其中的无奈和苦痛，作为支付庸俗现实中片刻诗情画意的高昂代价，渐渐成为了不可承受的重量，终于将他的生命倾轧成尘；他的诀别，却让香兰的灵魂得到了洗涤和新生。
几个人物内心的色调渗透了几乎所有的叙述，使这篇小说成为了一部斑驳的“心史”，而《忧郁的情人》这个看似浅白的名字，也由是而变得耐人寻味起来。“忧郁”从何而来，又将走向何方？“情人”除了那个众所周知的庸俗意义，是否也是“爱情中人”、“有情之人”的代名词？“情”之一字，究竟是滥情，真情，还是以爱情的面目出现，却又超越了情欲冲动的灵魂渴望？纵观全书，以上种种都无法一言以蔽，小说名字的暧昧不明，正折射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复杂与吊诡。
我们当然可以说，这一切都是在社会转型的剧变时期人们所必须直面的问题，香兰们所受的苦痛和磨折，都可以用社会本身的疾患予以解释。但是，汤乾坤等毫无生存压力的人们依然会为情感的虚空而郁郁不足，其中除却穷极无聊的精神病态，亦不乏真诚的瞬间和令人同情的侧面，可见，人们试图超越庸碌生活，超越短暂人生的精神渴念，或许不会仅仅因物质的富足，甚至社会制度的完善而化为乌有。这种渴念，不惟呈现为当下的情人们那些岌岌可危的爱恋，更可以是一种亘古不变的忧郁，它植根于具体而现实的时代，因当今的时代而成为典型，却注定要超越时代而长存于世。
由是而观，作者将这些人物各各不同的心路历程嵌入“现实主义”的社会现象描摹之中，或许别有深意存焉，也确实为整部小说增加了一重读解的空间。说得玄远一点，这也正透露了文学作品的价值所在——在那些社会理论和新闻报道所不能穷尽的人类的内心深处，却有着如此之多值得立此存照的东西，它们比我们所乐于想象的，或许要更为接近永恒。
《中国情人》读后感(七)：做情人，图什么？
我第一次接触到《中国情人》，是同事让我帮他到天涯上去跟帖，当时，真的不是很上心，对“情人”这个名词我是很抗拒的，因为在我看来，一个人无论到哪种景况，都不能让自己去做第三者。浏览是草草的，留言也是草草的，当时我只把他当成一本普通的小说。而当我今天再次静下心来去看着本书时，我觉得这本书可以算的上是一本文学读物，他让我想起张爱玲的《沉香屑》，让我想起了葛薇龙。
每一个女人，在最初的时候都是一张白纸，她们渴望被人关爱，甚至于可以为爱情付出很多，经历过爱情的甜蜜，悲伤，背叛之后，有些人会醒悟，有些人会继续去追寻，但往往醒悟的人会过上一种更好的生活，因为即便他们没有找到爱情，最起码有了物质的保证，就比如说像《中国情人》里的王梓，她的现实给了她一个三口之家，给了她事业，给了她坚固的物质保证。而像香兰这样的女子，她一直在找人爱他，到最后换来的又是什么：年近三十没有婚姻，没有钱，没有事业，还背负了满身的骂名。什么都不图，所以把什么都赔进去了，或许也可以说香兰收获了朱卫国这个足以做他父亲的情人的爱，可惜这份爱在现实生活中，香兰享受的时间太短，短到朱卫国去世了，她才发现这份爱。
都说性格决定命运，香兰这个女人是值得同情的，但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她的悲剧在于她追求的是她应该去追求的爱，因为自幼她得到的爱特别的少，但是她对错了人，她就像溺水的孩子抓住了一跟稻草就以为可以让自己脱离苦海，结果是让自己更加的万劫不复。香兰的幸运又在于，在她即将香消玉殒的时候，她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出现了，她的父亲，一个对她没有尽过父亲责任的男人出现了，香兰的生命又仿佛获得了新生。一个女人，在他的生命有几个男人充当着重要的角色，父亲，刻骨铭心的恋人，丈夫。这三个角色，往往由不同的人去充当，只要其中有一个人没有充当好自己的角色，那么女人就会从另一个角色中寻求更多的爱。父亲这个角色至关重要。有一个好的父亲，一个女人就有半生幸福。
《中国情人》还赤淋淋的反映了一个问题， 我们站在小我的角度可以去探讨一个男人花不花心，但事实上一个男人是否会出轨，包含这很多因素，而最重要的是他的物质基础。一个人的道德只能约束他要到什么年龄才会出轨，诱惑到了什么程度才会出轨。
胡乱写了几句，思路断了，人们都说，要多读书，书中能告诉你很多道理，其实我觉得人应该少读书，因为大多人读书都读的半懂非懂，换来满脑浆糊，反而让自己的日子过混沌了，我就是典型的浑沌人。
《中国情人》读后感(八)：拿什么拯救你，在现实泥淖中挣扎的“爱情”
阅读《中国情人》的过程中，我脑海里时常浮现出这样一个场景——个面带愁容的女子，支撑着她那孱弱的身躯，独倚在落地窗前，那寂寞的双眼，空荡荡地，迷惘地望着窗外，而窗外却是萧索的秋天，满地黄叶，行人匆匆，唯有树上的几枝枯枝随风摇摆。小说弥漫着的低沉而压抑的情绪，让我不时有窒息的感觉。而其对人性复杂性的展现、对性格的发展与环境变化的关系的探讨和对爱情的叩问，都发人深省。尤其是爱情与现实的关系，引发了我深深的思考。
香兰实在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她怀揣着诗人的纯真，本该活在透明的童话世界里，却不幸掉进了现实的泥淖之中。对爱情的至性追求，却变成了将她推向罪恶渊薮的凶手。她徘徊在心灵底线的两侧，苦苦挣扎，然而愈是挣扎，陷的愈深，就愈无法解脱。自古以来，人们都向往着“爱情”，每个人都说“爱情”、谈“爱情”，在心理学、文学、社会学甚至哲学中都有着对“爱情”的不同解释，但是却没有一个得到大家公认的对于“爱情”的定义。或许，“爱情”是一个形而上的概念，是一种难以琢磨的奇妙感觉，它纯洁美好，有忧伤也有甜蜜。但是爱情必须扎根在具体的人身上，而人又是生活在具体的现实当中。“现实”，像是一个巨大的容器，里面盛着由各种原料烹制的料理，爱情是其中的一料，一旦进入其中，就很难净身而出，此时人们再试图从这五味杂陈的料理中寻出原始的爱情，无疑只剩徒劳。
书中的爱情故事，让我想到这些。
香兰与梁子原本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有着最简单的爱情，但这份爱情被物质的匮乏，被残酷的生存压力击的粉身碎骨。汤乾坤对香兰的殷勤是不是爱情？香兰一直都在追问他：“你到底爱不爱我？”恐怕汤乾坤自己都不知道答案，对于他来说，香兰似乎只是一剂他众多的女人当中的最强力的清新剂。最后汤乾坤真的爱上了她，但面对现实，他不能给她婚姻，亦不会对她负责。所以，香兰失望了。而李诚对于香兰的猥琐的追求更谈不上是爱情。他不过是一个情欲被压抑太久了的、性心理严重扭曲的变态。香兰是他变态情欲的发泄口，在香兰身上，他可以寻找到刺激。他口口声声诉说着对香兰的“爱”，但实际上却只是一个虚伪的欺骗。起先香兰却还以为这是真的会爱她的男人，之后香兰便绝望了。由于香兰对于爱情执着的追求，巨大的失望竟成了毁灭她的凶手。香兰从小缺失关爱，孤独寂寞充盈她的一生，她试图通过以得到爱情的方式得到安全感，结果残酷的现实将之打击的稀碎。书中的男性谈得上对香兰有爱情的，或许是朱卫国。他真心的为香兰着想，对她尊重，爱怜。他面对香兰时的紧张、心跳、百般纠结，分手之后的恋恋不舍、欲罢不能，他的自卑，他的无奈都说明这是爱情。我想，当朱卫国叩问自己的内心，再审视自己的生活现状时一定是百转千回，愁肠百结。他的爱情，当遇到着他的婚姻、遇到他的社会地位时，亦被他放弃了，他选择了忍受种种现实的无奈。他的爱情在现实的泥淖中苦苦挣扎，最后却陷入其中，沉寂了。拿什么拯救这爱情？
后三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婚姻中找不到爱情，找不到温暖，只能在婚外寻找慰藉。跳出小说，回到当下。都说婚姻要以爱情为基础，有的又说爱情与婚姻无关，然而人们又认为爱情最好的归宿是婚姻，没有婚姻的爱情终将走向痛苦和虚无。多少相爱的人没有走进婚姻，又有多少走进婚姻的男女却没有爱情，这到底是什么样的逻辑，我也想进行彻底的追问。清高的人都说爱情与物质无关，然而又有多少活生生的例子证实了鲁迅先生在《伤逝》中写到的：“人必须生活，爱情才有所附丽。”似乎“爱情”与现实有着难以说清的联系。
抛开所有意识形态的外衣，“情人”、“lover”多么美好的字眼。然而，在中国，我们不可能拥有像萨特与波伏娃那样令人欣羡的“情人”，它附带着多少恶劣的内蕴。提到“情人”，人们会想起“小三”、“二奶”、“第三者”，想到这些与爱情无关的词语，这些让人嗤之以鼻，遭人唾弃和鄙夷的社会角色，人们会联想到“婚外恋”这种为人所不齿的越轨行为。婚姻没有了幸福感，人们就会到婚外寻找情感慰藉，哪怕这些情感可能根本就不是爱情，这些人都愿意为之铤而走险，而那些有着真正爱情的，又会陷入怎样的痛苦之中。所以，在中国，婚外恋的男女是否也值得同情和理解，抛开伦理和道德，人们是不是也应该从人性的角度去透析这个问题。爱情，值得大家追寻，而这些婚外恋的人们在追寻爱情的过程中却必定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摔的粉身碎骨，酿成悲剧。拿什么拯救这些爱情？
但是，勇敢地追寻到这些爱情后，就一定会得到幸福吗？抛开理智，追求爱情，我们恐怕付出太多，丧失一切，没有了幸福感；顾念其他，理性思考，放弃爱情，恐怕苦的又是自己，没有幸福感。尤其是在这个一夫一妻制的社会当中，有太多的夫妻同床异梦，各自小心翼翼的保护着自己的“红颜知己”，前台风平浪静，后台波涛汹涌。怎样过不压抑自己的情感又不伤害别人的生活？有多少人到中年的夫妻生活在枯燥乏味的婚姻生活当中，当遇到“情人”时，是应该勇敢的追寻自己的情感，还是应该顾全大局，一味的隐忍？谁能给出这个答案。
走出这个问题，回到文本当中，从写作的角度，我想冒昧的提出一些质疑：首先，某些情节显得有些失真。例如香兰毕业后三四年都无法在北京找到工作。一名成绩优异的名牌大学毕业生竟然沦落街头，这是不是对中国的教育太过失望了。文本中提到香兰发传单，直销化妆品，那为什么不选择做家教、做促销、服装导购，根据我本人的经验，稍微有一个小工作，虽然不能有丰厚的薪酬，但是不至于到文中叙述的那种地步。在讲述香兰悲惨境遇是有夸张的嫌疑。这会让人觉得人物发展到后来的境遇并不是走投无路的结果，而是作者将人物生拉硬拽到那种境遇的。然后，在叙述香兰与教授李诚的关系时，也有些欠妥。香兰开始本是十分嫌恶李诚的，但是却不止一次的主动找到李诚，约他吃饭，或者让他给自己当司机。这既前后矛盾，又违背了作者想要表达的对于香兰的同情的初衷，读者会隐约觉得香兰很卑贱。这种矛盾还有一些，就不一一举例了。但是对于一个年轻学子来说，这样优美的文笔、深刻的思想以及架构小说故事的能力让我十分敬佩，在此我向杨燕群师姐献上真诚的敬意。
《中国情人》读后感(九)：生活尽头 爱情已冷
杨燕群的《忧郁的情人》终于出版了，作为一个对小说从构思的细节，到每一次修改的讨论都全程参与的人，更是作为作者的朋友，我太了解这部小说对于作者的意义。燕群读研之前就已经完成了这部小说，但是当有机会出版的时候，我和她都同时意识到，它还没有准备好。于是，燕群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几乎完全颠覆了她引以为傲的第一稿。我们从小说的标题，到人物的姓名，到写法，到风格的把握都经过了漫长的交流和讨论。学校的许多教授都对这部小说提出过严肃有价值的洞见。如今这部小说要出版了，在众多看过文稿的师生各执己见的争辩还未停止的时候，燕群对于她坚持的小说艺术仍有清醒的认识和主见，我深表宽慰和欣喜。
小说在诉诸一种观念的同时，也在注入生命的感知。这种生命的感知会引发我们对于生活的反思，从而将我们引向一条不像当下的生活道路。我们姑且把它叫做梦想吧。是的，以梦想之名，我们叛离了被规训的生活。
小说就像歌手的歌唱，只是小说是在台下歌唱，而且永远不歇。小说又像是舞台的表演，不过台下依然延续这种表演。那个面具要一直带着，直到死去。
杨燕群的《忧郁的情人》就是一次歇斯底里的歌唱，一次醉生梦死的演出。写小说的状态大抵这样是最好的，不能过于冷静，因为冷静会影响情感的投射；但是，又必须在疯狂之外找到一个外部的视角。就像在某一刻，演员突然跳脱出自己的灵魂，漂浮在舞台之外观赏着自己，这样才能让灵魂的飞翔有一个安妥的降落。
这部小说就是一次疯狂的对于爱情和当下社会的追问。而作者的难得之处在于，她没有用社会分析的方式来写作，而是忠实于生命的感知，从她日常生活的深切痛苦中提炼出人物的痛苦，从对于自身灵魂的残酷袒露中观照人物的灵魂。因此，这部小说并不试图向你展示一派新颖、新奇的生活，而是冒险地游走在生活平淡单薄的底层，用独特卓绝的生命体验，开掘出人性命题下未被发现的生命空间。从这个角度来说，这部小说是相当深刻的。
这部小说诉说了这样几个问题，它们或许是当下的热点。第一，高房价压力下的大学毕业生的生存问题；第二，女大学生的出路问题；第三，爱情是什么。如果按照二三十年代阅读茅盾的作品的方式，将来的读者的确会在这部小说里窥见这个时代的“病”。然而，时代之“病”是可以用经济科学的“手术刀”去解剖的，人类之“病”则是可以放在时代背景下和跳脱时代之外获得双重关照的。阅读的时候，我的确能够明显嗅出人物在病状下的所言和所行，因此也分外能理解梁晓声老师当初把这本书的书名定为《中国病人》的初衷。
然而世世代代的文学不一直在关注着生了病的人类么？如果每个小说人物都像古希腊骄傲的太阳神那样健壮，就不会有那么多散发着幽暗与感伤的独特小说引人着迷了。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每个人都没有时间喘息，每一个生病的个体都希望自己赶快好。因为当你停下来，你就会被别人取代。因此，除了青春期的男女，谁还有闲情说自己是“忧郁”的？忧郁是一种已然失去的美好情怀，是被这个世界所遗落和嘲笑的唯美情调。当我们都嘲笑那个忧郁的主角是疯子时，其实不觉间我们已经被人物所嘲笑。
只有用醉的方式去追问，我们才敢直面真实。只有用疯的方式去寻找，我们才能被安放。我们不用去追问香兰对于小说里的那几个男人究竟是一种什么感情，她爱过谁，没爱过谁，这些都不重要。因为那个叫爱情的“严肃的东西”，连着小说里精心营造出的“忧郁”的氛围，都被香兰一手交给她和男人们的博弈中撕扯着。当眼见的都是破碎时，我们就没必要去关心它完整时的模样了。
小说可以辨识的卓然不同于许多女作家的地方是，作者笔下充满乡土魅力的古茶小镇，是湘西的山村，更是香兰魂牵梦萦的故乡。作者饱蘸深情的笔墨铺洒着对于故园的热爱，也无情地揭示了乡人连同城市一起，共同追杀着末路的香兰。人言，她不畏惧，可怕的是人言里裹挟着的各种价值观如洪沙般拷问着她对于自己的人生期待和追问。人可以逃避世人，但终究要面对自己。人可以在世人面前表演，但内心的那个声音，总是会在某个逼近疯狂边缘的时候拷问自己。
一个女大学生，她只是在走自己的路。在都市与家园之间，不是一转身就能看穿的雾霭。在爱情和恩仇之间，不是善良就可以化解所有的锋刃。作者塑造了香兰这个人物，她正期待着 “非普通读者”的拯救。作者希望你能挽救这个女人，从流言蜚语和对社会道德的不断越矩中，解救出一个用深沉的忧郁和疯狂的表演来刺痛这个世界的女人，一个揉碎了爱情来探知生命底线的、正在归途的女人。
香兰离开故乡，是为了真正的回家。而此时，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中国情人》读后感(十)：中国式情人
这本书的写的是中国式情人。看楚梦的博客对中国式情人分析得鞭辟入里，转帖于此，算是对本书的补充评价。
按《辞海》解释，情人有两层意思：一是古代意义上的，指友人和恋人。二是现代意义上的，指婚外性伴侣。我所说的情人是第二层意义上的情人。中国有情人现象吗？回答是肯定的，因为自母系氏族解体以来，偷情便成为普遍现象，无论多么严酷的国法族规都没办法制止偷情现象的发生，偷情之人当然是情人了，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以前，从来没有让“情人”公开化或者说给“情人”一个“名份”，对此种现象称谓有很多，诸如：“嫖堂客”、“养汉子”、“搞破鞋”、“寻花问柳”等等，就是不称之为“情人”。
这当然与中国的国情有关，进入现代社会以前的中国，有钱有势有地位的人想娶几房就能娶几房，差不多看上谁就能将谁娶进房里，基本上不需要偷偷摸摸的性伙伴，将蕴含美好的字眼给那些引车卖浆者显然没有必要。至于女人们，由于地位低下，情欲问题是不应该考虑的。“情人”在中国公开露脸应该是“五四”前后，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形成气候。也可以算作是“引进”的成果吧。
我之所以要郑重其事地谈“中国式情人”，是因为中国情人与西方情人有本质的区别，中国的情人关系比西方的情人关系要复杂得多或者说现实得多。这些年，中国人也把情人节当作一个不可忽视的重大节日了，特别是在大都市，情人节的热闹程度甚至超过了部分传统节日，有钱有地位的人找几个情人已经不算什么秘密了。然而，中国的情人们显然并不是很纯粹，中国的男情人们大多只记住了“欲”，而中国的女情人们却又很容易忘了“情”，给“情人”关系增添了很多附加条件。在这篇文章里我将以女“情人”为对象，来进行一些探讨。
尽管情人现象是“国粹”，但特指意义的“情人”显然是泊来品。我没有考证“情人”一词在西方出现的确切年代，也不清楚西方的情人现象从什么时候开始公开化，只知道自从罗马教皇在大约公元498年宣布2月14日是情人节以来，“情人”一词便被赋予了浪漫和美好的涵义。在西方世界，这个词语没有任何的讥讽和贬斥。
所谓“情人”，是指以感情为基础并保持性关系的男女，顾名思义“情人”首先是“情”，是发自内心的相互欣赏相互吸引包括性的吸引，性关系是情人关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绝不是全部，更不是目的。对于西方人来说，情人是他们婚姻生活的补充，是慰藉心灵、排解忧愁、分享快乐、创造幸福的需要。因此，情人关系比较纯粹和简单，除了感情之外，应该很少其他内容。著名的浪漫主义大师雨果一生有过无数情人，其中与朱丽叶特的情史长达50年之久。这位与贵族名流厮混的女模特，有点像如今的某些明星，是贵族名流的高级妓女，然而雨果的真诚感动了她，让她放弃了纸醉金迷的生活，并最终成为雨果的情人和知心朋友，还承担为雨果抄写手稿的重任。雨果的几乎每一个情人其妻子阿黛尔都知道并有交往，有些还成为好朋友甚至还被这位高贵的女人接回家里居住。当有人指责雨果私生活放荡时，这位当时已近80岁的老人自豪地说：“我只有一个遗憾，那就是不能再犯这种罪行了。”
读过《红与黑》的人都知道，主人翁于连有一个情人，她是德.雷纳尔夫人。该夫人出生贵族、气质高贵，又是市长夫人，德.雷纳尔夫人与出生卑微的于连的情人关系为上流社会所不能容忍，当因为感情纠葛及其他原因，致使于连向德.雷纳尔夫人开枪并将其打伤之后，上流社会终于抓住了置于连于死地的机会。当于连被砍头三天之后，德.雷纳尔夫人亲吻着自己的孩子去世了。我想，只要不是冷血动物，任何人看到这个情节时都不能不感动甚至流下热泪。这就是对西方情人最准确的阐释。情人是美好的字眼，情人是纯洁的关系，情人是无私的给予，情人是浪漫的情趣。这样的例子在西方社会屡见不鲜，即便因为感情不再需要分手，也是平静和美好的离开。西方的“情人”们在建立“情人”关系的时候是没有山盟海誓的，也不承诺除了感情之外的额外责任，双方都有绝对的自由，都有自己的空间，更有自己的隐私。如果说他们还有什么承诺的话，那就是不干涉对方的隐私。当然，也不是没有例外，就像中国社会也有真正意义的情人一样。
白宫前实习莱温斯基生与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之间的“拉链门”事件曾经是当时全球的热门话题。莱温斯基无疑有些动机不纯，亵渎了“情人”，但是，即便如此，她还是没有要求克林顿让自己“转正”，也没有要求留在白宫，更没有要求克林顿为自己招揽一个工程。她公开自己与克林顿曾经的情人关系为了满足虚荣心的需要，这是可以理解的，给一位英俊潇洒的美国总统当过情人，那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情啊。我之所以写上这些，是要告诉大家，西方情人与中国情人的差别。
那么，什么是中国式情人呢？在我看来，中国式情人就是男人为了性欲和猎奇而勾引女人，女人为了利益最大化而顺从男人。本文把男人搁置一边，着重谈谈女“情人”问题。
不能否认，我们的生活中有一些以感情(包括性欲)需要为出发点、以感情(包括性欲)为终结点的女“情人”，但这种人十分稀少，弥足珍贵，让我无比崇敬。
大多数女“情人”们则是把“情”当作一个过程、一种途径、一块垫脚石，她们在进入“情人”角色的时候，全都是一副温柔敦厚、柔情似水模样，除了“一生一世”“海枯石烂”之类的陈词烂调之外，再就是赌咒发誓：不涉内政、不求“转正”、不贪物利、不进入“地上”，字字浓情蜜意，感人肺腑，殊不知她们早就制定了利益最大化的步骤，有点能耐、有点学识的准备开公司、揽工程、从地下转入地上，最终夺取“政权”。能耐小书又读得不多的，则计划着当情人的财政部长、将情人口袋里、账户上的钱攥到自己手里，掌握其秘密最好是受贿证据，然后摊牌。也有开始时确实是出乎于情，可有了一段时间的“付出”之后，便不甘心起来，尤其是尝到富贵生活的乐趣之后，特别害怕回到贫贱的轨道，而保持目前这种生活乐趣的唯一办法就是成为名正言顺的女主人。
于是，我们便看到了许多把男贪官“情人”送进监狱的“壮举”，也不乏将女“情人”送进地狱的案例。前不久就有一位山东女“情人”到当地电视台曝光当水务局长的情夫的贪腐行为，让其丢掉了乌纱帽。起因就是因为情人既不让她“转正”又不支持她继续揽工程。这种例子实在太多了，有些女“情人”们一直在鼓舞、要求、胁迫情夫犯罪，可当东窗事发，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时候却把自己洗涮得干干净净，然后“脱胎换骨”。许多人聪明一时，却最终栽在女人手上。我不是为那些贪官污吏鸣屈，他们贪得无厌理应受到惩罚，我是从“情人”的角度去谈这个问题。从这个角度去看女“情人”，她们实在是卑鄙无耻。她们将性当作了一个工具，而“情”纯粹是一个诱饵。也难怪在中国“情人”一词总是带着阴暗的不那么阳光的味道。
我常常想，为什么中国的女“情人”就不能出乎于情止乎于情呢？这个问题曾经困扰我很多年，后来才终于找出点原由来。我以为，之所以会出现“中国式‘女情人’”现象，责任并不完全在这些女“情人”，是中国的男权文化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几千里来，中国的绝大多数女人们都是被压迫被奴役的对象，男权文化人为地导致了男人与女人的对立，女人们服服贴贴的表象下隐藏着无比巨大的伤痛和仇恨，武则天的淫乱和残忍，并不仅仅是生理需求和权力欲的驱使，更多的恐怕是向男权世界的复仇。
千百年来，中国的女性形象不外乎三种：一是潘金莲型，二是杜十娘型，三是林黛玉型。她们荒淫无度也好，单纯痴情也好，冰清玉洁也好，最终都逃不掉不了被侮辱被抛弃被出卖的命运，而之所以命运如此，是因为男人们的薄情寡义和不负责任，男人们没有给她们一个名份或者说男人们移情别恋了，于是便有了女人的悲剧。这就是女人们对中国女性的解读。而女性的这种解读又是在男人们的帮助下完成的，看看由男人们完成的中国文学，其女人们出轨是因为男人的勾引，男人的堕落是因为女人的美貌，而女人的不幸又都是男人的不从一而终。男人是导致女人悲剧的祸根。严格地讲，每一个中国女人的心里都埋藏着仇恨男人的种子，一遇适当气候，仇恨的种子就会发芽。
我常常和朋友们开玩笑说，妇女解放喊了几十年，其实真正的解放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带来了较为宽松的环境，人口的自由流动给了女人们更多的机会，而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需求的不断增多，为女人尤其是年轻漂亮的女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千百年来受压迫被奴役的中国女人们终于盼来了翻身解放的一天。她们没有理由不抓住这一盼了几千年才盼来的机会，去获取最大的利益。相对于男人来说，女人最大的优势就是身体，女人们要想以身体获取需要的利益，没有男人的互动是永远也无法达到目的的，好在没有几个男人可以拒绝女人身体的诱惑。因此，中国的“情人”便诞生了。尽管给女人做情人的这个男人与自己前世无怨今生无仇，但因为血液里流淌着仇恨的种子，女人是不可能信任男人的，她们认为男人们都是不可靠的。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就是很多女“情人”很快就撕下温柔敦厚的面具步步紧逼的动因。说到底还是与中国女人缺少自我意识，仍然依附于男人有着必然联系。在某些中国女人的心里，所谓翻身解放就是向男人索取，而中国男人们又不那么容易慷慨大方或者说痛痛快快，于是新时代的情感悲剧便一幕接一幕无休无止地上演了。也不是所有情感悲剧的女主角都是因为利益准确地说是物资利益而拉开悲剧帷幕的，其中有一部分人是为了“情”，她们不能容忍自己的“情人”把情感给予他人，哪怕是他的妻子。
换句话说，中国的女人是没有多少真正愿意做“情人”的，做“情人”不过是权宜之计，完全占有永远占有才是她们的目标。长期以来我们都以为中国女人贤慧温柔、通情达理，贤慧温柔和通情达理的女人肯定有，但更多是不得已而为之，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一旦有机会有条件她们就会露出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面目来。所以说，中国式“情人”是很可怕的，柔情似水的背后说不定蕴蓄着血风腥雨。当然，男人们也没有几个真诚地对待过“情人”，真正地尊重过“情人”，真心地疼爱过“情人”。从这个层面上讲，男人们被算计是咎由自取。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如果男人们真诚了、真正了真心了，说不定遭受的灾难会更加深重。
其实，情人应该是一个美好而动听的字眼，就像雨果与朱丽叶特，萨特与波伏娃，于连与德.雷纳尔夫人。“情人”不是牛鬼蛇神，不是洪水猛兽，不是黑暗里的罪恶。“情人”不必承载那么多负重，“情人”甚至不关乎道德、责任，“情人”就是两个情投意合的人在一起做他们愿意做的事情，仅此而已。正因为如此，当两百多年前“情场老手”雨果下葬时，巴黎城才会万人空巷，两百多万民众自发为他送行。
转载自凤凰网-楚梦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