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叔的故事》读后感10篇
《叔叔的故事》是一本由王安忆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简裝本图书，本书定价：9.00元，页数：111，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叔叔的故事》读后感(一)：王安忆
知道她是个上海女作家，知道她写过一本《剑桥的星空》，对其信神信鬼颇不以为然。看了她的散文选，很不错。这次在书架上偶然看到这本书，被她的名字和奇怪的书名给吸引住了。
书已开始就是一段坦白，很有趣。哪里有小说家一开始就把所有trick都讲给读者看？就好比导演让观众看幕后，魔术师把自己的魔术揭秘。但也许恰恰是这样，小说才变得不是那么不可信：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是是一个真实的人来虚构一基于另一个真实的人的故事。其实小说就是有很多夹杂私货的东西，像是调料，不放不好吃，但又不能全是它们。
最喜欢哪一段？贤惠的妻子把他当作一个大宝宝，喂饱了，把书桌给他清理出来，说“看书吧“。
读小说读多了，觉得人怎么都有病啊？还是说，有病都是正常的，真实的。礼是做出来的。
真的像她说的那样么？老一辈人总是要信仰一些什么，从信仰马列，到信仰虚无，都太认真。现代人，反正存在都有意义，反正什么都无意义，都可以，都自然，都简单，都不做作。这是懒，小聪明，还是如何？很喜欢她对比这两种想法的做法。
结语也很不错。现实的生活，和虚拟的小说，哪个更真实？小说家叔叔是不是现实中的懦夫？小说好玩的地方在于，你可以跟着人物走，设身处地看看自己会做出什么样的抉择。也许小说的人物绝不会做出你这种选择来，也许小说中的人物更胆小。
不知道，看多了这些“有毒的”东西，是好还是不好？
《叔叔的故事》读后感(二)：虚构与真实
王安忆的早期作品多描写都市女性的成长，关注女性的心理世界，所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往往是十分细腻,深入人心的，作者会花费很多篇幅却仅仅是为了描写主角的某种生活习惯。而《叔叔的故事》写于1990年，属于反思文学，我之所以关注这本书是因为这本短篇小说的与众不同，此书旨在反思文革所带给人的精神折磨和人性摧残，所以创造了叔叔这么一个无名无姓，只有一个称呼的人。在我读过的王安忆的小说中，叔叔这个形象是最不具体，最不鲜明也最虚幻，读者从头至尾都很难把握叔叔这么一个主角形象，难以捉摸叔叔的性格，但就是这么虚幻，不着边际的艺术形象倒是能套用在经历过文革折磨的现实存在的很多人当中，这让这个形象倒是变得真切实际了。
叔叔，作者是这么介绍他的:
“他与我并无血缘关系，甚至连朋友都谈不上，所以称之为父兄，因为他是属于我父兄那一辈的人。像他这类人，年长的可做我们的父亲，年幼的所以称之为父兄，因为他是属可做我们的兄长，为了叙述的方便，我就称他为叔叔。”
所以叔叔的故事不仅是一个人的故事，也是一代人的故事。作者想要讲述的也不是一个具体的人的心理变化，而是一代人的心理状态，这样一个虚幻的形象在读者心中也就有了可塑性，他，可能是作者本身，因为作者说过“我要保护我个人的故事，所以我就决定讲他的故事，可能是那个时代某个有着相似经历的人，事实上，有很多读者认为叔叔的形象是影射某位名作家，也可能就是隐匿每个读者心中的黑暗面，可谁知道呢，连叔叔自己都分不清小说和现实。
叔叔，曾经是个质朴的文学青年，因为他的处女作就被划为右派。从此他就自觉低人一等，性格压抑，自我践踏，向周遭的所有人都封闭了他的内心。虽然他摘帽后曾有短暂的较为平静婚姻生活，却因为和学生有了不正当的一晚而再一次被当地人谩骂，殴打，鄙视。这一次相反，他变得胡作非为，飞扬跋扈，甚至抛弃了对他有恩有义的妻子，也开始了他给自己定义的新生活，他让大姐做他的白玫瑰，让小米做他的红玫瑰，在这个他为自己编造的小说世界覆灭后，又和作家，翻译，台湾的，德国的女孩们玩着情爱游戏，叔叔一般能赢，但也会输。但当他的亲身儿子找到他的时候，他却彻底输了。
作者在此书开头就点名:
“我终于要来讲一个故事了。这是一个人家的故事……这是一个拼凑的故事，有许多空白的地方需要想象和推理……我所掌握的讲故事的材料不多且还真伪难辨。”“这是一个充满主观色彩的故事，一反我以往客观写实的特长”“这是一个充满议论的故事，一反我注重细节的倾向”
作者如此不明快的态度让读者在一开始就对叔叔的故事产生了狐疑。甚至于故事中出现的每个角色，作者都要解释一下这个角色的真实性，是叔叔的自述，还是来自于传闻，甚至于作者好不容易承认她自己创造了一个角色，都要絮絮叨叨地解释一下创造这个角色的理由，比如后来让叔叔感到失败的德国女孩。又或者是对自己所讲之事又半信半疑，揣测大半个篇幅又不得解，一反作者原先一口气能读到底的创作风格。一如作者在开头的说明解释，这个故事，他不胜任,然而，这样的一种不胜任却是因为担负了太多的真实，作者跳出了虚构小说的圈子，以第三者的身份采纳路人，当事人，叔叔的叙述，虚构中包含真实，真实中夹杂虚构，这样的一种客观真实却是一般小说作者难以企及的，这样的一种写法也恰恰印证了作者的写作目的，如实反映在文革折磨下的一个曲折的灵魂。
其实在作者这样的一种真真假假的写作风格中，叔叔的形象已经在作者的坦诚中创造，也逐渐在读者心目中成形。叔叔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叔叔几乎所有外在表现都是虚假的，文章中，作者让叔叔的文学作品和叔叔同步发展， 叔叔的内心世界只有从他写作风格的转变中才能窥探，叔叔已经将真实和虚拟混为一谈，他的现实世界已经被文革抹杀，他也在他自己的作品中死亡，他借助现实的肉体在小说中活着，他不愿意承担一点现实世界的责任，这才导致他们父子自相残杀，叔叔最真实的一面作者将之留给大姐，也留在了读者的思考中，读者心目中的那个叔叔才是最最真实的叔叔。
而这样的一个叔叔，读完后，你看到了么？
《叔叔的故事》读后感(三)：标题党檄文：张贤亮被女人杀死真相
标题党檄文：张贤亮被女人杀死真相
张贤亮去世，对他的盖棺认定谈不上有什么意义，因为他毕竟是以一个以文人身份立世的人，他的文字在那里，按他自己的自负的话讲：文学史回避不了他。
但文学史也会感到奇怪，他为什么在早期的喷薄而出、一泻千里之后中断了他的汪洋肆恣的自塑式英雄主义抒写呢？1990年代以后，他的作品空前减少，而且他再也不见了在《绿化树》里雄心勃勃、振振有词地企图对《资本论》进行文学阐述的狂妄誓言呢？
不知大家有没有在意，在《绿化树》的前记里，张贤亮明白地说：他要写一部《唯物论者的启示录》，它不是一部，而是九部系列中篇。实际上，这九部系列中，后来紧跟着只写出了一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发表时间为1985年。
1989年发表了他自认为最为满意的《习惯死亡》。这部小说里的文风与观点，已经迥异于《绿化树》中的傲然屹立的正统立场了。想一想《绿化树》结尾，我们看到的几乎是一篇登高一呼的革命文化的壮美呼叫。
可以说从1990年后，张贤亮再也没有在他的作品中显示出他的登高举臂的英雄主义情结。
另外一个重要的张贤亮之谜，就是他的绯闻是不是真的？如何看待他的绯闻？如何看待他一头扎在女人堆里如鱼得水、乐此不疲的炫耀与卖弄？
这些东西，属于八卦的成份，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在文学史里自然不会占据一席之地，但是当这个绯闻的中心人物是一个创造形象与思想价值的人，那么，这种绯闻也注定难以逃出我们应该关注的视域，必然地要进入我们解读的视野。
如果我们做不到一点的话，那么就无法进行下去我们的文学认识。
因为张贤亮用他煞有介事的笔触写了他的真，他的情，写出了他对人性的呼吁与心仪，但他的所有的私下的传闻，却恰恰是他笔下那些加以解剖的人性的污点荟萃，这种种矛盾，如果不加以解释、解开与解透，那么文学的天生的揭示人性本质的职能，该如何面对这种连制作者的人性真谛都扑朔迷离的种种怪象呢？
一个人为什么能够用他的思想打造出一个感染人的世界，去锻造那些崇高的精神幻觉，但为什么却能够在绯闻中被塑造成一个的人尽可玩、荒淫无耻的卑鄙者呢？
如果不解决这样的问题，写作的人就无法生存下去，无法找到写下去的自信心。
这种困惑可能困惑着所有的写作的人，特别是九十年代那个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群体，肯定要努力去解释着张贤亮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货色。
如果不能解开这一切，九十年代之后的文学，就无法走下去。
今天的文学能够走出张贤亮统帅的那一段，或者说，不以为然张贤亮的时代，不能不说与九十年代的对张贤亮的这场反思有关。
谁灭了张贤亮？让他在文坛上缄口？
我想，在这场反思中，王安忆是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人物。
在她的写于1990年的小说《叔叔的故事》中，她谈到了她为什么要写出这样一部小说的原因：“假如不将这个故事讲完，我就没法讲其他的故事。”
她的意思很明白，如果不对张贤亮之流进行反思，那么，她就无法进行她接下来的文学创作。
接下来，她继续写道：“而且，我还很惊异，在这个故事之前，我居然已经讲过许多的故事，那许多的故事如放在以后来讲，将是另一番面目了。”
从这一段话中，可以想象，对张贤亮的反思，对她是多么的重要，王安忆感到了张贤亮这样的人物，彻底颠覆了她过去对文学的看法，如果她早一点解剖了张贤亮的话，意味着她会对她过去直面的思维，加进许多修正于重新认识张贤亮之后的深度思考。
王安忆看上去是柔软的，她从儿童文学与少女文学起步，她的起点的笔触是纯净的，她家教的底线，是限制她一直进入到世俗的空间，这曾经是她的优势，但也制约了她的文学深度。但不管怎么说，她的价值底线，无法使她超脱于她起步时被规定了的价值理念。她后来写过性，但她的笔下的性，是一种超越占有为目的的男性情欲视角的。
她的正统的教育及女性的立场，使她在面对张贤亮的文学旋风的时候，展现了男性才有的担当与坚强。
她必须解开，为什么张贤亮笔下的性爱能够产生那么大的磁场？是谁错了？为什么张贤亮小说里的性爱，要套上那么一种国家意志的招牌？为什么男人的玩弄女人还要被戴上崇高的高帽？
为什么这样的男人在生活中能够把女人视同泄欲的工具而无所顾忌？
为什么这样的男人还沾沾自喜于自己与女人的乱交式的逢场作戏？
这样的男人是王安忆不能够理解的。她笔下的男人，至少对女人是尊重的，她按照她对上海男人的理解，总是把她笔下的男人定调成一种温文尔雅、时而落泪、温情脉脉的一种，在《长恨歌》中，我们可以看到，出现在王琦瑶身边的男人，都可以说是王琦瑶“色授魂与”在先。即使在解放前，程先生与李主任在努力进攻王琦瑶的时候，也不是现在所看到的那个时代的影视中“霸王硬上弓”的一种情形，而是用男人的深情去开启王琦瑶心扉，这是王安忆认识的男人，但为什么到了张贤亮那里，男人竟然如此酒肉穿肠过的无所敬畏地玩弄女人呢？为什么男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她必须解开这个谜，因为张贤亮是她的同行，为什么同行可以秉承着与她相似的文学职业，但却在私生活方面能够与他的写作准则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呢？
而现在看来，王安忆在《叔叔的故事》中重点回答了这个问题。她解释了这一切，她也认识了文学的真谛，而这种真谛，也剥夺了张贤亮九十年代之前身上的那种虚幻的英雄主义光束，从此，王安忆可以继续前进，按照着她更洞察的文学本质，去展开她的基调不笔的文本写作，而张贤亮在撕下了身上的花环之后，坠落泥土，只得“习惯死亡”了。
在《叔叔的故事》的结尾，王安忆写道；“叔叔的故事的结尾是：叔叔再不会快乐了。”这预言了张贤亮的谎言在被揭穿之后，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横行霸道了。
接下来一句：“我讲完了叔叔的故事后，再不会讲快乐的故事了。”这显示出王安忆不会再用她的笔去写过去的那种单纯的美好的故事了，人生太复杂，很多人都是人格分裂的，而她也借此看到了自己可能存在的等同于写作同行的那种人生的悖反与违逆。
有了这样的看法，王安忆后来在《长恨歌》里，才多次在小说中突出了“二元论”的主题，在这本小说里，可以说王安忆发现最大的发现，就是矛盾对立的两个方向，却奇迹地融汇在一起，这使得王安忆在日后的写作中，她的精神变得更加心平气和，在看到事物的一面的时候，她会认可另一面。如“面子与芯子”、“退与进”、“热闹与宁静”都在这个小说里并列地呈现出来，并成为王安忆的引为重要的发现而三番五次地抛售出来。
这可以看成是她在批驳张贤亮之后自己获得的哲学的启迪。只有这种容忍，才能使她看到她所信奉的文学，竟然能够成为她反对的立场的地盘。
《叔叔的故事》里有三个主要段落，王安忆分别作出了她的诘问与解读。而这每一个段落，都可以在张贤亮的文字里找到源头：
第一个，苦难中的英雄神话。张贤亮一直把自己锻造成一个苦难中的英雄神话创造者与承担者。
这也是王安忆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她的困惑是显然的，为什么张贤亮这样的一个已经四十多岁的老男人，会有那么多的女人趋之若鹜，投怀送抱？
这里还包括同样是以女性思维方式闯进文坛的铁凝。
有各种迹象表明，铁凝曾经与张贤亮有过一段恋情，这导致了铁凝五十多岁才结婚。
在白烨写的有关张贤亮的回忆录中，他提到过一件事，说是白看到张贤亮，向张开玩笑说，铁凝把张贤亮写进了小说《大浴女》。
当时张贤亮的反应是大惊失色，急忙找铁凝的这部小说。这也可以看成是张贤亮的确曾经与铁凝有过非同一般的关系，不然铁凝不会将张贤亮作为他小说里的一个形象。
可以说，铁凝与王安忆是中国南北文坛中最负有影响的两位女性，但是它们都不约而同地把张贤亮作为他们的描写对象，这正应验了张贤亮所说的“中国文学史绕不开他”的底气的真实性。
王安忆的困惑原因就在这里。那么多懵懂无知的文艺女青年被张贤亮们迷惑尚可理解，但像铁凝这样，一直用文学进行冷峻思考的属于智商比较高的女人，怎么在张贤亮面前也没有超然地逃脱掉伤害呢？
从情理上的确是这样。对于男人来说，女人不过是他的过眼烟云，过江之卿，他不会在女人身上损失什么，但女人就不同了。女人会被耽误她的青春，失去她作为女人的最为本份的使命的完成机缘。
常常听到生有孩子的女作家在那里唯恐天下人不知地炫耀：孩子是她们的最完美的作品。此话一出，对于那些没有孩子的作家，该是如何的刺激与打击？
而女人很可能就因为男人的这一段恋情，而耽搁她们晋级为母亲的使命与责任。这是女人最大的不完善之处，也是女性作家的最大的人生缺陷。
铁凝正式结婚的时候，已经五十岁。这时，她已经错过了人生可能成为一个母亲的最佳阶段。
因此，从“诗经”中就有了定论：女人误，一生误，男人迷，一时迷（大意）。
所以说，王安忆必须解开张贤亮是凭着什么样的资本把五花八门的女人搞得七荤八素的？
在《叔叔的故事》中，王安忆的发现很简单，就是小说里叔叔虚构了他在苦难中的英雄传奇。
为什么苦难能够吸引人？
其实并不是苦难有什么价值。那些黑煤窑里的苦难的矿工，从没有听说有什么小姐、白领去看中他们。真正为苦难罩上光圈的，是张贤亮们用文字打造在这种苦难上的英雄主义光环，在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中，张贤亮空口说白话地把放牧、暴风雨、睡于马槽等等生活中最极致的不堪，描写得像圣殿一样具有程式化、献祭化、神圣化，马的鼻孔里的气息、顶风雨的打击以及遍地泥泞，都像油画一般被供奉在那里，这些用文字打造出来的圣光，把苦难真正的危害给有效遮蔽了，烘托出的是一个像耶酥、像普罗米修斯、像屈原那般“上下而求索”的金刚不坏身，凝聚在这个不坏身上的创伤与血腥，都成为衬托他的英雄伟岸的风度与油彩。这种艺术的虚构的形象，又借助于影视作品，借助于帅哥靓女展现在胶片上，于是，一个苦难中的英雄诞生了。
王安忆在小说里把这种情境归纳为：“个个女孩都爱戴受过苦累的男人，就像喜欢在传奇中扮演女主角。”——这里点出了女性对这个男人的加盟，其实是想让自己参与到一个形象里去扮演一个角色，女人喜欢戏剧，正因此故，而女文青向来是做着形象的梦，而这种梦，从她们自小到大的时候就开始了，她们一直接受着英雄的梦，眼前的这个受过苦累的英雄屹立不倒，预示着他的坚强的内质，他的金刚不倒身，就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传人再世、舍利子克隆，肉身复活。她眼前的由这个男人自我塑造再加上女孩固着在脑子里的旧有想象发生了碰撞，结合起来，合金般地锻造了一个盖世当代英雄，而这个英雄与过去的“永不消逝的电波”、与“红岩”等等历经苦难炼狱的英雄如出一辙。这是八十年代文坛塑造出来的幻觉。
从这个意义上讲，张贤亮功不可没。也许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他发现了这样的苦难的英雄定位，是他把那种一地鸡毛的最平庸的发配生活，撷取出了与革命英雄主义一样的价值内涵，并大胆地把它们诉之于形象。如果没有第一个人喊出那些蒙难者也是英雄的话，也许错过那个机会，就不会有人这样奉之圭臬了。张贤亮的智慧之处，是把一个打入泥潭的下三滥包装成一个英雄。九十年代后，这样的英雄很快被弃置到文学的历史车轮之下。所以，张贤亮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节点，恰到好处地找到了一种理由，发掘出了这种英雄主义包裹着的一种英雄图影。张贤亮得到的好处是，这种英雄主义重新贯通了他的过去的不堪回首的发配生活，让他的陷入泥泞的“土牢”时代镶上了“碎玻璃”（见《灵与肉》）一样的亮闪闪的金边。
这种苦难，让张贤亮这个炮制者也跟着被放大了，成为过去的那个时代最伟岸的代表。就像变形金刚一样，张贤亮一下子横空高大起来，令人仰视着才能看清。
然而，王安忆颠覆了张贤亮的这种英雄主义夸张造像。
在《叔叔的故事》中，我们看到，叔叔为了渲染苦难的典型意义，把他的发配说成是“发配到青海”，立刻，我们会出现一幅“风吹草低见牛羊”、“大漠孤烟直”的苍凉图景。在此背景下，我们立刻浮现出一个古道沧桑、但是筋肉暴绽的英雄雕塑，王安忆在小说里揭示出的却是，叔叔根本没有到那样的天荒地老的极地，而只是在安徽的一个农村，叔叔在村里遭受的苦难，也不是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他有知识，受到村民的厚待，还能拿到工资，与村里人的生活相比，衣食无忧。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人夸大险恶的程度是有着历久弥新的传统的。自古以来，中国文学就善于夸大，而不善于精致。诸葛亮高度惊人，孔子也拥有一个姚明一样的身高，史前的帝王都是几百岁的寿星，直到我们的二十四史乃至相关的诸多历史，都是用一种夸大的方式写出来的，像“血流飘杵”、“抽鞭断流”、“怒发冲冠”都给人的是一种比划一下了的大概，根本复原不了那种原汁原味的图景，但这些却是中国历史上常态化的描述性语言。所以西方一直不把中国的历史看成是历史。“燕山雪花大如席”、“黄河之水天上来”这样的诗歌，也被认为是中国人的豪放的象征，但实际上，这种诗歌本质上也是以气度意的比划，根本不能反映出实质。中国画也令我们看不到任何对现实的对应的描慕，而完全是一种印象山水。我们的传统，就是从不把如实的写法看着是正宗与正统，直到今天，我们也会看到这样的心迹俯拾皆是。比如，在之前西藏还很难有更多的游客去光顾的时候，那些先知先觉的旅行者，总是夸大西藏的高山反应，但后来当西藏游飞入寻常百姓旅游单的时候，发现西藏所遭遇到的气压压力，远非那些先行者所渲染的那般严重。从这个角度来看，王安忆把苦难的英雄打回了原形，小说里的叔叔根本没有像他自己笔下写的那般吃过千辛万苦，他也没有经历过什么与天人合一的壮阔景象。而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张贤亮们在笔下描写的天荒地旷接触到的浪漫爱情，在《叔叔的故事》里，却是以一种丑陋的卑屈的方式展现的。在小说里，王安忆根本没有兴趣去表现这种“在水一方”巧遇佳人的浪漫神迹，而直接进入到了叔叔在平淡无味地与当地的一个女学生结婚之后遭遇到的一次“捉奸闹剧”。王安忆在小说里给叔叔留下了一个面子，对捉奸的来龙去脉作出了模糊化的处理，但是，勿庸改变的事实是，“叔叔”与村里的“一个女孩”在空无一人的小学校里被人捉住了。对这样的事情，有多种解读方式，但是，小说里我们看到最出彩的是叔叔的老婆反戈一击，破口大骂那个“女学生”勾引了“叔叔”，一举两得地赢得主动权，既抓住了沾腥惹草的丈夫的把柄，又暂时甩掉了有可能贴附在丈夫身上进而影响到她的家庭的女人的纠缠，这是一种绝对聪明的对付小三的技巧。自此之后，叔叔再也无法在老婆面前抬起来头来，他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道德上都被钉在耻辱柱上。这构成了他在那个他虚构的英雄主义的年代的真正的屈辱的历史，所以，后来叔叔来到省里，他一直想遮掩他的这段历史，不想把这段历史的任何痕迹抛售给别人看，然而，他在乡下的儿子进城了。这让他再次闪回他的过去的屈辱的记忆，这时小说就进入到日本电影《人证》中的一个悖论中去，影片里的八杉恭子因为当年与美国黑人同居，生下混血儿子，而不得不多少年后杀了这个寻母上门的儿子。在《叔叔的故事》里，我们看到在叔叔功成名遂的时候，当这个记载着他的屈辱生活的真相、粉碎他的英雄主义神话的儿子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基本采取的是一种与八杉恭子相一致的策略，就是把儿子除掉，只不过小说里王安忆用的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办法，让儿子进行了一次欲罢不能的“杀父”壮举。可以看出，在小说里，真正的叔叔的艰难生活里的屈辱真实，是他亟需借助于他的造梦的虚假文字来进行偷换的。王安忆把这一切真相发掘出来，只不过想说明的是，苦难里没有什么价值，如果这种苦难是光彩的话，那么只能说是一种欺骗。
在这样的打击之下，张贤亮还有什么勇气与兴趣去继续品位苦难？
王安忆揭开叔叔的画皮，她的目的，应该是有她的私心的。任何人都会看不过那些女文青臣服在叔叔的身底之下。女人对男人的最大的不满，是男人的沾花惹草。这也是女权主义能够甚嚣尘上的原因。女人的弱势，是容易在面对男人的苦难的时候，涌上母性的慰藉本能。特别是女人在联想到自己是慰藉一个顶天立地、穿风透雨的英雄的时候，她会感到一种出自本能的满足。这就是为什么无数女人不约不同、像是洗脑然后变成脑残般地甘愿向叔叔们无条件献身的原因。
不管王安忆有没有看到这一点，但她在接下来的第二部分里，对叔叔们的狂嫖滥交进行了力所能及的追究。
当然，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说，王安忆远不是一个了解男人的人。在《长恨歌》里，我们看到里面围绕着王琦瑶的男人，其实面目都相当的模糊，而且性格极其雷同，他们都优柔寡断，时常哽咽落泪，对女人都是一种温良恭俭让的态度，看不出有什么强烈的欲望，其实男人的本质，王安忆像所有的女作家一样，惧怕去作一个正视，当女性作家面对着男人的走马灯换女人的奇观的时候，她们百思不得其解，因为这会触及她们信奉的以爱情为底线的男女关系，女性作家都尽量想把小说里的人物，都安置在爱情的这个托盘上，保持一种让自己相信的平衡，但男人远比女作家想象的简单，用莫言在小说里引用的一句话来形容：“母狗不翘尾巴，公狗是不会上去。”如果反过来呢？莫言的意思是不言自明的。沿用到女性作家的思想体系上来，要让她们接受男人只不过是一种随时愿意交配的“狗”显然是相当困难的，这会破坏她们的精神体系，所以，在接下来的王安忆对叔叔为什么愿意与那么多女人勾搭通奸、上床乱交采取了她的复杂化的解读。这种解读，始终反映出王安忆对男人的真正的本质的疏离与困惑。
在这一点上，莫言远比王安忆来得烛照入微，这也是莫言比王安忆高人一筹的地方。
提到莫言，我们顺便再提一句，张贤亮被王安忆通过这篇小说绝杀之后，文坛再也不会有什么苦难的英雄了，那么，文坛由谁来占领呢？答曰：莫言与王朔。当然我不是说就是他们两个人，而是以莫言为代表的农村“匪系”与以王朔为代表的城市“氓系”。“匪系”是莫言的土匪，在他的笔下，没有什么道德完人，“我爷爷”在“高粱地”里杀人越货，抗击日本人，但他根本不是道德上的圣徒，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抢占别人的女人，而在有这样的女人的时候，又能做到兼收并蓄，来者不拒，张贤亮的那一套苦难英雄主义根本套不住莫言。至于王朔“氓”系，就是流氓系，他们抱定的人生准则是，我是流氓我怕谁，今日文坛流行的石康、韩寒之流，都是王朔的氓系的传人——当然韩寒代笔是天下小孩子都知道的事实，但《皇帝的新衣》的故事内涵仍然使许多人揣着明白装糊涂，撇开真假不论，挂着韩寒名号的作品，体现的仍是一种“氓”系的价值理念。
但不管是“匪”系还是“氓”系，都没有张贤亮这类“叔叔”的戏。就是因为王安忆在一九九0年大开杀戒，把张贤亮的苦难英雄主义给灭了。至少我们在莫言的笔下看不到谎言，看不到饿死了还要装出一副视死如归的英雄烟幕，至于王朔现在都当成文学老爷子了，他摧毁了一个严谨、庄重的文学体系，他与莫言一样，都把自己放到最低点，公然声称“无知者无畏”，然后稍微抬身一下，便有了他们的高度。这是一种极其成功的战略，也使他们远比张贤亮的苦难英雄主义的打了鸡血地抬高身体、硬充大头虾来得更加战无不胜。这就像美国军队耀武扬威地来到阿富汗、伊拉克，全然是一副变形金刚所向披靡的态势，但是，伏在地上的“伏地魔”们隔三差五地施展一下花拳绣腿，就让金刚身们左支右绌，招架不住，让奥巴马空有庞大的身形，但却有一种招架不住的颓势。所以，任何一个强大的力量在出击的时候，都要找到一个退身的后路，这也是王安忆在《长恨歌》里阐述的王琦瑶的一个思想理念，王琦瑶其实始终懂得要准备自己的退路，在参加选美小姐的时候，她不像撮哄她的程先生与蒋丽莉那般一往直前，而是总是往后退一步，其实王琦瑶的这种手法，就是莫言与王朔的手法，以退为进，以退找到自己的立论的支撑点，把自己的后防夯实，然后从低处出击，便能收到攻无不克的奇迹。莫言与王朔之所以能够独霸文坛这么多年，靠的就是这个技巧，相比之下，张贤亮在文坛上的红火不到十年而已。这充分证明了“硬扁担易折”的道理。王安忆在《叔叔的故事》中的故事中，是看到叔叔的缺陷的，就是叔叔们也就是张贤亮总是把世界看成是有价值的，可以理解的，但是莫言与王朔联手瓦解了叔叔们搭建的那种虚假的精神世界，颠覆了他们借助于他们的虚构的话语得到的特权，于是文学终于众生平等了，没有什么圣徒。
王安忆发表在九十年代末“书屋”中的文章“接近世纪初”中，很得意于这样的感觉，她写道：“精英也没有了，导师、智者、先知，所有能够在讲台上说教群众的人都没有了。大众成长起来了，启蒙的时代已经过去。”“灵魂工程师已经成为无数社会分工中的一种，三百六十行的一行。不再有拯救和被拯救。灵魂之光普照人间。”在这里，我们可以字字句句地找到与张贤亮的对应。当年的张贤亮不是被看成是“导师、智者、先知”吗？在《叔叔的故事》里，叔叔早在苦难中就知道会否极泰来，时来运转，他就是一个先知，在平庸的生活中忍受着，投机着，然后一旦时来运转，便一飞登天，成为先知，转而摇身一变，转型成了导师。而张在文学中对女人的塑造不是“拯救与被拯救”的类型吗？
但王安忆没有想到的是，她在九十年代的最后一年所期望的精英的倒掉，却在她的这篇文章的十多年之后，竟然毫无创意、依样画瓢地重新演绎了一遍——这就是在“文学圣徒”倒塌的废墟上，另一块叫做新闻界的地盘里不知怎么会有一个遗失的转基因种子，像飘蓬一样飘到那里去，自生自灭，开会结果，并自得其乐地自我命名起自己为“新闻圣徒”，直到有一天这颗变异的种子结成了丑恶的敲诈勒索的花朵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在这昌平的世界上竟然有一帮邪怪逆种竟然又玩起在文学天地里已经被剿杀的荒唐冠盖了，这就像“红楼梦”所述的一样，有一种邪气过几年就会集聚一下，冒出几个逆种，让这世界隐隐地感受到这世界日复一日、更生代替却又唧唧复唧唧般循环往复的繁殖力一直在潜伏着。
王安忆一定耳闻目睹了叔叔们在笔会上那种逢女人就上的性交疯狂。在《当代》主编周昌义的小说《作家忏悔录》中，笔会被称着是“情人节鸳鸯会狂欢节赏花会”。通过这种笔会的形式，天南地北本来难以相遇的男作家与女文青相遇了，就像今日飞过来飞过去露脸的明星位一样，社会约束已经被这种临时组成的松散男女组合给挤压到远离人类世界了，于是在这样的失去制刹的短暂时空里，人类的欲望便破壳而出，成为笔会的主流。
于是男人可以在这里如鱼得水，依仗着文学自塑给予男人的笼罩在头上的光环为所欲为女人。
不是有文章披露吗？自杀而死的海子，在参加的笔会的时候，特意在晚上跑到一个年长的女作家哪里去，那目的是不言而喻的，不过生前的海子远没有死后受到人们的如英雄般的疯狂对待，那位女作家让他吃了闭门羹，所以海子远不是一个英雄，但他死后被塑造成了英雄，而这种塑造的原因，是因为他已经死了，不会再有害了。——海子的悲剧或许更大的在于他死后的轰轰烈烈地被文青们猫哭老鼠般的怀念，如果生前把此刻的一半热情、一半爱戴倾注给他，那么，海子不会走上绝路。人们的晕轮效应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种毒药。
王安忆必须解读张贤亮们或者叔叔们逢女人就上的这种奇怪的特点。
在《叔叔的故事》里，王安忆把叔叔的女人分成两种，一种是大姐式的精神的抚慰，不及于肉体，另一种是小米的纯粹的情欲之欢。这种分割法，实际上很受到张贤亮《灵与肉》的影响。男人的男权主义为了掩饰自己的情欲的本质，总是为自己的对女人的疯狂攫取寻找让自己安然于心、大言不惭最终平安落地的理由，而爱是男人口头上营造的最大的虚伪。这是男权主义的潜在的毒针。
王安忆在树立她自己的所谓女性主义的时候，最大的悲哀，是她潜意识地接受了男权主义的概念，她把“叔叔”想象成可以完好地在大姐这样的“灵的女人”与小米这样的“肉的女人”左右逢源的男人，而实际上，我们知道，真正的男人，根本不可能像王安忆笔下写的那样，在两个女人那里各取所需，他很可能是老的嫩的一把抓，兼收并蓄，这才是男人对情欲的无限止好奇所能达到的最正常状态。最近我们看到电影导演王全安在嫖娼的时候，一下子招来了两个女人，同时进行。如果让王安忆对王全安进行一下艺术的分析，该如何着笔？可以说，王安忆将会目瞪口呆，惊讶地问，男人怎么会这样啊？究竟把这两个女人中的哪一个确定为“灵”的需要，哪一个确定为“肉”的需要。其实王全安根本不需要的是女人的灵，他关注的是天涯共此时的情况下，女人的肉体的雷同与不同，就像以前报道过的一个贪官把他接触过的女人的体毛收藏起来，他对女人的最大理解，就是体毛的不同。王全安就像那个收藏体毛的贪官一样，不过他收藏的是把女人并列在床上时的那种状态的差异与相似。这才是男人的性趣所在。根本不是王安忆在接受了男人的自欺欺人的灵与肉的分割下而形成的那种界垒分明的情感取向。
所以任何性小说都是意淫。《红楼梦》里就明白地把爱情作为一种“淫”的类型存在。张贤亮就直言不讳地说，他之所以在小说里把性与爱作了夸大其词的描述，是因为他没有性，所以他用文学想象了性。当他日后女人成群的时候，却不见他在小说里大写特写“性”了并且加以文学的渲染与排比。只有在充分意淫的情况下，才能形成性与情的美好时空。可以想象他在听说白烨告诉他，铁凝在一部小说里把他作为主人公之后的尴尬，像铁凝这样如此优秀与风韵的女人，竟然没有在张贤亮的心目中激起任何像当初写《绿化树》时的那种强烈抒发的冲动，这不是很奇怪的吗？而铁凝这样的作品问世，至少要有一年的时间，竟然没有给予张贤亮一点透露，张贤亮必须通过别的不相干的评论家来了解这一个事关他的文学作品，这同样给人一种相同奇怪的感觉。可以说，张贤亮日后对性的过度了解与采撷，扼制了他的想象的时空。当他在《习惯死亡》里描写到男主人公在海外嫖娼时，专注地聚焦于洋妞的私处竟然没有一点湿度时，这不就像一个好奇的吃洋快餐的男孩放声大论：原来肯德基就是一场面包夹着一块肉一样无趣，又显得小家子气么？对情的揣摸可以达到纤毫毕现的作家，堕落到对女人的私处作自然主义的如实交待的时候，日后，那个声称张贤亮包养五个情妇、每次上床二个小时、喜欢刮女人的体毛的微薄所言，不是更接近于张贤亮的后期文字风格么？离开了意淫的想象，那么，文学堕落到真淫的时候，这个文学家也开始了他被文学挤出文坛的时候了。
王安忆在对叔叔进行想象的时候，不得不沿着叔叔们所在的男人嫁接给她的男人话语，展开她的文学叙述。为什么那个大姐能够给叔叔以灵的慰藉？王安忆语蔫不详。什么叫灵魂的抚慰？王安忆说不出来。她接受了男性的观念，只能依从着男人的说法去想象。而对那个小米，王安忆便容易理解多了，认为是小米给了叔叔以快乐。但是接着王安忆再次困惑起来，就是为什么叔叔在有了这样的灵与肉的双重满足之后，还要来者不拒、狂收滥收各种各样的女人呢？
王安忆永远都理解不了男人就在这一点上，她居然像她当年笔下的小学女生与清纯女青年雯雯一样，试图解开这个谜，哪怕通过无限地接近男人的“情欲”也要追根索源、刨根问底出这个答案，但王安忆给出的答案——这是她无论如何地发挥女人的最淫荡的想象力才能找到的答案啊——这个答案就是：王安忆认定叔叔肯定有一次床上没有成功，也就是没有勃起。
王安忆在小说里分析道：“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被我们中的青年击败的经验，如有一次，就将激起他一百次的反攻。我还想，叔叔在性上有没有失败的经历。我回忆着所有的关于叔叔的传说，我猜想叔叔一定有过至少是一次失败的经验。因为有了这一次失败，他必须用一百次胜利去挽回，他必须加倍表现他攻无不克的旺盛战斗力。我还从概率的概念推测出叔叔至少有过一次的失败的经验，因为百战百胜的情形是非常难得的。我想象这次失败的经验是发生在他和大姐或者小米之间，因为只有在与他有亲密关系的女人间发生这种事，才有可能为他严守秘密。”
注意一下，上面王安忆的这一段话有没有问题？
重点注意这一句：“我还从概率的概念推测出……”
一个作家，在研究人性，特别是男人人性的时候，竟然是从“概率的概念”进行推测的。
人类的生理，是否可以用数学的“概率的概念”来进行推导？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王安忆很喜欢“概率”，同样的句型，我们不妨看一看。在《长恨歌》里，王写道：“人多了，难免鱼目混珠，掺和进来一些不正经的人……但按照概率来说，人多了也会沙里淘金地出现精英”。在《纪实和虚构》中，写道：“从概率的概念出发，他们的碰头势在必然。”——其实该小说里反映出王安忆对概率一无所知，她对母亲祖先的想象，是一个几乎是“零概率”的痴人说梦。
所以，我一直说王安忆在对男人的人性方面的理解是欠缺的。也许木子美也要比王安忆更了解男人，木子美往往兴至所来地在她的微博上挑逗一下：“男粉，约炮”，立刻获得同样的男粉的邪气丛生的回应，木子美姐姐知道，她的一句骚气冲天的矫情娇语，能够击中男人的最本质的软肋。只是木子美的最大问题是，她太通透男人，也使她无法组织起崇高，于是跌在情欲的尘埃中，与男人们在微博上滚打摸爬，调情取闹，越坠越深，越来越偏离一个正常女人的正常轨道，最终形成了木子美式的诘问：“谁来娶我呢？”。
所以，《长恨歌》里的男人，实在称不上是男人，他们都是一种男人，都是一种孱弱的苍白的爱流泪的男人，里面的所有男人，都能随时随地地“流下眼泪来”。
在这里，王安忆过分夸大了男人的一次“失败”的巨大重要性，其实男人的淫不仅仅在于成功与否，就像贪官有情人无数，他玩的是女人本身，不是玩的是他自身的勃起。王安忆想当然地认为，叔叔们的对女人的攫取无数，是因为要证明自己的“旺盛战斗力”，而为什么要这样证明，是因为他有一次失败。
任何男人看到这里都要发笑。张贤亮也会觉得好笑。
于是，按照她的理论，王安忆开始想象了，她坚执地认为，叔叔肯定与大姐有一过一次性上的失败，于是，王安忆推翻了前面的叔叔只与大姐有灵上的沟通的定论，想像到叔叔在与大姐告别的时候，与大姐上了一次床，然后在这床上，因为叔叔有着过强的精神干预，而失败了，于是，叔叔必须去到别的女人身上创造一次次新的胜利，来弥补他的这一次的精神上的重创。
这构成了小说里的叔叔为什么一次次地扩大他的性交圈的原因。
这样的解释是不通的。男人获得女人本身就是胜利，根本没有床上的一次、一时的失败，来证明男人有失败的可能。男人对于女人的攫取过程，是从前戏到后期回味一系列过程，根本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王安忆出于对男人的了解盲点，仍然作出这样的试图从人性与心理上来为男性找到可以解读与理解的路径，反映了她作为一个作家试图把一切都搞得明白的本能、固执倾向，不解决这一点，她就无法把叔叔看透，她就无法获得自己的快乐。至少在文本的框架内，王安忆自认为她自圆其说了。
于是，通过这个小说，王安忆如释重负，在她的文本里，她把叔叔杀死了，也把张贤亮的这种谎言英雄主义杀死了，她可以继续前行了。
小说还有一个重要的第三部分，这一部分，已经脱离了思辨的层面，完全是王安忆的义愤填膺的诅咒了。她设想到，战无不胜的叔叔在德国的时候，试图发起对一个德国妞的进攻，但被那个妞回击了一掌。这个情节，是王安忆唯一依靠的精神支柱了，而这源头来自于她对德国的访问，并对这个国家留下的美好记忆。她坚信，在国内战无不胜的叔叔，一定会在德国遭遇到一个愣头青洋妞的狙击，因为，王安忆合理地推导出，叔叔在国内的苦难英雄主义只会对本土的小妞发生作用，而到了国外，他没有幻影加盟于身，仅凭他的人老珠黄、猥琐平庸的男人身，是不会得到洋妞的青眼有加的。王安忆寄期望叔叔在走向世界的途中，遭遇到洋妞的反击，也许是她一厢情愿了。有论者认为这反映了王安忆揭示了叔叔的那种苦难英雄主义与世界文学的断轨，这未免把一起平凡的性骚扰事件上升到过分强烈的政治层面了。王安忆凭着女人的对这种风流男人的不解与愤恨以及无奈，她只能把叔叔的阻挡力道置于国外，因为她看到的国内的女人，无一不在叔叔面前俯首臣服、当了“脱下裤带子”。——多提一句，后来我们看到，九十年代之后，王安忆的后继者们如卫慧《上海宝贝》中的女人，已经不是把国内的男人作为目的了，她们多选择了洋男人。在王安忆杀掉叔叔这一类、真身可以对应于张贤亮的文坛风流文氓之后，留下的空间，却是另一类男人登场了，中国的女人不再投怀送抱于文化男人，而是更多的向包装后的明星施加媚眼了，甚至更高一级的是像《上海宝贝》那样，献身于外国男人了。
小说的最后一段是叔叔的儿子向叔叔展开了刺杀报复。这一情节，我认为是没有意义的，实际上，潜意识中，是王安忆恨不得向叔叔刺向一刀。王安忆是一个严谨的人，我们可以看到她在文字里的凛然不可侵犯的气质，她在实际上，对叔叔这种人是恨之入骨的。在小说里，她隐含了对叔叔的恨意，但是在很多地方还是看出这种恨的所在，包括叔叔抢了下一代的妞这些纯粹是在性的竞争场上产生的恨意。对于这种恨，王安忆只能发挥她的想象的笔触，在纸上把叔叔置于死地了。
最后儿子杀叔叔的那一段，基本可以跳过去不看。但它预言了整个小说就是王安忆杀死叔叔的一个过程，并在最后的动作性很强的描写中，把这种掩藏心底里的潜意识显影化了。
王安忆借助于这篇小说杀死了叔叔，杀死了张贤亮。张贤亮从此不再活在八十年代之后的文坛，只能在遥远的西部去经营他的产业了。尽管王安忆在文本中，对叔叔的解读由于她自身对男人体验的匮缺而张冠李戴、百孔千疮，但她毕竟在揭穿了苦难英雄主义的这一记猛击中，显示了巨大的能量，让张贤亮维持了近十年的光环烟消云散，借助于一种文学的幻觉，张贤亮再也无法在文字中炮制对女人的战天斗地的圣迹以及胜迹了，而张贤亮毕竟是一个聪明人，他转型到资本的天地里，可以继续借助金钱的光环去继续他的兑现对于世界、对于女人但绝对没有对于文学的追逐了。在王安忆杀掉张贤亮的文学理念的时候，张贤亮的文字陨落了，正如张贤亮本身所说的那样，在陨落的废墟上，他只能靠“出卖荒凉”来赚钱了。
如果有人好奇，如果我有空，我将会谈谈谁是第二个杀死张贤亮的女人。
2014、10、5
《叔叔的故事》读后感(四)：《叔叔的故事中》的情爱书写
叔叔早年在一偏僻的小镇当老师，而就在这些学生当中的一个，后来成了叔叔的妻子。关于叔叔妻子的来历众说纷纭，而最为可观的一种说法是：那女孩不是叔叔的学生，而是学生的姐姐。学生跟老师学二胡，学出了感情，变为姐姐作伐，成全一段姻缘。
叔叔的妻子并没有多少文化，而叔叔作为一个文化人，两人之间的差距注定了他们之间不可能有深层次的交流，因而他们之间的爱也只是浅薄的，平淡的。尽管叔叔并没有那么爱着妻子，但妻子对叔叔的爱却是清晰可见的，主要表现在两个事件中。
在某个夏日的晚上，叔叔说要去学校一趟，这一去的结果却让人料想不到。叔叔被人捉到和学生偷情，两只胳膊被一左一右两个男人揪住，那两个男人还在朝他脸上吐唾沫。叔叔脸色苍白，眼神慌乱，膝头打着颤，想说话却说不出声。就在众人不知发生什么的时候，叔叔的妻子出场了，只见突然从人群中钻出一个人，扑上前去，伸手便在那父亲脸上掴了两掌，骂着：你个婊孙养的老不死！
老师的妻子掴完学生的父亲的嘴巴，又一头装在学生的哥哥的胸上。老师的妻子双脚一跺地，连珠炮般地问道：你还当你养了个贞女，你原是养了个婊子，勾引男人是她的一手绝活，难道你们还不知道？她又恨刻毒地说：你若不知道，为什么也不打听打听，这里的男人可都知道你闺女！她是送上门的货，她是烂了帮的鞋，她是骚狐子投的胎，她是窑子里下的种。
老师妻子的连珠炮语使得形势大为逆转，妻子深爱着叔叔，这种爱想必是盲目的，没有缘由的，因为他是我的丈夫，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要维护着他的尊严，尽管他做了错事，尽管他对我不忠。我想，叔叔妻子身上流淌着的正是传统的女性血液，一种男尊女卑的思想，一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固定思维。老师妻子对叔叔的爱是众人可见的，这样的爱粗糙，不细致，老师妻子的 满口脏话是显得那样的粗俗不堪，让人躲之不及，然而正是这令人羞愧难堪的话语却保全了叔叔的安全，避免了叔叔再遭人打骂、侮辱。
许多年后，叔叔这件不堪的事情又被人挖了出来，叔叔被人按在土台上示众，这是令人颜面尽失的，就在叔叔丧失神志的时候，他的妻子也被人抓来。妻子以惊人的力量挣脱了两个男人长大的臂膀，趴到了他跟前。叔叔和妻子又重新聚在一起，叔叔想起了妻子的般般好处，想到过去的时光是多么的美妙。然而，此时叔叔却想和妻子赶紧分开。妻子很快被人拉开了，她用力反抗，骂不绝口，拼力挣扎。
妻子对叔叔的忠诚是不容怀疑的，在这件事情中我们更加肯定妻子对叔叔的爱之深、爱之切。本来造反派要争取和她同盟，让她一起来批斗叔叔，然而她毫不考虑便大骂出口，她将叔叔试作自己的生命，在对叔叔的爱的面前，她的自尊心，她的羞耻感，全部迟钝了，只有她对叔叔的爱依然是灵敏的，活泼的，力量无穷的。
叔叔的第二个女人是某刊物的编辑，比叔叔小一岁，人们有时候叫他大姐。她除了编辑小说之外，还写一些散文，文字相当优美，也正是因为如此，叔叔把她看做是灵魂之间的伴侣。她瘦削，苍白，看上去楚楚动人，前不久刚离了婚。在和大姐的相处中，叔叔一直是谨小慎微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冰清玉洁的，不容污染的。从他们一开始认识就建立起了一种默契，两人绝不亵渎他们间美好的关系，因而他们从来没有过性的接触，但是在情感与思想上却相互介入得极其深刻。
大姐在叔叔心中一直是以圣洁的形象出现的，叔叔对她摆脱不了一种仰视的心情，大姐对叔叔的情感更是视为珍宝一般。叔叔见不到大姐时，内心焦躁不堪，而见到她又十分紧张，有一种自惭形愧的感觉，他的一举一动都非常小心翼翼，唯恐有哪一点闪失而使大姐对他失望，他不舍得使大姐对他的情感遭到损失。叔叔的情感和精神需要有人理解，与之共鸣，所以大姐作为叔叔的精神情人而出现。在大姐身上，集中体现了叔叔的思想和智慧的力量。叔叔想以精神恋爱证明自己灵魂的纯洁和高尚，但实际上这确是叔叔用来欺骗自己的精神慰藉。
叔叔既需要精神上的慰藉，也需要生理上的解放。他不敢去触碰和大姐的最后底线，怕这样的接触会玷污他们之间的感情，但叔叔又需要有性来证明他作为男人的价值，所以小米成了叔叔能力和魅力与生命力的体现。小米是作协机关的打字员，仅十九岁，是那种活泼可爱甜蜜娇憨类型的女孩。小米的出现使得叔叔想起了多年前诞生于他的想象且又夭折的女儿，就好像在向叔叔还原似的，出现在叔叔的生活里。
每当叔叔有需求了，他就会给小米打电话，当天晚上她便来到叔叔的小屋里，叔叔要她来往往是为了做那样的事。做过之后，叔叔却心疼得唏嘘不已，将她抱在怀里，哄她，唱歌给她听讲故事给她听，唱着说着，思绪就飞远了，好像是在唱给说给很远处的另一个人听。我想，此时的叔叔是把小米当成了自己的女儿，他细心的呵护她，把她捧在自己的手心里，用自己近乎是父爱的方式来爱护她。叔叔对小米的感情更多的则像是一种父爱，而不是简单的情人之间的爱。
叔叔对小米表达爱的方式是简单的，小米在街上看见一件衣服或者一双鞋，只要是她喜欢的，她就会跑到叔叔这里来，说那里有一件衣服怎么怎么，有一双鞋又怎么怎么。叔叔问价钱，便把钱给了她。小米之于叔叔，无论是在肉体上还是物质上，都令叔叔心醉不已，他能够在小米身上实现自己作为男人的尊严，尽情地享受他的成就感。而小米对他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服从，使叔叔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男人的价值。在小米的身上，集中地体现了他的能力、魅力，以及生命力。
《叔叔的故事》读后感(五)：叔叔的故事-文人的自觉
王安忆的作品看得不多，但是整体上都有些印象。
从《小鲍庄》到《叔叔的故事》再到《长恨歌》，大体上就是一个文人字自觉。
王安忆另外不可忽略的作品是“三恋”。这里暂且不表。
叔叔的故事结尾处：我讲完叔叔的故事后，再不会讲快乐的故事了。
请注意：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叙述者的表白。更是王安忆自己对于一个创作阶段的总结。从这句话开始，王安忆走进了一个全新的创作篇章。
如果说《小鲍庄》王安忆的寻根文学，那么《叔叔的故事》无疑赶在了先锋文学的一个风口浪尖之上，很有意味的也不能忽视的是，王安忆这篇转型之作发表在她搁笔整整一年之后的1990年。
也许有些人会敏锐的联想到，1989年那个六月份，它给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上了深深的一课，从此以后，又一个知识分子噤若寒蝉的时代。
也许这里有人会问：这两件事有什么关系呢？也许仅仅只是时间上的巧合罢了。
让我们回顾一下叔叔的故事：给予叔叔虚无主义最后一击的，儿子大宝的菜刀相向，虽然表面上是以叔叔的胜利结束，但是精神上，叔叔已经不堪一击。 任何一个民族，在父与子的冲突中，最后是以父法的胜利告终，而且是暴力镇压而不含有任何文明成分，那么，这将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
。
父子相向只要发生，就是一种悲剧。
这是一个灵与肉的冲突。二元论无处不在
叔叔的婚姻：“一个朴素的自然人与一个文化的社会人的情爱”
叔叔的私生活：“小米和大姐” 灵与肉
叔叔的性生活：“无能与骁勇善战”
叔叔的自我认知与客观现实：“喝鲜血活三十年的鹰和吃死尸活三百年的乌鸦”
“在叔叔的爱面前，她的自尊心 她的羞耻感 全部都迟钝了，只有这爱是灵敏的 活泼的 力量无穷的。”
“其实游记这类东西，就是将平日的所思所想、装进所见所闻，再以其时其地的心情打一个包装。”
“叔叔把寻根文学作为对世界的一种新的解释方法，而我们则以寻根文学来追索世界的原来面目。”
“因为我们压根没有建设过信仰，在我们成长的时期就遇到了残酷的生存问题，实则是我们行动的目标不需要任何理论的指导。”
“（结尾第三段全部）”
对比王安忆和铁凝，不难发现，铁凝的文字痕迹是有激情的，澎湃的，喧嚣的，也是大气的；而王安忆，永远那么冷峻，细琐，在看似啰嗦之中保持着对微观情绪的敏感关注。不错，这就是王安忆的特色，一个优秀的作家总是能最敏感的把握住时代的脉搏，并且以其惊人的默契进入时代话语的写作。王安忆是站在时代的前沿，是处在多变的文学浪潮中最优秀的弄潮儿。这也许就是很多人渴望而不可及的吧！
打开百度词条王安忆：“台湾出身的旅美文学评论家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於其小论文《海派文学，又见传人——王安忆的小说》中，谓王安忆是继张爱玲后，又一海派文学传人”这话并不夸张。张爱玲也好，王安忆也好，都是沪上奇葩。那些冷峻而严谨的文字，比如这篇《叔叔的故事》，是经得起任何时代的推敲。因为，它的客观 ，本身就不属于任何一个时代。
说到这里，有人说张爱玲与王安忆都是刻薄的。这话我不敢苟同。
一个作家，能用最冷静的口吻与冷峻的笔调，写一个心酸的故事，而故事本身又不仅仅只是嘲讽，宣泄着什么。就像是将生活置于显微镜下细细解剖，丝毫毕现的呈现出来，这应该是怎样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一个作家，一个男性的作家，能拥有置身事外的视野，常常被称赞为大气，宏观。为什么一个女性作家的第三只眼看众生百态，而且是明察秋毫般的把每一个细节都拿出来审美，这难道就是刻薄么？我不敢苟同。
《叔叔的故事》读后感(六)：伤痕一种
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被看做是她转型后的标志性建筑。
这一本不厚的小册子，我一拿到手就顺着时间读下去，竟是没有半点停顿，就畅快地读完了。行文流畅，这是我的直观感受，这点在她的《酒徒》也有同感。
正如“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一样”，她说“我终于要来讲一个故事了”。可是这样的元叙述让我在这里面比《虚构》中更感到几分荒唐和戏谑的成分。她不仅告诉你“这是一个人家的故事”，还要说“这是一个拼凑的故事，有许多空白需要想象和推理”，很多时候故事无法正常进行下去的时候她就会跳出来进行大胆假设。虽说元小说就是要解开小说虚构的本质，但是我觉得正是由于她老老实实地告诉你要如何推理假设才能使故事更完善，才使我更觉得叔叔的故事在本质上的真实性。
叔叔的故事是沿着明显的时间脉络来叙述的，比如1957年的反右斗争，叔叔被划为右派回乡改造；比如1959到1961年的大灾荒被叔叔当做苦行僧般的赎罪；比如文革时期跟妻子被双双绑到台上示众的屈辱。因为有了这些鲜明的时间做背景，让我触得到它的真实性。而且由于这些历史的真实的伤痕才决定了叔叔之后不论是如鱼得水还是一落千丈的生活。它给出了一种必然性。
叔叔像一只带刺的球，沿着他的轨迹滚下去，粘了一路，掉了一路，最后连自己的刺也一一掉光了，剩下一个光秃秃的自己。
这样的叔叔，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叔叔很卑劣。
在他落难时妻子收留了他，在他被陷害时妻子撇开自尊心和羞耻感而大骂出口，“只有这爱是灵敏的、活泼的、力量无穷的”。
而叔叔回城以后如沐春风的生活使他迫切地想与过去一刀两断，他要埋葬全部的往事，就必须让妻子陪葬，婚是非离不可的。叔叔的妻子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她懂得如何放手。“人在危难时，就当拉一把；人有了高远的去处，则当松开手。”这样的豁达让人觉得，叔叔的妻子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她懂得放手才是此时感情的保存方法。（“妻子说，其实她早想到有这一天的，因她早看出他是虎落平川，可她就是要降服他这头虎呢，要是只猫又有什么意思？说到这里，她骄傲地笑了一下。”）
而在叔叔的国际旅程中邂逅的德国女孩在拒绝叔叔的亲吻之后，被恼羞成怒的叔叔强制拥抱竟至打耳光，后来还“使尽最刻毒的咒骂女人的话骂着，骂了个痛快淋漓。”
这让我们都很疑惑：叔叔怎么变成这样了？
其实这只是叔叔表面的、第一层的东西。
叔叔很聪明因而显得很深刻。
叔叔是一个出色的作家，他在对待自己的苦难经历时都可以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风格复述三次，以达到不同的效果，或是效应。他用小说重写了自己的历史，转型后又以游戏人生的姿态随意勾勒大千世界，他在自己的黑色幽默中寻求了世俗的解脱，不得不说他是一个聪明的投机作家，——投机，投历史的机，或者说是懂得把握时机适时地改变自己吧。
叔叔的聪明还表现在他懂得利用自己，用自己沧桑的人生经历，以及“低沉的喉音”、“具有西伯利亚茫茫草原的风味”的深沉魅力，和思想累累的头脑，轻易就打败了“我们”这一代的白面小生而赢得了众多女人（含女孩）的心，他在她们之间如鱼得水地游走，享受年轻，享受身体和心灵的双重快乐。
而叔叔其实很无奈。
文革中被揪到示众台上丢进了脸面后，叔叔为了使自己忽略灵魂的抵触，便刻意地夸大肉身的需求，他将自己的行为举止打磨成跟当地的乡野村夫一样粗鄙，他酗酒、打老婆、骂岳母，放逐灵魂。作者说，“生的意志是很顽强的。他使自己麻木，迟钝，粗糙，像动物一样，对生存持极低的要求。”“他还想：他妈的好死不如赖活着。”
“像动物一样，”这句话是非常无奈的，非常悲哀的。然而这又是最大的事实。我记得在古华的《芙蓉镇》里，胡玉音跟秦书田两人被惨无人道地批斗，有一次他们被面对面捆绑着站在示众台上，小说里写道，“胡玉音、秦书田两人对面站着，眼睛对着眼睛，脸孔对着脸孔。他们没有讲话，也不可能让他们讲话。但他们反动的心相通，彼此的意思都明白：
‘活下去，像牲口一样活下去。’”
要把自己摆在一个怎样卑微的位置上，才可以告诉自己，“像牲口一样地活下去”？
虽然后来叔叔终于扬眉吐气，可是在农村生活的这段记忆一直如烙印般紧紧跟随着他，他想埋葬掉那不堪的过去，所以他在小说里写一个青年右派的自杀，所以他选择跟妻子离婚，所以他在离婚后一直过着不羁的生活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灵魂被放逐的太久而现在，是该放纵的时候了。
他放纵自己的思想写出黑色幽默式的作品，他放纵自己的欲望来抢“我们的女孩”。他几乎都要完全忘记了。
然而。
然而，被德国女孩的拒绝猛然唤醒了叔叔久违的、刻意去隐藏在深处的自卑感；而大宝——自己在那段年月里留下的儿子，彻底让他清醒过来了，大宝的存在，让叔叔终于明白，那段耻辱是永远、无论以任何方式都无法根除的了。
被时代操控的叔叔，无论他的生活再如何风生水起，在历史面前，都只是一个小小的木偶，被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原先我以为自己是幸运者，如今却发现不是。”
这是叔叔最后的一句话。
作者说，“叔叔的故事的结尾是：叔叔再不会快乐了。”
这也是历史的一个伤痕吧，我想。
后来我听莫文蔚唱，
“因为我会想起你
我害怕面对自己
因为你总会提醒
尽管我得到世界
有些幸福 不是我的”
这跟叔叔的故事，竟然是出奇地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