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士绅家族（上下册）读后感10篇
《最后的士绅家族（上下册）》是一本由张生全著作，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2.00元，页数：41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最后的士绅家族（上下册）》读后感(一)：张生全：透视巴蜀胜地士绅家族基因图谱之演变
巴蜀胜地，自古以来多才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早为普通人所熟知；苏洵、苏轼、苏辙，并称“三苏”，更被世人传为美谈。
类似三苏之家族者，中国历史上不胜枚举——“三曹”（建安文学——曹操、曹丕、曹植）、“三袁”（公安派——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 “三张”（ 太康体——张载、张协、张亢）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文学世家，放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和这些取得如此辉煌成就、令人津津乐道之文学家族比较起来，近代国运衰微，辉煌难再，家族史等同于国家民族苦难，家族史等同于民众遭人欺凌，亦让世人击节三叹，不无感喟。
一、家族基因图谱绘制
同样出生于眉山的张生全，通过《最后的士绅家族》，使我认识了洪雅之柳江古镇，这并没有什么值得特别留意的，出奇的倒是柳江古镇依傍的河流并不叫柳江，而是花溪河与杨村河；更为出奇的是，民国时期围绕着蜀地这个边陲小镇，以唐、曾、柳、江四个士绅家族与官府、民众、棒客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为描绘对象，生动再现了官府、士绅、棒客、底层民众等多重势力、多个阶层，在同一块土地上的角力与对决，演绎出一幕幕爱恨交织、潮起潮落之人间悲喜剧，预示着历史发展的某种走向，引人深思。
颇为巧合的是，早在6年前的2011年，我有幸参加由宁夏市委宣传部主办的闵良座谈会，出于相似的阅读感受，生于四川隆昌、多年工作在媒体战线上的巴蜀才子闵良之《生死百年》，亦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对照张生全之《最后的士绅家族》，我们可以把他们看作一部微观的中国历史私密笔记，只不过《最后的士绅家族》反映了民国时期动荡的社会历史之乱局；闵良《生死百年》则概括性地描绘一部微观的百年中国历史。
人民遭受的“苦难史”、“受难史”，正是百年中国文学一个反复出现、而又不可回避的常说常新的小说母题；民族国家的出路、探索，表现在文学作品中，也是一个躲也躲不过的历史命题；这是文学的命题，更是国家民族的命脉、国运，谁人可以逃避？！
闵良之《生死百年》，以第一人称为叙事主角，以闵家和汪家两大家族数十年的恩仇为主线，片断式地讲述了一个叫举人湾的小山村从1900年到1990年间的变迁，反映了社会历史变革与进步的琐碎历程，折射出时代特征在几代人身上的不同印记。似魔似幻的故事编排，入情入理的情节衔接，与其说是借鉴了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魔幻现实主义的写法，倒不如说是中国梦红楼、幻西游的小说传承之神。
张生全之《最后的士绅家族》，则以第三人称为叙事主角，或者说是全知视角（当然，在个别地方以限制视角），以巴蜀之地的“四大家族” 唐、曾、柳、江等四个士绅家族的势力消长，反映多重力量斗争、矛盾的更迭，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国传统小说《红楼梦》、《金瓶梅》、《醒世姻缘》、以及张爱玲的《传奇》的世情小说，以及现代文学名家巴金之“激流三部曲”（ 《家》、《春》、《秋》等），所有这些传统，或多或少，作为潜在的隐形基因，《最后的士绅家族》在明灭不定中起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和作用。
二、士绅阶层的演变及其作用
士阶层贯穿中国历史，古人所说的士类似现在的知识分子；绅，乡村读书人文化人的代表，是某种势力、权威的化身；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士绅这个群体，对于中国乡村社会的稳定、发展，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门第、世族、世家、巨室、门阀等是士族的通常叫法。和士族联系在一起的，是乡绅阶层，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特有的阶层，他们近似于官而异于官，近似于民又在民之上。主要由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当地较有文化的中小 地主、退休回乡养病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一批在乡村社会有影响的人物构成；尤其是那些有抱负的乡村知识分子，那些清正廉洁的退休官员，那些开明豁达的富商地主，他们修桥补路、行医办学、解决纠纷，发挥着官府难以发挥的作用，从而赢得乡贤的称号，得到乡民的爱戴。
考察“士绅”一词，出现较晚，但内涵较宽。主要是指士族和乡绅的结合体。士农工商，作为古代中国社会的阶层划分，有其合理的依据，农耕社会主体是农民、农业、农村，这是现在仍然摆脱不了的存在。现在每年中央都有个1号文件，就是关于三农问题的，广大农村稳定是国家政权安定的基础，作为极为强大的基因存在于国家民族发展血脉延续之中。
张生全之《最后的士绅家族》试图以士绅阶层对四川农村的基层政权控制及其走向没落的历史发展趋势，阶级观点是作者抒写的一个主要思想来源。一部《最后的士绅家族》，就是一部近代中国税捐经济的典型文本，更是一部传统士绅政治的残酷之作，这是这部著作的经脉所在，价值意义所在。离开了阶级之间的斗争，一切都成了无水之源无本之木。围绕四大家族的捐税权之争，其实质正是底层人民与士绅阶层不可调和的矛盾。
四川作家李劼人《死水微澜》、《大波》、《暴风雨前》，形成了其“大河小说系列”，这个被誉为中国的左拉，最大的成功是真实地塑造出了“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自然细腻地写出了人物活动环境的民情风俗、起居服饰、地方特产等，从而增强了历史的真实性，具有浓郁的巴蜀文化的地方色彩。
从阶级意识来看，李劼人无意中使用了阶级观点，张生全之《最后的士绅家族》则可能有意以阶级对立刻画人物，其理念先行的痕迹在人物塑造中多多少少存在着，其形象性、生动性、传神性略显不足，多少影响到小说的艺术感染力。
三、佛禅思想与“在场主义”的写作立场
“我爱吾土吾民”，“在场主义”的写作立场，直接影响了作家的历史创作。中国史传文学传统，积极入世，一字寓褒贬。将笔触放在田间地头、村野院落，写农事家事、乡土风情，体现出其对故乡风俗人情的熟悉与眷恋，对故乡人物的热爱与激情，对山水景物的体验与感触。这使《最后的士绅家族》成功实现从历史小说到纯虚构小说转型的关键。
不同于《水浒传》、《三国演义》的英雄传奇、历史演义小说，《最后的士绅家族》以在场主义的精神揭示社会变动的内外部原因。
闵良：“我深爱禅宗文化，所以把天龙寺设计成禅院，其实在我的故乡，它是净土的。天龙寺一直在守护着俗世生活，给举人湾的错误行为纠偏，比如枯木和尚痛斥闵正千毒杀谢马立。可以说，每个大灾难面前，天龙寺是举人湾最后的精神依靠。其实，佛教文化也是我们民族最后的精神依赖。天龙寺老僧由最后发展到毒杀两个红卫兵，走上了六十年前闵正千的老路，是时局让僧人忍无可忍。比如有人说鲁智深，“老僧好杀，昼夜一百八”。这里张扬的不是杀不杀生的问题，而是现实把人变成魔的问题。我试图想引人去思考，什么让两个老和尚作出有悖于他们毕生信奉教条的决定。”
和闵良《生死百年》高度一致的是，《最后的士绅家族》之《木禅寺》、《礼佛》，同样设置了木禅寺的救赎，或者说是一种杀戮之后的拯救，世道人性的最后归隐之地，和闵良的天龙寺比较起来，木禅寺的仁慧则带有极为明显的功利性质。
目禅寺，是代表佛的。佛的基本理义是忍让宽恕不争不执。而无论是柳江的士绅，还是山上的那两个和尚，他们都在争。他们的对面就是曾思城，曾不争，舍得。曾思城修木禅寺，并改为目禅寺，就是有这样的隐喻。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成为中国文化之一部分，这是禅宗的由来。
闵良：“这百年的历史，相当于两千年封建史的一个尾声，古老的中华民族，其实一直在黑暗中前行，偶然的亮光，不过是来自太空星星，到了近现代，中华民族像一只被关在屋子里瞎了眼的龙，四处撞击寻找出路。”
文化的隐喻、文明的更替融合，文化的求索意味，也许就是笼罩《最后的士绅家族》最为耀目的一瞥。
张勇，男，1972年出生于河南新野县，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宁夏大学，文学评论者。多年教师经历、房地产开发企业、医院、媒体工作经验，现从事企业文化策划、宣传、企业内刊、自媒体矩阵布局，作品多发表于《宁夏大学学报》、《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昌吉学院学报》、《科技创业月刊》、《商情》、《东莞日报·打工文学》、《宁夏大学校报》、《普州文学》、《安徽文学》、《躬耕》、《六盘山》、《香港文艺报》、《永平回族》等刊物。
《最后的士绅家族（上下册）》读后感(二)：最后的士绅家族
最近，南方出版传媒和广东人民出版社联袂推出了张生全作品、《最后的士绅家族》上下册，让人耳目一新。两册书的封面上都有一抺斑驳的旧墙，一角古老的民居，沧桑气息扑面而来。
上册封面上另有一身着长袍头顶瓜皮小帽的男人，背手而立，仰视那民居上的窗口。下册封面上则另有一伙持枪土匪，面目猙狞，为首者作抱拳状。民居的两扇大门紧闭。封面上透出一股民国味。对我们来说民国故事已是历史，民国民情也是陌生，但翻开这本书阅读就恍然穿越时空回到民国年月，置身西南边陲的一个偏远农村。
书封面标题下都有两行小字：“一部研究近代税捐经济的经典读本，一部展示传统士绅政治的残酷之作”。这部书说的是民国年间，四川一个叫柳江的偏僻小镇上，柳，江，曾，唐四个士绅家族如何为争夺钱财而展开生死搏杀的。这书虽然封面清新脱俗，但是打开一看却是刀光剑影。各式人物竞相登场：士绅，民众，官兵，土匪，和尚……。作者在故事中围绕争夺“税捐征收”设计了诸多结构，从中折射人性复杂。于是“税收”这个乏味主题也变得极富有故事性。例如作者在书中巧妙地布置了一个“三角四方”的爱情故事，将“四大家族”中的唐大少、曾二少、柳三少，和江三小姐拉在一起，共同完成一出荒诞的“爱情” 纠缠，在其中将痴情、虚伪、凶残、善良演绎得淋漓尽致。最后一名栖身和尚庙的女子持枪将其终结后飘然而去。让读者惋惜而快意着。这本书共二十二章，虽然场面广阔人物繁杂，一会儿官府，一会儿豪宅，一会儿土匪窝，但是结构严谨前呼后应。例如第二章中提到一个书法作品《柳江赋》，第一次出现时被用作行贿，第十八章中再次出现，虽已易主但依然被用作行贿，一个书法精品脱不了被用作行贿的工具，不由得让人叹息！作者在本书一开始就写了一个茶铺子，茶铺子也就是茶馆吧！如果说老舍笔下《茶馆》里透出的是“京味”，鲁迅笔下《药》里透出的是“绍兴味”，那么张生全笔下茶馆里透出的就是“川味”:“御桥东头有株巨大的古榕, 古榕甩开繁枝茂叶,遮出一大片浓荫。浓荫下是一块很大的空坝…。茶铺子很小，但檐口却竖了一根碗口粗的长竹竿，剌破树梢，直飞霄汉。”这部书中不乏血腥场面，但是作者有时却把恶斗写得像一场闹剧，让人既发怵又发笑。例如第二十一章中就有出人意外的精彩描写，详情还是留待诸君自行阅读。
这书的字里行间不时通过若干词汇自然地缩短时代距离，如：点评、拍死你、不安定因素、推进、没感觉、贴心小棉袄、博士生等等。这方法也不失为巧妙。张生全是四川人，《最后的士绅家族》写的是民国时期四川乡绅故事。笔下隐然有巴金及其《家》《春》《秋》的味儿也是很自然的吧！作者的“本职”工作是财会，所以围绕税收说事，写出一部民国风小说也正是利用优势发挥特长。
《最后的士绅家族（上下册）》读后感(三)：还原真实的乡土中国
早些年读过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对于“差序格局”等等的社会学经典概念早已熟稔于心，在读完《最后的士绅家族》这部小说之后，才真正对乡土中国有了具象化的了解。
在柳江这个地方存在着四大家族，便是柳、曾、唐、江，连木塔寺的和尚都知道“柳家的顶子、曾家的谷子、唐家的枪杆子、江家的丫头子”这句名言。可见四大家族在此地有多大的威望。
《最后的士绅家族（上下册）》读后感(四)：一曲民国乡村的挽歌
《最后的士绅家族》是张生全以民国时期蜀地边陲小镇柳江为背景，根据真人真事虚构的一部长篇小说。柳江位于山区与平坝交汇处，当地人重读书，知礼仪，民风淳朴，形成了以柳、唐、曾、江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士绅家族群。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军阀混战，苛捐杂税繁重，让一度繁华淳朴的柳江经济凋敝，民不聊生。为生存复兴，柳江四大家族依附军阀，展开了一场夺取税捐征收权的明争暗斗，山上的棒客(方言，即土匪)也不甘寂寞，参与到这场争斗之中。 柳江四大家族在相互倾轧及军阀更替中，相继破落衰败。同时，柳江年轻一代为了突破桎梏，寻找真正的出路，走上了他们悲喜交集的人生道路。 我个人觉得要读好一本书，读懂一本书，最先要对其所讲述的内容背景开始了解。所以在此，我先为大家科普一下士绅这个概念吧。 《春秋▪谷梁传》有言：“古者立国家，百官具，农工皆有职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从表面上看，这只是职业分工，反映了古代社会依据职业做出的分类。然而这种职业分工同时也决定了社会结构的模式，也就是中国的四民社会。 绅为一邑之望，士为四民之首。邑在这里指古时的封国，后来也作为县的别称，是一般的城镇。“绅”本意是指绅带，古代士大夫束在衣外的大带。《辞源．缙绅》中称“古之仕者，垂绅插笏。” 因此，绅多指为官的人，是地方上的名门望族。而“士”位列四民之首，含义极为宽泛，古代之士既可指居官与有职位的人，也可指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文人。 明清时期，绅与士由原本各有所指的含义，发展为一个整体的概念。对于士绅的研究很多，对于这个士绅的定义也很宽泛，主要是指士族和乡绅的结合体。士绅不仅包括士族代表的：门第、衣冠、世族、势族、世家、巨室、门阀等，且和乡绅代表的乡绅阶层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特有的阶层，主要由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当地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回乡或长期赋闲居乡养病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一批在乡村社会有影响的人物构成。 他们近似于官而异于官，近似于民又在民之上。 谢有顺评价道：“《最后的士绅家族》从‘士绅政治’和‘税捐经济’的角度，写了以柳、唐、曾、江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士绅家族之间的争斗和兴衰。在这曲民国乡村的挽歌中，温暖与残酷并存，希望与绝望同在，一个小镇的命运，映照出的是一个时代的沧桑，一种人性的力量。” 中国的政治变迁，从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帝国政制到外部冲击下原有政治体制的解体，经历几十年的探索尝试，终于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统治，这种变迁的强度是相当大的。在传统社会中，士绅阶层占有了重要的政治和社会地位，这一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变化主要反映在士绅与小农之间的关系变化，直接反映了社会变迁的轨迹，同时也促成了政治权威模式转变。士绅在传统社会中组织功能的退化甚至消失加速了传统政治权力机制的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更有组织力的共产党政权。张生全选择了四川一个小镇来表现民国早期“士绅政治”和“税捐经济”等问题，填补了文学创作上的这片空白。 这部小说架构阔大精巧，情节曲折，作者布置了很多暗线，暗线与明线交织成一张扑朔迷离的网。同时民俗风味浓郁，把传统及乡土元素很好地融进了叙事中，让小说充满了特别的意趣，同时也揭示出在时代大潮冲击下，乡村士绅们的困惑与挣扎。不过也恰是因为他们的退避忍让与冒险出击，展现出了人性的复杂性、广阔性与真实性。
《最后的士绅家族（上下册）》读后感(五)：起于时代落于变迁
起于时代落于变迁
历史的书卷一层层的摊开，再回到那个深褐色的20世纪上半叶，那个世受皇恩却推翻了皇权的军阀年代，那个强盗四起占山为王的世道，那个政坛垂危民间风云演变的时期，那个家族稳定扎根乡镇势力直属地头蛇的境况。
军阀为夺权，混战厮杀，争抢政权，靠的是洋枪洋炮的威严，做的是不得民心的事情，干的是悖祖弃义的勾当，以为用枪杆子抢来的统治就能获得信仰，混乱的秩序无度的争夺粮草，百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川蜀之地，乃是热情人民的蜀都，这里的山清水秀，一草一木都令人心驰神往，在川地的一个角落里，一个小镇的福贵阶层的家族衰败史也在悄然上演着。纵观中国小说千百种题材，其中最能体现风土民情和民族变迁的，便是取自于农村的文字，中国遍地的城市都是由村落聚集起来的，农村的乡土气息也非常应景，也能表现地方乃至全国农村人民的生活演变。
书中的四大家族，鼎盛时期是何等的气派，一家之权之财能抵百家千家，而因时代变迁，混乱的军阀斗争，粮户之间的争斗，让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更是火上浇油，谁人都想在混乱不堪的社会中多争取一些利益，让生活能提升一些。同时征粮税的更改更让利益驱使的民心动摇，各种阴险的算计，各种强硬的打压，各种害人的阴谋，全在乡镇中悄然发生。
在日益动荡不安的背景下，四大家族的各位贤达相继因为不可抗拒的原因，先后没落，先是唐八爷，后为曾五爷，而后随着柳家大少爷被谋害，柳家也成为第三个没落的家族，往日积攒下来的家业损失过半，声誉具下，曾看重大家族威望的新军阀也因其权谋的衰败而改成冷眼相对。人心的悲冷和世道的殊途，这是家族没落下场的凄凉。
兵荒马乱，人们对命运的挣扎和哀叹，野心家对事态的谋查和观望，军阀们对军火和威望的向往，民商们对小利的斤斤计较，土匪们的唯利是图无恶不作，民国女子对不公的人生的叹惋，这世上太多无奈与悲凉。
士绅家族，其辉煌与没落，都是一曲跌宕起伏的悲歌，这是对时代不公的反响，这也是民国生活的写照，是中国要强大，所必须经历的阴暗。
《最后的士绅家族（上下册）》读后感(六)：士绅阶层的演变及其作用
士阶层贯穿中国历史，古人所说的士类似现在的知识分子；绅，乡村读书人文化人的代表，是某种势力、权威的化身；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士绅这个群体，对于中国乡村社会的稳定、发展，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门第、世族、世家、巨室、门阀等是士族的通常叫法。和士族联系在一起的，是乡绅阶层，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特有的阶层，他们近似于官而异于官，近似于民又在民之上。主要由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当地较有文化的中小 地主、退休回乡养病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一批在乡村社会有影响的人物构成；尤其是那些有抱负的乡村知识分子，那些清正廉洁的退休官员，那些开明豁达的富商地主，他们修桥补路、行医办学、解决纠纷，发挥着官府难以发挥的作用，从而赢得乡贤的称号，得到乡民的爱戴。
考察“士绅”一词，出现较晚，但内涵较宽。主要是指士族和乡绅的结合体。士农工商，作为古代中国社会的阶层划分，有其合理的依据，农耕社会主体是农民、农业、农村，这是现在仍然摆脱不了的存在。现在每年中央都有个1号文件，就是关于三农问题的，广大农村稳定是国家政权安定的基础，作为极为强大的基因存在于国家民族发展血脉延续之中。
张生全之《最后的士绅家族》试图以士绅阶层对四川农村的基层政权控制及其走向没落的历史发展趋势，阶级观点是作者抒写的一个主要思想来源。一部《最后的士绅家族》，就是一部近代中国税捐经济的典型文本，更是一部传统士绅政治的残酷之作，这是这部著作的经脉所在，价值意义所在。离开了阶级之间的斗争，一切都成了无水之源无本之木。围绕四大家族的捐税权之争，其实质正是底层人民与士绅阶层不可调和的矛盾。
四川作家李劼人《死水微澜》、《大波》、《暴风雨前》，形成了其“大河小说系列”，这个被誉为中国的左拉，最大的成功是真实地塑造出了“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自然细腻地写出了人物活动环境的民情风俗、起居服饰、地方特产等，从而增强了历史的真实性，具有浓郁的巴蜀文化的地方色彩。
从阶级意识来看，李劼人无意中使用了阶级观点，张生全之《最后的士绅家族》则可能有意以阶级对立刻画人物，其理念先行的痕迹在人物塑造中多多少少存在着，其形象性、生动性、传神性略显不足，多少影响到小说的艺术感染力。
张勇，男，1972年出生于河南南阳市新野县，本科毕业于河南师范大学、河南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宁夏大学，文学评论者。多年教师经历、房地产开发企业、医院、媒体工作经验，现从事企业文化策划、宣传、企业内刊、自媒体矩阵布局，作品多发表于《宁夏大学学报》、《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昌吉学院学报》、《科技创业月刊》、《商情》、《东莞日报·打工文学》、《香港文艺报》、《山东商报》、《新消息报》、《躬耕》、《安徽文学》、《宁夏大学校报》、《普州文学》、《六盘山》等刊物。
链接：http://www.jianshu.com/p/b23c26c0e18d 來源：简书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19 ��0�+
《最后的士绅家族（上下册）》读后感(七)：小说写作贵在有基因——读张生全长篇小说《最后的士绅家族》
刘醒龙、裘山山、谢有顺三大名家联袂推荐的小说《最后的士绅家族》，通览掩卷，若有所思。一座城有可能在几千年中消失，一个村在几百年中消亡。那么一代代人存在的时间就更短，长则百年，短则几十年，然而不灭的只有基因。小说写作若散失了这基因的传承，那就会像老城街头的西洋镜，镜里一个世界，镜外又是一个世界，看完一笑了之。《最后的士绅家族》则一避刻意的故事，而是让那块地那些人那些事在多维的时空里，都能找到代代生息的基因。
环境中的山水基因
环境中山水的基因是什么？应该就是人们对生存环境选择，也就是天地人的和谐。山南水北平原铺，宜耕宜渔四方源。求得一处有山为屏，有水滋润，田野开拓，园地肥沃的好地方。《最后的士绅家族》开篇点到，“御桥东头有株巨大的古榕，古榕甩开繁枝密叶，遮出一大片浓荫。浓荫下是一块很大的空坝，旁边是李二娃那间低矮灰暗的茶铺子”简简单单的勾勒，既是场景的制造，而又隐含着这一山水基因的存在。从古榕、空坝、茶铺这些元素中，不难就给读引到了一个空间的思维，这个空间里有一条河或江，且水量充沛，这株古榕或许就是水路码头上的一个千年守护者。这样一个藏风聚气的地方，一定是各姓氏先祖开疆拓土的必争之地。明争暗斗随一方水土而来，他们争地盘，争利益，争财源，争人气。小说里的种种纷争应该也源于生存资源与环境之争。虽然说小说里矛盾源于征税权，源于各个家族的势力、体面之争，但归根结底在这些纷争落旨于在这块地域上他们能占有多少先机，多少霸气之争。
小说中写到柳江、玉屏山、鹰嘴山、木禅寺、绅士们的各家大院……虽然小说里没有刻意去描绘这些地理风貌，但基因本身就不显现，彰显的现象中则隐藏着山情水性的地理作用。山高林密能卧虎藏豹，亦能藏污纳垢。庄严处寺庙宫观巍峨挺立，险峻地关隘山寨占据，这些都是山水的基因。张生全先生用好了这些山水基因，让一个个故事发生在这里，演绎在其中，多少的历史画面，都让人似曾相识，是他山他水，也是吾山吾水，阅读中就有着情景相融，古今一脉山水性情的相慰。
人物中的根性基因
人是社会中最活跃的因素，只有人的活动，一个地方才用着文化的传承，源源不绝的历史长卷才得以续写。小说《最后的士绅家族》就是以各家族人物来演绎的，于是小说人物之多，形象丰富多彩，让读者看到了一个社会的缩影。细品这些鲜活的人物，感觉现实中处处可以找到他们的影子，柳家的柳正刚父子，唐家的唐八太爷父子，曾家的曾五太爷父子，知事高德仁、经征局长胡知廉，小人物中的开茶馆的李二娃、唐八太爷的管家何肇北、百姓杨四娃，山匪李光头等等，这一个个人物是小说中的人物，是那年代的人物，又何常不是现代社会中形形色色呢？
柳氏这家士绅耕读传家，英才辈出，小说中这样写到：“两百多年前，咱柳家祖爷爷千里迢迢来到这里，他来的时候什么也没带，就挑了一副箩筐。”“一个箩筐里挑的是他的孩子，另一个箩筐挑的全是书。”读到这“诗书传家”的基因里的柳老太爷及柳正刚，就能让读者看到当下镇里那些家有鲤鱼跃龙门的旺族，个个从那家门上悬挂着“文魁”匾额下走出的人，衣着整肃，干干净净，彬彬有礼，不严而威。读到唐八太爷及其儿子唐震川，就会想到镇上的土豪，飞扬拔扈。读到曾五太爷，就能想到镇上那些一直屈尊于人下，而时刻不忘出人头第，一旦得势再也按捺不住的性子的人物。读到知事高德仁，也就自然想到一心攀附，又想有政绩的官吏。再读那些小人物，依然在当下社会里都有着活灵活现人影子在晃着，就是曾五太爷的儿子曾思诚现实中也大有人在，叛逆父亲，自持己见，另劈蹊径，专心木工，想独善其身……每一个人物投下的身影在现在社会中都能找到同样的影子，这就是人物的基因。这些人物虽都淹埋到历史中去，但其基因不失，小说写的是那时代，但一样也是写当代，这就是基因相传的可贵，若失去这些基因的潜在，小说也就活不了，也就失去当下存在的价值。
语言中的乡土基因
一部小说，一个社会，一个地域的风情。若小说散失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性语言，与人物个性化的语言，就会失去文学作品的魅力，就会成为一个符号性、概念性的文字一堆，味如野史别志，失去阅读愉悦与审美的快感。于是语言中是否有乡土基因十分重要。张生全先生的《最后的士绅家族》中，不仅追求人物语合乎身份与个性化，且深透着乡土语言的基因。
“二娃子，如今当掌柜出息了，是不是就长懒筋了？你自己看看，客人的茶都见底了，你也不赶紧过来添，我告诉你，机灵点，自个儿回去把懒筋挑了，要老姑爷我亲自给你挑，你这茶铺就开不成了。”
“你个瓜婆娘！”曾五太爷突然不笑了，坐直身子正色道，“你过惯了穷日子，突然从糠篼跳到米篼，你就不习惯了！”
曾思城鄙夷道：“是狗，只要给它一根骨头，它就会摇尾巴……”
太阳离对面的山顶只有一竹竿高了，此时已没了热力，像进入秋天的南瓜，一刻比一刻更熟更黄。满天轻纱一样薄亮的去彩，也似放旧的照片，慢慢地变黄，成了模糊的暗影……在最热的时段一声一声嘶鸣的蝉声开始消失，变成了拉着长长拖腔，感觉有气无力半死不活的那种蝉声，这时候也密布在山坡上，像要爬上山来，却又怎么也爬不动一样。
……
这样的语言是长在民间，长在土地上，传承着地域特色，隐藏浓厚的乡土基因。阅读到这些语言，看到的是不仅仅是小说中的人物，而能体会到这一方山水养育出来的人生动智慧的用语。还能看到乡土质感有生力的语言魅力。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里的本性我把他理解为基因，于是我觉得小说能秉承基因，就会有本真、本性的特征，就有着永远的生力。（禾源）
《最后的士绅家族（上下册）》读后感(八)：《大清早就亡了》
这本书应该是属于那种以小见大的典型，以民国时期偏远蜀地山区一个小地方四大家族的勾心斗角，再现了当时整个社会的思想碰撞与时局的动荡不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军阀混战，地方豪绅的旧观念在新时期的种种适应与不适应，都在这四大家族的斗争中展现的淋漓尽致。
本书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好人坏人，每个人都在随波逐流，偶尔有那么一两个清醒的却也不得不因为家族等种种观念为之身陷囹圄，挣脱不得。本书从小镇上柳、唐、曾、江四大家族因为“税捐经济”在茶馆开会而开始，表面的和和气气与私下的手段用尽可谓是鲜明对比，家族掌权人的无上权利也被刻画的入木三分，再加上下人们还是以家族为依托，甚至为之生死也没有反省，中间穿插着四大家族后辈的情情爱爱，还有山上的棒客在期间搅风搅雨，一个小镇真是风云变化让人看的大呼过瘾。
而本书除了故事好看，我认为更好的地方在于其中的思想。对于士绅这个特殊群体写的真是酣畅淋漓，其实在没有看本书之前我对这种家族式的地方士绅阶层还是有着很大的好感的，毕竟他们在某一个时期其实是社会大众的中坚力量，也较好的维护了当时社会统治，但是历史毕竟是滚滚向前进的。本书就写了这个历史交接时刻，这些士绅阶层只知家族而不知有国的可悲，而对于接受过出国教育的柳家三少爷，当还在外国风花雪月的时候家族的重担突然之间就压了下来，不知所措的举动也就更加合乎情理了，看着他在父母之命与心中所爱之间的挣扎其实真的有些心酸，因为我在想如果是我的话，嗯，我没敢继续往下想，怕鄙视自己。
有时候当巨变来临，越是根深蒂固的东西越不容易改变，因为放不下。心中牵扯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即使是到了眼前也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还在自欺欺人。书中有一段前后呼应我认为写的最有味道，就是柳府的管家最开始认定勾引三少爷的不是人是妖，然后叫人去除妖，接着再知道身世显赫之后又亲自去说服三少爷娶她，再被当众拒绝之后又说是妖，这如此的反复其实不过是他只能看清眼前三尺，根本不知道世界已经发生了什么，可叹。而与之做对比的也正是刘琦君，认为自己的父亲也不过是秋后的蚂蚱，早晚会被灭掉，这眼界。
这个小镇的大戏不搬上银幕可惜了，这个剧本我给满分，不怕骄傲。
《最后的士绅家族（上下册）》读后感(九)：士绅家族的挽歌
《最后的士绅家族》作为四川作家张生全的最新长篇力作。这部小说的架构宏大，情节曲折，宕荡起伏，故事扣人心弦，耐人寻味，以及对人物内心深处的描写，深深打动读者的心。这是一部描写以民国时期的四川边陲小镇为背景的鸿篇巨制，柳江风景秀丽，文化底蕴深厚。这里重读书，知礼仪，民风淳朴，小说也是根据历史上的真人真事写成，叙述了当时以柳、唐、曾、江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士绅家族群，重现和虚构的一部波澜壮阔历史的长篇小说。反映出一个大时代的沧桑变化，并且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种人性的力量。 在那三十年代，正是军阀混战时期，地方割据，军政苛捐杂税比较繁重，让繁华古朴的柳江经济凋敝，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柳江的四大家族为生存，只能依附当地的军阀势力， 在柳江这里的四大家族在大的时代下，相互之间却是倾轧，在军阀的更替中寻找生存发展的空间，然而，四大家族还是相继走向破落衰败。 书中的柳家士绅，素以耕读传家，后代英才辈出，主要灵魂式的人物柳老太爷，经历了多少风云变换，历史考验的人，遇事沉稳、不卑不亢，具有大家风范；而柳正刚，在经历各种发生事件时，总是冷静地处理，足智多谋，处事老练圆滑，从而游刃有余，化解了一个又一个危机。 唐八太爷及其儿子唐震川，是小镇上的土豪，平时总是飞扬拔扈。在自己的既得利益受到损害时，表现出心狠手辣，甚至杀人越货，暴露出其残忍的本性；其子唐震川，是一个不学无术性格鲁莽粗犷的人，继承了父辈的行为。 曾五太爷，是镇上能够一直屈尊于人下，并且时刻想着出人头第，可一旦得势就要猖狂起来，按捺不住的性子。曾五太爷的儿子曾思城，却自己热衷于钻研建筑上的工艺，在被棒客绑架关押在黑屋子里的时候，虽然面临生死考验也矢志不移、心无旁骛的研究建筑工艺，令人既佩服有可笑。 知事高德仁，一心攀附权贵，又想有政绩的官吏。征收局长胡知廉、何师长，柳老太爷的三儿子柳逸飞、四儿子柳正龙，曾五太爷的儿子曾思城，江三太爷的女儿江曼姗，棒客头目李光头，木禅寺当家人仁慧，等人物形象，一个个都扑面而来，栩栩如生，能给人留下不可忘怀的记忆。同时，柳江的年轻一代为了突破桎梏，寻找真正的出路，追求纯洁的爱情，走上了他们悲喜交集的人生道路，虽然饱受挫折，暂时看不到希望，但是他们积极奋发的精神、真挚善良的情感，让这一方沃土再次充满生机。 这部小说人物形象刻画得十分鲜明，书中的描写的人物众多，都是有血有肉，个性突出，呼之欲出、风格迥异。在开始部分和故事中埋有很多暗线伏笔，形成一张令人扑朔迷离的网线故事，清晰描述了士绅与官府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这民国时期的乡村中，温暖的人性与残酷兽性并存。这样一个小镇的命运，在已经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体制已经受到很大的冲击，原有政治体制的纷崩瓦解，曾经的士绅阶层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新的社会结构变化中也反映在士绅阶层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变化，反映了社会变化的轨迹，。士绅阶层在传统社会中作用的退化甚至消失，是历史的必然，更是加速了传统政治权力的纷崩瓦解。 张生全在这本书中写出了民国早期的四川小镇，来展现士绅政治和税捐经济的曾经的历史风貌，成为研究税捐经济的经典读本。把四川的民俗风味描写的淋漓尽致，非常浓郁，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地方的乡土气息融进了叙事的故事之中，在小说里丰富多彩的地域性语言，与人物个性化的语言，充满了四川民间风俗的趣味。
《最后的士绅家族（上下册）》读后感(十)：枪权之下无文明——谈长篇小说《最后的士绅家族》的精神意蕴
枪权之下无文明
——谈长篇小说《最后的士绅家族》的精神意蕴
唐小林（著名评论家、学者，四川大学教授、博导）
枪权之下无文明，这是《最后的士绅家族》给我的最后的启示。
这句话好象绕口令，其实相似的表述中西皆有。西方有瑞恰慈的《意义的意义》，现代中国有陈独秀的《吾人最后之觉悟》，今人赵毅衡有《意义的意义的意义》。我想说明的是，只有探入文本的背后，我们才能发现《最后的士绅家族》的最后的意义，得到最后的觉悟。
“枪权”这个词是我的发明，它会带出一连串的术语，枪权政治、强权政治、武力政治、暴力政治、恐怖政治等等。用这一串术语来描述军阀混战时期中国的政治场景、政治生态，再恰当不过。
坦率地讲，刘琦君和枊三少爷，率领一队奇兵出现在小说末尾，为柳家复仇，故事发生惊天大逆转，委实让我为作者想落天外的神来之笔惊叹不已，如此突兀的情节，即使在纯虚构的写实历史小说中也很难找到。
联系到前面，小说过多的巧合，叙述者权力的过分使用，让我不得不产生这样的感觉，作者纯粹是编故事讨好消费大众：怎样吸引眼球，令人心跳，故事就怎样讲，根本不顾生活常理、世道人情。
再一想，更坚定了我的看法。叙述者完全超脱于小说之上，对故事中的人物事件、爱恨情仇、生离死别，冷眼旁观，如实讲来，不作评价，不露表情，更无褒贬，只有一环紧扣一环、悬念丛生、惊心动魄、密不透风的故事情节，读来倒是酣畅淋漓，好不痛快，但作者似乎对“故事哲学”漠不关心：只要你读得过瘾，就达到了写作目的，至于故事以外的风景，无暇顾及。码洋、销售、排行榜、点击率，才是叙述的动力。
这难道真是一部“浅阅读”的小说？当然不是。这仅是文本迷人的表象。
深入文本内部，理理线索，发现刘琦君带来的那个结尾，甚至有些象散文一样“卒章显其志”，妙到无语：枪权之下，亦如倾巢之下，无完卵。主宰柳江命运的力量在柳江之外，那就是军阀。刘琦君据说是四川新军阀刘司令之女，由她来给柳江士绅的历史画上句号，正在小说的叙述逻辑之中。
一言以蔽之，仅三年时间，绅、匪、官、军、民五方，在枊江一地，上演柳、唐、曾、江四大士绅家族的悲喜剧，构成《最后的士绅家族》的全部故事，也演绎了一部军阀混战时期四川乡村社会的衰败史。看似五条线索，实际只有四条，民众不能独立成线，除杨四娃形象鲜明，尤其在茶铺子一节中，扮演砸毁唐八太爷大小斗的核心人物，其余民众在小说中大都以看客和模糊的背景存在。剩下的四条线，绅、匪、官三条是明线，军阀这条线是暗线。但这条暗线，却是幕后黑手，操纵了整个柳江的争斗，绅、匪、官犹如其手上的皮影或傀儡，被玩弄于股掌之间。
再进一步，土匪与军阀这两条线，又可以合并为一条线，原因是他们都有枪杆子。在这一点上，他们还可以相互取代。士绅家族中，唐八太爷由于有300多条枪；官府中，警察局由于有几十条枪，它们也在事实上加入到了土匪、军阀这个阵营中。后来，随着唐大少爷拖枪上山，落草为寇，聚众为匪，再加上柳四少爷、刘琦君都有了枪和人，枪杆子的阵营越来越大。在这时，整个柳江实际变成两派——有枪的和无枪的——明争暗斗，你死我活。
在柳江，不管谁的命运都被绑在了枪子儿上。也就是说，不管是枊家的顶子、曾家的谷子、唐家的枪杆子、江家的丫头子，包括槛外之人——木椫寺的和尚、小沙弥，最终都围绕“枪杆子”。谁依靠的枪杆子多，谁就有势力、有地位、有政治；谁就有税捐征收权，谁就可以巧取豪夺，谁就能够从别的士绅家族夺得田产，甚至妻女；谁就有可能掌握整个柳江的命脉。
四大士绅家族随军阀的兴亡而沉浮。柳老太爷威风，是因为大少爷在军阀袁总司令手下作副参谋长，洪雅县知事高德仁也因此沾光而主政一方。江三太爷后来厉害，取代了柳氏家族的地位，是因为杨司令打败了袁总司令，有远房的侄儿在其手下干事，乡长孔亦多也因此取代了知事高德仁。柳三少爷在柳江小试锋芒，是因为与土匪头子李光头结为拜把兄弟。而棒客之所以抢夺四大士绅家族的田产，甚至觊觎捐税征收权，不是欧烂眼有多少坏水，手段如何的高明，而是棒客手上有千余条枪。刘琦君为柳三少爷剿灭棒客，是因为她传说中的父亲刘司令又打败了杨司令统领四川，警察局长钱尚武也因此取代孔亦多当上县长。
枪权落在谁的手上，柳江社会就倒向谁的那一方，利益格局马上发生倾斜重新洗牌，新的矛盾也由此重重叠叠遍地生长，每个柳江人的命运更是跟着发生翻转。枪，就象达摩克里斯之剑，不仅高悬在柳江四大士绅家族头上，更是高悬在每一个柳江人头上，投下暴力政治、恐怖政治的浓重阴影。
好一个枪权政治！如果小说就写到这里，并不新鲜。军阀混战，不靠枪，靠什么？《最后的士绅家族》的过人之处，是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在故事的情节、细节与人物的行动中，言明了一个道理：枪权之下无文明。
在柳江，枪杆子里面出势力，枪杆子里面出政治，枪杆子里面出经济，枪杆子里面出婚姻，枪杆子里面好象什么都出，唯独不出文明，不出文化，不出道德伦理，不出善良人性，不出尊严真情，不出新生事物。枪权之下，人沦落为利益的动物，惶惶乎如躲避枪子四处逃散的丧家之犬。当然也就更不出社会稳定，更没有安详、和谐、幸福、民主。恰恰相反，枪权政治毁掉了这美好的一切。什么“耕读为本”，什么“诗书传家”这些积淀了几千年的中国乡村文明，或者以枊逸飞和刘琦君为代表的现代西方文明，全都在沉闷的枪声中毁于一旦。
枊老太爷能够依附军阀的时候，对江三太爷为江三小姐提亲敷衍拖延，静观其变，当后台坍塌新军阀得势之后，又去讨好江家，可谓斯文扫地。江三太爷并不把唐家大少爷放在眼里，甚至厌恶之极，不仅根本无心把女儿嫁过去，甚至对其拒之千里。但当唐家大少爷枪杀曾五太爷，绑架曾二少爷，他的300多条枪发挥威力，威镇柳江以后，江老太爷马上改变态度，无耻到一大把年纪还要与唐八太太结婚，入赘唐家，颜面丢尽。而江三小姐江曼姗却成为枪权之下政治联姻的牺牲品，不断地在四大士绅家族和棒客之家抛来抛去，命运在风口浪尖中颠簸。眼看曾思城和江曼姗在小说中就要成就永恒爱情，谁知在顷刻之间，双双死于枪口之下，成为枪权政治的祭品。
同样的结局落在了枊三少爷和刘琦君的身上。刘琦君最后离枊三少爷而去，可谓作者匠心独运：与其说是刘琦君因苦难经历识破枪权之下无真爱，对自己的父亲是否永掌枪权失其信心，倒不如说是作者要通过这一最后的情节暗示：爱不爱，枪说了算。至于象曾思城兴办实业藤椒油厂，枊二少爷创办学堂博儒学校，这样一些代表现代化的新生事物，由于人的生命都无法保障，胎死腹中或最终破产，就势所必然。
一切美好的，哪怕是千古文明，无可挽回地迅速破败；一切新生的，哪怕是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最新方向，也毫无悬念地走向灭亡，这就是枪权政治下的柳江社会，这也是最后的士绅家族的命运，这也是军阀混战下中国的命运，更是一切枪权政治、强权政治、武力政治之下，民族国家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
《最后的士绅家族》给我们再现了一个我们根本不需要的社会，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应该永远抛进历史垃圾堆里的社会，它从反面给我们昭示的东西，甚至比那些从正面给予我们的文本还要多。它生动形象地告诉我们：虚构应当如何介入当下。
从注目于乡村社会这个角度，有人说，《最后的士绅家族》是《淘金记》的当代版。不，它比《淘金记》描绘的历史画面更广阔，展示的社会场景更宏大，触及的乡村矛盾更复杂，讲述的故事更好看，涉及的问题更深刻，给阅读者带来的审美快感更多、阐释空间更大。对这样一部小说的出版，我们没有理由不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