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身与立命的读后感10篇
《安身与立命》是一本由余世存著作，铁葫芦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页数：32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安身与立命》读后感(一)：那个写《非常道》的人回来了
很难有全能的写手，有人善议论，有人善叙事，有人善抒情，有人善诗词，兼具者则不世出，毛公善议论、诗词，小说则不行，金庸善小说、争论，则诗词不行；至如余世存，治学不行，但写历史段子确实颇有水平，一部《非常道》，选材之精准、笔法之简约，令人叹服，可惜此君无自知之明，《非常道》后没有再接再厉，反倒去研究传统文化，写老子传简直污蔑道家，写其他徒有装逼之姿态，文风造作令人作呕，实在害人害己。不过，当大众对他没有兴趣的时候，此君似乎幡然悔悟，推出了“立人三部曲”，重拾历史段子，号称“在混乱又自由的年代，平时卑微平庸的生活在自由和风险中，激发出人性的光芒，命运也回报人生壮丽优美的风景”，这个推荐语很装逼，但书的水平已超过《非常道》，读者切不可因为推荐语而拒绝此书。
此书之优长，一是规模宏大。三本书吸纳传主百名，涉及人物数百位，跨越历史近两百年，几乎囊括了近代中国所有的重要人物：不仅有康有为、梁启超、胡适这些老面孔，也有袁树珊、孙禄堂这些虽然伟大但不太为人知的大人物。读毕这个系列的书，你会发现，原以为民国牛人非常多，谁知道居然这么多，那只是存在了30年的短命王朝啊！二是剪接适当。每位传主都的人生都是极为精彩的，但作者的文字空间只有5-8个版面，取舍就很见功底，所幸这对于段子手余先生不是难事，整书下来，自然流畅，毫无违和感。三是发掘有力。很多人并非大众历史人物，史料不易获得，如张其锽，当时虽然是奇人，但史料并不好找；又如体制外辛苦谋生的郁达夫，对于郁达夫这种另类逃出体制去南洋受苦，余先生的史料发掘也很精彩，如此种种，不胜枚举，足见作者的功力颇深，虽爱装逼，不掩其段子手特长。
总之，余世存“立人三部曲”在高度上超越了《非常道》，更超越了余先生其他著作，是其巅峰之作。这是我们值得为余先生高兴的地方，然而有远见的读者也不免为余先生担忧：如此顶峰之后，该被发掘的段子估计也发掘得差不多了，余先生以后估计又要重回装逼写作的老路了。
《安身与立命》读后感(二)：不忘历史就是要记住动荡岁月里那些经世济民的牛人们
所谓经济，“经世济民”也。这是中国古代文人志士的最高境界，其终极目标就是儒家的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能做到“经济”二字的人必须文能安邦兴业，武能御侮却敌。这是知识分子的最高目标，更是中华文化传承的根源所在。其精神始终激励国人，以家国为己任，以万民为责任。这就是经纶济世的意义。
经济一词，到了近代，意义虽有不同，但内涵却没有变化。特别是在风起云涌乱世纷纭的民国时代，更是如此。国家的危亡，民族的兴衰，考验着文人志士的志向和能力。他们在战火硝烟中傲然挺立，不惧枪炮、不惧强权，以经世济民的情怀支撑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科技的进步，加快了社会变革的步伐。正是这群人带领我们走进了现代世界的大门，领略了科技的魅力，使我们没有在纷纭的内战中落后世界太久。
岁月流逝，先人背影逐渐远去，有的已经消失不见，主流的报载文章也寻不见踪影。余世存，被称为“当代中国最富有思想冲击力、最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的思想者之一”的著名学者，编著了《安身与立命》一书，梳理了32位民国名人的故事，从经济和生存的角度，讲述了那个时代为国为民的企业家、政治家以及文学家对“经济”的理解和胸怀，描绘了一个个不屈的清晰地背影。
——筚路蓝缕的创业家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支撑军阀混战的前提是实业。没有实业支撑，所为革命也只是镜花水月。曾经有人说过，近代苦难之源，在于实业不兴。有识之士也深深感受到，先进技术和先进理念的重要性，以开阔的视野和经世的胸怀，凭借着自身的勇敢和智慧，穿梭于刀尖之间，开创了近现代中国实业发展的新局面。梁启超，以政治文明而倾力于经济体制改革，银本位的改革理念以及能够有效遏制通货膨胀的“大头洋”，都证明了当之无愧的中国首位经济改革家。范旭东，杰出的化工实业家，我国重化学工业的奠基人，被称作“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中国重工业之父”，生产出中国本国制造的第一批精盐，开发成功了联合制碱新工艺。卢作孚，中国航运业的先驱，以办轮船航运业为基础，兼办其它实业，把实业与教育结合起来，促进社会改革，以达到振兴中华的目的，其成就跨越了“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三大领域。此外，周作民、虞洽卿、吴鼎昌、李嘉诚等等先驱者，在筚路蓝缕开创事业的同时，都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无论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他们都无愧于“先驱”二字。
——浮萍漂泊的名人们
——八仙过海的术士们
猫有猫道，狗有狗道。为了生存，三教九流都在乱世中苦苦挣扎。江湖术士袁树珊以算命为生，曾给何应钦、蒋介石、吴佩孚、杜月笙等人算命。能够准确预测自己劫难的张其锽，却在劫难逃，横死匪徒之手。精武臻道的孙禄堂，将武术和道术相结合，成就武林传奇。余云岫、李宗吾、胡兰成、苏曼殊、周善培、章士钊等人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动荡的岁月里，谱写了一首首惊天动地的传奇经历。
《安身与立命》读后感(三)：脊梁（一）
林亦霖
这本书看完后，久久不能平静，不知道是该羡慕还是该自卑，那些大家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还能有所成，而反观自己，的确需要深思。
若是选个合适的词语，“脊梁”正合适，他们就是那个时代小小的缩影；站在历史长河后面的我们，望着他们，崇敬他们，感受他们。
《安身与立命》将人划分为三个部分：“经世与济民”“生计与排场”“安身与立命”。从银行家到文学家再到一些小格调的名人。比如一些在道家学派有所建树的人，在武功钻研上有所突破的人，再比如一些对于中医有不同见解的人；书选取的人物，有的熟悉，有的陌生；然而熟悉的那些，也有不熟悉的一面。
想起来高中校园里蔡元培先生的雕像，书中的他和我想的似乎略有些不同；课本中的他是严肃的，是包容的，他引领着北大进入一个新的世纪。都说学校和校长是相辅相成的，一位校长会定下一所大学的基调，而一种大学的氛围会影响校长的举措。与其说他选对了北大，不若说北大选对了他。“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简单的口号在那个时刻已被喊响——直到今日，一直流淌在一代又一代北大人的血脉之中。书中的蔡先生很和善，是新旧时代的一个转折人物，他通过努力，凝聚了一大批有志之才，北大成为当时社会思潮的一个中心。他能赚钱，亦能花钱。他将财散给那些需要帮助的同学，而那些学生成为了后来举足轻重的人。蔡先生将传统儒家的善发挥到极致，同时又能接受西方的思想。他是中西合并的典范，他将北大带入世界一流的潮流。
读王国维的时候，心是酸疼的。很小的时候读《人间词话》觉得他是非常厉害的人，可读他的简记时，却是于心不忍的。读几个字就要难过一下。他算是出生在比较保守的家庭之中，参加考试却没那般好命。屡试屡失败，屡失败屡试。他没有很多文人应有的那种安逸的环境，但他自己肯钻研。很多知识都是自学的。天才往往都是寂寞的，他更是如此。很少有人理解他，因他的性格占有很大的因素——而这古怪性格的形成和他往昔的生活有关。他很敏感，无论是对待朋友还是对待亲人。很多事情本可处理地更为妥善些。因为他那颗敏感的心，反而把很多问题逼了绝境。文中记起清华的聚餐，梁启超那桌热热闹闹，反观之，他的那桌冷冷清清。就像他的性格，很冷不喜热闹。大概也正是这样的一种性格，让他在学术上有所精进，在生活中不知变通。他的伟大，他的死板，汇织成他的命运脉络。这样的人，注定在历史中会留下足迹，在生活中被人诟病。他是清华的四大导师，也是凡人眼中不会人际的顽固者。他长在旧的时代，死在了新旧交替的时代；他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在新的时代却没了他的影子。心疼他，却又无可奈何。他给自己的人生画上了一个句号，却在后人的心中留下了无数的省略号。
文章中从经济谈到文学，再从文学到小领域。从银行家与中国命运休戚相关，到经济学家构建经济体制；从文学家笔下生花各创一派，到教育家体恤学生引领时代；那些道家的求仙问道，到武术家的行云流水……这是这本书的缩影，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一页缩影。
他们是时代的脊梁，是中国的脊梁。
《安身与立命》读后感(四)：医道与武道：寻求自性之道
余世存《安身与立命》是一部近代人物列传集锦，作者用太史公笔法对近代中国各界重要人物的历史与文化内涵，作以挖掘和解读，读之使人受益。书中有连续两节介绍余云岫与孙禄堂，二者各为其时中国医界与武界的领袖人物。而笔者也一直对中西医论争的历史及孙氏武学有所关注，不妨借此谈谈自己的一些认识与感想。
说到“废止中医派”的领袖余云岫，则不得不讲一讲近代以来中西医论争的历史。与其他西学一样，西医也伴随着西学东渐的脚步传入中国。鸦片战争以前，国人对西医虽没有明显偏好，只是视病而择，但也没有过多对立或对抗。因为医学治病救人，是靠疗效说话，有疗效，则一传十，十传百。西医在早期传教士那里是向国人传教的重要窗口，建立在广州、澳门等地的西医医局都是免费为国人治病。1839年，林则徐还曾因疝气病向当地的美国医生伯驾（Peter Parker）寻诊问药，可想见西医在当时当地的普及和接受的情况。
正因为医学可以用疗效说话，再加上西医以解剖学、生物学为基础的科学意义上的辨病论治，我们有理由预见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一个世纪里，西医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树立了一面旗帜，这毫不奇怪。西医对中医的冲击，完全成为了西学对中华传统文化冲击的典型代表。举凡洋务派（如吴汝纶）、维新派（如梁启超）、启蒙思想家（如严复），他们无不是近代以来反对中医的代表人物。不过，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如Paul Unschuld所说：“在任何社会，一种医疗方法体系的强弱不仅是系于其本身的客观疗效；同样重要的，是社会政治群体的理念，是容纳这种医疗方法体系的世界观。”晚清以来中医一直与传统文化和民族主义胶着在一起，中西医之争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之争，而是文化之争、观念之争、政治权力之争。批判和废止中医成为民国时期众多知识精英的普遍诉求，这里面有中医自身的问题，但很大程度上是与当时之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态度分不开的。
然而，余云岫是属于看到了中医自身问题的那部分有识之士，虽然他也同样被裹挟于那个时代潮流之中。余世存在《安身与立命》中把余云岫比作医界的鲁迅：“为了革命，就得以激进的态度反传统。鲁迅和余云岫做的就是这类工作。”（页260）不过，余云岫的革命是学术意义上的“医界革命”，他强调的是“废医存药”。与民国时期众多知识分子对中医药的极端态度不同，余云岫努力推动中药的现代化。他投入数十年精力整理出了《国产药物的文献研究》、《中国古代疾病名候疏义》等著作。1913年他在《世界各国新药集序》一文中说：“欧美之旧药转而为新者，盖已发露无遗。自今而后，用武之地将在我国。地大物博，草昧未启，本二千年经验，进而行科学之研究，药理之实验，则所获之富，必可惊骇。好自为之，执来日新药之牛耳者，舍我国而谁属哉？”
其实退开一步而说，中药可存，中医又是否可废呢？生命体是一个复杂系统，有很多逻辑关系，但并不是线性的，也无法机械地进行排列组合。如果医学都有非逻辑的东西在里面，就不能将西医等同于“科学”，将中医划归于“不科学”。中医独特的理论和诊疗技术，都是从长期以来对人类生命活动过程的考察和感悟中发现，从千百年来坚持不懈的临床实践中总结并传承下来的。符合人体应用的，即是可取之道。
如果说医道是寻求符合人体自身应用之道，那么武道即是不断发现和温习自身圆满之道。如果说余云岫是在一定程度上的“反传统”中寻求自性，那么孙禄堂则完全是在“传统”中寻求自性。
孙禄堂早年精研形意拳，师从李奎元，复从郭云深，其间又得宋世荣、车毅斋、白西园诸前辈亲授，故孙之形意拳功夫臻于尽善。继而又从程廷华研习八卦拳，尽得壶奥。1886年春，孙禄堂只身徒步壮游南北11省，其间访少林、朝武当、上峨眉，闻有艺者必访至，逢人较技未遇对手。至1888年秋，孙返归故里，年底创“蒲阳拳社”。1907年，孙随东北总督徐世昌赴奉天，任徐之幕宾。后保知县、知州未临莅。1912年，孙禄堂在北京遇太极拳名师郝为真。时郝已年过花甲，病困交加。孙闻之，将郝接至家中，请医喂药，月余郝愈。郝感其恩，遂将自己所习太极拳之心得告之孙禄堂。时郝一语方出，孙已通悟，盖因形意、八卦、太极三家拳术至最高境界其道理可自通。1918年，孙禄堂经过自己数十年深修研悟，将形意、八卦、太极三门拳术从理论到内容提纯升华融合为一，创孙氏太极拳。同年，徐世昌请孙入总统府，任武承宣官。1928年3月，南京中央国术馆成立，孙受聘为该馆武当门门长。7月又被聘为江苏国术馆副馆长兼教务长。至1931年10月返京。
孙禄堂不仅武功登峰造极，而且道德修养极高，多次扶危济灾，救乡民于水火。1919年，完县一带大旱，孙倾其家资散钱于乡农，不取本息。而周济武林同道之事更不胜枚举。时人评曰：“孙之忠义之心，肝胆相照，非常人可比。”孙虽名满天下，然而俭素质朴如初，一生淡泊名利，不阿权贵，立身涉世“诚于中而形于外”，不图虚名，而世人莫不称其仁。
孙禄堂曾如是说：“习此艺者，非欲以艺胜人也。志士仁人养其浩然之气，志之所期，力足赴之，如是而已。”所以，武术的要义即在发现自性，而非势利。
余世存书中有一段精辟的话：“一般认为中国文化到了明清时期即到了乱熟衰败阶段，文化不再能救亡图存，因此，有识之士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去引进外来文化。但是，自宋明开始的中国文化的底层启蒙和复兴运动，到了清代却有了绝大的发展。太极、《易经》等中国文化的最高范畴，由平民大众从精英文化中受启发而成就的武学又回馈了上层精英，太极拳在民间的兴起，在王公大人那里传播就是一个例子。孙禄堂的一生同样是一个例子。”（页254）
我也赞同《安身与立命》序言中的话：“百年来中国大陆声势澎湃的西化运动，在明智者眼里只是尚未完成的‘新儒家’。我们由此可以理解，无论中国文化如何趋新趋时，传统的儒、释、道仍能够借身还魂，仍有强大的力量显明其本质。”我想说，医道与武道，既是寻求个体的自性之道，也是寻求中华民族与文化的自性之道。反过来说，每个人的生命都很有限，但是当我们理解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之后，我们的精神生命也就可以扩展开来。
本文已同步发布于微信公众平台（乐彼知园），未经笔者本人许可，谢绝任何形式的转载。
《安身与立命》读后感(五)：经世者 世间人
经世者 世间人
——于乱世，《安身与立命》
上一本《盗火与革命》是两天前看完的，讲了风云际会间，那些在政治舞台上登场的牛人，《安身与立命》则更多地讲的是“处江湖之远”的一些入世经世者，在乱世当中安身立命，他们有他们的准则，在这些人中，我们能够见到财商，也可见到文采；可感受“民国风骨”，也可见到“性情中人”；可以是仗义疏财的一方财主，也可以是一生清贫的安乐文士……
也是三节，“经世与济民”、“生计与排场”、“安身与立命”，和《盗火与革命》相比，出现的这些人物，不认识的情况也更加多了一些，作者余世存在上一本当中也常常用的卦象人物分析在这边也出现了，通过解爻来解读人生的方法，也是很有特色的一种叙述方式。
安身立命，修身齐家，人的存在有很多的体验，前两章讲的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那种不成功也算是人物的历程，尽管有“不会做财政的文人不是好的改革者”的梁启超这种不太熟知的特点，但是大多数的人，都至少或多或少了解过；而第三章中的这些将就“安身立命”的大时代的“小人物”们，则是三教九流，各存其名，或许这也是本书最好看最有意思的地方。
前面就讲到作者本人其实也常喜用《易经》卦词对这些人物进行解读，因而也不奇怪会选择这些“山医命相卜”的杂学家、精武臻道的武学家、肆意洒脱的至情至性之人、知我罪我的“小格局”式的争议人物等等作为这一章节的主角，作为一个更加开放和多元化的时代的读者，我们会更加希望读到这样的文字，他们为我们展现着另外一种视角，告诉我们还有这样那样的人生。同时，通过系列的介绍，也为我们略微窥探那些传说当中出神入化的“老九门”、“推背图”之类的充满了暗语和机锋的中式的江湖有了更加近时代的注脚。
“英雄们可以打造时势，可以指示历史的道路，却不能创造历史，他们创造的只是自己的历史。”这是作者的观点。“做自己的主人”，在本书当中的主角们，其实都做到了这一点，无论是沦为汉奸的争议者，还是活在当下经营者，又或许是笔耕不辍的作家，几经起伏的先生，他们都不折不扣在做自己，用自己的行为，践行自己的人生信念，此已较之茫然不知信念的人都多处许多。读人的历史，不正是为了找到自己想要找的路，去立吾命、俢吾身、成吾人么？
不禁在期待《世道与人心》会讲一些什么了，作者的自序里有些提示，但是真正的阅读体验，还要等打开书本之后了罢。
y 林怿
2016-8-17 22:01:29
写于御庭园
《安身与立命》读后感(六)：何谓天命
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余世存已过不惑，将近知天命之年，这时的写作也更透出对世界对人生的深度况味。
本书是三部曲的第二部，以知识分子和文人为主要的传主，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作者的身份有所重合——没有比作家更能体会作家的了。清末民初正值中国的第一波现代化过程，生活于其中的知识分子无疑正经受到传统与现代这两种完全不同文明的冲突，这与当代知识分子所经受的普世文明与意识形态激荡有很多相似之处。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没有错的，否则历史就失去了意义。
现在回看《非常道》，会发现它最大的特点是言简意赅，这种汉语表达的简洁程度似乎显示了余世存先生的特殊天赋。在这个三部曲中，余先生对语言的驾驭能力更令人叹为观止，只需三言两语，便道尽了一个人的坎坷与沧桑，挣扎与无奈。作者对这些民国先贤极尽“理解之同情”，也让读者在字里行间能感同身受。
过去看民国史，以为知识分子们都过得不错，事实上，在那个新旧交替的年代，体制与市场都不够成熟，再加上国家贫弱，时局动荡，知识分子群体忧国忧民不易，稻粱谋更不易。王国维数载钻研，写成《宋元戏曲史》出版，仅得稿酬200元，约合现在的一万元。他叹息：“来日大难，非专业之学恐不能糊口。”三个儿子，他让他们考海关、考邮政、考铁路，就是不让他们做学问。余世存说，王国维最终没有过得了义利关。余世存在本书中，着墨于自赋清高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描写了他们作为普通人的一面，这不仅是对历史的祛魅，也是对名人的祛魅。从鲁迅、张恨水等中国第一代自由作家身上，我们也能看到当下一些有志气有才华的独立作家的命运。对大多数知识分子、教授、作家、读书人来说，他们常常面临的问题便是：进体制还是不进？从体制中出走还是不出走？这个娜拉的问题鲁迅早就回答过。
余世存在书里，又一次让我重温了一遍鲁迅卖书的故事——这段文字以前曾在我小时候的课本里。上海英商汽车公司售票员阿累在书店里捧读《毁灭》爱不释手，鲁迅知道他的钱不够，就问他：“一块钱你有没有？这本书只要一块钱本钱，我那一本，是送给你的。”阿累从内衣的口袋里掏出那块带着体温的银元，放到鲁迅的手上……
《安身与立命》读后感(七)：在历史碎片中寻找安身立命的脉络
在历史碎片中寻找安身立命的脉络 人生来是做什么的？难道就是为了活着而活着？周而复始卖命地工作，难道就是为了薪水？“当我们谈到《沉思录》的最后一段，即说从人生的舞台退场的一段，我们就感到忧郁，因为这就是人的命运，在劫难逃。即使你觉得你的戏还没有演完，新的演员已经代替你成为主角了，这里的忧郁就像卓别林所言的《舞台生涯》中的那些老演员的心情，苦涩而忧不无欣慰，黯然而又稍觉轻松。”而同时，“我们又感到高贵，因为我们可以体面、庄严地退场，因为我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并给新来者腾出了地方。”当代著名学者余世存在新著《安身与立命》的序文《应是鸿蒙借君手》中援引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的话表明，安身也好，立命也罢，都是人生价值实现的必然途径。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对国家和民族历史，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反映的不仅是思想情感、心理诉求，更是立场观点、价值取向。
于安身之处立命、于立命之处安身的生命安置，才是安身与立命之正解。《安身与立命》是余世存“立人三部曲”之二，侧重从经济、生存的角度写人物。“经济”作为“经世济民”的缩写，无论用于指涉人的活动还是人的才干，都包含着“民生”，包含着“经济秩序”。“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梁启超认为，“各国租税，务稍重富民负担而减轻贫民负担者。国乃适与相反，惟敲削贫民，诛求到骨，而富者反毫无所出”；“其他各种杂税，名目迭出不穷，而按其性质则无一非以病贫民。而所谓最良之税则，如所得税、遗产税、地价差增税等，凡足以均贫富之负荷者，则无一而能行。”梁启超强调，“凡新课租税及变更税率，以法律定之”；“国家岁入、岁出之决算，每年由审计院检查之。”梁启超深邃的财政见解，虽未能救弊于一时，却给积弱多病旧中国投下一道思想的闪电，即便当下之财政金融改革也可从中获得些许启迪。
安身与立命落实到人类社会，必然落实到历史的脉络里，而个体生命的价值也就落脚到为家为国的责任中。“蔡先生为公众服务数十年，死后无一间屋，无一寸土，医院药费一千余元，蔡夫人至今尚无法给付，只在那里打算典衣质物以处丧事，衣衾棺木的费用，还是王云五先生代筹的……”一如北京大学教授王世杰在《追忆蔡元培》一文中所言，蔡元培虽具有淡泊宁静的志怀和正直和平的性行，但又何尝不是一位白刃可蹈、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斗士？他与清廷斗，与袁世凯斗，与北洋军阀斗，与蒋介石斗，没有大无畏的精神能行吗？他多次名列通缉令，多次收到恐吓信，走在生死边缘又何止一两遭？他追求真理，不愧屋漏；他以身殉道的精神，将知与行打成一片，决不与时俯仰，与世浮沉。他与宋庆龄、杨杏佛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竭力为国家、民族保存一二分元气，“贡献可谓大哉”（余世存《蔡元培：有天下而不与》）。
安身即是立命，立命即是安身。将身安于此，又有何不安？将命立于此，又有何忧？自1927年秋天起，鲁迅决意脱离体制，他既不担任公职，也不做教员，而是专事独立写作。这一年，他已经46岁了。鲁迅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基于战斗的需要——殖民文化与商业文化固然不堪，但却足以造成文化专制的缝隙，进而便于以笔为旗，展开社会批判与文明批判，而另一方面则分明处于经济筹划和生存的盘算……”尽管鲁迅一生受气，其中多跟钱有关。然而，鲁迅是强大的。正如余世存在《安身与立命》中所言，“他虽为钱操心，但仍不遗余力地行非常之举。他对亲友、对年轻人、对陌生人的帮助是多样的。”比如，出资印行叶紫的《丰收》、萧军《八月的乡村》、萧红《生死场》、曹泽华的《铁流》以及纪念瞿秋白的《海上述林》等，他对左联刊物、对柔石家属的捐助亦有案可稽。
历史在大浪淘沙中，淘洗出时代进步的画卷。“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是因为我相信未来人的眼睛——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郭路生《相信未来》）。对于历史，我们是否也有这样的一双眼睛？《安身与立命》分“经世语济民”、“生计与排场”、“安身与立命”三章。其中，余世存不但浓墨重彩地讲述了梁启超、范旭东、卢作孚、周作民、虞洽卿、张嘉璈、李嘉诚等12人或致力于个人财富的积累，或致力于经世济民的价值取向差异背后的共同特质。还从个人经济生活的角度使我们以全新的视角接近“谋国不成、谋家有成”的康有为与“谋道不谋贫”的王国维，以及“为文字而生”的张恨水和“浪漫与放荡不羁”的郁达夫。在混乱又自由的年代，还一群“非主流”的历史人物（包括胡兰成、章士钊、聂云台、袁树珊、张其锽、李宗吾、余云岫等11人），因为种种原因这群“非主流”的历史人物没有得到后人的足够重视，但余世存却从他们身上发现了人性的历史的光芒。 发表于《南风窗》第十八期“南书房” http://www.nfcmag.com/article/6686.html
《安身与立命》读后感(八)：文学与金钱
读《安身与立命》
作者：苏术
何为安身？何以立命。
此书所有内容都可以归结为开头的一句话：“生于乱世，从不苟且。”说到乱世，生于乱世的文人有很多，我们熟知的比如梁启超、鲁迅、胡适以及胡兰成等等。
余世存既是诗人也是作家学者。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国家官员、志愿者。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科学时报》助理总编辑。现为自由撰稿人，居北京。当代最重要的思想者，多次入选年度华人百名公共知识分子，被称为“当代中国最富有思想冲击力、最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的思想者之一”。
《安身与立命》是余世存立人三部曲中的一部。“立人三部曲”包括《盗火与革命》、《安身与立命》、《世道与人心》。三本书展现了每一个历史人物的另外一面，比如对于鲁迅，余世存是这样形容他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这句话不是带着贬义的，但是作者也运用了很多数据来诠释鲁迅这个人既有文采也爱钱。
说起鲁迅，作者根据十年前的一项研究表明，鲁迅在参加工作直至去世的24年间，共收入12万元左右，相当于今400多万人民币，即年均17万元人民币、月均9000元～20000元人民币的收入。如果用今天的购买力算，相当于1000多万人民币，即年均50万元……
这个数字真的很庞大，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些钱也都是鲁迅用自己的才华赚来的。1927年，鲁迅在《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中说：“有人说：’文学是穷苦的时候做的’，其实未必，穷苦的时候必定没有文学作品的，我在北京时，一穷，就到处借钱，不写一个字，到薪俸发放时，才坐下来做文章。忙的时候也必定没有文学作品，挑担的人必要放下担子，才能做文章；拉车的人也必要把车子放下，才能做文章。”
这样的话，现今的郑钧也曾说过。当你穷的只想着如何温饱自己的时候，你还哪里来的其他力气和精力去创作出好的音乐。薛之谦不也为了能继续唱歌而变成段子手，如今也开始活跃于各种综艺节目。为钱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因为对他们来说赚钱只是一种手段，为了自己的梦想，为了更好的实现为之喜欢和奋斗的事情。难道我们会因为鲁迅有钱而忽视他的成就吗？自然不会。
我想起早前高晓松携手许巍吟唱出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拥有一颗不改初心的心，不管是乱世也罢，俗世也罢。只要保持这样的初心，又有何妨？
本书还写了很多人，财改首席设计师梁启超、挟传统与新时代博弈的李嘉诚、谋道不谋贫的王国维、江湖术士袁树珊、才与不才之间的章士钊等等。每一个人在别人知道的才华事迹外，还有面对现实生活的人生态度；在观众认知以外的，他们的喜好。每一个人在作者笔下更加有血有肉，他们在谋生之外亦存风骨。
——
未经授权请勿转载，转载请联系QQ：1147679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