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益舅舅的最后十年》读后感10篇
《宪益舅舅的最后十年》是一本由赵蘅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34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宪益舅舅的最后十年》读后感(一)：陈丹青：我的神往
我的神往
杨先生的著作，我一本没读过，很惭愧，只能讲讲我的神往。赵蘅这本书，我也暂时没有读完，但我非常喜欢赵蘅画的舅舅的每一幅画，真实传神，又珍贵！
“文*革”期间，我有幸在南京认识杨苡和赵瑞蕻先生，就是赵蘅的爸爸妈妈。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带女儿来中国玩，有幸与赵瑞蕻夫妇吃饭，回家说中国有这么好看的老人家，这么有教养！
就在那一回，杨苡先生居然随手送我一张他哥哥的民国原版老照片。那时候杨先生还是青年，昂着头，一件长衫，一看就是民国的公子、民国的才俊。共和国才俊不少，留过洋，会英语，还是教授博导之类，但拍出照片，怎么也拍不出才俊相，更别提公子相。为什么呢？后来我读杨先生自述，说他少年时在天津由家丁领着去书店，买了书，不付钱，书店会送书到家里来。
我明白了。现在哪个教授博导，有过带家丁逛书店的来历啊！
而真正的公子，对钱没概念，但是对酒，有概念。我读杨先生自叙，最喜欢是两笔，一笔说他夜里和夫人戴乃迭喝酒，喝了一半当中被捕了，心里想，那半瓶酒可惜了，这真是公子的念头； 另一笔，是说他几年后放回家，家里全是灰尘，半瓶酒还放在桌上，这是文学的念头了。
还有半笔，也好极了，说他给押到班房，挤满人，他挤进去，立刻睡着了。第二天醒来，边上一位牢友说，你嘴里的酒气很好闻啊。
这就是公子落难的派头，但不是落难公子——今天赵蘅这一本书，有一句很好，说是杨先生常会做出戴手铐的模样，说，我随时准备捉进去。我不会理解为这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悲惨，相反，我以为倒是其中几位好汉因此活着的特别传奇。杨宪益先生就是一位，他是真公子，落难落得起，因为他见过真世面，包括留英，包括坐班房。早几年有家出版社编辑，说是带我看看杨宪益，说他的口头禅是“无所谓”，“没什么”，可惜我没有去。我觉得杨先生这样的真公子，远远尊敬着，就很好。多少年前我就非常尊敬他，我曾在纽约的电视里，就看见又瘦又小的杨先生坐在沙发上，很平静，很清楚地向全世界说话，一句不含糊，半点不害怕，真是一条好汉，真是民国的书生本色！
传说杨先生不停地抽烟，抽到老。病床上打点滴，右手动不得，左手点烟，不肯人家帮他。这也是我的一点私人的理由，非常佩服他，喜欢他。他真是沧海遗珠，民国的公子，又少了一位了。
赵蘅在结尾说得好：“记住了就记住他，历史又是无数个铭记的延续。”谢谢赵蘅为他舅舅写了这本书，我们会永远记住杨宪益先生。
《宪益舅舅的最后十年》读后感(二)：从此胸中无块垒
我看过的关于杨宪益最好的评论，乃是诗人黄灿然的寥寥数语：
“见过多少生死，经历多少毁誉。最后剩下烟酒二友，生命已是炉火纯青，也接近万念俱灰。他们（指杨宪益与英国诗人奥登）把能量彻底消耗，剩下余烬。这意味着他们已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反观晚年高朋满座者，背后不免有一种未燃尽的遗憾。”
杨宪益似乎要散尽家财——他的藏书都送人了，连同手上的戒指——方可无憾。但老人家的智慧与学识则无法散尽与人，此为无可奈何之事。
杨先生的外甥女赵蘅不同意黄灿然的“杨宪益未免令人有晚境凄凉之感”的说法，她认为，有她们这些亲人在身边，杨先生绝无凄凉。这也是亲人最正常不过的反应了。
说来奇怪，赵蘅写舅舅最后的十载春秋，我却满眼只见大雪覆盖的北平。尹丽川说，“一下雪，北京就变成了北平。”我觉得似乎只有雪后的北平才能配得上杨先生的气度。也许是赵蘅的几幅素描画，画的就是冬雪京师之景，给我印象太深的缘故。小金丝胡同（杨先生晚年在此度过）雪掩柴门，赵蘅踏雪迤逦而来，照顾舅舅的起居，听老人说话，给老人画像，也记下来老人晚年生活的点点滴滴。
记述杨先生生平的传记、专访乃至电视片不可谓不多，但赵蘅有着别人无法企及的优势，她的文字，从真真切切的生活里萃取。她熟悉杨先生的生活习惯，如果她愿意，可以一天二十四小时贴身伺候老爷子。所记录者，没别的，尽是些日常琐事，吃饭、聊天，看病，接待各路访客。老爷子虽然声称不再工作了，但说了不少言及翻译文学的话，时常指点后辈，也聊现当代的作家和名人，而书中记录的老爷子忆往的内容，便成了宝贵的第一手的文史资料。有时候别人聊的热火朝天，老爷子抽着烟却不吱声了。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那两只肥得走不动道的大花猫蜷伏在他的脚下。窗外不远处就是热闹的后海和烟袋斜街。
偶尔老爷子也参加聚会，郁风和丁聪的米寿庆典他去了，在场有很多名流。“太热闹了，没意思。”他说。我想，老爷子看见老友丁聪沈峻夫妇，也许会有所触动。赵蘅多次提到舅母故去后，舅舅念叨她、为她赋诗的情形。
杨先生在英国认识戴乃迭，喜欢上了这个英国姑娘。“她会抽，我总是在口袋里装包烟。她抽，我也就抽了。我的抽烟历史就是这样。”杨先生的酒却与爱情无关，大概是天生的吧。人们最津津乐道的就是杨先生入狱前没喝完的那瓶酒，杨先生对乔迁深牢大狱无甚感觉，但他惋惜那半瓶酒。2002年冬天，有一次范用请杨先生等人吃饭，杨先生一个人喝光了两瓶酒，一瓶五粮液，一瓶威士忌。“他说谁都不喝，都打开了，带不走。”再也没有了牢狱之虞，杨先生可以稳稳当当喝了。大家都不敢深劝老爷子，虽然烟酒对他身体不好。我觉得，过度依赖嗜好，烟也好，酒也罢，要么是以此为生命支柱，要么是看透了这臭皮囊。杨先生有诗云：“何必天天要唤医，酒精泡起更相宜。一头钻进玻璃罐，免得将来化骨灰。”他查出患有前列腺癌后，“大家都心存侥幸希望弄错了，只有舅舅满不在乎地说，上次体检他就知道了。这有什么，无所谓。他说。”
赵蘅说：“老人所经历的苦难和不公正，被他本人轻描淡写到惊人地步，他一生做出的巨大贡献，也被他说得同样轻描淡写，让我们这些听者都感到汗颜。”八十岁时，杨先生写了一首七律，颔联和颈联写道：“位卑不敢忘国忧，病愈重听捉放曹。从此胸中无块垒，无须会上发牢骚。”老人家的块垒早被杜康浇没了，牢骚也如香烟一样，散入云间看不见，只是忧国忧民还在那几百万字的译著里，沉甸甸地坠着……
《宪益舅舅的最后十年》读后感(三)：杨苡：只言片语读懂杨宪益
杨苡（翻译家、本书作者赵蘅的母亲）
赵蘅对她舅舅的怀念化作了勇气，她大胆地整理出这些年她输入电脑中以及写和画进她那几十本“速写日记”中的零星小事，摘录了有关舅舅最后十年生活的点点滴滴，最后在她的朋友们的鼓励下交给了三联书店。
四月中旬，当我收到样书时，（事先是被隐瞒的）作为她的母亲，翻阅了一下，我真不知道该是称赞、还是责备，甚至还有担忧。我已是92岁老人，赵蘅也刚过了66岁生日……我总有“不写也罢”的心态，她却总是按捺不住。但我不禁回忆起在我66岁时，恰正赶上一个难忘的美好时代，大地复苏。我和我的文友们一个个毫无顾忌地从心底挖掘出深深埋藏着的在那漫长岁月里我们对祖国的依恋，用笔来宣泄着我们的等待和希望！毕竟“弄文罹文网”的暴风雨是过去了，再也不必担心“上纲上线”，那时真像是到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好日子！
那个时候我哥杨宪益十分乐观，在工作上他和乃迭兴致勃勃作出了卓越的成绩。当然过了几年却遭遇了挫折，开始习惯说“无所谓”，以告诫别人，也提醒自己。他不再是埋头苦干的中年人，却开始走进老年。
然而他心底那股强烈的爱国之情却时刻喷涌，当我们兄妹三人谈起在有生之年还能看到我们亲爱的祖国已经开始从那黑暗的封建专制、愚昧无知的泥淖中挣脱出来，一步步向前迈进，我们感到是幸运的！
我们不敢奢望来自读者和亲友们给出几分肯定和理解，也许我们应该准备接受一些误解或责难！我们等待宽容。真心希望读者能从这本书里所提供的只言片语读懂杨宪益——一个纯粹的读书人，一个心如明镜的爱国者，一个默默无闻的斗士，一个被遗忘、被时代湮没了的寂寞老人。
Wait and Hope!
《宪益舅舅的最后十年》读后感(四)：纽约客闲话之闲读拾偶：人生的最后十年
作者:朱小棣 时间:2011-11-21 11:09:04 来源: 侨报周末
人生的最后十年，这是一个有点触目惊心的话题。谁都无法知道，究竟哪十年，才是自己的最后生命。当然也就无从规划，到底应该如何度过，这最后的十年。翻译大家杨宪益的最后十年，是在风平浪静中度过的，平静到了与此十年之前的生命，形成某种强烈的对比。而这平静的十年，如今终於在外甥女儿的笔头下展现出来，有了《宪益舅舅的最后十年》（三联书店2010年版）这本书。
“舅舅”原本是和“舅母”有过虽不同年生但愿同日死的愿望的，但却比“舅母”又多活了十年，还幸运地看到了他这位英籍夫人的英文自传《我有两个祖国》中译本的正式出版。虽然太太死后他不能继续享受外籍专家的待遇，他自己身后倒是收到了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的花圈。
外甥女儿笔下的舅舅，原来是这样的：“他永远是一个坐姿，从早到晚，像一尊雕像，用他那双黑黑亮亮的细长眼睛迎著你，认真听你讲话，无论你讲得多不得体多无趣，他也总是笑眯眯的，决不会打断你的兴致”。“老人话不多，出语平和，谁来了都一样说话。谁能有所收获，就看听者的悟性了”。
的确，书里的记事，无非都是些家长里短，婆婆妈妈。猛一看，饭局占据了不小的篇幅。除去可以让我们了解，常和老人外出聚餐的不仅有自己的妹妹，还有黄苗子、郁风、丁聪、邵燕祥、李辉等老少朋友们以外，餐桌上闲聊中透露出的信息，其实往往是最值得留意玩味，甚至是振聋发聩的。
例如谈及“舅舅”在那场风波后被开除党籍的事，“原来政协开会时，某人发言说委员中有人反动，他点了吴祖光、杨宪益”的名，后来还是李瑞环说，“这些老人在国际上很有影响，本来外国人就说我们，这样做会让人更加有把柄”，这才算是把杨老给保了下来，没有受到进一步迫害。对比一下木匠出身的李，和那驰名中日的画家“某人”，更是要让人感慨万千。原来出身及文化修养，与人的道德品质，根本是两件不相干的事，而且可以完全地背道而驰。俗语说，狠毒莫过妇人心。其实，整起人来，最毒的，莫过於那些念过书的。退一万步说，至少也说明，骨头最软最贱的，依然会有那些读书人。
就在另一次聚餐接近尾声时，作者笔下突然这样叙道，“妈将拜访冰心的一次谈话告诉大家，那次见面我也在场。当时那场风波刚过，老太太还心怀愤懑，她说：“我一不怕坐牢，我现在在轮椅上就是坐牢；我二不怕离婚，吴文藻已去世了；我三不怕杀头，杀我的头，誉满全球”。这可真的是字字铿锵呀。掐指算来，说这话时，还真是已经到了老太太人生的最后十年。壮丽哉，不亚於她此前人生的任何一刻。
所以说，读书也是如此，是否有所收获，就看读者的悟性了。
《宪益舅舅的最后十年》读后感(五)：叶廷芳：后海有道人文风景线
人民日报
北京后海银锭桥附近的小金丝胡同，本来名字好听却名声不亮，但却随着一位居民的落户而远播。这正是赵蘅近作《宪益舅舅的最后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告诉我们的秘密。
《宪益舅舅的最后十年》中的主人公杨宪益以95岁高龄走完人生旅程，其中至少有一个甲子的年华始终与他的异国爱妻戴乃迭相濡以沫，亲密合作，又译又写，笔耕不止，著译作等身，尤其完成了名震中外的英译《红楼梦》的不凡壮举，成为翻译史上的美谈。于是，小金丝胡同这个堪称后海地区最好听的巷名，与杨宪益的名字联系起来了，加上附近的银锭桥，这三位一体成为后海地区的人文风景线。
不信你往这本新出的书里看，都是些什么人跨过银锭桥来来去去，朝着金丝胡同6号进进出出——黄苗子和郁风，著名画坛伉俪；黄永玉和丁聪，水墨大家；邵燕祥，著名诗人兼杂文家；袁鹰，著名散文家；黄宗江，文学、戏剧幽默大家；范用，著名出版家；巫宁坤，美籍著名翻译家……还有数不清的编辑、记者、粉丝。朋友们常济济一堂，欢声笑语，不时迸发出思想火花；谁还想得起谁是病人，包括杨先生自己——你看，酒兴浓时，他似一下变成了孩童，双膝跪到了地上；老友范用显然被感染了，也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哈，这些书桌旁的工作狂，闲暇时哪个不是性情中人？
与上述浓浓友情相映照的是，小金丝胡同6号院内的依依亲情。这里经常活动着杨家三代人。杨先生这一代健在的还有四人：两个妹妹，静如和敏如，都颇有文学才情；一位妹夫即书中的阿夫，工程院士。他们自然都是耄耋之年了。远在南京的小妹静如最惦念哥哥，来北京一见这位兄长就抱住他呜呜咽咽。有时杨家老少一起出去下馆子，只见“这一串老人步履蹒跚地往银锭桥走去……”“一串”——多美妙啊：老寿星们就像拴在一起的仙人，构成一道别有情趣的后海市井景观。兄妹们聚在一起互相追忆往事，咀嚼人生况味。有时也相互调侃，互揭“老底”，仿佛要回归童年，真是其乐融融。可惜杨先生之妻不在了，这是他最难释怀的：在他心目中，始终是“乃迭最重要”，并为乃迭未能如约活到“白头偕老”而抱憾不已。
杨先生养大的三个孩子中，惟一的儿子杨烨已经失去了，在无尽的悲痛之余，杨先生自然格外疼爱两个女儿，尤其是最后朝夕陪伴在他身边的小女儿杨炽。就是她，当一般古城居民文物意识的觉醒还处在睡眼惺忪的时候，她就抢先看到了银锭桥的异彩，认定这里才是让父亲安度晚年的最佳去处。虽然宅子不算大，院子也不大，但它带有一个小花园！杨炽与丈夫凭着自己的建筑智慧，把小花园营造得玲珑剔透，更在后门顶上扩建了一座露天阳台。的确，当你登上阳台，只见一大片熟悉而古朴的瓦顶立即向你发出“特赦”后的微笑；三百米外巍巍鼓楼也向你颔首示意，而脚边的蓝蓝湖水似在哼唱着如歌的行板。若是在某些满月的晚上，比如中秋，则会看到花园中那一张大圆桌的周围高朋满座，交杯换盏后，平日低调散淡的杨先生正以他的妙语连珠的即兴诗抒发着他多彩的激情。
杨宪益先生最后在后海这十年中差不多有七年是在绝症中度过的。对于一位年届九旬的老人来说，这不啻是一个奇迹！与其说这是偶然，毋宁说归于他的胸怀和识见。他的人生哲学就是四个字：顺其自然。他对所拥有的一切包括生命也听任自然轻轻拿去。因此第一次发现患癌时，他根本就没有告诉家人，说“这有什么，无所谓”。若不是亲属们力劝，他是不会住院的。正如他诗中写的：“癌魔何足畏，臣脑早如冰”。而他的这种态度是符合医学界目前流行的一种观点的，即癌症不是病，治疗是多余的。难怪经常听人说：许多癌症患者不是病死的，而是吓死的。但我相信：杨宪益，这位小事讲含糊，大事不糊涂的智者，他是让科学击退了癌魔的进袭，让生命自然老去的。所以你看，他走得很从容：从金丝胡同，过银锭桥，沿后海湖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