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盖尔归来读后感10篇
《马丁·盖尔归来》是一本由[美]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5.00，页数：20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老师推荐了这本书，让我们学学人家怎么围绕一个话题把话说清楚，看看微观史学如何做出民族志的东西。我开头读的很烦闷，毕竟200页的书读了50页还没开始第一章。我也没想到开了头居然根本停不下来，一口气读完，意犹未尽。
毫无疑问，戴维斯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她试图通过文字记录和社会环境去还原16世纪法国普通农民的思维、情感、喜悲，建构起绚丽丰富的生活图景。她评价每个人的行为都像站在他背后，能透视那个人的想法、思维和取舍，阅读完回头想想，每个人的行为都合情合理，情节环环相扣，形成一个巨大的巧合。真与假，人人都有判断的标准，而这背后，是人们对自己利益的思考。为什么有人甘愿为假象辩护，他们是真的被蒙蔽，还是有意为之。作者十分细致的对他们的怀疑和辩驳做了说明。书中我最佩服的是贝佩尼，她在思考自身利益的同时，为自己留足了后路，不管事态如何发展，她都可以毫发无伤的全身而退，至少在书中是这样。这可能是作者倾注心力最多的角色。
如果真的马丁盖尔没有出现在法庭，这场闹剧的真相恐怕是另一个样子。这让我想起《我是传奇》的最后一部分，当新的人类崛起，原本是人类的你就会成为异种。得到人类、历史的承认似乎是少数服从多数的选择，结果距离真相有多远，被蒙蔽的人永远的都看不清。类似的悲剧太多，人们只好带着兴味看看真相最后的挣扎。
《马丁·盖尔归来》读后感(二)：呈现或再造?
苏格拉底曾说“我唯一的智慧即是了解自己的无知”，蒙田自问并问世人“我知道什么？”故而他在《论瘸子》一文中谈到马丁盖尔一案时质疑理性是否会蒙骗人。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这本《马丁盖尔归来》究竟是写历史，或是历史小说，或者是将一件历史事件，象读文学作品一样解读，加入作者的想象、臆测，提出可能性，照戴维斯本人所说的，她通过找出的材料及自己的解读给出“可能”、“或者是”，丰富事件真相。
这是本阅读时相当愉悦的令人感到amazing的书，戴维斯寻找大量的资料，力求去还原当时人的财产观念、继承法规、日常生活习俗，给读者相当真实的阅读情境，除这起案件本身外，与传统的对事件的叙述惯例不同，作者大量地分析主角的心理动机，且在书中特别分析了主判法官的详细资料，使读者能了解判决结果的产生不仅与案件审理过程原告、被告的证据、证人作证情况相关，同时法官个人的情感、宗教信仰对判决的产生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在对事实的叙述过程中，作者对主角们的行为提出各种可能的动机。本书读完，读者的想象却可继续伸展，这本书不只是写一件冒名顶替案，而是写案中案，冒名者不但夺人妻财，而且几乎成功欺骗了法官，作者同时也在审判法官如何判案，而通过作者给出的各种可能性，读者在书外也能对案件进行推理审判，在这样一样写法面前，读者不是根据史料作出判断，而有可能是被作者提供的“可能性”“或者是”来作出判断，真相有多种可能性，有诸多质问可以发出：为何贝特朗拒绝离婚？为何法官要判冒名者死刑？木腿马本果然是真的吗？为什么这么巧回来？是否是皮埃尔的安排？每个人都可根据书中的线索近似历史学家般来推理。当然，警惕心弱的读者有可能完全被作者牵引至认定贝特朗是共谋者、背叛者、利益算计者，而法官科拉斯在判案过程中有失理性，被自己的新教同情心所引导。
那么，这种写法是否成功？这种写法自有其迷人之处，尤其是吸引读者方面非常成功，历史学家作为“过去”的审视者的“观察者的立足点”，作者是否放入太多不合理的臆测？我们且看在这起冒名顶替案时，作者分析女主角在此种情境下动机、情感为何？戴维斯力求去理解其各行动的合理性。对于女主角，在她看来1540年代的农妇贝特朗拒绝离婚、接纳假马丁、起诉假马丁、重认归来的马丁盖尔，乃是因为她是一个有主见的女子，力求在当时的环境中为自己找到适当的社会及经济地位，在她的内心有相当精明的利益计算，在这起冒名顶替案中，她是知情人、共谋者，因为怎么会有不能察觉丈夫为假的妻子呢？她为何不在法案上说出任一件假马丁不知道的事情呢？至于法官科拉斯给出的宽赦贝特郞的理由“因为她身为女性这一弱点，故而容易上当”，戴维斯立即用科拉斯给自己的妻子的信件来予以反驳，信中的科拉斯对妻子挚爱及敬仰，戴维斯籍此反问“这样的人是否真认为女人的天性是无知与软弱呢？”故而她推断，性别的理由只不过是法官找理由。为更合理的解释贝特郞对自己行为的测试能力，作者甚至搬出了新教这一利器，在这故事发生的地点，正是新教发生影响力之处，而新教教义中强调人要现世的活自我塑造，寻求永恒天恩这一生机勃勃的精神。
阅读此书，可是发现作者对当时的地理环境、民间习俗、当时人的情感选择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可是，是否她忽略了非常重要的几点。即贝特朗只是一位1540年代的农妇。在16世纪的农村，多数女性没有受过教育，活动范围不超过几天足力或畜力所致，女主角正是这其中的一员，在这类女性的特征中，“无知”实在比书中的“自我塑造、反应敏捷”这些特征更为常见更为合理。何以作者假设女主角能超越她的时代？其二，她对作为同时代人的法官对女性的判断的忽略，作者举出的反证法官科拉斯的妻子能与丈夫通信，可见是受过教育的女性，殊非女主角可与之相比的。法官作为同时代人，对女性的认知程度与个性有相当的合理性。而作者在分析角色行为、动机时，是否不自觉地以她自己身为当代知识女性的认知程度、判断力代入一位中世纪文盲农妇了。或者她也将同样的个性与智力注入冒名顶替者。不知作者何以忘记她自己曾经做过的调研是信奉新教者多为商人与知识分子，而在缺少证据的情况下将之附入粗鲁的农妇与骗子之身。至于作者在书中作为贝特郎是共谋的最坚定证据是妻子不可能辨认不出丈夫。美国史学家Robert Finlay指出中世纪的农村，普通人家的夫妻多与其他姐妹或家人共眠，旁边有可能就是牲口栏，因此不具备特别的私密性。
对于这本迷人的书，我在阅读过程中即深深被吸引又有很多的疑问，因为作者有些猜测的提出实在缺少足够的证据。作者这种写法为历史学写作提供精彩范例，作者对“人”的心理状态、动机的关注正是历史学者的应有之义，因为研究历史，终极的目标是更好的认清“人”的处境，但在写作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加入作者过多的想象、推理，那是否不是还原历史事件的另一可能性，真相的另一面，而变成了“创造”历史事件呢？正如Robert Finlay指出： If readers of her book feel a kinship with Bertrande and lament the return of the man with the wooden leg, if they feel that they truly understand the lives of those long-dead peasants, it is, all unbeknownst, at the expense of respecting their historical integrity, their very different motivations and values.
《马丁·盖尔归来》读后感(三)：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关于故事的结局，我希望改成这样：
真正的Martin Guerre被叔叔带回村里，想取回自己本应拥有的一切，膺惩背叛自己的罪人。然而，当知道Betrande曾经挺身为骗子挡剑，曾经拒绝宣誓指控对方，在念诵起诉状时还低头流泪，Martin犹豫了片刻，决定步出法庭。
法官试图阻拦，Martin淡淡地说：“我是路过打酱油的。”言罢飘然而去，不顾身后的笑声，以及叔叔在旁听席上颤抖的拳头。叔叔出狱之后一直没能再亲手教训他，连村里最有八卦气质的阿婆也再没听到过这位打酱油男的消息。
数百年后在西班牙阵亡校官的档案里，学者读到了Martin的这一自述：“我从没有原谅过你，卑劣的女人。我会一直记恨，即使在死去以后，即使因此无法进入天国。无耻的背叛是众多罪恶中最不可饶恕的一种，基督的宝血可以作为这一论断的证明。”
“但我为什么会离开法庭。。。在原告席上看到你的泪眼时，我想也许我曾经爱过这个人，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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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看Robert Finlay的评论以及Davis本人的回应，我会错过书中的不少亮点。包括对Betrande女性形象的刻画，对叙述者Coras与Arrest Memorable这部作品的互动关系，以及对于Arnaud形象重塑的尝试，等等。除了对其中不时出现的过度诠释倾向持保留意见以外，我要承认，这是一部富有启发意义的作品。
《马丁·盖尔归来》读后感(四)：zt真假丈夫和历史真相（小 白）
真假丈夫和历史真相
小 白
事情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电影在知识界已然获得一席之地。以前，影像的知识合法性是遭到质疑的，只有博物馆里的美术作品才有资格进入学术大厅，那也是忝陪末座。不过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新浪潮以降，电影升格成为艺术，布罗代尔听说他的学生想从电影文献里研究历史，也开始大力支持。
所以让·克劳德·卡里叶和达尼尔·维涅请历史学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参与制作他们的电影《马丁·盖尔归来》（Le Retour de Martin Guerre），做他们的历史顾问，戴维斯欣然从命。
在参赞拍摄的过程中，戴维斯大受启发。拍完电影，她很快写出一本小书。与电影同名的这本史学专著后来引起争议，或批评它“杜撰”，或盛赞其别开生面，把它判定为“后现代历史编纂学的代表作”。
情况是这样的，戴维斯在书的前言里说，眼看电影明星德帕迪约慢慢融入角色（feel his way into the role），这让她大受启发，给她一条“思考（历史人物）的新路子”（gave me new way to think）。
确实，德帕迪约塑造的“假马丁·盖尔”形象相当精彩。他以冒充的身份回到别人的家乡，初次见到他本应熟悉而其实从未见过的家人乡邻。显得既胆大妄为又暗中心虚，表演细腻而充满爆发力。尤为惊人的是，这角色不仅符合故事的逻辑，更具有中世纪农民的质感。那些夸张的神态举止、突然爆发的狂笑，天然有一种令现代观众感到陌生的东西，这是未受到现代礼仪规训的行动说话方式，是从未使用镜子和照相机、很少看到图画的人的举止，是老勃鲁盖尔画中的粗汉，是巴洛克式的肢体动作强烈夸张的人物。
在严谨的历史学者戴维斯看来，德帕迪约的表演几乎向她打开一扇通向历史实验室的窗子。在这间封闭的实验室里，历史学家可以设定人物，令其表演，观察事件在环境中的演绎，从而理解历史的真相，或至少历史的一种可能性。电影在场景和叙事时间上的连续性，迫使它的历史顾问开始运用想象和“虚构”。
如今，“历史实验”（historical-experimentation）已不算是个太异想天开的说法，《侏罗纪公园》的作者，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在他另一本畅销小说《重返中世纪》（Timeline）里描绘过这样一群历史学家，他们把自己关在一个封闭环境内，模拟古代人的生活，像中世纪人一样吃喝玩乐、穿衣练武，切身体验被淹没于历史中的生活细节。而BBC拍摄的那种历史纪录片和虚构历史故事片，更是大批量地模拟仿真“历史现场”（我们的央视也常常在历史纪录片中添加类似的实验片段，以他们擅长的那种中华牌电视剧的轻率风格）。
但是，电影真的能够朝向历史不断“逼真”么？就像《法国文化史》作者提出的那个问题：1650年南特大教堂的钟声，我们真的能知道它到底是怎样的声音么？我们真的能够断定，那个中世纪的法国骗子，其言行举止果然就是德帕迪约在电影里那种样子么？
不错，他那弯腰拱背的姿势，放纵言表的悲喜情绪，的确像是一个从未有机会站在镜子前整顿仪容的中世纪农民，他甚至有老勃鲁盖尔版画人物那种缺乏——现代人类体格学（somatology）标准规训下的——比例感的强壮身材。可说到底这是一部电影，观众需要清晰的故事情节，人物行为的逻辑必须合理（合乎现代观众的理解力）。德帕迪约一旦沿着剧情往下走，身上那股“假设的”（其实也许只是那种让我们感到陌生的距离感）中世纪味就渐渐消失。
因此戴维斯觉得有必要写这样一本书。这本书和电影站在同一个起点上，但当电影开始向悬疑故事转弯时，戴维斯让她的历史学著作继续往前走。
电影让戴维斯学会用“微观的”、“切片的”方式看历史，让历史学家开始观察和想象隐藏于古代文献中的人物，让他们用田野式的人类学方法来撰写历史。因为电影要刻画十六世纪法国南部郎格多克地区一群农民的形象，要理解他们面对变化中的事件会有怎样的情绪和反应，戴维斯就得去查找文献里的说法。
但十六世纪的农民，百分之九十以上不会写字，可资借鉴的家庭记录和日记实在太少，而那些文学作品里的中世纪农民，按照古典通例，又大多是滑稽的丑角。幸亏，历史在这页上给自己做过注释，戴维斯的运气和《蒙塔尤》的作者一样好。“真假马丁·盖尔”案件有详实的法庭记录，更有两部当时的文献详尽描写这件事，其中的一个作者，甚至还是审理案件的法官。那些记录充满细节，包括邻里之间的闲言碎语。而事件本身所具有的强烈冲突，又使涉入其中的这群农民瞬间暴露在阴暗历史舞台上难得一见的强光下，他们互相纠结的利益关系、他们的感情和需求、他们赖以面对人生的观念和信条，历史学家很少有机会审视这些东西。
这故事天然就像一个“故事”。一个从巴斯克地区移民到法国南部的家庭，他们凭借烧砖的手艺很快融入当地村落生活（或许应该由此对中世纪欧洲农村人口迁移的原因和状况作出新的判断）。这家的儿子年少结婚，门当户对。新娘长得漂亮，直到多年以后，法官仍然用“美丽”（belle）来形容她。只可惜床事不谐，多半是男的阳痿，不过据说女的那头也有点问题，于是沦为乡人笑柄。戴维斯在这里语焉不详地说（也许只是推测）：同村的年轻人一定把新婚的小夫妻当作“charivari”的对象。中世纪时盛行在法国南部地区的这种风俗，一度被教会法庭禁止，不过在穷乡僻壤，官方的禁令并不太值得尊重。这风俗简单说，就是在新婚夫妻家门前荒唐胡闹，装扮女人，做猥亵动作，吵吵嚷嚷敲锣打鼓，用来羞辱奚落那对夫妻，如果女的那位是仍在服丧期的寡妇，或者结婚一段时间后仍无怀孕迹象。
八年以后，在一位乡村巫婆的帮助下，马丁·盖尔的妻子总算怀孕，生下一个男孩，但他很快就离家出走。这件事再次告诉读者，即便在中世纪，生性叛逆的年轻人还是会有机会让自己“在路上”。马丁·盖尔的确见到很大世面，他给意大利的大贵族做仆从，又参军打仗，最后弄断一条腿。
但是在老家，一出鸠占鹊巢的好戏在上演。另有一位马丁·盖尔回到家乡，那是个冒牌货，但所有人都相信他就是那个马丁。在没有照片，也很少有画像（在农村更不大可能有）的中世纪，这事情确实会发生，因为可以对照的只有记忆（而且是一种普遍缺乏图像知识的记忆）。就算冒牌货本人，因为没有机会照镜子，大概也会怀着更大的自信去装扮别人。比较令人惊讶的是贝特朗——那位年轻的妻子，她也看不出这是假的。在这一点上，历史学家戴维斯和那个后来终于回家的丈夫一样，怀疑贝特朗其实心里完全明白。也许她是故意，也许是因为复杂的利益关系对她的记忆发生某种倾向性的影响，她同这个冒牌货相处愉快，其愉快程度甚至超过她和真的丈夫在一起的那段时光。
假马丁想要拿回由他“叔叔”代管的家庭财产，这件事让他结仇。叔叔发起一场旨在揭露他假冒身份的诉讼。教会法庭介入，调查并不容易，两造干证倶至，人数差不多，剩下的邻居左右为难。作为妻子，以及作为那位叔叔的继女（贝特朗的母亲后来又嫁给马丁·盖尔的叔叔），贝特朗聪明地玩弄两面下注的技巧（戴维斯很不满意电影在这里的简单处理，在书中着力分析这位妻子的处境和相应的心理逻辑）。假马丁几乎要赢得这场诉讼。就在这个时候，真马丁瘸着腿回到家中。
编写《私人生活史》的乔治·杜比（Georges Duby）在评估他自己参与的电影工作时——他的那本书名优美的历史学著作《布汶的星期天》（Le Dimanche de Bouvines）当时正在改编成电影——对《马丁·盖尔归来》评论说，因为《马丁·盖尔归来》那部电影叙述的时代距今较近（同他自己的电影相比），相关文献已有大量关于日常对话的记载，所以让影片中人恰如其分地说话相对容易得多。就像手段高超的厨师碰到上佳食材，戴维斯遭遇的确实是历史学家难得一遇的好素材。
虽然最初只是想要拍一部电影，想要用影像来完整复原那段历史，但这项工作更像是对历史学业务的挑战。作为历史学家，戴维斯所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新难题。正如杜比在上述那篇短文中所说，那些布景安装，那些人物的手势和姿势，以及（更加困难的）如何让演员像历史中人那样说话？历史学家一旦介入电影这门新业务，就会发现对于从前以为自己极其熟悉的领域，他还相当无知，对这段长期专业研究浸淫其中的时代，他还有相当大的“知识漏洞”。
历史不仅是有关古代事件的一组原因和几种结果的讨论，它是那些历史中人“也许看到过的世界”，是他们“也许有过的反应”。戴维斯发现，在进行更加细致微观的历史叙述时，她不得不“捏造虚构”（invention）一点东西，但那些东西必须“由过去的声音作严格的检验”（held tightly in check by the voices of the past）。
戴维斯用一种轻快的方式为我们讲述这段历史轶事。在文献的片言只语之间，历史还有无数空白，扔开长期学术训练养成的自律，在这些空白之处大肆想象和虚构，我们可以想象她有多么愉快——“what a pleasure to recount the history of Martin Guerre once again.”（再次讲述马丁·盖尔的历史，是何等快慰之事啊）——她在前言中说。
但这仍然是一件困难的学术工作（如果不是比旧的方式更难的话），作者查阅相关时期和地域的大量历史文献，寻找事件的背景，人物的动机，谨慎地建立各种解释模型，在有争议的地方提出不同的可能性。
中译本相当不错，读者尤其会喜欢它的“全须全尾”，作为学术著作，这本书注释索引体例完备。不过说到（连杜比这样的大学者也难免有的）“知识漏洞”，第二章开头有一个小小的误解。作者提到马丁·盖尔的“小鸡鸡”在“codpiece”里渐渐长大，这个词，翻译成“下体盖片”固然不错，但页底的译注里说，那是十五、十六世纪男子紧身裤内穿着的下体盖片，这就略有不确。书中所说的“紧身裤”（hosen）是中世纪的一种服装样式——贝特朗之相信假马丁·盖尔，始于他提到那条白色“紧身裤”。在不同时期和地域，“hosen”有不同的裁制方式，有的直接外穿在短袍下，有的作为衬裤，有时它还像是连裤袜，而且实际上，它并不十分“紧身”。至于“codpiece”，实则指叠加在两条裤腿之间（把两条裤腿连在一起的裤裆那时尚未发明），覆盖那个隐秘部位的盖片（有时甚至做成小口袋）,它在外而不在内。法国人叫它作“braguette”。这件东西，拉伯雷大肆渲染过，老勃鲁盖尔画中的农民人人穿过，电影里的德帕迪约两腿之间，也分明挂过。■
http://www.dfdaily.com/node2/node31/node2433/userobject1ai157158.shtml 东方早报·书评
《马丁·盖尔归来》读后感(五)：当史料沉默时该如何继续我们的研究
当史料沉默时该如何继续我们的研究
——《马丁•盖尔归来》读后
1548年，法国南方朗格多克，一个名叫马丁•盖尔的富裕农民抛妻别子，舍下家业，一去多年，杳无音信。1556年，他回家了——或者说，人人都以为他回来了——然而，在三、四年美满的婚姻生活后，妻子贝特朗却说她被一个冒名顶替的骗子给蒙骗了，于是将他送上了审判席。到最后一刻，就在那位口齿伶俐的男人几乎让法庭相信他就是马丁•盖尔时，一个木腿人闯进法庭，真正的马丁•盖尔出现了。骗子迪蒂尔最终被判处绞刑、焚尸灭迹。
执行死刑是1560年9月的事。1561年，市面上已经在发行两种关于此案的小册子，其中一种的作者，正是此案的法官、博学的法学家让-德•科拉斯。到1567年，该书已经印行5次，另外还有好几种相关印刷品在流传，人人都在谈论真假马丁的故事，包括哲学家蒙田。好几个世纪以来，这个故事被不断重述，1982年还上演了一部戏说版电影《马丁•盖尔归来》，假马丁由德帕迪约扮演。参与了电影剧本编写的史学家苦恼于“影片脱离了历史的记载”，于是她重新讲述了这个著名故事，也是在1982年，同名专著出版。这本书是销售业绩最好的历史学术著作，作者获得了学术界和大众的双重认可。
这就是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的《马丁•盖尔归来》（Le Retour de Martin Guerre）。这部书被誉为后现代史学的典范之作、微观史学的典范之作、历史人类学的典范之作，与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金兹堡的《奶酪与虫子》共享盛誉。在大陆学界，有关此书的介绍与评论，前有冯象的《木腿正义》，现有刘永华的《代译序》，除了高山仰止，我还有什么可说的？（本段文字引自：http://book.douban.com/review/1792234/）
我感兴趣的是作者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她是如何对待“史料的沉默”的？
正如刘永华老师在“代译序”中所说：传统史学研究处理的主题时间跨度大，处理素材的区域跨度也大，人类学研究则是对小社区集中时段的近距离观察。接下来的问题是，人类学家可以进行田野考察，直接与研究对象交流，而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早已离开这个世界，他们将如何去做田野呢？如何去与逝去的人、逝去的事交流、沟通呢？我想这是很多历史学家都要面临的问题，也是令他们苦恼的问题。
戴维斯《马丁•盖尔归来》一书做了很好的示范，她构建了一个“思想试验场”，或说一个“历史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她尽最大努力收集被风刮走的叶子，让它们还原于历史之树，从而努力还原16世纪法国的乡村生活，尤其是当时的村民对爱情的理解。围绕这个主题，作者让我们逐渐了解到这个村子与外界的商业、婚姻、信息、司法等方面的关系。
那么她是如何在这个“思想试验场”还原历史本来面貌的呢？我想这其中最具有谜底性的也许要算贝特朗这个人物，而全书最吸引人的地方也正是作者对贝特朗内心的种种分析，这也是作者想写本书的初衷。
1548年，马丁弃她而去。1556年新马丁出现，生活了三四年后，她把新马丁告上法庭。自始至终我们都不知道她知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她的丈夫，自始至终她也没有承认她和新马丁有共谋，自始至终新马丁也没有供认贝特朗与他有共谋，所有的一切真相只有她俩人知晓，而他们其中一人已被判死刑并焚尸灭迹，另一人则与真正的马丁终老一生。在这种情形下，戴维斯认为他俩人是有共谋的，她的依据是什么呢？作者为了说明这点，她做了很多铺垫：
首先，就贝特朗的性格来说，她非常关注自己的名声，具有着固执的独立性，对关乎自己利益的事情抱着现实主义态度。这一点可以体现在在她和马丁八年的婚姻生活中，因为马丁的阳萎而未产下一子，而招致同村、附近乡人的流言蜚语时，父母要求她和马丁离婚，而遭到她的拒绝。后者是有法庭记录的，而前者是根据后者推断出来。
其次，就阿尔蒂加女性的社会地位及价值观方面，作者做了很多描述，诸如取名随父、继承无权、参政无权、农活的主力、寡妇的地位因丈夫和儿子而定等等，这些描述都是为了说明马丁出走后贝特朗的非常尴尬处境——她既不是妻子，又不是寡妇，她没有自主权，虽然是自己的家，可是又像寄人篱下。前者是有史料可查的，后者是作者的推断，我们能不佩服这种推断是非常合理的吗？
再次，贝特朗接纳新马丁的种种可能，作者在这里做了很多推断：新马丁的平和、友善而带着感情，长时间没有丈夫而渴望有一个丈夫，长时间处于尴尬境地而新马丁的出现可以改变她这种处境，真正的马丁这么长时间消失，他是否还能出现或是已然死在外地，她想改变自己的生活，想做自己生活、财产的主人，想让儿子继承财产，想要有一位爱自己的丈夫。而这些推断是根据皮埃尔与新马丁产生冲突时，贝特朗对新马丁的种种维护之举：当他在监狱里时，给他送衣食；当皮埃尔的女婿们想伤害他时，她用自己的身体去保护他；当他从监狱里回来时，她给他打好洗脚水，并重新在床上接纳他。难道她就从来没有怀疑过新马丁的身份？不是的，作者认为，此时此地，贝特朗已然成了新马丁的同党，她已经深深爱上了这个新丈夫，这是一场“私定的婚姻”。
最后，在图卢兹审判席上，她备受着种种煎熬：新马丁怀疑她的忠贞，叔叔、母亲的步步紧逼，小姑们的不解，她的真正失去了的贞操，她的表达自我的不易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她只需讲述一个新马丁无法复述的故事就可以了，但她依然重复着与新马丁一同谋划好的故事版本。
所以，最后，我们可以十分肯定，贝特朗是知道新马丁的身份的，她和他是有共谋的，在贝特朗身上“沉默”了的史料，戴维斯在她周围、她同时代的其他人的史料中推测类似场景；在贝特朗的心理与行为动机的史料缺乏时，综合史料中的蛛丝马迹来进行推断与分析，这可以说是一种电影手法。
运用类似手法，作者对达盖尔为什么要迁移到阿尔蒂加、马丁为什么要离家出走，新马丁为什么能够为大家接受，新马丁又为什么会被告上法庭，法官科拉斯为什么会判新马丁无罪等等问题进行同样的分析与推测。
读了此书，对于我这个刚刚摸到史学研究一点点路子的学生来说，非常受启发。最近读了一点点关于书籍史、阅读史的论文与书籍，其中有刘永华的《包筠雅<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评介》，有周绍明的《书籍的社会史》，有张仲明的《从书籍史到阅读史——关于晚清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若干思考》等等，他们其中提到一个共同的话题是关于阅读史的研究。
普遍认为印刷出版史研究中，近来比较热门的课题是对书籍与读者之间关系的社会文化史分析，也即是阅读史研究——研究书籍的消费环节，亦即读者阅读、诠释和使用(或挪用)文本的过程。但是这一热门课题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史料缺失问题，也即是“史料沉默”问题。
因为史料的问题，周绍明虽然试图从书籍社会史的角度，讨论文本与受众之间的关系，但他却只能把讨论的重点局限在士大夫层面，而不能深入到众多下层读书人之间。而阅读史要走得更远，应该更多的研究众多的下层读书人，那么在这种普遍的“史料沉默”的情形下，我们该如何做下去呢？也许戴维斯的这种“电影手法”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些启发吧。
《马丁·盖尔归来》读后感(六)：故事还是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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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宏观史学只是在给我们讲一个故事，那么从微观入手则更像拍电影，在书中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做事情的动机，而作者则是尽量的还原这些人的初衷，一幕16世纪的“悲喜剧”，结果自然是坏人假马丁被“正义”的判决，群众喜闻乐见的坏人得到了惩处，而如果多想一下问题呢？它有多少个机会成为一个“既成事实”？即一个“悲剧”？如果马丁没有受伤在国外活的很好，如果不是因为财产纠纷皮埃尔是否会起诉假马丁，抑或是一直默认下去；假马丁究竟是一个骗子还是一个被感化了的人？是否因为过于顺利而得意忘形？是什么让妻子改变了她坚持了三年的立场？他们的朋友是出于什么目的支持或是反对马丁的身份？法官是出于什么原则来进行判断？为什么一个下层社会发生的“笑话”会让上层社会感到不安？进一步而言，作者尽管在努力还原事情“真相”，但是在结尾她也不确定是否有一个“骗子”在误导她所看到的事情，历史已经尽其所能的进行还原，给了我们充分的空间去思考这些选择，以及他们的动机乃至于当时社会的背景，最后做出我的判断，而并不是告诉我们，它就是这个固定的样子。
感觉自己快陷入一个“历史虚无主义”的怪圈了。sceptic。
《马丁·盖尔归来》读后感(七)：要义
做出伟大决断的人或不做审判的人——谢天谢地，还有一点幸存的。大部分在反新教骚乱中被屠杀。
历史的惊异，对于民众来说不在于真实，而在于道德——在我看来是习俗，是”伪道德“；对求道者来说，不在于道德，而在于真实。
在言谈、成例套用（我也可以叫洗脑，也可以叫习俗）的自我形塑当中（我没有用表演一词），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对于旁观者和求道者是凌乱的罗生门。但对于具体的个人，无论是左边的证人还是右边的证人，原告还是被告，法官还是律师，他们的真诚信念远大于他们认为自己在表演的执在。我用执在表示执迷与临在的整合，人不能超出戏剧、出入戏剧，如何能叫他自己呢？演员再好也知道自己是演员，他进出容易，却并非信徒。真正的无边界，是演员自认为自是，而不愿出入，乃至发狂。
这就是说，在最完备的意义上，文学和真实（或降维为半真实的文本勘校考据之学）在辨认方面没有区别。
蒙田在这里出现的地方极少。他却代表了最重要的、可以被世人轻松遗忘和唾弃的一面：实事困扰着对绝对知识的信念和社会矫饰的断言，一般人会选择当机立断，斩草除根，连坐屠戮；蒙田却微弱地帮”巫师“们发出声音，不要”平反“，要拒绝审判。
总结几条：
戴维斯写作，到底是为了检验马克思的”宗教是物质利益在上层建筑中的反映“和韦伯的”信教激励资本主义“。（6）
日后史学家主要盟友不再是社会学，而是人类学与文学理论。（8）
脑袋里的遁词：
从伙伴中创造性地——我是个基督徒，可以从这一切中间解脱出来；
允许洞见和生存——我是个巴斯克人，这并非我真正的家乡；
令人羞耻的——我对这些人都没有责任。（88）
1568年，皈依信教的法官们不仅被逐出最高法院，而且被判处严重叛国罪，他们的人像也被处以绞刑。（163）
——N：叛国罪一词必须被解决。
伟大骗术家的地位：人们既羡慕又害怕，既嫉妒又排斥的创造性人物。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38543共产中国案例
反面观点：骗术大师就像维克多雨果的冉阿让，是个才华横溢的人，虽曾被生活所迫犯过几宗小罪，却后来改邪归正重新做人。
（191）
”文本“和”笺注“的辩证法，给事件注入了不确定性；
我们所谓的解决无非是”死刑“。
不用这样办法的求道者唯一的收获是童年就收获的、蒙田式纯真：
在过去数年里我非但没有和不确定的状态相安无事，反倒是反复被未能回答的问题之鬼魂所纠缠。
将来激得起我们好奇心的，不是潜藏在某地档案或手稿中的秘密，而是其他学者对我利用的各种文献的诠释。（222）诠释学的胜利——自然是后现代的胜利。
再总结：
我们不要忘记：有些事件则与现实同时发生（声）——N.Oublions
有些对我的质疑不成其为质疑，最优秀的史学也仍然是虚构，这是二十世纪的大发现，然而大部分人明明最假道学，却相信那是真的。正如戴维斯在《银幕上的奴隶》中引亚里士多德《论诗术》所阐述的观点：诗处理的是普遍的真理，历史处理的是特别的事件。后现代史学观念已经改变：诗必须挑选虚构真实，史则无限度地变成了文学。
千万别急着用道德制高点随意自赏审判别人，别琢磨我是或非，别以为我有动机，这会让你丢人现眼。创造声音，完全是因为：过去的声音完全验证了的创造。
《马丁·盖尔归来》读后感(八)：由《马丁•盖尔归来》来看20世纪后半期史学的新发展
如果没有之前关于20世纪后期史学发展的一些理论知识做铺垫，我想自己肯定会像以前一样，把这本书当成一本历史小说或是历史剧来阅读，仅仅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然而，正是有了一些理论做铺垫以及需要写读书笔记，我在开始阅读之前就告诉自己这是一本微观史学，新文化史，历史人类学或是后现代史学代表作。所以，在读的过程中除了享受里面的情节外，我更多的会思考作品背后所反映的史学发展新趋势。
首先，在研究的地区上，结束了以前的“宏大叙事”，由宏观转向微观。不同于之前的世界史，地区史，国别史，上世纪后半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转向小社区的微观研究，比如本书选择的就是法国边疆的一个小村子来展开对16世纪法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
其次，伴随着史学研究“新地区”的开拓需要的是对新史料重新挖掘和解读，微观史学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就是史料的缺乏。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能够在历史中留下痕迹的多是那些繁华的大城市，帝王将相，重大的历史转折事件。作者在写作本书时，虽然收集了很多当时的档案资料，这些可以反映当时的亲属关系，继承法，农民迁徙，婚姻关系，兵役，乡村习俗和司法程序等问题。但对于需要对几位主人公的动机和行为作出解释时，史料就变得无能为力。作者不得不根据具体的时空背景和史料中的蛛丝马迹来推断其可能性，所以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会发现“也许”、“兴许是”等字眼。这种写作方法就挑战了我们传统上对史料的看法，即强调史料本身的透明度以及解读的唯一性。同时赋予了我们对史料的一种新的认识，即史料本身的暧昧性以及解读的开放性和多元性。
再者，社会文化史也常以“历史人类学”著称，因此本书又可以看作是历史人类学的代表作。与人类学家一样，社会文化史家感兴趣的是小群体而非整个的民族或国家。作者深受人类学的影响并采用了人类学著作写作的方法。众所周知，人类学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就是田野考察。作者虽然没亲自到过马丁•盖尔的家乡去实地考察。但不可忽略的是，她在写作之前曾参与过与此同名的电影的制作。在电影的制作过程中，面对一幕幕场景，作者不得不像在田野中的人类学家一样，去思考16世纪当地的人们是如何生活的。可以说这种思维活动跟人类学家是很相似的。而且，在写作方法上作者更多的是解释说明，这也是人类学著作多采用的写作方法。
最后，尽管这几位作者都不大乐意将自己的著作贴上后现代的标签，但本书还反映了后现代史学思想，强调历史文本具有和文学作品相通的诸多特征，并且引入文学理论来分析历史文本。的确颇具文学叙事手法，一波三折的故事情节，辅以娓娓道来的优美文笔，在史学专业之外的公众中极具影响力。作者并没有在讲完故事结束本书，而是在最后三章讲了科拉斯的书写以及蒙田的议论等。评论科拉斯的《难忘的判决》“这是一本质疑法律运作的法学著作；一本质疑历史记载本身的真实性的历史叙述。这是一个游移于说教故事、喜剧和悲剧之间的文本。”讲到这里就触及到了文学和历史学的关系问题。
其实，在我国一直就有文史不分家的说法，一本真正好的历史著作是应同时兼有真实性和文采的。正如史学巨作《史记》所达到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特别是20后半期以来，伴随着新史学的出现，史学家在创作时需要借助文学创作中的想象、创造、建构这样一些因素。但需要注意的是，历史学和文学毕竟是两门不同的学科，历史著作也不同意历史小说。为了保持历史学的独立地位，历史学家在写作时还应受到史料和史学家法的约束。所以此刻我很确定我读过的《马丁•盖尔归来》虽然情节曲折动人，但它却不是一本小说，而是一本历史名著。
《马丁·盖尔归来》读后感(九)：新文化史第二周
这本书除了在序言和导论中提出的结合电影手法的微观史学研究方法论，其主体部分研究确实没有太大意思，每个章节都是含含混混的，我个人极力主张历史研究除了史料解读的多元性以外，必须在历史的叙事语言上做出所谓“思想实验”。上课的时候，一个历史系博士问得好，我旁边这位天天去档案馆查监狱档案刑事资料的到底是为了什么？新文化史当然已经否定了我们能重建历史的可能，同时放弃传统历史写作的终极目的——一个帝王师的抱负。
中文系得提出阿尔都塞的理论，认为在遭受来自怀特海等人的对真实性的质疑后，从某种程度上已经开始回避“真实”问题，真实无法达到，我们试图通过一个中介想象人跟历史之间的关系。迫使人承认这个关系是被作者构建的，本质是想象，没有什么完全外在化的笔者。在历史叙事手法上追求真实性，毕竟研究历史是认识真实的一种方式。
当然，传统史学背景的历史学人还是大多数，最后报选题的时候，历史系的学生开口都是说我手上正好有一批什么年代什么内容的材料，有非常多的细节。都是怀揣独门的秘籍档案而来的。没有看出谁是先说对某个文化史中的主题感兴趣打算找材料研究下。
1、作者如何运用电影语言对其微观史学研究方法产生影响？
戴维斯在长期教学过程中，对电影语言与史学语言进行比较与思考的心得使得她反思亚里士多德对于诗与历史做的经典区分，但是这样一种经典区分，在实践中常常变得模糊不清。历史学在很多记载相互冲突时，不得不比较哪一种记载的可能性更大。进而发问：在有意义和准确无误的方式讲述过去方面，电影的潜力何在？因为电影可以揭示（揣测）过去是如何被体验，如何被表演的，在具体而细微的层面，人们是如何经历大的“历史”动力与主要的事件的。这种电影完全可以收到微观史学的效果。人们的表演行文本身是最具体再现历史还原真实的做法，甚至通过特定情境的主人公行为再现，我们可以接近当事人内心活动。我们必须注意到作者学术的第二次转变过程，对人类学方法的进一步思考，这和当时国际史学界社会文化史学者的态度相同，对传统史学研究方法与人类学参与观察法之间距离有清醒认识。参与电影制作，给她提供一个“思想实验”机会，探究在某一特定时期某一特定小地方的人们是如何生活的，这种思维活动类似于人类学家的民族志写作，其实也是微观史学方法论的核心。以电影为媒介，戴维斯打通了自身过去对人类学的兴趣和以本书作为起点的民族志或微观史学的写作实践。在诠释中采取的方法是强调史料本身的暧昧下和史料解读的开放性和多元性，容许根据史料中的线索进行必不可少的合情合理推断，这是对传统实证主义的颠覆。同时也类似于历史电影中对于细节刻画的再创造之功。
2、作者通过梳理这一事件被写成故事后的出版史想要说明什么？
自第十章节起作者结束了判决假冒者阿诺•迪蒂尔的讲述，转而向“讲故事的人”，即storyteller，主要的两本记叙这件事的两本考证的书为该案的法官德科拉斯已经纪尧姆•勒叙厄尔的《难忘的判决》和《奇妙的故事》。作者已经明确指出，法官科拉斯的基本意义除了宣传新教以外，还有一些他在献词中表现的娱乐目的，最重要特征是语气和混合和形式的混杂，他摆脱了以往的法律论文形式，专心于法律注解的写作。这是一本质疑法律运作的法学著作，一本质疑历史记载自身的真实性的历史叙述。这是一个游移于说教故事、喜剧和悲剧之间的文本。同时从两本书的出版商考察都有新教背景，但是并没有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文本之上，因为读者来自两种宗教背景，显示了这书出版背后的宗教价值取向问题。一定程度上这样的写作代表了出版商作者等的宗教背景及目的。同时这个故事随之流传更为广泛，17世纪已经被列为接受司法训练必读的文本。这个故事的说教意味由此被肯定下来，书的作者留下漏洞才为改编提供可能。
3、这个故事背后的宗教改革时代背景如何体现？
在第五章节“私定的婚姻”中，作者调查发现新教已经逐渐进入这个阿尔蒂加这个村庄，村众人也拥有新教版本的《新约》。而新教也为一种私定终身的配偶提供辩护，这解释新马丁和妻子贝特朗真正结婚的可能性，也是当时宗教背景下婚姻变革的一个重要例证。新教的教义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希望，他们可以仅将他们的故事告诉上帝，而不必和任何人类的中介交换意见，他们自愿的生活，乃是上帝天意的一部分。从中可以看到夫妻间的亲密交谈被视为基督教人文主义和新教伦理的理想生活。这和巫术没有任何关系，村庄及家人的接受完全是因为他们需要这个人。同时一直村民的宗教构成一直是两者并存，作者大胆揣测，这样的一种爆发的争执，当地新教同情者相信新马丁，而天主教徒多半相信他叔叔。但这个推论因为缺乏更多证据，我们必须抱有怀疑。宗教的教义对普通农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冲突价值判断有影响，这是暗含在其中的一个结论，没有进一步论证。
《马丁·盖尔归来》读后感(十)：贝特朗的抉择：身份的焦虑
1983年，在参与拍摄完《马丁•盖尔归来》这部电影之后，娜塔莉•戴维斯决定写本书。因为在对这个16世纪的故事进行 “田野和人类学试验”之后，娜塔莉对电影脱离历史记载越来越苦恼，为了让马丁•盖尔的故事成为传奇，必须赋予影片简洁的风格，弱化那位妻子的“两面派”的花招。娜塔莉决定运用“过去留给我的每一份文件，对这一引人注目的故事，进行全方位的史学分析”。于是四百多年来首次马丁•盖尔的故事中出现了一个普通女性的声音和她自我塑造的过程。
《马丁•盖尔归来》这本书以圣经里先民迁徙似的举家搬迁开头，然后以布鲁盖尔式的乡村婚礼开始，在阿尔卑斯山区的小村庄阿尔蒂加，巴斯克人盖尔家的长子马丁娶了莱兹河畔富有的罗尔斯家的千金贝特朗。站在教堂里的这对年轻人异常年轻，马丁只有十四岁，贝特朗不过十来岁。两家都非常希望联姻，贝特朗带来了一笔价值不菲的嫁妆其中包括一处葡萄园。到了午夜，村中年轻的狂欢者闯入了他们的洞房，要新婚夫妇喝下以草药和香料配制的饮料，保证他们可以热烈的行房事，保证将来子孙满堂。但是盖尔家的儿子在让婚姻开花结果上遇到了麻烦，这真是一件丢脸的事，几年之后，贝特朗的家人要她与马丁离婚，当地约定成俗，如果婚姻没有结果，三年之后就可以解除，根据教会法她可以自由的再婚。但是她断然拒绝了。贝特朗后来提到，马丁被施了巫术，最后，大约8年之后，一位老妇人突然出现，告诉他们如何解除咒语。他们请牧师做了四场弥撒，贝特朗随即身怀六甲，1548年生下了一个名叫桑克西的男孩。孩子才几个月大，马丁却离开了，离开了他的家产、父母，抛弃了妻子和儿子。
当时贝特朗还不到22岁，这位美丽的妙龄女子关注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名声，固执而独立。对如何对付加诸在女性身上的限制，有着敏锐的现实主义态度”。她拒绝让她的婚姻解体，娜塔莉认为这可以让她从婚姻的某些职责中解脱出来，她认为贝特朗和马丁一样有性抑郁的问题：那么小，住在陌生人家里。后来当贝特朗准备就绪时，她生下一个孩子，迈出了成年的真正一步。成年妇女的世界与男性密不可分，女性没有继承权， 但在田间女人要耕种土地、剪羊毛、收割葡萄，还可以纺纱，卖面包，做小生意。寡妇要靠丈夫的遗嘱和儿子的心意。在这种组织结构中，妇女不仅要有农妇的好手艺，还要跟男人打交道，算计她的收益。她还要道德上完美，才能赢得人们的尊重。贝特朗在这样的价值观中长大，她也从不想脱离这样的价值体系，但是正当她已是一个儿子的母亲时，马丁•盖尔消失了。这带给整个家庭的痛苦可想而知，但是他父亲最终还是指派马丁作为财产继承人，马丁的叔父皮埃尔•盖尔作为遗产管理人和马丁未婚妹妹们的监护人。皮埃尔后来还娶了贝特朗寡居的母亲，娜塔莉认为这是为了“挽救盖尔家与罗尔斯家的关系”。
贝特朗的身份非常尴尬，她既非妻子也不是寡妇，但她不得不在磨房、井边、田地里面对其他人。从12世纪以来，教会就坚持丈夫不在场的话，不管过了多少年，妻子都不可再婚，除非她握有丈夫死亡的证据。当然可以逃避法律，但娜塔莉认为贝特朗不打算这么做，“她讲究实际的打算，她寄希望儿子有天继承财产”。后来人们证实 不管遇到什么眼神或者勾引，这位美丽女子一直恪守妇道。她辛勤劳作，抚养儿子同时等待着。娜塔莉说她梦寐以求一位归来的，却又截然不同的丈夫。1556年夏，一个男人出现了，自称是长期失踪的马丁。实际上这个人之前叫做阿诺•迪蒂尔。
妹妹们、叔父、村里人全都接受了新马丁，贝特朗又如何呢，娜塔莉单独用一章来解释他们的关系。娜塔莉说刚开始，贝特朗可能毫不知情，但她并不像一个容易上当受骗的女人。等到她在床上接纳他时，她定然已意识到个中的不同，通过开诚布公或者心照不宣的协议，她帮他成为了她的丈夫。三年中他们生了两个女儿。其中一个存活了下来。娜塔莉说种种迹象表明，新马丁爱上了妻子，贝特朗也恋上了这个丈夫。他们之间的感情得到了新教的支撑。他们仅仅将他们的故事告诉上帝。但是马丁还有很多角色，还有社会的网络需要维系。问题也随之出现了。
叔父皮埃尔首先起了疑心，然后他让贝特朗的母亲相信他们必须把她从通奸的羞耻中挽救出来，他们强迫贝特朗将她的枕边人告上法庭。贝特朗拒绝了。当有人想杀死新马丁时，她将她的身体挡在他和捅过来的武器之间。然后整个村落分成了两派，娜塔莉说信仰新教的都支持新马丁，而天主教徒都相信皮埃尔。接着又有一个打击，附近领主的一座农舍被烧毁，他控告马丁是纵火者，新马丁被送到了图卢兹的监狱。后来指控被撤回。从监狱回来后，贝特朗温柔地欢迎他，给他洗脚，把他带上她的床。次日凌晨，皮埃尔和他的女婿们全副武装，以贝特朗的名义抓住了他，将他押送到里厄监狱。
贝特朗再次面临考验，她敬畏上帝，也以自己的贞操和德行而自豪，她想作为一个母亲和家庭妇女生活在村里。新马丁已经骗过她一次，是否还会骗她，假如真马丁回来了，那该怎么办。她决定要用“作为女人所能拥有的所有活动余地和形象力，竭尽所能改变她的生活。在这一天，她让人把衣服和钱送给里厄的囚犯，同时在母亲和继父的强大压力下，她决定以原告的身份出现在法官面前，但她希望输掉这场官司。
在法官面前，贝特朗使用了女子容易上当受骗的形象。在与犯人对质时，她完美扮演了双重角色。犯人说她是个受人尊重和诚实的女人，是在皮埃尔的逼迫下才撒谎的。然后他测试她的爱，他说如果她发誓她不是她的丈夫，他甘愿接受一千种残酷的死法。贝特朗沉默了。结果国王的代理人请求判新马丁死刑，被定罪人立即上诉到图卢兹最高法院。
在图卢兹最高法院，马丁•盖尔的生活再次被讲述，如果贝特朗想背叛他只要说个他不知道的事情就行了，但是她坚持几个月前他们一同谋划的版本。就在法庭即将对案子进行最后的判决，而且法官意见对囚犯有利的时候，一个木腿人出现在法庭上。真的马丁回来了。据法官的记载说，看到马丁，贝特朗开始颤抖和哭泣，并跑过去拥抱他，请求他，为她所犯的错误说出一大堆借口。法官们经过多次讨论一致认为，女性还是脆弱的，结果贝特朗没有因为欺骗、重婚或者通奸而被处罚。
在贝特朗新房的前面建起了绞刑架，阿诺•迪蒂尔在法官面前忏悔，但他自始至终隐瞒了贝特朗扮演的角色，在通往示众架的梯子上时，他还在说，请求代替他位置的那个人不要对贝特朗太苛刻，她是一个重名誉、守妇道的坚贞女子。对于贝特朗，他只请求她宽恕他。然后他乞求上帝借耶稣基督之手怜悯他。故事以有点献祭式的悲剧结束。
故事结束但生活继续，通过1594年的分家清单，我们发现贝特朗后来起码又生了两个儿子。时间是否抹去了所有的沧桑，娜塔莉说，贝特朗不可能忘记她与阿诺•迪蒂尔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