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别的读后感10篇
《惜别》是一本由止庵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32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学者止庵之前写和编的很多书，《旦暮帖》、《周作人传》等，大都给人理性的印象。
而在近日新出的这本书《惜别》中，止庵少有地展现了他感性的一面——毕竟，这本书与他母亲的去世有直接关系。他在电话里跟我说，读到北村薰《漂逝的纸偶》“千波的母亲是在医院去世的，不过她在这张床上躺了很长时间。床上的旧垫子已经拿掉，床架还留着，现在千波每天躺在上面，和母亲看到的是同一个屋顶”这样的话，顿觉触目惊心。
但如果你以为这本书是他单纯追忆母亲或记述母子关系，那也不对。用止庵自己的话来说，他写这本书是从自己的经历入手，更多去思考“生”与“死”，以及两者间关系，进而反思中国人固有的生死观。
止庵在这本书中，通过母亲的信件、日记还原了她生前最后二十多年的精致生活状态：做菜、养花、编织、看书、看电影。平凡人这种看重生活意义的态度，在止庵眼里，显然更值得书写和记录。
“惜别”母亲的离去
和她曾有的生活不复存在
深圳晚报：促使您写下这本书的原因除了母亲的去世，还有哪些方面的影响？
止庵：这本书有两个内容：一是写“生”，我母亲生前最后二十多年的普通生活，那是一种很有意味、过得很好的既平凡又精致的生活：做菜、养花、编织、看书、看电影，等等。我读过的很多文学作品大都写的是非凡故事，平凡人的日常生活少有人写，印象中只有福楼拜的短篇小说《一颗淳朴的心》例外，现在我想写的也是这个。我母亲的这种富有魅力的普通生活因为她的死亡而截止，不再存在。我觉得不记录下来就真的烟消云散了。人们往往在死亡的观照下，才能更深切体会到生活的意味。从这点出发，我对“生死”有很多感悟，这是第二个内容。
止庵：起这个书名，我既是惋惜母亲的离去，也是惋惜她曾有的生活之不复存在。这惜也可以说是痛惜，但我写出来的时候，痛的成分没那么大，更多的则是惜的成分，我是隔着生死的界线去看曾经存在的生者。《庄子》中提到“苦死者”，人死了其实就不存在了，为什么还拿他当个“者”来“苦”呢？这是因为他刚离去，我们还能体会这个刚刚离去的人的情感。
止庵：我母亲三年半前去世，那之后我的日记每天都写得很长，记录自己的感想。中间我又收到我姐姐从美国寄来的母亲以前写给她的信件。我母亲给她写了十年的信，每次都是四页A4纸，正反两面都写，字很小，密密麻麻，四页纸放在信封里不超重。我整理后装满了十二个文件夹，大概两千页。另外我母亲生病后开始写日记，一共写了七本。
我母亲的信件、日记和我自己的日记构成了我写这本书的素材。但我自己日记的内容都重新写过了，因为写日记是“现在进行时”，但你现在看到的书则是“过去时”的。我觉得像书中所呈现的那种隔了一段时间回过头来看的感觉才对。我作为作者，首先要为作为读者的我所接受。但是书中我母亲的书信、日记，我都采取直接引用方式，因为这是为死亡所隔绝、所阻断的她的生活，如果改成我的叙述就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对亲人的死亡有如
在海滩上守望着退潮
深圳晚报：看得出来，您在写作时对母亲去世那种悲伤心情的克制。是您刻意为之吗？
止庵：从我个人的阅读和写作的审美尺度考虑，分寸感很重要，我不喜欢个人情绪太浓烈太夸张的作品。我母亲去世了，对我来说这是件很哀伤的事。但说到底，这也只是我自己一个人的事情。有很多朋友对我说“节哀顺变”，但事实上这种哀伤只能我一个人独自承受。我不该也不能将本来只有自己承受的事情写出来让读者去承受。我在阅读时不喜欢看这样的作品，所以也不会这么去写。
如果感情有七分，不能写到十分，写出三四分来就够了。如果硬给写到十分，那就让人反感了。
深圳晚报：除了悲伤，您在书中着墨更多的是对“生死”的感悟。
止庵：每个人将来都会遇到这么一天，生离死别是一代代人这样过来的。我想通过这本书，思考一个生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梳理清中国人从古到今固有的生死观。反观过去，现在我们对待死者的态度显得有点草率。其实生者对待死者的态度，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生者对自己生存的态度。
深圳晚报：从书的章节标题来看，“存在与不存在”、“曾经存在”、“不存在之后的存在”，好像都是围绕“存在”或“不存在”。请问您如何看待“存在”和“不存在”？
止庵：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以前当过医生，我是不相信人死灵魂不灭的。人们可以编出很多种关于人死亡以后的说法来安慰自己。我的朋友史铁生去世时，有很多他的悼念文章就写，他去往天国了。但在我看来，假如真的如此，那我们还哀伤什么呢。在我看来，生是存在，死是不存在，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母亲去世不到一个星期，我去深圳参加十大好书评选，事先已经定好，没法推掉。但我心里很悲伤。马家辉就劝我，不要再住在原来那个房子里，赶紧搬个地方。我很感谢他的好意，但是又想：我们面对死者，有如坐在海滩上守望退潮，没有必要急急转身而去。时间终将使我们接受事实。
止庵：这本书的结构我想了很长时间。书中第一部分是写我对生死的看法、态度，第二部分是写我母亲生前的日常生活。曾有朋友建议更换一下顺序，以便于阅读。但我认为，我只有把自己对生死的态度，也就是“存在与不存在”，说清楚了，才能谈“曾经存在”。前一部分没有共鸣，对于读者而言就不知道后一部分的个人化生活你在写些什么。
写完这本书
我的哀伤没有缓解
深圳晚报：讲讲这本书的写作过程。
止庵：这本书我写了两年。写完第一部分后，我停了半年，开始写第二部分。这部分是材料在先，应该很容易写。但我的初衷不是写一部回忆录或写我和我母亲的关系，我想呈现的是，我母亲曾经的生活——我希望这才是这本书与读者达到共鸣的地方。这个就很难写了，反复考虑，才写出来。以下的几部分就很容易写了。
深圳晚报：您在书中写了很多作品中有关“生死”表述的部分。这些是您在母亲去世后刻意搜集作品来读的吗？
止庵：并没有刻意去读。我在写这本书之前关于“生死”就有不少想法。你在我书中看到不少书籍中的“生死”表述，其中中国书的部分，《庄子》、《论语》、《礼记》这些都是我之前看过的。至于那些外国作品，有的是过去看的，现在想起来了，有的是这两三年随便看的，但在没经历母亲去世这件事以前，我可能就不大留意到那些句子，但之后看到心情就完全不一样了。比如北村薰《漂逝的纸偶》写道：“千波的母亲是在医院去世的，不过她在这张床上躺了很长时间。床上的旧垫子已经拿掉，床架还留着，现在千波每天躺在上面，和母亲看到的是同一个屋顶。”我读到觉得触目惊心，跟我当下的感受完全一样。
深圳晚报：写完这本书后，您对母亲去世的那种悲伤情绪是否缓和了一些？
止庵：我原以为我把东西写下来可以解决一点问题，但写完后我才发现，那些哀伤情绪并没有交付出去，问题没有解决。只有时间能让我慢慢习惯，最终将母亲的死亡变成一个概念，而不是具体的个人和生活之后，才能走出来吧。
深圳晚报：您之前也编了很多书、人物传记、书评之类，但《惜别》是您第一本相对私人化的图书。请问在写作上，您对这本书投入的感情会和之前那些书有所差别吗？
止庵：坦白讲，其实一样的地方更多。刚刚提到我对于阅读和写作的基本态度，不喜欢个人情感过于夸张的描写。事实的夸张已经很让别人接受不了，情感的夸张尤其让人忍受不了。
但我得承认，相比我以前理性的书写，这本书更感性，很多情绪更多是从感性部分去把握。比如会写到记忆或情感地标，想起崔护的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我之前也写过感性的文章，例如《如面谈》的第一部分。但我感性的文章不多，这要真有感情才能写，写的时候还要把握好分寸。
http://wb.sznews.com/html/2014-08/10/content_2967540.htm
《惜别》读后感(二)：听妈妈的话
最早知道作者还是因为听《锵锵三人行》，作者言语含金量高，精神没有酸气。在图书馆找过总找不到，倒是因此看了太宰治的《惜别》，算是一本写鲁迅的小说，以“我”是鲁迅在仙台上医学院的同学看鲁迅的小说，应该算是根据历史资料演绎的小说吧，还是第一次看这样的小说，挺新鲜的。后来才找到这本簇新的《惜别》，忍不住翻开就看，一下子被一堆名人名言打晕了。书里以母亲生前的信件和日记为主体，夹以很多很多大人物说过的话，真佩服作者引经据典的厉害，可是这些“大话”会打断连贯，因为大话都不是那么好懂，得琢磨，好几次一看到谁谁说，就直接扣上了书去看另一本了。
最初很是奇怪作者为什么掉书袋掉得那么勤，后来想可能这是作者下意识的流露以及主观的引导。每个人的生命都值得纪念，那些智者与我们这些凡夫对世界的理解其实也差不了太多，只是智者更擅长总结和描述，而我们用日子去活出来的生命，只有我们自己和挚爱的人能懂得；智者的话能流传千年，而我们话只给自己和吾爱。智者的话和妈妈的话放在一起看，妈妈的话更显得实在温暖。
这是一本关于母亲的回忆录，但不是作者讲述，而是用母亲留下的文字来去讲述，平实真实，我们对过去的牵挂一直都在，对走过的路和看过的景以及过去的自己，都有着放不下的情怀，作者在母亲的讲述中做一些简单的穿插和过渡，一个人平凡的生命，因为认真地对待，是那么值得尊敬。
我们大多数人撑不过100年，“所有现在活着的人100年后都将死去”，而我们在这世上留下的不到100年的看法也会消失，那些表达出来的更多是隐蔽在心底的经验终将逝去，不管是伟大的还是渺小的，都会被时间所淘汰，但有些精神还是难以磨灭，人之善恶永恒存在。想起老舍的《断魂枪》，许多东西没了就是没了，想留也留不住。作者把母亲日常的所感所想所做，与那些同样活过闪光过又难逃熄灭命运的智慧放在一起，生者对死者的珍惜，死者对生者的爱恋。书可以为生命续命，人的生命以另一种形态存活在书里，但是改变不了消亡的命运，想到这里不胜唏嘘。
我妈是知青，在山西最贫困的洪洞县插队，那年她只有15岁，初中都没有毕业，她没有想过还能再回北京。她说运动一开始的时候，她们都很兴奋，听说可以免费坐火车，她哭着闹着管姥姥要了5块钱，想挤上一列开往上海的火车，可是她们人小力气小根本挤不上去去，去上海的学生太多了，只有高年级的男生能上得去。她们只能有什么车就上了，上了也没座，火车停停走走，不知站了几天才到了长沙，站得脚都被砸烂了，到了她拖着伤腿哪儿也去不了，到了一个医务所人家说你再不治这条腿都要废了，问她怎么这么小就出来，她说我15了，人家说看着只有9岁的样子。妈妈说长沙人特别好，给她们辣椒炒肉香到现在想起来都咽口水，白米饭能吃好几碗。她们就住在火车站，山东的女生不好惹，抢地盘。
《惜别》读后感(三)：活在母亲的废墟上
一、确认死
“母亲死在2010年11月22日3点44分。11-22-3-44。像一首素朴极了的曲子，飘逝而去。”
止庵在他母亲的骨灰里，发现了她曾经骨折时植入、现在已经被烧焦的一块人工骨头，“没有比这更能确认母亲的死了”。而后面对葬礼时，止庵却指出，在葬礼上告别（告别成为一种仪式）时，实际上所告别的那个对象已经走了。“世上什么事情都没有结论，惟独死亡是结论。然而死亡本身也许还需要一个结论。”我想，这也许就是葬礼（或者头七、二七、三七之类的仪式）存在的意义，即是给予生者，也是给予死者的一个结论，关于死亡的结论。换句话说，就是确认一个人的死亡。
然而，这种确认又相当残忍，因为它使得人们不得不直面死亡这个结果。“死亡，归根结底，就是一个人从世界上消失，而世界依然存在。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生是存在，死是不存在。”
从死者的角度来看，死真的只是一个人的事，“一个人的死与不死，死期的提起与推后，所导致人生内容的减少与增多，所有后果，最终完全由这个人自己来承担，犹云‘活该’是也”。但从死产生的时间界限来看，可用伊壁鸠鲁的话“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来说明生者的处境。“生死之间，与其说是界限，不如说是隔绝。”
因此，止庵让我真正了解到一个词——即永远——的含义。“永远，这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如今想来，未免讲得太轻易了。母亲去世了，我才体会到，永远是无底的深渊，有始无终。这个词实际上只有否定意义：当我们说永远如何，只是一种愿望，说永远不能，才是真的。直截了当地说，除了死亡，什么也不能以此形容。”
二、秩序
书的第一章，止庵一直讲述死的含义，以及死、死者、生者之间的似有似无却挥之不去的关系，然后才写第二章“曾经的存在”。从某个角度来说，正因为有了“死就是不存在”的结果，才有了止庵回头看那“曾经的存在”的原因和念头。写曾经的存在之前，仿佛在犹豫要不要回头，回了头是否有勇气睁眼。
于是，止庵开始（主要凭借母亲的日记以及自己的记忆）跟着母亲一起回到过去。这就引出一个词语：记忆坐标（或者情感坐标、契机）。我也认同他“回忆的契机比起回忆本身，要更脆弱，更微妙，更难以把握”的说法，什么时候我们会想起一个人，比想起这个人本身更重要。
华润超市是止庵的母亲晚年去的次数最多、也是与她的生活关系最大的一个地方。她还有那里的积分卡，每年都能换一点东西。她一生中自己去的最后一个地方是沃尔玛。超市是她最常去的一个地方，买菜、买甜品之类。而止庵在母亲死后重新来到这些情感地标时，惊愕地发现它们已经陆续不复存在，甚至“先于母亲的不存在而不存在了”。我们常常说物是人非，可实际上总是人非物也非了。人和世界遭遇这样的双重变迁，不知是戏谑还是自然法则。
我曾经在讲座上听梁文道说，他以前在香港上课时，给学生布置任务，让他们去购物超市观察老年人的消费行为。很多老人会超乎寻常地在超市里呆很长时间，最后却买了少量的且是微不足道的东西，譬如一挂面、一袋洗衣粉。那是因为老年人对这个社会有着某种强烈的依赖关系，他们通过在超市里接触更多的人群，好显示自己生存的价值。在消费时代，消费是让人与社会产生关联的主要实践方式。
当然，止庵的母亲不仅仅是为了这个目的，对生活强烈的爱使得她每天把逛超市当成乐趣，逛完超市还常常去某家小店享受咖啡时光。病情严重的时候，她还在日记里这样写过：“我想再办一个老年证。其实我也不能做公交车，也没机会去公园，为什么要办呢？这也是我的愿望，如能再去公园走走，或坐轮椅回忆一下过去我去过的公园的情景，可能是空想吧。”如此卑微的要求，也是想延续与这个社会和世界的关系吧。后来，止庵在母亲的通讯薄里看到她记下了很多朋友的联系方式，“仿佛在用心维系着某种生活方式”。只是，随着老人的去世，她的生活网络也跟着消失了。
止庵最痛惜的，是他与母亲共同维系的生活方式的土崩瓦解。母亲晚年和止庵一直坚持着一个习惯，每天晚饭后一起看一部电影。看DVD这事前后持续了将近十年，直到她病情严重不能坚持下去为止。对电影，她也不挑剔，什么都看。她总是说：“看哪个都成，反正都得看。”仿佛有一种雄心，要看遍所有好的电影。止庵最喜欢小津安二郎，他觉得“等我们活到一定的年龄，慢慢就活到小津的电影里了”。母子俩看电影时，从不聊天，看完后再谈论几句，互相陪伴又各自独立。
母亲去世后，有一次止庵找到一张曾经与母亲看过的DVD，睹物思人的感受十分强烈，这便是共同记忆维系的某种秩序解体后的结果。后来看奥斯卡典礼（他母亲生前非常喜欢看），到纪念当年逝去的电影人环节时，止庵也同样几乎无法承受。当然，他没有忘记母亲对电影的热爱：看到获奖的电影，他会想，这些母亲大概都会喜欢的。
三、世俗
止庵写道，他最容易想起母亲的，是与母亲在一起的日常生活的氛围。这种由极其普通琐碎之事情营造出来的氛围，“简单，平凡，然而强烈，持久”。“我关于母亲的回忆，也是这样。都很具体，很普通，也很琐碎，充满了各种细节，为我所感知——是那种脱离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和触觉的感知；回忆起来，却又微不足道，往往连件事都算不上。是以总有一种虚幻之感，觉得难以把握，稍纵即逝。”
像华润超市这种普通之极的场所，是止庵回忆起来与母亲关系最密切的地方。“有一次去奥特莱斯，彼此走散了，但母亲很快就找到我，她说推理小说读得多了，稍加分析就知道我会去哪儿了。”她喜欢读书，甚至到了饥饿的程度。她看到止庵家里的2万多册藏书，觉得自己有很多书没看过，是那么高兴和充满期待。在她的一个本子里，记载着她读过的书单，其中她生病后从2008年2月到2009年10月读了174本书，其中多数是推理小说。她一生中读的最后一本书，是劳伦斯·布洛克的《衣柜里的贼》。母亲去世后，止庵曾打算把它读完，却怎么也读不进去。他引用了《孔颖达疏》里的话：“谓其书有父平生所持手之润泽存在焉，故不忍读也。”
止庵坦言：“现在母亲不在了，我买书时的感觉，真像古人所说人琴俱亡似的。”
除了读书，止庵的母亲还有很多爱好和乐趣。譬如集邮，种花，看烟花，养金鱼；圣诞节她都要精心布置一棵圣诞树，“冬天外面万物萧索，屋里有棵装饰的圣诞树，人的心情将不一样”；每天仍然像要出门做客似的一套一套的衣服换着，一次提高她的心情。她有一个完整美好的生活世界，她在里面乐此不疲。
当病痛无情来临时，她通过这些日常的世俗来抵抗残忍的死亡，尽可能让自己少沾上死亡的阴影。老人养成的生活秩序塑造了她生活的价值，因此止庵感叹：“正因为母亲生活质量很高，她的死特别令我惋惜。”他对母亲的回忆，也是对她的死亡的一种反抗，“因为死亡的目的正在于使一个人消失”。
四、废墟
止庵在书的开头提到他早已不在的父亲：“父亲去世给我的真实感觉并不是我送走了他，而是我们一起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他送我到一个地方，然后他站住了，而我越走越远，渐渐看不见他了。”那远处的回眸，不禁让我想起俄耳甫斯，以及本雅明说的“背对未来的新天使”。仿佛每走一步，都能感觉到走过的路在坍塌。或者说废墟在某一瞬间完成重建，但那一瞬间又离开坍塌。但止庵却说得更加决绝：“我有如生活在母亲的废墟上，或者说，我就是她的废墟。”
止庵的母亲晚年才买了一套房子，从止庵家里搬出来住。这房子成了容纳她记忆的场所，也成了止庵回忆母亲的基础。母亲走后，止庵把家里的东西又搬回自己的家。搬空后的屋子，因为物件和记忆的双重掏空，已经不再是家，而只是一件屋子而已了。
母亲去世后，止庵在她的屋里发现冰箱冷冻柜里还存着一包粽子，那是她生前最喜欢吃的事物之一。“这里我又一次感到，主人已经不存在了，而秩序依然存在。有如步入一座空城，只觉得井然，森然。而更触动我的，却是这秩序的不完整处——册子里偶尔出现的空格，空页，仿佛是被遏止的期待，被断绝的希望，被强行留下的空白。”
搬家的时候，止庵提在手里纸袋中掉出一个瓷杯，摔在地上破碎了。那是母亲经常使用的杯子，他本想留作纪念的，没想到还是没留住。当下他想：“无非就是这样，故者所留下的一切都将破坏，破坏，最终归于虚无。”
母亲留下来很多盆花，有的都渐渐枯萎了。对花和养花都是外行的止庵，开始慢慢学习相关的知识。“说来使我真正开始关注这些花的，并不是因为它们死了，或快要死了，而它们仍然活着，而且竟然开花了。一种不屈不挠的生意，触动了我。”
花的盛开也点出了更大的不忍。“所谓人世沧桑，自然长久。而这些花既是活着的遗物，又是容易丧失的遗物，是现在的存在。它们好像透露了母亲——尽管她已不存在——生命的一点信息，尤其是长叶开花的时候。它们是曾经存在的生命所留下的生命。而我继续养护它们，又仿佛是在维持着什么，虽然那东西已经没有了。”
关于遗物，止庵认为，“与其说维系着记忆，不如说上面投注了记忆者的情感。如果情感逐渐淡薄乃至消亡，那么遗物也就与寻常东西没有什么区别了”。我突然在想，一个人要是死了，整个世界都是他（她）的遗物。
五、文本
“北京在今年2000年要办六十件大事，第三十一件就是在我们院里开办一个邮电所。”止庵的母亲日记里的这句话特别让人触动，何谓大事？不过就是有了一个邮电所可以让她不用走很远便可以寄信而已。
她主要是与远在国外的女儿通信，既向她讲述自己的生活，同时也是打发时间的一种方法。遥远的距离给通信提供了必要，因为如果生活在一起了，还怎么写信呢？每隔几天，她都要去寄信，那已经成了习惯。不写的话，仿佛会憋出病来。而止庵的母亲又是如此认真与执着，不仅仅是当成一个任务，而是一个静下心来与女儿对话，与自己对话。
信里主要提及的，“都是日常琐事，平淡无奇，但也真切的很，结实的很”。书里呈现出来的，还是止庵母亲的日记为主。单独的一段，或成片的摘抄，止庵对这些日记的处理，原文呈现比自己评价多。她的性格，她的生活经历，她的苦痛，她的希望，她的爱与不舍，全都通过日记里的文字生动地表现出来。
止庵在书里提到，他这本书不想写成母亲的传记，而主要想写他与母亲的关系。所以他没有把过多的笔墨放在母亲一生的经历上，而是零零星星的让她的日记实现自我表达。日记和信，都成了很关键的文本，它们既是止庵追忆母亲的事实依据，又不自觉地像镜子一样照出母亲真实的模样。母亲在日记里的回忆，也不自觉地从止庵的追忆中独立出来，且日记内容越琐碎普通，独立得越彻底，越清晰。
六、在死
患病后的一个母亲节，止庵问母亲想要什么礼物，她说要健康，那是她最需要的也是最重要的东西。那时，她还可以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求生的想法还是其他。她一生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今天是我最难受的一天。”而后，由于失语，她再无法说出内心的想法。面对痛苦与死亡的失语，是多么真实的隐喻。正如止庵提到，“作家端木蕻良临终前几小时，向妇人钟耀群要笔和纸，写下了‘支持不了’四个字”。
“母亲的罹患癌症，好像是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突然宣布不许你活了。”
“母亲患病以后，就在不断地退让，退让，终于退无可退，甚至欲以活着本身为立足之地，亦不可得了。”
越靠近死亡，越是无法避免。如何逼近那一刻，是开始也是结束。或许是为了减轻死亡那一刻的重量，止庵提到了“在死”一说。这来源于伊壁鸠鲁的“只要我们在，死就不在；只要死在，我们就不在”和云格尔的“生就是趋于死的存在”。
广义上，生是趋于死的存在，生就是在死的过程。但细分一下，在死与生又有所不同。止庵认为，在死应该从意识到自己正在死去算起，当然这意识常常来自另外的知情人而非自己。而在死一说，也“削弱了死的那种断然的残酷性”，即是给予死一个倒计时，一个可以面对的过程。
但是，意识到正在死去这一概念，也许不局限于对病情的知晓，只要某一刻意识到死这件事，那就成了所谓的在死者吧。不知是死亡使得成了在死者，还是在死者提供了死亡。但似乎两者又总是同时存在。不过，在死者只能提供在死的信息，无法提供死的信息，或者说，生者提供不了死来临的信息，在死者提供了死来临的信息，却提供不了死的信息。
七、有限不死性
书里还附录了止庵在母亲死后做过的与母亲相关的梦境内容，梦本身已是另外一种存在，母亲出现在梦里自然又是另外的另外一种存在了。
梦里有生活的反面，平时不大声说话的母亲说话变得大声；梦里有未遂之愿的达成，从未去成美国的母亲，到美国领事馆领签证；梦里有难以言说的荒诞，母亲自己参加自己的葬礼；梦里有真实的凝视，母亲看着止庵掰柠檬（像小津安二郎的《晚春》）；梦里有做梦人的感情表达，止庵对母亲说，您不知道我心里有多苦啊……
对于梦境，止庵并非从做梦人的角度，而是以梦中人的角度，且通过与回忆相比较，以凸显出梦中人（死者）的主动。“记忆和梦之于生者，都是不受控制的，甚至可以说有种强制性，而这在梦中表现得尤其明显。”除此之外，梦还有更具体、更持久两个特点，它给梦中人（死者），同时也是给做梦人（生者）提供了一个独立于生活的同样真实的空间。我们常说故去的人会托梦给生者，也许故去的人出现在梦中比梦境的内容更为重要，也不知道故去的人要闯进梦里，会不会其实比登天还难。
对弗洛伊德提出的“有限不死性”，止庵觉得换种说法就是“不存在之后的存在”，并且根植于回忆和做梦两个方向。“也就是说，不是生者回到过去与死者相会，而是死者的形象、态度、思想、感觉、感受、感情等，超越了死亡的界线，在现在的背景下呈现于生者的头脑之中。”
当然，生者也同样拥有主动性——那便是由“假如”开启的另一重世界的显现。“假如”在时间上有着两个向度，一是对死者生前遭遇的侥幸般的弥补，譬如早一点检查身体，早一点手术之类；二是对死者的死的否定，想象死者在“假如”之下现在和将来的模样。“假如”反映了生者对死者的牵挂，以及让死者回到现实的奢望。然而，这奢望终究落空，因为“假如”所开启的是和现实格格不入的一个空间，死者假如活着，也只是活在那“假如”之中。
八、困境
止庵的母亲到去世都不知道自己病情的真实情况，一直在良善的谎言中等待（虽然到后来信心逐渐丧失）恢复身体。止庵没有勇气把真相说出来，他害怕和与母亲共同面对临近的死亡。“有些事情，共同面对较之分别面对，需要更大的勇气。我真的很难在我们两人之间扮演一个更坚强者。”
“常听人说可以共患难，不能共享乐，或者 反之的话，这都是活人之间的事，孔子所谓仁可以解决；生死之间的痛苦他人无法分担，所以老子要说天地不仁、天道无亲。”
止庵提到终生未婚的小津安二郎，独自忍受着癌痛的煎熬时，曾对人半开玩笑地说了一句话：“如果早知道这样的话，就娶一个老婆了。”也许，小津知道自己的企图不过是徒劳，也只能是半开玩笑地说说而已。
书中摘选了桑塔格的儿子追忆母亲的《死海搏击》的一段话，其中几句是：“不管你多么关心一个人，你都无法总好像是他们已经处于弥留之际那样去照顾他们……这又得回到克尔凯郭尔的话上：理解生活得回顾，过生活要前瞻。问题在于，到那时，通常都为时已晚。
在我看来，止庵指出了世人在面对死亡时最大的两个困境。一个是个人只能独自面对死亡，他人始终是他者；另一个便是我们无法用对待一个濒死者感情去对待其他人。我们除了要面临死亡，还要面临“为时已晚”，无论哪一点，都让人痛苦难耐。
《惜别》读后感(四)：“夫大块载我以形……”
知堂写怀人之作多矣，有三篇体式特殊：《饼斋的尺牍》、《实庵的尺牍》、《曲庵的尺牍》，分记钱玄同、陈独秀、刘半农，文章几乎尽数由书信与日记构成。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时，写《关于<过去的工作>》，说“乃是将惯用的‘文抄公’移植于怀人之作。其中与记述对象的关系略有差异，关于陈独秀限于交代，对待钱玄同、刘半农则是深情怀念矣。怀人之作如此写法，又如此具情感深度，说得上是炉火纯青了。”那当我们面对《惜别》，不能不想到止庵亦是用此种写法了。《惜别》怀念慈母，深情依依，虽有止庵本人的叙述及思索在其中，但母亲的日记与书信的征引占据泰半，构成全书的主体，确是一本别致的怀人之作。止庵的写法是否炉火纯青，难以遽然下判断，但其具相当的情感深度，应是无疑问的。
这种“文抄公”的写法，是易引起误会之讥的，如被认为是简单的拷贝，不见母子间的情感交流云。其实，就我个人而言，节制的征引予我另一种打动，昔人已逝，唯余文字在这里，琐琐碎碎，家长里短，花草、书籍、书法、邮票、电影、演出、旅游，不嫌其繁冗，无需旁人太多的旁白，听老太太的独语就好。可从中静观一种哀而不伤的“惜别”，我想，这是知堂式的怀人罢。
止庵自语：
“母亲所曾经拥有的，只是她的生活。那种有意味，有品质，又是平平常常，日复一日的生活。我久久记忆，时时回想的，也是曾经如此生活着的母亲。我惋惜哀痛这种生活与母亲已经一并不复存在。”
即使哀痛，不复存在亦不再可追，那，存在的日记与书信，证实着曾经存在和不存在之后的存在，一字字的摩挲及征引入书，即是情理之中了。母亲的日记无关宏旨大论，只是生活的琐碎细节、小情小绪，而正是这些，证实着曾经的存在。看知堂在《饼斋的尺牍》中引用钱玄同的书信：“昨电话中佟公云，有水不好走，我初以为是官衣库也，岂知有蛙鸣之现象乎（此句太欠亨了），如再有两三日之晴，当拜访，意者彼时该蛙或已回避矣。”日常的琐细及趣味，都在其中矣，我想这是作者本人的叙述替代不了的。止庵言道，“对我来说，母亲就是过去的一段生活；讲得夸张一点，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些生活习惯，或一份生活态度。然而这却是很难诉诸文字来表达的。”这是怀念者自感文字的无力，那此时，移诸母亲曾点滴记下的文字即为上佳的选择了。
止庵于生死的思索很深入，旁征博引，关涉不可谓不多，但我个人仍是最认可《庄子》里的话：“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这种态度认真而达观，不虚无，也不执迷，生与死乃一整体，一体视之即可。自然和人，或有施与及被施与的联系，但并无凌驾之感，和谐而处，大约更合乎人生内里的意思吧。
看过太多对自己与时代的纠葛无悔的故事，书中的母亲之直言不讳即让我猛然一惊了。她说，“我的浪漫主义把自己害得这么惨。”止庵亦引用村上春树的一句话，“世界不可能那么简单就翻个底朝天的，翻个底朝天的是人自己。”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昔时影响巨大，止庵反思，“在革命的喧嚣声中，冬妮娅在说什么，没有人听得真切，也没有人想听真切……我们只知道‘古里雅的道路’，不知道还有一条‘冬妮娅的道路’。”母亲留下的文稿中，有这样的几句话：“孩子们，请你们一定要小心，每迈一步都要深虑，不要任性、心血来潮，走错一步，后患无穷，将后悔一生。”
我不能说，那些表白无悔的话语缺乏真诚，在血泪的淬炼后，应不会再说一些虚应故事的言语，自然是真心倾诉的。不过，听听另一面向的声音，未必没有好处，或许刺耳，但这正是个人史、民间记录的珍贵所在，因为无机心、无伪饰，坦白着内心给你看，这是极触动我们的地方。
《惜别》读后感(五)：未知死，焉知生
未知死，焉知生
赵青新
学者止庵以周作人研究、张爱玲研究闻名，主要著作《神奇的现实》、《樗下读庄》、《周作人传》等，大多给人理性的印象。最近出版的《惜别》，却是他承载了个人情感的私密作品，是止庵于母亲故世三年之后，“书写亲情离别、叩问生死的沉静之作”。
以母亲的离世开始，止庵漫溯追忆母亲曾经的生活。母亲并非传奇人物，或许她比大多数的中国老太太多了那么一点点优雅，止庵的妈妈爱读书、爱看电影、爱种花种草，还爱写日记和书信，这些日记、书信被大量引用到《惜别》一书中，一方面复原出母亲的思想和生活脉络，一方面与止庵本人的回忆交相呼应，让书中的母子情感更加自然动人。除了母子经常谈论的影视书籍，书中记述的大多是日常小事，泡的酸黄瓜、手织的毛衣、一朵盛开的昙花……很普通、很具体、也很琐碎，充满了各种细节，一如我们的生活里，我们的妈妈赋予我们的记忆，平凡微小而又温暖亲切，即便在离去之后依然存在于我们的梦境和心底。
通过《惜别》，止庵以克制深沉的方式袒露了他的哀伤。但是，《惜别》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亲情书或者个人回忆录。
《惜别》的结构特别。开篇说：我的父亲去世了。我的母亲也去世了。在描述了母亲的葬礼之后，止庵的笔锋一转，谈起了古今中外大量文学作品呈现的生死观，如加缪的《局外人》，古代典籍《礼记》《庄子》《论语》，周作人的作品，显克维奇的《二草原》等。第二部分才真正开始回忆母亲的过往。按照通常的阅读观感，应该在葬礼之后即说回忆，在行文衔接上显得比较流畅，但《惜别》一书如此的安排，让读者在展卷阅读之初，便进入了思考——“存在与不存在”。因此我们在阅读第二部分“曾经存在”的母亲时，对于母亲的个人化生活有了更多的共鸣。读者有了和止庵一样的疑问：一个普通人的死，真的就是结束？
传奇的人物，他们以作品或者成就存活于世。而对于普通人，我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母亲是普通人，母亲所曾经拥有的，只是她的生活。透过母亲的生活，我们观照自身的处境，母亲因此代表我们每一个普通人而存在，而不存在。从某种意义上，所有生者都是中途正在逝去的“在死者”，只不过，这种“在死者”的体验在身患癌症的晚年母亲的身上明显化了。母亲在重危的最后几年时光里，她的一切爱美的行为，她对于吃穿住用的精致讲究，她想看书而眼睛日益不行的遗憾，都随着母亲的离去而不再存在。母亲的死亡给止庵带来极大的冲击，止庵在众多生死论中上下求索，他的个人情感因这种追索而宽泛、而厚重，而化为我们共同的情感体验和理性思考。惜别，成了我们共同的惜别。
《惜别》呈现出“向死而生”的生活态度。如止庵所说：“死的确可以让我们认识生——与死相比，生是可以触及，可以改变，甚至可以补救的……”一碗粥、一杯茶、一碟小菜、一件毛衣、一句话、一个笑、一本书、一部电影……寻常日子，人间烟火，它们都是生之存在的“真切而结实”的证据。
《惜别》读后感(六)：止庵：我怎样写《惜别》
问：认识你有十几年了，在很多活动上见到你，印象中你大多是为别人的新书发表看法、作出评价，几乎没有见过你谈论自己写的书。这次从上海书展的活动到北京与史航、张悦然的对谈，固然是《惜别》问世后对出版方安排的某种配合，是否也有为这本特别的书破例的打算？
答：参加自己写的书的活动，感觉总归不很自在，大多是就某些具体问题做一些解释，要不就是把书里写过的内容重述一下，我不对自己的书做任何评价，“自卖自夸”那一类的话我是绝对说不出口的。在北京和史航、张悦然做活动的第二天，我在同一地点参加井上靖著《我的母亲手记》的读书沙龙，我觉得自己说话畅快多了。
问：你认为，和那些能够有作品传世的创作者相比，普通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你母亲是个普通人，或者说你只在书中写出她普通人的一面，那么《惜别》的写作和出版，被更多的人读到，是母亲的生命在某种意义上的“回放”（延续？）吗？
答：在某种意义上讲是这样的，但也只是对我而言；对于已经故去的母亲来说并无意义，因为她活着的时候并不知道我将来要写这么一本书。
问：上海书展对谈活动的题目叫“来不及珍重”，有种强烈的无力感和宿命意味。生死固然不是人力可以抗拒的，连“珍重”这样的情感表达或者情绪方式都是充满无奈的，写这本书是否包含一些挽留或者抗拒的意味？
答：我写《惜别》的确是在某个层面上对于亲人亡故的一种抗拒，尽管也是徒劳的。倒是另有一种感觉非常真切：前几天我偶然重读这本书（我不大读自己已经出版的东西），觉得那些字句确认了母亲的死亡。
问：大多数作家都喜欢发现生活中不平凡的事情，喜欢书写传奇，坊间很多回忆录和传记也更侧重记下生命里大起大落、富有戏剧性的事件，而你在《惜别》中专门撷取母亲生活中细水长流的日常片段，这是你对生命本身的一种理解，还是你觉得这些日常片段才更接近一个人的真实生活？
答：我读过的小说几乎写的都是传奇，唯一的例外（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是福楼拜的《一颗纯朴的心》。这篇小说最大限度地排除了传奇性，我觉得是最接近人生或生活本质的作品。我是三十五年前读的它，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当然，普通生活比传奇难写得多，写出来别说读者可能觉得没有意思，就连作者自己都可能觉得没有意思。所以这里面确实有另外一种理解，不仅是文学的，也是人生的，生活的。我写《惜别》如果说有一点写作上的“野心”的话，那就是向《一颗纯朴的心》致敬。换句话说，要是问我受了哪部作品的影响，它就是《一颗纯朴的心》。
问：你写作此书的初衷是源于母亲写给姐姐的信里面的一句话，说一个老人怎么让自己的生活好一点，我觉得你母亲喜欢写信和记日记的习惯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你的这本书。做一个无意义的假设，如果没有姐姐寄回的那些母亲生前所写书信，你还会写这本书吗？那会是怎样的写法？
答：母亲去世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起意要写这么一本书，那时已经看了母亲的书信和日记，可以说，没有她的书信和日记，我的《惜别》可能就不写了。正是她在那里表达的对于普通生活本来意义上的热爱，使我体会到了前面所说的描写普通生活的可能性。
问：虽然这本书是写你母亲的，但无论对于所写内容的取舍还是文字中流露出来的简洁和克制都能体会到你自己对生命的理解和对文字表达风格的坚持，所以，这本书像一面镜子一样，读者在通过文字看到一位老人的生活时，也能隐隐感觉到文字背后作者的某些轮廓。你意识到这种感觉了吗？
答：这本书主要写的还是我自己的生死观。二十年前我父亲去世，促使我思考生死之事，当时写过《生死问题》、《死者》等几篇文章，收在《如面谈》里，这件事到写《惜别》算是想得周全了。虽然就像我在书中所说：“生死之事，只有经历了生死之隔，才能明白。然而对我来说，与自己真正相关的死——父亲的死，母亲的死——都已经发生过了，明白又有什么用呢。”
问：读这本书，我一方面的感觉是温暖，另一方面就是克制。温暖的部分来自你母亲的那些日记书信，还有你对与她共同生活片段的回忆。克制则是你写作这些内容时的语言风格，你也不止一次在不同场合说起过，不太愿意接受文学作品在表达感情时的铺陈和恣肆，强调七分感情写出三分就行了，在你写作《惜别》时，这种态度是否表现或者感觉得最为强烈？
答：克制本身是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克制丝毫也不减损情感，反而能够最大程度地保全情感。相反，夸张倒可能使情感受到破坏。之所以克制，是因为珍重这份情感。这是我的审美观，也是我的人生观。这体会得自多年读书，遇到夸张渲染过分的总觉得难以卒读；现在我自己当然不能写那样的东西。不同于我过去写的《周作人传》等书，它们均以理性为主，而《惜别》的感性成分较多，所以就更要写得克制一些。
问：我在网上或者现实中看到听到朋友们对这本书的评价，也包括出版文案中的表达，认为这本书的写作对你来说是一种解脱或者转身。可我在上海书展听你讲述，却说这本书对于与此相关的两个人，没有什么帮助和改变。请问对写作目的的这种淡化是不是某种意义上的回避？
答：我母亲已经去世，不存在了，我写书或不写书与她毫不相干。我原以为把对母亲去世的悲痛心情写下来，可以为我自己解决一点问题，但是，在写完这本书的最后一个字时，我明白了：我心依旧，什么也没有改变。
问：一本书，作者写完了，使命也就完结了，接下来是这本书自己的命运，包括被不同的读者评价和解读，其中也包含误读的可能。在《惜别》的版权页上标注的体裁是“散文集”，也有读者将它当做回忆录读，你上次说作家虹影认为这是一本哲学书，在你看来，这是一本什么书？
答：《惜别》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情感意义上的，我在这个层面记述的是在我看来母亲一生中最有价值的部分；第二个层面是感悟意义上的，我所感悟的是母亲的死，以及其他人的死，这一部分有点接近于“诗”；第三个层面是思考意义上的，我想通过这本书弄清楚生死到底是怎么一会事，梳理一下中国人从古到今固有的生死观，或者说，我的思考根植于中国人固有的生死观。所以这不是一本关于个人的回忆录，若是当作回忆录看，大概会觉得书中那些思考的成分有点多余，甚至构成阅读障碍，但在我却是非写不可的。
问：第一部分“存在与不存在”在回忆了母亲临终前后的一些细节后，用相当大的篇幅引述了古今中外许多典籍作品中谈及生死的内容，同时加上你的解读并与母亲联系起来，恕我直言，这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曾经存在”相比，可读性上略有差别。前几天见你，大概谈到这种阅读感觉，你说这么安排自有缘由，请问这一部分的用意何在？
答：关于《惜别》将是一个什么结构，我反复考虑了很长时间。你看看书的目录就知道我最后决定要写一本什么书了。这个结构包含了我关于生死问题的全部思考，母亲的生与死要放置在这个结构之内。不先确认“存在与不存在”的区别，讲“曾经存在”就没有意义，读者根本不会看出那些纯粹个人化的普通生活的描写是什么意思。这就好比把闸门关上，才能把水留住，流水撞在闸门上才会起点波澜，第二部分写的就是那点波澜。
问：第二部分“曾经存在”因为有大量篇幅是来自你母亲生前的书信和日记而非常生动细腻，但也特别感人，你和母亲，除了单纯的亲情关联，生活在一起的默契，还有那么多审美、阅读乃至饮食和观影方面的相通和共鸣，这在很多人看来近乎“奢侈”，那么，让你在母亲去世之后感触至深的是否正是这种曾经存在的默契？
答：我和母亲之间的确存在着你所说的这种默契，但这也是在她去世之后，当我回想她曾经有过的生活时真正感觉到的。在她生前我并不特别在意这种默契，更不曾主动予以强化。在写《惜别》的时候，更重要的是，我是隔着生死的界线去看曾经存在的生者。《庄子》中提到“苦死者”，人死了其实就不存在了，为什么还拿他当个“者”来“苦”呢。这是因为他刚离去，我们还能体会这个刚刚离去的人的情感。
问：还有一个部分，作为读者我是有点好奇的，就是“记梦”那一部分。你从何时开始有记下梦境的习惯？三年多过去了，母亲在你的梦里还会频繁出现吗？
答：我以前写很简单的日记，就像鲁迅日记那种写法。母亲去世后，我的感想很多，就都记了下来，夜里梦见母亲，也简要地写一下，而忘掉的梦更多。《惜别》出版后，这样的梦境继续出现，与书里写的那些大同小异。
问：这本书的封面上写着“止庵著”，但你会把这本书完全看做自己独立的作品吗？当然，我指的不是书的内容，而是书的精神内涵。
答：《惜别》有两个内容：一是我母亲生前最后二十多年的普通生活，那是一种内容丰富、趣味盎然的生活，既平凡又精致：做菜、养花、编织、看书、看电影，等等。我母亲这种富有魅力的普通生活因为她的死亡而中断，不复存在。我觉得不记录下来就真的烟消云散了。人们往往在死亡的观照下，才能更深切体会到生活的意味。从这一点出发，我对生死有很多感悟、思考，这是第二个内容。从前一个内容来说，这部分的作者应该是我母亲，但她那种普通生活的意义要由现在的我体会出来，要放在我对生死的感悟和思考的框架里才能显示出来。
问：曾在几个朋友的对话上说起过对“惜别”书名的理解，有的人认为这个书名有出处，而我对它的理解是，不仅要珍惜与亲人共度的生活时光，就连告别这件事本身也同样值得珍惜。生死之事非人力所能抗拒，但告别的方式或者说面对告别的心态，自己总归可以把握。
答：《惜别》卷首有两句题词：一是南齐人王融的“徘徊将所爱，惜别在河梁”，一是唐人杜甫的“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此即我的书名的出处：我所说的“别”特指生死之别，而“惜”是惋惜。前几天有位朋友说，遗憾这书封面没有用鲁迅保存下来的藤野先生写给他的“惜别”二字。我说他们那是生别，我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不能借用。其间区别，即如杜甫《梦李白》所云“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吞声”就是干脆不说话，不出声，但我们做不到，还是要说一点，这也就是你讲的“就连告别这件事情本身也值得珍惜”。
问：你常年浸淫在书籍里，过眼的好文字无数，而你自己也是个对文字要求严格到近乎苛刻的人。在这样的前提下，你对自己的写作有没有敬畏之心，你追求什么样的表达方式和文字风格？
答：从前我写过，自己理想的文章是“好话好说，合情合理，非正统，不规矩”，对此虽力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我写《周作人传》等如此追求，写《惜别》也如此追求——虽然说“追求”有点言重了，说到底用的多是减法，而不是加法。
问：你曾写道，父亲去世十八年后，你觉得他的去世已经是遥远的事情，遥远到你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而母亲的离开并未让你将之等同于广义的“死”，你还在她的世界里徘徊。总有一天，时间足够长以后，母亲的死也将令你感觉遥远，这是否意味着再次“离别”？
答：我在书中写道：“我们面对死者，有如坐在海滩上守望退潮，没有必要急急转身而去。假如有‘造物’的话，那么他的总的态度是要生者遗忘。大家劝我别陷在母亲死亡的阴影里，真要离开那阴影还不容易，时间自然会使我走出这一步。我只是希望慢点离开而已。”也就是你说的这个意思。时间过得很快，而《惜别》只不过是趁着把这一切看成既成事实之前抢救下来的一点记忆而已。
二○一四年九月十五日
（这是对《中华读书报》丁杨先生所提问题笔答的全文，在该报只发表了一部分。）
《惜别》读后感(七)：有一种惜别叫做理解
首先想说的是，看到不少“短评”认为这本书掉书袋、流水账、太水了，很有点意不平。恰恰相反，我觉得这本书的魅力正来源于不厌其烦地列出母亲的书信、日记。儿子对母亲再深情的追忆，也比不过借由母亲本人的记录，来构建起一个真实、立体的”她“。而全书尤其是第一章，密集的引用他人对死亡的理解，我认为正是作者思索的过程，有时候，你确实需要借别人之口，才能解开心中的惑。
也有人把这本书和日本作家井上靖的《我的母亲手记》相比，认为两者高下立现。《我的母亲手记》我也读过，也很喜欢，尤其认同其中“尘劳”一说；高下并不敢说，只觉得是不同风格。甚至，相比《我的母亲手记》里典型日式亲切、碎碎念，我更喜欢《惜别》中更深沉含蓄苦闷的感情。《我的母亲手记》里的母亲，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惜别》中止庵的母亲，实在是一个精彩得足可以写一本个人传记的女性，她的书信、日记，以及止庵对于书信日记点到为止的评论，正是对母亲的理解，而有一种”惜别“，就是理解本身吧！还有一点，我很喜欢止庵对于书写母亲的克制。
《惜别》读后感(八)：“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一）如果“热爱生活”可算人生追求的话，书中的逝者——一个普通人——却也已经比现实中很多人都做得好太多了，所以，即便同归于“普通”，人生也是有高下之分的吧，但又因同归于“尽”而消弭了这微弱差异，终归到底，怎样去活着，是个人自己的事儿。
（二）长久以来我们讳言“死”，但如把“死”看透想透，站在“死”的立场去看看“生”，也许就会选择如何去“生”了。大家都讨厌剧透，可人生这部剧却是天然剧透的。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其实孔门的人正因为看懂了“死”，才那么积极入世地强调“生”。
（三）“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确是一句抚慰人心的话，但这只是回头去看时的一厢情愿吧。如果往前看，顺着时间，以死为终，所有的相遇相聚，或长或短，不过是终点之前的相伴罢了。时间流逝，相遇便是踏踏实实的不可逆的死亡的一部分，所以要惜别，要惜遇惜聚，如果有色彩，就狠狠地去看，如果有温暖，就紧紧地去取。这些都比“彼岸”“窄门”“来生”要实在。
（四）书中有大篇幅对逝者——作者母亲——日记的摘录，我是无关的读者，只好浏览，对逝者的所遇所思所喜所苦，又隔膜了一重，但诚能想见作者在摘录时精神上的苦累。诚如陶渊明说“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他人”确没有“悲”的义务的呀。那自己的父母家人呢？这人世间最暖的相遇，自己有没有狠狠地去珍惜呢？
（五）对我自己而言，这本书确让我对自己的生命重又掂量审视，思想有不小波动，也重回家庭价值。
《惜别》读后感(九)：止庵谈新书：写作惜别，实为惜聚
文 / 何晶
许多人知道止庵，是缘自他的书评。已经出版的《沽酌集》、《插花地册子》、《茶店说书》等十多部作品，都是他的读书心得。张爱玲的《小团圆》以及周作人作品集的编辑出版，也让众多读者熟知止庵的“编辑”身份。
近日，止庵带着新书《惜别》来到广州方所书店和读者见面，这是一本不同于他以往任何一部作品的书。
学医让我“不妄言”
《庄子·德充符》有云：“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惟止能止众止。”作家止庵之名源于此。他说，“止”是时时告诫自己要清醒、不嚣张、悠着点；“庵”是他想象中读书的所在之处，就是荒凉里那样一个小草棚而已。
止庵从小爱阅读，中学时就开始创作诗歌和小说，在报纸杂志上发表。可是等到报考大学时，他听从父母的意愿选择了学医。“当时‘文革’刚刚结束，他们在‘文革’期间受的苦太大了，让我不要学文科，因为文科很容易让人落‘空’，而让我学门手艺。他们觉得文科不是本事，而是爱好，就是这样简单的理由。”止庵的父亲是著名诗人沙鸥，学工科出身，他大概没有想到，若干年后，自己的儿子仍然“弃医从文”了。
止庵家中藏有两三万册书，本本都经过他精挑细选。学医数年，最终从文，这个过程让止庵把科学精神融进了写作。“要用实证的观念去考证，也要用逻辑方法去辨别，这样得出的结论才可信。学医使人不妄言，有多少说多少。”他认为这世上有两个词特别可怕，一个叫“想必如此”，一个叫“理所当然”。
母亲去世后，人生进入第三幕
止庵以往写文章，大多是他读书的随想。但这次不同，《惜别》是他在母亲去世后沉淀而成的生死体悟，也是最承载他个人情感的作品。身为家中最小的儿子，他多年来一直陪伴着母亲，尽孝左右。母亲生病时，他所承担的《周作人译文全集》的编辑工作已经延续逾十载，这期间，他也同时经历了母亲的患病、病危和离世。如他在书中所写，这是一种令“人生观甚至都为之动摇”的痛楚。
在《周作人译文全集》编辑工作结束后，他沉入了另外一种阅读与思考的状态，开始大量整理和重读许多论及生死的书籍，不限古今，也不论国界。就在这时，他收到了定居美国的姐姐寄来的母亲生前所写的家书，这些手迹连同母亲留下的日记，让他仿佛再次亲历了母亲的晚年。同时也促使他将自己的思考和感悟写下来。
在《惜别》中。止庵这样写道：“有一次去看话剧，忽然悟到：父亲去世，我的人生第一幕结束了；母亲去世，我的人生第二幕结束了；那么现在是第三幕，也就是最后一幕了。”
对谈
1情感的伤口应掩盖，展露或夸张我都不愿
羊城晚报：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有很多古今中外关于生死的观点，“向死而生”其实是个永恒的话题。
止庵：我母亲是个普通人，其实没必要专门给她写一本书。她不是公众人物，不是名人，写关于她的一本书有什么意义？只对我自己有意义。我要先把生死这件事说清楚，然后才能说我母亲的死。个人的事必须搁在人人都面临的生死问题下，才有意义。这本书并不是个人的回忆录，它是我关于生死的思考，而这个思考始于我母亲去世了。书的框架是以我对生死的认识为结构的，只是我把母亲去世的部分搁在里边，当作其中的内容。
虽然写的是关于“死”的书，但回头看我们应该珍惜“生”，珍惜现在的人际关系。这本书对死者没有任何意义，但对于别的生者，可能有，可能让人和人的相处更好一些，将来少一些遗憾。这是我想说的特别朴素的道理。书名虽然叫“惜别”，但其实我们应当“惜聚”。
羊城晚报：写完这本书，您对母亲去世的悲伤能够缓解吗？
止庵：其实一点用处都没有，到现在我也还没有走出情感的阴影。《惜别》这本书其实并没有写出我全部的情感，只是一部分。不是我要隐瞒，而是有些东西没法写，我只能写那些可以和他人分担的东西。
我是很悲观的人，但生死的事，悲观与否，都没有用。看着我母亲一天天病重，束手无策。母亲走了4年，这个事情我依然没法谈，只有等时间去冲淡。终有一天，时间会将母亲去世变成一个可以接受的事实，而这个事实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一个人去世，其实并不是我们把她送走了，而是我们继续往前走，而她在原地不动了，我们回头看能看见她，越来越远，直到最后看不见这个人。
羊城晚报：这也是读您这本书最大的感受，非常节制，不滥情。
止庵：这本书有我的个人感受，是我选择过的，是其他人可能有共鸣的。情感的伤口应该掩盖起来，我不喜欢到处展露在外。叙述事实不能编造，而情感不仅不能编造，连夸张都不行。情感是特别值得珍爱的东西，不能随便往外拿，比如说你有十分情感，最好写六七分就行；如果有十分情感，写十分就有点满了。好比我的声调如果太高分贝，你们听着也会受不了一样。
2随心所欲，其实只能用在读书这一件事上
羊城晚报：您更享受读书还是写书？好像您曾经说过只想做个“普通读者”？
止庵：当然是更享受读书的过程，我想做英国作家伍尔芙笔下那种“普通读者”，这话我说过很多次。所谓普通读者就是凭兴趣读书，读书没有任务，是为了消遣，而不是为了传授知识或纠正他人的看法。我觉得阅读是一种游历，就好像一个人去过全世界各个地方，阅读让一个人的世界变得没有疆域。
羊城晚报：看到您最近在微博上说，您和朋友组成了“契诃夫联盟”，约定阅读契诃夫全集。您在阅读上是“精读派”，还是“博览群书派”？
止庵：读书讲口味，很多人以为我读很多书，其实错了。就像契诃夫说的，宁可使我的盘子空着，也不装不相干的东西。用在读书上，那就是读书一定要挑选，博览群书没有意义，像契诃夫这样的作者，我愿意花几个月的时间去读他的全集，但换一个作家我可能根本一个字都不看，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很多作者不缺我这一个读者，我作为读者我也不缺这一个作者，道理其实很简单。
羊城晚报：编书是您读书的副产品吗？
止庵：对，编书是因为那本书还没有，就想自己动手编一本。编书可以让你把一个人的作品反复看，比如张爱玲的、周作人的，目的就是可以多看一些。现在我年纪大了，眼睛也不太好，所以没再做编书的工作。但当年的经历还是让我受益匪浅，至少知道了这些作者好在哪些地方，那我就可以不看其他不好的作品了。
读书也好，编书也好，都是自己的事。我觉得没必要去跟别人领任务似的。随心所欲这句话，其实只能运用在读书这一件事上，生活中的其他方面根本都做不到随心所欲。好多人读书是跟风式的，没有必要。
3改到自己看这稿子都恶心，我就不改了
羊城晚报：书评人乔纳森（刘铮）说您是文体家，您自己怎么看？
止庵：这是过誉了，只能说我对文字是非常认真的。文字和表达对象之间是一对一的关系，作者如果找不准，意思就走样了。好多年前，一个作家朋友问我，什么是语感，我说就跟你对气味、温度的感觉是一样的，有些人觉得所有味道都是一个味儿，但有的人会有一丁点儿怪味都受不了。
我是对文字比较过敏的人，写作时就会多用心一点、多推敲。写完一篇文章后，我要一遍遍地改，改到自己再看这稿子觉得厌烦恶心的程度，我就不改了。
羊城晚报：您对文字的敏感是您由于当编辑所得吗？
止庵：跟当编辑没关系，主要跟读书有关。我读书的口味就是我写作的口味，仔细读别人的书，看出人家的好，自己写东西也努力往这边靠。我绝不满足于读完就完了，一定会琢磨他为什么这样写，在写作的可能性上完成了多少。
我有个基本的人生观，世上的事分两种：一种是非做不可的；一种是可做可不做的。可做可不做的事，必须得认真做；非做不可的事情，反而可以糊弄对付。比如说吃饭，非吃不可，可能你今天太忙了泡个方便面凑合一顿；又比如工作是非做不可的，偶尔应付应付也没问题。但比如女孩子化妆不一定是非做不可的，也可以素面朝天，可以不抹口红，如果你要买口红化妆的话，肯定不可能在路边地摊上买，你一定会去专卖店买个正牌的。写作、读书、编书，都是可做可不做的事，要做的话还得认真，否则你干嘛要做呢？
4有一句话别人没说过，就值得写下去
羊城晚报：您怎么看“书评人”的身份？
止庵：这事儿已经没法说了，其实我写的并不是书评，而是读书随笔，这两者的不同在于我根本不去评论，也不去介绍。我读的都不是新书，都是著名的经典著作，这些书根本不需要你来评论，我也只是想借着读书把我跟读书相关的想法写出来。但老被人叫书评人，我也没有办法。
羊城晚报：那您怎么看待如今书评泛滥，基本沦为给新书打广告的现状？
止庵：我从自己说起吧，人家跟我开玩笑说，我写的都是已经死去的作家，或者是外国作家。为什么我从来不写当代作家？因为很多人你都认识，现在的批评环境不好，你如果说人家写的东西不好，人家真的会生气；你如果说写得好呢，连自己都受不了，很为难。
有些人根本不看书也在写书评，这样的文章只是给这个世界添乱。
羊城晚报：促使您写下一篇读书随笔的理由会是什么？
止庵：我对自己写关于书的文章，要求其实很简单：我不想说人云亦云的话。文章完全可以不写，在家读书看碟过一天也很好。但如果文章里有一句话是别人没说过的，那就值得写下去，或者一个小观点别人没说过，那就可以写。如果没有一点儿自己的意思，我不动笔。别看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已经非常难。如果我们这个访谈没有一句新东西，那这个采访就是没有意义的。全篇都是新的见解，这也不太可能。这个道理在哈罗德·布鲁姆所著《影响的焦虑》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来源：羊城晚报http://www.ycwb.com/ePaper/ycwb/html/2014-11/30/content_591734.htm？div=-1
《惜别》读后感(十)：死别
这本书写得极细，例如止庵对母亲之死的感受，母亲曾经的生活等等。我对这些细小的想法感同身受，不是因为我经历过类似的事情，而是因为我喜欢一个姑娘。在我喜欢她的时候，我也动辄睹物思人，与她有关的事情、地点可以让我想起她，与她无关的也可以让我想起，我会把那些变得与她有关。这和止庵在母亲死后时常想起母亲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他在想起后会因为母亲的永远离开而悲伤，但我不会，我所喜欢的人还在，虽然她未必喜欢我，但终究是有希望的。只有死亡才是“彻头彻尾的绝望”。所以死亡会动摇人的人生观，如止庵，（p226）或者可以说，只有能经历住死亡之动摇的人生观，才是真正的人生观，它应该是建立在对死亡的认识之上，而不是逃避它。而且，“生死之事，只有经历了生死之隔，才能明白。”（p303）未必是自己面临死亡的威胁，也可能是面对亲近、熟悉之人的死亡。这样的事，只能亲自去“过”，光“理解”是没有用的。（p296）所以我羡慕那些经历过生死之事的人，包括我喜欢的那个姑娘，他们（可能）真正地明白死亡是什么，才可能建立牢靠的人生观，才能明白自己的一生究竟要怎样去过。但是这个代价太大，甚至可能他们并不想要付出这么多。这不是他们能选择的，不是止庵能选择的，也不是止庵的母亲能选择的。
对止庵来说，死亡最明显地表现为一种分隔，死者与生者之间永远的、完全的分隔。曾经发生的一切不可再更改，因而留下满满的遗憾；死后发生的一切都与死者无关，又让自己空怀思念。确实，死亡似乎不是一个从死者的角度去定义的东西，而是从生者的角度去定义的，所以某哲人会说，死亡即失联。（李扬帆告诉我）你叫她，她不回你，这就是她的死亡。
但是死亡又似乎不仅仅是从生者角度去定义的，对于死者来说，也确确实实是有“死亡”的。哦不，她只在还活着的时候才知道“死亡”，在她死了的时候、以后，她不知道。在她还活着的时候，她知道现在这个活着的自己将要和未来那个“死亡”了的自己分隔。活着的人都要和那个尸体、那个东西分隔。
所谓的“不朽”、“不存在之后的存在”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死者出现在生者的记忆中、想象中、梦中，因而没有与生者分隔，没有失联，所以对于生者来说，她还“活着”。呵，如果生死只是对于他人来说的话，那么如何能确定这“不存在之后的存在”的“生者”是原来“存在”的那个生者呢？甚至，如何确定还活着的那个生者就是上一次见面时的那个生者呢？
止庵的母亲一生追求自己的“用处”，尤其在病后，担心自己百无一用，成为孩子们的累赘。（p184）这大概就是她的人生观。“用处”往往不是对于自己而言的，而是对于别人，对于这个世界的用处，所以“用处”是自己通向他人的桥梁，使别人确认自己还“活着”，没有死亡，自己也由此得以确认。
她的一生是精彩的，虽然有很多遗憾、悲苦，但并没有让自己最后的人生陷于其中。可是在她的内心里，她已经从最初的抗争疾病逐渐转变为接受，妥协。她没有去悲苦，大概是因为知道即使悲苦也没有用，终究是要死去的。这可能是一种逃避，也可能是一种无可奈何吧。
对于止庵来说，这也是无可奈何的。所以他虽然在书写这一段经历，但并没有让自己腐烂在里面，只是觉得“没有必要急急转身而去”。离别的时候，还是要用力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