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氏之死读后感10篇
《王氏之死》是一本由(美)史景迁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189，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王氏之死》读后感(一)：屌城中的屌丝
同样是以小见大，看完《叫魂》再看这个，似乎少点啥。王氏的悲剧依然模糊：没有内心活动，也没有只言片语。当然，有了就是小说了。而故事也很短：私奔、然后被丈夫掐死。这种故事现在也有很多啊，何必跑到清朝去找。如果纯粹比较谁更惨，一部《1942》表现河南饥荒的电影不是比这本书更有表现力？
然则本书也花了大量篇幅描写当地经济、人情世故和风俗习惯...但我们几千年不都这么过来的么...或许我已经麻木了...
郯城，天灾有地震，人祸有兵乱和周围山区的土匪。人呢，17世纪只有几位举人。比起南边江浙富庶之地，这块地方其实就是穷乡僻壤出屌丝。也是当时和现在的大多数。作者悲天悯人的写下这些阴暗面有何目的呢？于历史作者提出了什么观点呢？要政府多体恤民众？物竞天择。这种悲天悯人终乃妇人之仁，终将逃不过历史的滚滚车轮。阿门。
能怪谁呢？你个王氏不想死怎么不去移民？
但我想到作者提到的一个小地方，说郯城经济复苏最大的问题在于有条驿道通过县城，维护成本相当大，朝廷也补贴不够。
《王氏之死》读后感(二)：随想
儒家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史学，某种程度上缺少了一点着眼于社会下层，维护''万民之利''的态度。即便是更亲民的史料笔记，也多是记录一些名人的趣事野史，无怪乎毛泽东要抛出''王侯将相''的说法，时至今日，在这个老百姓确实在逐渐发挥更多作用的时代，史景迁的这部写于三十余年前的《王氏之死》，在其诸多作品中脱颖而出，在中国受到更多的关注，或许有这方面的时代因素也未可知。（相对于他关于一个理想国度，断代史，著名汉学家或文人等作品而言）
就像《红楼梦》中借着黛玉初入贾府的契机，将各色人物勾勒而出，穿梭在王氏故事中的，是明末清初山东一个普通小城——郯，关于她的记忆画卷。
郯——孔子问于郯子的国度——虽然在沧桑巨变中满目疮痍，饱受盗贼、蝗灾、兵祸的袭扰，但她古老的却又不断变迁的规则仍旧没有停下：官僚，守军，商贩，地主，农民，盗贼，妇人，城隍，蝗虫，雨雪，土地，庙宇，税收，徭役，科举，婚丧，等等，一应俱全。史景迁的高明之处，大约是他考证之后编辑材料的高超技艺。司法，赋税，土地，科举，家庭，军队，行政等命题在不经意间如浪潮般兴起，又消逝。（现在想想，那些曾经运行着的制度对当时的人而言，不正是想潮起潮落一样融化在生命中么？史景迁再复现一把，又有何不可呢？）
史景迁尝试诉说的，是没有''臣光曰''的故事，忽视了儒家的道德史观传统（作为一个外国人，或许根本没有忽视这个剔除的过程），或者，是对德的又一种诠释。
《王氏之死》读后感(三)：一种理想的人格或人生：真实及其迸发的勇气
坦白说，历史类的著作看的不多，稍显些学术气息的，除了《万历十五年》，就是这本了。阅读感受二者倒是有些相似。不同的是，本书在重构历史场景时，选择的不是公卿贵胄，而是中国山东的一个普通小县中的几个普通人视角，对于还原和理解当时中国社会基层的生活和环境颇为有益，是中国传统的宏大历史叙事中的一点必要补充。
读到基层社会中生活的苦难与不易，想到几千年来都是这样生活、存在的，亦为历史上中国民众与社会的韧性所触动。
然而，最令我心动的，还是那些世说新语式的人生和故事。争斗、残酷且有效的教育、传奇的复仇。作者将蒲松龄先生的故事引进来，更是为考据式的历史文本引来了一眼活水。
蒲先生对自己家庭生活的描述却又时刻泛着爱怜、情谊、温柔，与其他故事的魔幻色彩不同，这里是踏实、坚守、爱意和勇气。特别是写自己孩子安静熟睡，写妻子帮自己反复洗补衣物，写自己出差遇到好吃的，不忍独食，带回家给妻子品尝时却已腐败，写妻子“温柔深情、朴实寡言”（原文是“温谨”），隔着百年文字，仍能感到蒲先生深沉、丰富、凝练的内心和夫妻情感。想必这也是他无限创造力和想象空间的来源。
这本书是读书时买下的，那时作者来北京的高校做演讲，掀起了一股狂热。在沉寂书架许久后，再次拿起它，是端午节回家时。因此阅读的地点便是北京西站的饮品店、清晨的卧铺车厢以及返程的高铁。前后三天，又是一本在路上的书。
这几年，我基本都会在端午节回家，因为常常是暑假前的最后一个假期。葡萄叶子大而粗壮，遇雨会被打在地上，多了一片绿色。去年端午节的日子并不好过。记得那时下雨，我和妈妈坐在门槛上，看雨、听雨，感受不平静中的平静。看柜子里的西服落满灰尘，妈妈知道我心情不好，远远地不敢过来，也不敢吭声。她大概知道，这些只有一个人自己去面对，有些路，也注定是一个人走。
书中正文一开篇，第二页，引用了1673年知县在编撰县志时写下的一句话，“命运仿佛是在‘落井下石’。”从这里开始，我便深为其中的深沉力量所打动。后又为文中的人生、性格所吸引，乃至认为，一种理想的人格/人生，应遵循真实，不为外物、外人所扰，真实地坚守自己信仰的理念和内心感受。真实地坚守，便能释放勇气和力量。又及答辩后丁老师送我的“刚柔密大”四字。查了原文，“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周易》。
以上。写于2017年7月3日，首医自习室。
《王氏之死》读后感(四)：史景迁的北京之行
五百人的教室内，史景迁讲课的语速迟疑了一下。他看见两个操作摄像机的人，正试图在前排学生的桌子上架起一个小型的轨道。这两位摄影师试了许多次，才得到一个缓慢推向史景迁——这位北美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那张如老牌影星肖恩·康纳利一样英俊的脸的镜头。
史景迁今年77岁，接受北京大学的邀请来华讲座。这并不是他第一次来北京，也不是待得最久的一次，却是最像明星的一次。因为担心人多，北大历史系没有大肆宣传讲座的信息，甚至临时更改了地点，仍然挡不住热情的听众。保安不得不警告大家要留出出口，防止有人晕倒。
这位剑桥出身、耶鲁执教的英国老人，在并不清新的空气中保持着绅士的做派，讲座全程站立，语速沉稳，神情专注。他唯一一次表露情绪，就是在看到摄影机的时候，但直到讲座快结束，他才忍不住自嘲了一句：“显然我们都被拍到电影里去了。”
史景迁治史，最擅长加入人性化的细节。他写张岱记忆中灯笼的光亮，写普通妇女王氏死前的梦境，写太平天国，他甚至想为其中一只狗命名。将历史投射到具体的人和情感之上，也就还原了历史。
如果他为自己写史，大概会写到这一架摄影机。它埋藏了史景迁在北京10天的行程里高频率亮相的伏笔，史景迁面对镜头表露出的那一丝疑惑，也是对自身身份与大众认知之间差距的疑惑。
看见你就像看见摇滚明星
2月28日、3月5日及7日在北京大学做系列讲座，3月1日在曹雪芹纪念馆参加活动，3月3日与企业家冯仑进行一场中国近代公益事业的座谈，史景迁在北京的10天里，隔天亮一次相。
“史先生本不想进行大讲座，我们原来订了一个20人的小教室”，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牛大勇介绍道。史景迁在耶鲁执教时，以讲课质量佳著名，是能开上千人大课的少数教授之一。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荣新江回忆说，九十年代他到耶鲁做访问学者，曾想听史景迁讲课，却发现需要夜里三点钟开始排队。
提前几个小时，这个20人的小教室已经不堪重负，开讲前一刻钟，地点换到三百人容量的大教室。人潮汹涌，过道和讲台的空间也很快被占据。头发花白的史景迁从门口艰难移动到讲台中央，教室里响起了掌声，和一片闪光灯的喀嚓音。
史景迁1989年曾在北大讲学一个月，他那时在西方成名已久，但还在大陆仍只是学术界的内部人物。2006年，史景迁70大寿，亦曾到燕园讲座。此时他的大部分著作已在中国出版，又赶上西方汉学家著作被引进和讨论的潮流，名声开始发酵。
今年来华，他的影响已经远远溢出了学术界，成为各方竞相邀请的对象。北京曹雪芹学会会长向他介绍在北京西山建立曹雪芹故里的依据，以飨这位47年前已写就《康熙与曹寅》的作者。企业家冯仑主办名为“探寻中国近代公益事业的起源”的对谈，史景迁也是座上宾。“一个半小时里，史景迁拿起话筒不超过4次、30分钟”，“四个观众的交流机会中，没有一个问题是抛向他的。”
“让史景迁谈公益、又偏重当代，挺尴尬，难为他的，他作为史学家的底色不好发挥”，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组织者说。
只有在北大的学术讲座上，史景迁的名声和他的位置似乎是合拍的。他仍保留着英音的口音，以低缓的语速，讲述自己的研究和理论。他得到了不少专业的回应，也遭遇了比耶鲁学生更虔诚的听众。讲座结束后，找他签名的人围得水泄不通，一位外国留学生干脆拿起话筒，唱了一首“斯宾塞之歌”：“请给斯宾塞先生一点空间，请给斯宾塞先生一点空气。”
飞向史景迁的提问小纸条中，夹杂着这么一条：看见你就像看见摇滚明星。
乔纳森·斯宾塞1936年出生于英国，在剑桥大学学习欧洲历史，后到耶鲁大学深造。在那里，他遇到中国近代史学者芮玛丽（Mary C. Wright），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他的另一位老师房兆楹为他取名 “史景迁”，向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表示敬意。
许多年后，著名史学家余英时为史景迁的著作《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中文版写序，他说：“史景迁的著作必须划入《史记》的类别之内，则是无可争议的。《史记》不但是中国史学的杰作，而且也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典范。”
史学与文学之争，是史景迁的名望之源，也是争议之端。从《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开始，史景迁文学化的叙述方式逐渐彰显，他透过康熙之口，以第一人称写这位帝王的心智和意念。也正是通过《康熙》，史景迁名声大噪。之后，他文学化的倾向不仅表现在讲述方式，而且表现在对于历史中个人命运的独特关怀，以《王氏之死》、《胡若望的疑问》为代表。
“有多少人知道沈福宗这个人？”史景迁在北大的第一场讲座以此问开场。1682年，沈福宗跟随传教士去欧洲，成为史料记载第一个达到法国和英国的中国人。他见过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译介过《论语》，还与西方学者讨论中国象棋。
与自己笔下的康熙、王氏、胡若望等人物一样，“沈福宗的故事是我历史写作的典范。”在史景迁看来，历史写作包含两个层面：我们应该知道发生了什么，和这些事件背后的意义。
他的讲座与他的书一致，从人物出发，以小见大，窥探历史逻辑。他讲了七个故事，来阐述沈福宗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角色。
“失败的小说家”，据说钱锺书访问耶鲁时，曾如此评价史景迁。批评同样来自专业学者。布鲁斯·马茨里斯（Bruce Mazlish）提出史景迁放弃了历史学家解决问题的传统，《胡若望的疑问》徒有美文。
全球化、宗教问题、象棋，都可以作为沈福宗研究的方向，史景迁则这样结束讲座：“上述哪一条诘问的精神会为我们带来沈福宗故事的意义？我们如何衡量这些方法的价值？这是未来的历史学家和他们的学生需要面对的挑战。”
他更擅长将答案与意义置于故事，尤其置于融汇古今、贯通中西的故事中。沈福宗研究，与史景迁之前所作《利玛窦的记忆宫殿》、《胡若望的疑问》、《大汗之国》类似，聚焦中西之间流动的人物。在这个领域，史景迁显示了无与伦比的优势：既通晓欧洲语言、拉丁文，又熟悉中国历史。他得以如玩“拼图”一样拾撷史料，但发现无法拼凑出清晰的图景。“能一目了然的东西并不存在。我们对中国的看法越模糊，越多面化，离那最捉摸不定的真实性也就越近”，史景迁曾写道，这种“最捉摸不定的真实性”，便藏身于精彩的故事中。
《环球时报》是什么？
“如果雍正能用互联网，他会做什么？”一次讲座结束之后，学生递上纸条问问题。
史景迁哈哈一笑，“雍正应该会很喜欢互联网，他讲求效率，而且没有事情逃得出互联网。”但同时他承认：“我其实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自己并不理解互联网。”
史景迁所有的书都是手写的。他的写作方式也很古典，收集材料，反复看，做摘录，然后写在纸上。他的妻子、同样执教耶鲁的学者金安平3月9日在中央美院的座谈上说，史景迁对历史写作抱有很高热情，收集资料时就非常兴奋，眼睛睁得老大（wide eyes），写作的时候，眼神都变得狂野（wild eyes）。
在美国，金安平与史景迁共用一个手机；来到中国，史景迁的活动也多由妻子安排。“两个人都很天真，很多活动他们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曾在耶鲁交流、并担任史景迁北大讲座翻译的杜华说。3月3日，应中美协会邀请，史景迁出席了冯仑主持的一场有关中国近代公益事业的座谈。
“冯仑是谁？”座谈之前，史景迁问杜华。
“一个地产大鳄。”
“哦？哦。”
“他觉得很惊讶，但没有排斥。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想做有意思的事情。”杜华说。他曾在去年应《时尚先生》杂志的邀请，在史景迁位于西黑文的家中对他进行过专访。史景迁看到时尚杂志给自己拍的照片很兴奋，待他翻到另一页，看见一个模特跳了起来，“我也应该试着跳一下”，史景迁说。
学贯中西，熟读史料，但史景迁对媒体并不熟悉。他每天看书，用影碟机在自己家十几寸的小电视机上看电影。常接触的信息源是《纽约时报》和《纽约客》，以至于《时尚先生》约访的时候，他并不确定对方是否来路正宗。直到被告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略萨——自己的好朋友、以及好莱坞导演伍迪·艾伦——自己喜欢的导演也会出现在杂志上，他才放心。
现代社会的种种潮流，徘徊在史景迁兴趣的边缘，和互联网一样，未能进入他关注的核心区域。美版《纸牌屋》引发舆论热议，也是他的好朋友主动给他装了Netflix，并推荐他去看。
此次来北京，因为年事已高，他给大多数媒体只安排半个小时的采访时间。有次吃饭，妻子金安平忽然问他们的学生：“你们知不知道有一个报纸叫《Global Times》？他们说要采访我们。”学生一听，说这是《环球时报》。史氏夫妇又咨询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老师，最终决定拒绝接受采访。
台湾的奏折和鸟儿
3月9日，史景迁终于迎来在北京的最后一次公开活动。他的第一位博士生郑培凯出席了座谈，也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史景迁桃李遍布，麾下许多著名学者，但几乎无人继承了他书写历史的独特方式。“就我阅览所及，在并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之中，好像只有史景迁一人具有这一特殊本领。”余英时评价说。他认为史景迁“不但史学的功夫深厚，而且文学的造诣也超出侪辈。”
史景迁博士论文的灵感，便是在读《红楼梦》时获得的。他决定以曹寅与康熙的关系为个案进行研究。座谈上，史景迁回忆起当时在台湾查阅清宫档案时的兴奋：“他们把康熙的朱批奏折原件拿出来，问我：‘这对你的工作会有帮助吗？’我说：‘这简直是天大的恩赐！’”
一般认为，史景迁是费正清等第一代学者之后，美国的第二代汉学家，与孔飞力（Philip A Kuhn）、魏斐德（Frederic J.J. Wakeman）并为美国当今最好的几位中国历史研究者。作为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开创者，费正清的大部分著作旨在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而我写作的目的是鼓励人们了解中国”，史景迁说。
他对自己治史的道路有着极为清醒的自觉。论文集《中国走马灯》就研究了美国的中国学发展历程。上世纪七十年代，国际史学界出现了新文化史的转型，其中一个显著特点，是对科学理性进行反思，从因果分析转为“深度描述”。“对理论的过度强调是有局限性的”，史景迁在和历史教授卢汉超的对谈中提到，简单用社会理论解释历史很容易过时，他想写“不过时的书”，将理论构架埋在故事里。但绝不是文学（literature），而是虚构（fiction），一种写作的方法而已。
史景迁具有很超前的学术眼光，史学转型的结果之一是研究对象更丰富更微观。他对“王氏之死”感兴趣的时候，“大部分人还没有开始研究中国妇女”。作品译介到中国之后，史景迁获得了一般史学家难以企及的流行度。无论是小说家言的标签，还是脱离了语境的学术明星地位，亦或是企业家追捧的知识分子角色，遮蔽了他历史学家的身份。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的职位，已是对他学术成就的肯定。也许他终会如笔下的王氏逐渐清晰，“像人在退潮的海水看到的一块闪闪发光但又后悔捡起来的石头。因为随着石头在阳光下被晒干，石头的色彩很快就会消失。但是王氏故事的色彩和纹线并没有消退，它在我的手里变得越来越鲜明了。”
坐在中央美院座谈会的现场，史景迁看起来很疲惫。他回答着“为什么会对历史感兴趣”这个问题，却已经走过了研究中国历史的五十年历程。独一无二、难以复制，尽管争议不断，史景迁却无疑是个路标。
“这也许是史景迁最后一次来华”，他的学生说。在台上，史景迁回忆起第一次与中国接触，是在台湾故宫博物馆查阅资料。他看到二十岁之后方学汉文的康熙把“密封”写成“蜜封”，不禁会意一笑，颇为感同身受。
北京之后，史景迁还要去四川、西安、上海做讲座。他最想做的事情则是等大陆的活动结束之后，去台湾的雪山看鸟。届时，他的好朋友、耶鲁大学的鸟类学家克里斯托弗也将飞往台湾。他们在美国的时候，经常在野外拿望远镜观察鸟的活动，克里斯托弗熟知所有鸟的种类，常给史景迁讲解。也许在台湾观鸟的时候，史景迁会得到此次中国之行久违的休息。
《王氏之死》读后感(五)：印制甚好，校订不精
此书印制很好，精装本但不重，封面略毛糙，持之手感颇佳，内页用淡黄色纸，较上海远东版惨白的用纸好许多。但该书校订不精，错误不少，如第一章中有：
鲁昭公问为什么所有郯国的高宫都以鸟名为名.. ...
其中“宫”字上海远东版作“官”，史景迁此处所引系春秋左氏传昭十七，原文为：
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
可知远东版为正确。此书序言中亦有文气不连贯之处，怀疑亦是脱字故，唯无它本可校，不能验证。
《王氏之死》读后感(六)：一个讲好故事的人
大概是几年前知道史景迁spencer的名字，知道他写过天安门、太平天国，据说王氏之死是他的诸多作品中可读性最强的之一。但没有翻过他的任何一本书，因为专业不同，旨趣不同。后来，他到北京，并在学校搞了一次讲座。那天讲座的人很多，走道上都挤满了人，记得好像还不是一个小教室，挺大一间屋子，里面可能有三五百人。好像他是一个大胡子的老头，当天应该是穿了西装。那一堂讲座究竟讲了什么，我现在一点记忆都没有，只记得自己蹲在离话筒不是很远的地方，听了一段故事。后来想买他的书已经买不到了，若干年前好像就已经脱销了，好像那个出版社倒闭了？前段时间去书城，看到了这个书，还有其他的几本，广西师大的理想国系列，精装，比较轻，很想买了，三十五块大洋还是忍了。无非回头把电子版翻出来看看也就行了。上周京东促销，打折之后是将近十三块，比较划算，就买了。同时还买了雍正王朝。
王氏之出名并不在于王氏本身，她和柳如是完全不同，柳如是当年就已经有了名声，一个有才的妓女总是有很多文人想做入幕之宾，而后来人也可以从他们的唱和中找到一些寄托，比如气节、比如才德，比如诗篇，还有八卦。可是王氏不行，她连一个名字都没有，她太无名了，她老公也是一个无名，大概就知道是姓沈。他们可能也没有留下任何值得一看的文字和故事。可是史景迁却给我们讲述了一段悲惨世界的小人物的故事。穿插着还讲了其他几个故事。故事本身是否吸引人很重要，讲故事的人讲的是否吸引人也很重要。毕竟生活中我们需要故事。也许把它当做一本故事书来看有点贬低了史景迁先生，但我个人觉得，一个好的讲故事的人绝对要比那些把一个好故事讲烂的严肃学者们要高明的多。很多所谓的学者把着好故事，但讲出来的东西让人觉得简直不是人写的东西，可能只有他们圈子里面的人才能读得懂吧。
史景迁的笔调是一种什么样的笔调呢？他讲故事的风格是什么呢？刚看完一部王氏之死，似乎还不太明白。花了我几个小时的时间，感觉又体会到了一些东西。其中有几条信息让我觉得值得思考，如今把满清看的很高，似乎有人觉得如今的朝廷继承了他们的正统，所以有必要维护它。书中提到，村民们为了抵抗土匪，参加了护城的运动，抗战胜利后，土匪走了，更大的屠杀又来了，很多当年参与抗战的人死无葬身之地。所作的牺牲毫无意义。若干年前如此，几十年前也是如此，或许未来还是如此。
《王氏之死》读后感(七)：小人物的故事
《王氏之死》风格独特，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研究专著，也不便归入历史小说。该书的主要资料来源也颇有意思，《郯城县志》、《福惠全书》和《聊斋志异》，一本县志，一本官员个人回忆录，一本志怪小说，县志提供大量数据与历史大事件，回忆录记叙了微观事件与人物，《聊斋》中的故事则丰富细节，映衬实际过发生的史事。正如该书的副标题“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那般，《王氏之死》一改正史中那样的王侯将相史，从史料中剥丝抽茧，刻画出一个个在历史上曾鲜活存在过的市井平民小人物，书虽以“王氏之死”为题，但真正涉及王氏的也就十来页篇幅，王氏只是书中描写的众多平民中的一个，这些基层或者说底层民众，之前根本就没人知道他们的存在，《王氏之死》则向人们讲述了这些人在17世纪中期明末清初那个时代背景下，面对天灾、盗匪、苛税、朝代更替、法律与道德审判之下郯城士绅百姓的种种遭遇与表现。
薄薄的一本书看得不费力，读着小人物们的故事更是“哀民生之多艰”，生存着实不易呀，顺带还读了许多精彩的聊斋故事，也佩服作者的史学修养，任何细节均有出处而不臆断。
白璧微瑕，一要吐槽下校队，书中不下十处的“不”字居然变成了“下”字；再就是文言翻译成英文后又翻译成白话，有些地方实在不符合汉语习惯，读着怪怪的，不过幸好可参照着书后附录原文看。
《王氏之死》读后感(八)：《王氏之死》读后小感
这是一本小书，真是的小书，小小的一本，好像随便翻翻就过去了。
但是作者写的却不是那么随便。
我注意到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不禁让我想起了前不久杨奎松教授的那本《“边缘人”纪事》。但这本《王氏之死》写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开始，史景迁就已经开始关注个体生命之于历史的价值，就像在序言中所说的：不时地，我知道是石头本身在传热给握持它的血肉之躯。这是一种有温度的书写，就像作者如何看待历史一样。
传统历史学关注的是大脉络、大事件和大人物，这可能与如何看待历史的功用有关。当人们寄希望于“以史为镜”，吸取教训，前世之事，后世之师的时候，历史的确是一本不错的工具书。但在当下，历史已经不仅仅是这样的了。当人的自我意识觉醒，这一学科，之于大众又意味着什么？阅读《王氏之死》这样的书，感知先人的轨迹，哪怕只是单纯的情感上的共鸣，或者看做是一本小说，也足够了。
回到这本书本身，虽然名为《王氏之死》，但实际上，直接描述王氏本身的内容少之又少。从“观察者”一章开始，作者以1668年的那次地震为切入，带我们回到了中国山东的那片土地上，就好像开场的锣声一响，大幕缓缓打开，剧作者将呈现剧目的舞台展现给了读者们。
作者说自己以四次危机作为切入，实际上，前三次危机——土地、寡妇、争斗，每一次不同的事件，都是作者不厌其烦地从不同的面向向我们讲述那个时代、那片土地上的故事，包括那时人的性格、他们的经历、他们的言语、他们的生活等等。当这一切都了解了，我们才能知道那个“私奔的女人”会走出那样一条人生的轨迹，也解释了为何“审判”会是那样一种结果。
作为历史学的著作，至少有两点让我印象深刻。第一是材料的使用，《郯城县志》、《福惠全书》以及《聊斋志异》。历史研究，心灵探索从来就是危险的，人心之多窍，难以言述。因此在填补历史缺口的时候，历史学家只要选择他自己认为最合理的一条即可，所以，一千个历史学家，可能就存在这一千个王氏。史景迁在利用《聊斋志异》作为心理分析的资源时，的确是一次危险而优雅的游戏。第二，他的历史分析方法会让我不禁想到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特别是他在描述时人看待法律等问题时，和《档案中的虚构》之言辞出奇的相像，我只是觉得有趣而已，哈哈哈哈。
总之，这本小书很好看。
《王氏之死》读后感(九)：历史可能是什么
如果有人有兴趣，可以做一项研究：一个作家或学者某本著作大获成功后，紧接着的下一本著作与前者的关系。多少内在元素沿用，多少得意之处发扬光大，其中又有多少是自觉行为，多少是因别人的赞美而于不自觉中兴奋地重复。
我是读《 王氏之死 》时想到以上问题的。作者史景迁原名乔纳森•斯宾塞，是当代最出名的几个中国通之一。1974年，他的第三本著作《 康熙 》出版后成了畅销书，大红特红。他的前辈、费正清的第一个学生，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白修德称赞这本书说：把学术提升到美的范畴。而整个史学界也从此开始注意史景迁历史研究的修辞策略，称他文体别具一格，剪裁史料别具慧心。四年之后，史景迁出版第四本著作《 王氏之死 》，突然放弃康熙、曹寅、汤若望、赫德这类重要历史人物的书写，转而选择了他们的绝对反面——十七世纪山东省郯城县一位普通妇女做主角，进而将“学术提升到美的范畴”这一点，发挥到极致。细加考察，史景迁历史研究的这一前行过程中，一定有些有趣信息值得深挖。
《 王氏之死 》是本历史学著作，第二章“土地”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史学研究功底，把明清改朝换代时期山东省乃至全国的土地、农耕、税赋等问题研究得明白彻底。可是，第五章“私奔的女人”等章节，又特别像小说，有时甚至是关于小说的小说——不断引用蒲松龄《 聊斋志异 》的故事，来书写妇女王氏的生活，故事套故事，特别像一部闹观念、闹想法的后现代小说。这种特色，正是史景迁最迷人之处，不妨称为极其感性化的历史。
可能任意一本书都不是偏理性就是偏感性吧，这没什么好说的。即便是学术研究，比如历史研究，也会有人偏理性，有人偏感性。偏理性的研究成果可能风格硬朗，筋骨稳健，但血肉稍嫌不足；偏感性的研究成果可能血肉丰满，感染力强，但细致严谨稍嫌不足，这也没什么好说的。难就难在既有筋骨又有血肉。当然，几千年前孔子就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所以什么筋骨血肉兼得，也是陈辞滥调。不过，说的人特别多，但真正做到的人凤毛麟角。从《 王氏之死 》看，史景迁做到了。
平日读历史，收获的总是一些大而化之的宏观结论，还有一些大而无当的冷漠数字。这当然是历史书写的重要因素，不过我个人对此，总有隔靴搔痒之感，我于历史，是个普通读者，考据结论非我阅读目的所在，我最想知道的，是历史上的那些人，他们是怎么生活的，而且不是生卒何年、生平大事、年谱家谱之类的生活概貌，我想知道他们一日三餐都吃些什么、以何为生、业余时间如何打发、每日用度如何分配等等……而这些，我读过的那些历史罕见提及。别说明清之际了，就说这两年，盛刮半天民国风，离现代不过几十年的工夫，留下的历史，有政治经济文化各界名人的重重书写，但一个普通百姓，比如就说是山东省郯城县一个普通妇女，一日三餐如何、日常用度如何的信史，同样罕见记录。
《 王氏之死 》里有，因为作者对这些内容自觉地关注。所以他才会在此书的前言里提到：“让人觉得讽刺的是，中国人对国史和县史的撰写至为周备，地方记录却多半未见保存。我们通常找不到验尸官验尸、行会交易、严密的土地租赁记录，或教区出生、婚姻、死亡记录之类的资料……”
最终史景迁凭借他的聪明，从一本县志、一本官箴和一本小说，钻探出一条通往郯城世界以及这世界里一个普通妇女的小路，从而复原了一段真实、生动的生活，和一个筋骨血肉俱在的人物。这样的历史书写不下什么结论，它只向我们展示，历史“可能”是什么。这样的历史，我个人最爱读。
《王氏之死》读后感(十)：王氏之死
读《王氏之死》纯属偶然，因为这临近期末，而且，这并不是学科要求。
但是我还是义无反顾地读了，读得很快，因为可读性很强，你不会为了佶屈聱牙的名词而苦思不得其解，你也不会被绕七绕八的概念弄得晕头转向，你唯一需要做的，不过是一段安静的时光。
多少帝王将相，文人墨客的笔下写下了多少历史的回忆，这些回忆看似真，却又假；看似假，却又真。没有人能清楚地明白，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在那时候的北方平原上，最底层的老百姓该如何活着，他们又凭什么活着。
我看到同门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跟她说，我最近太累了，不想看书，你只要告诉我，这个王氏是怎么死的就好了。同门对我这一做法鄙视无限。直到自己看了，深入了，才知道，这王氏到了后面才突兀的出现，而又突兀地死去。
这故事一章章地展示着当时的山东农村，从地震、蝗灾到后来的贞洁之夫，这一切是多么的顺利成章，里面的故事是真实发生，没有我们所说的离奇的情节，动人的爱恋，这一切平淡无奇而又顺利成章地出现了。张家亲戚为了遗产的继承对自己的侄子痛下杀手，贞洁之夫未曾过门却为了不值得的人自缢，任某不高明地杀死王氏并嫁祸于高某。这一则则故事简单，却联系这一个又一个人的悲惨人生。
我不知道我看懂了什么，除了满眼地心酸。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人。一句话便已经道破了天机。史景迁在文中大量地引用了蒲松龄的故事不仅仅因为他是个时代那个地方的见证人之一，而更是因为那一篇篇创作的小说里面道尽了史景迁说不尽的话语。
王氏之死非全书的内容，却也贯穿了全书的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