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晚清四十五年经典读后感10篇
《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是一本由（英）李提摩太著作，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8.00，页数：395，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一、字误：
页16：其中赫尔（Hall）博士、荷兰传教士克劳克斯……1860年，浸礼会决定在烟台开设一个基地，霍尔博士和克莱克斯于是便被派到了烟台……霍尔博士染上霍乱去世……
案：显见赫尔当为霍尔。
页79：甚至一个仅仅十二岁的孩子，持匕首刺伤了一个大人，因为那些人对他的抢劫进行了抵制。
案：……进行了抵抗。
页117：韦斯理会（Wesleyan Mission）
页272：卫斯理会（Wesleyan Society）
案：对于Mission和Society的细微区别，译者难道想用韦和卫来标明么？
页121：……倪维思博士……
案：倪文思。
页195：……《时报》（Shin Pao）……
案：页389索引作Shih Pao，两者必误一。（倾向于Shih）
页123及页197始，威廉臣
案：韦廉臣为Alexander Williamson的中文名，非译名。
页268：贝那拉斯
案：贝拿拉斯
页269：亚格拉
二、内证：
因复旦图书馆及上海图书馆查无Forty-five Years in China此书，故无法参看原文，就其中文译本而言，内在抵牾处：
页47：1874年初，在离开济南将近五个月之后，我又回到了烟台。
案：李提摩太第一次访问济南，页40：1873年秋，我同我的朋友利磊先生和麦金太尔先生一起访问了济南……页41：麦金太尔先生和利磊先生在考试举行后不久就返回烟台了，但我留在那里一直待了五个月。
故应译作：1874年初，在济南停留将近五个月之后，我又回到了烟台。
页84：那人还未离开，我的儿子走了进来，告诉我说……
案：此时1876年，李提摩太1878年结婚（页119）何来儿子之说？
故应译作：那人还未离开，他的儿子走了进来，告诉我说……
案：景教当误译，待查。
页232：还有，在我离开北京的前一天，即1896年2月14日，翁同龢登门拜访了我。
页241：2月24日，在我离开北京的前一天，翁同龢派人把他的名片送到我在伦敦会的住处……
案：到底几日，待查原文。
三、注释
页145，注2，无意义，删。
页174：我们认识了刻售佛经的杨先生
补注：杨仁山，金陵刻经处创始人，曾随曾纪泽访欧。
页212，1895年1月……我被南京总督张之洞请去……
注：张之洞当时任湖广总督——译者。
案：张之洞湖广总督任期1889-1894，1895当已为两江总督（具体日期待查）
页263，（天台山）国清寺……如寺院的创建者楚王（True Prince）的庙（注2）
案：……你都注明了，还能把这译成楚王！我觉得这个可以列入常凯申、中国酥食之列。
四、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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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Jones 缺173，308
Alexander Williamson 缺16
China Inland Mission 缺128-132，140
David Hill 缺120，122-123，128，223
Harold Schofield 缺 130，150，162
Harry Parkes 缺 165
James Bryce 缺15
Joshua Turner 与Turner条重复
Li Hung-chang 缺168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伦敦传教士协会） 与London Mission（伦敦差遣会、伦敦差会）定位不清，缺15，45，114（伦敦布道团），129（伦敦传教会），251、272、308、314（伦敦会）——可见译文是多么的糟糕
Martin 应改作Martin Richard 缺 130-132，145-146，184，188，196，204，243，306
ational Bible Society of Scotland 缺 272
Robert Hart 缺220，（145存疑？赫德）
chofield 重复，删除
un Chia-nai 缺241
Tso Tsung-T'ang （如此重要的左宗棠竟然没有作索引！）144，164，168-169
Tseng Kwoh Ch'uen 缺 115，118，122，128，144，150，168，169，173
Tseng Kwoh-fan 缺107
Union Church 补入，15，89
Wesleyan Mission (society) 缺 272,347
William Brown 缺47
Y.M.C.A 缺334
Zhang Chih-tung 148误，应改为146；169误，应改为168
《亲历晚清四十五年》读后感(二)：读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
读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
曦亮
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所讲四十五年，是他在1916年回国，在此之前的四十五年。最早的时候，他从英国教会学习毕业。本来他想参加戴德胜的中国内地会服侍，但后来英国浸礼会选择他去中国服侍。
他受差遣先去了烟台。这边事工很少，但早期的传教士都是现在沿海港口，他起先一直在烟台呆着，尝试着各种传教方略，与他一起去中国的人有人传道几十年也没有什么果效，由此便灰心丧气，放弃传道。但李提摩太挺会总结观察，他学会了通过看病救人的手段可以传道。当时所谓的看病，只不过他从其他传道医生同事那里拿些药，便能够治住病，因此很多人都到李提摩太看病。他解决了很多如今看起来很难治的病，由看病使中国人刮目相看，拉近他和中国人的距离，使他的道也传开了。他更进一步，改装易服，穿着中国人的长袍马褂，还有一顶带着假辫子的帽子。他如此便中国化，人们对他当初好奇到了后来也习以为常了。
当时的中国人没有见过外国人，很多都很稀奇。甚至土匪也是如此，专门去看他们，但见了以后，又很害怕，只有几个人一起凑上去，才有胆量。李提摩太与他的同事们有时为了传道，要用马车拉一车的铜钱去散发救济。遇到了土匪，他们本有枪，但思想一番，他们本来是为了救中国人，他们怎么能够拿枪对着他们要救的人呢？为此他们便把枪塞到麦秸垛里，与土匪交谈，对方也没有恶意，只是看看他们长什么样子罢了。
开始时李提摩太在烟台传道，后来他也下了几次农村，他感受到内地福音的缺乏，后来便迁移到青州。每到一地，他便摆放当地的行政长官，当然他有英国使馆的支持，如果当地长官为难他的话，他总是以使馆领事给比当地行政长官更高的长官写信为最终解决办法，这招很有效，上面的长官给下面的长官施压，在中国中国官僚社会里，下面长官要怕他上面的上司。
由于当时中国迷信，对外国人很为排斥，李提摩太在租房上常遇见问题。每到一地，总是有人找他的麻烦，不让房东租给他，这些压力都是当地有名望的人施加的。但李提摩太总是能够解决，他开始让让，但对方得寸进尺，逼他离开当地，他便不得不找英国领事施压。中国经过鸦片战争的战败，在英国领事的面前还是不得不给面子的。
李提摩太在书中讲，他找房子的事中，由于中国迷信，有些房子被认为闹鬼，因此空了下来，李提摩太有时能够出很便宜的钱租到很好的房子。后来他搬孤儿院，有的房子也是以此办法解决。中国人的迷信，但李提摩太以他的信仰中的耶稣基督上帝去驱除魔鬼，使一切都静了下来，不是问题。
李提摩太后来不仅仅治病救人，而且在中国北方旱灾的时候，他在山东赈灾，开展救济，做了很多慈善工作。后来为此，他也被请到灾情更严重的山西开展慈善救济。他通过教会，让英国浸礼会筹款，以救济来开展福音工作。他在救济中也总结了一套方法，如何防止救济金被多次冒领，他很有一套总结。
在这些工作，他还传授福音。无论山东还是山西，传道工作都开展得很好。当地教堂也建立起来。李提摩太在传道的同时，他自己积极学习汉语，学习儒家经典，与中国知识分子交谈。他不仅拜访儒家人士，还是拜访了寺庙僧人，也去了清真寺，与阿訇交谈。他也与天主教人士来往，从他们的教义中更坚定自己的信仰。在对比中，才能够更加领会到信仰的真道。
他还注重在救灾中的基督教各个教派的联合，注重划分区域开展工作，浸礼会和内地会也应该有区域分别，防止重叠工作，降低了效率，浪费了资源。他这种开放，影响到他后来一系列思想，包括组建中日英美在内的十个国家的联盟。
李提摩太所做的一切，都是之前没有能够规划出来的。很多都是更加当地中国的时势的发展，自然而然走出来的结果。李提摩太所做工作，走的是上层路线，注重在中国官员及知识分子中首先获得认同，从高层影响中国对基督的认识。除了医疗，慈善，他还注重科技传播，翻译了一些西方的科技著作，还做起来试验，展示给中国官员看。在城市里做讲座，做演示，进行中西方文化的对比对接。
由于新教传教材料的缺乏，他也把早期天主教的材料直接修改拿来所用，因为天主教和新教除了一些礼节做法上不同之外，基本上教义是相同的。李提摩太所主张办教育，这也许是他的异象。他坚持办学校的申请，没有得到应该浸礼会的同意通过，因此他便打算离开浸礼会。后来受到广学会的延请，他去办万国公报。英国浸礼会在这个工作上又支持了他三年。
李提摩太在这个平台上又开拓了一个从前未有的局面，他能够从文化事工上有了更广阔的舞台。万国公报的文章在中国变法图强中是领航者，包括强学会后来所办的报纸有很多文章都是从万国公报上直接引用的。张之洞曾一千元一千元地汇款几次购买书包给属下官员，也有很多人捐献。
李提摩太在山西做工作的时候，拜见了当地的巡抚，张之洞、岑春煊都先后任职。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任职，更有平台与中国高官接触。万国公报引领戊戌变法，李提摩太通过李鸿章、翁同龢等人提了挺多意见。他个人也与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都有接触，梁启超、谭嗣同还任过李提摩太的私人秘书。
李提摩太与孙中山也有接触，但不赞同孙中山的革命论，他坚持改良。他一直是如此意见，坚持改良。之前在山东灾荒期间，有秀才收村民之托要造反起义，但被李提摩太拒绝了。孙中山的革命也不受李提摩太的认同。却是孙中山的革命，造成了很多地方对满族人的屠杀，一次西安对满族的屠杀就一万多人。对于袁世凯对外借款，孙中山宣称袁世凯违宪，准备向海内外揭发袁世凯，而李提摩太不赞成孙中山的做法，因为袁世凯既然作为总统，就应该给他施展身手、实施国政的时间和空间，而孙中山坚持揭发袁世凯。
戊戌变法失败，康、梁等人逃脱，谭嗣同等人遇害，很多人被追究。谭嗣同本人的父亲就是之前的湖北巡抚，其他等人也有很多有背景的人。他们受到人的推荐，在京城府部里任秘书。等他们受到清算时，当初推荐他们的人也受到了诛株连。
在义和团事件之前，李提摩太都意识到中国人仇外的倾向，先后给各国大使馆写信。有些使馆掉以轻心，没有放在心上。当时有些中国人鼓动排外情绪，说教会拐卖儿童，挖人眼珠子炼银，这助长了中国人的排外情绪，有很多教案发生。李提摩太也尽力去与中国各地长官交涉，其中一例，就是他拿魏源的《海国图志》去找李鸿章。后来我找到《海国图志》来看，里面确实有几章在讲天主教的历史，其中魏源把天主教挖眼的事所写事实一般，安插在文中，这就是离间人心了，助长了中国人的排外情绪。
后来发生了义和团事件，山西传教士被屠杀一百多人，教徒有两三万人被杀。当时李提摩太已经回英国了，等他回来时，他便被李鸿章请去与西方各国谈判。后来在山西，李提摩太力其注重在赔款中拿来一部分建立山西大学，这就实现了李提摩太一直所主张的教育计划。在山西大学建立之后，朝廷在其他各省都建立一所大学，由此可见山西大学的影响。
李提摩太有很多想法，包括在日俄战争期间，他便想让中国和日本合作，构成联盟，以及以后使美国及英国都加入进来，成为大国联盟，联盟只拥有同一个军队，对国际问题实行进行裁决。他为此付出努力，到英美两国进行游说，但最终也没有实现。但经过人类的两次世界大战，联合国成立起来，李提摩太确实有先见之明。
李提摩太胸怀开阔，内心有信仰，作为一个传教士，他以实业传道，在实际操作中，注重基督教各派的联合。他自己又积极和天主教接触，又去伊斯兰教清真寺听阿訇讲道，与其探讨。他也游览了很多寺庙，去日本考察了日本的佛教和神道教，他发现大乘佛教里蕴含了很多基督精神，这更坚定了他对宗派的打破，从更多社会现象中寻找真理。但最终他还是实际在他的信仰里，他还一直是一位基督教新教徒。
李提摩太传道所走的是上层路线，这路线是天主教士利窦玛所传承下来的。但利窦玛的上层路线到了一定程度了也终结了，因为雍正皇帝的好恶，便给禁止了。由此整个时代，这个传教的工作就停滞下来。但后来，到了鸦片战争之后，有了武力做后盾，中国的门终于被打开了。中国没有了信不信的自由，信仰自由在中国被确保下来，传教士便越来越多。李提摩太在文章也谈到了他在各地巡抚那里争取信仰自由，因为还是有些人想禁止基督教传播。
李提摩太后来回到了英国，1919年逝世在伦敦。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在中国度过，有时他回去交差汇报，他发现自己英文生疏了。他不仅翻译些西方材料到中国，而且他把西游记也翻译到西方。他认为西游记里面有佛教思想，里面的主角是唐僧，他促使他三个性情各一的徒弟改变。
本书的翻译者有两个人，其中一个人（李宪堂）在文末对李提摩太的评论中，先是中肯的评价，后来陡转直下，便可以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对其进行指责，甚至诽谤，把帝国主义都摆了出来。本书的翻译从文中看，翻译得中肯，里面所讲的却是很为实际。但翻译者对此的评论则是犹如六七十年代所有的阶级立场，甚为批判，有些偏颇。我们学习应该从中学习些于我们生命有益的内容，作为营养，能够为我们身体所吸收。对于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却是国家立场，阶级的利益，非对我们个人生命是有益的。
《亲历晚清四十五年》读后感(三)：“耶稣就动了慈心”
主耶稣来是为了传讲天国的道。不是来给弟兄分家，也不是为了分发面包，主耶稣说：“你们的祖宗在旷野里吃了吗哪，还是死了”。
但福音书里多次记载了同一句话：“耶稣就动了慈心”，主看到人的肉体被病痛折磨，就出手医治。主医治灵魂，也医治肉体。只是那些被医好肉体的人，往往不知感恩，反因肉体的健康而骄傲，因肉体而激起更多的野心和悖逆。10个麻风病人被耶稣治好，只有一个回来归荣耀给上帝。
山西太原是提摩太的传教基地之一，但那里的义和团是最激烈杀戮的地点之一。提摩太、狄考文、司徒雷登为中国创建了现代大学和教育理念等等，最后产生了54运动，GC主义，这些无神论、悖逆上帝的思想体系和政权。这就是善行显明了罪恶，光明显明了黑暗。从这个意义上说，善行若不被感恩，就是对瞎眼的审判。黑暗若不归向光明，光明就是对黑暗的审判。
人对上帝恩慈的误用和悖逆，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主旋律之一。直到审判日那天。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
《亲历晚清四十五年》读后感(四)：最好读一读
写晚清社会实况，从生活细节上下功夫记叙的书并不多。李提摩太这本书，有太多当时的细节：他如何遇见土匪，如何发放救济金，大饥荒时的种种情景。
这本书的另一个好处，就是他在书的后半部分，讲了自己如何从文化建设上帮助中国人。他对蔡元培等人办北大的看法和批评，其实现在北大也还存在这些弊病，就是不重信仰的毛病。他对孙中山的评价和劝诫，能让人更理性地对待那时候的人物和事件。
他是对中国人有恩的，且不说他当时做了哪些善事儿，就是这本回忆录，对有志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和晚清历史的人来说，的确是一本难以替代的好书。
《亲历晚清四十五年》读后感(五)：官员频繁调动之弊
官员频繁调动之弊
——蠹鱼笔记（14）
□/徐强
总督和巡抚的调任过于频繁，经常几个月就换人，不论一个人的才能多么突出，都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彻底弄清他所管辖的省里的情况，也没有时间采取改革措施，因而总的效果就是各个省里都没有管理者。（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
【蠹鱼案】在皇权社会，地方官员的任职有所谓的“回避制度”，比如在距离本籍五百里之内的区域不得任职，就属于地域回避；官员的任期也有一定的限制，据《钦定大清会典》，“凡天下文官，三载考绩，以定黜陟”，也就是说，官员任期满三年，就可以进行考核，决定升降去留。凡此种种，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官吏拉帮结派，以免形成过于强大的势力，对中央造成威胁。当然，这些都不过是表面文章，在人治体制下，权力结构是呈垂直型的，官吏的政治前途完全取决于上级的态度，因此跑官要官势必成为官场的常态，官员在任期内并不是一门心思造福于民，而是把主要的精力用于如何迅速地炮制“政绩”，以期引起上级的注意，一步一步往上爬。上级要想自肥，也往往是抛出“职位调动”这把尚方宝剑来聚敛钱财，根据下级孝敬的红包大小封官许愿。跑官要官的人越多，官员的调动就越是频繁；官员的调动越是频繁，说实话干实事的人就越是稀少；说实话干实事的人越是稀少，百姓的生活就越是糟糕。李提摩太身为旁观者，清醒地看到了晚清官场的弊病，可惜当局者迷，听了他的一席话，即将转任四川总督的赵尔巽竟然“十分吃惊”，不知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