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式谋杀的衰落》读后感10篇
《英国式谋杀的衰落》是一本由[英] 乔治·奥威尔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6.00元，页数：197，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英国式谋杀的衰落》读后感(一)：“我的朋友”埃里克
译文出版社的这本《英国式谋杀的衰落》收录的是奥威尔的一些评论文章，主要为发表在各报纸刊物上的书评、文艺评论和人物评论。基本上来说，都是一些政治性不怎么明显的文章（“甘地随想录”大概是书里最和时事沾边的文章了），和作者本人的生平经历也关系不大。从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作为文学评论家的奥威尔。
在书里，你可以和奥威尔聊聊书，比如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比如扎米亚京的《我们》；你也可以和他聊聊那些著名作家，比如狄更斯、比如托尔斯泰、比如吉卜林；你还可以跟他聊聊文坛趣事轶闻，比如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的不顺眼，比如伍德豪斯给德军广博的糗事；你甚至能和他聊聊英国的美食和茶饮，当然，还有“英国式谋杀的衰落”~
同为一个评论者，这些文字是令我受益匪浅的。奥威尔显然具有通过文字将事情说清楚的能力。他的评论中肯，客观，但却并未失去自己的立场。在他的文字里，看到的是理性和思辨，看不到的是偏激和自以为是。他不喜欢甘地的道德立场，但即便如此，仍会说“仅仅把他看做一个政治家，而且把他和我们时代的其他政治人物相比，他留下的气味是多么干净。”他对狄更斯的广受追捧不以为然，写了长篇大论来论述他的局限，但在最后仍肯定了他的斗争思想。他当然是反法西斯的，但却也反对将叛国的罪名随意加在一个可能被纳粹利用的作家身上，并不顾大多数人的意见为他辩解。面对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的中伤贬低，他也能中允地评论而不是偏向一方。对于文学评论应该主观还是客观，向来颇有争论。但奥威尔无疑做出了示范：你可以喜欢或讨厌某部作品，但你不能否认其流行与否的客观事实。唯有承认这一点，接受这一点，你才能看到这部作品的真实面貌，即使这面貌并不对你胃口。
但本书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了解一个评论家奥威尔，更难能可贵的是它拉近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读本书的时候，脑海里不止一次浮现出这样的情形：一个慵懒的午后，在英国某个小花园里，桌上摆着下午茶，而你对面坐着的是一个诚恳又不乏睿智的中年英国男人。你们谈论着托尔斯泰和狄更斯，谈论着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或是吉卜林的诗，谈论着英国风格的美味点心和下午茶的味道……谈话时而轻松，时而严肃，时而幽默，始终不变的是其满溢的趣味，以及闪烁其间的思想火花。这是多么令人神往的事啊。这和作者生平或传记展现的奥威尔完全不同。在这里没有刻板的形象，你看到的不是那个在圣塞浦里安饱受欺凌的少年，不是那个在印度对帝国主义愤愤不平的青年，不是那个脱不去中产阶级烙印的社会主义者，不是那个在西班牙险些送命的理想主义者，甚至不是那个写下《一九八四》《动物农场》的批判作家……你看到的是一个与你一样的人，一个想要与之攀谈的同道者，一个可以交心的“朋友”。
应该感谢这本书。有了它，奥威尔不再仅仅是那个洞彻先机的观察者，那个神一般的预言家，那个抽象的图腾“一代人冷峻的良心”，而同样是“我的朋友”埃里克·布莱尔。
《英国式谋杀的衰落》读后感(二)：这，就是奥威尔。
看了一段时间才发现这本书的作者，就是《一九八四》的作者。对于《一九八四》而言，这本书也是很值得一读的。
从书的编排来看，应该是奥威尔在英国报刊上发表的一些，对于英国现状，这些读物，和作家的看法。但是丝毫没有随意编排的感觉。
欣赏奥威尔，在于他真实，犀利的语言。文章有很长一段是写托尔斯泰对于莎士比亚的抨击，和不满。托尔斯泰强调，世人莎士比亚的敬仰是一种集体幻觉，莎士比亚不过是一个善于抄袭，文笔普通，思维矛盾的作家。一开始给我的感觉是，奥威尔在借托尔斯泰的语言，来宣泄自己的情绪，以为自己免去一些舆论的抨击。但是到了书的最后，莎士比亚居然是奥威尔最敬仰的作家之一。
在奥威尔的笔下，可以看到一个你绝对想象不到的英国，以及人性的选择。他有他独特的视角，在语言重复，自我欺骗，信仰交锋的英国社会，透出一缕光线。
这，就是奥威尔。
假设一下，儿时的你犯了事，父亲会说，“你再这样我就揍你。”父亲自然会令你讨厌。
母亲会噙着泪，搂你在怀，爱护有加地说，“宝贝，你这么做对得起妈妈吗？”
一般而言，我们会不假思索地认为母亲慈祥。但是奥威尔提醒我们：谁能说第二种方法不如第一种专制？
严与慈的区别不在于形式/方式，不在于暴力和非暴力，而是有没有权力欲。有些人靠暴力来约束他人，有些人是钻到别人脑子里去指挥。奥威尔说，两类人的信条都相差无几。
众所周知，托尔斯泰是世界级的文豪，莎士比亚的戏剧相信多数人也会喜欢。一个俄国人，一个英国佬，又生不共时，怎么放到一块呢？不是因为两者皆有名，而是托尔斯泰说莎士比亚不配享有那么高的声誉，还写文章（《莎士比亚和戏剧》）专门攻击。
文人相轻，或者一个作家评其他作家，常不按“常理”出牌，像纳博科夫说博尔赫斯的小说太糗不值得一看，伍尔芙说劳伦斯有脱离他底层身份的焦虑。这类言语，一般不用太认真，但因是名家对名家，又常成为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谈资，也可成为文章分析的典例。
据托尔斯泰的观点，莎士比亚除了作为一名演员有点技巧外，便毫无优点了，他没有思想，往往偷别人的题材，剧本也多是拼凑而成，题材也缺乏严肃性，写作不够真诚，作品缺乏教寓意义……甚至莎士比亚的声誉也是靠十九世纪一些德国批评家的阴谋操纵的。总之，莎士比亚是一个小丑人物，其作品不值一读。
假如因为爱托氏而恨莎氏，听了托氏之言而放弃莎，那就真是偏听则失信了。
奥威尔不打算同意托翁的说法。他说，说莎士比亚思想缺乏系统性当然是正确的，因为他压根儿就是出于混饭吃的目的，他也不是什么伟大的哲学家；说他没有道德，似不太确切，只是他的道德标准不同于托翁而已；说莎氏靠了德国批评家的阴谋才发紫，那也是胡说八道，因为喜欢莎士比亚的人还有很多普通民众，决不是只有几个书呆子。
莎士比亚三十多个剧本，托氏为何独选《李尔王》作批判的靶子？奥威尔分析说，大概是李尔王的遭遇多与其相似，因而托翁选了这个他可能最不喜欢的剧本来批。
我们知道托尔斯泰有浓厚的宗教信仰，其形象也多是一个老者的慈祥面容。但是不幸的是，这导致他的“圣人”情结。欲成为“圣人”也不要紧，关键是他要用“圣人”标准来苛求他人。“圣人，至少是托尔斯泰心目中的那种圣人，并不想在人间生活中谋求改善，而是想结束它，用别的来代替它。”然而托氏过去性格乖张，“他不仅以自我为中心，而且生性专横。”他成年后还动不动就揍仆人，常有打意见相左之人的耳光的欲望。后来的托氏觉得应摒弃现实的享乐和欲望。
相反，莎士比亚显然是从人道主义出发：人生虽有伤悲，但仍值得一过。他更侧重现实社会中人的乐趣。所以《李尔王》两重寓意就是：放弃权力就会招致攻击；如果愿意送出土地，就别指望因此得到幸福。
人或多或少都是一个“功利主义者”。原来看《聊斋志异》，记得有一出：一鬼狐喜隐身向路人投瓦片，独不向一清官投掷，一次，它问清官，你是真的有这个志愿还是说是为刻意塑造一个清官形象？美国学者E.O.威尔逊在《论人的天性》一书中论到：“人的利他主义的多数表现，说到底都含有自利的成分，这就使关于人的利他主义的进化理论变得极为复杂。在持久的利他表现形式中，没有哪一种是一望而知属于完全自我毁灭性的。最了不起的英雄在舍命时期都期待引人瞩目的报答，其中也包括相信个人的永生不朽。”
如此说来，身在人间的托翁，也多少不能免“俗”。
奥威尔说，托尔斯泰按上帝旨意执行，抽空世俗享乐和野心，放弃荣华利禄，以为会活得快乐，“但是，如果说他的晚年之中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话，那就是他过得并不快乐。”
托翁的问题不在于他的信仰，因为信仰是个体的事，在对莎士比亚一事上，关键是他的过度情绪表达：无论怎么说，我就是不喜欢莎士比亚，随你们说去吧。
奥威尔说他缺乏宗教徒的容忍和谦恭，甚至有精神恫吓的倾向。所以，“托尔斯泰的性格总是使人感到怀疑，就像甘地的性格一样。”（甘地推行“消极抵抗”，推行素食主义，却易走向极端。在他的清洁精神里，人应当寡欲，他甚至三次不愿遵医嘱让妻儿食荤，而宁愿他们饿死；他的信仰让你在上帝和人之间必选其一，不幸的是大多数人并不热衷于随他去追上帝，所以选择了后者；他强调“消极抵抗”，甚至认为纳粹时期的犹太人应该集体自杀，以引起世界注意，他相信，全世界注意到了，做事才有一点可能。）
这样的反思和反驳，也不是要用一种极端去否定，不是贬低托翁和“圣雄”。
每次读奥威尔，似都有一点新的收获，这个在西班牙内战时期绝不向提裤子的敌人开枪的男人，总能给你的阅读一点刺激。他是在缅甸生活时期“射象”的殖民地警察布莱尔，是二战时期英国广播公司有意思的一个广播员，是到了生命末年还在坚持写作并写出反极权力作的有责任意识的作家。
国内董乐山先生对奥威尔作品持续翻译，按照林贤治的说法，《我为什么写作》一文，可以看作是董先生的夫子借道：反对极权主义，对社会不公的强烈意识。
从《一九八四》到《我为什么写作》，再到这本《英国式谋杀的衰落》，能读出奥威尔令人震颤的思想，他会让你在舒服之中感到不安。顺便一提的是，他的文笔十分精妙，文字活波跳跃，读过其书的读者想必有更深的感受。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六上午 图三
[奥威尔（George Orwell）：《英国式谋杀的衰落》，董乐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英国式谋杀的衰落》读后感(四)：从谋杀到屠杀
在各类媒体越来越浩繁琐碎的社会新闻中，关于谋杀案件的报道，总是能吸引读者眼球的，但是，要想看到一个比较扣人心弦的谋杀案的机会并不多见。所谓谋杀，最重要的是在于“谋”，而如今的命案更多的仅仅符合后一个字———“杀”。就象前几年震惊全国的张君团伙系列杀人案，基本上都是一连串的粗暴杀戮而已。从罪名上看，张君等人的行为可称之为谋杀，但从案情上看，似乎更应被称作屠杀才对。另一件引起了很大反响的马加爵杀人案，与张君案的性质也差不太多。谋杀与屠杀，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无疑是巨大的。在《水浒传》里，西门庆和潘金莲、王婆合伙杀害武大郎是一桩典型的谋杀，而武松杀死张都监全家、石秀和杨雄杀死潘巧云、宋江怒杀阎婆惜等等，都不能算得上谋杀。
那么，标准的谋杀怎样来界定？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1946年写过一篇文章，题为《英国式谋杀的衰落》，发出了谋杀从内容上正日益空洞化、简单化的感慨。所谓“空洞化、简单化”，当指谋杀中“谋”的成分趋弱，“杀”的比重增加。而有关这种杀戮的新闻报道，自然也会减少了阅读悬念和情感冲击力，剩下的只是对暴力事件的客观复述，时间稍久就会在新的血案刺激中湮没了。
在乔治•奥威尔看来，能够铭刻人心并长久流传的谋杀大多具备两个基本条件：
首先，被杀害对象以家庭成员为主。在英国那数十年内“经过了时间考验”的八起谋杀案中，十二名被害者有七个是凶手的配偶。引申来说，除了家庭成员之外，诸如亲友、同事等等与谋杀者有密切关系的角色，才是“规范的”谋杀对象。既然决定了要杀人，与受害者接近的亲朋肯定是第一批被侦查取证的对象，杀人者又该怎样去掩饰罪行营造清白？为此，他们必须在作案之前就做出慎重细致的筹划，这是检测谋杀之“谋”的智慧标准。
其次，经典的谋杀往往发生在一个秩序比较稳定的社会，一个“被伪善左右”的社会。奥威尔认为，英国的维多利亚时期是发生谋杀最好的背景年代。谋杀之“谋”的核心，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感情因素：在前述的人际关系和满口伦理道德的社会舆论的双重背景下，杀人者对被害者的感情是如何从友爱变成仇恨，乃至不堪忍受、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地步？假如社会秩序失衡，道德观和价值观陷入混乱，恶性犯罪自然会呈泛滥趋势。当残暴情绪普遍化到了连一桩踩了脚瞪了眼的小事都能翻做血腥肉搏之时，杀人案可能多的是，却没有奥威尔所说的“感情的深度”，只是一种社会恶性传染病的批量发作病例了。
奥威尔的总结还有几点也很有趣，比如在这些“完美的谋杀”中，毒杀是最常用的手段；还有每个案件的杀人者和被害者都令人感到同情；凶手在动手前经过了长时间的激烈的思想斗争，并制定有狡猾的计划。最后，这样的谋杀案例足以成为小说、戏剧或电影的天然良好素材。
说到这里，突然想到小说家奥威尔为何对“英国式谋杀的衰落”耿耿于怀了，因为要论以谋杀为主题的艺术创作，英国人真的拥有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品牌。柯南•道尔创造了福尔摩斯这个经典形象，是侦探小说的开山鼻祖；神探波洛的缔造者阿加莎•克里斯蒂则在他之后，将侦探文学推向了难以企及的高峰。当然，还有我们热爱的“悬念大师”希区柯克，也是个英国人。他认为，在温暖的、阳光灿烂的外景中，在明快的光线下最适合表现谋杀。
事实上，从奥威尔抒发感慨的那一年开始，战后的英国就进入了犯罪激增的时代。2002年，根据一项国际调查显示，英国的刑事犯罪率仍高居发达工业国家之首，每一百名英国人当中就有五十五人有犯罪记录。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讲，奥威尔说得也没错。因为这个数字当中，大量的案件属于轻度的地痞流氓酗酒闹事，重大的谋杀案并未呈现急剧涌现的趋势。而在关于谋杀题材的文艺创作方面，天才的阿加莎•克里斯蒂把个人辉煌延续到了70年代，其他的作者则无人可以追美前辈。
奥威尔强调的是谋杀案的社会背景，但自然环境是否有其影响，或许值得探讨。另一个推理小说大行其道的国家是日本。尽管日本的恶性犯罪率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处于极低的水平，但书店中摆放着如此众多的“杀人事件”为题的书籍，看上去有点怵目惊心。英国和日本的共同特点，是人口密集面积有限的岛国。这和大陆国家相比，是一种相对封闭的空间（两国的社会秩序也有类似的保守封闭特征），谋杀并成功脱罪的难度无疑更大一些。对于侦探小说而言，将案件发生地设定于封闭空间以内是制造并提高悬念的常用手法，阿加莎•克里斯蒂就多次把故事的场景放在了小岛、游轮甚至火车之上。而推理小说中，更有所谓“密室推理”的常见桥段。
不妨再看一看中国大陆的情形。有趣的是，从文革后期到九十年代初期，带有“中国特色”的推理小说、“公安法制文学”曾风行一时，其中也不乏以谋杀案件为题材的作品。那个时期与当下相比，个人在道德规范和社会体制上受到的约束要强大得多。最简单的例子，夫妇之间的感情或财产纠纷，因为离婚的困难或舆论的压力，都可能会导致一场谋杀的酝酿。当人们跨入所谓的“后新时期”，才会发现这种冲动已没有多大必要，还有愚蠢之嫌。
事实上，具有“感情深度”和谨慎筹划的谋杀减少了，可杀人案并不然，代替谋杀的是更加残酷、血腥的屠杀。这些屠杀是杀人者针对非特定对象的突然袭击，动机中的仇恨、嫉妒等情感因素也不一定指向某个人，而可能是一个更加泛泛的概念：社会。
2003年，河南接连破获了两起重大的连续杀人案。杨新海在两年多的时间内流窜于四省，杀死65人；居住在一座小县城的黄勇则在两年内杀了17名青少年。从此前的张君案开始，类似的连续杀人案频频在媒体上出现，但依据报道，这些案件确实无法符合奥威尔的“完美的谋杀”的条件，它们只能以另类或隐晦的方式提醒我们认识到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动。
七十年代中期以前出生的人，大多知道曾轰动一时的“二王大案”。1983年，王宗方、王宗玮兄弟在沈阳犯下血案后，逃至江西被击毙，历时七个多月，杀死十一人。公安部的全国悬赏通缉和专案督办的确起到了全民动员的效果，各地军、警、民协作配合，而且发生了多次手无寸铁的民众不畏凶险追赶阻截“二王”的事例。在八十时代前期的社会体制之下，政府凭借尚未失效的调动控制能力和长年“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淀，弥补了资讯和交通等客观条件比较落后的不足。相比之下，如今多桩大案折射出的现状充分证明：在社会的流动性逐渐增大的同时，失序性也与之齐头并进；传统的军、警、民总体动员场面看不到了，即使是警界内部都失去了纵横双向的有效沟通。这不但导致张君、杨新海式的流动屠杀能够跨省泛滥，更令黄勇、王强（在沈阳及周边地区的八年内杀死45人）式的“站桩”杀戮亦接连得手。
谋杀为何变成了屠杀？归根结底还是在于社会的变迁。不过，对这个变迁的评价，我们似乎不宜过于轻率地流露乐观。依照奥威尔的说法，倘若说维多利亚时期是一个伪善的年代，那么今天又怎么样呢？
《英国式谋杀的衰落》读后感(五)：关于这本书的标注
如果你痛恨暴力而又不相信政治，剩下的惟一办法是教育。
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最大缺点，也是优点，是他有局限性的世界观。他把世界看成是一个中产阶级的世界，一切在这个世界范围之外的东西，不是可笑的便是有点邪恶的。
所有艺术都是宣传，不是所有宣传都是艺术。
审美偏好照例都是很难说清楚的，或者，它受到非审美的动机的腐蚀，以致使你觉得，整个文学批评是不是一个庞大的谎言网。
小说写作是没有规则的。
对任何艺术作品来说，只有一个考验值得操心——流传后世。
有教养和讲体面的女士是不能面对贫困的。
所谓“艺术趣味”不过是社会竞争的一种掩饰。
本书从为英国式烹调辩开始，从饮食方面入手，引起读者的兴趣。每一个作家都是从他所熟悉的环境入手，作家总是喜欢挑战大家习以为常的东西，但是，作家的一种本领便是他说出的话总是具有相当的感染力，乔治奥威尔应该是一个爱国者，他喜欢谈论英国的饮食，它的传统，它的文化。
关于狄更斯，奥威尔详细分析了他得以长久流行的原因，即他道德上的优越感，他对社会弊病的解决之道，只是寄托于人自己变好。他又指出狄更斯的局限，即他小资产阶级的局限。对革命的恐惧，对旧式人物的憎恨，对底层人民漠不关心。
《英国式谋杀的衰落》读后感(六)：为英国文化一辩
“我没有理由爱那一角土地，
它或可成为世上最高贵的国家，
它之于我虽然仅仅是出生地，
我对它衰落的美名，过去的文化，
却不禁又是景仰，又深深惋惜。”
——拜伦《唐璜》
乔治•奥威尔早期生平：一九○三年出生于印度，次年随母回英国定居，十八岁因家庭经济拮据而去缅甸参加帝国警察部队，二十五岁在巴黎一家豪华旅馆的厨房打工，同时开始写作生涯。
一个游离于大英帝国文化边缘，在异地打拼奋斗的帝国臣民，该如何处理自己与母国文化的关系？
这必然是一种无法反抗、且充满诱惑的向心力：不由自主地受到吸引，浸淫其中，耳濡目染，用帝国的眼光看待一切。然而，异地生活的经验又指出帝国视域的狭隘，依傍“权威”的同时又对“权威”心生疑窦——如果说《动物农场》是对特定社会意图建立乌托邦的反讽，那么《一九八四》近乎是对人类社会无分种族、阶级、国界的普世关照，包括英帝国在内的一切貌似尽善尽美的社会，都无法逃过《一九八四》的诅咒。
因而，乔治•奥威尔对英国文化的看法，无不打上赞美和批判的双重烙印，如果只是一边倒地（无论是赞美还是批判）加以评说，就根本不需要为之一辩。
《英国式谋杀的衰落》述说的“英国”并非只是那个在地图上占据几个小岛的弹丸之地，“文化”也并非文人雅士挂在嘴边或落在纸上的严肃话题。在奥威尔看来，印度是“英国”的，甘地很“文化”，丘吉尔在政治家的身份背后还有一个艺术家。这种叠加式的评论几乎贯穿了整部作品——甘地的“神性”几乎是不人道甚至是反人道的，格雷厄姆•格林的《问题的核心》塑造的信仰崇拜反而削弱了信仰，狄更斯同情和支持下层阶级但绝不与之为伍，吉卜林擅长写作“思想庸俗”的“蹩脚好诗”……
奥威尔似乎总在为自己寻找假想敌，在自己的脑中上演龙虎斗，有时候我们简直要怀疑，奥威尔究竟是要替谁一辩，与谁一辩。列夫•托尔斯泰曾写过抨击莎士比亚的小册子，就文化批评的意义而言，这本小册子没有太多美学上的价值，托翁的选集基本不会收录，若不是出自大师手笔，正如奥威尔所言，“恐怕早已被人忘得一干二净了”。但奥威尔捡起这本被人差不多遗忘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小册子，针对托翁的论点，逐条加以批驳，指出前者身穿农民粗布织就的衣服，脚蹬树皮靴，正体现其骨子中无可救药的老爷式作风，可谓假扮圣人的伪君子。而后者身着戏服，恰如其分、自然而然地说明了自己的身份：演员。然而演员与现实/真实的关系向来暧昧之极，脱下了戏服的莎士比亚似乎就是一个普通的大俗人，而《一九八四》（奥威尔的驳托尔斯泰文正好写于《一九八四》创作期间）中的人物则生活在一个全透明的受监控的机制中，穿衣脱衣——毋宁说是摘戴面具——极讲分寸和时机。因而为莎士比亚就戏服与身份的问题根本不值一辩，但我们看到“奥威尔正方”和“奥威尔反方”却辩得口沫横飞、激情四溢。
如此一来，包括这篇驳论文在内的整本集子，在我们读来就有那么点怪怪的味道——我们没有看到一个无懈可击、光荣耀眼的帝国文化，反而看到了一个即使不是漏洞百出，也是极不完美、以至需要为之一辩、为之一振的衰落文化。在标题文章《英国式谋杀的衰落》的结尾，奥威尔对大英文化临头浇了盆冷水：“在这种社会里，到处都左右一切的伪善至少能保证，像谋杀那样严重的犯罪应该有强烈的感情作为动机。”真是让人冷透骨髓。由此，奥威尔对这一文化的矛盾心态，即使不是昭然若揭，也可窥其一斑。
《英国式谋杀的衰落》读后感(七)：英国式谋杀的衰落
“在这种社会里，到处都左右一切的伪善至少能保证，像谋杀那样严重的犯罪应该有强烈的感情作为动机。”
---------乔治.奥威尔《英国式谋杀的衰落》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靠他的两本小说《一九八四》和《动物庄园》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最近读了他的另外一部作品《英国式谋杀的衰落》，浮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更加完整的奥威尔的形象。
整本书是奥威尔陆续发表的一片片作品所组成，书的名字是以其中的一篇题为《英国式谋杀的衰落》的文章为题。在这篇文章中，奥威尔所想告诉人们的，我想应该是英国报纸报道谋杀类案件的模式的枯竭，由此可见英国文化的衰落与枯竭。
要知道，奥威尔的一生并不只是在英国生活，他由于早年家境贫困，曾经去缅甸一带参加过帝国警察部队，并在餐馆打过工。也是大约在这个时期，他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他在他的另外一部作品《我为什么而写作》中，谈及了他写作的种种缘由。
显然，在奥威尔的印象中，英国并不仅仅是指那几座岛屿。而是潜意识中包含了他的所有殖民度，包括在他有生之年看到的印度等殖民地的最终独立。不过他的还是要为英国一辩，就好比我们如果是个英国人的话，恐怕也会和他一样为英国辩解一样。甘地在他的笔下是个值得他本人敬佩的人物，不过他对于甘地的很多做法似乎感到有些不可思议。比如为了不破戒（不吃肉），他宁愿牺牲掉自己的妻子和几个孩子。
在谈到托尔斯泰对英国作家莎士比亚的批判的时候，他明显是在为莎士比亚辩护，而且颇有理有据。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托尔斯泰不是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这使他无论再怎么理解，也不能完全理解英语很多方面的东西，比如诗歌的韵律（这正好比老外很难理解中国古诗的那些韵律。其实两件事情是一个道理。也正好比老外不承认中国的《红楼梦》等著作，因为汉语不是他们的母语）
除了莎士比亚之外，他还谈到了马克.吐温这个美国人，当然了，他同时也是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其中谈到了马克.吐温是个怕老婆的人，他的很多作品在发表之前都要由他的妻子进行删减。读到此的人不禁忍不住偷笑，其中也包括我。
他的笔下还谈了其余的几个英国作家诗人之类，我就不一一列举。
其中甚至还谈到了丘吉尔----这位英国的前任首相。
奥威尔还颇有点英国的鲁迅的味道，他在文章中还片面的批判了英国人的“自大”，比如瞧不起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是那种骨子里的骄傲自大。（原来全世界其实都一样的，中国的我就不想多说了）
最后想说的一点就是，余秋雨老师在《行者无疆》中所嘲笑的英国牛津大学几百年不变的菜单，正是奥威尔老师笔下的英国的一系列饮食。比如“越浓越好”的茶，比如英国式面包.......这些东西在他的第一篇文章中就有所描述。
其实写到这里我想插一句其实很多东西并不是非得要数据的，文人写东西靠的是公认的一些常识，而发表自己见解，你比如说英国人的饮食，谁能去做个调查到底有多少人吃英国菜？？？但是事实是这些东西根本就不用去调查，是显而易见的东西。
奥威尔给我的感觉是对英国正在衰落的疆域以及文化所透漏出的某种无奈，虽然他的所有文章都是从饮食，文化，文学等方面在为英国辩解。
《英国式谋杀的衰落》读后感(八)：跟维多利亚说再见
《英国式AA的衰落》是一本散文集，里面文章的选取工作，是在作者死后由别人来完成的。我不是很确定的是，从网络资料来看，这本书虽然跟英国企鹅出版集团的那本书一样，都是用同一篇散文的标题作为集子的书名，但里面选取的文章是不一样的。我所评论的这本书，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的，里面除了《我的简历》和一份年谱以外，还有15篇散文。
这些散文，基本上是评论性质的，除了《评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以外，都是写于二W爆发之后，包括W时和W后几年内的。世界大W已经够糟糕，更糟糕的是有了一W还有二W，而且更令人崩溃的是二W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中间的间隔只是比较长一点的暂停而已。事情还没完，二W结束后，Cold又随之而来了。在作者人生的最后十年里，他看到曾经的“太平日子”离他越来越遥远看来真的是一去不复返了，那些有关W前岁月的记忆就要跟着那个时代的人一起衰老然后等着进坟墓了。文明能否经受另一场大W，看来颇可怀疑。维多利亚时代的一切，连同那些虚伪和病态也包括所有狭隘与野望，都已经一去不复返矣。一种新的精神，一种与以往不同的信念，正要统治这个世界，在作者看来，这便是造成一系列悲剧的根源。
文章大多数针对的是英国的情况。虽然也提到美国和英国的属地，为了做对比，还多次提到了俄国。在文章的选取上我没有不满。整本书重点不在于那标题非常惹眼的饮食方面，所体现的世界观差不多是这样：
W前，英国人日子比较太平，尤其是在有很多钱的前提下，你是可以过得体面又平安，虽然这都是建立在一个在后人看来不那么人道的基础上的，在这个国家尤其是中产阶级中普遍存在着一种弊病叫做伪善，人们在感情上相应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念，然而暴力还有各种各样的歧视还是普遍存在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国家跟俄国截然不同，不同之处不在于残暴与否，而是在于自由的风气。生活在那样环境里的人，是想不到后来世界的变化。
作者在他的很多作品里都提到一种代沟问题。在战前生活的人，被拖入战后的世界，而在战后出生的人，对于曾经的年代知之甚少，那个过去了的自由的年代叫做维多利亚时期，叫做爱德华国王时代，叫做19世纪。那是保守的岁月，是上一个时代。时光匆匆而过，不管愿意不愿意，我们都要跟过去说再见。
注：我的第一稿似乎包含了一些让我的文章不能通过的词，虽然我完全搞不清楚有哪个词是脱离了极端安全的常用词的范围的，慎重起见，我还是做了一些修改，使用了更加温和更加普通的词，以至于书名都给我用字母替代掉了。虽然我想一本公开发售的书，书名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英国式谋杀的衰落》读后感(九)：“普通人都是失败的圣人”
“普通人都是失败的圣人”，这话说得有点好啊。
他还说，“‘超脱’的主要动机是希望逃避活着的痛苦，而且尤其是逃避爱，不论是性爱还是非性爱，爱都是很累的苦活”，你想不到，他说这些话是竟然是在讨论不抵抗运动的领袖甘地时说的，说得好，也好玩儿。
说话的是奥威尔。
上大学时被他的一本《1984》彻底征服，等到后来在北京电影学院看剧场版的《动物庄园》，虽然有些不耐烦那些濒于失控的象征手法，但却丝毫没有改变对他的惊世作品对专制制度出神入化的讥讽与批判的赞许。
想说一下老莎。托尔斯泰1903年写了一篇《莎士比亚和戏剧》来攻击老莎。托同志在分析《李尔王》时使用了“愚蠢、啰嗦、不自然、不明白、浮夸、庸俗、乏味”等词语，但是却没有中的。奥威尔在想我们转播这一类似关公战秦琼的论战时，顺便也反驳了托同志。说也怪，亨利·米勒在用《我一生中的书》罗列他喜欢的作品时也专门从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品中单单剔除了老莎的文字。我等俗物，根本未拜读过老莎，道听途说了一些故事，比如杀父娶母之类的，却记住了那句已经被各类附庸风雅之人用烂了的“To be or not to be”。不敢妄加评论。但前一段时间凤凰卫视的一档栏目中，那个人丑学问不丑的梁文道说，其实，老莎的被树为榜样，是在英国政府对外侵略的过程中遭遇了印度古老文明后反思的结果，实际上是为自己树立精神偶像以便使自己从文化上也自信起来。哈，有些动辄就以五千年文化而沾沾自喜的人恐怕又因为错过了这样一个福泽远邦的机会而捶胸顿足、而深入地幔进行考据了吧。话说回来，人家不过想在人面前做出一副“仓廪实而知礼节”的样子，不像我们，物质上已经资本主义地一塌糊涂，精神上却可怜得衣不蔽体。
再，关于《1984》，显然，不仅受了札米亚金《我们》的影响，也受到了阿尔都斯·赫胥黎《美丽新世界》的影响（这一点上，奥威尔还算诚实，尽管有些暧昧），安·兰德的《一个人》也一样，他们的指向都是专制，而无论这样的专制是来自于高速发展的工业文明、法西斯还是所谓的XX主义。
毕竟是文人。
2007年8月26日
《英国式谋杀的衰落》读后感(十)：乔治奥威尔
不知道什么时候养成的习惯，在一本书里看到了另一本书的内容总会想把另一本书找来看看，如果另一本书恰好是看过的，看到别人的评论心里也会一阵激动。不过由于看的书不够多，激动的机会也非常的有限。为了增加这种机会使我非常喜欢看书评类的散文或者是随笔或者是演讲稿，每次拿到先翻看目录上有没有自己看过的书，先去虽然不多但是其中终于还是有那么一本两本看过的，赶紧翻过去看这些评论。这种做法有点像吃饭时先来两块红烧肉的感觉，过把瘾之后开始吃比较感兴趣的菜。于是开始在目录找自己有所了解或者是已经在关注的书评。这时看的时候注意力就比较集中，因为已经对一本书有些了解，但这些了解又是间接的，直到看了这本书，自己对这本书究竟怎么样根本不知道。但总是对这个未知的书充满好奇，如果评论会满足我的好奇，最直接的结果是我在书店里第一次碰到这本书的时候拿下然后回来迫不及待的看完来验证之前看到的评论。这一过程通常会花很长的时间，因为现在找一本真正的好书并不是很容易。比如我在前面列出来的那些，有些书要好几年才可能找到，很幸运的的说到现在为止我要找的书都已经找到了。有一本项狄传，已经在蓝色书店发现，还没有拿下。他第一次出现在我的搜索范围是在卡尔维诺的简短的自传里，那时候我刚好在看我们的祖先，宇宙奇观，看不见的城市和未来千年备忘录，对这位意大利作家满是好奇，而他又很巧妙的介绍说。项狄传在项狄出生的时候就结束了。根据我的观察，蓝色书店里的项狄传起码有五六百页，写这本书的人真的很不容易。对评论的内容或者站赞同或者反对并无关紧要。还好我看的书都在一个范围里面，比如同样讲堂吉诃德，卡尔维诺和博尔赫斯会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来证实自己的观点，而这些观点我都很乐意去了解。这些天在看奥威尔的英国式谋杀的没落，一本小书，董乐山翻的，读的时候根本不会注意到是英文翻译过来的。说实话我不是很喜欢奥威尔，因为他的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庄，王小波说他大学里难忘的经历之一就是看了一九八四，我是因为看了他的这句话看了一九八四，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都走不出这个噩梦，动物农庄要好一些，但是依然是噩梦，前一个是人类的噩梦，后一个是一些国家的噩梦，谁知道我们有没有生活在那些国家里。之后很长的时间里没有再看到奥威尔，除了综英里的那篇不长的关于贫穷的课文，也不想去看。狭隘的认为奥威尔只是在这一类小说上有独特的观点，除此之外不值得一看。后来的后来，看了博尔赫斯才发现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像是发现威尔士是一位非常伟大的科幻小说家一样我发现奥威尔对于写作也是非常的严肃。现在在看的这本随笔证明我的判断不是简单的臆测。和卡尔维诺那种沉醉于解析小说的技巧和写作手法不同，他的评论更注重于内容，把作品和作家本人的生活结合起来，很合万象的口味。里面提到了甘地，这次对这位伟人有了一些基本的印象。他还提到了反乌托邦三部曲里面的另一本书我们，这本是我自从看了王小波的话一直就在关注的小说，曾经看到过万有文库的版本，但是一直都没有下定决心拿下。和一九八四一样，这也是一个噩梦。其中最长的一篇是对狄更斯的评论，平心而论这位作家的书我看的不是很多，虽然外文书店里可以翻出好几本沃兹沃斯经典文库版本的原版小说，而且各个都挺厚实，价钱并不比一本爱丽丝漫游奇境记贵，我还是提不起看的兴趣。或者将来把别的书都看完没得看的时候可以考虑一下，还是先看奥威尔的评论吧。
爱就是喜欢一个人比喜欢另一个人多一些，在这本书里看到的，好像是我们中出现的，难得看到这么干脆简洁的解释，拿出来放在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