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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谈话录》读后感10篇

2018-03-17 20:02:03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伯林谈话录》读后感10篇

  《伯林谈话录》是一本由[伊朗] 拉明·贾汉贝格鲁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3.50元,页数:20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伯林谈话录》读后感(一):伯林谈话录:作为狐狸的伯林

  《伯林谈话录》这本书是伊朗哲学家拉明·贾汉贝格鲁对以赛亚·伯林的五次谈话记录,所谈话题范围不拘一格,有伯林的求学成长经历,有对20世纪欧洲思潮的叙述:牛津哲学和实证主义兴起的记忆;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流行,反启蒙思想发展。以及伯林对政治哲学及一些政治哲学家的评价。最后是伯林对俄国思想家的一些个人印象

  坦白说,本书并不是一本通俗易懂的谈话录,尽管只有薄薄的200余页。在伯林的谈话中,有大量的哲学家、哲学流派,还有许多诗人作家甚至音乐家以及相应的评价。如果没有基本的政治哲学知识,没有对俄国传统文化了解,读起来可能比较吃力且艰涩枯燥。但假如你要了解伯林的思想,本书绝对值得一读再读。

  作为狐狸的伯林:

  伯林喜欢自称为一个随叫随停的出租车司机或者是一个接受委托才做活的裁缝。这和他在《俄国思想家》中比喻的狐狸有些的特点异曲同工之妙: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多知意味审美趣味的多元化,更加广阔的思想天地,更加自由行动意志,而不像刺猬渴望建立一种无所不包的宏大叙事。以伯林撰写马克思传为例,1933年,尽管马克思的粉丝与日俱增,但伯林却对之毫无兴趣。当时,牛津大学历史学院的费希尔教授负责一套通俗思想读本的编纂工作,而介绍马克思思想的写作任务在被数人拒绝后,这一任务伯林承担了下来。伯林觉得马克思的《资本论》不堪卒读,但他还是硬着头皮读下去,一部分是德文,一部分是英文。

  在阅读马克思的过程中,他沿着马克思思想的河流溯流而上,百科全书派的著作,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思想。直到他遇见了普列汉诺夫—他心目中的“真正的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从此伯林踏上了一条寂寞的思想史之旅。

  研读马克思的著作并未改善伯林对其的反感,伯林对马克思主义中宗教式的宣传报有冷嘲:“马克思给了他们不可磨灭的希望:‘别害怕,组织起来,胜利将属于你们。’基督徒幻想到来世才能实现美梦,马克思说现世就能做到。”伯林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后得出结论:从马克思开始,经普林汉诺夫、列宁到斯大林是连续的、自然的发展结果

  作为20世纪与哈耶克并驾齐驱自由主义大师。伯林的多元论立场贯穿整个谈话。那么什么是多元论呢?多元论承认,对于道德和政治问题以至于任何价值问题不可能有一个最终的答案,并且,人们给出的或有权给出的某些解答是相互矛盾的。那么在实际生活领域,有些价值便可能互不相容,如果要避免破坏性冲突的话,就应该妥协,而最低限度宽容,不管你情愿与否,都是必不可少的。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伯林反对黑格尔的历史决定论、列奥斯特劳斯的永恒真理和永恒价值、马克思主义这些“刺猬”的一元论,他对民粹主义革命浪漫革命理想的嘲讽,对历史决定论的质疑,对宗教狂热的惊悸,对极权主义的憎恨。

  在我们的教科书中,我们的历史总体上是不断进步的,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革故鼎新螺旋上升的过程。事实真的是如此吗?以伯林的眼光看来,他很难相信这样一种进步史观。伯林的质疑:如果不说清楚到底哪方面进步,这个结论就是错误的。“从某方面的发展来看,人们可以说跟以前某个时期相比是进步了,但跟其他时期相比却是倒退了。”伯林的怀疑不无道理,20世纪人类的两次世界大战文明的倒退,当代中国道德普遍滑坡现象都说明人类社会并非总体总是进步的,人类文明的发展可以定量吗?这值得人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反思。

  伯林的哲学观念

  伯林八岁时,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他亲眼目睹了一场死亡的悲剧:一位效忠沙皇的警察被人拖着,脸色苍白奄奄一息。这件事给伯林幼小心灵留下恐怖的施暴阴影同时也成为他日后人道主义思想和多元论的起源。

  哲学的任务是什么?伯林觉得这个问题对哲学是一种误解,就像问爱的目的艺术的目的一样,爱的目的是爱,艺术的目的是艺术,除此以外,别无它用。

  哲学从何而起呢?伯林给出了一个很有意思回答:“谁知道。我想起《创世纪》第一章,亚当被告知,有一株知识之树和一株生命之树,他被禁止摘取其中任何一株树上的果子。这就是一个哲学的陈述。”这个答案的有趣之处在于,它指出了极权国家对人思想的压制缘由手段。用真理式的教条压制思想自由、防止人们提出问题,禁止人们自由讨论。如果你不同意不接受,那就闭嘴保持沉默。一切怀疑都是图谋不轨的迹象电影《一步之遥》中舞台上有一只麦克风,舞台下,所有人戴着一副耳机,姜文的台词意味深长:这些话都将通过他们的耳朵,直抵他们心田。这种压制个性排斥多元的一元思想,而这正是伯林一生战斗对象

  伯林讲述的名人轶闻

  托克维尔的官僚保守

  1848年,赫尔岑在巴黎参加政治集会时被捕。在押往警察局的路上,赫尔岑碰见了时任法国第二共和国外交部长的托克维尔,赫尔岑就请求托克维尔证明他的身份从而释放他。托克维尔却以司法部门行政部门之间分属不同权力系统理由拒绝了他。

  丘吉尔:历史想象力像个中学生

  丘吉尔的想象力有点像中小学生。在他看来,有些国家是历史性的,其他国家则不是历史性的。……他认为,德意志是历史性的民族、法兰西、意大利、中国大概也是历史性的民族。美利坚是的,因为他的母亲是个美国人犹太人也如此。而阿拉伯、非洲人和拉丁美洲人则不是历史性的。……丘吉尔靠理想化的想象了解外国,外国文化,他们现在和将来时什么样的,而不是靠仔细的经验性的观察

  《伯林谈话录》读后感(二):伯林谈话录

  算起来这是读过的关于伯林的第三本书了,前两本是《俄国思想家》和《伯林传》

  伯林确实是个很奇特学者,一生没有什么主要著作,

  其思想都是散见于历次演讲和访问中

  以他自己的刺猬和狐狸的说法划分,他自己当是一只大大的狐狸

  缺少一个完备的体系,缺少一个核心原则,在这本访谈录中体现的也很充分

  他讲述了自己的生平,讲述了自己对诸多学者的观点

  后者主要是分两部分,先是围绕着政治哲学史来阐述自己对诸多思想家的观点,

  然后是一些自己的个人印象,以俄罗斯知识分子为主。

  里面涉及的人物非常多,大多是一些评论和个人意见

  如果对政治哲学缺乏足够了解的话,,可能读起来会有些吃力

  我就跳过了很多小节,但是对于自己有所了解的那部分,

  看看伯林的评论很有帮助,对于整个政治哲学的发展也有了解

  比如伯林在议论了启蒙运动之后,接着介绍了欧洲的反启蒙运动

  指出其最大的贡献就是指出科学理性不能够解决所有问题,

  某些问题可能会有不止一个正确答案。启蒙主义者是伟大的解放者,

  然而在某些问题上他们可能表现出教条主义的倾向,太偏狭,也太简单化了

  这个反启蒙运动以前我就没有听说过,很感兴趣

  让我意外的一节是关于阿伦特的叙述,伯林有极苛刻批评

  说她的著作是“乱七八糟形而上学大杂烩”,

  恰好第八期读书上还有篇文章猛夸阿伦特的“邪恶之庸常性”的理论

  伯林在这里却大力驳斥这一观点,两相对照,倒也有趣。

  还有什么呢,嗯,最后一章对俄罗斯作家的一些议论挺有意思的,

  比如关于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嫌他浅薄,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西化,背叛了俄罗斯精神

  革命分子嫌他不够左,反动派却又骂他是邪恶的激进分子,

  呵呵,这个人真的有够冤,不过伯林却对他评价甚高,

  甚至说托尔斯泰笔下农民是理想中的农民,屠格涅夫笔下才是真正现实中的农民

  其他还有好多,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有一句话我想有必要转述一下,论及英国政治改革时候

  伯林说既要读柏克的书,也要读托马斯潘恩的书,这样学习才有收获

  在政治学和论理学中,最危险莫过于狂热地固执少数简单的观点(尽管是至理名言),

  作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钥匙

  这是一个标准的狐狸的原则,呵呵,刺猬们大概不会这么想,

  不过对于大多数缺乏足够理解力和创造力的人来讲

  遵循狐狸的原则比遵循刺猬的原则要安全的多,无论是对自身还是对这个世界,呵呵

  《伯林谈话录》读后感(三):书摘

  文化相对主义和人权

  贾:您认为文化相对主义与普遍性原则两者是矛盾的吗?

  伯:我认为两者并不矛盾。人与人之间以及社会与社会之间的差异,可能被过分夸大了。据我了解,没有哪一种文化缺少善与恶、真与假的概念。比如勇敢,可以说在我们所了解的每个社会中,都是一种值得赞美行为。因此一般性的价值观是有的,这是关于人类的经验事实,莱布尼兹称为事实的真理而不是原理性的真理。不同时空芸芸众生绝大多数人都共同拥有某些价值观,不论这些价值观是否自觉明晰,也不论它们在态度举止和行动上的表现如何。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又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如果你确实了解了个人之间、团体之间、民族之间、各个完整的文明之间所存在的差异,运用想象“进入”他们的思想、情感世界,设想你自己置身于他们的生存环境中会怎样认知世界并审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那么,即使你对所观察到的东西很反感(全部了解当然并不等于全部谅解),也肯定会减少盲目偏执和狂热。想象会产生狂热,但通过想象洞察了不同于自己的境况,结果必定能减少狂热。拿纳粹来说吧(一个极端例子)。人们说,纳粹分子是疯子,是神经错乱者。我看,这样说太随便了,太轻率了,也太不足道了。纳粹分子被人用口头及书面文字向他们鼓吹,引诱他们相信存在着劣等人——他们尤异于有害动物,危及了真正的文化(即德意志的或北欧的文化)的墓础。“存在着劣等人”,这是一个纯然虚假的命题,在经验上可以证明是虚假的,纯粹是胡说。但是,因为有人告诉你存在着这样的劣等人,你又信任那些说教者,那么你就会相信这个命题。更进一步,你就形成这么一种思想判断(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很合理的):必须灭绝犹太人。这种判断不是出自神经错乱,也不是简单的非理性的憎恨或轻蔑,或者说是攻击倾向(虽然这样的憎恨和倾向会助长这种判断)。古往今来许多冲突和暴行就是这样引起的,真是太习以为常了。这些情绪被系统化为荒谬绝伦的信念,经过演说家和著作家有组织地鼓吹,那就不是显而易见的荒谬命题,而是叙述清晰的学说,造成了犯罪,导致可怕的残杀和惨烈灾难。我认为,人们在把一个有思考力的人称为疯子或神经错乱者时务必小心谨慎。迫害并不是来自神经错乱,而产生于把骇人听闻的谬误深信为真理,进而导致罄竹难书的恶果。如果人们希望阻止盲目的狂热所造成的灾害,必须力图理解信念中的理智的而不仅仅是心理根源;必须力图向那些狂热者说明他们是错误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投入反对他们的战争的行列中去,而说服工作还要继续进行。有些宗教运动也是很容易并很快导致战争。它们忽视人们信念中共同的东西。正如苏格拉底教导的,理性的方法,通向真理的道路,要与人们自己的价值观相分离,这对于社会和个人的命运是极其重要的。就此而论,西方哲学的中心传统是权利。诗人海涅很久以前说过,人们不应轻视谦卑的教授所做的研究工作,应该重视而不应低估教授的这种能力。与他的朋友马克思不同,海涅相信是康德导致了罗伯斯庇尔。了解自己及他人,懂得理性的方法,掌握作为知识和全部科学基础证据,以及力图验证直观确定性,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有着根本重要性。人权这个观念建立在一个正确的信念之上,那就是普遍存在着某些特定的品性——自由、正义、对幸福追求真诚、爱——这符合整个人类的利益,而不只是符合作为这个或那个民族、宗教、职业、身份的成员的利益。满足这些要求保护人们这些要求不被忽视或否认,都是正当的。有些东西是人之为人必然要求的,不管他们是法国人、德国人或中世纪的经院学者,只要他们是过着人的生活的男人女人。P34-36

  《伯林谈话录》读后感(四):一些摘录

  一切进步性的学科都是这样, 因为我们能肯定我们今天比昨天知道的更多。

  哲学不是一种积累性的学科

  哲学来自引起疑问的各种观念的冲突。观念来自生活生活变化了,观念也变化了,冲突随之变化。

  但是关于生活的目的、善和恶、自由和必然、客观性和相对性等的一系列问题,既不能靠查阅最高级的字典来解决,也不能通过经验方法或数学推理方法来解决。

  哲学,如果教得好的话,其用处之一就是让人拖过政治上冠冕堂皇的辞藻,识别各种谬论、欺骗、恶作剧、感情上的讹诈,以及各种各样的诡辩和伪装,它能大大增强人们的批判能力。

  但他(leo strauss)无法使我相信有永恒的、不可改变的绝对价值,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

  文化就是世界相对社会的意义,就是男男女女对于他们自身与别人和环境发生关联的集体意识。

  当我们认为理解了那些我们在文化上有很大差别的群体的时候,即意味着某种强大的富于同情心的理解、洞察和Einfuhlen(共感)的存在。

  正如苏格拉底教导的,理性的方法,通向真理的道路,要与人们自己的价值观相分离,这对于社会和个人的命运是及其重要的。

  如果国家不采用强制措施,自由也会对老虎和绵羊一视同仁,甚至前者吃掉后者也是在所难免。

  弱者一定要保卫自己不受强者侵犯,就此而言,自由就要减少。

  隐私确实是个新概念。

  在古代和中世纪,真诚并没有被视为一种美德。真理才是根本性的价值。

  真诚的相信错误的东西是很危险的。是没有道德价值或者精神价值的,至少是令人遗憾的。

  多样性作为正面价值也是一个新观念。

  一种是异教徒的重视实际的道德:充满活力,朝气蓬勃,有自信心,追求权力和荣誉,Stoic的抵抗痛苦和不幸,共和主义者的胆量,公民的爱国心。

  另一种是基督教徒的道德:谦卑、脱俗、为另一个世界做准备、屈从现实世界的世俗权力,相信受害者的牺牲是神圣的。

  我的信条是:为一个还算好的社会工作。如果我们可以由此走向更宽广的生活,那是再好不过了。

  他(马基雅维利)不否认基督徒的生活是最好的生活,但是,如果你过这样的生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谦卑没有世俗的雄心大志的生活,那么,你就要准备被冷落,被压制,被侮辱和被摆弄。

  一个强大而成功的国家不可能建立在《福音书》的道德上、其他人也相信这个道理,不过嘴上不说而已。

  反启蒙运动对欧洲思想的最大影响是确信科学和理性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对于一些焦点性的价值问题-伦理的 ,审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问题-可以有不止一个的正确答案。

  那么你应该考虑有什么反对意见,你的结构在哪里出现破绽,你在审美地方走错了路:论敌的批评,甚至执迷不悟的对立观点,也可能揭示真理。

  恨如同爱一样能磨练鉴别能力

  维柯的值得重视的观点是:各不相同的人类思想、行为、感情和行动是互相联结和互相启发的。

  马克思揭示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就是技术因素对人们生活、思想、行动,总之对人们的全部文化有着重大影响。

  赫尔德的确最先强调,人的根本需要是归属于某个共同体,这种需要如同吃喝、温暖和安全的需要一样强烈。

  寂寞并不意味着你离群索居,真正的寂寞意味着你说什么别人都不理解。

  乡愁是所有痛苦中“最高尚的一种痛苦”

  一个社会的集体感情受到伤害而造成的痛苦是民族注意产生的必要条件。

  文明意味着必须允许变化的可能,意味着永不停息的去追求自己所信奉的理想,为之献身也在所不惜。

  人们独立自主才有创造性,人们有自己的领土才能独立自主。人们不需要特殊的政治组织,有一个祖国就足够了。

  资本主义是邪恶的,它实行压迫,实行剥削,它使文化事业商业化和庸俗化,贬损了道德价值,可是资本主义有更多的自由,更大的多样化和更广泛的自我表现。

  哲学的目的是要回答很一般性的问题,即那些用经验方法或逻辑方法都不能提供答案的具有普偏性的重大意义的问题.

  如果你问艺术的目的是什么,我想艺术的目的就是搞艺术,此外没有别的目的。同样,爱的目的就是爱,生活的目的就是生活。

  这就是说,人生问题的某种解决,没有普遍适用的始终不变的可行标准。

  有些自由必须被限制,以便人们可以追求生活的其他最终目标,通常情况是这样的,有所失才有所得,这是正常的社会所必需的。

  赫尔岑不赞成暴动,他认为一场真正的革命只有经过教育和训练来实现。时机未到的暴动势必使旧制度的恶习在新制度中改头换面的重新出现。

  索尔仁尼琴不是反对权威的,他反对的是特殊的共产主义权威。

  巴枯宁 Mikhail Bakunin

  别林斯基 Vissarion Belinsky

  布罗茨基 Joseph Brodsky

  孔德 Auguste Comte

  孔多塞 Condocet

  陀思妥耶夫斯基 Fyodor Dostoeysky

  黑格尔 Hegel

  赫尔德 Herder

  赫尔岑 Alexander Herzen

  休谟 David Hume

  马基雅维里 Niccolo Machiavelli

  普列汉诺夫 Plekhanov

  谢林 Schelling

  威尔第 Giuseppe Verdi

  维柯 Giambattista Vico

  《伯林谈话录》读后感(五):完全呓语

  一直以来,字条和短信的拼凑,想到便随手记下,或许是连续的想法儿,却没有连贯的记录。现摘录部分尚能连读的,完全呓语,思想混乱,幼稚的胡言乱语,向伯林致敬,屠氏最高。

  小学时第一批入队很自豪,虽然回忆起来略感讽刺,但我毫不怀疑当时的心情是真诚的,并不因长大后想法儿的改变而变质。成长不代表否定过去,我一贯认为否定过去就是否定自己,是不必要的行为。但我可以选择更认同什么阶段的自己。

  初中时也曾希望第一批入团,我的凡事争第一的想法儿大概就止于此。究竟为什么没能第一批入团不得而知,反正不让第一批入,那索性不入了,中考前没有及时递交申请书,就这样一张白纸地进了考场。

  高中时一心想不入团地参加高考,想证明没政治面貌不会影响前途,可是仍然无奈在高三入了团。如此“后进”却是我的一桩骄傲之事,总算最大限度拖延了那一天的到来。

  过程大抵如此,盖因思想转变。一些话如鲠在喉,可啰里啰唆又怕讲不清楚。伯林在短时间内就对我产生了较大影响,使我更坚定了一条“中庸之道”。相比之下,看过两集的《大国崛起》简直太小儿科,只能满足一般性了解。我积极下载还买了正版盘,以为是一部名垂青史之作,结果看了两集便毫不犹豫地删掉了下载的。想衡量,故以稍为熟悉的做尺度,所以那两集只能是沙俄和苏联部分。

  到目前为止,我还不确定何谓大国,片子中的定义是什么。我以为,不管是什么阶段的俄罗斯,意识形态可以不同,但终归是一个国家,不可以割裂来看,所以首先惊讶于竟然没有俄联邦部分,几乎提都没提,只是很程式化地说他们走在了复兴的道路上,句号。本来我还想了一下会不会有吴老师,果然看到了,不知道什么年代的采访,似乎更年轻些。

  另一个别扭之处是,对斯大林时期的计划经济多加赞美,而对其铁腕统治几乎只字未提。其实本来也没什么,本来重点是崛起,经济内容比较多,加上其间出现了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国家宏观调控确实写下了一笔,不过我怀疑的是片子的出发点。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计划经济当然弊端多多,这在片子里也提到了,不过我看着里面采访的中国专家,突然觉得之所以这样强调它的正面作用,是为我们自己铺路,是给自己的一种肯定。

  片子很有用心地把苏联至于全世界特别是中国的一个榜样位置,一定程度上他们确实无意地扮演了这个角色,但我想对俄罗斯民族来说,自我拯救才是首要的,国家都是强大了以后野心才会蓬勃吧。

  为什么不能尝试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更贴近真实地来讲述,为什么要用把他们的历史按照你所需要的来解释?所以尽管只看了两集,但是我武断地下结论,这部记录片儿有很强的引导性,或者说非常主旋律,以至并没有足够客观地达到记录的目的。尝试站在别人的立场上,甚至用他们的主观来讲述,这是我更感兴趣的。所以还是看一个民族的人讲述本民族的历史比较有意思。

  伯林最让我坚定的一点就是屠格涅夫曾令我感到羞愧而今令我最骄傲之处,他的奇特的超脱。《大国》没提屠格涅夫我毫不吃惊,令我惊讶地是普希金也只字未提,虽然这不是一部文化史记录片,但片子仍很主旋律地以托尔斯泰为代表,他在中国的地位可想而知,这倒很符合外国文学史教材的重点分布。一般来说,作家似乎是有义务帮读者分清黑白,特别是在19世纪纷乱的俄国,人们需要贤人的指引。从这个意义上说,屠格涅夫轻如鸿毛,他不肯或者没法儿指名对错,所以激进派嫌他不够左,保守派指责他叛逆,两头儿不是人。

  我最强的羞愧感发生在写毕业论文时,当时我非常想做一个分明的判断,立场鲜明也比较有的写,可是很快我就发现对这位作家,真的缺乏一种让我骄傲的坚决,以至我需要“卑躬屈膝”地说服别人,他就是一个典型的中立者,而这对历史长河中的一粒细沙来说并不是罪过,他没有义务看清整条河的前世今生。之前有一位老师劝告过我们,毕业论文最好不要写你最喜欢的作家,你以为最了解的人,倒是可能会写到厌倦或者发现一些其他东西而起反作用。我的情况属于后者,他怎么就不能再高尚些?

  幸好,伯林及时出现,我需要人们给他一些肯定,伯林满足了我。虽然对伯林影响最大的,或者我认为是他的精神导师的是赫尔岑,虽然我经常嫉妒他对赫尔岑的了解、理解和喜爱,但他也给了屠格涅夫非常大的宽容和肯定,对此我很感动。作家为什么一定要肩负教化的责任?教化为什么必须是以是非黑白的方式呈现?中立者在西欧并不少见,屠格涅夫的思想没有很多特别之处,但是他所处的俄国即将成为世界的领跑者,而他却如此中庸,这恐怕直接导致了外国文学史教材上他的部分比他同时代一些名家的要短很多,中心思想也是突出他是一位语言大师,思想上并没有特别闪耀的火花。

  如果当时没有遇到伯林,不知道我能不能那么快转羞愧为骄傲。不过伯林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儿似乎应该和我们惯常的想法儿互补一下,这样就比较完整了。他终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根本立场就不同。他受赫尔岑影响,认为为了一种据说可以拯救一切给所有人自由的抽象的理想而斗争甚至不惜牺牲无数人的生命和自由是不可取的,因为自由本身就是目的,自由本身就是自由,所以才可贵。

  罗兰以为50年后发表他的《莫斯科日记》时会有一个更好的苏联,可50年后那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了,是罗兰太天真吗?或者赫尔岑是对的?也许,一些太过遥远和抽象的理想很难维持太久,那需要多大力量。一碗粥和理想或理论之间,人民可能会选择前者,因为吃饱了就有力气歌唱,歌唱就是美好的生活。

  但是对他灾难深重的祖国,我不知道伯林能给出比列宁更好的答案吗?这就是我所学到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只有一条路能救国家于水深火热之中,其他路都行不通。他很早就移民英国,他的父母是中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父亲是亲英派,这些条件可能没法儿帮助他用另一个头脑思考。同样,我也经常不能用另一个头脑思考,我们从受教育伊始就在被告知着这世界是怎样的,以我们的立场。

  如果早些年看《大国》,估计我会很感动地点点头,因为它符合我接受的教育。可实际上,这些年早已有很多变化,政治面貌的事儿只是一个缩影。很多时候我愿意缩到壳儿里,用中立做挡箭牌,相信谁也没有义务和能力说服谁。作家的义务并非教化读者,他们只要忠实地有良心地反应他们所处社会的现实,充满感情地表带对他们祖国和民族的爱,便是对读者的最大贡献了,因为我们不是没有头脑的人,真实面前可以靠道德明辨是非。

  在一个几乎没有宗教历史的国家,或者是历史被割断了,或者是迷信曾多于宗教,总之缺乏信仰。因为受了无神论的教育,我相信它是科学的,可当面对死亡,另一个世界的确可以给生者一个安慰。不知不觉中,无神论者也会期冀某个人在某个地方看着我,没有离开。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个没有信仰的人;换个角度,任何可以追求的美好事物,都可以我的信仰。

  依稀记得戴上红领巾的情景,自豪且被羡慕着,那是单纯的情感,并不是信仰,因为我还不懂;更记得被批准入团的时候,无奈而略觉搞笑,那是对最大程度的拖延的一种骄傲,其实已经懂了,我不信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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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确实了解了个人之间、团体之间、民族之间、各个完整的文明之间所存在的差异,运用想像“进入”他们的思想、情感世界,设想你自己置身于他们的生存环境中会怎样认知世界并审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那么,即使你对所观察到的东西很反感(全部了解当然并不等于全部谅解),也肯定会减少盲目的偏执和狂热。想像会产生狂热,但通过想像洞察了不同于自己的境况,结果必定能减少狂热。拿纳粹来说吧(一个极端的例子)。人们说,纳粹分子是疯子,是神经错乱者。我看,这样说太随便了,太轻率了,也太不足道了。纳粹分子被人用口头及书面文字向他们鼓吹,引诱他们相信存在着劣等人——他们无异于有害的动物,危及了真正的文化(即德意志的或北欧的文化)的基础。“存在着烈等人”,这是一个纯然虚假的命题,在经验上可以证明是虚假的,纯粹是胡说的。但是,因为有人告诉你存在着这样的劣等人,你又信任那些说教者,那么你就会相信这个命题。更进一步,你就形成这么一种那个思想判断(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很合理的):必须灭绝犹太人。这种判决不是出自神经错乱,也不是简单的非理性的憎恨或轻蔑,或者说是攻击倾向(虽然这样的憎恨和倾向会助长这种判断)。古往今来许多冲突和暴行就是这样引起的,真是太习以为常了。这些情绪被系统化为荒谬绝伦的信念,经过演说家和著作家有组织的鼓吹,那就不是显而易见的荒谬命题,而是叙述清晰的学说,造成了犯罪,导致可怕的残杀和惨烈的灾难。我认为,人们在把一个有思考力的人称为疯子或神经错乱者时务必小心谨慎。迫害并不是来自神经错乱,而产生于把骇人听闻的谬误深信为真理,进而导致罄竹难书的恶果。如果人们希望阻止盲目的狂热所造成的灾害,必须力图理解信念中的理智的而不仅仅是心理的根源;必须力图向那些狂热这说明他们是错误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投入反对他们的战争的行列中去,而说服工作还要继续进行。

  任何一个禁止或限制批判的政体,除非处于极其危急的情境中,为避免彻底混乱和毁灭而必须全体一致,否则,这种政体的发展前途不外是集权主义或其他形式的盲目的狂热,这是非常明显的,不必多说了。

  我不是宗教徒。但我对信教者的宗教体验评价颇高。我深深地被犹太教堂也包括基督教堂和伊斯兰寺院中的宗教仪式所打动。我想,不理解宗教是怎么一回事的人恐怕也不理解人为什么而活着。因此,我觉得,干巴巴的无神论者都是瞎子聋子,不了解人生的深刻体验,或者说不了解人生的内在底蕴,就像瞎子不能欣赏美景一样。光有感觉能力的人不能充分理解他人,包括信教者、不信教者、神秘主义者、儿童、诗人、艺术家等等。有理性和经验还不够。当你被一件艺术品深深地感动时,很难说这是一种经验。一切经验当然都是感性的,而这种经验不是你能加以证实或实验的东西。你不能说你所欣赏的艺术品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在的还是不实在的,你只能说是崇高的、混乱的、美丽的、深刻的或浅薄的等等。如果你问我“深刻意味着什么”?我可能答不上来。我们使用许许多多词语,我们懂得它们的意思,而要问它们意味着什么,不见得都能加以解释。

  我认为,写诗必须使用自己还提时期所说的语言,对一个人来说最觉亲切的诗是用那种十岁以前所说的语言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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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林谈话录》读后感(六):读着挺好玩

  关于这本书我没什么好说三道四的,作者的提问只占微不足道的篇幅,其实全是以塞亚·伯林的回忆性文字,对生涯的回忆、对哲学故人的回忆,对自己学说与观点的回忆,也许你可以不同意他对某个哲学家的判断或他的某个观点,但因为他提到的往往只是几句或一小段,不可能构成你批判或反对的目标。所以你就当在听一个走过了整个二十世纪的哲学老人的回忆性闲谈。

  所以里面涉及的人、哲学观点非常多,信息非常密集,你得在阅读过程中不断停下来思索,对照你阅读记忆中那位伯林提到的哲学家。于是我读得很慢,不到二百页的书读了三天。

  我第一次碰到这本书是二零零二年冬天(?)去苏州给诗人长岛做一个诗歌方面的访谈,上洗手间时随手从书架上拿了一本书,正是这本,于是蹲在马桶上读了很久。次年回到贵阳,在西西弗书店买到此书,从书上所作笔记来看,似乎是在火车上第一遍读完它,里面的画线很潦草,只有在摇晃的火车上才能画出这样的线条。有意思的是,我此次重读,除了认同上次所画的大部份片断之外,又增加了不少新画线。可见孔子说的“温故而知新”很正确。

  以塞亚·伯林,1909年生于俄罗斯的里加,后随家人迁到英国,读牛津大学,1941到1945年到英国驻美国大使馆工作,1957年获爵士封号,1957到1967年在牛津大学教社会理论和政治理论,1966到1975年是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第一任院长,1974到1978年为不列颠学会会长。这个一生行好运的犹太人是个多元论者,政治思想家、思想史家,深受维柯与赫尔德的影响。

  拉明·贾汉贝格鲁,伊朗哲学家,1974年迁居法国,曾任哈佛大学研究员,后执教于多伦多大学,著作有《甘地:非暴力之源》、《黑格尔与法国革命》、《现代人》,另有与乔治·斯坦因等人的谈话录,看来是个喜欢挨江湖大佬们跑的家伙。

  《伯林谈话录》读后感(七):你们将总能看清人们什么时候在胡说八道

  漂泊者柏林

  以赛亚·柏林在与人交谈时经常炫耀他的交游之广,游历之远,探索之深。他无疑是一个善于推销自己的人,有着漂泊者惯有的机智、风趣与狡诈。他对俄国革命的驳斥是确切的:“时机未到的暴动必使旧制度的恶习在新制度中改头换面地重新出现”,在谈及自然主义时他是清醒的:“把自然界说成是协调而美好的,这并不符合事实”,他的政治学说是大胆的:“19世纪所有的政治理论都是力图解释法国大革命所犯的错误。”

  作为一个擅长标新立异的人,以赛亚·柏林同时是圆滑而又真诚的。在论述屠格涅夫的时候他说:“托尔斯泰所描述的农民是用纸糊成的理想化的农民,屠格涅夫描述的农民绝对是真实的农民。他嫉妒他。”说到启蒙在革命时的重要作用时,他认为:“不能用监牢的砖头为民众盖一所自由的房子。”在他身上,我们能看到一种历经世事而仍能保持理想关怀的可贵。他援引赫尔岑评价俄国革命的话说明民众解放的艰难状况:“费加罗有一套仆人的制服,他脱掉这套制服便是一个自由人。但是对这些人来说,费加罗的制服是他们皮肤的一部分,他们脱不掉这套制服,他们生就是仆人的命。”

  一元论与多元论

  以赛亚·柏林是一个多元论者。他推崇马基雅维利,认为他是第一个这样的思想家:“他认为至少有两种生活方式,人们可以选择过其中的任何一种,或者在现世或者在来世寻得拯救,但这二者是互不相容的。”在评价反启蒙运动的贡献时,柏林认为反启蒙运动对欧洲思想最大的影响是确信科学和理性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对于一些焦点性的价值问题——伦理的、审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问题,可以有不止一个正确答案。

  柏林反对进步史观和历史决定论。伏尔泰说,“历史是理性、知识和艺术品创造不断进步的过程,有时被可怕的干扰所打破。突然陷入野蛮状态,比如中世纪基督教的迷信。”柏林认为这种逐步的进步是不存在的,甚至进步本身都值得怀疑。以哲学为例,柏林谈到“哲学不是一种累积性的学科,古代那些基本的哲学思想、观点、理论和见解现在仍然是哲学的中心内容。”因而用一种解释替代另一种解释,并不能说是一种进步。

  在谈到一元论的影响时,柏林首先认为,“人类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如何生活的问题),不可能全部求得完满的解决,这不是因为实际上有困难,找不到妥善的解决方法,而是因为这些价值本身在概念性质上都是有缺陷的。”柏林援引柏克评价法国大革命的观点说明一元论的危险:“想要以抽象的观念和理想的名义来颠覆根深蒂固的传统,这样发展下去,势必否认根本变革的可能性。以真正人性(卢梭)的名义进行革命是荒谬的,令人厌恶的;事实上并没有那么一个核心,人性是不断生长的,不是静止不变的,也不是何时何地都保持同一。”

  浪漫主义与民族主义

  柏林引用维柯的观点来区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差别,维柯《新科学》认为,“就人类来说,我们能想象和洞察是什么原因使人想要他想要的东西。我们能识别的这种‘理解’跟科学或常识所说的‘懂得’是不同的。”柏林以为这就是后来狄尔泰所说的“理解”不同于“认识”。在这个意义上,浪漫主义主张“真实的东西就是被制造出来的东西。”

  柏林主张浪漫主义艺术是德国人的创造。“人们读了浪漫主义的作品之后觉得,有些答案不是被发现而是被创造的。准确地说,道德价值和政治价值不是被发现而是被创造的。”他认为民族主义就是由此产生的:“人们过去和现在的所思所行之所以是这样,那是因为他们信仰某种理想、某种生活方式,而这全是由于那是德国的,是他们自己的。”

  在对民族主义的认识上,柏林认为,“强烈的民族主义不过是耻辱心理的表现,高度发达的民族不会产生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对伤害的反应”,而在其影响上,柏林肯定地说“民族主义对一切事物均构成威胁。”

  平等、自由与专制

  在平等与自由的关系理解上,柏林认为平等会妨害自由:“一视同仁和绝对平等意味着压制了拔尖人物的自由。”而这最终将导致整体衰败,反过来也是如此。在对自由的认识上,柏林区分了两种自由:积极自由即指“我有想做任何事而不受限制的权利”;而消极自由则指“我有选择做任何事的权利,并为之承担不妨碍他人自由的责任。”

  在民主与自由的关系上,柏林认为政治民主是保证个人自由的重要前提,但简单的多数民主将造成对少数自由的戕害。因而民主不是一组可以罗列在一起代表某种美好理想的词语,它们自身就是充满悖论的。对民主、平等、自由等概念的不加审视的滥用将使专制变得容易接受。模糊的定义使得没有人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以及怎样实现它。于是造成柏林所说的“极权主义国家声称他们才有真正地自由,这简直是对自由的无情地讽刺。”

  在对专制国家的认识上,柏林引用了马基雅维利的观点:“如果你要有一个稳定的强大的国家,你就应该这样做或者那样做,比如说,保持老百姓的穷困状态,不惜为非作歹等等。”柏林评价专制国家的意识形态控制时说:“在极权主义国家,不是让人们回答问题,而是竭力防止人们提出问题,基本的方法就是压制他们。你作出教条主义的回答,如果他们不接受,你就要让他们保持沉默。”

  思想何为

  哲学的最重要价值在于提出问题并探索其解答,但并不是所有问题都值得追问。有些问题只是表述的问题,以相对主义为例,“对相对主义的异议之一是,这种命题本身不能被判定为客观的。”而另有些问题只是条件的问题:“哲学来自于引起疑问的各种观念的冲突。观念来自于生活,生活变化了,观念也会变化,冲突随之变化。冲突滋生困惑,但是,当生活变化时,更多的困惑在没有获得解答之前就枯萎了。思想因营养不足而枯萎较之通过争论而被驳倒要快得多。”

  在回答拉明·贾汉贝格鲁“思想何为”的问题时,柏林引用一位牛津大学的哲学教师的话:“我要告诉你们,在我这门课中,我说的东西,对于你们要训练的技能,不管在哪方面都没有丝毫用处,但是有一点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如果你们从头到尾听完我这个课,你们将总能看清人们什么时候在胡说八道。”

  《伯林谈话录》读后感(八):伯林的炒冷饭

  整本书基本都是拉明·贾汉贝格鲁简短提问,然后伯林回答。虽然谈不上敷衍,但有时总感觉伯林颇有些意兴阑珊的味道,相当程度上都是在重复自己曾经说过的话。此外,还常常有诸如“贾:您认为现代性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伯:我认为没有什么现代性的特征。我不知道谈论现代性的特征是什么意思。”此类不来电的鸡同鸭讲的情况……

  贾汉贝格鲁问题不少,却鲜有追问和反问。就好像两个拳手在拳台上你一下我一下地出刺拳,重拳都不大看得到,组合拳更成奢望。所以虽然偶有闪光点,但整本书的基调已经沉闷下来。

  伯林是整个谈话的主角没错,但贾汉贝格鲁大体上扮演的是一个提问的学生角色,而非一个有足够分量来讨论乃至辩论的同行。若非如此,或许还有可能从伯林那里挖出些更新鲜、更有意思的东西来呢。

  《伯林谈话录》读后感(九):摘录——狐狸怎么不写一本思想史呢

  “归属于”的意思是,你说什么,不必多作解释,大家就能了解;你的姿态、语言、所有参与交流的因素,不需经你熟悉的人作介绍,大家都能把握。我记得我有个朋友是巴尔干来的,在英国已经住了四十年。他跟我说:“寂寞并不意味着你离群索居,真正的寂寞意味着你说什么别人都不理解。”这真是个敏锐的洞察。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对远隔时空的人的了解,不同于跟住在一起的人正常交流的那种直接的自然方式的了解。这就是为什么赫尔德说,是语言、习惯、姿态或本能的反应创造了联合和团结,即创造了具有自己特色的观点、文化和社会共同体。90

  法国文化差不多就是文化本身,不被法国光辉照亮的人简直是不幸的人。91

  历史的解释可以说明某些东西——比如,大致的轮廓,潜在的可能性——但不能预见基本的历史模式。历史事件不是按照先有A后有B再有C这样的方式发生的,就像在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学说中所设想的那样。98

  对外来文化霸权的反应通常是相同的:首先,你感到自己处于劣势,然后你开始模仿先进国家,再然后你反对模仿,质问自己,为什么我们要模仿别人,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文化呢。这就是今天在非洲各国发生的事情。98

  虔信派信徒起劲地说:“让法国人有他们的绘画、音乐、建筑吧,让他们温文尔雅的教士在沙龙里跟贵妇人高谈阔论吧。所有这一切都是垃圾,毫无价值,无聊透顶。惟一真实的东西是精神,是人与上帝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别无其他了。内在的精神,个人的灵魂的底蕴,内心世界,这是惟一实在的东西,至于礼节、学问和教阶制度,统统不在话下。”98

  每一个民族都有各自独立发展的充分权利。他乐观地相信,人类大花园中的所有花卉都能和谐地生长,各种文化都能相互激励,为创造这种和谐的境界作出自己的贡献。其实,历史上发生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和谐,赫尔德不可救药地陷入盲目乐观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泥潭。赫尔德绝不主张政治上的民族主义,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必然导致侵略和培植民族自豪感,他痛恨这些东西。99

  伤害意味着一个民族或一个群体在遭受别的民族或群体的军事征服或其他某种压迫和不公正待遇时而遭到羞辱。这种态度常常会导致我称之为民族主义的反应——一种痛苦的“扭曲的树枝”的现象,枝条被压弯,势必反弹.100-101

  强烈的民族主义不过是耻辱心理的表现。高度发达的民族不会产生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对伤害的反应。101

  某些价值观不再有生命力并不能成为放弃为之奋斗的理由。107

  各种观点全都落人理性动物的道德光谱之中:一个斯多葛派信徒可以进入柏拉图主义者的内心,理解他如何追求柏拉图的目标,而自己并不同意他的观点;这些观点、目标、生活,方式并非是主观的,它们全都属于价值的集合,那使得我们能够跟生活方式与我们不同的人们,即生活在不同条件和不同时间的人们,进行沟通。相对主义者、斯宾格勒主义者、实证主义者、解构主义者,全都不对。不同的个人、集团、文化之间可以沟通,因为人的价值并非无限地多;它们共属于一条地平线,即客观的常常又相互矛盾的人类价值,在它们之间必须进行(常常是痛苦的)选择。108

  我觉得,干巴巴的无神论者都是瞎子聋子,不了解人生的深刻体验,或者说不了解人生的内在底蕴,就像瞎子不能欣赏美景一样。光有感觉能力的人不能充分理解他人,包括信教者、不信教者、神秘主义者、儿童、诗人、艺术家等等。有理性和经验还不够。当你被一件艺术品深深地感动时,很难说这是一种经验。一切经验当然都是感性的,而这种经验不是你能加以证实或实验的东西。你不能说你所欣赏的艺术品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在的还是不实在的,你只能说是崇高的、混乱的、美丽的、深刻的或浅薄的等等。如果你问我“深刻意谓着什么?”我可能答不上来。我们使用许许多多词语,我们懂得它们的意思,而要问它们意谓着什么,不见得都能加以解释。就拿“深刻”一词来说吧。为什么我们说帕斯卡尔较之罗素、维特根斯坦较之艾耶尔是更深刻的思想家?因为他们能触动我们的神经,一下子使我们恍然大悟。有些东西虽然也属于我们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经验,或司空见惯的事物,但我们平常都熟视无睹。110

  马克思是个头脑硬心肠也硬的人。他喜欢的人实际上只有恩格斯、自己家人和极少的一些朋友123

  马克思是一个天才的思想家,说过一些有重大意义的话。他的天才表现为对来自其他人的观点进行创造性的综合。这看似古怪,但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几乎所有的观点都可以追溯到以前的某个思想家。而这种综合,集其大成,就是马克思的天才的工作。124

  基督教徒幻想到来世才能实现的美梦,马克思说在现世就能做到。132

  哲学的目的是要回答很一般性的问题,即那些用经验方法或逻辑方法都不能提供答案的具有普遍性的重大意义的问题。当你迷惑不解的时候,当你不知道往哪里寻找答案136的时候

  ,那就是碰到哲学问题的迹象。135-136

  全部形而上学的陈述都可以翻译为关于词语的使用问题吗?全部哲学问题归根到底都是词语问题吗?有没有关于实际的人类经验的一般范畴,它不仅仅是用词语来表述的?一切关于存在性质的问题通常都可以充分地(至少在原则上)得到回答吗?138

  在极权主义国家,不是让人们回答问题,而是竭力防止人们提出问题,基本的方法就是压制他们。你作出教条主义的回答,如果他们不接受,你就要让他们保持沉默。你不容许人们对法规、舆论或制度表示怀疑。要消除头脑中经常带个问号的老习惯,那是心存不轨的迹象。141

  某些人类的价值之所以不能相互结合,就因为它们本身是不能并存的。因此只能在彼此之间进行选择。选择可能很痛苦。如果你选择A,你就得忍痛失去B。在最终的各种人类价值之间不可避免要142作出这样的选择。在任何可以想象的社会,选择都可能是痛苦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互不相容的价值本身始终是不能相容的。我们所能做的是防止选择太痛苦,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有一种机制,使得人们对各种价值的追求尽可能不违背自己深刻的道德信念。在多元化的自由社会里,不可避免要作出各种妥协和折衷,经过权衡利弊而避免最坏的情况。142-143

  人生问题的某种最终解决,没有普遍适用的始终不变的可行标准。那些相信可能有完美无缺的社会的人必定以为,为了实现这种美好的社会,作出多大牺牲都是必要的,为了达到这种理想的目标,付出多大的代价都是值得的。他们想,如果必须流血才能创造这种美好的社会,那么就流血吧,不管流谁的血,也不管流多少血。不打破鸡蛋怎么能做出上等的蛋卷。可是,人们一旦养成打破鸡蛋的习惯,他们就不会罢手,鸡蛋打破了,蛋卷却没做成。凡是以为对人生问题可以求得最终解决的这种狂热的信念,不能不导致灾难、痛苦、流血和可怕的压迫。143

  一视同仁和绝对平等意味着压制了拔尖人物的自由。你还记得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吧,他主张平等,企图压制高等学校,因为高等学校会培养出理智上的佼佼者,这些人可能成为贵族阶层,凌驾在其他人之上。还有平等主义的专制政体。在苏联早期有些管弦乐队决定不要指挥,所谓要反对权威,结果便是整个艺术的衰败。绝对自由主义是可怕的,绝对平等同样也是可怕的。146

  知识分子是指那些只对观念感兴趣的人,他们希望观念尽可能有趣些,正如唯美主义者是指那些希望事物尽可能美的人。知识阶层在历史上是指围绕某些社会观念而联合起来的人。他们追求进步,追求理智,反对墨守传统,相信科学方法,相信自由批判,相信个人自由,简单地说,他们反对反动,反对蒙昧主义,反对基督教会和独裁主义的政体,他们视彼此是为共同事业(首先是为人权和正当的社会秩序)而奋斗的。183

  《伯林谈话录》读后感(十):“伟人”不等于“好人”(外一则)

  “伟人”不等于“好人”

  ——蠹鱼笔记(6)

  □/徐强

  伟人也可能是坏人。按照我的定义,斯大林便是个伟人。他是迄今有过的最糟糕的人之一,但是他使俄国发生了没有他就不能发生的重大变化,即使其后果令人毛骨悚然。希特勒和其他一些大人物都是伟人。戴高乐是伟人,他大大地改变了法国的面貌,但他跟别的伟人不大一样。凡是伟人都留下了历久不变的影响。(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

  【蠹鱼案】伯林这段话本来属于常识,但我第一次读的时候,心里还是深有感触。我想这和我接受过的教育有关。大人们从小就对我循循善诱:所谓“伟人”,就是光辉伟大的人物,在他身上集结了人类的一切优点,他是智慧、美德、光明、正义与力量的化身,他洁白无暇,纯净如水,光芒万丈,一贯正确,而且神圣不可侵犯……一直到我长大成人,懂得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学会用自己的脑袋思考问题,我才改变了对“伟人”的看法。“伟人”不等于“好人”,他可能是暴君,可能是魔鬼,也可能是刽子手,他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做了一些常人无法做到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有可能对,也有可能错,有可能给人类带来幸福,也有可能在人间制造灾难。我觉得大人们对我的教育是失败的,他们在我的内心竖立起一尊又一尊偶像,到头来却要我亲手把这些偶像一尊又一尊地打碎。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告诉我一个全面而客观的“伟人”的概念呢?

  极权主义害怕质疑

  在极权主义国家,不是让人们回答问题,而是竭力防止人们提出问题,基本的方法就是压制他们。你作出教条主义的回答,如果他们不接受,你就要让他们保持沉默。你不容许人们对法规、舆论或制度表示怀疑。要消除头脑中经常带个问号的老习惯,那是心存不轨的迹象。(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

  【蠹鱼案】人类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取得的一切进步,无不基于人们的好奇心。好奇心激发了求知的欲望。人们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解答问题,在打破沙锅问到底的过程中,逐渐向真理接近。极权主义害怕人们质疑,害怕人们提出问题,因为它宣称它已经找到了真理,它就是真理的化身,人们不需要思考,只需无条件地服从。在极权主义统治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就连“腹诽”也会成为罪状。在与布莱恩·麦基(Bryan Magee)的一次对话中,伯林精辟地指出:“社会如果躺在无人质疑的教条的温床上睡大觉,就有可能会渐渐烂掉。”所幸的是,无论什么时候,或多或少,总有一些不甘心做木偶的智者,像一根根“能思想的苇草”,编织着一个又一个智慧的问号,开人心智,启人耳目,“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果没有他们发出的熠熠星光,人类的夜空将是漆黑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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