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三书读后感10篇
《治史三书》是一本由严耕望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6.00元，页数：31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治史三书》读后感(一)：传统治史与西式治史的差异——谈《治史三书》
严耕望的《治史三书》一书，从内容而言可将其分为三个部分：其中《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为一个系列，《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为一个系列，余英时所撰的《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为另一部分。本文仅就第一部分略谈个人观点。
《治史经验谈》和《治史答问》述及如何以传统之道治史。这儿的传统，是相对于西方历史训练下养成的治史思路而言的。传统治史和西方治史的差异完全可以举严耕望和另一大家何炳棣两人为例观之。从大的眼光观之，两人的代表作可谓走的考证史学一路。（借用严耕望的说法，就是都走得“述证”而非“辩证”）。但何炳棣从社会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借重颇多，其格局视野之大，与其强调的“通识”相应成趣。而严耕望虽强调相邻学科启发，但治学之道是基于丰富史料基础上的总结性结论，所以其师钱穆点评其为“专家之学”。
两人的差异在其读大学期间早已种下。一在武大历史系，一在清华历史系——姑且不提学校传统的影响，何炳棣至美国后攻读西史博士学位更且不论——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载》一书中反复强调清华时自己投入大量精力研读原文西史著作，学习西人论著的规程，而严耕望大学读书期间则是读广泛与中国古史著作。还可做辅证的是，何炳棣认为自己在清华读书之时，清华史学界的核心不是现今人人推服的陈寅恪，应该是蒋廷黻，后者主政历史系，设计系内中外史学课程各占一半，对学子影响深且巨，而陈只是让学生知道考证系必不可少的基本功。在严耕望的书中，对陈寅恪推戴备至，大学时强调自己多选课程，但其中没有讲到任何自己选学外国史的例子，是故意为之，抑或武大彼时没有此种课程，尚难判读，但个人性趣不同及对陈寅恪影响判断的迥异，对其治学导向自然大有深意。广而论之，西式训练下来当然强调走出狭义的史料，要求统而论之，能得出视野宏大的结论，传统治史之路则要求“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两种思路走到极端自然互不认同，所以不偶然的是，何炳棣和严耕望彼此书中绝无提及对方事，以两人的交集，这完全是不可想象的。
严耕望屡次提及钱穆指导自己放弃整理《唐书》，致力于“唐代人文地理”，钱穆原话为“把一生精力专注于史籍的补罅考订，工作实在枯燥，心灵也将僵滞，失去活泼生机。”所谓“活泼生机”，应 从“质”与“文”两个层面去理解，其反面就是文辞生硬、论述平庸。严耕望自述为补不足，唱古诗，尤喜杜工部。当今史学界，成渣泛起之作大行其道，即有史料扎实之作，但语言之粗糙让人不堪卒读；抑或行文娇娆，以辞害意。钱穆的话应对如今史学界歪风邪气起当头棒喝的作用。
如今，西式治史训练在美国、港台高校自然是主流，大陆东部发达城市的思想史研究一块儿也颇多采用此法。尚能独守古法的反而是民国史、共和国史、甚至党史研究领域，此一现象倒是颇为奇怪。（这些领域绝对拒绝他人喙，前段时间甚至在两大学术权威间引发一场“明斗”，可见一斑。）不过，这些论题在如今的中国绝不仅仅是史学研究的话题，自然是人言人殊了。
《治史三书》读后感(二)：严先生的书
对严先生的著作，除此《治史三书》外，《唐仆尚丞郎表》、《唐代交通图考》等代表作我都暂时无缘拜读——估计现在就是读了也读不懂许多。但目前，窃以为这一本小书的含金量很大。仅是读过此书，严先生之治学做人的形象已经跃然纸上，所以我认为余先生的这些评价都非常中肯和贴切，余先生不愧是严先生的同门师弟和事业上的挚友。
我私自总结严先生的治学经验（也是从书里集出来的话）：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淡泊名利，强健身心，持之以恒，慎戒执着。至于这些字面里深层的含义，书中已经说得十分清楚，此处不再敷述。
本想摘录书中有关字句，做成“精华录”带在身边，最后一路摘抄下来，几乎摘不尽摘，此书言语简练，字字珠玑，篇幅本不长，就是一本“精华录”。
但还是禁不住将前面摘录的几条分享如下：
文科方面的研究，固然也要讲方法，但绝不应遵循一项固定的方法与技术。只要对逻辑学有一些基本观念……。此外就是要多多的阅读有高度成就的学者的好著作，体会作者探讨问题的线索，然后运用自己的心灵智慧，各出心裁，推陈出新，自成一套，彼此不必相同。
今日青年好学者若想学习前人研究技术之精微处，只有取名家精品，仔细阅读，用心揣摩，庶能体会；若能只匆匆翻阅，一目十行，只能认识作者论点，至于研究技巧，曲折入微处，恐将毫无所获！
史学本身的博通。即对于上下古今都要有相当的了解，尤其对于自己研究的时代的前后时代，要有很深入的认识，而前一个时代更为重要。
《治史三书》读后感(三)：历史研究入门
当初是看了豆瓣上的书评才买的这本书。
严老师的史学大家，本书的内容主要是教我们如何研究历史，在研究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都是经验心得。
对我来说，本书最大的收获就是对于历史资料，当然也包括其他书籍，看的时候要客观，要有自己的辨别能力。别人著书立说有一定的依据，但也不是完全正确。对资料的研究，引用务必严谨，仔细，发表意见的时候尽可能不用“否定式”。没有资料记载的，并不代表不存在，可能只是我们没看到而已。仅仅因为自己没看到，就断然否定，说没有，是不严谨的。
严老师的历史学问太高，如果他在天上，那我真就是在地下几公里。。。打算研究历史的可以参看此书，定能获益良多。
《治史三书》读后感(四)：《治史三书》摘要
《治史经验谈》
序言
1.有基本逻辑观念
2.仔细研读经典研究著作
3.本书概要：“原则上：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以具体问题为先着，从基本处下功夫；固守一定原则，不依傍，不斥拒，能容众说（包括各种理论和个别意见），随宜适应，只求实际合理，不拘成规。方法是：坚定意志，集中心力，以拙为巧，以慢为快，聚小为大，以深锲精细为基础，而致意于组织系统化。目标在：真实，充实，平实，密实，无空言，少皇论，但期人人可以信赖，有一砖一瓦之用；若云文采，非所敢望，光辉则心向往之而已。最后一篇特措意于日常生活与人生修养，要锻炼自己成为一个健康纯净的‘学术人’，此实为学术成就的最基本条件。”
一、原则性的基本方法
（一）要“专精”，也要相当“博通”
1.尤重精、通
2.博通：（1）史学本身的博通（2）各种社会科学的旁通
（二）断代研究，不要把时间限制得太短促
包括前代与后代，尤侧重前代
（三）集中心力与时间作“面”的研究，不要作孤立“点”的研究；建立自己的研究重心，不要跟风抢进
1. 研究问题目标要大，范围要广，以大题目囊括小题目（问题群）
2. 步骤：阅读基本典籍，发现材料的冲突或勾联，读书不必赶急
（四）要看书，不要只抱个题目去翻材料
1.学问要有根，看书要彻底
2.最笨的方法不会遗漏材料
3.着眼点：从头到尾读正史，在求对一时代的全盘认识，找材料在其次。
（五）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
1.意在钩沉，而非标新立异：“把前人为明白述说的重要历史事实用平实的方法表明出来”。
2.以正史为基础，由旧史料推陈出新，“不要愁着没有好的新史料可以利用”
（六）其他几点意见
1.慎作概括性的结论
4.注意时间性和空间性。“研究问题，搜集证据，在脑海中要时时记住纵的时间和横的空间，即年代与地理区域”。
二、几条具体规律
（一）尽量少说否定话
1.A史事＞B记录了的史料＞C传世史料＞D个人所见史料
2.“无记录绝不等于无其事，自己未见到更不等于无其事”
（二）不要忽略反面证据
注意关于该问题的所有史料，不可抽样取证
（三）引用史料要将上下文看清楚，不要断章取义
（四）尽可能引用原始或接近原始史料，少用后期改编过的史料
1.史料改编不能完全保存依据原本的内容
2.作者无意中受到自己时代实际情况的影响，以今论古
（五）后期史料有反比早期史料为正确者，但须得另一更早期史料作证
（六）转引史料必须检查原书
（七）不要轻易改字
三、论题选择
（一）具体问题与抽象问题
多做具体问题，少讲抽象问题
（二）问题的实用性
1.问题选择：“从事文史学科的研究，本不应谈实用问题。不过假若你想你的工作对于别的研究者有较大用处，甚至对于一般人也有用，换言之，希望有较大的影响力，那就不能不考虑实用问题。论著本身成就高低是一回事，对于别人是否有用又是一回事，这两方面往往不能兼顾，但也可以兼顾，关键是在问题方面的选择。”
2.关于《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只要能如我一般肯花时间，肯用心思，肯用笨方法，不取巧，不贪快，任何中人之资的研究生五六年或六七年之内都可写得出来。
（三）大问题与小问题
1.问题的系统化与条理化
2.对付大问题，下细密功夫
（四）自己能力与材料情况
（五）检查论著目录
是必要步骤，但不必费太大功夫
四、论著标准
1.“充实而有光辉”：基本上工作要做得“充实”，但最高标准则要兼具“光辉”。
2.方法：“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聚小为大”，整理、组织使之系统化，讲出大问题、大结论。
3.工作须锲而不舍，深入缜密。
五、论文体式（所论为史学论文写法）
（一）常行体
夹叙夹议，注意简练，多加小标题，多作小结论，最后有总结论
（二）纲目体
1.纲目：朱子《通鉴纲目•自序》：“大书以提要，分注以备言”，又《与门人赵师渊论纲目书》：“纲欲谨严而无脱略，目欲详备而不烦冗。”是谓用大字书写谨严的提要是“纲”，用小字分注详备的是“目”。例如：柳翼谋《中国文化史》，钱宾四《国史大纲》
2.纲文等于小结论或较详之小标题，目文则说明得此结论、有此标题之原委，最能以简驳繁；然亦有弊病。
（三）纲目变体
日本著作体式：“每章正文都极简要，而联贯书之，一句或数句下标一注号，其注文称为‘考证’，置于章末，各条‘考证’且标立题目，或不止一目，每一标目之下，则详为考论”，“正文之每一句即后面‘考证’之小结论”。
（四）复合体
六、引用材料与注释方式
（一）引用材料方式
1.直录原料：须痛下裁剪功夫，务使上下文意脉络连贯。适用于专门研究性论文。
2.作者转述：对原文了解透彻，有较高文字修养。适用于通论性论文。
（二）注释方式
1.中国：小字双行夹注
2.西方：附注、底注
七、论文撰写与改订
1.史学论文重在搜集材料，搜集完备再开始撰写，一气呵成，续作补订，而大改不易。
2.初稿写成，宜打铁就热，马上审核补充。
3.文章不宜匆匆刊布，贵仔细精改。
1.悟性与记忆力
2.勤能补拙：长久不懈的努力
（一）立志与计划：有抱负、有信心、有计划（必须采取实行的步骤）
（二）工作要诀：勤、谨、和、缓、恒、定、毅、勇
1.勤: 不能勤就谈不上做学问。
阅读（精读、粗读、检读、泛览兼具并行）、思考、抄录（准备小纸簿，随时记录）、写作、听受与讲授
写作是最精细的阅读，最严密的思考，也是问题研究进程中最严肃的最后阶段，非写成作文，不能视为研究总结。至于发表不发表，就治学本身而言，反不是写作的最大作用！
2.恒：恒比勤更重要，也更难做到。不怕不太勤，只怕没有恒
3.毅：耐性
5.谨：小心求证
7.缓：工作缓做，不要抢快；著作完成，暂缓发表。
九、生活、修养与治学之关系
若只在学术工作本身下功夫，还嫌不够，尤当从日常生活与人生修养方面锻炼自己，成为一个坚强纯净的“学术人”。想达成这一目标，须要真能做到：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
（一）健强身体、健康心理
（二）一心力、惜时光
（三）淡名利、避权位
总而言之，学术工作只为兴趣与求真的责任感。
（四）坚定力、戒浮躁
1.内：内在兴趣、工作方向，要坚定信心，不要见异思迁
外：遭遇外在压力，不能屈服，面对外在诱惑，不能动摇
2.戒浮躁：所以一个做学问的人，也要随时反省自己为学为人，是否轻浮急躁。如犯此病，就当极力戒除！
（五）开阔胸襟：容纳众说
（六）慎戒执著
对外要开阔胸襟，迎接万千。对内则当戒除执著，免得陷于拘泥不化。
治史答问
一、我研究历史的兴趣是怎样引发的
二、我在中学大学读书时代的课外阅读
三、我对于政治制度史的兴趣是怎样引发的
四、我对于历史地理的兴趣是怎样引发的
五、我的研究重心何以放在唐代
六、我对于上古史与考古学的兴趣
七、宋史是青年可大展拳脚的园地
考虑向宋代发展。一方面着眼于史料情况，另一方面着眼于宋代在中国史上的特别意义，也考虑到前人对于两宋的研究工作不如理想。
就政治军事言，宋代虽然是中国衰弱不振的时代，但就社会经济文化言，却是中国史上一个大转变大有进步的时代，可以视为中国近古时代的开始，有别于汉唐的中古时代，这已是人人所能了解的了。
再则就材料情况言……综观各个断代史，当以两宋时代的材料情况最为适中。宋代人文发达，印刷业也已相当发达，当时人写的大部头史书与重要人物的文集以及笔记类书保存得很多，所以研究这个时代不虞材料缺乏。
只有两宋的研究，若能自青年时代就有大决心，下大工夫，是可以将现存的宋代重要史书全盘看一遍的。
八、我对于唐诗史料的利用
我爱杜诗，是深感杜翁对家庭，对朋友，对社会人群都有一分真挚深厚的感情，而以沉郁雄浑的风格发之于诗篇，对于我有极大的吸引力，所以深爱其诗。以我的记忆力之差，也能背诵一百多首，往往山林海滨高歌狂吟，似有“意气风发”之概！我对于古今任何人物，只有钦佩，而无崇拜，只是对于杜翁近乎崇拜，是个例外。
选题：《唐诗地名考》。
《杜工部和严武军城早秋诗笺证》（《华冈学报》第八期《庆祝钱宾四先生八十论文集》）
九、我今后的撰述计划
十、研究历史不要从哲学人手
从哲学入手来讲史学，多半以主观的意念为出发点，很少能努力详征史料，实事求证，只抓住概念推衍发挥，很少能脚踏实地的做工作。
例如汤用彤先生研究中国佛教史，萧公权先生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就是好的例证。不过也因为汤先生为人极踏实，极沉潜，萧先生的秉性也相类似，而且兼学政治学，所以他们两人有那般真实的成就，只见有哲学根柢的好处，不见从哲学入手的毛病，此外似乎就很少有！
十一、研究中国史不必要从中文人手
历史学是一项人文学、社会科学的综合性学科，包罗万象，任何历史现象都当寄予关怀，甚至天文历数动植矿等纯自然科学也当留意，所以研究历史就当从史学本身入手，庶免有先天性的先入为主的性向。
十二、社会科学理论只是历史研究的辅助工具，不能以运用理论为主导方法
十三、“无孔不入”、“有缝必弥”
所谓“无孔不入”者，当建立自己论点时，要从各方面尽可能的找出有说服力的证据与理由，来证明或加强自己的论点；当发现史料或他人论点有矛盾或不合常理处，尤其是个好的孔隙，可以钻进去作一番探寻。
所谓“有缝必弥”者，已建立了自己的论点，还要看看这个论点与所用证据是否还有漏洞，可能为人所乘，被一举击破；或可能被人误会有漏洞，引起人家怀疑，故必须预先弥缝起来，让别人无怀疑余地。
前者是积极的，是攻势，是主导方法；
后者是消极的，是守势，是辅助方法。
《汉书地志县名首书者即郡国治所辨》
十四、目录学与校勘学
目录学是治史所必备的基础知识之一，校勘学是治史所必备的基本技术之一。
大抵讲通论、讲大问题，须用校勘功夫处比较少；讲较小问题，愈下细密功夫，校勘法的功夫就愈大。
十五、年龄与撰述
十六、前进与落伍
研究历史，只要能产生正确有价值的成绩，采用任何方法都是一样，主要是在成绩表现，不在方法的新旧。
十七、史学二陈
考证之术有述证与辩证两类别、两层次。
1.述证的论著只要历举具体史料，加以贯串，使史事真相适当的显露出来。此法最重史料搜集之详赡，与史料比次之缜密，再加以精心组织，能于纷繁中见其条理，得出前所未知的新结论。
2.辩证的论著，重在运用史料，作曲折委蛇的辨析，以达成自己所透视所理解的新结论。此种论文较深刻，亦较难写。
十八、通贯的断代史家——吕思勉
十九、翻译工作的重要性 冯承钧
二十、我购藏书刊的原则
自己学术基础尚未巩固时，千万不要乱看，一定要选择标准高的好书看，千万不能常看品质低劣的书。
《大藏经》史传部，内容有很多关涉世俗的史料，陈援庵先生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已谈到过，但他只举出一些关涉政治史的例证，这是因为前一辈的史学家一般都偏重政治史之故。其实关涉社会经济方面的材料尤为丰富，并有关涉民族史、语言史、音乐史等方面的上好材料，而且有些是在一般史部书及其他书籍中绝对找不到的绝佳史料。
二十一、我对于中国通史讲授的几点意见
折衷于重点与全面之间，并能上下脉络连贯一气，与断代史有别，与专史也有别。
钱宾四先生《国史大纲》——才气磅礴，笔力劲悍，有其一贯体系，一贯精神，“圆而神”
吕诚之先生——周赡详密，“方以智”，可为钱书之辅，以济钱书之疏阔。
附录一 严耕望先生访问记（黄宽重）
附录二 《唐代交通图考》序言
钱穆宾四先生与我
序言
上篇 钱穆宾四先生行谊述略
其时《国史大纲》刚出版。此书多具创见，只观其章节标题，点出每个时代之动态及其特征，已见才思横溢，迥非一般刻板僵化死气沉沉者可比。尤极难能可贵者，往往能以数语，笼括一代大局。如论春秋战国大势云：“文化先进诸国逐次结合，而为文化后进诸国逐次征服；同时文化后进诸国，虽逐次征服先进诸国，而亦逐次为先进诸国所同化。”此数语切中事机，精悍绝伦。吾人可伸而论之，前世如商之灭夏，周之灭商，后世如北魏南牧，辽金侵宋，清之灭明，其结果影响皆可作如此观。在此进展中，华夏文化疆域逐次扩大，终形成疆土一统、文化一统之广大众民大国局面。其胜义纷纭，不能尽列。而《引论》一篇，陈寅恪先生谓为近世一篇大文章。陈先生为文虽在专业，但具通识，宜有此论！
综观先生一生治学，少年时代，广泛习读中国古籍，尤爱唐宋韩欧至桐城古文，后始渐趋向学术研究。壮年以后乃集中向史学方面发展，故史学根基特别广阔，亦极深厚。再就先生治学途径发展程序言，先由子学入门，壮年时代，最显著成绩偏在考证功夫，中年以后，以通识性论著为重。但不论考证或通识论著，涉及范围皆甚广泛，如政治、如地理，亦涉及社会与经济，惟重心观点仍在学术思想，此仍植基于青年时代之子学爱好，是以常强调“学术领导政治，学统超越政统”。
下篇 从师问学六十年
钱宾四“我所提倡的一种读书方法”
现在人太注意专门学问，要做专家。事实上，通人之学尤其重要。做通人的读书方法，要读全书，不可割裂破碎，只注意某一方面；要能欣赏领会，与作者精神互起共鸣；要读各方面高标准的书，不要随便乱读。至于读书的方式，或采直闯式，不必管校勘、训诂等枝节问题；或采跳跃式，不懂无趣的地方，尽可跳过，不要因为不懂而废读；或采闲逛式，如逛街游山，随兴之所之，久了自然可尽奥曲。读一书，先要信任它，不要预存怀疑，若有问题，读久了，自然可发现，加以比较研究。若走来就存怀疑态度，便不能学。最后主要一点，读一书，不要预存功利心，久了自然有益。
大抵在学术上成就大的人都不是第一等天资，因为聪明人总无毅力与傻气。
钱宾四先生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日致信：
弟乃性情中人，故能欣赏诗篇。古人论诗，必曰陶杜，陶乃闲适田园诗，而实具刚性，境界之高，颇难匹俦。杜有意为诗，陶则无意为诗。傥两家合读，必可增体悟。
又于七月二十七日信中说：
穆与弟性格微有不同。穆偏近刚进，弟似为柔退，故于陶杜各有爱好。高明柔克，沉潜刚克，正是各于自己偏处求补。曾文正特爱闲暇恬退诗，即是此故。
而且我这个人，一向以道家自处，以儒家待人。但若做事，则心向法家，奉法有所作为。但又自知无应事之才，故只用所长，不用所短。
平生不信有天授的命运，深信命运当由自己把握。
附录一 我与两位王校长
附录二 我对傅斯年孟真先生的感念
附录 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敬悼严耕望学长（余英时）
以治学途辙言，他较近于陈垣与吕思勉，而稍远于陈寅恪与宾四师。这是毫无可疑的。然而他于四大家的优点则能兼收并揽。他的规模宏大承自宾四师，辨析入微取诸陈寅恪，平实稳健尤似陈垣，有计划而持之以恒则接武吕思勉。他在史学上终能达到通博与专精相反相成的境界绝决不是幸致的。
《治史三书》读后感(五)：《治史三书》读后
严耕望先生享誉史坛，是钱穆先生最看重的学生，也是胡适、杨联陞一致称许的史学大家，并被余英时誉之为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先生一生，论著辉煌，如《两汉刺史太守表》、《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唐仆尚丞郎表》、《唐史研究丛稿》、《唐代交通图考》等，规模宏大且考证精密，内容足以传世。《治史三书》是治史入门最佳读物，是严耕望先生总结毕生治学经验所著，由《治史经验谈》、《治史问答》和《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三本小书汇集而成。前两书谈治史方面的经验与问题，后一书谈自身的从师经历，既有作者的治学历程与治学经验，也披露了现代学术史上一些重要的史料。古往今来，论及治史的书籍不在少数，但先生以几十年治史经验和自身的求学经历现身说法，语言质朴流畅，字字珠玑，实乃历史研究者难得一见的精华之作。
通览全书，就笔者自身的感受和体会而言，本书有如下三点尤为值得称道。
首先，内容实用全面，对于历史专业的学习者而言，相当实用。此书篇幅不长，初学者可常备手边，不时温习，是指导入门的最佳书籍。即使在史学上已有一定造诣的学者，时常阅读此书，也必有收获。《治史经验谈》中，先生从原则性的基本方法，到几条具体规律，从史学论文写作的方方面面，到生活、修养与治学的关系，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大致可概括为要专精也要博通；研究工作须坚持原则，但也要适应灵活；问题要从广面探讨，不作孤立“点”的研究；功夫自基本处做起，以拙为巧径；研究要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著作以充实为基础，以光辉为指归。先生以个人经验为主干，针对治史的种种问题，提出了诸多实际可行的具体建议。举例较同类书籍详尽，论述更具说服力。
其次，语言质朴流畅，不作高论，不矜其能，有的只是对广大青年学子的谆谆教导，从中可窥见严耕望先生人格之光辉与治学之严谨。余英时先生说严耕望是一个最通情达理并且随时随地为别人着想的人，无论是对他的家人、师友、学生或同事，他都抱着一份诚挚的情意。此点在《治史三书》的字里行间均有反映。先生对于后生学子的那份真挚情谊，也是《治史三书》与其他书籍的不同之处。其他治史书籍的作者，往往站在一个很高的位置，自骄所能，以指导性的口吻和语调进行叙述，无法引起读者共鸣。但严耕望先生以一种亲切的语调，如同一个邻家老爷爷与你聊天般，和你探讨他治史历程上的经验与体会，故而使读者焙干亲近。
最后，以情动人，文字中蕴含许多深刻的人生哲理。治史着阅读之后，有利于自身健康心理、珍惜时光、淡泊名利、坚定信念、开阔胸襟，以便于在学术之路上走得更长更远，取得更高的成绩。对于非历史专业的读者，也能从严耕望先生不慕名利、踏实为学的精神以及前人学术大家的风范与气度中得到启发，定会受益匪浅。
先生自我解剖般的说自己“一向以道家自处，以儒家待人。但若做事，则心向法家，奉法有所作为”。 这句话令我深有感触，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有道家清心寡欲的生活态度，儒家珍惜人情的忠恕心理，以及法家严谨奉法的行事作风。知识分子的天职是保持独立的人格，做社会的良心和监督者，不应该为追名逐利，而丧失批判的锋芒。
现代社会“人心不古，物欲横流”，学术界也受其影响，因市场化的环境和官僚化的体制而风气日下，学术腐败和抄袭现象层出不穷。对比严耕望先生“纯学术人”的精神，以及陈寅恪、钱穆、顾颉刚、吕思勉、陈垣、傅斯年等大家学者的胸襟气度，实在有若霄壤云泥，高下立判。在书中先生这样写道，“但就一个纯学术人而言，任何高级名位头衔都是暂时的装饰，不足重视。只有学术成就才是恒久的贡献，必须坚持。” 这段话，足以让那些为名利狗苟蝇营的专家学者为之羞愧。余英时先生说：“世有闻耕望之风而起者，予日日引领而望之。” 笔者虽学识浅薄，但也对史学界中走“朴实”之路的学者敬佩不已。
然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即使是《治史三书》这样的传世之作，也难免有少许瑕疵，大致可归纳为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因为《治史三书》是由《治史经验谈》、《治史问答》和《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三本小书汇集而成，写作时间各有不同，并非一气呵成之作，所以一些事例和举证在文中重复提及，难免给人拖沓累赘之感。
其二，校对不精。第29页的“无一家燃薪者”当为“无一家然薪者” ；第36页的“东室天城军”应该为“东至天成军”。也有一些文字之误，第88页中的“作梦”应为“做梦”；第61页中的“笼照”应为“笼罩”；第287页中的“历史系人数下多”应为“历史系人数不多”等。不过在笔者看来，书中的某些文字错误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作者长期旅居港台地区，且治学时期跨越新中国成立前后，较多的接触繁体字及通假字，文中偶有误字实属正常。
总而言之，《治史三书》是一本充实而有光辉之作，是严耕望先生几十年心血所聚，值得广大读者反复阅读。
《治史三书》读后感(六)：有所不为
人的品味，往往是从他的“不为”处反映出来。全书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两处。一处是严老师谈论他自己绝不插手的领域；一处是年轻时再怎么窘迫也不愿兼职。
“在汉唐时代，边界问题很明显的是响亮的好问题，但我绝不插手……因为我对于边疆民族语言一窍不通，西方语文知识也极贫乏，谈不上利用他们的资料，若真讲边疆问题，一定要闹笑话。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方面，我也不讲……因为自觉天分不高，而又太客观，太谨慎，不敢讲无把握的话。……纵然能讲一点东西出来，仍不会能自信其必定正确，更不能自我满足，这不是自寻烦恼吗？有些人自信心极强，不管讲得是否正确，自己写来总是兴致淋漓，自得其乐，这也是一种福气！”看到结尾的地方，大笑。
另一处写到，“当时我的生活虽极困难，一家四五口往往只有一碗青菜佐餐，但自觉学业基础尚未巩固，所以坚持不兼差，也绝不考虑到香港谋求生活的改善。畹兰不曾督促我多赚些钱，补贴家用，也很难能！”（那时候的女子，还真是“修到人间才子妇，不辞清瘦似梅花”的）。
《治史三书》读后感(七)：一些摘录
【唐太宗】
例一：《新修本草》一七“蒲陶”条云：
蒲陶……生陇西、五原、敦煌山谷。本注：“魏国使人多赉来。……此国人多肥健耐寒，盖食斯乎？”
按《本草》为药物学书籍，一般研究历史的人不会去仔细读，研究北朝民族社会问题的人也不会去读。这
条材料显示北朝人或许指鲜卑人多肥健；至于肥健的原因是不是食蒲陶，则不必深论。北朝鲜卑人体肥健
似别无其他史料可考，你想这条史料多么重要。阎立本绘《历代帝王图》，好像把唐太宗绘得很肥胖，大
概因为他本有胡人血统？
【治史】
青年时代，应做小问题，但要小题大做；中年时代，要做大问题，并且要大题大做；老年时代，应做大问
题，但不得已可大题小做。因为青年时代，学力尚浅，但精力充沛，小问题牵涉的范围较小，易可控制，
不出大毛病，但也要全副精神去大做特做。这样可以磨练深人研究的方法，养成深入研究的工作精神，为
将来大展鸿图作准备。若走上来就做大问题，大问题要写成长篇大论并不难，但要精采则极难。自己学力
未充时就做大问题，结果往往大而无当，并无实际成就，久而久之，习以为常，终至永远浮薄，不入门径
!中年时代，自己见闻已博，学力渐深，或可说已人成熟阶段，而精神体力也正健旺未衰；换言之，已有
做大问题的基本素养，又有大规模辛勤工作的体力与精神，这是一位学人的黄金时代，所以他可选择重大
问题，做大规模的深入的研究工作，到达既博大又精深的境界，为学术界提出他可能做的最大贡献。人到
老年，学力深厚，就他本人言，可谓学识已达最高阶段，但体力精神却渐衰退，很难支持大规模而且精密
的繁重工作，所以只能小规模的做工作，写札记式的论文，最为切当。因为他学力深厚，不妨就各种大小
问题提出他个人的看法，是否有当也不必认真提出实证。我常常奉劝老年学人，不必写繁重的研究性论文
，只作语录式的笔记，最为轻松，而可把他一生数十年中对于各种问题的想法写出来，留待将来研究者作
参考，纵不能代为作进一步证明，也或许有启发作用。薪火相传，成功不必在己!
【文章】
只就新旧两部《唐书》互勘一番，就可找出不少例子。《新唐书》文章写得好，但文章愈好，史料原形可
能走失得愈多，所以就史料价值说，《新唐书》不如《旧唐书》。不过《新书》增补了一些“表”、“志
”、“列传”，保存了不少史料，这些处才是《新唐书》有价值的贡献。
《治史三书》读后感(八)：治史当学严耕望
从余英时先生的书里知道有一位治史名家严耕望，是钱穆先生高足，颇有成就。后来在网上屡见有人推荐严氏《治史三书》，便有了阅读学习的愿望。
这本书2011年6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2月即再版（此前由辽宁教育出版社于1998、2006年出过两个版本，惜未得见）。今以两天时间阅读一过，觉得确是一本可以嘉惠后学的好书。
本书汇集了作者此前出版的三个小册子，一曰《治史经验谈》，一曰《治史答问》，一曰《钱宾四先生与我》，另有相关附文若干，计24.9万字。读后可了解作者的治学经历与宝贵经验。
严耕望（1916-1996），原名德厚，字耕望，号归田，以字行。安徽桐城人，著名历史学家。出身农民家庭，自幼勤奋好学，且屡得名师指导，194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先后就职于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上世纪六十年代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1970年当选为中研院院士，深得傅斯年、钱穆等人指导和推许，在中国中古政治制度和历史地理方面卓有建树，出版的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两汉太守刺史表》、《唐仆尚丞郎表》、《唐代交通图考》、《唐史研究丛稿》等，多为鸿篇巨制，且迈越前人，填补了多项史学研究的空白。
作者自谓“天赋极微薄，一切迟钝不敏，记忆力尤坏，幼年读书，三两百字短文亦难熟诵。”（页5）虽然不无自谦，但是基本属实。那么，这样一位天资并不出众的人何以取得别人难以企及的学术成就呢？本书引用的钱穆先生对作者说过的话或可从一方面揭示出个中奥妙：“大抵在学术上成就大的人都不是第一等天资，因为聪明人总无毅力与傻气。”（页246）他的学术方向与选题，绝不好高骛远，总是量力而行，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了自己的才力和潜能；他的基本治学方法，是陈垣先生所提倡的“竭泽而渔”，大量阅读搜集资料，往往积数年、十数年、数十年之功，始完成一项撰著，并力求做到“无孔不入，有缝必弥”，因而能材料充实、立论坚实，得出难以动摇的科学结论，成为具有高度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作者的为人处世准则也很值得推许。他自称“一向以道家自处、以儒家待人。但若做事，则心向法家，奉法有所作为。”（页268）所谓以道家自处，是甘于寂寞、生活上要求极低；以儒家待人，是宽厚不争，讲究忠恕之道；而以法家做事，则是责任感强，务求有所成就。他推崇的现代史学四大家为陈垣、陈寅恪、钱穆和吕思勉。余英时认为他的“规模宏大承自宾四师（钱穆），辨析入微取诸陈寅恪，平实稳健尤似陈垣，有计划而持之以恒则接武吕思勉”（余英时《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敬悼严耕望学长》，见本书附录，页294-301）。以是观之，我国先秦思想家的理论精华，当代史学大师的治学之道，被他巧妙地融合于一身，真可谓善学有成者也。
作者此书，自然主要是写给青年文史工作者看的，因而从修身到治学、从宏观到具体，现身说法，不啻耳提面命。本书的主体，自然是《治史经验谈》。至于《治史答问》和《钱宾四先生与我》，则对《经验谈》有补充和丰富的作用。
在《治史经验谈》里，严耕望主张的原则性的基本方法有：要“专精”，也要相当“博通”；断代研究，不要把时间限制得太短；集中心力与时间作“面”的研究，不要作孤立“点”的研究；建立自己的研究重心，不要跟风抢进；要系统地看书，不要只抱个题目去翻材料；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他介绍的几条具体规律为：尽量少说否定话；不要忽视反面证据；引用史料要将上下文看清楚，不要断章取义；要尽可能引用原始或接近原始史料，少用后期改编过的史料；后期史料有反比早期史料为正确者，但须得另一更早史料作证；转引史料必须检查原书；不要轻易改字等，都值得年轻学子认真记取。他的工作要诀：勤、恒、毅、勇、定、谨、和、缓，他谈到一般生活与人生修养对学术工作的关系时强调的强健身体、健康心理，一心力、惜时光，淡名利、避权位，坚定力、戒浮躁，开阔胸襟，慎戒执著等，则决不仅只对青年学子是有益的了。
当今大陆学界受社会影响，兼之学术管理制度的急功近利，使得人心浮躁，学风大坏。频出的剽窃丑闻、大量的模拟之作且不去说，即便是那些有心去做研究的，愿意这样老老实实下笨功夫、出死力气，积长久之功、成一家之言者又有几人？而那些耗费了巨额科研经费和大量纸张材料、应命炮制的皇皇巨著又有几本可以成为传世之作？唯足以愧对先人、贻误后世而已！
但愿本书的出版和流行，能对改变当前学风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2012年11月12日
《治史三书》读后感(九)：以前看过但不记得了，今天看八卦的
这部书多年前翻过，估计是在学校图书馆里面借出来的。但没有太多的印象了。但当时准备研究宋史肯定和这个书有点关系，而且充实而光辉，勤谨和缓等等都还有点记忆。但其他的东西似乎是完全没有记忆。
严先生所做的那些东西，我一概毫无兴趣，对于古代社会，特别是早期的历史，基本上也就是停留在教科书的水平，虽然当年曾经买过前四史、通鉴之类的，从来没有看完过。也没有心思想去做最古的学问。只是现在好像越来越觉得古代文化很有趣味，如果能从历史中找到兴趣点，看点书写点东西倒是蛮不错的生活。
一则八卦。严先生说，他当年大学好友和研究生童鞋某君，特别厉害（页108），此君天分极高，严的文章都要请他看过才放心，且此人极为精勤。但当年钱穆先生就说，此君前途不如严耕望。此君是谁呢，后面严氏说是钱树棠（页125）。百度下，仅有两则无锡日报的消息，说这位钱树棠先生留在大陆，今年刚刚过世，活了97岁，是无锡的名人。前两年刚出了两部书，关于离骚和九歌的。除此而外，没有任何关于钱氏学术和生平的资讯。严氏年轻是极为敬佩的同学，留在了大陆，据说还有点左倾，在一个中学教书，后来在无锡某学校教书，八十年代退休。看到这里令人嘘唏。严氏的同学，严氏的赞美，估计是不差的，居然仅仅是一个无锡国学榜样了事。但我更加佩服的是，钱穆先生的眼光，居然在差不多一个甲子前就判定了严氏和钱氏的命运，如此之准。人生或许有各种机遇，也许有很多的未知因素，但能看出未来端倪的人的确是很不简单，所以国学大师钱穆似乎更加令人觉得可敬了。
严氏说，搞历史的最好活到七八十岁，才能出成绩，完成自己的抱负。他自己用他的生命完成了他的预言，也做出了相当大的成就。而这位钱先生则活的更长，几乎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出了两部书。据说还不错。活的长是学问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他的东西则更加重要。
《治史三书》读后感(十)：闻名久矣
大三的时候，我要上的一门课叫史学论文写作。课堂上第一次听老师提到“治史三书”这本书，也是第一次听闻严耕望这个名字。我已经忘记了老师是如何说的，但是我就把这两个名词记在心里。大四要写论文了，我的指导老师又提到了这本书，他说你们应该看看这本书，再写论文吧！通过寻寻觅觅中终于把书买回来了，慢慢品读。
果然是名不虚传，难怪老师是那样的极力推荐啦！其实书中所讲都是一些与研究历史有关的方式、方法、思维等等的内容，但是这些看似容易的东西，要想在自己的研究中贯彻的确是不容易，毕竟知易行难。但是严老师还是不厌其烦，为我们这些后学者娓娓道来，通过触摸文字能感受到这位史学大家身前应是一位和蔼、慈祥、乐于指点和提携后辈的学者。而在最后一书，是他对于他老师的一些回忆与缅怀，令我感受到，传统知识分子对于老师的尊重之情。
无论对于站在史学门外还是门内的，这本书我们都应该认真地读一读，这样我们对历史这门学科会有较好、较全面的认识，我们也不至于因为没有有用的方法而在历史的丛林中像无头苍蝇那样转来转去。当然这书读起来也有感到困难的地方，因为作者所研究的是唐史和历史地理学，他在书中所举的例子大多与这两方面有关，本人刚开始还勉强应付，但到了后来实在是对于那些历史地理名词的沿革无能为力，所以偷了个懒，看不明白的例子就让它过去了。可能在日后再翻开书时，说不定我能看明白。
读完这本书，触碰到老师当时对我们的期望，也许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名成家，不过学有所得、学有所获应该是老师所希望的吧。离开了你们反而更加怀念你们，那我也只能凭书纪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