谜一般的七支刀读后感10篇

　　《谜一般的七支刀》是一本由[日] 宫崎市定著作，中信出版集团/楚尘文化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21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谜一般的七支刀》读后感(一)：拨开重重迷雾，探索谜一般的历史

　　宫崎市定，日本东洋史学家，日本“京都学派”的代表性人物，是日本史学界的泰斗，晚年更担任日本东洋史学会会长。宫崎市定一生致力于东洋及亚洲史学的研究，著作等身，其史学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宫崎市定出版过很多著作，《宫崎市定解读<史记>》、《雍正帝》、《东洋的古代》、《东洋的近世》等相继被引进国内，本书《谜一般的七支刀》也是其中一部。《谜一般的七支刀》为我们呈现的是对重要历史文物“七支刀”的研究成果及宫崎市定对其研究所持的观点。

　　“七支刀”是一把有着悠久历史的文物，少说有一个半世纪的高龄了，相传是百济肖古王献于当时的日本奴国国王的，刀身前有三十四字，背有二十七字，共计六十一字，对日本史学有着很大价值。

　　由于其历史悠久，表面已锈迹斑斑，本书成书前五十多年被研究人员发现并被重视起来时，受当时条件所限，对文物进行了“粗暴”地修复，致使表面字迹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这些年来，日本史学界一直未间断对其的研究，以期还原文字真貌，从中寻找历史发展的痕迹。

　　不得不说，日本的学术氛围和日本人做事的严谨还是很值得称道的，日本有太多具有工匠精神的学者值得钦佩。从宫崎市定介绍日本学者对“七支刀”的研究努力和成果进展，也可看出其中一二。研究的最初阶段主要局限在考古学范畴，但得出的研究成果总是不尽如人意，随后一度被忽视的文献学得以进入人们的视野，并逐渐发挥与考古学同等重要的作用。研究不断处在假设——验证——推翻的循环发展过程中，最终在群体智慧的努力下慢慢接近历史真相。宫崎市定在众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还原了铭文的内容。

　　这在两个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一个是为研究历史文物提供了新思路，随后的许多文物在借助新技术的情况下发掘出了很多新成果；另一个是对5世纪（“七支刀”最终研究定位于距今1600多年）日本和东亚关系提供了参考价值。

　　尤为可贵的是书的后半部分宫崎市定用他深厚的历史知识还原了当时（中国处于南宋时期）中国的历史发展脉络，以及当时中国与朝鲜、日本等东亚国家的邦交、贸易情况。这里再次叹服一下日本学者对中国历史、国学的研究深度。

　　虽然书中个别行文稍显啰嗦，但正是他们的这种锱铢必较往往能在研究和创新中获得成果，对于普遍浮躁的现代人来说这是值得深思的。整本书看下来很有启发，也期待看到宫崎市定更多的作品。

　　《谜一般的七支刀》读后感(二)：刀铭上的东亚史——宫崎市定《谜一般的七支刀》评介

　　日本奈良县天理市的石上神宫中供奉着一柄形状奇特的宝刀，刀身左右两侧各自伸出三个枝杈，故得名“七支刀”。这柄七支刀是来自朝鲜半岛百济国的宝物，刀身正反面均有精美的错金铭文。随着漫长年代的积淀，铭文被厚厚的锈迹覆盖，以致于人们逐渐淡忘了宝刀背后的历史。直到明治年间，神宫宫司菅政友敏锐地察觉到锈迹下可能隐藏着文字，经过前后两次的研磨，终于唤醒了沉睡千年之久的古老铭文。这一消息很快在学界引起轰动，各领域的学者纷纷从不同角度对铭文做出阐释，探索其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京都大学的宫崎市定先生（以下敬称省略）也是其中之一。

　　一

　　宫崎市定是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一生著述等身，研究领域涵盖东亚史、中亚史、西亚史和欧洲史等。这本《谜一般的七支刀——五世纪的东亚与日本》正是宫崎先生在东亚史领域的一部力作，本书最早由中央公论社于1983年出版，1992年以“中公文库”形式再版，随后收入到《宫崎市定全集》第21卷，现今由楚尘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推出中译本。

　　全书除序言、参考文献和后记外，主体内容分为六个章节，以下笔者分别对各章内容做一概述。

　　序章《日本古代史中的不可思议之事》，宫崎介绍了有关七支刀的基本情况。依据《日本书纪》记载，七支刀是百济肖古王赠送给倭王的礼物，包含着两国永世友好的政治愿望。七支刀的铭文正面有34字，反面27字，合计61字。其中能够确切读出的已有49字，可以通过残存笔画推断的有8个字，剩余4个字完全无法解读（第10页）。此外关于七支刀的名称，神宫方面原有的名称是“六叉矛”，《日本书纪》的记载则为“七枝刀”，直到铭文重见天日后，才统一成了铭文中所见的“七支刀”。

　　第一章是《七支刀研究的回顾》，以时间为线索梳理了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期七支刀的主要研究状况。明治时代中，宫崎最重视的当然是菅政友的研究报告，因为他是最早接触铭文的人，具有其他学者无法企及的优越性。这一阶段中，学者已经将神宫的七支刀与《日本书纪》中的“七枝刀”相关联。大正时期的研究略显平淡，但宫崎十分推崇喜田贞吉的学说，他明确否定了自星野恒以来的所谓“曹魏太初说”，为学术的前进拨正了道路。此外，富冈谦藏的研究虽是针对古镜铭文，但其结论对刀铭的解读也具有指导意义。到了昭和时期，福山敏男和榧本杜人的调查最受瞩目。此前，铭文的解读主要集中在正面的34字，背面的27字因剥落严重、句型新颖，研究上留下很大的空白。福山、榧本二人的最大功绩就在于从背面的铭文中读出了“百济”和“倭王”两个词语，尽管具体读法仍存有争议，但已经为今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第二章《七支刀铭文研究分论》是全书的核心部分，也是最见宫崎学术功力的一章。通过严谨的推演，宫崎以自己的方式成功解读了全部的刀身铭文，这在学术史上尚属首次。这一过程随处可见宫崎深厚的学术功底，其中最令人拍案叫绝的要数对“五月十六日”和“永年大吉祥”的阐释。依据富冈氏的研究，铭文上的月日通常不是真实的铸造日期，而是会选择一年中火气最旺的日子，故以五月五日（重五）和五月十五日（夏季正中）最为常见。但是，七支刀铭文中却出现了罕见的“五月十六日”，这是历来研究中未能攻克的难题。宫崎从当年的历法出发，指出这一年的夏季月份依次为“四月小，五月大，六月大”，因此五月十六日是当年夏天的中点，自然就是火气最盛的一天。此外，正面铭文的最后一句原作“□□□□作”，历来理解为工匠的名字，因此面对缺字只好束手无策。宫崎则另辟蹊径，通过大量的铭文排比后指出，铭文的最后三字应该是“大吉羊（祥）”，而上面的二字则依据中国人“福禄寿”的观点补充为“永年”。“永年大吉祥”是金石铭文中常见的吉祥句，这一观点获得了学界的普遍认可。

　　附宫崎市定解读的七支刀铭文：

　　正面：泰始四年五月十六日丙午正阳造百练钢七支刀㠯辟百兵宜供供侯王永年大吉羊

　　反面：先世以来未有此刀百濨王世子奇生圣德故为倭王旨造传示后世

　　第三章《七支刀铭文的影响》，宫崎将视线从七支刀转向日本国内的另两件长文刀铭，即埼玉县行田市稻荷山铁刀铭文和熊本县玉名郡菊水町江田船山大刀铭文。稻荷山铁刀有赖于学界通力合作，修复工作顺利，其铭文已经得到完整的识读。因此，宫崎在这一节的主要工作集中在对以往的释读和断句提出异议。例如铭文首句“辛亥年七月中记乎獲居臣”，学界历来将其中的“记”字解释为“记录”，并在此字之后断句。但宫崎指出，铭文结尾已有“记吾奉事根源也”，如此重复用字在汉文书写中是十分拙劣的行为，进而大胆提出此处的“记”可能是乎獲居臣的姓氏，或许与日本史上著名的纪氏同源。相比于稻荷山铁刀，江田船山大刀虽发现时间更早，但仍留有更多的疑团，特别是在铭文识读上留下诸多空白。在此，宫崎充分运用了汉文中对仗的特点，巧妙地以“美铁一釜”对应“四尺廷刀”，“十握”对应“三寸”。通过旁征博引的论证，不仅完整补足了铭文的缺字，也成功理顺了文章的脉络，这在学术界也是首次。

　　第四章《七支刀铭文的源流》，宫崎又将目光由日本国内扩大到了整个东亚世界，试图从中寻找长文刀铭的根源所在。首先引起宫崎注意的是冯云鹏《金索石索》中记载的“元嘉刀”。宫崎聚焦于元嘉刀铭文中的“供官刀”一词，指出“官”是六朝时期对天子的称谓，进而提出这里的元嘉并不是东汉桓帝的年号，而是南朝的宋文帝。他还留意到元嘉刀和七支刀在铭文格式上具有明显的共性，因而大胆推测两者间存在继承的关系。仅此并不能满足宫崎的雄心，他又将眼光投向了这一时期中国北方的霸主之一——西夏王赫连勃勃。据《晋书》记载，赫连勃勃善用的龙雀刀上刻有长达三十二字的铭文，而这正是东亚世界长文刀铭的源头。这一风俗经过漫长而曲折的路径，一直传播到了最东端的日本列岛。

　　第五章《五世纪东亚的形势》中，宫崎的探索仍在继续，滥觞于中国华北的长文刀铭又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传入了日本，这正是本章所要解答的问题。在简要介绍东汉至曹魏的中日外交后，宫崎以大量的笔墨记述了中国江南晋宋鼎革时期的政治局势，因为这一时期东亚世界的战争和权斗正是长文刀铭迅速传播的动力所在。在此基础上，宫崎还对刘裕主政期间中日外交的重新展开给出了合理的解释。他认为，两国外交的恢复既是刘裕彰显自身威望的需要，同时也有赖于他所剿灭的孙恩卢循之乱。孙恩卢循之乱的主力是海上的道教集团，刘裕平定叛乱并将之收编后，利用着道教徒探访仙山的本能，重新与海外的倭国取得了联系。不过，倭国向江南王朝朝贡只是地域争霸的需要，并非真心的归顺，这与进入隋唐时期后倭国反抗旧秩序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

　　这六章内容彼此独立却又相互关联，由点及面地对有关七支刀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详尽的解说。通过将七支刀铭文与稻荷山铁刀、江田船山大刀、元嘉刀、龙雀刀进行排比，不仅澄清了东亚世界长文刀铭的源头所在，同时也勾画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五世纪东亚世界的全景图。

　　二

　　为便于读者做进一步延伸阅读，正文之后附有相关的参考文献。通过第一章的论述和所列文献不难看到，七支刀的研究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成果。本书作为宫崎在这一领域的代表作，又具有哪些与众不同之处呢？

　　围绕铭文开头“泰□”二字的争论，可以说是整个七支刀铭文研究的核心所在，不同的主张或多或少将影响到后文的解读。自铭文问世以来，相关学说已有泰始四年说（西晋，268）、泰初（=始）四年说、泰（=太）和四年说（东晋，369）、泰（=太）和四年说（北魏，480）、泰和四年（百济年号）等不下五种。宫崎从独立的视角出发，经过缜密分析提出一种全新的观点，即泰始四年说（刘宋，468）。这一学说相比此前诸说具有显著的优势：其一，释读年号不再借助通假，解除了后顾之忧；其二，只有这一年符合“四月小，五月大，六月大”的历法要求，才能合理解释“五月十六日”的含义；其三，当年百济文周王以太子身份总摄朝政，正符合“百济王世子”的表述；其四，该年前后百济屡遭北方高句丽犯境，与南境的倭国结好亦在情理之中。不难看出，宫崎这一主张的优越性正在于能够与后文形成有机的关联，换言之，“泰始四年”不是一个孤立的推断，而是随着铭文解读不断被证明的结论。

　　在解读铭文过程中，宫崎不仅坚持独立的立场，还始终倡导考古学方法与文献学方法的调和使用。他在文中强调，文献学方法绝不是次要的，而是有着与考古学方法等同的地位。特别是在尝试了X光透视也没有获得新的发现后，宫崎进一步认识到：“问题已经转移到了文献学研究的领域”。

　　宫崎指出，“文章中所使用的文字，必定多多少少无法避免受到周边文字的影响。文字与文字之间既有关系十分亲密的情况，也有基本无法共存的情况，而在这中间又分为无数个层次。”基于这一立场，宫崎否定了福山敏男从考古学角度将背面铭文首句识读为“先世以来未有此刃”的观点，认为这里的“此刃”必定应该是“此刀”，因为前文中已经出现“刀”字，那么这里就无法承接为“此刃”，只有读作“此刀”才是合乎文脉的。对江田船山大刀的铭文解读也是一样，在“八十练□十□三寸上好利刀”一句中，这里的第一空因腐蚀严重无法识读，通常根据残存的痕迹推断为“六”字。但宫崎从整个句子的脉络出发，认为此处无论如何都需要一个动词，因而主张填入一个“造”字。当然，这样的文献学方法也存在极限，只有在铭文中十之八九都已经决定的情况下才能使用，而且汉字的总数多达几万，是无法保证万全的。不过正如宫崎自己所说，“所有的价值都是相对的，箭不一定都要贯穿心脏，如果能射中翅膀，那目的也就达成了一大半。”事实上，宫崎也从未轻视考古学的方法，“五月十六日”的“六”字便是他通过实地观察而得出的结论。

　　另一方面，宫崎虽以七支刀作为切入点，但其目光并没有停留于七支刀本身，而是在广阔的东亚世界中寻找长文刀铭的的源头和流布，这样的尝试在学界是绝无仅有的。作者认为，西夏赫连勃勃的龙雀刀以南北朝的争战为契机传入南朝，成为了元嘉刀的原型。百济与南朝通好，元嘉刀铭文又深刻影响了七支刀铭文的书写。七支刀经由百济太子传入倭国，带来了长文刀铭的风俗，于是有了后来的稻荷山铁刀铭文和江田船山大刀铭文。正如宫崎在文中所感叹的：“五世纪的古代，长文刀铭起于万里长城之外、内蒙古沙漠中的游牧王朝首都，经过刘宋创业英主刘裕之手传入江南佳丽之地、南朝国都，接着又渡海来到百济，承载着年轻王子永远的心愿再次渡海到达日本，最后在近畿分成两路，一支到达埼玉，一支赶赴熊本。以上路径皆由刀剑本身自然形成，单凭这一事实就堪称一首无需润色、弘扬壮丽梦想的浪漫史诗了。”通过这一路线的勾勒，本书的研究对象不再只是作为“物”的七支刀，而是将“人”的活动也纳入了考察的范围。

　　宫崎具备东亚世界的眼光，这绝非仅限于七支刀的研究，相反，他始终对中国北朝（包括十六国）与日本列岛的关联抱有关心。例如，宫崎曾在《关于天皇称号的由来》一文中提出，日本天皇的称号其实来源于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君主的称号“天王”。除了日本文献中残留有“天王”称号的痕迹外，宫崎还从语音学的角度给予了力证。“皇”的日语读音为こう，但“天皇”一词却读作てんのう而不是てんこう，这显然是天王（てんおう）一词读音转变的结果，这样的双重证明法颇具说服力。最令人意外的还是要属宫崎对日本史上源氏的理解，他在《东洋史上的日本》一文中提到，天皇之所以给降为臣籍的皇子赐姓源氏，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北魏时候的源贺，源贺本属于鲜卑的秃发部，因与孝文帝“同源”而被赐姓为源氏。当然，这一结论本身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司马辽太郎即不赞同这一观点），但其宏大的叙事视角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三

　　书末的后记中，作者在简要回顾全书内容后，还着重介绍了撰写本书的目的所在：“这本小书，不仅是作为五世纪东亚史的一个侧面，更希望大家站在如何学习历史的角度上来阅读。”纵观全书，宫崎不仅对七支刀诸问题进行了完美地解答，同时也展现出严谨的治学方法。除去上文中提及的方法调和与东亚视野外，还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首先，第一手史料的地位无可取代。围绕“泰□”二字的解读就是典型的例子，其方法具有普遍意义。面对众说纷纭的学界现状，宫崎毅然选择回到起点，去倾听铭文发现者菅政友的观点。菅政友在他的笔记中认为，铭文第二字呈现亻的形状，应当读作“始”字。宫崎之所以信任菅政友的观点，是因为菅政友时代各种学说均未出现，可以说，他是站在最自由的立场上展开研究的。因此，宫崎一反学界主流的东晋太和说，坚定地采纳了泰始说，并进一步认为这里的“泰始”绝非晋武帝，而是南朝宋明帝的年号。他不仅以朝鲜本千字文为例，指出“始”字的女旁磨灭为亻旁的可能性，并且指出菅政友在两次研磨刀身时可能造成金线的转移和金粉的飞散，这也正是后来学者将菅政友识读的亻旁误认为禾旁的原因所在。宫崎将学问比作登山，途中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时，最好的方法就是再次回到原点，这里的“原点”便是最初的史料。

　　其次，宫崎之所以能够完成七支刀铭文的解读，与前人的不懈努力是分不开的，充分理解和吸收先行的研究成果，这正是第一章梳理学术史的意义所在。举例而言，正面铭文中含有“宜供供侯王”一句，这里的“供供”二字始终都是解读中的难点。有学者解释为“提供”，也有人主张读作“復供”，但都难以自圆其说。在此，宫崎赞成了佐伯有清的观点，此处的“供供”通“恭恭”，也就是恭敬之意。同样的用法还见于新罗时期的镜铭中，因而佐伯氏的观点堪称笃论。又如铭文中的“□辟百兵”一句，此前学者分别提出过出、生（进）、世等观点，但宫崎对此都持否定态度，反问道：“如果读作‘出来’，就会问‘那进去如何呢’；如果读作‘生（进）’，就会问‘那退如何呢’。如果读作‘世’”，那么它统摄下文的哪里呢？”唯独对于薮田嘉一郎提出的“以辟百兵”说，宫崎抱以了深深的共鸣。为了迎合残存的铭文笔画，宫崎特意将“以”字替换为异体字的“㠯”，还准备了“用”字作为备选，其欣喜之情跃然纸上。

　　最后，在整合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宫崎更善于提出自己的创见。“奇生圣□”的解读便是其中一例。正当学界围绕“奇生圣音”还是“奇生圣晋”展开激烈论战时，宫崎别出心裁地提出了“奇生圣德”的读法，其依据便是高句丽广开土太王碑上出现的“生而有圣德”一句（“德”字的补入依据《史记•五帝本纪》，第80页）。广开土太王碑与七支刀时代接近，两国都深受汉文化影响，这样的论断颇具说服力，同时也是宫崎东亚视野的集中体现。

　　再如背面铭文中“故为倭王旨造”一句的解读。学界主流将“旨”字解释为倭王的名字，从中还衍生出了“倭六王”的提法，但宫崎对此是坚决反对的，他指出，七支刀铭文具有准国书的性质，当时百济与倭国地位相当，不可能在准国书中直呼对方君主的名讳。在此基础上，宫崎将“旨”视作“尝”的通假字，解释为“首次”的意思，这样就与“先世以来未有此刀”形成了呼应。通过文献学的方法，宫崎完美地解答了这一难题。

　　在解读稻荷山铁刀铭文的过程中，宫崎曾将“记是姓氏”的观点自嘲为“注定错误的方案”，但他仍热情主张表达独立的观点，并给出严谨的证明。“最糟糕的情况就是，虽然有意见，却因为某种理由而保持沉默。”这与胡适所提倡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可以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四

　　西晋泰始二年（266），邪马台国的壹与女王最后一次入华朝贡，此后中日之间出现了长达一百五十多年的空白期。在刘裕的努力下，倭国一度恢复了对南朝的朝贡，但很快两国之间再次陷入沉寂。这一漫长期间的日本历史没有中国的文献记载，日本本国的史书则成立于遥远后世的八世纪，其中充斥着神话的色彩。因此，包括广开土太王碑、七支刀等在内的金石材料，成为了理解这一空白时期不可多得的史料。日本学者高度关注这一领域，原因也正在于此。

　　我国学界在广开土太王碑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厚的成果（这或许建立在将高句丽视为本国少数民族政权的前提下），但在七支刀研究中却是乏善可陈。宫崎在全书中提及了数十种七支刀的研究成果，涉及日、朝、韩三国，但并无一位中国学者，这一点本身就值得我们深思。这本《谜一般的七支刀》初版至今已有三十多年，其中的若干观点也面临修正的必要。但是，它的学术价值不会有丝毫的褪色，提供的学术方法在今天也依然具有指导性的意义。此次引入宫崎的这本著作，正可以填补国内相关领域的空白。正如宫崎所说，如果没有广阔的范围，便无法获得有效的深度。唯有将宏大的东亚世界纳入视野，才能更好地理解本国的历史。

　　最后顺带一提，宫崎将汉委奴国王印与七支刀并称为“日本古代史上的两大奇迹”，本书中对于汉委奴国王印的真伪问题，作者也提出的自己的看法。限于篇幅此处不再具体展开，留待读者们自己品读。

　　（首发：澎湃翻书党）

　　《谜一般的七支刀》读后感(三)：打卡#谜一般的七支刀

　　解锁了新的文人姿势，虽然是本简单的小书，厚度也一般，但是透过这简单的字里行间，再次看到了日本文人对历史的求知和尊重，这种对历史和客观的敬畏，倒有点和我们最近大热的综艺《国家宝藏》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妙，洗尽铅华，风度自来。文人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确实充满了不同于他人的仙风道骨和荡气回肠。作者晚年的作品，其实也不能说是厚积薄发吧，可能因为沉淀也足够了，经过越多时间越有一双清澈的眼睛，再看看七支刀饱经岁月风霜，毕竟也是很古老的文物了，倒又多了几分英雄迟暮的荒凉。时间从来不多言语，确足够拥有改变一切的力量。无法抗拒，也难以捉摸。

　　好在有这样一群人，用知识和阅历来填充我们想要去了解的那部分未知的历史。时间的浩瀚海洋太过广袤，因为我们的研究只能聚焦在沧海一粟。开篇说，对七支刀的研究诞生于一段奇妙的机缘，正是某种奇妙，让我们有幸去领略更多的世界。但正如作者所说，我们虽然研究的对象很小，但最初就框定狭小的范围，在这一领域中如同寻找油田般依靠钻探机械的做法是不可取的。终究必须像以前的先生们一样，首先拥有广阔的范围，然后从周边逐渐向目的地发掘，否则就无法获得有效的深度。从日本古代史的不可思议之事说起，两大奇迹引出的传世品七支刀。从关于七支刀研究的问题，铭文的研究和影响，探索到七支刀铭文的源流，再放入到时代的大背景之下，五世纪的东亚形象。管中窥豹，举一反三，历史研究带来的深远的影响其实不在朝夕，而在举止。在推理中的脑洞大开，其实也是考古界的奥数题吧，苦求而不得，抑或茅塞顿开，也是人生一大快事，有种名推理的快感，独辟蹊径也是另一种研究历史的方式。后记的诚恳和参考文献的详细，日式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确实让人望尘莫及。

　　最后的最后，还是要小小感慨下，中信出品，必属精品。书的装帧，内容，深度，可读性，真的都太值得收藏了，感觉留着中信的书以后好做传家宝了。而好书的意义，可能就在于历久弥新的跨越吧，就像这把七支刀一样。

　　《谜一般的七支刀》读后感(四)：大侦探小试牛刀：宫崎市定《谜一般的七支刀》中译本读记

　　大侦探小试牛刀：宫崎市定《谜一般的七支刀》中译本读记_私家历史_澎湃新闻-Th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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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年冬日的一个下午，我正坐在北大文研院闲静的小院子里工作，李淼兄忽然传过来一篇某公号上推送的旧作小文《宫崎市定和侦探小说》。正诧异间，手机屏幕那头神秘一笑，又发过来一个文件，题目是《谜一般的七支刀——五世纪的东亚与日本》。《謎の七支刀》（1983年初版）是宫崎市定先生的著作，一向是我的爱读书，不料竟已有了中文译本。惊喜之余一问，才知道这是张学锋老师高足马云超君的译作，将由楚尘文化推出。而正好我又写过一点宫崎市定爱读侦探小说的八卦，既然这如同侦探小说解“谜一般”的杰作即将在中文世界与读者相见，写点类似于推荐语的东西，也是责无旁贷的吧。——事实上，在翻阅中译本到三分之一篇幅左右，我就已不再将此视为一份任务，而是又一次被引入知识和推理的快感氛围中，时时涌起申请加入讨论群的冲动。这种愉悦既是宫崎市定造就的，同时也是中译本所带来的。必须说，这是一种在目前还相当不容易获得的体验。

　　在日本所藏东亚文化交流史上的铭品中，“汉委奴国王印”作为汉帝国与上古日本关系的最早物证，早就进入中学历史教科书，为国人耳熟能详的了。相对来说，所谓“七支刀”的名气就要小得多，恐怕很多人连这个名词指的是一件什么样的东西都无从想象。确实，这种一支剑身上长出六个小枝的奇特形制，在古代兵器史上也是别具一格的。而事实上，和“汉委奴国王印”上的寥寥数字相比， 七支刀上的铭文篇幅要长得多，所携带的古代东亚交流信息也要丰富得多。对于被认为是六朝时期百济王世子铸造赠送给倭王的这把奇刀，究竟应当如何复原释读其上的铭文，又如何将其放回到公元五世纪那片东亚大陆与海洋中，让它娓娓道出残锈身躯背后浮现的历史？这就是宫崎市定这部著作的主题所在。

　　和宫崎市定的其他大量著作一样，作者毫不吝于把自己作为史学家——不，甚至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种种思考乃至困境都和盘托出。在面对一个研究对象，一个思考对象的时候，应当怎样去着想？怎样解决遇到的棘手难题？在一般的研究当中，我们通常只能看到最终解决方案的呈现。倘若仍以宫崎市定爱读的侦探小说来打比方，这就好比事后阅读冰冷的审判书一般。然而宫崎市定的写法，却几乎如同名侦探柯南一样，由镜头带领着读者若惊若喜若疑若惧地目睹案件出现，随着大侦探一同着手搜集证据，闯过难关，经过深思熟虑而走向我们认为最合适的解决方向，直到最后答案从历史之谜的背后浮出——当然，历史学并不是电视剧集，并没有那样一个全知的编剧来告知观众答案的必然正确，但就在这样的侦破过程中，读者已经充分享受到了破案的乐趣，也见习了破案的真谛。

　　在序章中，作者劈头就坦言了自己的困境。在对七支刀已经发生兴趣、着手研究以后，他便面临着研究方法的分途：究竟是应当以文献为基础，进行文献学的研究；抑或要以实物为基础，进行“即物”性的研究？对于像七支刀这样有实物传世的研究对象，当然，任何人的第一反应恐怕都会同意，实物才是无可辩驳的，最强的第一手证据；而文献往往是容易在流传过程中发生变异、造成错误的。但是，在这种思想底下，很容易出现的一种倾向便是从学问取向上只认同实物证据，而对以文献为基础的研究不屑一顾。而这更有一种形成观念定式的危险，就是当还不具备充分调查实物（档案）的条件，或实物已经残破消失时，便主动地放弃学者探究的权利，居高临下地断定其研究的不可靠。对于这种方法论上的话语权，作者引用日本建筑史上的法隆寺论争实例，一针见血地指出：

　　学问就该从纯粹学问的角度去评价其成果正确与否，如果基于派系、形势、路线而主观臆断，那是对学问的亵渎。……我们不应该从一开始就拘泥于即物性的还是文献性的，而是应在统揽全局之后，再冷静地判断哪一方更为合理。

　　但是，作者本人是否从未经历过犹豫痛苦的阶段，从一开始就能如此轻松断言呢？绝非如此。作者坦言自己就曾赶赴展览现场观看七支刀实物，以确认图片辨别不清的部分铭文。然而，在陈列柜昏暗的光线前，他只能无功而返。坐在回家的电车中，作者思考着如何才能有机会接近刀身，进行更直接的观察，然而，“就在思考的过程中，我越发觉得这样的想法十分愚蠢”。为什么呢？因为他意识到自己这种对实物的过度依赖实际上是放弃了作为历史学者的能力和本分。七支刀自重新发现以来，已经历过许多学者的研究，“观察本身已经足够了”。而“所谓的历史学，其本质就是把通过他人之眼看到的东西作为史料进行探讨”，换言之，侦探并不是那个在现场亲眼看到案件发生的人物，也不应奢望自己能触摸到完美的证据。侦探就该认清侦探的宿命，修炼侦探之所以为侦探的本领。作者于是下定决心：

　　通过他人之眼进行观察，结果却比身在漩涡中的当事人更能把握事情的真相，这不正是历史学的本领吗？即便漩涡中的当事人有意隐藏了什么，历史学家也应该具备通过间接的、第三方的感觉，一眼识破其中关键的才能。

　　通过对困境的痛苦思索，从个别问题提炼透视出学问的本质，用于指引自己的前进方向。宫崎市定就是这样，以自身为镜，给读者照出了为学之路的曲折修炼过程。而越是经过这种曲折探索，便越是对自身的能力拥有更深刻的认识和更充分的自信，越不屑于从事企图减低对侦探能力挑战难度的工作。正如他进一步的痛烈反省：

　　如果直接接触史料是期待着世人会看重自己的发言和议论，那么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不公平的。研究者应当获得均等的机会，在同样的条件下进行作业，这是根本性的原则。如果想着独占追求特殊便利的权利，这或许就是学问堕落的开始。

　　这一声断喝，恐怕对现在想要进入学问之门的学徒来说也不是毫无意义的吧。

　　当然，空言考古学方法和文献学方法的优劣，不过是纸上谈兵。事实上作者之所以发此思理，毕竟也还是从七支刀研究的取径中逼出来的。在梳理了自明治以来百年间对七支刀铭文的研究演进史后，作者指出，至今为止的学说虽然林林种种，但都过于偏重考古学意义上对个别字形的辨认，“而整体性的考察十分不足”。例如铭文中已经看不清楚的铸造年代，究竟是“泰初”“泰始”还是“泰和”？仅凭一鳞半爪的偏旁残余只能是人言人殊。作者从而认识到，识读铭文首先要依靠考古学方法复原个别文字，是必然的；但在文字存在复原极限的情况下，这一方法也是有其边界的，接下来需要应用的便是文献学方法——实际上在汉语语境中更应当说是文章学、文体学方法，“也就是说，不是将铭文单纯地视作文字的无序堆积，而是作为具备某种结构的文章”（第一章）。对方法论的反省和重新确立，将带来被忽视空间的开拓，打开潜在的未知可能。宫崎市定确实正如自己宣称的那样，不拘泥于任何研究派别、路数——在这个案件中他采用的甚至已不是常规的传统史学方法而毋宁说是文学研究法。而这也正是作者明知以往对七支刀铭文的调查目鉴已经反复进行、了无余地的情况下，仍然敢于进入这一课题，并满怀自信地宣称将取得全新进展的理由所在。

　　在这方面最显著的表现，可以说就在于对铭文中“五月丙午”日，以及通过特定时期内丙午日的有无来推定铸造年份究竟为西晋泰始还是刘宋泰始的问题，作者参照中日古镜学者的研究指出，铭文中虽然明言是在“丙午”日铸造此剑，然而“金石文中的丙午只是单纯的吉祥句，其实是独立于上文月日的真实干支而使用的，月日和干支并不一定必须一致”。作者随即广引古镜、刀剑等实物铭文及存世文献指出，五月乃夏季之中，阳气最盛，丙为火之阳，午则是正南的太阳方位。因此对需要火力铸造的刀剑镜之类来说，五月丙午是最吉利的吉时，相当于一句讨彩的口诀，是无需落实在真实时间上的。换言之，是事实与书写的离合关系，给过去注视这一案件的侦探们制造出了迷幻的假象。通过这明快的一击，原有的“西晋泰始”说便不复有必然成立的理由，问题便被推回到西晋说和刘宋说相互竞争的原点。

　　同样展现出作者身为汉学大家优势的，是对铭文中“奇生圣□”阙文的解释。过去学者基于实物的观察，都将阙文认作“音”或“晋”，从而产生天皇/佛陀恩典、百济王世子之名、或者寄生于东晋等等异说。而作者在辨析种种说法的不自然处之后，断然回到了“汉文的性质”，引中国正史及朝鲜广开土王碑指出，这不过就是描述古帝王时常用的“生而有圣德”之类套话罢了。——从最近的史学潮流来说，宫崎的方法从根本上说，其实就是已意识到铭文处在东亚世界的同一套表述体系中，联合同类场合、性质下的书写进行观察批判，真可以说是非常“时髦”的方法了。

　　行文至此，我不由得想起十年前我渡日之前，釜谷武志先生来复旦作关于端午文学的讲座，引及此书说法时的欢喜赞叹之情。而我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才知道这本著作的存在。大学者带来的灵感是无分畛域的。上面两个小例子，从史学的角度来说固然有着新方法尝试的意义（那还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而从我本人专业从事的中古文学研究立场来看，又何尝不是极好的文体学案例呢。作者其实已经高度敏锐地意识到了在中古书写中普遍存在的“套话”倾向，那并不能从近代文学以后我们所熟悉的“个人性”“现实性”文学感觉去率尔操刀解牛。坦率说，直到近年宇文所安明确指出这一点之前，我们对中古文学的各种问题，可以说大多数时候都是习惯成自然地站在“文学中包含反映着事实”的立场出发进行研究，努力去从诗歌中寻找某些传达事实的线索，那与宫崎市定所批评的，努力从征实立场去解释铭文的考古学者岂不也正是相通的吗？

　　能够从“汉文性质”——也就是中世东亚世界的文明基底——出发去挑战已有的种种成说，靠的当然是宫崎市定本人作为东洋史权威的修养和自信。事实上不仅仅在书写的层面是如此，在物质史、行动史的层面也是一样。正如作者所言，七支刀“不是王子的独创，而是受到了当时东亚世界潮流的影响”。宋人王厚之所载录的元嘉刀铭给作者提供了中国器物的直接范本，但其实，就在本文下笔同时，国家博物馆正在举行的秦汉文明展中有一件展品，就是1974年山东苍山出土的“永初六年”钢刀，刀背错金隶书铭文“永初六年五月丙午造卅煉大刀吉羊（宜子孙）”（下图），这与作者对七支刀的复原方案几乎如出一辙！同样出自刘宋时期的这些器铭，都在强有力地支持着作者将七支刀定为泰始年间造的合理性。惜哉作者已来不及引据此刀了。

　　“永初六年”钢刀，笔者摄影

　　而在对七支刀及其他同类器物铭文的释读工作完毕后，宫崎市定祭出了他真正的看家本领：回转到六朝史的时空当中，去重绘七支刀背后的东亚海图。题为“五世纪东亚形势”的第五章或许也是中国读者尤其古代文史爱好者最感兴趣的章节。在这一部分中，宫崎市定可谓将他天马行空的思致发挥得淋漓尽致，种种看似不相干的历史知识都被交错联系起来。作者发现，百济王使者与林邑国使者首次入贡，恰好就是桓温处在北伐枋头大败的时局背景下，急需恢复权威，擅行废立的第二年，这种有组织地召唤外国来朝，正是桓温的一次权威宣示举动。而倭国首次直接横渡东海，从长江口登陆朝贡东晋政权，则又恰恰是在刘裕平定孙恩卢循之乱的两年之后，而且成为数年一度的常规事件。站在中国史的立场上，这只是某个无足轻重的外缘事件；而站在东亚交流史的角度，其所代表的新航路开辟意义却极为深远。作者的脑洞在此可谓开到了不可思议的新境界：那或许就是具有海民性质的五斗米道孙恩集团开辟出来的航路！而在接下来日本的连年朝贡中，反复要求在封号里加入都督百济军事的部分，也正反映着日本势力扩张，百济不得不在中国、高句丽、日本几大势力间周旋求存的国际关系。也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由百济王世子打造送给日本天皇的七支刀，成为了“鲜明反映五世纪东亚形势的代表性文物”。这一系列的探讨，都看似凿空想象，却又合情合理。由这柄七支刀牵引着，大陆南北势力消长下的周边国际关系调整、南中国海贼对中日航路的开辟、东亚各国以中国为中心的勾心斗角，重新映衬浮现成一幅色彩斑斓的历史画面。“浪漫史诗的重新发现”，这正是作者心中期待的，真正的史学。

　　当然，宫崎大侦探的推理过程是不是就滴水不漏，已成定讞呢？自然也未必。就我个人的阅读感受，就有些细节仍然未能尽释疑虑，例如作者在对剑铭上所刻日期为何是“五月十六日”，而非符合丙午观念的五日、十五日或二十五日这一问题，通过刘宋泰始四年夏季三个月的日数推算，认为在这一年里五月十六日才是夏季之中，暑热最旺的日子。但是，正如他在前文所证，丙午也好五月五日也罢，这些都不过是一套五行相配观念的折射而已，对于现实铸剑的工匠而言，真的会那样大费周章地计算夏天日数来选取特定日子吗？恐怕很难令人相信。在这种观念下，不加深思地遵循已有的一套程式和话语，来完成多少含有神秘气味的铸剑仪式，不才是更合理的想象吗？此外，又如对铭文“故为倭王旨造”一句，作者将“旨”复原为“嘗”的残字，解释为“尝试制造”。这固可备一说，但如果以作者擅长的“汉文性质”法攻之，则毋宁“试造”才是正常的说法，这与“尝造”的语感仍是有区别的——尽管在字典上尝和试同义相通，但“尝”用在动词前的一般含义其实是“曾经”。宫崎史学从来不自以为是定于一尊的，在这些地方，相信读者也能和作者一同，开放地加入充满乐趣的推理解谜游戏中来。

　　在煌煌二十五卷的宫崎市定全集中，《谜一般的七支刀》只是一部不十分起眼的小书（最初是作为中公新书推出的文库本），而宫崎作为东洋史大家，主要业绩也不在日本史上。如后记所言，这其实是他退休之后所撰带有史学示范入门性的作品（因此对入门者而言更可当做方法论的参考书使用），不妨说只是一次小试牛刀罢。然而我们能从这部小书中得到的愉快感受，却绝不比那些大著作为少。同样值得愉快感谢的，还有译者的工作。能够将宫崎市定的文风传达到如此程度，令读者开卷如风行水上的译作，除了几十年前那套《宫崎市定论文选集》外，实在还很稀见。尤其译注出得相当地道，书中出现的众多日本古今人物，注释都详略得当，提供了适宜切实的信息，一看便知作者对日本文化下过不少功夫。要做到这种程度，不但需要对专业日语的娴熟，对日本东洋史学的专精，同时在更高的标准上，还需要对整体日本文化的浸淫，以及对本国语言文字的准确把握。这是一部对得起宫崎市定的译作。我因为特殊的机缘，得以对马君译本先睹为幸，深感快慰，觉得是很值得向世间读者推荐的。

　　《谜一般的七支刀》读后感(五)：一把刀如何解印一段尘封的历史

　　假若不是这本书，我定然不会知道曾经有这么一个关于刀的故事，在宏观的大历史下，究竟潜藏着哪般的真相。我也承认，初次看到这本书的名字，还以为这是一本写给七把刀的传记；我曾经以为只有惊心动魄的实地考古发掘，才是和历史距离最近的时刻，殊不知在这本书中，在古籍文献当中查找着真相蛛丝马迹的文献考古，好似悬疑推理故事一般来得更有趣味。这本原以为枯燥的一把刀的故事，在让我理解了文献考古的意义的同时也感觉趣味十足。

　　眼前这本《谜一般的七支刀》，作者是日本京都学派史学泰斗宫崎市定，本书作为这位日本史学界重量级大咖的晚年力作，在国内获得了何兆武和钱文忠等一众名家的推崇，足见本书及作者的分量和价值。但对于我们不太熟悉日本史的中国读者而言，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会误会这是七把刀而非一把刀。我也是在捧读之际才渐渐深入了解这把刀的历史，并依照作者的列举和深入讨论，据此一窥文献学对于考古和历史问题的意义和治学方法。

　　这把藏于日本奈良县天理市的石上神宫的刀，是这座日本曾经的武器库中的其中一种。而之所以叫这么奇怪的名字是因为这把刀特殊的外形，刀的主题部分类似与矛，两侧各交替伸出三条枝刃，这合起来就是一共七个突出的刃。而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刻在这把刀主体部分正反两面的六十一个黄金镶嵌的文字。这些在岁月里被铁锈覆盖而难以辨认的文字，给这把传奇的刀诞生的年代留下了团团迷雾，直到再次被菅政友在明治时代发现并研究，经过了一千六百多年，这把刀才再一次重见天日。

　　本书的前三个章节主要围绕着从明治时代，到昭和时代着两个时期，以发现者菅政友为代表的日本史学家，对于这把刀的历史展开的各种研究和推理。这阅读和了解的过程，好像推理解谜的游戏，抽丝剥茧，步步为营，读之趣味盎然，但我也能深切体会到各路学者研究这些谜题时候的谨慎，和一步不慎全部推到重来的遗憾。

　　本书的副标题是公元五世纪的东亚与日本，在全书的最后章节，本书也着重叙述了五世纪里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文明圈的发展历史，作为这把传奇刀的背景引申和铺垫，和刀的历史做了链接，这一点也很贴心。

　　本书详细展示了考古学者对于一件古物的研究精神，文献学对于考古学的重要意义。

　　《谜一般的七支刀》读后感(六)：宝刀

　　起初以为七支刀是“七支”刀，看完书之后才知道原来是一把刀。还是一把神刀。想起了徐克的电影《七剑》，然而并没有什么关联。七支刀（既七星剑）：又名六叉之剑，石上神宫的重宝。七支刀，就是刀身两侧各有三个分支，共七个分支。全长74.9厘米，刀身长65厘米，镶嵌着金子。这把刀不是作战武器，而是仪仗用的，显示着百济人高超的金属加工技术。在刀身的两边分别有三个分叉突起，造型非常特殊。作为石上神宫的重宝，七支刀从古代一直流传到今天。总之，七支刀虽然是武器的样子，但是它的真正目的却决非战斗。如果要知道它的真正的用途，就要看剑身上面的61字的铭文。

　　作者在这本书中就全面总结了他的研究成果。他关于七支刀的研究，诞生于一段奇妙的机缘，每年的10月3日，是东洋史研究会召开大会的日子，作为会长，作者必须在固定的日期，固定的时刻至开幕词，20年来，年年如此，终于没有什么可说的内容了，既然这样，宣布开幕后就退场，似乎是一个好主意，但其实这样也是行不通的，也许是作为庆祝日的活动，大家都有些精神松懈的缘故，早上能聚集来的人数很不乐观，人数过少对发表者而言未免窘迫，所以干事方面拜托作者尽可能的把这次拉长，争取些时间。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话题还是不与研究者的发表内容交叉，这样既安全又不失礼貌，所以在1979年的时候，作者首次提出了七支刀铭文的读法，以之前的想法为基础，大约花去了十分钟的时间，而且这种话题，一旦在公众面前发表，自然就如同成为自己的研究课题了，而到了第二年大会的时候，又出现了许多需要修订的部分，于是就有了新的话题，因此作者就开始认认真真的研究起了七支刀。

　　七支刀是制作于距今一千几百年前的古物，其保存状态绝不能说是良好，所以有若干文字完全剥落，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无论是采取怎么样的手段，已经消失的东西就再也看不见了，看不见不意味着要放弃研究。研究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提出问题看来十分顺利，中间却会有一点碰壁，但无论如何都难以继续前进，只能原地踏步的时候，只要改变原有的方向，动摇至今为止的常识，就一定能够找到全新的方法来把握前行的路线，这就是课题的研究现状，作者想为此提供一种方案，因此开创了七支刀的新的研究方法。

　　

　　《谜一般的七支刀》读后感(七)：谜一般的七支刀 五世纪的东亚与日本

　　  《谜一般的七支刀》是由 宫崎市定 晚年著作，对 石上神宫 收藏的一把历史悠久的宝刀上的铭文，做了首创性的深入研究，完整呈现了合乎逻辑的铭文全貌。书中尽量用详尽的资料给我们展示了铭文的研究脉络，用他极具智慧的洞察力和对历史深厚的见地，给我们展现了一口七支刀所衍生的历史真相。  宫崎市定 是日本历史学家，东洋史京都学派领军人物，因为喜欢侦探小说，所以写作笔法栩栩如生，用侦探般的视角和查案般的手段，尽可能合理地复原历史。宫崎市定作品权威的学术价值自不必多言，这样权威的厚重研究，用明快，易读的方式写来，分外好懂。同时也感谢译者 马云超 给我们呈现了这部杰作，能让我们看懂这个宝刀的经纬，译者功不可没。 书中对于铭文的每一个字，出处有哪些，曾有人为这个字做出了怎样的研究，不同的学说，作者更认同谁，自己又有什么新的阐释，理由是什么，都仔细地给我们娓娓道来，我们看到了这口七叉刀的研究经历了怎样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而作者给出的全面合理的铭文原文是多么值得惊喜的研究成果。   因为本书是作者晚年的力作，我们看学术新观点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作者的高洁情操，和他对人情事理的理解。比如讲到他和七支刀的机缘时，作者作为一个研究会致辞的会长，为了让发表者争取更多人数聚集的时间，需要尽可能的拉长致辞，还需要不与发表者的演讲内容重复才安全又不失礼貌，所以作者想到披露一些学问方面的逸事比较合适，七支刀铭文作为一个十分钟的素材，后来变成了自己研究的课题。因此说，这样奇妙的机缘正是因为作者为别人着想的善意诞生。又比如，菅政友做了铭文的第一笔记但是没有公布，星野恒的论作首次将七支刀公之于世。黑川发现了星野论述中的谬误，但是黑川因为星野的身份有所顾忌没有指出，作者对这种风气不喜欢，并说这种风气是明治学界最恶劣的地方！还有作者对自己的老师 喜田贞吉 的那种 虽在官学任职却不失在野精神表示钦佩，我冒昧地想到，恰恰是老师以身示范的这种精神，也许就是作者这一杰作被有意无意忽视的原因吧！ 由七支刀的铭文，作者还延伸到了稻荷山出土的铁刀铭文，还有5世纪东亚史，满足了古代史爱好者浪漫的想象，作者用详尽的资料，缓慢地层层抽丝剥茧，像是一个邻家老爷爷一样给我们展示了这段由刀身铭文引申出来的历史，难怪现在历史学读物兴起了宫崎市定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