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与剑》读后感精选10篇
《天命与剑》是一本由张明扬著作，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80元，页数：26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天命与剑》读后感(一)：大一统：从“突发奇想”到“理所当然”
一 《三国演义》开篇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或许得这样讲，罗贯中总结的“天下大势”，是中国历史独有的规律，观察西方历史，可没有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趋势。后世视作理所当然的大一统，起码在先秦的时候，完全是没影儿的事儿。那时候中国理所当然的政治常态，是像欧洲那样的封建制，也就是孔子他老人家念兹在兹的周制。 而大一统，完全是秦始皇个人“超前”的政治发明。那么是秦始皇完成了大一统吗？看上去貌似如此，秦始皇灭六国，天下一统，然后从实行郡县制，到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这个国家从政治制度到交通再到文字，都已经实现了统一。 《圣经》里有个巴别塔的传说，据说古时候，人类联合起来兴建希望能通往天堂的高塔；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上帝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使人类相互之间不能沟通，计划因此失败，人类自此各散东西。此事件，为世上出现不同语言和种族提供解释。那么秦始皇可以说反其道而行之，通过统一文字、交通、货币、度量衡，让思想、政令、军队和物资能够传递到四海八荒，强行把离心离德的东方六国与秦国统一成一个国家。 可问题就在这“强行”二字，秦始皇统治时期的国家融合，并不是自觉自愿的，甚至可以说压根就貌合神离。秦帝国二世而亡，仅仅延续了14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秦始皇仅仅完成了武力统一，而并没有完成难度更大的文化统一。所以当雄才大略的秦始皇去世之后，他的后世子孙，无论是胡亥还是复苏，都罩不住秦帝国。在文化层面，中国仍然处于“战国”时代。 在历史学家陈苏镇看来，秦朝的覆亡之因未必是主流历史叙述中的“天下苦秦久矣”，也就是亡于暴政。更深刻的是秦的关中文化与六国东方文化的巨大隔阂。书评人张明扬解读说：“无论是商鞅时代的“法治”及崇尚军功的“军国主义”价值观，还是秦始皇统一之后的新玩意“大一统”，对于更加“自由散漫”的东方文化而言，皆是无法忍受的异质价值观。” 靠武力强行控制的国家，一旦武力的源头消失，国家马上就回到分崩离析的状态，而这个源头，正是秦始皇。对于东方六国来说，大一统，只不过是“严重缺乏历史与理论资源的不靠谱政治狂想”，权当是走了一段弯路，秦始皇龙驭宾天之后，被中断的战国体制便又“重归正轨”了。 这表明了一个问题，就是统治一个国家，仅仅靠武力是不够的，因为武力总有衰弱的时候，如果武力是唯一的统治基础，那么统治者就会面临着被更加强有力的武力取而代之的危险。当年秦始皇出巡之时，“围观群众”项羽就发出了“彼可取而代之”的豪言。 所以至少和武力同样重要的，是被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所共同接受的文化或价值观，这种共同的价值观，赋予了统治者正统地位，用现代话语来说，就是为统治者提供了执政合法性。那么在当年的东方六国眼里，秦始皇显然没有这样的执政合法性。 二 假如项羽战胜了刘邦的话，中国的大一统，即便不是像流星一样在历史的长河里一闪而逝，恐怕也不会这么早到来吧。正是和项羽同样来自楚地的刘邦，继承了秦始皇的政治遗产，同时也挽救了岌岌可危的大一统。 历史有时候充满了偶然性，如果不是项羽毁约，或许刘邦也无法获得秦人的拥护。各路反秦大军曾经有过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意思是说，谁先打进秦国，谁就是秦王。按照这个约定，秦王就应该是最先打进秦国的刘邦，然而项羽毁约，把刘邦赶到了汉中，成为了汉王。 本来如果照这个形势发展下去，逐鹿中原就没刘邦什么事了。然而就是这个时候，项羽出了一个丧心病狂的昏招，坑杀了20万秦国降卒。历史学家李开元在《秦崩》一书中谈到：坑杀20万秦军是项羽“一生中最大的政治失误”，此战过后，秦地可以说视项羽为全民公敌，再也没有妥协的余地。 当年在反抗秦始皇暴政的时候流传过一句话叫做“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等到项羽坑杀20万人之后，这话估计可以掉过来了。这时候，同仇敌忾的秦人需要找一个领袖，而那个曾经和秦人“约法三章”的刘邦成了最合适的人选。所以当刘邦项羽开启楚汉争霸模式的时候，秦人成为了刘邦军队的绝对主力。 于是乎，刘邦这个新的“秦王”，率领着秦军击败了代表传统六国贵族势力的楚霸王项羽，统一了中国。这看上去像不像是第二次“秦灭六国”呢？对于刘邦的汉帝国与秦帝国的传承关系，陈苏镇先生总结为“据秦之地、用秦之人、承秦之制。” 然而刘邦遇到了和秦始皇一样的难题，东西方的文化冲突问题。实事求是地讲，刘邦没有秦始皇那样的赫赫武功，没法效仿秦始皇通过武力压制来推行秦政。于是刘邦采取了中庸之道，建立了“郡国并行”的二元体制。在帝国的西半部，也就是刘邦直接统辖的秦地，实施秦朝的郡县制，而在帝国的东半部，也就是传统六国的疆域范围，则实施传统的分封制。 当然刘邦骨子里还是秦始皇的继承人，大一统制度的拥趸，只不过现实情况不允许他实现政治理想，只能先妥协，再徐徐图之。不知道当时刘邦有没有这个觉悟，大一统的工作并不会在他这一代完成。 三 从汉文帝开始，几代汉王朝统治者开始了对于国家的文化统合工作，一方面是向东方六国推行汉制，也就是秦制，另一方面也从东方六国吸纳可资借鉴的文化内容，用以缓和文化统合过程中的东西方冲突。 然而这一过程并不顺利，汉景帝时期，御使大夫晁错提议削弱诸侯王势力、加强中央集权。这就是著名的《削藩令》，而此举也引发了更加著名的“七国之乱”。七国之乱可以看做是地方割据势力与中央专制皇权之间矛盾的爆发，又未尝不可看做是分封制对大一统的反抗。 这时候，一个古老的学说登上了历史舞台，为汉王朝统治者提供了终极解决方案，中国从此也进入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 秦朝的治国理念，来自于韩非子、商鞅、李思为代表的法家，靠的是严刑峻法治理国家，而这一思想与东方六国难以调和。而到了汉代，法家思想在国家制度方针上被逐步削弱，或者说汉初统治者已经不能独尊法家，汉文帝废除肉刑的举措，以及文景之治中采纳黄老哲学的无为而治，都是一种对社会民生的妥协。而儒家，最终为统治者提供了“礼治”的基因，形成了外儒内法的治理策略，这在理念上让东方文化更容易接受。 而从地域的角度看，儒学正是源自于东方（山东）的学说，这可以看做是汉帝国向东方文化吸纳的一个巅峰。用书评人张明扬的话说，这是关中文化迟迟难以同化东方文化时，东方社会提出的一种“以我为主”的文化统合方案。 而反过来看，儒家文化也为这次登堂入室做出了妥协，或者美其名曰为“自我升级”，那就是儒家文化不再反对大一统价值观。要知道如果从儒家原教旨主义来看，孔子所推崇的治国理念，始终还是周代的封邦建国制，也就是天子与诸侯各居其位、各安本分、共治国家的状态。所以如果孔子他老人家泉下有知，恐怕不会同意董仲舒们的主张。 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儒家思想再一次从乡野走上了庙堂，从焚书坑儒的悲惨境地变成了独尊儒术的至高地位。可以说 ，儒家和汉帝国统治者各取所需，皆大欢喜。当儒家在文化上完成了统一之后，汉帝国在武力上也终结了诸侯国的威胁。前面提到的“七国之战”以汉景帝的胜利而告终，而这之后，汉武帝又推出了比《削藩令》更加柔和也更加阴险的《推恩令》，在制度上瓦解了诸侯国。至此，汉景帝父子在文治和武功上，实现了汉高祖刘邦的“遗愿”，完成了第三次“秦灭六国”的壮举，大一统时代到来了。 对这一过程，书评人张明扬评价说：它此后在中国政治文化上的压倒性优势又维持了如此长的时间，以至于我们几乎遗忘了，“大一统”曾是秦始皇的政治狂想。曾如流星一般夭折，曾声名狼藉，曾一国两制，曾以两朝数代帝王的政治生命为赌注，才成为了后世上千年的“理所当然”。 四 费了这么多笔墨，也只是勉强把大一统这个问题交代清楚。而我这篇所谓书评，其实运用了最偷懒的写法，仅仅是把书中的一个章节复述了一遍，并没能进一步提供自身的思考。这也说明了历史写作的困难，如果没有大量史料的收集和占有，实在是很难举重若轻地作出生动的描述和深入的思考。 我非常喜欢张明扬的作品，但却对他的经历所知不多。看他在腾讯大家上开设专栏，作者简介里介绍，这位是《上海书评》的主编，所以张明扬是个媒体人。既然是《上海书评》的主编，他的另一个身份也就不言而喻——书评人。张明扬主攻的方向是历史学，解读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为历史著作做书评，另一种是对历史人物或事件做评论。所以如果再给张明扬找一个身份，可以称他为“通俗历史写作者”。 说实话，通俗历史写作比书评还要难。写一篇书评，最偷懒的方式，就是如我这般依赖于一本书做解读。而评价一个历史事件或人物，那可就不是一两本书能够搞定的，要通过大量阅读，对这一事件或人物有一个综合认识，然后还要加上自己的思考。用张明扬自己的话说：“写一篇文章，如果这个主题的书只看了一两本，我的建议是：不写。” 通俗历史写作，是最近这十几年来很流行的写作方式。作者分为两种，一种是专业史学家的通俗写作，相当于科学家搞科普，另一种则是自学成才的民间历史学爱好者的作品，类似于“民哲”或“民科”，好在历史学门槛相对较低，作者们写出来的作品不像“民科”那样贻笑大方。 通俗历史写作流行更大的原因还在于大众的需求，或许是《百家讲坛》的热播，或许是《明朝那些事儿》的走红，通俗历史著作一下子就成了畅销书，各路作品堪称是泥沙俱下，既有像张鸣、张宏杰、杨早这些学者的专业视角，也有像高晓松、张明扬、张佳玮这样的高级票友，当然更多的是一些围绕着曾国藩、王明阳、罗斯柴尔德家族打转的、披着历史外衣的厚黑学和成功学著作，这类作品以燎原之势疯狂占领了机场、火车站和路边报刊亭。 张明扬自认为是历史爱好者，阅读写作主要出于兴趣，随性而读，随心而写。当然他也有自己的底线，或者说，这应该是通俗历史写作的底线：“通俗历史写作者得有一种奶粉制造商的高度责任感，你卖三鹿，贩卖道听途说的历史倒是卖开心了，但这会害了多少历史界的‘孩子’啊。” 五 自感没有经过专业学术训练，张明扬认为自己的阅读和写作难成体系，就像是令狐冲，体内八种真气正在冲来冲去，更别提什么融为一体了。看他那几本历史随笔，比如说《此史有关风与月》和《史不语》，的确有这样的印象，古今中外，各自为战。但《天命与剑》这本书不太一样，它既是独立成篇的历史随笔，却又沿着时间轴贯通古今，从秦始皇一路写到晚清，而这里面隐藏着一条线索，就像这本书的副标题所言：“帝制时代的合法性焦虑”。 当我们把整本书都读完之后，完全可以构建起对中国传统政治秩序与合法性观念的基本认识，看清帝制时代的政治精英们各种实际操作背后的小九九。而我想阅读这本书更大的价值还在于产生亲近历史的兴趣，尤其在这本书的每一篇文章背后，都有参考书目，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把这本书看做是一部生动有趣的历史学入门索引。 我想这也是张明扬从事通俗历史写作的目的，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曾经谈到：《明朝那些事儿》这样的书可以当作一套很棒的“蒙学”读物，主要是帮你产生兴趣，同时大概有一个面上的了解。如果你确定你真的对历史有兴趣，当然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个程度，就好像你不能因为读了本《三字经》就号称自己很精通很热爱国学吧。 《明朝那些事如此》，张明扬的作品更加如此，我最“讨厌”的学者周濂在这本书的序言里评价说：“都说历史学讲求证据，但是另一方面，我总觉得历史学的想象力同样很重要，甚至更重要。什么叫做想象力？就是在看似没有任何关联的事物之间建立起联系。如果这种联系还不止于浪漫主义的奇思妙想，而且有着扎实的史料和自洽的逻辑，那它就会让你一边脑洞大开一边啧啧称是。”
《天命与剑》读后感(二)：你和皇位之间隔着什么
能打天下的人，不一定能坐天下，能成为国家实际上的掌控者，却不一定能成为名义上的一国之君。你和皇位之间的一步之遥，却也是万丈深渊。
如果穿越回中国古代，你要怎么做才能当上皇帝呢？ 假设正好在乱世之中，国家政权衰微，你手握重兵，已经控制了首都和整个国家，这时候，你离皇位还有多远？ 你可能觉得只有一步之遥，但这一步之遥，却是一道万丈深渊。有人一辈子没有跨过去，比如曹操；有人虽然跨过去了，却摔的很惨，比如王莽。能打天下的人，不一定能坐天下，能成为国家实际上的掌控者，却不一定能成为名义上的一国之君。
为什么跨越这一步之遥这么难？张明扬的历史杂文集《天命与剑》能告诉我们答案。横跨在皇位和谋位者之间的这道深渊，就是“统治的合法性”。中国古代所有的帝王都要追寻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这个词源自西方政治学，如果一个统治者的统治符合道义，能够被民众接受，我们就认为他有“统治的合法性”。在中国古代，这个“道义”就是“天命”，在古人心目中，天就是神，天能够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也能决定一个朝代的兴衰。皇帝们必须证明，自己确是“真龙天子”，本朝统治是“天命所归”。不合天命者不得为君王，这可以说是悬在所有统治者头顶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曹操和王莽都是汉朝臣子，他们一个不敢篡位，一个篡位后不得善终，都是因为没有办法取得统治的合法性。
《天命与剑》这本小书体例轻简，有趣有料，内容却丰富扎实，全书聚焦于中国历代帝王都心心念念的一个问题：如何获得统治的合法性。作者张明扬是资深媒体人，他既有学者的谨慎，又有作家的才思，最善长分析历史小碎片，剖析宏观大问题，上下五千年，全在俯仰间。
张明扬考察了古代皇帝们为了取得统治的合法性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全书纵贯中国历史五千年，从尧舜禹的诞生故事一直考察到溥仪退位前的政治小风波，对建立朝代的开国皇帝，继承皇位的帝王子孙，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都做了分析。 这里我们就只拿开国皇帝做例子，他们作为新朝代的建立者，直接承担了争取统治合法性的压力。遍览全书，争取合法性最常采用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编故事，一种是让位子。
编故事，主要是为了证明帝王出身不凡。从上古尧舜禹时期人们就这么做了，尧的母亲梦见一条赤龙扑入怀中，不久怀孕诞下尧帝。舜的母亲看见流星受孕。殷商的祖先名契，他的母亲吞下玄鸟蛋以后怀孕，周人的祖先则是踩在巨人脚印上怀孕的。汉高祖刘邦的母亲在河边休憩时梦见赤龙，整个故事犹如尧的翻版，还被《史记》和《汉书》记录，简直是获得了汉朝官方和史学界双重认可。到了汉代以后，人们不大相信人神交合的神话，所以产生了更简洁的传说——天降祥瑞或生来异相。比如出生时满屋红光（赵匡胤、朱元璋），两耳垂肩、双手过膝（刘备），头上有角，身上有鳞（杨坚）等等。一言以蔽之，为帝王者必不凡。
这种天命神话或传说的出现，目的就是让统治者直接从血统上继承天神，大大抬高自己的出身。我都是天的孩子了，我当然就是天命的体现了。尤其对于刘邦这种身份低微的平民，天命神话尤其重要。刘邦还有一个“挥剑斩白蛇”的传说，说的是他曾用一把三尺长的剑斩杀了一条白蛇，而这条“白蛇”其实就是秦朝，后来这把剑一直伴随他取得天下。刘邦自己都说过“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岂非天命乎？” 你以为我真是一介布衣，出身低微啊，那是我在忍辱负重，韬光养晦呢！ 那时的老百姓很容易被这种天命神话所影响，这类天命神话可以左右民心所向，所以帝王们都很爱用。据作者引用的资料显示，古代开国皇帝从秦始皇起，把三国魏蜀吴和王莽也算上，一共有23位有类似的神话流传下来，比例高达92%。
另外一种获得统治合法性的方法是“让位子”，通过禅让直接从前朝手中继承统治的合法性。上古圣王尧舜禅让天下的故事一直为儒家文化所推崇，历史上真正使用禅让方式从前朝手里获得统治权的是曹操的儿子曹丕。曹操身为汉臣不敢篡位，曹丕终于想到了解决方案——王位不是我抢的，是前朝皇帝主动让给我的。
后世都说禅让肯定伴随着武力胁迫，只是一场政治闹剧，但是平心而论，虽然禅让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可能存在道德瑕疵，实际却非常能够体现古代统治者的政治智慧。首先，通过禅让获得的合法性无可指摘，无可置疑。第二禅让能够然让以相对和平的方式传递移交，不必兵戎相见，血流成河，百姓也少受战争之苦。第三，禅让不仅是一种进入机制，也是一种退出机制，退位的帝王相对可以保全尊严和人身安全。汉献帝刘协退位后被封为山阳公，可以在封地内供奉汉室宗庙，可以继续称自己为朕，去世时还以汉天子礼仪下葬，算是善终。第四，禅让也给前朝大臣和老百姓一个台阶下，既然皇帝自己都禅位了，我们也不必守节殉国，可以为新朝效力。禅让后来一再为后人所用，从汉代至宋代，大部分王朝都是通过禅让建立的，晋代魏，南朝宋齐梁陈等朝代更替都采用了禅让，隋取代北周，唐取代隋，宋取代北周，都是禅让，可见这种方式性价比极高。
通篇都在说统治的合法性，那这个合法性为何这么重要？因为只有统治者符合道义，民众才能接受，只有民众从心底接受了统治者，才有基本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定。如果以为自己兵强马壮就能够求取天下，那任何一个藩王将军，甚至山贼草寇都能够兴兵挑战皇帝，那天下哪有太平时日，百姓又如何能安居乐业？咱们以前在看待历史的时候，往往关注兵力和权谋等表面现象，《天命与剑》这本书，就是揭表层面纱，带我们一窥历史的深层肌理，寻找朝代更替背后隐藏的政治，不得不说，这个角度真高级！
《天命与剑》读后感(三)：从合法性角度看古代政治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通篇充斥着武力夺天下的声音，没有强有力的武力，何来朝代的建立？历史从来是成功者的功成名就的颂歌，又有多少后继者肯为前朝美名与正名？“天命”由人定，由胜利者的人定，“剑”是利器，却是保证实现权利拥有的根本。
成王败寇，有话语权的人自然是拥有至高权利的皇者，王者。以武力夺天下，以文定天下，颠扑不破的王朝真理。张明扬看似没有任何关联的事物之间巧妙的建立起联系，动刀甚微，镬然已解的著作者以二十七个短小精悍的篇幅对读者感兴趣的各类史实引申发挥，文笔轻松又不失犀利，语言明讽却又诙谐幽默，一篇篇的文章使身处迷雾中的读者看明史事的真相，得出阅读后的正解。
为自身的合理性，合法性寻求各方面的证据，历来朝代的辛苦建立总要堵住天下悠悠之口，而悠悠之口的议论正是中国文人几千年来沿续下来的儒风大雅之道。中西方的政治，无一例外都在寻求自身的合法性的构建。张明扬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功底，任意挥洒笔墨，成文之时，鲜明的论证观点跃然纸上，一派风流自显。
造势与自我营销手腕的高低彰显着封建帝王所追求的“天下归一”理想愿景，这些帝王之术，往往幻想着如水般的民心能臣服于帝王之下。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朝代的更迭如走马灯般的变幻，而一代代的帝王无一例外都在打着合法牌，人情牌，以期获得民众的认可，价值观的冲突在森森刀剑之下强加于民众，为了生存暂时妥协的民众，如“天下苦秦久矣”般只要有条件便如星火燎原之势举起反抗大旗，于是新一代的朝代更迭，新一轮的证明朝代合法性的文化政治场景继续上演，一轮轮，一幕幕，在书中的二十七个小篇幅文章之下变幻。政治关乎人性，人性的欲望终决定了政治的长久与否。只有更加以民众的呼声为重关心民心疾苦的政体才能长久。
封面的设计很简洁，黄色大约象征着皇天之黄，而灰色，大约是大地民众之灰。天命在上，剑在下，白色如日月。下方朝代更迭如珠，绵绵不休，避重就轻，轻轻松松地与本书主题符合一致。从合法性的角度看古代政治的角度，也很新颖，让我们以极为易于理解的方式重新理解千年封建王朝。好读，易读，畅快。
《天命与剑》读后感(四)：帝王不好当，两手要准备
游览故宫，行至太和殿时，导游曾向我们讲起这样一个小典故。据说非真命天子是不可以坐太和殿的那把龙椅的。若是非天命之人坐了上去，那么椅子正上方屋顶上盘龙口中所含的那颗龙珠便会落下来砸中这不知天高地厚的人。结果无论是明末李自成进北京，还是清末袁世凯的那场称帝闹剧，他们都不曾去坐那把真正的龙椅。
为什么？底气不足心虚呗！
自古讲究的是“君权神授”，似乎这君权没有得到上天的认可，就来的名不正言不顺，即便是成为九五至尊，坐上了那把龙椅，登上了权利的最高峰，心中也还是感觉有些忐忑不安的。非得挖空心思找点什么或做点什么来证明一下自己才好。
说好听点是泗水亭长，说难听点就是流氓的汉高祖刘邦，起义之时也得弄出个自己是赤帝之子的噱头。卖草鞋出身的刘备要挣个地盘还得打出自己是汉室中山靖王之后的幌子。唐太宗的玄武门兵变明明是篡权，可是为了名声就得整出个被那不争气的兄弟们逼的背水一战的借口。
唉！你说想要做皇帝，咋就那么多事儿呢？没有命中注定，上天允许的话，似乎还当不成呢。
不过就算是有了天命，这龙椅也不一定能够顺顺当当的坐的稳当，坐的长远。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手中若是没有夺权保权的宝剑，似乎一切也无从谈起。
反正若是想要这个位置坐的既合理又合法，天命与剑至少得二者有一，当然若是二者兼有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双重保险嘛！
《天命与剑》这本书，你可以当做是一本小小的读史札记来看，因为它讲述的的确是历史上曾经存在的那些帝王或是掌权者的故事经历。你也可以把它当做是一部专门讲述中国帝制门道的解密书，因为全书的主题就是一个，论帝制合法性条件的创造。
话说这皇帝还真的是不好当，为了证明自己点啥还真的是下了几番苦功夫的。造声势，攒家底，养家丁……别问他苦不苦累不累，总之只要屁股底下那把椅子能够坐稳了，干啥都是值得的。
《天命与剑》便是来给这些掌权者分类的，它在书中总结出了各种帝王合法性的版本，看似方式不同，实则目的相同。全书语言通俗易懂，阅读起来感觉轻松。看过之后，你或许会不由发出一声感慨！
真是干啥都不容易啊！
《天命与剑》读后感(五)：天命所归
上下五千年的中华历史中，曾经有过无数朝代的更迭，那些在时代中，曾经处于权力巅峰的人们，或者岿然不动，或者风雨飘摇，他们的存在与走向似乎是被注定的历史必然，可运行于其背后的强大规律和宏观、微观环境的合力，是怎样铸就了帝制发展的契机与合法性是始终值得思考的议题。
就像书中序言中所提到的，《明朝那些事儿》火了之后，戏说历史的风潮一直延续至今，本书也是这类风格的众多作品之一。作者以诙谐的语言、夸张的类比和一些与当下或者是流行的话题相关内容，一个一个小话题逐一道来，有趣的枯燥的交叉出现，偶尔有笑点，读来却并不会觉得惊艳。好处却是在每一篇文章后添加了“延伸阅读”的内容，对于有兴趣的读者扩展阅读提供了可行的方向。
《天命与剑》读后感(六)：历代帝王最大的心病——合法性
古代皇帝称为天子。“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古装剧中，圣旨通常都是这样开头。据说，“奉天承运”这一说法是明朝才开始出现的。而“诏”可以追溯到秦始皇，他统一六国称皇帝后，自称“朕”，命为制，令为诏，他的玉玺上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字样。由此可见，古代帝王都宣称自己是承天命的，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是理所当然的统治者，而四海万民都应顺应天命，臣服于帝王的统治。以天命为依据，帝王据此支撑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寻求普天之下的文化认同。
我国历史上两千年封建帝国，经历了不少帝王的统治时代。在朝代更替、新皇即位、守卫江山等过程中，多数时候不能缺少武力征伐的方式。武力是获取皇权、守护皇权的基础。但巩固帝位却不能单单依靠武力，还需要合法名义的支持。于是，天命与剑，变成了帝王手握的两大法宝，共同支撑起帝王的王座。
《天命与剑》读后感(七)：王朝兴亡的历史逻辑
中国可谓是世界上历史学传统最为发达的国家，不只拥有持续时间最长并且丝毫没有间断的官方历史文献，在民间，文人写史评史、百姓读史论史的氛围，也是绵延古今。就以当下而言，无论是当年明月的通俗版历史著作《明朝那些事儿》，还是黄仁宇、史景迁等学者带有较强学术性的历史书籍，都能够在图书市场上获得热卖。
而在当年历史书写的作者行列之中，不只有当年明月这样的票友，史景迁、黄仁宇这样的学者，六神磊磊、张明扬这样的媒体人同样不容忽视。以张明扬为例，他曾经长期担任《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周刊的主编，并为财新周刊和腾讯大家撰写历史类专栏。新书《天命与剑》，正是上述专栏文章的合集。作为媒体人，因着“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这样的古训，其在历史写作过程中，自然会注重历史事件的现实参考意义；而媒体写作的长期训练，也使得他的书写能够在有限的篇幅之内，尽可能地微言大义，传递出丰富的意蕴。就《天命与剑》的内容而言，这样两个特点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果只看看他各篇文章的标题，诸如“三个皇帝的反战宣言”、“该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曹丕”、“科举分地域录取的终极诉求”等，就能够明白这些历史话题的写作，跟最近几年的热门时事事件紧密相连。
当然，如果仅仅只是借古喻今或者借古讽今，那么这本书固然能够受到广泛关注，但却不一定能够赢得业内人士的认可。《天命与剑》最重要的贡献，并不是以轻松流畅的笔法和充满现代代入感的预言来写历史，而在于这些主题各异的历史随笔，拥有一个政治学意义上的核心命题，即：中国的历代王朝依靠什么来赢得和维护统治？
书名“天命与剑”为这一命题给出了两个答案：“天命”指向的是统治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而“剑”指向的则是武力或者说军事力量。张明扬根据中国古代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合法性是历代王朝和政权赢得和维系统治的根本，而武力本身并不构成统治合法性的来源，充其量只是助力统治的后备威慑性力量。用他的原话来说，就是：“一个王朝只有被当下普遍遵奉的政治化规范所支持，长期统治才得以维持，皇权才能被普遍接受。”无论是古语中所言的“得民心者得天下”，还是历史上秦始皇、项羽、隋炀帝等因过于迷信武力，而迅速败亡的案例，都能够佐证张明扬的这一结论。而从政治合法性的视角来观察中国历代王朝兴替的历史逻辑，一切则仿佛一下子豁然开朗。
政治合法性之所以在中国王朝兴替的进程中如此重要，大概有这样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儒家文化浸淫下的中国古代社会，极其看重民众的支持与民心的倾向。无论是《尚书》中周武王所言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还是《孟子》中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都是把民众的支持，看成是君主统治正当性和所谓天命所归的最重要来源。如果只是以武力取胜，却没有取得广大民众的广泛支持的话，那么这样的统治，其正当性和持久性都要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其次，作为中国古代主导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又极其看重礼法秩序，这样的礼法秩序换用成今天的政治术语的话，多少跟“程序正义”有些接近。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没有在极其繁琐的政治仪式和政治程序之中，合理合法地取得统治权，那么这样的统治，肯定会遭到民众和广大士大夫阶层的质疑。
就民心带来的合法性而言，我们就可以明了：为什么一介布衣的刘邦能够战胜世代贵族的项羽，成为中华大地上的新主人。前者约法三章、善待百姓，而后者则残酷暴虐，一再屠城。久而久之，民心的向背自然就是可以预料的事情。而就“程序正义”带来的合法性而言，我们就会对曹魏代汉时，历经了群臣无数次劝进，曹丕无数次回绝之后，才完成禅让仪式的内在动因了然于心。无论是群臣的劝进，还是曹丕的回绝，都不只是简单地在演戏，而是一种必要的政治程序和政治仪式，其目的就在于确保曹魏代汉的民心所向和合法性的获得。
张明扬在这本小书里，也界定了几种不同意义上的合法性。按照我的粗略总结，明扬区分的合法性大致可以分为绩效合法性、道德合法性、天命合法性和正统合法性这样四种。绩效合法性顾名思义，就是通过良好的政绩和国家治理成就，来取得合法性。汉代的“文景之治”和唐代的“贞观之治”就是典型的案例，尤其是后者，唐太宗李世民正是凭借在其统治期间民众安居乐业、对外开疆拓土的巨大成就，才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因篡位而带来的负面影响。道德合法性，就是通过确立自身爱民如子、勤俭节约等高尚美德的道德标杆，来取得统治的合法性。前述刘邦的秋毫无犯、善待百姓，三国时期刘备的以仁义形象自居，都可谓是道德合法性的代表。天命合法性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神话与传言，塑造自己的权力受命于天的说法，从而来维护自身统治的做法。刘邦、朱元璋这两位平民出身的皇帝在取得政权之后，营造出来的诸如挥剑斩白蛇、出生时满屋红光这样的神话，就是塑造天命合法性的代表。而正统合法性则是强调自己政权的统治，是顺接某个已经被民众广泛认可的王朝的传统的做法。刘备作为“织履编鞋”出身之人，能够始终在汉末乱世当中占据一席之地，跟他自诩为汉朝皇室之后，始终高举汉朝正统的大旗，就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从宋到元，从元到明，再从明到清，把三国时期的哪一个政权视为正统，都不简简单单只是一个历史命题，而是跟当时王朝的统治合法性密切相关。
对于这本《天命与剑》，如果要说遗憾的话，就在于：明扬尽管已经提炼出统治合法性这一清晰的主题与线索，并且通过各种鲜活的历史案例加以分析与佐证，但是关于合法性本身的学理性探究，尚显不足。如果能清晰地界定合法性的不同来源与表现形式，以及不同类型的合法性与不同的历史形势和不同政权的权力获取特征之间的内在关联的话，那么这本书，完全可以写得更加厚重。
当然瑕不掩瑜，这样一本小书，能够在不影响可读性和通俗性的前提上，把统治合法性这一严肃的命题，摆在普通读者面前，就已经是一种成功。我们有理由期待明扬在自己的历史写作道路上走得更远。
就此搁笔。
2017.8.11晚作于竹林斋
（本文于2017年8月23日首发于腾讯文化“检书”公号，刊发时略有删改，此为原文。）
（附）《天命与剑》一书读书笔记：
序言P2各个王朝的合法性追求
4兵权无法构成合法性来源，P11绩效合法性与道德合法性
17合法性对中国帝制时代的适用性，P20刘邦的天命之于合法性
28刘邦与楚、秦之间的背反关系，P32大一统时代到来的历史脉络
39刘邦实际上是秦王
51帝王父子之争的儒家线索
67三国正统背后的现实政治考量
80诸葛家的家族政治
85苻坚的道义合法性
100唐太宗反转的历史意义
108女主政治与统治合法性
140宋徽宗的集权之举
151教育平权的历史渊源，P153大一统的认同感与向心力
164汉化、侵略与正统观
175傅山与高官庇护
185以《倚天屠龙记》戏谑时事政治
203低税负与大清合法性
210乾隆皇帝褒奖南明的内在逻辑
228乾隆皇帝的天命逻辑
236清政府与革命党的舆论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