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来》读后感10篇
《回来》是一本由孙中伦著作，理想国 | 台海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311，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2015年夏天，大三刚刚结束，21岁的孙中伦从美国休学。9月，他从深圳华强北坐上一辆小货车，来到东莞一家生产电容器的工厂。每天从早八点到晚八点，他要和其他工人一起挑出成品中的残次品。
此前，他从上海的高中毕业，申请到美国波莫纳学院（Pomona College），主修政治经济哲学和德语。这所成立于19世纪、以高质量的精英本科教育著称的大学，是世界顶级学府之一。无论中美，在校园里，同学们会热烈地讨论平等、自由等问题，可毕业后，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做金融，从事以前自己口中“伪善”的行业。从上海到美国，从一个象牙塔到另一个象牙塔，孙中伦越来越怀疑之前所过的生活都是幻景：
“意义消亡的年代里，旧神死了，新神未立。人被夹在虚空中，左顾右盼，看到的却全是自我的投影。世界是怎样的？他人在过怎样的生活？”
“我想成为怎样的人？将来要走怎样的路？……若对身边人一无所知，如何知道自己的位置？若对世界缺乏经验和好奇，怎能说自己是智性的？”
“或许答案就在这里，在人群中，而我无法再视之不见。此刻，此刻就应起身去找它。”
2015年夏天开始，一年的时间里，孙中伦在东莞做过流水线工人；在大理一家民宿做过店小二；在甘肃定西做过英语老师；在苏州紫泉寺做过居士；在北京“单读”编辑部做新媒体编辑；在成都漆器厂做学徒；在湖南郴州一家银器厂做工。他也曾尝试成为一名理发师，以及到东北学“二人转”，但因这两个群体相对更封闭，没能做成。
这是一趟探索外界与发现自我的双重旅程。他把一路的观察和思考书写下来，命名为《回来》，2017年夏天出版。
我倾听，然而无能为力
出发前，父亲一直叹气：“你会改变主意的。”亲戚朋友也叮嘱：“你要小心，工厂里很乱，人很复杂。”但孙中伦感受到的却不同：工友“胡哥”在他进厂第一天就热情地带他去买东西，帮他铺床。
他像查户口一样，在待过的每一处，问工友叫什么，哪年出生，家乡在哪，有几个兄弟姐妹，他们过得怎么样，为什么来工厂……工友们一一回答，往往越是不幸者越是坦诚。
王姐从前是文秘，看不起工人，后来年纪大了，自己也成了工人。她有一个暴力的父亲，柔顺无奈的母亲，还有在监狱服刑的弟弟；四川的蔡大姐2007年和丈夫攒了十万元回家盖房，结果第二年就地震了；工厂二楼的李师傅原本是村干部，因为“南水北调”，村子要搬迁，他夹在政府和村民中间两头为难。最后村民没拿到合适的赔偿，他在村子里被人戳脊梁骨，索性到工厂卖苦力，夏天守在固化炉旁搬模具。
历史于此汇聚。汶川地震、“南水北调”、桂平大水……这些抽象的名词，化身为他身边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在孙中伦看来，他们真诚平静，对自己的命运照单全收，很少嫉妒旁人，一心凭借自己的努力改善家人生活，比大多数他在工厂外面遇到的人都好。
从东莞出来他去了大理，诗人、流浪歌手、游客，让这个城市显得浪漫。但很快他就感到，“轻盈的大理，是一个幻觉。那么多人还匍匐在贫瘠的大地上，那么多记忆还躺在黑色的边缘。如此，这些漫步小巷的曼妙时光，怎能被称为旅行呢？”
之后，他又来到甘肃定西的初中，教孩子英语。十几岁时，他读过作家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了解到上世纪50年代末的那场大饥荒给这块土地留下的烙印。这烙印从祖辈、父辈一直延续到如今的孩子身上。因为贫穷，很多外来的女人生下孩子就走了；为了生存，本地的大多数父母也要外出务工。孙中伦的学生，很多都是单亲或留守儿童。比如欣宇的妈妈，最大的希望是孩子能考上大学，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别和她一样“瞎苦”。在孙中伦家访前不久，她挖了两天树，挣到一百块钱，给欣宇买了一辆自行车，但欣宇舍不得骑，每天推着上下学。
相比之下，成都漆器厂是一个节奏特别慢的地方。1954年成立的老厂藏在市区，经历过上世纪的辉煌，曾在“下岗”潮中倒闭，如今在一群老工人的坚持下“不可思议地活着”。在这里的工作的人，手工刷漆、打磨，日复一日。16岁就在漆器厂做学徒的周师傅，以为厂里的老师傅就是他的未来，哪料学艺未成，又便宜又亮的聚氨酯漆出现了，谁还用成本高昂的手工大漆？他只好离开。之后二十年的工业化浪潮里，他辗转陕西、云南、北京、新疆，做过各种各样的职业。不过孙中伦觉得，周师傅终究是幸运的，前些年从工厂下岗后，他又回到漆器厂做学徒。44岁的学徒，与16岁时一样双手长满漆痱子（皮肤对大漆的过敏反应），他喜欢这个。
更多时候，作为一个随时可以抽身而去的旁观者，孙中伦是惭愧的。他在书中写：“我倾听，甚至引诱他们说出许多故事，然而知道自己对此无能为力。除了附和和推波助澜，我并不能帮助他们，或者说，帮助并非我的初衷。我走了之后，每个人的生活都要继续，许多失败和妥协还要往往复复。”
叙述的目的，无非是想记住他们
这一年的生活大多数时候无聊又枯燥。在东莞，每天上午8点开工，10点他就开始望钟了。“奄奄一息的时刻”，他就把有趣的事写下来。
整理这些故事的过程中，执笔者自身的生活经历也被唤醒编织进去。在定西，一个叫杨丽的小女孩在周记里写下自己的困惑委屈。她忘不了刚从乡下来市里时同学们看她的眼神。“她想大概因为她是留守儿童，才错过了学习繁文缛节，人情世故；因为她是留守儿童，才格格不入。”这让孙中伦想起自己从小城转到上海读中学时，也曾被同学嘲笑口音，被老师嫌弃家境。这样的时刻，他和这些讲述者不再有差别，“我们都是定西孩子。”
行程最初，孙中伦的理想是要重构叙述。他信仰文字的力量，甚至将之摆在个人生活之上。2016年2月，他来到苏州紫泉寺做居士，跟着师父诵经，凌晨四点起床去拜山，三步一拜直到山顶。他早就想好了一个故事的雏形，预设了世俗与宗教的冲突，有时会故意问些挑衅的问题：“《金刚经》里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既然如此，要慈悲心干嘛呢？”“若我们不能理解佛，又怎么能知道自己所理解的慈悲心与佛无异呢？”
事后回想，这是一段非常失败的经历，他“既不虔诚，也很无知”。师父们知道他的目的，却没有点破。最后他几乎落荒而逃。
随着旅程深入，他对哲学的追求渐渐淡去了。他发现，“我叙述的目的，无非是想记住他们，每一个我遇到的人，甚至自己……在交叉的个人叙述里，一个统治性的宏大叙事被打破了，碎成了一个个偶然、丰富却盘根错节的故事。”
在写作的迷宫里，他也开始直面自己的过去。妈妈因癌症去世不久，爸爸告诉孙中伦，他有一个双胞胎兄弟，但未能顺利出生。他想象，胞兄的灵魂飘在空中，俯瞰他在人间的生活。他用这样一种方式去审视自己。
全书因此分为两部分，前面是孙中伦写给胞兄的七封信，告诉对方自己每份工作的见闻与思考；后面是他以胞兄的口吻写给自己的七封回信，重新梳理自己的童年少年。
孙中伦的妈妈是学中文的，爸爸学新闻，他们都很喜欢读书，也很支持他写作。11岁，孙中伦开始写博客。爸爸偷偷换名留言：“我是你的忠实读者。”第二天假装兴奋地告诉他，“你看你的影响力马上要大了。”妈妈后面担心他太过偏激以后会遭遇不幸，默默藏起了家里所有的鲁迅和郁达夫，把梁实秋摆上桌面。
总有长辈担心他过刚易折，劝他包容、忍让。但他觉得，自己“已经是比较犬儒的人了， 我希望自己能够更有立场一点，或者更加不冷漠”。
如今，他已完成波莫纳的学业，即将前往剑桥大学攻读人类学硕士学位。未来从事什么工作？他还没考虑过，但想继续写东西。
江阴老家的祖宅木头横梁已经腐烂，老屋在塌陷。他谈起自己的历史老师，专业是中古基督史。在这位老师的个人网站上，他看到过一个非常详尽客观的口述史，以历史学家的口吻讲述自己家族在美国迁移、发展的历史。
孙中伦特别受触动，“我希望能够做他这样的事情。”
财新记者：你是在城市里长大的，对从乡村到城市的成长痛苦，能体会到什么程度？
孙中伦：我个人确实从小没有为茶米油盐发过愁，没有碰到过我遇到的那些人遇到的实实在在的生活危机。
但初中从江阴转到上海上学，那段时间我很明显感觉到自己是大环境里的局外人。转学第二天碰到考试，我迟交了试卷，化学老师对我说，“不要把你们那儿的坏风气带到我们这里来”。他通过否定你的背景否定你。那时，我也会问为什么自己不生在大城市，不生在富贵之家？这和我遇到的那些人是一样的，我们都是时代进步的列车后面抛下的弃儿，虽然我的程度轻得多。人生经历虽然千差万别，但不意味着我们在心灵上不能相互理解。
我现在更能接受自己各种各样的生活状态。我后面也写到，城市布尔乔亚阶层（中产阶层）看似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生活，但实际上，他们的选择非常贫乏。你会发现很多人选择的生活惊人地一致，就是要去保住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
财新记者：你觉得这是有问题的？
孙中伦：对个体来说可能是很好的选择，但如果每个人都做同样一件事情，我觉得是有问题的。或者说我不认同每个人都要选择一样的道路。
财新记者：会不会是现实让每个人的试错成本太高了？
孙中伦：那你想，是农村孩子还是城市孩子的试错成本更高？我想大概是农村的孩子。
城市孩子本来应该是更有社会责任感的群体，因为他有更好的资源，接受了更好的人文教育。但我看到的反而是，很多农村出来的年轻人更愿意追随自己的理想，更愿意为社会做些事。难道城市人不觉得这世上有苦难？我觉得，基本上，每个人都知道身边在发生什么，但试错成本更高的人反而愿意去改变它。试错成本更低的人，通常都做出非常同质化的选择。
财新记者：如果有人看了这本书，也想去休学一年去做些原本不太可能去做的事情。你觉得怎么样？
孙中伦：每个人都会问我这样的问题，比如你认为你的经历可以被复制吗？你认为做这些对申请国外名校有帮助吗？也有很多批评直言我动机不纯，好像在做一件博眼球的事，要炒作自己。
我做这件事情主要是为了自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必须要去做这样一件事情。我有一个黑人同学早就定居西雅图，但在大四最后一学期休学，回到非洲和祖辈一起盖房子。我觉得很了不起。
如果有人看了《回来》愿意这么做，我会很开心。在我之前，何伟（编注：Peter Hessler，原《纽约客》驻北京记者，著有《江城》《寻路中国》等）也这么做过，我或多或少受他影响。现在中国社会不同阶层割裂太严重，人们不太关心他人的生活。他人的苦难只存在于微信朋友圈的轻松筹，到最后这些真切的痛苦就变成了噱头和数据。如果有人真的愿意做这样一件事情，去具体了解他人的生活，我觉得是有意义的。
《回来》读后感(二)：休学少年孙中伦：脱下知识的傲慢去理解世界
7月29日，在上海言几又书店，孙中伦在新书分享会上问台下年轻的读者和家长，“我还需要重复一下我休学一年的经历吗？”说完这句话后，他停顿了几秒，看了看台下的读者，没有反应。
他收回目光继续往下说：“2015年9月，我到东莞工厂做电子厂工人，10月在大理做店小二，11月、12月在定西做英语老师，2016年1月休息，2月去了寺庙，3月和4月在单读实习，5月在成都做漆器……”
孙中伦今年23岁，大学在美国波莫纳学院学习政治经济哲学和德语专业。
大三那年，他身边的朋友都开始各寻出路，这让他感到焦虑，“我想成为怎样的人？将来要走怎样的路？”答案是什么，他还不知道。可是他隐约感觉到一种更大的不安——“仿佛之前所过的生活皆是幻景，一座魔山”。
走在人群中，他突然充满了感受世界的冲动。答案，或许就在人群中，他觉得应该起身寻找了。
2015年9月，他背起行囊出发了。
今年暑假，他带着新书《回来》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大家都好奇：他休学一年做了什么？为什么这样选择？有什么意义？
“很疲倦，（大家）都在说同样的话，问同样的问题，反复让我去调动某一段经历，我说的也都是相似的答案。”孙中伦坐在上海虹桥路的一家咖啡厅里感慨。
对面的孙中伦，黑色方框眼镜，深色棉体恤，浅咖休闲裤，还是学生模样。
“中伦”二字取自论语：“言中伦，行中虑。”意思是按照伦理道德讲话，仔细思考后行动。就像他每次说话前，都会先停顿一下，思考几秒，再不紧不慢地开口，偶尔脱口说出几个英文单词，下一秒他会立刻把英语翻译成汉语重新说一遍。
面对采访时，他拒绝解读自己，也不想让人过多关注。他说，想还原一些人的真实片段，让他们的声音在公共空间里也占有一席之地，希望一些社会偏见和莫须有的假设可以在真实的故事中消解掉。
出发
2015年9月，第一站他去了深圳，寻思着要么去画家村做个画工，要么去华强北销售电容器，但误打误撞，一辆小货车直接把他运去东莞的电容器厂了。
他第一天上工做产品质检员，工作内容是从成品中挑出残次品。检测机上就四个键：On/Off（开/关），Pass/Fail（合格/不合格），他只消把电容器的金属脚插进检测机里，不停重复这个动作。
这家工厂年产10亿个薄膜电容器。流水线工人的生活就是不断重复。“每测一万个才能拿八块五。一万个电容器，堆起来比人还高了。每天，不好的时候能测四万个，好一点也就六万个。”工友莫燕说。
这里有固定的白夜班。他上白班，工作从早八点到晚八点，每两个小时休息十分钟。可是从十点钟，他就开始望钟，倒数了。
下午和晚上，他负责管理印字机。整整六个小时，他需要目不转睛地盯着被激光印字的小模子。如果机器出故障，字就会印歪，他的任务就是一一挑选出那些印歪的。“大概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无聊的事了。”他在书里写道。
“你平时是怎么对抗这种无聊的？”他问同在管理印字机的工友刘承。
“那怎么说呢，也还好吧，眨眨眼就过去了。”刘承说。
对刘承来说，大多数时候他反倒希望机器出故障，这样他可以修，就有事做。否则，只能坐在凳子上，看着机器一排排印字过去，什么也做不了，“那很难熬。”
孙中伦想起了自己的大学教授埃里克森。埃里克森五十多年前在明尼苏达的工厂里打工，每天累到倒头就睡，没时间阅读，没时间思考。连自己生产什么都不知道。“这就是异化吧。”孙中伦还记得埃里克森推出这个结论时顺便坐上了讲台。
他在书中写道，“在工厂里我又想起他（埃里克森）的话。生产，产品，灵魂，自我，没一样属于自己的。留下什么？还有什么是重要的？”
在波莫纳学院的前两年，他会和身边的朋友讨论平等、再分配、资本的伪善。
但是在大三的一次聚会上，即将步入社会，一个朋友再次讨论资本时说：“我告诉你，事实上，金融产业调配资本，把钱投到有价值的项目上，本身就是有价值的。”
他反问：“是价值还是利润？”
“你真的不懂！”他的朋友争执说，“那你怎么定义价值？你告诉我，你怎么定义价值？”
他无从争辩。
曾经一起讨论的同学开始对他循循善诱资本的价值。面对这些变化，他有点不知所措，就像一些人面对“为谁而学，学什么，为什么要学”的时候，也一样地不知所措。
来到工厂，在和工人们同吃同住的生活中，他找到了不一样的答案。
工厂里有一个15岁的同事小黎，初中没毕业就出来打工了。有一次，小黎在测小电容时碰到了问题，看报表，忙个不停，后来领班过来手把手教他才解决。
后来孙中伦问他：“有必要这样认真吗？公司有要求一个电容器都不能检错？”他说：“没有，不过我自己这么要求自己。”
很无聊的时候，孙中伦说他会偷懒，但是小黎不会，即便他之前打过架、逃过课，但是他还是希望自己努力工作，配得上自己挣的钱。
孙中伦看到工人们为了挣钱，虽然不得不急于适应环境，但是也没有放弃心灵里的重要东西，他觉得这特别了不起。
起初，他不知道怎么和他们相处，会问一些像“你快乐吗？”“你的理想是什么？”“生活有什么意义”等问题，他后来觉得这些问题很唐突，但是“你问什么他们就答什么”，这种坦诚和友善让他很惊讶。
因为在他以前生活的环境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过去
孙中伦说，定西是他心里的一个执念。这次他想给自己的过去一个交代。
他的父亲曾在甘肃生活过，和孙中伦讲起过定西的贫苦。十几岁时，他看了杨显惠先生的《定西孤儿院纪事》，被这些饥饿亲历者的讲述所震撼，也被杨先生的文字所吸引。
2015年11月，他坐上了去往定西的大巴。来到这里，他选择做一名县城初中的英语实习老师。
课上，他就坐在教室后排听课做笔记。
有一次，在交上来的周记作业中，他注意到一本装饰得很漂亮的本子，上面用荧光笔点满了星星和笑脸，翻来仔细一看，原来是杨丽的。
杨丽是班上的留守儿童，家里还有一个弟弟，由爷爷奶奶照看。她在农村念完学前班和一年级后转学到县城读书，刚来新学校，她的成绩下滑到中等，同学们也曾因为她是留守儿童和“乡下人”的身份传来异样的眼光，这让她很委屈。
每周放学，她会留下来帮班级出黑板报，可是选班委的时候，没有人想到她，大家更喜欢簇拥着总考第一名的班长。无论是班级事务，还是私下关系，成绩好的同学总能获得更多的掌声。
在周记本里，她说：“我做梦都想回到从前，我也是好学生的时候。为什么我没有那样的待遇，我不甘心，不甘心。”
孙中伦看着小姑娘写下的文字，很心疼，也很感同身受。
坐在教室里，看到墙上贴着的“团结拼搏，求实创新”、“静中显竞，竞中取胜”，他写下自己的感受：“教育里时刻充斥着这种伪善的命题——老师要求学生尽可能谦逊，但墙上的警言暗示了人要笑里藏刀。”
这让他想起了自己那段无力直面的初中时光。
他的初中，一半在家乡江阴，一半在城市上海。
2008年，14岁的孙中伦从江阴转入上海读初二。来到这所重点初中的第一天，一切都很陌生。
刚来的时候，他想变得酷一点。课间他会和同学们逗趣，可是预想的欢笑声却稀稀落落，回到座位上，他用书挡住了自己的脸。
后来因为考试晚交卷，老师一句“别把你们那里的坏风气带到我们这里来”，让他第一次感到了自卑。从此以后，“外来人”成为他初中生涯中无法摆脱的身份。
“到上海念书，虽然有很多选择，但就是没有办法否认，你是一个乡下人。甚至同学说其他外地人时，自己心里也会不好受。”孙中伦不太愿意过多提及初中生活，他很在意因“外来人”的身份而产生的距离感。
初三毕业，他再次回到江阴，和曾经的同学一起拍毕业照。看着那些曾经的朋友慢慢疏远，他觉得自己再也回不去了。那一刻，他从未如此清楚地意识到，“不管在哪里，我都是个局外人。”
在定西待了快两个月，孙中伦决定离开了，走之前他说想去农村再看看，班上的王老师把曾经的学生——村小的赛老师推荐给了他。
赛老师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本科毕业后选择回到农村当一名乡村老师。
周围人不理解他，他是定西的孩子里难得有能力选择生活的人，为什么还要回来？他只是说：“可能从小在这里长大，还是喜欢这个地方吧。”
其实初中刚进校时，他连ABCD都不认识，后来因为王老师的鼓励和启蒙，成绩慢慢好转，也变得更有自信。他说，因为王老师，那时起就想做一个老师，做一个在孩子们身边的大人。
2009年，赛老师坐着大巴，翻越一座座山坡，来到这个连窗户和门都没有的乡村小学，正式成为了一名老师。
那时，学校还有七十多个孩子，可是到孙中伦去时，学校已经招不到学生了，因为大部分孩子都选择进城读书了。
“政府投资建了村级幼儿园，结果只能招到两个学生。今年有一个上了一年级，现在只剩一个了，都没办法正常开学了，可能面临关门了吧。”赛老师忧心地说，“我之后也要换一个学校待了，肯定还是要当老师的！”
宋洁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扎着马尾辫，成绩在村里数一数二，但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属于低保户家庭。
她家离学校有两里多地，下午放学后，孙中伦跟着赛老师走到她家时天已经黑了。
土块儿砌起来的房子里亮着一盏灯，几个铺在地上的小木凳，中间一张小桌子。他们和宋洁父母散坐在桌旁，然后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来孩子的学习、家里的生活。
这里自古干旱，“苦瘠甲天下”，宋洁家里种“土豆，麦子，胡麻，玉米和豌豆”，也养牲口，但靠天吃饭，“天好的时候，一年赚两万；不下雨的时候，一年就一万”。
宋洁爸爸出生在七十年代的定西山头，家里穷，经常吃不饱饭，喝稀饭时甚至连馍馍都没得吃。直到十八岁，他决定去内蒙古的砖瓦厂打工，“南方人打工，还有玩的。我们这种做砖瓦的，就是做了睡，睡了做”，他只觉得苦。
90年代，他回家乡结婚生子后，又和妻子外出打工了，一双儿女留给爷爷奶奶带。
现在，宋洁爸爸在家务农。早上五点出发种地，晚上九点回家，做饭，喂牲口，十二点睡觉。妈妈去了建筑队，吃睡都在工地。“现在的社会，我们这种人就没办法做，没文化”。
宋洁妈妈对孙中伦说，他们的人生已经盖棺定论了，不想让孩子跟他们这样受一辈子苦。“我们这里，唯一的出路就是读书。”她又重复了一遍说，唯一的希望就是儿子不要像她一样受苦，也希望女儿宋洁能考上大学，有正式工作。
在和老师谈天的过程中，孙中伦注意到宋洁自始至终都在安静地写作业。
宋洁妈妈对孩子有愧疚，认为她的贫穷、没有文化让孩子们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努力去追赶——就连儿子学校的资助计划，她也因为文盲，看不懂需要提交哪些证件，怎么进行网上操作。
好在国家有精准扶贫政策，他们是目标户，可以无息贷款四万元。“快贷上了，我们准备搞养殖，养牛，一个牛娃能挣两千块钱”，宋洁妈妈笑着说。
在定西农村地区，有8156名农村留守儿童，宋洁只是其中之一。这8156名孩子， 大多都有相似的故事：爸爸在外打工，妈妈在家照顾自己，一边寄希望于国家的精准扶贫，一边想要通过教育改变自己孩子的命运。
孙中伦在这些故事中，感到一种无力感。“他们作为留守儿童，有着‘定西孩子’这样一个标签，也有一种无法改变自己的无力感。我们在看到大家进步，火车在轰隆隆向前，就会有一种感觉：哎呀，我是不是被抛到后面了！”
章节末尾，孙中伦写道：“我想，我们都曾是定西孩子。”
《回来》出版后，有人把他视为“90后”的榜样，也有人吐槽这就像一个吃惯了山珍海味的百万富翁突然想去吃一碗小葱豆腐。
听到这些评论，孙中伦只是自嘲地笑了笑，“我其实很怕被说是楷模、榜样、新青年……我挺怕的，因为我本来就不是在做什么很了不起的事情，而且我真的是不想被当做榜样，很多人很享受被当做榜样的感觉，我不享受……”
“高中的时候，我可能会相信有所谓的知识分子或精英，但是上大学之后，我就知道其实这都是错的，没有谁是特别了不起、特别高人一等的，也不应该让他们来主导别人的生活。”他说。
高中，他就读于上海中学。回忆那段时光，他说：“不算自由，但也很快乐。”
学校是寄宿制，周一到周五得住校。6点20分出早操，8点上课，晚自修9点15分结束，时间被安排得满满当当。
完成学习之余，他会看看课外书，去外面看心仪的话剧，经常和朋友一起打打篮球，变得比以前更活泼。
在班级里，他是大家的开心果，经常即兴模仿同学的说话语气和神态，把周围的好友逗得哈哈大笑。
他的好友昊晟回忆，孙中伦在学校里还是挺引人注目的。在篮球场上，他是篮球队里的得分后卫，进攻能力强。
周末的时候，他还喜欢在博客里写文章，专门注册了一个以自己的名字为域名的网站（www.sunzhonglun.com），把看的书、听的音乐、关注的话题都写在了网站上。
班主任李潞瑛老师说，在上海中学，像孙中伦这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学生有很多，他们所涉猎的阅读范围很广，自己会研究小发明。可是每次问起“你们未来想做什么？你们自己的优势在哪里？”的时候，得到的大部分回复都是迷茫。
在李潞瑛眼中，孙中伦在高中时期就能够清楚地思考自己的未来，以后想做什么，怎么去前进，然后真的去付诸实践，这点让她很意外。
高二，孙中伦出版了一本散文集——《疯狂列车上的达人秀》，是他初三到高二写的文章合集，内容包括马尔克斯、茨威格、杜拉斯、塞林格、梁漱溟、邵飘萍等中外文学家，以及朝鲜核谈判、哥本哈根会议、铁矿石贸易等国际事件。
他的母亲一直是忠实读者。在书的序言里，她写了一封家书给他。
她叮嘱道：“古人说‘君子和而不同’。这是对一个有教养的男人的最佳诠释：在面对任何人的时候，态度一定要谦和，不卑不亢；但是，你的内心永远是有自己的主张与选择。”
当时，他有点不以为然。
“我一直都很叛逆。”孙中伦直言不讳。
他说自己的“叛逆”更多的是理念上的，“我不认同家长安排好的道路，不会选择按部就班的生活，不会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去生活，不会为了让他们安心而选择一条更安稳的路。”
但是母亲的话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遇到不同的意见，他会去争论，但是不会做出格的事情，学校里有明确的规则，他会遵守。
李潞瑛说他很有个性，对很多问题都有自己的思考，不是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但是他不激进，愿意去交流。
有一次，几个班干部开讨论会，有些小矛盾。他跑去和班主任说：“李老师，我并不喜欢班里的某些人，不是这个人，而是一些行为，一种做法，一小部分人来决定我们应该怎么做怎么做，好像他们是精英似的。”他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发表自己想法的权利。
他认为班级里存在的精英意识有一种源自知识的傲慢。去寺庙的经历，让他更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傲慢。
2016年春节以后，他去紫泉寺待了几天，后来有人问他要不要再回去看看，他只是说，“不去了，不会再去了。”
他不会再回去了，因为他无法再面对那个僧人了，也无法再面对那个傲慢的自己，这次经历让他觉得很羞愧。
紫泉寺，坐落在苏州僻静一角。接待他的是性悟法师，佛学院毕业，是寺里常驻的师父。
一开始，他对寺庙有各种预设，觉得寺庙已经被世俗化，没有什么纯粹的信仰了，所以这趟旅程他是想去确认寺庙世俗化的结果。“我既不虔诚，也很无知。我不指望能解脱。”他写道。
一次饭桌上，性悟法师给他出了一道题：论孝道。饭后散步的时候，他一直在寻思，“孝道和佛教有什么关系呢？”心里已经开始冷笑，因为他觉得师父不懂真正的佛学。
每个周日，面对任何天气，性悟法师都会去灵岩山脚下拜山。首先从灵岩山正山门出发，再沿着山道，默念佛号，三步一拜，直至印公塔院。有的时候人山人海；有的时候，身边只有护持老钱。
他问老钱：“拜山对你有什么意义？”
“傲慢消除了！”老钱不假思索，“拜山的时候，对每个行人都是抬头看的。我觉得学佛，首先要学会做人。”
慢慢地，他开始理解那个风雨无阻的拜山僧人。“之前我会问很多问题，但是他不能给我答案，教我孝道，其实心里面已经开始傲慢了，觉得你懂什么。”
后来他说自己是佩服这位僧人的，他的内心很虔诚，但是这种虔诚不是用他知道佛经的多少来衡量，“一个人虔诚不是说一定要通晓很多道理，虔诚就是一种状态。”
这次经历，他虽然觉得挫败，但是给他很大启发。
“当知识成为一种技术时，你以为它能横行霸道，席卷所有东西。如果不懂得用知识尊重别人，它反而可能变得最不包容，最狭隘。”他于是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再滑入这种知识的傲慢了。
“一开始，我想写一本公共的书，一本让每个人都知道他人生活的书。但是后来反而成为一本非常私人的，对自己一个交代的书，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孙中伦说。
写作对他来说是非常私人化的事情，最初在东莞，他用写日记的方式记录下白天发生的故事，没想到，写着写着，变成了与自我的对话。
工厂的工人、定西的杨老师、赛老师、宋洁、紫泉寺的僧人们，一年的时间，孙中伦在这些经历中寻找到了关于过往的回忆。在这些人当中，他感觉久别重逢，与记忆中的孙中伦产生和解，脱下“标签”“精英”和“傲慢”。
他有点遗憾在每个地方待的时间依然太短，问问题的方式也有所欠缺。接下来的一年，从波莫纳学院毕业的孙中伦将继续前往剑桥大学攻读社会人类学的硕士项目，具体去了解怎么做社会调查。“我还是会去关注之前关注的人，最普通人的故事。像E.L.多克特罗的《拉格泰姆时代》，重点写普通人与大时代的关系。”在采访的尾声，孙中伦告诉记者接下来的计划。
“你认为现在自己是真正意义上的‘回来’了吗？”
“现在不是，写这本书的时候是。看你是站在哪个出发点和位置上，而我更关注那个原点。我的过去对我来说是重要的，我也并不知道我的位置在哪里，我只有去到一个新的地方，一头扎入过往，回来才算实现。”
（部分内容参考《回来》，孙中伦著；澎湃新闻实习生朱玉茹，澎湃新闻记者于亚妮、章文立对本文亦有贡献）
《回来》读后感(三)：一个少年的“间隔年”
我很少读同龄人的书，是因为听长辈说，属于青春的文字是短暂的，昙花一现，虚无缥缈，带着一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读中学的时候，迷过一些“80后”作家，现在想来，留下印象的屈指可数，或许是这个时代真的变了。祛魅的世俗时代，追求的是快速消费，商业资本裹挟着文化出版业进入市场，制造出种种畅销书单，眼花缭乱，让人无所适从，尤其是书写青春的读物，如同滥俗的青春电影一样，雷同，无味。然而披沙拣金，千淘万漉总会有适合阅读的一款，偶然间在“理想国”的公众号（ID：imaginist）上看到了一本名为《回来》的书，据说由“理想国”有史以来最为年轻的作者所写。一直信赖该品牌的我，不由得对之好奇，这该会是怎样一本书？我的同龄人，现在会想些什么？带着疑问，我翻开了这本书。
孙中伦，美国波莫纳学院（Pomoma College）大四学生，主修PPE（政治经济哲学）、德语专业。罗德奖学金最终候选人，剑桥大学2017年社会人类学硕士项目入选人，这些名号，对于一个94年生人的学生而言，足够优秀。然而，这与《回来》一书的内容并无多少关联。“休学、流浪、打工、寻路中国”，几个关键词串联起了该书写作的脉络，而这些，是作者在21岁的年龄所做出的选择。学院的埃里克森教授很欣赏中伦的才华，在一个平常的日子，他在办公室问中伦：
“打算继续读哲学吗？哦对了，我下学期教海德格尔，希望你能来。”
“我打算休学一年。”
“做什么呢？”
“做一个理发师。”
教授听后的态度，在书中不得而知，然而我想或许他并不会过于惊讶，毕竟在美国，选择间隔年（Gap Year，指青年在升学或者毕业之后工作之前，做一次长期的旅行，在步入社会之前体验与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学生不在少数。在一次面试上，埃里克森教授感叹现在的学生很完美，成绩完美，研究背景完美，他们的求学之路顺风顺水。这样的情况在中国亦是普遍，每到申请季、考试季，拥有光鲜履历的高材生们投出厚厚的简历，个个充满希望，评判优秀的指标大多相似，无非是各类奖项或是可观的论文数量，甚至年龄，也可以成为较量的资本，一步都不落，每步都走好，成为了他们跻身精英阶层的目标。
不过，中伦倒并不这么想，在他看来，寻找一个笃定的自我，比量化的优秀指标来得更有意义。学习哲学的他，会思考一些形而上的问题，“为谁而学，学什么，为什么要学”，他没想清楚，但一直有着这样的困惑。他累了，想停一停，在迷茫的21岁，寻找一下自我，于是，休学成为了他的选择。
他最终没有成为一名理发师，而是去了东莞、大理、定西、苏州、北京、成都，做过流水线工人、民宿招待、初中老师、新媒体编辑、寺庙居士、漆器厂学徒，一边流浪一边工作。“有时挤在深圳的胶囊旅馆，有时睡在西北的炕上。生活大多数时候无聊又枯燥，在奄奄一息的时刻，我就把有趣的事写下来。”孙中伦在书中写道。他有着记者般的敏感，愿意去倾听那些琐屑的日常故事，然后一一记录下来。“故事不再是一篇新闻报道，而是我们之间的共同记忆，私密而精致。在交叉的个人叙述里，一个统治性的宏大叙事被打破了，碎成了一个个偶然、丰富却盘根错节的故事。”抽象的概念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对个体生命的感知与体悟。它们构不成中国社会的全部，不过一叶知秋，多少还是能透露出一些时代与个人的肌理。
故事不少，若取一瓢饮，当属《定西孩子》这篇。西北无论对作者，还是对我而言，都是一个遥远的存在，贫瘠的土地、干旱的气候，造就了艰难的生存环境。那里的人，既坚强又脆弱，贫穷早早磨炼了意志，却也阻碍了上升的空间。中伦在定西呆了不到两个月，要想在短暂的时间里记录社会实属不易，尽管如此，他还是努力做了尝试。不用录音设备，用最简单的纸笔，记录下日常的聊天细节。人类学家喜欢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观察世界，他愿意闲聊，捕捉细节，他不以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观察，那样会显得过于理性，平视会让他感到轻松，少了一些包袱，多出来的是真实。当地人并不掩饰对金钱的渴望，那是最直接改变处境的东西，然而他们又容易满足，稍有改善则安居乐业。时间冲刷了一代又一代定西人，“记忆不再专注于政治、历史与偏见，细胞飞向四面八方。在遥远的宇宙里我们久别重逢”。中伦喜欢用充满哲思的语言进行总结，多少带着少年般的浪漫主义色彩，不过细细读之，却有几分道理。
当然，一个人观察世界的深度，多少会受到年龄的局限。对中伦而言，过多的个人独白，让叙事的节奏有些游离，使得文章的脉络并不清晰，这难免会让读者有些诟病，或许也是书写青春时难以摆脱的表达欲望。不过这对一个少年来说，未免有些苛责，时间慢慢会改变这些，有着年少时的积淀，再走就会多一份从容了。
间隔年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词。在毕业或升学前后，选择一段时间去做些纯粹的事，并不容易，它需要面临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我们的生存逻辑还停留在社会达尔文主义阶段，“赢者通吃”、“不输在起跑线上”的思想仍然到处可见，甚至变为所谓成功学的信条，前路漫漫，从这个角度出发，一个少年的“间隔年”或许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原载微信公众号“文史哲部落”，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wMDA4Mjk4NA==&mid=2650990394&idx=1&sn=034a7ccd46d8d4e6f21dc71319cbf3a9&chksm=8d74d47dba035d6b918e20a220fedf08aa4237790ecaf191c3de681b8bffcde21bd46654e906#rd）
《回来》读后感(四)：回来，已经是如风少年
天气酷热难耐，给了穴居吹空调的生活模式充足的理由，暂停所有的户外活动，倒也给阅读腾出大段的时间，很久没有这么静心看一本书了。
无意看到理想国在微博上推书的营销文之后，便深深好奇一个94年的少年，是如何跋山涉水，休学一年，离开美国名校，回国深入你我不曾设想的社会底层，从东莞到定西，从北京到成都，以一颗少年人敏锐而悲悯的心，写出深邃而真挚的文字，扒开社会更迭的创伤，将社会面貌纯真地呈现。
孙中伦将原本人生轨迹停摆后的第一站是广东的东莞，成为一名流水线工人。在富士康，在车间，以一个体验者、聆听者和观察者的身份，融入这些时代洪流中的产业工人之中。16岁稚气未脱的小黎，年纪轻轻却异常沉稳的“许领班”，一心一意想开奶茶店的胡哥……形形色色的小人物，却藏着属于这个时代的烙印。关于“留守儿童”、关于“精准扶贫”，这些宏大的词，在这些人身上，便是再真实不过的生活，盘根错节牵动着他们的际遇。他在交谈中，总是追问他们的理想，却总是发现宿命的难以逃脱，一代人又一代人，重复着上一辈人的命运，摆脱不了阶层和贫穷的轮回。
甘肃会宁与定西，因为本书而有概念的地理名词，高考状元之乡和贫困山区。大山里的还在，在日渐凋敝的村落，恣意地生长，有走出大山又回来的，有成长后扎根做老师的，有去南疆种棉花依旧贫寒的，依旧与你我的日常想去甚远，这样的文字，有时都不敢直面。
大理的诗人放弃了作诗，街头的民谣歌手沦为流行歌曲的点唱机；但成都漆器长的工人，依旧满满打磨，执意做着手艺。心浮气躁的时代，有人流于世俗，有人依然固执坚守。
“在所有的故事里，甚至于自己的，我都无能为力。然而在每一次交谈后，我都觉得自己同样也深陷其中，他们的命运与我是真实相通的。在遥远的宇宙里我们久别重逢。”——孙中伦
《回来》读后感(五)：一个试图理解这个世界的少年
作者孙中伦生于1994年，是美国波莫纳学院的大四学生。2015年夏天，21岁的孙中伦决定中断学业，休学一年，回中国展开一段未知的旅程。
在关于为何回来的叙述里，作者引用了李克曼的一句话：“成功者改变自己适应这个世界；失败者总是尝试改变这个世界来适应自己。因此，我们这个世界的所有进步，都依赖于失败者。”
孙中伦说，他决心做一个失败者。
在回国的一年里，他去过东莞、大理、定西、苏州、北京、成都，做过流水线工人、民宿招待、初中老师、新媒体编辑、寺庙居士、漆器厂学徒。他把一路上遇到的人和事，记录下来，形成了这本书。
我很佩服拥有行动力的人。可能每个年轻人都畅想过“流浪生活”吧，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种工作到另一种工作，自由并且充实。然而，我们大多数人都太现实，太懂事了，不动声色的选择了更稳妥的方向。
21岁的孙中伦，是一个试图理解这个世界的少年。这本书最动人的力量，就在这里。
当然，书写不够成熟，私人化的情感记忆和对外部世界的好奇与追问没有平衡好，一边过于满溢，一边则缺少真正的理解。作者没有办法组织好那么多的材料，有好几章显得碎片、隔靴搔痒。
当然，这也和作者的野心太大有关，他试图碰撞的问题太多了，况且每一个都巨大无比（留守儿童、流水线工人、大城市的外来者、下岗工人），根本没有办法简单的，浮光掠影般的收纳在一本书里。
虽然有很多不足，从情感上，我还是喜欢这本书的。
《回来》读后感(六)：归来仍是少年时。
手记
在言几又书店《回来》分享会上，成都漆器厂的王岳峰厂长作为分享嘉宾与孙中伦重逢，差不多一年前，他和孙中伦的一段对话我还记忆犹新：
“为什么会有这个选择？
“因为对漆器这一行蛮有兴趣，想看看传统的手工业。”
“我问的是，为什么休学？”
“有几个原因——”
“挑最主要的说。”
“因为，学哲学，到最后你会发现有些问题超越了哲学的理性边界，在这个边界之外只有用戏剧或文学的方式呈现出来。没有答案，不过可以提供一种感性认知，但是故事从哪里来……我回答上一个问题就是，我想从叙述中寻找答案。”
2017年夏天，孙中伦带着记录着由这段对话开启的在成都漆器厂20多天见闻的一本新书《回来》回来，这本书的出版方广西师大理想国安排了一个全国范围的读者见面分享系列活动，成都是其中一站。当然，漆器厂只是《回来》的一个章节，翻开这本书，你还将随着这个叫孙中伦的青年，去东莞的电子厂、大理的人民街、定西的乡村学校、北京一家叫“单读”的新媒体……他会带你遇见一些人，他与这些人或长或短或深或浅地相处，聊或者只是感受、观察他们的生活，再写下他们的故事，这些故事并不是多么惊心动魄，写下的却是那么平淡和无奈，以及之后的善良、勇气和忍耐。孙中伦说，他无能为力又深陷其中，他们的命运与他，是真实相通的。
很多人会问，这一年你有哪些收获，哪些改变？这是孙中伦非常害怕的问题，他在书中写道，“我更希望他人发现，我没有多大改变，正如我并未偏离二十岁时想象的自己。”
我忽然发现，眼前这个年轻人，与几岁时的他，除了外在的茁壮之外，别的真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是那么圆润的面庞，聪慧明亮的双眼，温和纯善的笑容，我也几乎能够想象，几年后，十年后的孙中伦，依然是这样的赤子模样。
叙述
“什么都不缺”的这代年轻人的反叛
为什么休学？自从孙中伦在大三做出这个决定后，直到现在，无论是家人、朋友、回来所到之处遇到的人，还是书出版之后的媒体、读者，这个提问从未停止过。
孙中伦理解这种不解，也试着做出一个解释。
在2015年做出休学决定前的孙中伦，是标准的别人家的孩子，尤其从江阴转学到上海中学后，顺利考入美国波莫纳文理学院，学习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在外人眼中，他一路顺风顺水。我的大学同学、学者金心异说，孙中伦是当代都市年青一代的代表，可以说什么都不缺，往前是属于名校毕业的高材生，有一份光鲜的职业和优渥的生活，但在孙中伦内心，却一直潜藏着强烈的不安。
孙中伦说：“我一直接受的是人文教育，学的哲学、政治经济学这些比较大的虚的学科，在之前20多年人生经历中很少能够了解他人的生活，都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如果我对在路上碰到的清洁工，路过工厂的工人的生活都一无所知，那我有什么资格去谈论他们？我需要一些直接经验，这是我休学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
有人说，孙中伦这一代是属于什么都不缺的年轻人，有时会用超出常规的方式来反叛，他说：“反叛当然有，但我认为是个非常自然的过程，因为你想去了解这个社会，去反思接触到的各种各样的人。一些同学挺不以为然，因为现在容易把教育定义为精英教育，学生把自己也当成了精英，仿佛自己是精英，别人就不是，自己接受了最好的教育，就要把这个特权巩固下去。我甚至觉得这样是一种可耻。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这样，我有个朋友，学的是政治学，大四时就休学了，回到非洲自己的故乡去造房子，跟祖母祖父外公外婆一起生活。还有，我的导师给我说，他的学生，大二结束时休学，花一年时间去竞选波特兰市市长，差点被选上了……这些挺触动我的。”
孙中伦说，希望自己到老还是这样赤诚，按照自己的原则去做一些事情，而不是接受一些事情。
这么年轻，却有一颗老灵魂
在孙中伦最早的设想里，休学回来后是去当一名理发师，从南一直走到北。后来的确是从南方开始，在深圳，本来想在华强北做电子销售，或者在大芬村当一个画匠，结果一辆小货车把他拉到东莞，在一家电子厂的流水线上当了一名操作工。后来，孙中伦彻底不去做什么规划，让可能性穿过自己，而不是去设计什么。
东莞之后，10月份去了大理，在民宿里当店小二，11月、12月在定西当初中英语老师，1月休息，2月在苏州小庙里当居士，3月、4月在北京“单读”，5月来到成都，在漆器厂一个月，6月去了湖南郴州，去东莞认识的胡哥家，还去当地一家银器首饰厂里体验了一下，7月去了东北，原本打算进一家二人转剧团，后来看了几场演出，结束了一年的行程。
孙中伦并不会在所到之处，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采访姿态，而是在逐渐相处的过程中闲聊，当然会提问，别人不答，他也不会追问。王厂长回忆说：“中伦来的时候，我有一种如临大敌感，但我们决定向可能性敞开，一个几十年的老厂，一直在国营和集体所有制的状态下关起门的状态，它的打开是必然的，是早晚和方式的问题，我很庆幸选择了这样的方式，或者说被选择了这样的方式。然后我就让这个事自生自灭了，我的安排就是第一天带着中伦走了一圈，知道有这么个小伙子来了，他来做什么他们不知道，我大概知道，但不重要，就让它发生好了。”
南方报系从事社会纪实报道的记者杜强说，我们采访遇到那些还在为温饱劳碌的人，特别怕问一些比较刺激的比如理想问题，中伦却会直接问，你的理想是什么？我觉得这是年轻人让人羡慕的特别舒展的地方。
有些人会问，你去了这些地方，会为他们带去怎样的改变？中伦老老实实地说，不会有什么改变。其实当然还是有，孙中伦在漆器厂认识的90后漆工阿申说：中伦愿意经历这些事情，足以让人心生敬意，很多人有很多时间也不会付出行动，中伦让我知道这世界上有人在这样思考问题，这样行动。
对孙中伦来讲，能和原来生活轨道之外的人建立联系非常重要，比如说东莞厂的胡哥，孙中伦去了他在湖南的家，书出了，又给他寄书，问他看了没，胡哥说看完东莞的了，还有错别字。
这样脱离原有生活轨道的经历对孙中伦还有一点非常重要，他说，因为你做什么事情都是在一种惯性中，或者是外界的一种期许，很少反思自己的行为，反思不仅是对现在，也对过去，不是过了就过了，记忆随它走，我希望在新的环境里刺激它。
读者傅姐读了《回来》非常感慨，她说，孙中伦敏感细腻，观察与描述都非常成熟，非常有镜头感，尤其那种悲悯，在现在的年轻人中非常难得，孙中伦这么年轻却有一颗老灵魂。
价值
2015年夏天，21岁的孙中伦大三结束，他决定休学一年，回到中国。
他去到东莞、大理、定西、苏州、北京、成都，做过流水线工人、民宿招待、初中老师、漆器厂学徒……一边流浪一边打工。
在这场寻路中国、寻路青春的旅途中，他在他人的故事里找寻自我、认识世界。
一年之后，孙中伦记录这一年经历的文字，由广西师大理想国出版，取名《回来》的新书在这个夏天推出。
编辑之一雷淑容说，“中伦写下了许许多多自己遇见的人和事，但自始至终，他都在观照、审视和认识自己。这是我认为最动人的地方。如果用那句流行的电影台词来描述中伦的写作，我觉得他一出手就具备这样的气象：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这跟他的教育背景有关，当然更多是因为他天生的自省、独立、悲悯。”
更愿意在书里和你对话
孙中伦说，这一年里，无论怎样艰苦的环境，遇到怎样不可思议的事，他从来都没有怀疑过自己的选择。
为这段经历写一本书，是一开始就想好的，但不知道会是什么样，最开始在东莞，以日记方式记录每天见闻，越到后面，越觉得必须认真对待，不仅仅是记录，应该用更郑重的方式，用文学的方式呈现，因为太珍贵了，如果简单记录的话，对这些素材是浪费，没法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如何不可思议，如何盘根错节。
这本书很多地方的描述，并不是通过采访而得，而是孙中伦通过与对方的相处、了解和观察而得，比如在定西一所中学，孙中伦所在班上有个女孩，特别活跃，因为成绩不好，怕被老师忽略，为班上做各种各样的事情，画板报，主持各种活动。她说，我是一个留守儿童，没人照顾我，受了欺负只能跑回家自己哭。孙中伦说：我有和她一样的感受，我初中在一个小城市，然后转到上海念书，那种无助，被同学轻视甚至欺辱是一样的，我非常理解她的沮丧。
孙中伦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不愿意把自己的书归到非虚构里面的原因，因为非虚构不会用这样的语言来表现一个人的状态，我只能说这是我看到的，我听到的，这是别人告诉我的真事，我不敢保证别人的叙述是否真的，客观的，其实客观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通过叙述，了解背后的生活。”
《回来》在结构上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孙中伦成年后才知道，当年妈妈生他的时候才发现怀的是双胞胎，可惜另一个生出来就夭折了。在书里，他给这个从未谋面的兄弟写了7封信，告诉他自己在哪里，又要到哪里去，然后又用胞兄的口吻回了7封信。他想用这种方式，来确认兄弟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的证据，也想通过设想有一个人在身边，用另一双眼睛来看他的生活。
《回来》一书，让人难忘的是孙中伦强大的叙述能力。叙事论事，条分缕析，在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中对哲学的学习赋予他灵动的智性，这灵动的智性蕴生于、化合于平静的德性之中。这是中伦行文最大的特点，而且是中文写作者中常常最缺少的。站在这个基点上，我想他可以走得更远。
他不缺运用绚丽语言的能力，铺陈辞藻，绘声绘色，这是年轻人尤其是某些名校毕业的年轻人最容易展现出来的特点，但中伦却有一种强大的克制力，不滥用任何语言的华美，不泛滥任何的感受与激情，这也是他这个年龄很少见的。这种节制与克制，正是我前面所说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所拥有的最大特点，美而不艳，爱而不淫，哀而不伤，思而不罔。
我常常说文章讲究三种美：文字之美、逻辑之美、思想之美，我想中伦在这三个方向上都努力追求上乘，他的天赋和努力都让我这个父执辈感到嫉妒。
同为写作者的年轻撰稿人于迪采访完孙中伦说，我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走进中伦，他把所有入口放在书里，书里的他是很好接近的，他更愿意在书里和你对话。我觉得，这也是孙中伦最让我佩服之处，他将自己刻意隐藏，他曾说过，我一直是一个失败的抗争者，我很幸运，还从未沉沦于成功的假象。
《回来》读后感(七)：我们需要新时代的勇敢
是带着感情色彩和好奇心情读完这本书，可以说每个篇幅都有被感动到，一个90后本应属于象牙塔中的少年，愿意思考未来和人生，愿意放下和追寻，是当下喧嚣社会环境的一股淡淡清流。
我记得书读大概三分之一时，作者中伦在北京首场读书分享会我赶去现场，由于晚了几分钟时间我只能在环环绕绕的人群之外，我听到谦和温润的声音，在人群缝隙中，我看到阳光满面的少年。整场读书分享会本应一个半小时，由于现场交流热烈，差不多两个小时结束。可以想像，大家多么喜欢作者，我想，大家或许和我一样，好奇文字中的老成，而现场本人的纯真。就是这样一种好奇使然，让我迫不及待的想把书读完。
“回去”篇的困惑，“东莞日记”篇的体验，“人民街”篇的探索，“定西孩子”篇的感知，“单读”篇的融入，“四月三月”篇的自我，到“成都漆器厂”篇的深刻，最后“回来”的走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年轻人的迷茫、勇敢与成长。很真实坦率。我甚至在内心疑问，真的是那天现场的那个阳光少年，自己走完的这场体验？
作为一个80后读90后写的书，我是带着探索心情的。当下社会热衷于比较年代感，仿佛每个年代都有了大概的定义。有人为五六十年代不平，为七十年代庆幸，为八零年代抱憾，又为90年代艳羡。我想，或许吧，年代不同机遇不同，人生可能被社会洪流不同导向，但是，我更认为，世界的运转就如同曲线图，起起伏伏，给了不同时期的人不同的挑战。年代虽有不同，青春大都相同。在最好时代的年华里去突破自我，去不顾一切，去想做就做，不管怎样都是值得。如果非要用年代去定义，相比较那些虚幻网络和虚拟小说，我更欣赏非虚构的九零后纪实文学，他代表了勇敢和洒脱的青春。他不用标新立异，不是哗众取宠，而是一种文学的传承与探索。
青春是一场成长的萌芽，他并非十全十美，但却难能可贵，迷茫与彷徨都是这其中的必然。有这样一个年轻人敢于努力尝试，直面内心，挑战自我，就是一种成功，应该值得鼓励和包容。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可以像中伦这样，愿90年代是我们所有人的标榜。
推荐读这本书！不用想太多，只是跟着作者去成长。去收获一份真诚和勇敢。
《回来》读后感(八)：如果“回得来”，你会“去哪里”
原本以为，孙中伦《回来》的读者，更多会是与作者接近的同龄人，新书面世两个月后，我惊讶地发现，一方面，不少60、70、80的读者非常喜欢这本书，甚至毫不吝啬地发出溢美之词；另一方面，很多甚至连书都没翻过的年轻人毫不犹豫提出了苛刻的批评，譬如，“要是家境好不缺钱、我也想到处转转”；譬如，“我觉得这本书以及作者的经历，就像是一个百万富翁住惯了风情别墅、吃惯了山珍海味然后突然想到要去吃一碗小葱豆腐……”。
坦率地说，现在的阅读氛围之下，这些淋漓尽致地抒发个人情绪、貌似犀利地批判现实的言论，并不让我觉得意外。类似的措辞、相同的句式，可以在另外一本新书的评论栏轻易找到。真正让我困惑的是，在后续的媒体采访和微信群读者交流中，这些先入为主的定见，很多来自在我看来本应最具开放心态的年轻人。
这背后更值得深思的问题其实是，到底是什么造成了“那一些人”与“这一些人”的这种分化，是什么造成了这些让所有人见怪不怪的偏见。能够出国接受大学教育、付得起“休学一年”这个代价的人，是不是就是住惯了风情别墅的富翁？孙中伦跟一个在东莞打工、梦想着开一家奶茶店的同龄人，他们之间要达成理解、共识，是不是比另外一个跟他经历类似、在国外读他大学的同龄人困难得多？在这个看似年轻人拥有无限可能性的世代，到底给了年轻人多少选择的可能和空间？能够走出既定的人生轨道、做一个别人难以做出的选择，多大程度上是因为家庭或者外部社会给予的安全网保证？
更进一步，如果我们假定，这个社会的外部环境能够给予年轻人足够的保障，大部分人有足够的能力为自己“出走”的行为付成本，走出去一年后，能够活得下去，并且，一年后，还能够“回来”，回到既定的生存轨道中、不至于脱节。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多少人会选择“走出去”？有多少人会选择观望？有多少人会选择“留在原地”？
另外一个问题，当我们都有一定的能力选择通过“走出去”丰富自己对世界的认知、重新审视自己，那么，你是“眼光往外”选择出国游学（读了最近朋友圈疯传的帖子“月薪三万，还是撑不起孩子的一个暑假”，才知道送孩子去一趟美国游学，10天要20000块）；还是休学一年，到各个城市打工，认识陌生的环境；还是选择去大公司实习，丰富自己的履历；还是干脆背上行李，出去穷游半年？
我要感谢孙中伦的书，以及对这本书提出严厉批评或是认可赞赏的所有人，他们各自不同的态度、意见，并非60后、70后、80后、90后的区别，而只是这个人和那个人的不同。 写作、出版以及行走的意义，正在于打破各样的偏见，找到同路人。
《回来》读后感(九)：【转】王小妮：是什么理由让我们放弃了远方
文 | 王小妮
你，
一会看我，
一会看云。
我觉得，
你看我时很远，
你看云时很近
—— 顾城《远与近》
很显然，这首诗和距离无关，写的是人和自然之间的无间，人和人之间的隔阂，才六个短句，承载的内容可不轻，也许可以借它来讨论远方和我们之间的关联。
对眼下的各种不堪和对苟且的难以容忍，缥缈的“诗”和“远方”被黏合成了一个新词组，忽然，大家都爱说“诗和远方”，可见我们多么渴望超拔脱俗。
▍一本90后年轻人的新书和他记录的远方
最酷热的7月底，正和几个已经毕业的学生讨论他们的旅行见闻，发现理想国出了一本新书《回来》，因为近两年我关注最多的书都是非虚构，立刻买来看。
这本书的作者孙中伦生于1994年，比我的学生们都小。书里记录的是2015年他在美国读大三时，申请休学回来中国后的几段游历见闻。他的行程是马不停蹄的，从流水线工人，到山区支教老师，客栈打杂，漆器厂的学徒工，新媒体编辑，还想过去学唱二人转，最后不知什么原因没成功，据我知道，二人转演员的禀赋，可不是人人都行的。他从中国南方的东莞，到西北的定西，西南的大理成都，到北京，走了半个中国。
行程结束后一年多，他拿出了这本《回来》。就此，当初他休学时可能出现的疑问不解，都可以熄声了，书中呈现出来的不同人物在不同境遇里的经历心情，他们的过往和难以把握的未来已经是最好的回答。
有趣的是，作者放下学习计划回中国，也不是独自的异想天开，他隔壁宿舍曾经住了一位来自非洲的同学，读大四时候，大家都在赶毕业论文，非洲同学却申请休学回了老家，要和家人一起盖房子。
可见启示常常是连锁的，谁说大三的下一年就一定是按部就班读大四，而大四结束就一定是考研或者就业？
读过了《回来》，感觉它的价值首先就在于给了无数年轻读者的启示性：任何时候都能不受外在陈规戒律的限制，遵循内心的需求，做自己认定的事情，寻找和感受一切有兴趣的未知的世界。
▍远方在哪儿
我理解的远方，不一定是远的，但充满了未知的新鲜。
现在我住的地方几公里外就是深圳富士康，有时候外出，能看见塞得满满的公交车，车头车尾的牌子上都写着：富士康--火车站，这班公交相当于富士康专线了。
上高速公路往城北走，会经过富士康宿舍区，车速再快，也能看见那些楼房边缘起得很高的防护网。
有一条人行天桥横跨高速公路，下班时间，桥上挤满穿工服挂工牌的年轻人，无数的脚把铁桥踏出均匀空洞的响声，向上看去，可能和某个工人的眼神相对。显然人和人的距离很近，可各自的世界却非常偏远，各自无数细微的欢乐忧伤，不可能靠想象而得知。
《回来》的开头写到了孙中伦去做工的地方，是紧邻东莞的深圳观澜，恰好最近半年我常去那儿。我去过观澜中心区域的几家超市，餐馆，银行，每到周末或假日，大路边倾斜的草坡上经常很多人，坐着躺着，看天空看街景或者睡觉，在读到《回来》之前，我没注意过他们从哪儿来，也完全不知道在几百米的距离里会有工厂。
书中说，他们的工厂离观澜街区只有三百米“……有打铁声，塑胶味，一群忙碌无言的人和一堆日夜不休的机器”。
没有孙中伦的记录，我们同样不能想得到，在甘肃的定西有个孩子的妈妈，她在春天去挖了两天树，挣到一百块钱，她把这钱攥在手里，想到孩子一直非常眼馋的一辆二手旧单车，她狠了狠心把车买回了家。这辆车让读中学的孩子兴奋得睡不着觉，从此以后，他每天早上都推着车去上学。是推着，不是骑着，他舍不得骑它。
定西，在我印象里就是杨显惠先生的《定西孤儿院》，现在，《回来》给出了全新的人物和故事，是这里生长的又一代人今天的面貌。
远方，常常不是距离，忽略和阻隔把它变得比远还远。
在我的最早记忆里，远方一定是那些抵达不了的地方。
那时候想去家以外的任何地方，只要过夜，都得出示盖了大红公章的介绍信，没有组织“派出”，你别想去任何地方超过一天。家里来了外地亲戚，第一件事是要去街道居委会报告。
后来，我们受到的限制也总是不少，出国要护照要签证，要面签要录指纹，要出示机票和行程单。
而更多生在乡村的孩子，他读书求学的地方就是他能走到的最远最时尚的地方，如果不是考上大学和外出打工，他们没机会离开镇子，没机会坐上火车，没机会看见城市。
不知道这观念作祟多久了，“悬梁刺股”被看做是读书的常态。
曾经有一次寒假临近，一个女大学生对我说，她现在每顿饭都不敢吃饱，她得减肥。我说你不胖啊。她说，如果放假回去，她爸爸发现她胖了，一定会狠狠骂她没好好念书，好好念书怎么能长胖？
如果这个学生忽然提出想休学去游历的妄念，会不会被她爸爸打断腿。
各种各样的障碍，使人们往往只能在心里假设一个或很多个远方，它遥远神秘美妙，总在远方等待，充满诱惑又不可能到达，好像只有这样它才妙不可言，也好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宽容地原谅现实，眼下可以糟了再糟，反正我们心里藏着一个远方。
这难道不是最自欺欺人的谎言。
▍循规蹈矩的人生
曾经有过一次期末的诗歌课，专程请到了一位外地诗人给同学们上两节课，他读自己的诗，和同学们对话。下课后，我看见一直在教室后面拍毕业短片的一位大四同学在整理器械，我知道除他以外，他们毕业班没有第二个来旁听这个课。
请来的诗人是基层公务员，经常白天工作，晚上写诗，不同时间的心境截然不同。他的很多经历对即将离校的大四学生一定有启发，可谁都知道，诗人是这社会的边缘人，是普通年轻人最厌弃的，成功的人事迹那么多，为什么要听信一个边缘人。
有点像自言自语，我对这位同学说：这课没通知你们班同学，担心大四没这兴趣了。
他慢条斯理收拾手上的电源线说：这不是他们的错，本本分分读下来的人都会是这样吧，我们的教育最后下来人都会差不多，有人早把多少岁结婚多少岁生孩子都计划好了。
他的一语中的让我没话说。
在大学里常常能见到低年级学生的兴致勃勃，而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旁若无人的目光足以把教学楼图书馆学弟学妹们全部一掠而过，他们注意力全集中在考研和就业上。
一步步的本分，一步步的计划，最终人人都差不多的寡淡无趣，即使是迈上了日夜思谋的人生通途。
有个怪异的现象，每年的秋天，眼看着那么多年轻人兴冲冲进了大学，四年后几乎没什么例外，同样一群人悻悻地毕业离校，几年后再听他们描述进入社会以后的感受，好像人生暗藏着神奇的时间节点：当高考冲刺到了人的耐受极限，有一些人幸运地进了大学，当他们看透了高等教育，只想着一步跨进社会去谋生，就有工作机会在等待了。每越过一个新节点，他们会一扫颓丧忘记前嫌，再度焕发一个全新的人的全部精力和热忱。
我亲眼看着一个个的年轻气盛，就在这接二连三中消磨，这就是本分的循规蹈矩的人生，难道可以把这也理解为毕竟总有远方在诱惑。
▍一个简单易行的计划
总有人以为远方不能去的另一个原因是很花钱：虽然总说有远方，我还在交月供，我适合苟且。
我看见在《回来》的书评回复里，有人说要是家境好不缺钱，我也想到处去转转。
其实，钱只是一个借口。在《回来》中，孙中伦一直都有打工，很多大学生都会利用暑假做点什么。我有过几个学生在假期并没回老家，他们到父母打工的城市做过短时间的流水线工人，和孙中伦不一样的是，有两个人做满了一个月，还有不一样的，在填招聘简历时，他们都隐瞒了自己是大学生。
我的班上曾经有两个藏族学生，一个来自阿里，一个来自林芝。我请她们给大家介绍各自的家乡。两人都认真做了APP。
记忆最深的是林芝春天的花树和阿里藏人的盛装。阿里的同学告诉大家，哪个是她父亲家族的衣饰，哪个是母亲家族的，它们有很多不同。
那次课提醒了我，后来常建议不同的大学生利用假期去不同的同学家里串门，大家交换，既做主人也做客人。
这提议不断被不同的学生用到了，一个始终没离开过海南岛的同学在大三的时候动身去了宁夏的同学家，随后去了拉萨和北京，现在我还记得他第一次看见绿皮火车的激动。
后来，有深圳南方科技大学的几个同学，分别家在湖南山东河南，他们利用暑假互访，我跟他们说，就是普通的“串门”，去不同的地方看看那里的人怎么生活。
当我们意识到了这里和那里，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可以互为远方，而所有的远方都是扎实具体生动和富有启示性，我们的世界就会神奇地扩展，我们随时都在路上，随时都有远方。
【注】本文原标题为《远方，不一定是远的地方》
《回来》读后感(十)：一样的年纪，一样的想知道“我是谁”
很同意封底蒋方舟的话 这本书 当成一个94年的少年对自己的探索就好 不必赋予过多意义。不要指望这本书给出多么高深的答案 仔细体会它的过程就好。也没人能给出答案。
我非常喜欢这本书 因为我与作者有相同的疑惑和迷茫 区别在于他是向外寻 而我向内多于向外。书中很多地方都心有戚戚 从定西孩子往后全程泪目。这本书很致郁 但却治愈了我。
蒋雯丽在《圆桌派》里说 她在二十多岁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困惑和迷茫 但到了三十多岁就突然释怀了 不再纠结于年轻时那些想知道的问题了。这本书对我而言 就是让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 要么不会询问自己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但照样活得知足 要么曾经有过那么一段仓皇的时间但此时已经释怀 要么正在经历人生中最艰难的阶段但仍然充满希望……他们让我找到了共鸣 也让我顿悟了。
以前写过：就像是冬天之后必然是春天一样 如果你知道春天一定会到来 那么就会安心在冬天赏雪 忍受漫长冬季的荒芜与孤寂。我现在的迷茫和冲突 就像生命里的冬天——与以前不一样的是 我知道我终究会有释怀的那一天。因为我知道我必然在某个人生阶段突出这段重围 那么对于当下的自己安然处之。
就像柏克的“积极自由”一样 我希望我现在的问题——比如“不知道我是谁”“我的意义是什么”和“缺乏生活热情”——能够成为我前行的动力 而不是我茫然四顾的借口。这样看来 问题的存在还是很有必要的。如果我们有许多的迷茫和困惑 那也意味着我们有更多的选择和希望。我仍然困惑于这些问题 但不再执着于答案 而是享受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答案不重要 重要的是它能让我们保持好奇和勇气。……过着过着 直到连问题都忘记。
感谢作者和我们分享了他“寻找自己”的故事 他应该没想到对我的影响这么大吧哈哈哈我也没想到。我也在“回来”的旅途中 也自以为找到了合适的方法。出发不过是为了“回来”。在寻找自己的过程中 保持“善良，勇气和忍耐”。人生只是场游戏 我们是玩游戏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