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的两个身体》经典读后感10篇
《国王的两个身体》是一本由[德] 恩斯特·康托洛维茨著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68，页数：74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国王的两个身体》读后感(一)：【转载】韩潮 | 信天翁与不死鸟：如何阅读《国王的两个身体》
《国王的两个身体》毫无疑问已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最为声名显赫的历史著述之一。不过，这本书刚刚面世之初，在中世纪史学内部其实并不乏异议，甚至颇有些让人尴尬的评论。斯莫利（Beryl Smalley）甚至说，“读完此书，就好比品尝了一顿只有果酱没有面包的晚餐一样让人感到不适”；当时已经同康托洛维茨交恶的康托尔（Norman Cantor）则在书评里毫不客气地指出，作者与其用力在不相干的文本比如莎士比亚的《理查二世》，还不如多去研究研究国王与国会之间的斗争话语；而后来被康托尔视为中世纪研究“曾经和未来的国王”的萨瑟恩（Richard Southern）则说，“追随康托洛维茨教授在中世纪寻找‘国王的两个身体’之旅，就好比在黑夜里的陌生国度里漫步，景观是时断时续的，尽管有时也不乏壮观瑰丽，但要想凭此辨识出这个国家的样貌是不大可能的”。这种情况甚至一直延续到1997年《国王的两个身体》四十周年纪念文集里，尽管此时《国王的两个身体》的地位已经得到学界公认，但这本纪念文集里仍旧有一篇文章对康托洛维茨的研究路径持强烈的保留态度，其文颇有些不客气地揶揄道，虽然康托洛维茨的著作能让我们学习、沉思、想象乃至于“梦想”，“但我绝不会让我的学生以此作为历史写作的典范”。
类似的“恶评”最近二十年已不大看到。事实上，《国王的两个身体》此后适逢周年的纪念几乎已成了一种固定的仪式：继1997年的四十周年纪念文集、2007年由《表象》杂志推出的五十周年纪念专刊之后，2017年此书出版六十周年之际又至少有两本纪念文集和一本纪念专刊相继面世。
不过，成名之作的早期“恶评”并非全无意义，由于它们不太可能为萦绕在巨作周边的神秘性所惑，这些今天看来大多落空的误判其实多多少少能反映成书过程中原本存在的一些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成名之作的早期“恶评”往往能从侧面昭示学术方法和风气的流转，大多数“恶评”之所以产生，无非是因为相对老派的学者不能适应新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所致。如果谁能有心搜罗今天为学界公认的成名之作的早期“恶评”，或许能写成一部颇有意味的边缘学术史也未可知。
就《国王的两个身体》而言，首先应当承认，这本书的结构的确存在着一些争议。1953年左右，康托洛维茨的初稿其实已经完成，但其中并没有目前定稿本中论述但丁的第八章，这一章很可能也并不在其最初的构思之列。全书完成之后，作为此书的评审人之一斯特雷耶曾建议康托洛维茨将但丁一章删去。而另一位评审人波斯特（Gaines Post）则建议，至少应再加上一节五到十页左右的结语。结果两位评审人的建议都被康托洛维茨拒绝了，他在前言里说，“我只是在极少数情况下才觉得有必要得出一些结论”。虽然最终定稿时他不得已应评审人的要求在形式上增加了一个附论，但其讨论的毋宁是一个与全书整体不太相关的新话题——“国王的两个身体”是否仅为独属于中世纪的历史现象，抑或是在异教政治传统里也有类似经验存在？——至于全书的结论，康托洛维茨仍旧付之阙如，按照他在前言里的说法，读者“完全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并自行把齿轮组装起来”。
我相信，本书的任意一个读者都能感受到“自行组装”的不易，康托洛维茨的谦辞其实反过来看更像是一个倨傲的作者对于读者耐心和智力的要求。康托洛维茨曾经有些自负地称他自己的创作为Kabinettstücke（珍玩），换言之，非行家里手不能辨识其魅力所在。可能也正是这种理智的倨傲让他拒绝为这部著述给出哪怕一个简短的结论。
如果说结论的阙如是出于理智的倨傲，那么斯特雷耶关于但丁的一章的意见则更多牵涉到全书的结构问题。我相信，斯特雷耶之所以建议康托洛维茨删去但丁一章，即便不是因为在他看来这一章有离题之嫌，也或多或少是因为此章看上去多少有些冗赘，删去但丁一章，或许反倒能让我们看到一个构思上更为完美的版本。事实上，如果读者足够细心，应当能觉察到在全书倒数第三章即“国王永远不死”一章的结束处，康托洛维茨其实有一段不长不短的结语，回应了全书开篇提出的独体法人问题。因而，如果没有最后加入的两章，那么《国王的两个身体》原本是一个精巧的回环结构：即以十六世纪伊丽莎白法学家那里的独体法人问题为设问，通过回溯至十一世纪末诺曼无名氏的文本和奥托二世的微缩画，经由十三世纪西西里的弗里德里希二世和英格兰的布莱克顿为过渡，再经过对十三世纪之后、中世纪晚期的政治体延续性问题的解释，最终回转到对文初十六世纪问题的回答。我相信，此书原初的构思就是这样一种回环的结构，并且，这个阅读的密码就隐藏在这个回环结构的首末两端：在全书正文的开篇，康托洛维茨使用了一个鸟类的意象——波德莱尔的“信天翁”，以此形容政治神秘主义一旦丧失其神秘性之后，就好比被剥去了色彩斑斓的羽翼一般，贫乏、可怜、受人奚落；而在这个回环结构的最后一节，康托洛维茨同样使用了一个鸟类的意象——传说中神秘的“不死鸟”，毁灭之后总能从灰烬中再次诞生和起飞。二者恰好设定了一个相对照的、说明象征性权力之神秘性或有或无的意象组合。
对一部著述而言，这个回环结构其实是近于完美的，如果这部书就到此为止，或许也足以传世。但大概是五十年代以后对但丁的重读使得康托洛维茨改变了原本的写作计划，于是造成了全书结构上凭空多出来一个全新的主题，也给读者带来了不小的阅读挑战。康托洛维茨的构思和成书过程此前并不为人所了解，至少在2017年康托洛维茨的最新传记出版之前，学界并没有多少人知道康托洛维茨的运思环节。不过，若干敏感的读者如专治政治神学的卡恩应当排除在外，她早早便曾断言，《国王的两个身体》事实上包含着两个论证：其一是英格兰的世俗宪政的基督论起源问题；其二则是在但丁一章中得到阐发的世俗化的人道宗教问题。
如果不考虑其双重论证，从现有文本的结构上来看，《国王的两个身体》以梅特兰和英格兰宪政为开始的主题最后看上去的确偏离了它的开端。当英格兰宪政问题为发端、其后不断延伸的“二元性”主题蔓延、扩张至“但丁的两个太阳”收束时，一个簇新的问题域却出现了：传统上被布克哈特视为“文艺复兴宣言”的皮科论人类尊严的命题，此时被康托洛维茨界定为仅仅是对但丁的世俗化人性宗教的模仿。《国王的两个身体》正文的最后一句话暗示着一个全新的主题作为全书的结语——这就是“人道宗教”的到来，因为，人开始要为人性本身加冕。
但丁对于康托洛维茨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早年的《弗里德里希二世》中，但丁就毋宁是这部传记的另一个主角，康托洛维茨在此书中不仅将但丁视作弗里德里希二世与圣弗朗西斯、恺撒帝国与耶稣帝国、鹰与十字架的折中，而且，在他看来，但丁的《帝制论》在现实中的原型就是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国家，《帝制论》三卷所描述的三种世界性力量同时也存在于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国家里。而在五十年代之后，康托洛维茨又开始不断地重读但丁，1954年他着手修订《国王的两个身体》时开设的一个讨论班课程即为“但丁作品中的王权与人类自由”，而直到1963年康托洛维茨去世前的最后一个讨论班课程仍旧是但丁的《帝制论》。我相信，正是对但丁的阅读将康托洛维茨重新带回了政治神学的语境。按照卡恩的看法，康托洛维茨的但丁解读甚至毋宁就是对施密特的回应，通过但丁的政治神学所构想的人类共同体与人性本身的自主，康托洛维茨最终回应了施密特建立在敌友区分基础上的国家神话。
卡恩的观点能否成立另当别论，但无论如何，康托洛维茨此书在最具克里斯玛意味的地方，亦即在国王的荣耀里寻找现代宪政起源的秘密，却是毋庸置疑的。看上去英格兰宪政的神学起源和世俗化的人道宗教，构成了此书的政治神学的两个独立面相，二者之间确定无疑存在，却极难清晰辨明的联系，则是这本书的复杂构思留给读者的一个极大挑战。这一点，康托洛维茨本人很可能也了然于胸，所以在正文的结束处，他以特有的暧昧语气说道，现在英国法学家关于政治身体和自然身体的定义，“对我们来说总算更容易理解了——但或许变得更难理解也未可知”。
总体而言，这两个论证应当可以统摄在政治神学这个大命题之下。康托洛维茨使用了施密特的政治神学一词，但这本书里却从没有一处出现施密特的名字。他的写作动机毫无疑问与施密特有关，大体上他也应当认可施密特的断言，现代国家的基本概念是中世纪神学概念的某种世俗化形式。但与其说康托洛维茨的政治神学直接来源于施密特的《政治神学四篇》，还不如说来源于施密特另一部相关作品《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因为，在《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一文里，施密特已经指出，教会是一个法人，但不是股份公司意义上的法人，在教会的法人形式中隐藏着一个社会学的奥秘。因此，我很怀疑《国王的两个身体》引言中康托洛维茨本人所讲述的那个关于此书写作动机的起源故事是否属实，或者这个故事只是一种记忆叠加的产物，否则无法解释康托洛维茨和雷丁（Max Radin）教授的谈话几乎重复了施密特若干年前的断言。
至于《政治神学四篇》中的例外状态和紧急状态之类的话语，则被康托洛维茨妥帖安排在此书论政治体必然性的章节里，如果不仔细阅读，读者很难直接从字面上看出此书与施密特的直接联系。康托洛维茨更倾向于将施密特的政治论断融入“国王的两个身体”拟制演化的某个阶段里，他本人则非常克制地不对中世纪政治神学的现代对应项做过多的引申，尽量不在字面上直接指出，现代国家理论中的某个概念对应于中世纪神学中的某个概念。而唯独只有一次他脱口说出，中世纪晚期的“永久必然性”概念其现代对应项就是现代的“不断革命论”。
但康托洛维茨对施密特的推进，并不是更为精确地找到了现代国家概念的中世纪对应项，而毋宁是将施密特的政治神学带回到中世纪的世界里，带回早期现代的世俗化进程之前。这必定会带来某种理论困难，如果说在施密特那里，现代国家理论的所有重要概念都是世俗化了的神学概念，那么这种单向的关系对于中世纪而言却并不存在。首先，严格来说中世纪国家既不是世俗的也不是非世俗的，其次，这也恰恰是因为，正如康托洛维茨所言，“教会与国家之间无尽的交互关系，活跃在中世纪的每一个世纪里，并且在双方那里都创造了各自混杂的形态，双方都从对方那里借用并交换了徽章、政治符号、特权以及荣耀的形式”。而在同时期的一篇论文《国家的神话》里，康托洛维茨更是明确指出，正是在这种混杂和交互的关系中才衍生出后世的“国家的神话”。因此，相对于施密特的政治神学而言，康托洛维茨的中世纪政治神学不仅仅是回溯性的，而且也是扩展性的。
几乎不可能把施密特的政治神学照搬进中世纪的政治神学，“国王的两个身体”不可能是所谓世俗化的神学概念，更不可能是神学化的世俗概念，它只能而且必然只是一种纯粹的拟制。毕竟，借用康托洛维茨本人的隐喻来说，中世纪的世界更像是一个活跃着不死鸟、而未曾一睹信天翁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拟制的演化仿佛不死鸟的种种蜕变，而拟制所采取的种种载体形式，就构成了《国王的两个身体》里的形态学。
有学者尝论，施密特的政治神学大体上是独断性的形而上学，而康托洛维茨的政治神学则是经验性的历史学。不错，康托洛维茨游走于宪政史、仪式史、图像学、文学批评、政治思想之间，乃至于时人对此书有“万花筒”之谓，其思考方式毫无疑问是历史性的，但其历史形态学一以贯之的中心却只是一个神秘的拟制。
不过，对于老派的中世纪学者而言，仅仅凭借一个含混的象征化表述就能驾驭时段跨度巨大、材料类型众多的一段历史，的确是让人心生疑虑的。斯莫利之所以说《国王的两个身体》是“一顿只有果酱没有面包的晚餐”，部分的原因就在于她认为，没有现实政治相佐佑，仅凭“国王的两个身体”的隐喻完全没办法撑起这部书里所有的材料；同样，康托尔之所以怀疑康托洛维茨莎士比亚研究的价值，之所以建议康托洛维茨将笔力放在国王和议会之间实际的斗争话语上，也同样是因为，在他看来，即便我们承认，国王的两个身体的观念扎根于教会和神学的原则里，但无论如何也应当与英格兰的现实政治有关，而在《国王的两个身体》里恰恰看不到任何现实政治的要素。我相信，斯莫利和康托尔的意见一定都受到萨瑟恩更早的一篇书评的影响，萨瑟恩提供了对《国王的两个身体》最初也是最为基本的怀疑，在他看来，康托洛维茨毋宁是将象征置于现实之前，而且似乎假设了一个人类完全沉浸于其中的幽暗的象征世界，在这里，如果没有象征，人们既不能把握政治现实，也无法表达他们实际的政治野心。正是基于此，萨瑟恩才有暗夜里行路之喻，意指康托洛维茨此书固然像暗夜里行路那样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但绝非历史的本来面目。
事实上，更晚近一些的四十周年纪念文集里对康托洛维茨的责难一文，还是与前述批评如出一辙。此文也还是认为康托洛维茨刻意选择文本、抽离语境以适应他的论证，几乎不涉及其讨论文本的政治社会条件，因此，在他看来，《国王的两个身体》从根本上说只是一种去语境化的研究，“不应被视作历史研究的典范”。
说《国王的两个身体》是去语境化的研究，乃至于说康托洛维茨的研究与剑桥学派的旨趣大相径庭，大体上是可以成立的。康托洛维茨的确从中世纪盛期到现代早期五百余年的历史中选择了若干跳跃的历史阶段，他其实并不想去论证这若干环节的来龙去脉和因果联系。康托洛维茨本人并不关心，伊丽莎白时期的法学家是否借用了福蒂斯丘的理论，或者布莱克顿是否读过诺曼无名氏的著作；而且，此书中的论证推演也完全没有借用直接的因果联系，比如第三章康托洛维茨的笔触之所以由弗里德里希二世的西西里转向同时期布莱克顿的英格兰，其实并非建立在同时期两地间频繁的外交和政治交往之上（尽管康托洛维茨有文专论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大臣在英格兰的经历，但此处却非常克制地拒绝了以此作为立论根据的诱惑）。在所有的历史关联里，对康托洛维茨来说，很可能最不重要的恰恰就是直接的因果性联系。
很难为康托洛维茨的研究找到一种明确的方法论定位，颇有些学者认为，康托洛维茨的方法接近于后世的“身体话语分析”“文本考古学”“新历史主义”，乃至于科泽勒克式的概念史研究。所有这些后设的定位，我觉得都未必那么恰当。不错，《国王的两个身体》偶然闯入了福柯的视野，的确是这部著述成名的意外因素之一。但身体这个词在康托洛维茨那里仅仅活在隐喻和象征的世界里，既不见肉也不见血，他的身体概念只是一种象征化的表述，和今天文化史里的“身体史”分支完全不是一码事。因此，与其说这部书的关键词是身体，还不如说是身体的象征化表述。而这种象征化表述与后世的“话语分析”或“文本考古学”究竟有几分关系，也是十分可疑的。
事实上，康托洛维茨本人偶尔倒是使用过一个方法论用语——宪政语义学（constitutional semantic）。这个比较罕见的词汇或许能比较好地体现康托洛维茨的方法论特征。在宪政问题上，与其说康托洛维茨关心的是老派的、偏于政治史取向的宪政史问题，还不如说其关心的是宪政的语义学问题。但这种语义学绝非是分析意义上的语义学，康托洛维茨完全不想让布莱克顿的“国王在法律之上”与“国王在法律之下”如何在分析的语法中更加清晰而无矛盾地呈现，相反，从布莱克顿问题的学术史来看，康托洛维茨毋宁是刻意强化了其矛盾性，以适应全书中一以贯之的如“正义之父与正义之子”“法律之上与法律之下”“大写的国王与小写的国王”等悖谬式表述。
或许应当说，仅就宪政问题而论，康托洛维茨的宪政语义学方法探究的只是使宪政得以可能的符号性的、观念性的、礼仪性的和语言性的条件。康托洛维茨并不想得出与老派的宪政史研究学者类似的结论，如果你认为可以从《国王的两个身体》里得出，何以唯独在英国革命才出现了大写的国王与小写的国王之间的斗争，你恐怕一定会失望而归。麦基文、梅特兰那一代人对宪政与法律拟制之间关系的阐释，从未曾离开对其现实政治关系的分析，而康托洛维茨称“国王的两个身体”为“拟制”（fiction），却并没有明确说明，他所讨论的究竟是法律拟制（legal fiction）还是文学性的虚构（literary fiction），大体上研究者认为，他其实刻意模糊这两个原本相隔万里、仅有字面关联的用语，更有甚者，康托洛维茨还刻意引入了一个唯名论概念“理智的拟制”（fictiones intellectuals），进一步暗示fiction一词与形而上真实的暧昧联系。这一点是麦基文和梅特兰那一辈的宪政学者万万不曾想到的。
老派的宪政史研究之所以不再受到欢迎，并不仅仅因为在经验层面他们忽略了国家问题和宪政问题的相关性，学界整体风气的流转肯定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国王的两个身体”当然不可能是一个纯粹的宪政主义概念，同样也不可能是一个纯粹的绝对主义概念，绝对主义和宪政主义之间的界限在此书中也许会令人失望地模糊，但真正让康托洛维茨成为一个先行者的原因肯定不在于此。康托洛维茨之所以不同于此前的老派宪政史研究，从根本上说，恰恰在于他采取了实证史学家不能接受的、忽视现实政治语境的研究方法，因为这本书实际上是在最具克里斯玛意味的地方、在国王的荣耀里寻找现代国家和现代宪政共同的起源秘密。
另一方面，康托洛维茨之所以成为勒福、古谢、阿甘本乃至于布尔迪厄不断回溯的理论源头，也并非是由于他在纯粹政治理论方面早早洞察到了所谓权力的象征性维度。康托洛维茨并没有多么敏感的历史方法论的自觉意识，如果说康托洛维茨有什么超出同时期中世纪史学家的视野，那么毫无疑问还应当是他讲述的中世纪政治神学的故事。如果这部书分析的仅仅是教会与国家之间的交互影响史，那么此前若干学者的研究已经足够出色了，但是，康托洛维茨在此书中描述的“教会与国家之间无尽的交织状态”，最终导向的却是一个实证史学家殊难理解的、几乎近于唯名论的拟制概念。
而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王的两个身体》更容易为我们这个唯名论时代而接受。康托洛维茨极具技巧性地一面将法律拟制与文学虚构相勾连，一面转而断言拟制未必皆虚空、未必不真实，其实正是我们这个唯名论时代的学术话语里最为常见的阐释象征性权力的路径。如果再次借用康托洛维茨的隐喻，这就好比，已然在现实中一睹信天翁的命运，却断言曾经存在过所谓的“不死鸟”。
当然，这终究是一个吊诡。按照康托洛维茨讲述的故事模型推演下去，在我们的这个世界里，一个弑君者如果要真正杀掉端坐在王位上的国王，就必须同时让国王的两个身体全都归于寂灭。但是，如何杀掉一个象征性的身体？谁又能够杀死一个不存在的拟制物？杀死那只“不死鸟”，难道不是一个更加荒诞不经的故事？再进一步，如果你无法把它真正杀死，那么它是否一定会换一种形式重新回来？因此，我并不认为，这个故事与现代国家的真实起源有关，从根本上说，这毋宁揭示的是我们身处的这个极端唯名论时代的困境。
但是我相信，康托洛维茨是揭示这个困境的合适人物。在麦卡锡时代里，康托洛维茨身处的加州大学系统曾经要求每一位教员签署一份效忠的誓词，以表明其身份不是共产党员。康托洛维茨断然拒绝了效忠宣誓，并因为拒绝宣誓而失去教职、被迫离开伯克利。在他留下的一份关于伯克利宣誓争议的文献里，康托洛维茨这样写道，“每一个誓言，一旦说出，都有它自足的生命”。从他对待誓言的态度来看，康托洛维茨配得上是我们这个唯名论时代里一位罕见的、视空虚为真实的捕风者。或许也只有这样视空虚为真实的捕风者才能够写出这部关于fiction的伟大作品。不过，唯一不能确定的是，这位伟大的捕风者收回的网里，究竟是垂死的信天翁，抑或是重生的不死鸟？
《国王的两个身体》读后感(二)：任剑涛评《国王的两个身体》：理解现代国家的起源，必须从中世纪着手
康托洛维茨《国王的两个身体——中世纪政治神学研究》中文版一出版，就成为热议的对象：一是因为这本书的学术重要性，它对中文读书界弥补现代早期国家建构的知识缺陷具有明显的帮助作用。二是因为中文版前言的作者刘小枫教授对现代政治再次发出的挑战。
如果将康托洛维茨的书作为现代早期政治神学的知识作品对待的话，刘小枫教授的前言明显是对康氏著作微言大义的超常发挥。有鉴于此，这本书可以被当做两本书来读。
这本书自1957年初次出版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热议的对象以及经典作品，康托洛维茨在书中旁征博引的诸多史料与深具启发性的观点，一直是学界的宝贵财富。此次借中文版出版之际，我们请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为此书做了导读与评论，希望能帮助大家理解、走进这本政治学、中世纪史学的经典之作。
恩斯特·康托洛维茨，1895年5月生于波兰，1963年9月9日去世，中世纪史学家。犹太裔出身的康托洛维茨，一战中曾在德国军队中工作，随后他留在柏林大学学习哲学，走上学术研究之路。《国王的两个身体》为他的代表作，初版于1957年。此次中译本为此书首次引进中国。
撰文 | 任剑涛（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成为经典的理由
先看康托洛维茨书的原有内容，不表刘小枫教授的前言。两书一读，先看原作者的表述，后看中文版的解读，合情合理。
康氏此书已经进入经典之列。这不仅是因为它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吹雨打，已然挺立学界，而且愈来愈为学界推崇。更重要的原因是，这本书从形式到内容，确实堪称经典之名。
从形式上，康氏此书主题鲜明、结构严谨、方法多样、阐述精到，确实不同凡响。一部旨在阐述中世纪政治神学，也就是与宗教神学混杂在一起的半神半人的政治神学作品本不多见，而且专门集中在阐述国王两个身体的政治神学著作，就更是稀少。以之走俏，不出读者意料。本书在结构上从英国的法庭判例报告出发，深入大历史的细微处，显得扎实可靠不说，而且后来是层层推进，将人们引入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两个身体话题，然后逐一描述和分析“以基督为中心的王权”、“以法律为中心的王权”、“以政治体为中心的王权”，并以连续体与合众体的论述，凸显了拟制的国王政治之体不死的中心论题，最后以中世纪与现代边沿上的重要人物但丁分析了“以人为中心的王权”。从而，将国王的坏朽之身与不朽之身展现的两个身体之复杂含义全幅呈现出来，令人击节赞叹。在具体的描述与分析中，康氏将历史学、政治学、神学、哲学、诗学自如地加以运用，精彩纷呈。同时将图像学、主题学、身体政治学这些人们常不经意的方法注入其中，不仅收图文并茂的效果，更关键有更为接近事实的说服功效。全书的阐述之精到，在其具体内容上有更为翔实的体现。
《国王的两个身体》作者: [德] 恩斯特·康托洛维茨 译者: 徐震宇 版本: 六点图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1月从内容上看，康氏此书全面展示了中世纪晚期、或者说现代早期气象万千的国家建构与政治神学相与随行的变化局面。中世纪对现代成型的影响力，显著超过古代历史。这是一个政治史事实。这既是因为中世纪长期将古代遮蔽起来，而将上帝凸显为政治的一切正当性源头；也是因为现代国家直接脱胎于中世纪，不可避免打上中世纪的很多印记。但中世纪如何影响现代政治，在“黑暗中世纪”的说法流行的情况下，中世纪的政治贡献常常淹没于谴责的声浪中。康氏从国王两个身体的中世纪政治神学的精深探究中，揭示了围绕基督呈现出来的自然之体与政治之体的关联结构，以及后起的围绕法律展示的教会法与罗马法之两个身体论述，然后围绕政治体论述教会奥秘之体与国家奥秘之体的关联，以连续性呈现了拟制王冠与尊荣的不朽性质，落笔于但丁，勾画出以人为中心的王权性质。这些论述纵贯数百年，但读起来给人一气呵成的感觉，绝非一般相关主题的论著所可比拟。
一本书从形式到内容都呈现出精品的气象，并不一定就能成为经典。因为一部经典最重要的体现，是它能够开启思想界的多元争鸣局面，从而成为思想史演进的一个界标。康氏此书，不仅与刘小枫教授所书的西方思想界社会史学与政治史学之争相关，也切近翻译出版该书的国度究竟如何理解现代有关。它确实具有多样的启发性，对不同意识形态的争端，有一种催化作用。
现代国家的神性引导
从表象上看，现代国家给人一幅神气活现的印象。它不仅结构庞杂、权力巨大、资源丰沛、力量无穷，而且道德自足、伦理圆满、强劲延续、自我夸耀。不思考国家何以如此也就罢了，稍加思考，人们心中就会疑窦丛生：现代国家这种神气是如何得来的？天赋的？积累的？真实的？虚幻的？种种疑问，促使人们心生一探究竟的好奇心。对此，催生了两种类型的解释理论：一是康氏此书所阐述的政治神学，二是马克斯·韦伯所论述的社会史学。前者着重阐述的是中世纪如何为现代建国奠基，又如何在政治嬗变中逐渐脱离神学而走向世俗化社会。后者着重论述的是“理性祛除巫魅”以后的政治与经济运作模式，尤其注重揭示世俗世界的政经结构。从学术的运道上看，前者一直比较落寞，后者长期占领主流的位置。
正是因为前者的落寞。反而让它显现出可贵的学术价值。因为缺少这些描述分析，人们对现代的认识就是极不完整的。念及于此，刘小枫教授的“扬康抑韦”似乎就有些道理了。尽管在理解现代上面，追寻起源与刻画类型具有不可偏废的共同价值。
必须直接从中世纪着手，现代国家在起源上才能获得理解。这是康氏此书成为经典的历史依据所在。但只是在话题上绝不足以支持康氏此书是为经典的断言的。康氏此书的经典性，在于深入系统地揭示了基督宗教与世俗国家纠缠不清的关系，以及这一关系展示的高度复杂面相。经由这一揭示，人们对现代国家兴起的历史理解，骤然间变得丰富和深刻很多。
英文版封面（版本：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2016年5月）康氏此书给人三个重要启迪：
一是现代国家兴起中的基督教神学因素构成国家论述的灵感来源。这是一条政教关系交叠运行的线索。这也是康氏此书的论述中轴。无论是以基督为中心、法律为中心，还是以政治体为中心展开的王权论述，都脱不开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相关论述。以基督为中心的王权为之提供了“永恒性的光环”；以法律为中心的王权提供了低于和高于法律的王权形态，提供了重要的、关乎现代国家运作中枢神经系统的国库理念。以政治体为中心的王权提供了国家的“奥秘之体”，让国王脱出为国的生命危险，成为国家安全与运行的保证。终于在延续性的基点上，凸显了一个“共体不死”的拟制化国家——它呈现为王冠与尊荣展示的“国王永远不死”理念。让国王这个政治之体的头与成员构成的身体的关系紧密勾连。缺少了基督宗教的相关论述，包括中世纪晚期在内的现代早期就不知从何建构国家言说。
二是现代国家兴起中神化国家、尤其是神化国王是推进民族国家建构的核心命题。这是一条现代国家如何“神气活现”的线索。现代国家的初步形态是绝对主义君主专制国。它与古代希腊的城邦国家、古代罗马的世界帝国、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社会有着重大区别。这样的国家是如何形成的呢？按照康氏的描述与分析，那是一步一步从基督教的政治神学论述，走向世俗化的政治神学建构，从而为君主国家的兴起储备了政治理论资源。神化国王的三个阶段清晰可见：最初直接模仿基督的两个身体，呈现国王自然身体与政治之体的异同；后来直接从教会法与罗马法中汲取养料，展现了国王自然身体的坏朽与政治之体不死的内在连接，；最后呈现了国王从古代的战争亲征到现代早期的免除生命危险之两个身体内在镶嵌性质，突出了现代早期爱国主义的不平等特性。国王自然身体的死亡，已经跟国王政治之体的不死形成了理解国家的关键因素。
三是现代国家呈现出从中世纪脱胎、到现代早期初步成型，最终成为具有自我生命力的现代国家的强烈变动性。这是一条历史的动态演进线索。“王权的观念，经历即基督为中心、以正义和法律的观念为中心，以政治集合体或制度性尊荣等合众之体为中心各个阶段，由神学家、法学家和政治哲学家次第发展起来，其间有重叠交错和互相借用，最后，还是要由诗人建立一幅纯粹人性的主权图景”。这一变动性，这是现代国家最终脱出中世纪的历史过程之体现。这也是康氏此书给人最大的启发：必须在变动中理解人类政治生活的状况，而不能在静止的状态下看待政治生活的实际。
需要逆转现代吗？
康氏此书的价值由上可见一斑。从康氏此书可以引申出一些什么样的结论，一者以此显示它启人思考的经典价值，二者就此深入理解当下人类的政治处境。这就是仁智各见的问题了。
中文版的前言很长，表现出刘小枫教授一贯的宏大视野、古今纵贯、旁征博引和明晰论断。千字书评，显然无法评断五万余字长文。简而言之，他强调了康氏此书四个必须高度重视的特点：一是此书呈现了与韦伯“祛魅”的社会史学迥然不同的政治史学面目，二是此书击中现代共和政体作为“无头政治”的根本缺陷，三是只有借助政治神学才能登堂入室，理解现代政治与传统政治的深刻联系。四是国王永远不死的理念指出了矫正现代政治缺失的光明出路。总而言之，由于民主政体取代君主政体，使得低俗趣味“能够对地球上一切高贵的东西发动殊死战争”，康氏此书切中时弊、指引现代政治出路的价值昭然若揭。
刘小枫教授的评论，有击中现代政治要害之处。尤其是他强调不能割断现代政治与传统政治的深刻渊源关系，确实启人心智。长期流行的中世纪是“黑暗世纪”，让人们仅仅看到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对人类精神自由的严重压制，由此心生横空出世的“现代”理念。这自然是需要矫正的偏颇观念。矫正的最好办法之一，就是借助厚重的历史著作，让人们清楚看到一个深深扎根在中世纪观念与制度土壤中的、其来有自的“现代”。并且清楚意识到中世纪对人类现代政治生活的必不可少，甚至是显著依赖。
刘小枫教授指出康氏此书展现的政治史学面目不同于韦伯呈现的社会史学面貌，也切中肯綮。他们确实沿循的是两条治学道路，一个执意指出现代与中世纪和古代的联系，一个执着现代之为现代的类型特征。至于非经由政治神学不足以进入现代政治堂奥，也具有历史理由。试图为大众民主政治增添高贵元素，也不能说动机存在问题。关键的是，现代民主政体确实存在明显的缺陷，需要花费巨大功夫加以改进。
《国王的两个身体》较早的英文版本，1981年9月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但刘小枫教授的这四个强势断定，仍然让人心存疑虑：一者，康氏的政治史学与韦伯的社会史学真是那么对立吗？未必。两者存在两个意义上的互补关系：一是康氏指向过去的政治史学，帮助人类理解现代政治的源流关系；而韦伯指向现代的社会史学，帮助人们理解当下的政治处境。二是康氏的论述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韦伯祛魅的断言，从以基督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王权演进，恰恰是一个祛魅的过程。至于祛魅是不是就完全脱魅，当然可以在今天西方的“复魅运动”中重新理解。
二者，现代政治是无头政治、低俗政治的断言，似乎有些断定过勇。事实上，康氏揭示的四个阶段的王权演变，倒是提醒人们，国王的政治之体不过是从基督的不死之体转移过来的，因此也仅仅是“奥秘身体”的一个阶段结构，而不是一个终极结构。到但丁处，人类对基督的取代，已经预示着立宪民主国家建构自己两个身体的前景。只不过这一问题不在康氏的关注范围内。这也因此给刘小枫教授的当下发挥提供了便利。
三者，是不是一定只有借助政治神学的进路，才能理解现代政治的奥秘或高贵之处呢？至少得承认一种两可之说：就现代政治也就是民主政体而言，必须在历史起源上弄清楚它与君主政体、甚至神权政治的紧密联系，否则确实很难“历史地”理解现代政治的兴起与兴盛。但就现代政治之成为现代政治来讲，不能仅仅指出他的历史起源就罢了，甚至偷懒地在其中寻找现实政治出路的药方。现代民主政体具有自身的特殊结构，需要研究者将其作为一种政治类型进行自成系统的研究。发生学与类型学的探究绝对是并行不悖的。
四者，现代立宪民主政体是不是完全断送了君主政体的高贵性，变得来彻头彻尾、透里透外的低俗化呢？答案是否定的。现代政治解放个人，让人人必须成为像国王那样的个人共体，这其实是在理想政治层次的大范围内提升了人类政治生活的品质。这种开放的高贵性，远比寄托于国王由王冠和尊荣呈现的限定性高贵性，要来得重要和切实。在这里，宣告“上帝死了”的尼采，伸张的是一种人的强力意志，而非神的意志。至于那些目空一切的虚无主义者，并不是现代民主政体的精神载体。因此也就无法循此否定民主政体。须知，离开现代的民主政体逻辑，试图以中世纪的君主政体加以改良，这是将古今演进的政治体倒错对待，乃是一种反历史演进、反政治思维的产物。
但这些都不影响读者认真阅读和对待康氏《国王的两个身体》。
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作者：任剑涛（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编辑：徐学勤，走走。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国王的两个身体》读后感(三)：决定性恐惧
所有的一切都来自贫穷论战，出发后天地孕育着的都是来自200亿面前流传下来的秘密赠礼。世界上根本无法生造出任何新的东西，推动世界不断向前的既不是爱，也不是时间。时效50年能够永久性给予世界一个美丽的解法吗？每个解法都在延续中破坏，点石成金的研发术并不由于累积的变体，而是对抗中的物性超越断裂带，从浩淼的想象中实现了花哨的世纪对话。遗憾的是，我想要寻找另一个人，却发现连同世界尽头的边边角角都是我另一个身体的一部分。我陷入理念与欲望两栖式的忧郁，这个世界，原来从来都是我一个人。
但我记得最开始的时候我不小心预言的一切都实现了，“永远不死并不是神话，在我死后，来世是300年后的黄瓜或者沙砾，沿用的方式恒在仅仅存在个别生命的意志中。技术改变了，语言改变了，但是富有仍旧确切的以人的方式推动世界。”
“国家没有子嗣”，因为它自身就永远存活，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世界并没有死亡，但世界的构造会死亡和变更，会遭到改变，不会保持为同样的品质。”《国王的两个身体》
23：00~07：00走路（洗澡）、睡觉
07：00~09：30英语单词、单读笔记 腰
09：30~21：00追剧1集+反馈
周一到周四 书评2篇
周五影评 影评1篇
周六到周天 晓浦志2万字，写小故事
21：00~23：00 古体诗歌（录音）脸
每周：书评2篇、影评1篇、晓浦志2万字（或小故事）
每天：现代诗1篇、古体诗（录音）1篇
《国王的两个身体》读后感(四)：译后记
这是一部十分折磨译者的经典著作。
在此，我需要先记下我的痛苦——就是那几个关键名词的译名，并盼望我的痛苦经历能够对读者有所帮助。
首先，《国王的两个身体》全书的起因，以及贯穿的主题，乃是“corporation”。这个词按现代汉语通译，作“公司”，又作“法人”。本书探讨的问题，就是英国宪制史上，以国王为“法人” （“独体法人”，corporation sole）这个看似渺小、却牵连极大的议题。然而随着翻译的进展，将corporation译作“法人”越来越显示出这个译名不合适，不能与论述相契合。问题在于，“corporation”有词根，即“corpus”，本意是“身体”。所以，corporation的本意，是表示由许多个人 （自然人）组合成为一个主体，即一个身体。其首要强调的意思，是“多”成为“一”，而不是“依法律规定，而被承认为一个法律上的行为主体”。虽然，后来的演变，令corporation被我们识别为一种经法律确定的主体身份。现代汉语将corporation译作“法人”，可能首先将读者引向法律的创设性和规范性，而不是这个由多而一的人格性。尤其是，书中还有极少数地方同时出现强调“法定”意涵的“legal person”或“juristic person”，此时，译者就不能满足于将这几个词同时译作“法人”。与此相关联，“corporation sole”被译为“独体法人”也不够精确。在“corporation sole”一词中，强调的是一种corporation的独特情形，即只有一个人构成corporation。所以，就“多而一”的本意而言，这个词是自我矛盾的。只有搞清楚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何梅特兰要嘲讽“国王二体”的概念，而康托洛维茨又为何要以此为题大费周章。
corporation一词的语境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从最初强调“多而一”，越来越倾向于“法定主体”。所以，就翻译而言，特别困难之处在于，英文可以同时表达这两种意涵，而中文不能。本书涉及的时段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corporation的意思实际上有一个隐藏的变化。比方，作者在前言中解释本书的的缘起，提到他惊讶地发现圣本笃修会在美国被注册为corporation，此时的含义偏向现代，因为令人惊讶之处在于一个神圣团体如何与商业企业同列。但是，在论到“国王二体”的发展时，提到corporation多数时候则是强调“多而一”的性质。国王被认为拥有了一个由众多臣民构成的“身体”，国王是这个身体的“头”，嗣后发展为单单强调这个“头”。
所以，在这个词的翻译上，我纠结许久，而这又是全书首要的关键词，无法绕开，因而尤其令人痛苦。最后，我决定在大多数场合，将corporation翻译为“合众体”，以表达“多而一”。于是，corporation sole便译作“单人合众体”，比较好地表达了原意。但是，由于这个词是生造的新词，在一些地方会引起表达的困难，比如论到法学上的概念，“法人理论”显然是现代的习语，改作“合众体理论”就显得不顺。因此在一些地方，我还是会使用“法人”的译名，有时则会将两个译名并列。望读者们包涵这样非常规的处理方式。
其次，另一个令我痛苦的词，是kingship，以及类似的rulership。Kingship一词在各章标题中出现，也是无法绕开的。按照国内通译，作“王权”、“统治权”。然而，这里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即，这个词本身并非强调“国王的权力”，英文词本身也没有任何强调“权力”的意思。按《牛津大词典》，“ship”这个后缀加在名词上，意思是“成为该名词所表达之事物的状态或条件”，进一步，如果是加在表示某类人的名词上，意思是与这类人相关的“素质或品质，或技能与实现的力量”，等等。因此，论到“kingship”，表达的是国王之所以成为国王的某些因素，指某种素质、品质或条件。在本书中，kingship表达了国王之所以成为国王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和文化 （心态）条件。所以，当作者提到“以基督为中心的kingship”、“以法律为中心的kingship”、“以政体为中心的kingship”，是表达构成国王身份的某种综合、广泛的社会背景和条件，尤其是在国王形象背后提供支撑的观念。
但是，对于这个词，我没有想出特别贴切的新译名。我曾经倾向于译为“国王身份”，但斟酌之后又觉得不够好。所以，在没有找到贴切译名的情况下，最终我决定维持目前通译的“王权”。一方面，国王身份背后的条件也为其权力提供了支持，另一方面，读者根据书中的论述，原本也能够避免将其简单理解为“权力”的风险。因此，我在此作一提醒，保持通译。
其三，另一个让我花了一番功夫的词是universitas。这个拉丁文的词，本意是指“整体”，英语中“宇宙”一词能看出这个原始含义。而这个词在罗马法上，乃是指由许多人结成一个团体，也是罗马法“法人理论”之下的一个概念。到中世纪晚期，这个词被用于指称各种由众多成分 （尤其是人）结合而成的整体单位，比如整个宇宙是一个universitas，一个国家、一个自治城市、一个大学 （学术的“universitas”）就都可以被称为universitas。在本书中，在涉及到罗马法，尤其是注释家的运用时，这个词成为一个常常出现的概念。
最终，我生造了一个新译名：“共体”。鉴于这个词原本并无汉语通译（《法律与革命》中提到，译作“社团”），造新词时的担心比较少。确定这个译名时，考虑的理由是，universitas的词根来自于中世纪经院哲学所说的“共相” （universal），表达“普遍”或“抽象整体”的含义。对这个译名，虽然也并不十分满意 （因为原词并无“身体”的意思），但目前选择这样解决。
以上三个词的翻译，我挠破头皮也没有能够找到完美的解决之道，或许把这个过程解释一下，能够对读者有所帮助。其他还有一些小的处理，比如作者区分了King和king，我径直译为“大写的国王”与“小写的国王”，虽有些无奈，但也一望而知，就不多说了。
痛苦陈述过后，可以进入回忆和感谢了。
最早有翻译本书的机会，是我从复旦毕业，回到华东政法大学做博后。一天，我的师兄刘招静博士讲，有出版社正在寻找本书的译者，他觉得我可以。于是我把书找来略微翻了一下，觉得自己的专业、兴趣确实有可能适合。不过，当时我差不多刚完成前一本书的翻译工作，还没有缓过来，遽然面对500多页篇幅的巨著，极复杂的学术论证，还有汪洋一般的脚注，考虑到两年博后期间的工作任务，我还是退却了。
回到华政，不久就通过读书会结识了许多很好的同事和朋友，也参加过在华师大出版社“六点读书会”，很是开心。一天晚上，黄涛博士和韩毅博士接连打电话给我，说“六点”一直寻觅《国王的两个身体》译者，极力推荐我翻译。后来见到“六点”的倪为国先生，受了很多鼓励，终于接下这项工作。
签了翻译合同，我还在怀疑自己是否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我明白翻译这样一本书需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这可能使我无法完成学校的考核指标。不过，随着工作的进展，我越来越坚定。因为，康托洛维茨在谈论一个异常重要的问题。以我所见，在时下学界，把真正重要的问题当作重要问题来对待，并不是寻常做法。如康氏所言，他在一片原始森林里开辟出一条小路，沿途留下一些标记，供后人寻找。随着论证的深入，我越来越能够体会，这样一项看起来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远离今日中国的研究，具有何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人民万岁！”——谁是人民？何以万岁？谁可以如此呼唤？这是一个怎样的对话？这个对话又要如何继续下去？拨开现代国家的绚烂花朵，我们可能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发现那隐藏在深处的根系。
我们当下所在的这个世界，究竟是如何变成现在这副模样的？
总得有人关心这样的问题，当然，也总得有人写作、翻译和出版这样的书。
《国王的两个身体》是我至今为止翻得最累的一本书。康托洛维茨太过广博，且异常精深，史学、法学、神学、文学交织起来一同向深处掘进，让人招架不住。我读书颇杂，硕士专业是外国法制史，做了英国法；后来跑去历史系，专业是欧洲中世纪史；博士论文做亨利八世，大略了解了一点都铎史；期间又做过一点点教会法；加上自学了一些神学。想来也是机缘，我这种“广而不精”的积累，大概对上了本书涉及的专业领域，虽然深度相差甚远，但至少在翻译时能够意识到可疑之处，再去查找资料核对。饶是如此，还是顶不住。康氏在《国王的两个身体》中随手引用罗马法和教会法材料，在脚注中夹杂了大量拉丁语，字里行间还有少量希腊语以及古法语、古意大利语、德语，这是我无力把握的。
倪老师说，他来找人。
最终，如今摆在各位读者面前的这本书，集合了许多学者的辛苦工作，如果没有他们，这个译本不可能是现在的样子。
为此，我需要特别感谢承担各章拉丁语内容翻译的杨嘉彦博士（第一至四章初译）、张长绵博士（第六章）、张培均博士（第八章）、赵元博士（第五、七章及尾论）；杨嘉彦博士还翻译及核对了法语内容；特别感谢中国人民大学雷立柏教授为本书中的拉丁语、希腊语、古法语和古意大利语内容所作的翻译和细致校订工作；一并感谢上述诸君在校译过程对译文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的石烁同学，我在校对译稿时曾参考发布在微信公众号的部分译文；感谢“六点”的编辑赵元博士，她的专业水准和细致认真的工作确保了译本的质量；特别感谢为本书慨然作序的刘小枫教授；最后，尤其感谢倪为国先生所做的大量工作，引介不同专业的学人，令本书的翻译成为学术共同体的一项事业。
《国王的两个身体》翻译不易，1957年出版后，在西方学界也直到1989年才有法译本，1990年有德译本 （日译本1992年）。我盼望，这个中译本可以成为开展进一步学术研究的基础，这个目标是否达到，需要读者来评价。当然，译文一定还有各种问题，盼望各位师长、学友多提意见，日后或可有一个更精良的修订本。 （我的电邮freerainius@163.com；诸君亦可在豆瓣留言）
徐震宇
2017年8月26日
《国王的两个身体》读后感(五)：国王的两个身体 《国王的两个身体》 一书简介
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法学家创制了一种“国王双体论”，简单来说，即国王有两个身体：一个是“自然之体”——个体的肉身，会经历生老病死，会朽坏，最终会消失；另一个是“政治之体”，它不坏不死，不朽不烂。
德裔美籍犹太历史学者恩斯特·H·康托洛维茨对于中世纪政治神学的研究，便是从这一“国王双体论”开始的。他前后花费十年时间，深入探索了“国王双体论”的中世纪渊源，通过梳爬浩瀚史料，整理出了与双体论相关的思想谱系。在研究中，康托洛维茨发现，这些资料都指向了一个根本性问题：政治体的永久性问题。
1957年，《国王的两个身体》英文版问世，6年后康托洛维茨去世。在美国，他的知名度仅限于古代史的专业范围内，即便在欧洲学界，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对于康托洛维茨“国王双体论”感兴趣的人也寥寥可数。直到1990年代，随着法文、意大利文和德文译本的接连出版，这本书才逐渐引发关注。吊诡的是，关注者并非中世纪史学专家，更多的反而是研究政治思想史的专家学者。个中原因与主流学界不同派别之间的话语体系相关，也与当时的学术气候和政治风向有关。2018年年初，康托洛维茨这本命途坎坷的心血之作终于与中国读者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