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万汉字读后感10篇
《五百万汉字》是一本由阿乙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8，页数：34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五百万汉字》读后感(一)：我，再次遇见了我
作家弋舟说：写作与阅读的秘密，是文本在“某一刻击中了我们”，让“我遇到了我”。 深以为然。 “他把斧头拿了出来，用双手高高举起，几乎不由己地、不费吹灰之力地、机械地用斧背向她的头上直砍下去。他似乎没有力气了。可是他拿斧头一砍下去，他的力气就来了。” 二十多年前，当我读到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经过长久的犹豫终于杀死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又意外殃及她无辜而善良的同父异母妹妹，立刻拜倒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脚下，《罪与罚》自此成为心底长篇小说No.1，到今天也没跌落王座。 在此之前，《红楼梦》和《西游记》我翻过了，《死魂灵》和《复活》我翻过了，《穆斯林的葬礼》和《平凡的世界》我翻过了，《百年孤独》和《尤利西斯》我翻过了…… 它们之中没有侮辱与损害？它们之中没有暴力或死亡？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但我的那个“自己”，偏就好死不死地被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斧头劈醒了。 我不知自己是行凶者还是遇害者，也不知自己是施刑者还是受罚者，但我知道，“我遇见了我”。 七八年前，我买来阿乙的小说集《鸟，看见我了》，读到头一篇《意外杀人事件》的“引子”的最后一句话——“在这12分钟内，只有六个本地人像是约好了，从六条巷子鱼贯入建设中路，迎接上帝派来的妖怪”，我，再次遇见了我。 此后，阿乙的每本书我都买了都读了都很喜欢。 “羞辱感、宿命观和诗意暴力三大隐蔽的叙事策略，构成阿乙诠释内心混沌的荒谬叙事经验。” 这话，是“大智若”（新浪ID）讲的。 而上述三种叙事策略，恰巧容易击中我。我因此跪服《罪与罚》，也因此成为阿乙的粉丝。 对于眼前这本《五百万汉字》，编者称选入了“阿乙自写作以来最好的十二部作品”，我想说的则是——最喜欢的阿乙，都选啦。 真好。 真的非常好。
灰暗，滞涩，带着浓浓的土气，这便是我和阿乙的初遇。六面阿乙，是将阿乙的精选作品分为了经验、志异、痴人、概念、技法、元小说六大类，各撷取几篇就组成了本书的内容。其实对于我来说，这种分类的意义不是很明确，在我看来，阿乙本身的特质已经熔铸在他的字里行间。他的作品中处处是存在主义的痕迹，他喜欢描绘出灰茫茫的镇子的无聊生活与鲜活、充满激情的年轻人的冲突，而拼劲之后的失意无奈又加重了灰暗的色调。
在具有乡土特色的背景里，阿乙对死亡的表现格外引人注意。在阿乙的笔下，死亡总是以一种奇妙的偶然性掌控，却又是自然而然地伴随着故事的行进和生的全过程。正如莫里斯·布朗肖所言：“死亡可以说是生存的组成部分，他是靠生命而活着，在生命的最内层。”关于死亡的最密集而真切的描绘在《极端年月》中最有体现，而那种看似偶然又如影随形的死亡的戏剧性则在《意外杀人事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除去肉体上的死亡，精神的绝望与毁灭或许是阿乙笔下更加常见的因素，而精神的死亡与肉体的死亡是具有极高的相关性的，在这些形形色色的“死亡”故事中，我最喜欢的还是具有浪漫色彩的《巴赫》，它讲述了一个即将退休的教师巴礼柯离家出走的故事。巴礼柯的悲剧的起点非常普通——妥协，他迁就了父母对他的要求和期望，几十年来做着稳定的工作，过着复制的人生。而过去的甜蜜爱情和人生理想化作尘封的暗盒，直到他在山顶听到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
“我靠在树上，泪流满面，听到漫山遍野都是大提琴的声音。大提琴的声音像潮水一样一层层经过我，又一层层消失，直到完全消失。”音乐对悲剧发展的动力开始发挥其深入而持久的作用，像是生锈的机器突然转动，咔哒咔哒咔哒，缓慢而持久地刺激着巴礼柯早已停止的“心跳”。一个爱好古典音乐的知识分子离开自己爱的人，在一个一眼看得到尽头的小镇做一个体育老师，当沉淀在最深处的音乐冲动流淌出来，后来的事情变得顺理成章，沿着音乐的线通向悲剧的终点，这就是偶然而又必然的宿命。想到克尔凯郭尔讲致死的疾病，“绝望”才是通向死亡的道路，不管是巴礼柯，还是他曾经的爱——徽敏，都在无尽的浑浑噩噩中绝望，进而走向死亡。等待，永别，这些灰色的字眼铺就了走向死亡的道路，从山顶上巴赫的组曲开始，这个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人和世界，摇身一变成为浪漫的悲剧前奏，走向绝望的死亡看起来便是最美丽的结束曲。
爱情与死亡的交融之曲《春天》，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篇。或许美丽的“爱”在阿乙的表现中显得那么可贵，我是被这虐恋中爱情的奴隶所表现出的不可挽回的悲剧情态吸引。偏执、坚韧、相信纯粹而完美的爱情，在阿乙笔下，爱上“我”——闺蜜的老公的春天在寄人篱下的生活音乐勾起了中陷入了近乎癫狂的心理状态。在与“我”的初次失败的性爱后，她陷入更深的、难以逃脱的癫狂的爱的假象。故事由春天的死亡开始旋转，在无休止的跳跃的时间线上，“我”哀悼着、悲叹着、为春天愤怒着，就像是春天在世上留下的唯一一个发声者，故事倒带，一步步走回春天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春天近乎绝望地爱“我”，春天在“我”安排下死亡……在故事的结尾，“我”在春天的啤酒里掺了药，在一个拥抱后将她推入河中。“我”和春天之间究竟有没有“爱”？在我看来，最后的拥抱说明了一切，在象征着恋人结合的拥抱里死去，这大概是阿乙理想主义的爱情——一个无性的、以一方的牺牲作为养料的伟大情感。
困境，绝望，阿乙笔下的死亡是存在主义的死亡，他关注着人物的悲苦境地，时而伸手搅动着笔下人物的命运，时而投入仿佛有光的假意浪漫，看似灰暗阴霾的外表下实则有着微妙的质感，说他是残忍的，却又无时无刻透露出理想主义的色彩，连悲剧也是最美丽的悲剧，十分复杂。想到他在《作家的敌人》里描绘的天才年轻人，阿乙大概又是这个拥有才气的年轻人，又是那个为年轻人的天赋而感到惧怕嫉妒和在年轻人面向死神时松一口气的作家陈白驹吧。不管是作为作家还是作为广大土地上的小人物，阿乙都借助笔下的人物充分地挖掘自己，再投入作者的“神之手”，突然想到舒伯特的《死神与少女》，这个名字最能反射阿乙的核心。阴郁、暴戾、冷峭、真实、精准、痴绝，这是“六面阿乙”，也是他织就的变幻的梦境吧。
《五百万汉字》读后感(三)：读阿乙，从故事里到故事外
文|轻禅
知道阿乙，读他的文字是最近的事，但就是这一读，居然让我深深迷恋上这样一位作家。他的文字中似乎透出一股力量，让人一旦沉入其中，便无法自拔；他的人生经历，似乎也如同他的文字一样，冲破了平淡，走向一个又一个巅峰。
我为何这样说？一切都要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五百万汉字》这一本书说起。这是一本由对阿乙十分了解的特殊读者徐兆正精选出的一部中短篇小说集，一共选入12个短篇，几乎是阿乙所写短篇中的经典了。但这12篇又不是一个风格，大致可以分为六大类：经验、志异、痴人、概念、技法、元小说。虽然这些文字的风格不尽相同，但无不从正面或是侧面反映了人类道德的黑暗，影射了现实生活中的某些弊端。
这12个短篇中，作为书名的《五百万汉字》讲述的是革命时期的故事，李叔作为情报员对汉字热爱痴迷，面对敌人的严刑拷问誓死守护秘密，巧用智慧最终传递了情报。故事中，李叔痴爱文字，故事外，阿乙又何尝不爱文字？若是联系他的生活经历，不难发现，他虽然无奈的进入了警校，可他却从未放下对文字的热爱，最终走上了文学创作这条路。
始终认为个人的经历，是最初创作的源泉。即使不刻意写个人真实的故事，个人对生活的态度，对人生的观念也会在无意之中于文字里流淌。《五百万汉字》究竟是不是如此创作出来，不得而知，但这一篇最早在他的《灰故事》一书中出版，从这一点来看，我认为这与阿乙的经历多少相关。
感触最为深刻的是《巴赫》与《阁楼》这两篇，这两篇的共同点在于，故事开始悬念设置很好，巴礼柯莫名的离家出走，孟媛媛的无端恐惧，这些悬念能够很好的将读者引入故事之中，而伴随着故事的发展，阿乙抽丝剥茧一般，慢慢的将人物的真相呈现给读者。当故事结束，我们才知道原来不恋家的巴礼柯一直活在别人期望当中，他对妻子好似没有感情，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内心深处深深爱着一个人。至于孟媛媛，她的恐惧也是有原因的，她害怕自己杀人的事情败露，制造了各种假象，最终她选择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后果。
从这两个故事中，不难看出，在故事开始与结束时，人物给我们的感受是不同的，我觉得这就是阿乙作品最为成功之处。因为故事里的人物是需要成长的，需要突破的，若是人物自始至终一个模样，故事也就变得乏味了。这一点，我还是认为和阿乙的经历有关系，他在高考结束之后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被迫读了警校，但是他在成长，当他毕业当了一名警察，一眼看到几十年后的生活时，他放弃了，他冲破了束缚自己的生活，在文学这片天空寻找到了真正的自己。
阿乙的这12个短篇中，让人觉得意犹未尽的是《小人》这一篇，其精彩之处在于故事结尾，“你这个骗子，你骗了陈明羲又来骗我，你这个骗子。”只这一句，完全颠覆了整个故事，整个故事的真相并不在写出来的文字里，而是在于故事的留白里。从这一句可以看出，杀人者并非陈明羲，而是冯伯韬，他骗陈明羲说自己可以照顾陈明羲的父亲，让陈明羲替他顶罪，可事实上，他并未兑现承诺。
《小人》这一篇，实在是让人觉得意犹未尽。阿乙用这样的技巧，将故事本身延伸到了故事之外，让人回味，让人无法忘记。这也是留白的强大功能，一切并没有全部说出来，但是读过的人，自然明白故事真相。
有幸能遇到阿乙的文字，有幸读到《五百万汉字》这一书，这本书就如同一团涓涓细流，在众多文学作品中，清澈而独特。阿乙的文字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关，他在成长，他的故事技巧也在成长。读阿乙，读他的故事，也在读他的人生经历。从他的故事里，我看到了文字的强大力量，这还是源自他对文字的赤诚热爱。
《五百万汉字》读后感(四)：如果你没读过阿乙，这本最佳精选集《五百万汉字》就够了
阿乙最新短篇精选集《五百万汉字》已于2017年8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本选集是阿乙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书，也是目前最能代表阿乙创作成就和写作风格的精品之作。
该书是阿乙年届四十之际，委托特殊读者徐兆正于自己之前出版过的四本短篇小说集中精选出的一部小说集，选入阿乙自写作以来最好的十二部作品，组成这本独具特色的《五百万汉字》。
书名选自阿乙经典短篇篇目《五百万汉字》，讲述了战争时期一个地下工作者为了传输情报而成为铅字工人，以致爱字成痴，自造五百万汉字，最后为保守机密，怀着对汉字的痴爱慷慨赴死的故事。
或许从这个短篇，我们看出作者阿乙对汉字的赤诚以及对文学的挚爱。
《五百万汉字》读后感(五)：“世界尽头”的阿乙
1997年，从警校毕业的艾国柱被分配到江西瑞昌一个叫洪一的乡派出所工作。洪一地处偏远，派出所位于一家餐馆二楼，没什么“案子”，工作主要是抓赌。对于农家子弟来说，这是一个还算不错的工作，穿警服、吃皇粮，闲暇时喝酒打麻将谈恋爱。如果“知足”，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可以调到县公安局，借调到县委（阿乙真实经历），四十岁前或许可以升到副处……但艾国柱明显是“不知足”的。不仅不知足，他还觉得自己被流放到了世界尽头，害怕“要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待上一生”。他发愿要离开那里。
然而面对现实，“世界尽头”的艾国柱对于怎么“离开”，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只能把想要表达的热烈丰富的内心世界诉诸文字。他用阿乙这个笔名，上网写小说，写体育评论，把现实一点点撇开，把苦闷和贫乏一点点表现在文字里，江西县城的潮湿阴冷，理想世界中的荒诞唯美，向大师致敬的模仿性质的小说……大概没想到面对读者的问题，或者说，在“世界尽头”的阿乙还想象不出他将面对怎样的读者，所以大多数文字都像是只写给自己，不用谄媚，不用贴近，只表现自己，诗意的、浪漫的、荒诞的、惶恐的、紧张的、怯懦又暴力的文字混合成特殊的表达方式，让他的文字表达非常独特。有人说，“羞辱感、宿命观和诗意暴力三大隐蔽的叙事策略，构成阿乙诠释内心混沌的荒谬叙事经验”，这或许正是在“世界尽头”，唯恐被远方遗忘的阿乙对抗现世的方式。
他利用一切时间写作，对抗，拼命向“远方”靠近。他的人也像他的文字，带上了先锋、实验的性质——扔掉铁饭碗，扔掉编制，扔掉大好前程，到《郑州晚报》当连合同都不签的编辑。据说他的父亲对此大发雷霆。然而对“世界尽头”的厌倦和烦腻，令向往远方的阿乙选择背叛父亲，投入“朝不保夕”的生活中。从郑州到上海，再到广州，到北京，他不断地写，把“从此无君无父，浪荡江湖”的担忧、兴奋、努力、忧郁、悲伤、快乐融入文字中，作家阿乙渐渐长成。
他的成绩有目共睹，短短几年内， 出版了《灰故事》，《鸟看见我了》《春天在哪里》《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模范青年》等书，得到了《人民文学》中篇小说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小说选刊》双年奖等等，他是多家媒体评选出的年度青年作家、最具潜力新人、青年领袖，作品陆续在海外出版。他终于从“世界尽头”的洪一乡一步步走出来，去省会、去沿海、去首都、去纽约。终于，他不用再担心，被远方遗忘，因为他已经抵达“远方”。
这本《五百万汉字》，按照经验、志异、痴人、概念、技法、元小说六大类，从多年来阿乙的作品中选出十二篇中短篇小说结集而成。通过这些精选出的小说，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作家的阿乙这些年来的心态变化，以及他独特的创作、表达方式。比如《五百万汉字》，用超脱、飘逸，又带着些凶猛的方式，述说地下党生活。比如《极端年月》，表面上看起来是破案故事，其实是个关于背叛的故事，非常潮湿阴冷，甚至暗黑……无论故事的类型如何，他都能用极其冷静的文字娓娓道来，细节、想象力、乃至文字张力都能令人动容。
同时，我们也能从这些精选出来的小说里，读到来自江西县城特有的那种潮湿阴冷，读到蕴含文字中充满诗意的暴力，充满惶恐意味的荒诞，他小说中的每一个字，每一段话，都有独属于“世界尽头”的阿乙唯恐被远方遗忘的那种紧张、又血脉偾张。或许，阿乙的人虽然从世界尽头走了出来，但心永远留在了世界尽头，那里有他独特的迷人之处。
《五百万汉字》读后感(六)：汉字的狂欢
汉字的狂欢 文:平方 读阿乙，真是惊心动魄。之前读过他的《灰故事》，没什么突出之处呀，这是当时的妄言。但那时，他的旧作确实都是局限在个人经验之内、模仿西方小说体系的作品，无非是发生在小镇警察身上的一些故事改编，断案、复仇、男女情事什么的，再加上点世态炎凉，万千感慨。后来一段时间就避开他了，不去刻意了解。这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五百万汉字》，阿乙的短篇小说精选集，让我开始重新认识这个叫阿乙的作家，读完了一篇，就感到背上一阵冷嗖嗖: 哦，这可不是一般的写手，这么个年龄阶段很久才出一个，不禁暗暗钦佩啦。 且看第一篇《信使》，完全是跳跃式的叙述节奏，干练的语言确实可称为汉字的狂欢，呈得心应手，顺水推舟的气势，这种感觉之前也只是在读莫言时才有的，也不是说阿乙与莫言有多少相似，但他们对待汉字，运用语言的那股狠劲，偶尔有些相似的气质。滔滔不绝的叙述，有时候也是牢骚一般难看的，有时候却是跳脱明朗的，阿乙在这一点上比原来越来越有进步，汉字的狂欢不止五百万，他在追求无止境，超越自己。 我们来看其中一篇很有代表性的小说《极端年月》，不能简单将它归类为推理小说，因其更多显露出先锋实验写作的痕迹，复线叙事的形式不算新颖，却也是齐头并进，相辅相成的。主线是案件侦破的过程，副线是警察的情感心理变化，前一个因为案件的复杂，难以破案，越来越朴素迷离，后一个因为精神的迷惑，情感的歧途不定，两者都指向迷惘境界，精神的困惑，这种不确定性使得主人公急于寻找一个精神出口。“极端”是主人公个体的，也是这个群体的特征，阿乙的叙事中连带着铺陈了种种众生相，虽有用力过度的痕迹，也不失为一种对人性剖展的好刀功。 作为小说集的编选者，徐兆正为此下了一番功夫，在后记里也点明是从六个大类集合了这部集子，所谓经验、志异、概念、技法、元小说。以小说成色归拢起来，正是对阿乙这些年来大杂烩的整装梳理。而对于想要看到进步的读者来说，我们更希望从时间段来解读阿乙的写作。比如《灰故事》的起步是否有些自大感，《鸟看见我了》多了一些荒诞唯美，《春天在哪里》又在寻求更大突破。阿乙作为一个文艺青年，受到加缪、卡夫卡等大师构建的西方实力文学的熏陶，写下了第一批模仿小说，这在国内青年作家的成名路上并不稀奇，应是常态，但思想走向决定了最终能走得多远。最初献媚于词语的暴力，或者说信仰修辞的功效，对语言的狠劲是明显的，慢慢转换到结构和蕴意上，某些短篇就越发优质了，直到当下，他的文字里多了一些传统的语言质地，不再侧重于西方文学形式，阿乙将两者溶解得恰到好处，才显出更大的可塑造性。 阿乙的写作是勤奋的，坚持不懈是一个作家良好的品格。从《灰故事》到这个合集呈现上升式的阶梯，已是难能可贵的进步。阿乙曾在访谈中说:“你要不停地扬弃过去的自己，我不喜欢重复自己的写作。”之前，北岛也称赞阿乙是"近年来最优秀的汉语小说家之一，对写作有着和对生命同样的忠实与热情。"放在更早的时候，我相信北岛寄托希望的心理更多一些，但现在我相信这个评断，同时也希望阿乙以后的新作也能越来越印证这一切。
《五百万汉字》读后感(七)：“世界的一段盲肠”：从阿乙小说的起点谈起
一、
阿乙的第一本小说集《灰故事》中有一段话：
“公路到达别的县时，还会继续朝前走，去武汉去陕甘宁去罗马，到了我们县却是走到了尽头，走不动了。我们县除了有一家温州发廊，没别的流动人口了，而等到全国人民都不玩呼啦圈时，我们又呼啦啦地玩起来。我们县就是这样，就是世界的一段盲肠。”
用“盲肠”做隐喻，完全是阿乙式的风格，生猛、怪异、携带着生理上的刺痛感却又精确、贴切。盲肠与阑尾、结肠、直肠的共同成了称之为“大肠”的人体器官，功能主要是进一步吸收水分和电解质，形成、贮存和排泄粪便。盲肠是大肠的开端，直肠再往下便是肛门。很显然，故乡是这个世界的信息残渣经过的地方，往前一步便是世界的排泄口，其实也是世界的尽头。阿乙在写作的开端，便为故乡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和意义赋形如此，虽不能说可有可无，却意义贫瘠。所以，很多年过去之后，阿乙在最新的小说集《情史失踪者》里依然会说：“这里是价值极低的世界尽头。”
正是凭着对这有限经验的反复描绘，阿乙把“贫瘠的意义”或“意义的贫瘠”变成了关于整个世界真相的隐喻。阿乙于有限和局部中窥见整体和无限，他不断地敲打贫瘠、洞穿世界的底部，让意义的泡沫流尽，最终这个世界显现为可用若干关键词来支撑的抽象：
“无聊。
重复。
秩序。
圈套。
囚徒。”
意义的减法继续做下去便是：“甚至可以更简单点，出生，死亡。”[4]写作有时可被视为作家探寻真相、发现真理的手段之一，所以最终的世界观都难免抽象，只是有些抽象是繁复的经验和叠加的意义不断提纯的结果，而阿乙的抽象却是稀薄的经验和意义本身。或许正是这一点，让阿乙成为新世纪以来最令人瞩目的作家之一。
二、
2017年，著名时尚杂志《智族GQ》刊载了一篇长篇报道《作家、病人与父亲的葬礼》，这是目前关于阿乙家庭背景、成长历程及其现状等方面最为详细的报道。报道的部分内容不仅与阿乙在日记、随笔中零零星星提及的个人经历完全相符，如《贫瘠之地》《于连》等，而且那篇极具“非虚构”风格的中篇小说《模范青年》涉及叙述者“我”的内容在这篇报道中得到较为完整的复述。于是，他者的报道、个人自述与虚构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张力关系：报道与个人自述之间的对应关系，倘若不能完全证明阿乙自叙的个人经历的真实性，那至少能够说明阿乙的自叙具有始终如一的连贯性及其由此带来的相当程度的可信度；正是这种自叙上的连贯性和可信度以及它们与“虚构”的互文关系，提醒我们这里存在着理解阿乙作品的可靠途径。前面提到阿乙的“局部”和“有限”都与此相关，所以在这里有必要对阿乙的经历继续做些简单的描述。
当年阿乙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了乡村派出所，“省——市——县——乡——村……不可能有比村更往下的地方了，世界尽头。”[7]猛然堕入世界的尽头后，他的经历开始反向延伸：“二十一岁时我在洪一乡的山野发恶誓，要去纽约，十二年过去了，我竟然沿着洪一（乡）——瑞昌（县）——郑州（省城）——上海（直辖市）——广州（沿海）——北京（首都）去了那地方。”[8]，当然最终还是去了纽约，“2016年，阿乙受邀参加纽约书展。他真站在了在洪一时希求的世界中心。”[9]在广阔的地理范围内游荡并不必然意味着经历本身的传奇性和复杂性，说到底，以文为生既是阿乙得以出走的动力和资本，也是阿乙离开逃离故乡后的基本谋生状态。所以，写作与谋生、记忆与疾病这些关键词大致能够概括阿乙的经历。阿乙逃离家乡时，已经21岁，这个年纪虽不能说已经形成牢固、完整的世界观，但是在洪一——瑞金——南昌的经历和记忆对他的世界观的形成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影响，而疾病目前又是其生活中最大的阴影。所以《GQ智族》用“作家”、“病人”、“父亲的葬礼”作为话题来报道阿乙还是比较准确的，阿乙“有限的经验”都在这里，它们构成了我们谈论、理解阿乙及其作品的关键词。
三、
严格说来，个人真实经历进入虚构，确实不是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况且还有类似于“写作便是作家的精神自传”之类的简单、粗暴的观念作为支撑。但是，真实经历进入“虚构”的方式和过程，或者说真实经历与虚构形态的区别，确实又是理解作家的关键。
阿乙的逃离、失恋，他的职业经历，他的疾病和写作，父辈的衰老和死亡等经历零零散散地分布在《寡人》和《阳光猛烈，万物显形》这两部随笔集中。而这些经验又较为密集同时也非常精确地出现在小说里。这里的精确并不仅仅是指在素材层面虚构对真实经历的转化，更是指构成虚构的部分细节几乎是原封不动地复制和挪用了真实经历。但是，所谓“精确”只是相对而言。与其他作家相比，把自己的遭遇作为“虚构”的养料，阿乙确实显得更为典型。他人生中的那些重要时刻与“虚构”中关键内容的相似性，确实也为读者的索引式阅读提供了起点和理由。但无论如何需要明确的是，阿乙的疾病与他的虚构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他人生的特殊时刻与他特定的创作时期的一种相遇，而非一种绝对的关系。
因为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必然会涉及到阿乙的疾病，而疾病不仅事关被讨论对象的隐私，亦涉及讨论者自身的道德问题。在我的阅读范围内，阿乙从未在任何形式的书写中公开直白地谈论自己的疾病，但是我们还是能从一些较为抽象的随笔如《咳嗽演奏会》《痒》等作品中，体会到他所遭受的病痛和折磨，并能够想像到那些与此相关的虚构场景的真实性。我无意在这篇评论中造成一种印象，我在以冷血、客观的口吻去谈论阿乙的疾病，并试图来论证所谓“疾病的隐喻”等相关理论。因此，当我不得不提起阿乙的疾病时，其实是在讨论个人经历与虚构的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小说观、文体意识乃至世界观，同时也在试图描述这些因素的关系和相互影响的过程。
为了方便接下来的讨论，除了《模范青年》这样的典型例子，再列举几个。
《子宫》是关于爷爷的回忆，后来便有了小说《对人世的怀念》。爷爷生前种种难以理解的怪异行为因为披上了“虚构”的外衣而得到了解释：在恐惧和忧伤中，抵抗和等待不可避免的死亡。小说中还提起了另外一起死亡：“二〇一〇年十月，他搭乘便车死于车祸。”，而这个细节出自阿乙关于父亲病情的一篇随笔里《诗人》中：“二〇一〇年十月，因为堂兄猝死，我赶回老家……”
这篇小说处处弥漫着疾病和死亡的气息。小说的后半部出现大段关于疾病的对话，对话中的信息精确到疾病的名称、症状的细节和医学界对此病的认知水平和治疗方案。很明显，这里投射的是阿乙在现实中关于自身疾病和死亡的恐惧和焦虑。事实上，也正是亲人的陆续亡故和自己身患重疾催生了阿乙的那部以死亡和疾病为主题的小说，即《虎狼》。阿乙的第二部小说集《鸟 看见了我》在2014年发行第三版的时候收录了这篇小说，并注明：“二〇一四年新作”，后来又收录进小说集《情史失踪者》中。而2014年前后，正是阿乙被如“虎狼之势”的疾病突袭的时候。与前述《对人世的怀念》相比，阿乙在叙述过程中的断裂是值得注意的地方。前半部，“我”还在试图用理性、逻辑来抵抗因算命先生的一句话而引发的猝不及防的宿命感；下半部，“我”便开始谈论别人的疾患和死亡。视角并无转化，两件事情似乎也没有牢靠的逻辑联系。如果要弥补两个故事之间的叙事裂缝，可能合理的解释便是：阿乙长久以来却又相对“稳定”的悲观情绪状态和“习以为常”的现实困境和焦虑如同沉睡的火山，被突然降临的重疾激活，于是“虚构”和“虚构”的具体策略成为必要纾解的手段。接下来，有必要详细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在自身遭遇疾患之前，亲人接连丧故和他们生世的悲苦，已经让阿乙产生连绵不断的忧虑，担心命运会像生理遗传那般不可抗拒。在2010年的一则随笔里，他谈及爷爷死亡：
“在时间的河流里，永远有一团光明照着三个人，是爷爷、爸爸和我。等我生儿子后，爷爷扑通一声掉进黑洞不复返，等我的儿子生出儿子，爸爸扑通一声掉进黑洞不复返。然后轮到我了。死亡坚决、生硬、粗暴，像是凶恶的判官，蹬掉你抱住他裤脚的手：‘滚开！’他这样面无表情地走掉。请我们每个人照死不误。”
父亲的疾病发生无疑加强了这种近乎生理遗传的宿命感：
“我最初看见的公式是：
祖父——父亲——我
当祖父悄无声息走进黑洞之后，公式变成：
父亲——我——我的下辈
现在父亲中风，像死神下过请帖，未来我便要站在孤独的前头。没人替我抵挡了。这就是像是一场杀人游戏，点名点到我头上，排队排到我头上。”
于是，当自己真的与疾病、死亡狭路相逢时，平日里被压抑的恐惧和悲观必然会激荡翻腾。因此，与其坐等被吞噬、淹没，倒不如尝试平息、控制。所以，在《虎狼》的前半部，“我”一直在调动各种推理手段如心理学、统计学、地理学等，来消解、证伪、拆穿算命先生的种种伎俩。当根植于内心的宿命感被唤醒的时候，“虚构”一场祛魅的场景，便是挣脱和反抗，也是自我疏导和自我拯救的一种手段。
但是终究还是要面对已在现实中降临的疾病和死亡的威胁。于是，下半部便成了一个直面疾病和死亡的故事。叙述者依然是“我”，而疾病和死亡的当事人已变成了一个叫做“俊峰”的他者。微妙之处在于，上半部的“我”尚是一种限制性视角，只能谈论“我”视线之内的经验，而下半部的“我”已经是全知全能的视角，俨然是在观察一场与己无关的由疾病所导致的死亡事件。若要弥合两个“我”之间的叙述断裂，大概只有一种途径能够实现：即只有把上半部的“我”进行“他者化”，在下半部，“我”方能以“他者”的眼光去重新审视自身的遭遇。举个例子。
在一篇关于父亲的病的随笔里，阿乙曾写下这样的话：
“有两句关切的话将我击垮至今：
大姐：‘你要注意身体啊，你的体质和爸爸一样。’
母亲：‘你可要注意身体，你看医院里比你年轻的，也有中风的。’
中风可能有遗传性。上上一代挑中的是祖母的哥哥，上一代挑中的是父亲，下一代可能是体质和生活习惯类似的我。我像看看自己也躺在那里，像奄奄一息的兽。”
而类似的对话和场景在“虚构”中浮现：
“她无时无刻不在颤栗。在血亲接踵而至的死亡后，她继承下他们的遗产：脑溢血的种子、急剧的消瘦及其急性精神病的种子……
……
‘像你这个年纪的，得的多了，医院到处是，你没看到吗？’今天，当妈妈的这样恐吓女儿，以警示她的不能及时到来。接着它又咬牙切齿地说：‘你要是早些中风才好啊，你这样不心疼哥哥，你哥完全是因为你们的懒惰与疏忽才得这样的绝症啊’。”
这里的叙事动力和虚构策略并不复杂：倘若无法对抗和逃避宿命，那就顺着宿命所指示的运行逻辑去推演事情的进程。我想，大概是因为精神和身体的双重煎熬，阿乙需要通过虚构来完成一场关于死亡的预演。大概也只有尽量保持距离，他才能相对“从容”地去想象、描述疾病与死亡的发生、过程和结果，同时把与此相关的种种因素和情境推演到极致。无疑，阿乙试图在极端状态下完成自身遭遇的审视，这种自我审视是双重的。在文本内，是阿乙在形式、叙述和想象力等方面“虚构”死亡和疾病这个主题的极端尝试；在现实中，则是阿乙对自身精神向度及其承受力的高强度拷问。事实上，这些分析依然不能让有些疑问得到清晰的回答：当阿乙透过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去谈论生死时，那些惨烈而具体的人间景象，真的有助于他直面宿命并实现对宿命的超脱吗？又或，那些细微而精确的痛感呈现和病情描述，真的有助于对抗焦虑和恐惧并从中获得片刻的安慰吗？最大的可能会不会是：这个与自身遭遇密切相关“虚构”，其实是再次强化那个已然很悲观的世界观，这个世界的意义真的极其贫瘠。就像小说快要结尾时的一段话：“俊峰把剩下的日子过完，按时死了。”[20]“按时”两个字惊悚而刺目，无法让人视而不见。小说似乎回到了起点，“虚构”在这里成为关于 “宿命”的论证，而这“宿命”既是“我”在上半部小说中所一直试图规避的，又与“虚构”之外的阿乙的遭遇和心态存在着密切的互文关系。于是，现实与虚构之间既产生了紧张的张力关系，又有了界限模糊的暧昧。
这种紧张关系大概源于我们依靠理性和知识所建立起的关于事物区别（包括不同文体之间的意义、边界的区分）的认知体系，正如我在阅读阿乙的作品时，会自觉地区分虚构与现实、小说与随笔之间的边界。但是又因为阿乙把自已经历中的那些重要时刻过于精确地投射进了“虚构”中，又难免有内容同构性导致边界消失的嫌疑。此时的阿乙更像是个走钢丝的高手，他用颤颤巍巍而又全神贯注的行走姿态去提醒界限、分野的存在，而微妙之处，当小说结束的时候，便会发现文本内外意义的水分都迅速被抽干：现实的逻辑无非是从“祖父——父亲——我”到“父亲——我——我的下辈”，文本内的意义是从“你爷爷是不是艾政加？”到“俊峰把剩下的日子过完，按时死了”，结论早就矗立在尽头，过程完全可以被省略。由此会产生一种印象，阿乙处心积虑地“虚构”只是为了让大家注意到那根悬挂在高空的钢索，它像是关于这个世界真相显豁而惊悚的隐喻，意义直白而抽象。它横亘在世界的起点和尽头，除了走过去，别无选择。
此处需要补充一个例证，用他者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的经历，对阿乙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在《模范青年》中阿乙曾描述过一个沉痛的离别场景[22]，那是阿乙最终决定离开家乡的时候。阿乙曾经用第三者的口吻原封不动地复述过，那篇随笔的名字就叫《讲述》。这大概也是阿乙的一种写作习惯，他总是试图把自身的经历他者化，拉开距离进行审视，由此，便形成一种阿乙式的写作风格：当他在描述自身的时候，其实是在凝视这个世界，或者说，他用谈论自身经历的方式来表达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甚至可以说，他用自身的经历去论证、解释他对这个世界的观点，而他对这个世界的基本看法又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的经历。意义在经历、虚构和世界观之间来回涤荡，最后以贫瘠而刺目的抽象呈现出来。这大约是进入阿乙小说世界的一种路径，行走于其中，也能窥见阿乙的小说观和文体意识。
四、
阿乙早年写过一篇名为《少年》的随笔，大概是对其年少时光记忆碎片的重拾。十三四岁的年纪，却满眼皆是黯淡、凋敝的景象，一眼就能望到死亡的苍老气息围绕四周。我想这大概也是阿乙一心要逃离的原因之一。类似的随笔后来结集成书，在这本书的封底，阿乙写到：“这本书汇聚的是我近年的一些随笔，或者说小叙事……相比小说，这些文章更像是心血，而不仅仅是一件出售的产品。”很显然，阿乙认为这些都是与小说有所区别的文字。后来《灰故事》再版时增加了一篇小说名为《毕生之始》，与随笔《少年》差别只有标题。在我看来，标题的修改和文体的挪移，并非是所谓的投机取巧或常识层面的混乱，这里恰恰蕴含着阿乙独特的文体意识和小说观。
阿乙曾羡慕过那些人生经历丰富的大师们，如其所言：“你并不是巴别尔、陀思妥耶夫斯，简直只需要从自己大把的经历择取一点写就可以了。你暂时还不是他们，或者永远不是。”[26]意识到写作资源的差别后，阿乙几乎所有的写作都在贯彻一个原则，即反复书写有限的经验。因此可以说，阿乙以故乡及其相关的记忆作为写作的主要资源，是经过清醒的自我审视的。与此同时，阿乙也谈到他最早接受的小说合法性教育是：“写作者在设定叙述人时，一定要让他具有那种在场或参入的条件，一定要让他具备知晓的资格。”如果把这两句话分别理解为阿乙对“资源”和“技术”的理解，那么两者的碰撞便成了阿乙的“有意味的形式”的起源。
“在场”、“参入”表面上看是对修辞、技艺的要求，但是技术问题与自身经历的相遇会把写作往两个维度推进。就横向层面而言，因为是呈现与自身经历相关的经验，所以充分的在场感和参与度所带来的叙事张力会在无形中消弭“虚构”与“纪实”之间的边界。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意义呈现只与“写作”行为和表达意愿相关，而与文类区分无关，更何况很多时候文类区分只是相对而言或为了讨论方便，本就没有绝对意义。这就是何以上述提及的《少年》与《毕生之始》让文体区分徒有其表，对意义理解丝毫没有影响。而阿乙确实也属于那种通过书写自身经历去丈量世界的那种作家，如其坦露的那样：“我总是拿命来迎接、经受这个世界，毫无保留。”[28]这就涉及到写作的另一个维度：当一个作家反复凝视自身经历时，便意味着意义向纵深处挖掘，意义的枝蔓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被修剪，渐渐显出抽象的意味，简单说来，便是在自身的经历中窥见世界的真相，正如前面引用的那句话的后面还紧跟着另外一句话：“但它最终还是将我放逐进更深的孤独。”[29]总而言之，执着、耐心地书写个人经验，世界景观及其意义便在“虚构”中逐渐凸现出来。或者说，这是个以“虚构”为中介，个人经验与世界观反复碰撞、修订、互证的过程。
事实上，当阿乙一旦形成较为稳固的世界观时，也势必会影响到他处理那些与自己关系不甚密切的经验时的态度。提起这个问题并不是为了对阿乙的世界观进行价值判断，只是换个角度来进一步理解他的小说观念及其相关技艺，当然这观念、技艺与世界观密切相关。
阿乙曾在一篇随笔中写到：“沙漠太抽象了，需要几具干尸使他具体。”[30]我以为这句话可以成为阿乙小说观及其技艺的某种隐喻。正是因为阿乙看到了世界意义的贫瘠，所以他需要用丰富的材料以及感性的形式去引导别人看到、理解这种真相，正如利用干尸去引导人们去理解沙漠。于是，我们便看到了很多惊悚的故事。《意外杀人事件》[31]《情人节爆炸案》[32]《阁楼》[33]《杨村的一则诅咒》[34]《午后》[35]，还有那部倾注了阿乙巨大心血的长篇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如果不是阿乙自己提及，我们可能意识不到这些小说大多源于新闻素材。阿乙仿佛一眼就看穿了事情的本质，他调动了丰富的想象力、设计了繁复的细节，以冷静乃至冷血的语调将其还原为血肉丰满的故事。我们沉浸其中，不知不觉被引向“世界的尽头”，并目睹了真相——“所有人都是浮尸，寄生于无法结束的时间里。”[36]
2017年4月8日—19日往返于中潭路和梦都大街
作者：方岩，原刊于《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3期
《五百万汉字》读后感(八)：阿乙的“黑暗料理”
在中国当代文学之林中，某些作家，其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并不完全相同，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湖南作家残雪，如果还要提一个名字的话，可能是江西作家阿乙。比较中、西对文学的理解、阐释与感悟，是一个有趣却也不易操作的课题。西方评论界对暴露、解释中国丑恶现象的作品充满好感，这一倾向很容易被贴上“东方主义”的标签，不过，近些年以来，似乎有所改观，文学内在的精神向度、审美体验，成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关键。
阿乙曾担任警察、体育编辑和文学编辑。文学研究者多加关注的，是他从前担任警察的经历。警察-囚犯这一设定，现实中目睹的残忍、暴力和血腥，浸透这个敏感生命的内心，使他的文字、故事带有鲜血一般的质感。尽管《灰故事》曾被某些人批评为时事的稍加虚构，但，阿乙本人对此并不太追究。现实、虚构，界限本就不甚分明。阿乙创作小说，颇有些时间，其作以中、短篇小说居多。《五百万汉字》中，便收录了一些被时常被目为其代表作的小说。
读者若习惯阅读清新明快风格的小说、散文，遇见阿乙，其实是一个“受难”的过程。暴力（如《虫蛀的外乡人》中，四占对外乡一个杀人犯拳打脚踢，甚至割掉了他的生殖器官）、死亡（如《极端年月》中，何大智与吴军在一辆经过长江大桥的客车里引爆炸弹，造成诸多无辜人员死亡）、复仇（如《鸟看见我了》中，因为强暴无辜女性时有一只鸟在场，单德兴开始捕捉山中一只又一只飞鸟）、令人不安的性与爱（如《巴赫》中巴礼柯与徽敏间凄凉的爱情），在阿乙的小说中遍地都是，共同构成了一片黑色、惨淡、没有希望的世界。
这些人，都远非完美之人。拥有爱情的，不懂得珍惜，也不善经营，比如《极端年月》里的“我”；曾经可以自由选择，但最终因为自己的怯懦，平平淡淡度过一生因而也失去一生的巴礼柯老人（《巴赫》；明明可以斩断不道德的关系，却由于自己的个性，最终有意害死另一痴情生命（《春天》）；外出务工的老人，因为担心别人偷窃自己随身携带的财物，最终发疯从火车上掉下，疯狂之际杀了几个无辜的村民，让一个村庄的记忆，永远停留在血腥的一天（《意外杀人事件》）。
阿乙小说中的人物，常常会被逼到绝境，最终导致犯罪。尽管中国人并没有基督教文化中的“原罪”观，对罪（人的不完满、有限性，而非具体的罪行）的思考常常被现实拘束限制着，轻易很难上升到形而上的层面，但阿乙还是尽可能让小说人物承载他对人性黑暗一面的思考。尽管某些犯罪故事有原型可考，但似乎不太必要。阿乙本人偏好的虚构文学，为测量人性的深渊提供了一些工具。某些杀人行为，可能是随机行为，比如《意外杀人事件》中的老汉，但这并不削减该事件的悲剧色彩；某些杀人行为，则是策划已久，比如《极端年月》，让人只能试着理解犯罪分子生命的荒诞性。
中国当代文学直面现实的能力，广泛受到文学评论家和读者的质疑。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远比小说更为荒诞的现实，而阿乙这样的作家，尽管其小说创作有现实原型，但他对现实背后被遮掩、被无视的内容的发掘（虽然想象居多），还是让我们看到了小说书写现实的可能性。尽管书写人性黑暗一面，不一定能赢得很多读者，但是这种对文学的尊敬，对人性的追问，对世界的怀疑——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始终值得我们昂首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