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竹为生》的读后感10篇
《以竹为生》是一本由[德] 艾约博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6.00元，页数：27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以竹为生》读后感(一)：再也别讲要如何重新振兴某种手工艺了
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20世纪的社会史，因为是历史，期间大量叙述可以如故事一般阅读，障碍不大，本书阐述了造纸特色村的技术、家庭、宗族、经济、政治等发展过程，对大跃进之后的近代部分理解更有感触，荒唐的年代里发生的荒唐事情，从另一个角度观看今天社会，不论美国还是其他，存在总有其合理性。
回想自己曾走访一个造纸村落，亲眼见证小规模造纸过程，并引发自己城乡割裂感慨和忧国忧民情绪，之后用手工纸进行的各种设计和实践，包括延续至今日的学术探索，动机是否经得起考究？就是说我以为的真是我以为的吗？如果以本书描述的社会史再去观察，当时我所看到的和所理解到的是很片面的，一个社会现象形成并非简单的用140字的微博可以叙述的情绪，年轻时高谈阔论，所谓针砭时弊，或者希望拯救改变地区困难，所基于的社会和实际情况的理解其实是站不稳脚跟的，恐怕只见树木而未见森林。
今日造纸已经远不同与古代造纸，设备的变化、专业外包服务的诞生、社会需求的变化、国家政策的变化等等，这个变化是逐渐发生的，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结果，原因其实复杂。再也不能讲我们要如何振兴某种手工艺了，不然就如同当年只读了一两本书就跟着搞革命的学生一样盲目。但为了自己爱好想做的什么图个乐子，或者谋个生计，则另当别论，情有可原。
成熟可能就是一个逐渐不相信的过程。
《以竹为生》读后感(二)：手工业之殇
“以前我找爷爷学裁缝手艺，爷爷觉得学这个没前途，就没有教。”父亲曾如此对告诉我。
诚如233页末所言，“老匠人含恨将自己的技术秘密带进棺材里。”
爷爷也是一名手工匠人，称之为匠人并不过誉，事实上即使说是国宝级匠人也不为过。“那些川剧名角以前来看爷爷的时候，围观的人把街都闸断了。”姑姑也曾如此回忆。
193页所叙，“当裁缝的一个好处是，他的大部分顾客都是能接触到第一手资料的干部。
解放前，爷爷的客户中有军阀刘湘，日本人当时找起来请爷爷做衣服，爷爷都不做。——二爷爷曾经如此回忆。
——对于小手工业者，我带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因此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也无可避免的进入一种主观的境地。
还是先总体性的评价一下这本书吧。称之为书，我总觉得有点怪怪的。与其说是书，更像是一篇论文吧。或者说，书的范围已经太过宽泛，只要经过装订，任何的文章都可以成为一本书。有的书只能是一本书，而有的书则可以是经、典，也有的书则是像本作一样的论文。在此，为那些被做成”只能单纯称之为书“的纸张默哀一秒钟，也衷心的祝愿它们能够早日被重新打成纸浆，”加入像新鲜竹子和莎草这样的长纤维“，重新”生产出好纸张“，完成轮回重生。
本作的作者并不是十分有名，至少孤陋寡闻的我是没听说过。不过一个能学会汉语的德国人，想必智商水平也很高。甚者，一个不仅能说还能写出汉字的德国人，说是天才应该不为过，特别是当他的专业并不是汉语时。作者对夹江的农村进行了田野调查，后来也进行回访。本作不仅有大量的数据支撑，也阐述了许多用数据所无法解明的东西。包括对县志和其他琐碎资料的引用上，都能看出作者真的十分用心。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个人认为这都是一部杰作。
在阅读了本作过后，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觉得应该比较有数了。相比之下，说中国根本没有文科可能有点过分了，但我确实很想这么说。我相信也有很多真正搞学术的学者，想要进行和本作作者相类似的考察并做出自己的成果，但是无论是时间上还是项目资金上都肯定是无法支撑的。
因此，本作给我带来的效果可以说是震撼的。曾经通过读《剑桥中国史》，了解过西方研究历史的方法。但从未想过他们会把中国史的细节都研究得如此细致。——”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总序的第一句话在读完此书后再看时，强烈的引起了我的共鸣。
大概读者是什么样的心态，书籍就会表达什么样的内容吧。
先从开篇来说，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城里人对农民的认识。愚昧、封闭、过着一成不变的单调而枯燥的生活、落后、土里土气、目不识丁什么都不懂只会出卖力气干点体力活，这些都是20世纪90年代时我对农民的看法。到21世纪10年代之后，我的看法也有了明显的改观。愚昧必须拿掉，有很多生于农村的成功人士，这个看法必须改变。封闭，都201X年了，这个标签想不摘掉也不行了。虽说有了一些改观，但总体来说映像还是比较负面的，准确的说就是歧视。对，小学时城里还有一句挖苦人的话，”龙泉驿插河过来的农民“，”插“是踩过浅滩的意思。毫无疑问，作者描述的中国城市人口对农民的这种蔑视和歧视都是真实存在过的。再后来，我也曾在农村呆过一小段时间。其间，农民们凡是遇到什么自己不会的事，也同样把原因归结于自己的身份只是个农民，即使这两者之间分明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最甚者，在放弃学习一个新事物时，会自我安慰道（或者是强行辩解吧），我就只是个农民学这个干嘛。
——农村人自己在被人说到技能高超时，他们做出的反应是：“哦，还是不行，我只是个农民。”
第235页作者也如此记述。最终，在长期的户籍制度约束下，农村人真的在向这些负面的标签靠拢。而原本的他们，不是这样的！
本书在开篇描述中国农村的基本情况时，毫无疑问的切中了我的痛点，这些偏见我也曾有过。尽管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对农村人所持的平等眼光，是否又仅是自己的一个人格面具。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分隔，政策上才终于又拆除了这道墙。但在人心，户籍制度所制造出的城市与农村这堵看不见的墙，非旦夕可以彻底打破。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我所认识的一个和我同年的农村人朋友，时常很隐晦的表现出对我的一种敌意。但这种敌意并非他个人针对我个人的，而是他作为农村人针对我城市人身份的敌意。虽然年纪相仿，但日常聊天时，当使用到“我们那个年代”这样的词汇时，我和他谈论的东西却是明显不同的。勿论，尽管是同一时期、同一国家，我们却拥有完全不同的成长体验。
我无法从我的人生经历中判断中国曾经的户籍制度是否符合当时的发展需求，但我必须庆幸自己生活在一个废黜了这种制度的现状之中。曾经的“城里人”身份的确给我带来些许的优越感，而现在却转化为数倍的耻辱感袭来，我们的国家都经历了些什么。至少从现在的时点来看，在经历了三代人的努力之后，我们的国家终于成长到不再需要这种陈旧的制度了。
在本作中我读到的第二个内容也同样让人心寒，即我所未经历过的女性缠足时代。
无论东、西方，女性都经历了长期的性别歧视，而这种歧视最终转化为身体上直接伤害的例子虽然也有，但却并不多。或者说，国外有没有与我们关系不大，而我们民族的女性切切实实的经历了这样的伤害长达一千多年。
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的民族经历了许多。我们的先辈们曾经建立起世界上最强盛的帝国和一个个bug般的奇迹，却让这样因性别歧视而来的陋习存在了千年之久。说这是一整个民族的耻辱，应该不为过吧。
说了两个十分负面的，也该说正面的了。
阅读本作时，贯穿始终我都在找寻的是祖先崇拜。其实本作对于“祖先崇拜是什么”做了一个十分完整的解答。
祖先崇拜绝不是对某一个或几个祖先的个人崇拜，而是基于对同一个祖先的认同而产生的社会。我们在研究宗教的时候，把形成宗教之前的体系称之为”崇拜体系“，比如说太阳崇拜、自然崇拜、鬼神崇拜和图腾崇拜等。或许在这里，崇拜这个词的意思并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意思。就像“文明”这个词一样，狭义上我们可以理解为个人道德，广义上却理解为社会发展的高阶形态。而”崇拜“这个词用在这里也一样，并不是“仰慕”的意思，而应该是宗教发展的初阶形态。因此“祖先崇拜”一词并不应单纯理解为对祖先的仰慕。
以本书作者在田野调查中记录的石氏为例。石氏对于自己从孝感迁到绵竹铺之前的祖先是并不感兴趣的。从书中可以看到的是，石氏家族宗祠和石碑所叙，都是上至入川后的祖先为止。当石堰村需要重新定立辈分的时候，也只是到绵竹铺去寻访，即使未果，也没有想到孝感还有宏观意义上的宗族。并且新的碑文所记的关于家族历史的部分也并不严谨，准确的说是根本就不需要严谨。因为石氏要建宗祠并不是为了编写家族正史，也不是出于对祖先的仰慕，而是为了建立现存家族成员血缘上的认同，并因这种认同来强化家族作为一个集体的作用。实际上这也让我想到，我家的家谱也是只记载了入川后的家族成员，对于入川前的情况只记载了一世祖的个人经历，而对于入川前一世祖所在的宗族情况是没有丝毫兴趣的。这么看来，或许四川大部分家族都应该相似吧。
石氏的第二祭祀对象是造纸业的祖师爷蔡伦，目的在于表明对于家族拥有造纸技术的正统性。而其他家族也都因为同样的理由祭祀行业祖师。可以说这两个祭祀对象就把一整个宗族社会所赖以延续的要素都囊括了。
而把这种宗族管理再放大到整个华夏民族时，对象就变成了炎黄。
或许应该是，各部落在初阶形态时就都以血缘来认同，在社会发展到高阶形态时就顺理成章的进行一个更宏观的认同，也就是炎黄子孙。
祖先崇拜可以说是一种很微妙的崇拜体系，它是建立在血缘认同基础之上的，因此缺少对于具体对象的偶像崇拜。当它进阶发展出儒家思想的时候，同样是缺少迷信成分的。（子不语怪力乱神）更为高阶的儒家思想具体的阐述了祖先崇拜这种以血缘认同为基础的合作型社会稳定发展所需的秩序。也因此，儒教作为宗教来说是一个另类，它并不讲述宇宙本源，准确的说是一个世俗组织。其他任何一种宗教都致力于解释宇宙本质，在技术无法解释清楚的时候，就诞生出我们通常所说的迷信。而儒教对于那些解释不清的东西，选择的是不解释。尽管即使如此，从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它有时候表现的依然不够理性。
这让我想到最近在玩的游戏《轩辕剑·穹之扉》中，有熊氏一口一个先祖，显然是编剧对于祖先崇拜的误解所造成的。
重申一次，祖先崇拜并不是对先祖的仰慕之情，而是堂亲间的相互认同与合作。
爷爷是一个坚守传统的人，他曾经亲手拿着家谱告诉我，以后给孩子取名是不能乱取的，需要按照辈分来取。
210页『加档桥石牌』一章中，石定亮所坚持的宗族观念在现实生活中正在土崩瓦解。但是对于从宗族社会过来所生活过来的人来说，却是一整个家族赖以生存的基本秩序。
作者认为石定亮所讲的优生学和事实上的优生学是有出入的。但事实上，石定亮只是随手抓取自己所知道的“科学”，来作为强化宗族观念的依据。正如作者所看到的，因为现代宗族观念的淡化和家庭观念的强化，分家早等一系列情况限制了家庭作坊的规模。当技术由家庭管理而不是宗族的时候，也就变得更加难以交流和发展、并且容易断代。抽象的技术专利，在现实农村社会中并不可行。
宗族策略同样是一种基因延续手段，“富户愿意雇佣他们的穷邻居，即使他们的工作效率很低下。”
”石堰村的人都知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道理。“
富户的扶贫方式即以雇工的名义直接养活自己的穷邻居。今天的大企业也同样是以扶贫的口号在贫困地区雇工。但有一点很大的不同是，过往的富户可以无偿的养活那些因好吃懒做而贫困的穷人。而今天的企业却是只招走了地方最优秀的劳动力。
我并不是要为那些因好吃懒做而贫困的人辩解，更合理的解释其实是宗族式的集体制中家庭对于危机的管理和应对。但是我绝不认为只招走地方最优秀的劳动力可以被理解为扶贫。相反，地方缺少当地精英劳动力后只会加剧贫困。
客观的说，正如作者所写，现代家庭理念的强化和国家政治的权威性，正在导致宗族体系的瓦解。而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祖先崇拜体系和儒家思想就此颓废，究竟会给中国带来怎样的变化和影响还尚未可知。
而已知的事实是，当外力强行打破宗族体系，建立起的集体制和农村公社最终并没有取得成功。
“水土”这个词似乎很容易让中国人联想到“风水”，实际上它们也确实在讲同一件事。
“技能就是社会关系”，社会构成的方式和邻里关系，都会直接决定一个地域的成败。而构成社会其实又和地域是分不开的。
我个人比较相信历史决定论，但也不排斥历史上会有几个拐点。即，文明是具有地域性的，什么样的地域产生什么样的文明模式。而后，这些文明又因更大范围的地域发生不同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有时候会产生作用，而在更多的时候却是不会产生明显的作用。也或者拨动一下时间的跳针，把原本该发生的是提前或者推迟一点，但最终长期历史发展构成的框架所导致的最终结果都是难以改变的。
而本作中，石堰村的村民对于“水土”的说法似乎也在应证这点。就如同造纸术在别的地区就无法植根一样，虽然生长竹纸造纸原料的地方并不只有夹江。
就如同作者还称，四川是中国工业体系最为健全的省份。
其实这也和四川这个大的地域处于盆地这样的环境是分不开的。
通常我们都字面上的把“盆地意识”理解为一种封闭的状态，或者积极一点说是渴望与外界交流的状态。但事实上，盆地和海岛具有一定程度上相似的意识形态，即危机管理的应对。出于同样相对封闭的状态之中，一旦发生危机，外界即使能给予救援都是迟缓的。因此，需要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之内发展出独立而又完善的各种体系，以保证这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在中断于外界交流的情况下依然能独立存活。
华夏文明从对抗蒙古到满清，再到近代的抗日战争，都是以四川作为决死地不是没有原因的。前两次都以举省殉国告终，最后一次终于力挽狂澜。
每一寸土地都是特别的，都会有符合它的发展方式，于是才需要有更多的类似本书的论文存在。
爷爷没有把他的裁缝技术传授给父亲，原因是多方面的。
作为成功的小手工业者，他所经历过的人生和石堰村早期的富户相同。通过技术完成原始积累，然后家里家庭作坊同时雇工。而后因怕成分被划为小资本家丢掉了自己毕生的累积。
与作者的记载有出入的是，“手工业者是可以团结的对象”这或许发生在手工业者居多数的石堰村。但我在家里听到的却是，因为“打击小手工业者”，所以使爷爷丧失了一切。
后来恢复了小手工业者的地位后，如同石堰村的村民依然不敢雇佣工人，“怕以后又要变天”一样。爷爷放弃了裁缝。省里来找过爷爷，只是希望撑个门面而已。即使如此，还是被爷爷拒绝了。
爷爷把技术秘密带进了棺材里，但我想并不是含恨的。相反，他做出了对家族最有利的选择，彻底放弃手工业者的身份。含恨的应该是轻工局才对。
——改革没有失败，只是成功迟来了三十年。
石堰村作为一个宗族村落，即使经历了“四清运动”这样的大风大浪依然能屹立不倒，并坚守到改革的成果到来的那一天。但还有更多的零散的手工技术，真的被许多老匠人们带进了棺材里。
从古至今，中国在农业和轻工业的指导上罕有失误，想来几十年前的这场风波算是最重大的一次了吧。
在那个历史的拐点上，如果那时中国的文科更强盛一点，能给出更有预见性的意见和判断，结果会不会有所不同？
《以竹为生》读后感(三)：一项乡村技艺的20世纪变迁史
这是一部描述四川农村手工造纸技艺20世纪社会变迁史的著作。该村落地处成都与乐山之间的夹江县。作者是艾约博（Jacob Eyferth，1962－），美国芝加哥大学中国现代史专业副教授，东亚语言文明系系主任。该书获得2011年度美国亚洲研究学会的“列文森奖”。
这种小范围的实地考察，在社会学领域已经是一种常用方式。正如费正清在《江村经济》中转述雷蒙德·弗思所言，应当“以一个村子作研究中心来考察村民们相互间的关系，如亲属的词汇、权力的分配、经济的组织、宗教的皈依以及其它种种社会联系，并进而观察这种种社会关系如何相互影响，如何综合以决定这社区的合作生活。从这研究中心循着亲属系统、经济往来、社会合作等路线，推广我们的研究范围到附近的临近村落以及市镇”。艾约博的《以竹为生》显然也是严格遵循了这种调查步骤，并且相当成功的作品。
与中国的大部分农村相似，夹江县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动荡。当然，夹江有它的特殊性，该地的发展与一项传统的手工技艺——造纸，息息相关。
作为造纸大国，从古至今，中国出产过多少种手工纸张？薛涛笺就出于蜀中。四川向来有造纸的传统。艾约博就夹江县手工造纸的方法做了忠实的还原。72道“手脚”，“蒸活儿”和“抄纸活儿”，竹子的生长要求，对自然条件的依赖，艰苦的工作环境……造纸是一项复杂，有精细劳动分工的高技能工艺。相应的技能在某种程度上规定了相应的生活节奏和价值观，表现与这种技能相联系的乡村生活方式。
.手工造纸对技能的要求极其严苛，因此这种技能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是被严格掌控的。劳动的性别分工并不纯然出于男女的体力差别，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家长制权威必然成为主导力量。妻子和女儿通常只能接触到比较边缘的工种，无法拥有家庭作坊的承袭资格，只有女儿的家庭可以招个上门女婿，但倒插门女婿的地位类似嫁入男方的媳妇，同样无法接近技术的核心区域。另外一种解决方式是过继，通常只发生在亲戚之间，体现了一种由强有力的血脉联结的亲属关系的集体特征，反映持久性结构原则的中国乡村社会事实。
父系纽带和宗族范式维系了亲属群体的固定规范、法则和道德期待。这是属于内部范畴的性别与技术的宗亲控制。商品生产和市场行为需要超越传统亲属纽带和村落边界的关系。一个人的外部关系以及朋友关系的数量因而成为乡村人际中社会资本的显著标志。四川当时遍布的“袍哥会”，就是定期交流接触的互助网络和重要渠道。作者调查所得，在夹江县，五分之一的人都是袍哥会的成员，大部分官员、军人和商人都加入了袍哥会。此外，蔡伦被尊奉为造纸业保护神，“蔡伦会”这样的宗教组织是夹江社会群体结构中的重要一环，享有组织庙会、裁决民间纠纷等威望和权力。
这种相对稳固的乡村秩序是20世纪上半叶的结构原则。当然，这种理念本身也是随着整个社会的变迁而变迁的。一些从前不重要或者隐蔽的因素后来逐渐突出。比如，乡村产业中女性和年轻人的积极作用。就夹江手工造纸业而言，两个重要的历史关键点：1949年后的社会实践和1978年之后的市场导向改革，带来了巨大的变动。
通过行政手段和政治运动，国家在消除组织性的宗族行为方面相当有力，撼动了手工技能中渗透的传统亲属意识形态的基础。国家也致力于改变中国乡村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袍哥会等旧式帮会杳然无踪，集体生产、供销合作等代替了小作坊的家庭劳作，但从经济角度来讲并未能取得长足的进步，反而一度陷入凝滞甚至倒退的局面。
夹江造纸业的复苏与1978年李先念（当时主管经济规划的副总理）的批文有关。重新回归到家庭作坊，换工与互助再度成为夹江人的生活常态，纸张贸易和乡村产业随着社会经济的流动而趋向活泼。加速发展的商业化进程，为村民们尤其是乡村的年轻人创造了新的生活向往。造纸业的差异性逐渐显现，机械化大生产裂解了手工业所依赖的生活状态和情感。个体的经济力量替代了辈分和年龄序列成为社会等级的新基础。新的财富群体的出现，似乎也拉大了不平等的差距，以亲属和宗族关系为中心的乡村手工业需要在新旧秩序之间寻找平衡。作者以石家人为例，呈现了一个家族的生活轨迹，最终他们以碑文的形式重新确立：祖传的技艺应当为后代所共享，不应该被少数富人所操控。
本书以一个村庄为切口，记载了一场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乡村手工技艺的变革。作者深入当地的社会活动，在线性的梳理和横向的展开中呈现了夹江的生活图景，不过他采用的仍是外部的视角，这从大量引用的西方社会学家的经典语录就能看出他的思维。我们从这部著作中可以充分感受到民族志书写中以个体带动整体观察的好处，与此同时，应当注意，这种方式对历史的成因有所忽视，这是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的局部观察，因此，夹江调查所得出的结论并不一定具有普适性，但至少它提供了一个好的样本以及可供比较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