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投票到暴力》经典读后感10篇
《从投票到暴力》是一本由[美] 杰克·斯奈德著作，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5.00元，页数：45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从投票到暴力》读后感(一)：【转载】吴强：破除转型时代的迷思
文/吴强
杰克·施奈德《从投票到暴力》中文版的翻译和出版，在经过过去几年间国际时代波折，付印的时机再好不过——恰逢当下世界范围内思想界、学术界都在见证一场新的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
然而，此前的绝大多数人却对社会转型过程中民族主义兴起的潜在暴力严重低估。对他们来说，“民主第二天”也许是别人的事情，现在根本无需多想，至于准备更无从谈起。
最近的研究强烈支持后一种论点。为了最小化民主转型启动民族冲突的风险，作为转型前提条件的厚实安全网必须牢固树立起来。如果这些条件不存在，那么推后鼓励民主化将是明智的，直到这些条件具备。这样的建议，对一些天真的自由派来说，大概很难接受。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施奈德研究了冷战后的转型和冲突经验，并与历史上的英、法、德、塞尔维亚等经典案例作对比，为民主转型国家设计如何抵御民族主义危险的策略。他区分了面对转型时的两种自由主义态度：强调“深厚”的社会支持网络的自由主义概念是一个好的指引方向；“浅薄”的自由主义理解，坚持认为自由、民主、爱好和平、自由市场的社会包含着大好机会，可由个人算计的自我利益行动而自发生成。
可现实政治往往是，即使对民主化国家实行经济休克疗法的支持者也理解，自由放任促进经济效率的奇迹发生之前，国家必须保证财产权和稳定的通货。
每个人都知道民主国家内的公共舆论有时相当好战。几乎没有人会真的以为一次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就足以确保国家的民主。即使是支持绝对言论自由的人，也会为那些放任仇恨言论的危险烦恼不已。今天的时代，在制度化尚弱的情境下，民主化常常落入民族主义的煽动者和肆无忌惮的民粹主义者手中。
“深厚”版本的自由主义，则极力倡导必须要有自由制度、价值观、利益集团的讨价还价，或者社会关系等构成的坚实背景，才能开辟通向自由方向的大众参与政治。一些思想家和活动家都指出了这种或那种的背景因素要比其他更重要。例如，并未过时的萨缪尔·亨廷顿，强调在一个强大国家权力框架下开拓公民参与的必要性，从而达成灵活的、规则化的和解。又如罗伯特·帕特南则强调通过参与非政治性志愿团体，以建立绵密社会关系网络，才能建立起让民主和解能够运转所需的某种信任。
拉美民主化的教训，则会强调自由化威权国家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富有建设性的政治谈判的重要性。而过去30年来民主转型的无数冲突，在提醒我们应有一个强大自由主义规范的角色，作为战争的解毒剂，而不只是民主程序本身。从这一立场出发，在缺乏由规范、制度和利益构成的厚实的支撑性背景下，将民主最小化地归结为自由选举和言论自由，都离确保持久的自由主义结果相去甚远，更不用说和平的结局。
这些结论，算是比较转型研究的另类吧。特别是其中有些听起来居然有些过时，却击中了当下的症结，而振聋发聩，仿佛预言家一般揭示着转型过程中民族主义是如何被一己之私的政党或政客所煽动，然后绑架了转型和民主。
其实，即使在成熟民主的美国或者欧洲，面临着另一场全球化的转型，这样的绑架也以新媒体、反移民甚至反穆斯林的形式出现，而更具欺骗性，也更危险。施奈德的这本著作，或许是我们理解后全球化时代民族主义复兴的一剂解毒药。如施奈德所说，在转型开始前构筑转型的安全网，才是真正“深厚”的自由主义态度。
原载于《财经》2017年第12期
《从投票到暴力》读后感(二)：民主和民族主义并没有关联
意识形态、各种主义，终究是占有话语权的各派别/阶层的工具，说起来他们自己未必相信，不过是为了利益。利益当然并不指经济利益，包括作者所讲的那些条件，比如文化共识，这种价值观层面上的本质上也是。回顾国家、民族这些概念，可以说是自发形成的，实际上还是来自阶层群体精英的引导所建立。
所谓条件，还是各方利益要素没谈好，所以民主化带来的权力空隙被其他方抓到利用了。英国的公民民族主义就相对温和和理性，也源自起稳健的渐进式民主框架上修补了不少制度的权力和价值观bug。
民主不过是一种权益分配框架，本身并不和民族主义有关联，良好的权力共享机制可以理性的控制不理性的制度和思想。作者没有意指民主万能，民族问题民主并不能解决，因为民主不能带来民族意志民族价值观的重塑，根本是因为这两者本质上并不是一个维度的事情。只是，在当前的文明下，以我们人类目前所能确定的标准来看，民主是一种更文明的权利制度。
而那些当作领导或者统治，或者说价值观重塑的群众运动工具，在利益面前让和平主义者罗伯斯庇尔变成了他曾经最讨厌的人，这种变化在当前诸多政权都可见。
至于民主能解决民族问题吗，我想是不能，民族问题（推广来讲，阶层、宗教群体都适用）需要民族意志和价值观层面的手段来解决，本质上还是诸多利益问题的协调，当然，前提是人家愿意和你谈。若是群体意识里拒绝这样的，比如某些宗教深层里并不兼容这个世界其它价值观，那终究会崩掉，民主、各种制度多少成了他们的工具，甚至最后遭殃的是那些遵循这些框架规则的人们。
《从投票到暴力》读后感(三)：不堪重负的民主
作者其实还是没跳出民主万能论的局限，简单的把民主转型期的暴力归于部分精英的煽动，在后面的论述中又选择性的选择材料来支撑自己的观点，如论述德国时完全无视了德国统一前当时汹涌的泛德意志主义思潮，在赞扬波兰等国成功转型时又忽视了他们在二战之后已经进行了大规模的种族交换与清洗。
我个人坚持民主是最好的选项，但绝不认为它能解决一切问题，威权国家在转型期间自然会释放曾经被压抑的力量，各种政治力量对社会的重塑就像地幔运动引起火山爆发一样，不过是简单的自然规律。期待在一个民族混居的国家建立成熟的民主政府无异于一种幻想，相比较如希腊和土耳其的人口交换才是合理的做法。
民主的第一原则在于共同性，第二便是消灭不同。我们只能承认民主只能建立在一个单一的民族国家之上，并依靠成熟的民主制度束缚民族主义，为达到此目的也必须有所牺牲，如果还继续痴迷于依靠民主来化解族群冲突，只会毁掉民主本身，重回威权政府的旧路。
《从投票到暴力》读后感(四)：【转载】郑渝川：民主为什么没有终结民族主义？
文/郑渝川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针对20世纪90年代以及之后至今，在全球许多地方出现的民主化乱象，一些学者开始巧妙的使用包含了种族歧视内核的文化理论，来解释这一切，即西欧国家、美国、日本之外的其他国家缺乏民主转型的必要文化基因。但这种说法显然也站不住脚，因为同一文化、种族构成，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民主化转型情况却往往大相径庭，不仅亚洲、拉美、非洲同样有相对平稳保持所谓威权体制或民主转型局面的政体，而且所谓具备民主文化基因的欧美国家，事实上也曾长期处于民族主义情绪高昂的阶段。
没错，你显然会想到德国。一战结束后，魏玛共和国是不折不扣的西方民主国家，按照政治学家的一般说法，狭隘的民族主义终使其滑向了好战复仇，终结了民主政体，更掀起了罪恶滔天的种族大屠杀、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民主化与民族主义化如何兼容？
其实，不光是德国，欧洲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的两个代表英国和法国，民主化与民族主义化进程同样高度重叠。杰克•斯奈德在《从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冲突》同时将德国、英国、法国、塞尔维亚纳入观察。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可以打破被高度神化、完美化的民主化迷思，也有助于澄清一些学者对于民族主义的妖魔化，找到将民主与民族主义融合的可行路径。
在所谓的日不落帝国的辉煌岁月（18、19世纪），英国频繁对外开战，除落败于美国独立战争，并受挫于19世纪末与布尔人的战争之外，英国总是战争的赢家。杰克•斯奈德指出，“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是英国18、19世纪中叶采取帝国主义政策的主要推动力”，包括那些在19世纪获得或扩大了政治权利的中产阶级，也成为英国好战政策的支持者。但为什么在19世纪后期之后，英国人开始变得相对审慎起来，越来越不愿意本国政府对外强硬及开战？杰克•斯奈德给出的解释是，当时的英国开始面临爱尔兰大众民主运动，这很大程度上牵扯了英国政府和公众的精力，并且，英国人非常现实，在美国、俄国、德国纷纷崛起的19世纪后期，维持现有地盘显然要比继续扩大扩张更符合成本考量。
更重要的是，英国民主化是分阶段实现的。英国对外扩张最为迅猛的阶段，这个国家绝大多数人并没有投票权，英国金融精英和商业化贵族的利益诉求可以更加直观的转化为政府行为，当然，这对于没有投票权的中产阶级来说，也能从这些行动中获益。而当中产阶级获得投票权后，反战的社会心理对于政府行为产生了强大影响。再有，英国特定的历史进程，使得土地贵族对抗国王利益而建立的议会制政治框架，在后来成为代议制政府和言论自由公民体制的坚实保障，经过多个世纪的博弈，这样的框架和体制被调适得更趋合理。但我们在很多民主转型国家看到的，却不是这样。此外，英国对外开战主要依托向私人借款，这有赖于17世纪建立起的发达的资本市场，而在之后的法国等国家，殖民扩张的成本更多的取自农民，后者却无法成为殖民的受益者，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相比之下，英国贵族和平民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都支持政府将民族主义情绪诉诸对外战争。
书中指出，18世纪的英国，逐渐发达的媒体产业，充斥的主要内容并不像后来那样倾向和平，而是毫不掩饰的鼓吹战争。直至19世纪中期，英国选择发动鸦片战争及之后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向俄国下手，也都赢得了媒体的一致拥护。“颇受欢迎的帝国主义者在18世纪创造了一种意识形态，内中所含的英式自由主义、人民代议政府和侵略型的帝国民族主义等要素相互支撑”。
危险的民族主义源自何处？
法国大革命在西方历史上获得的整体评价都不高，这主要是因为，除了1792-1794年的革命恐怖之外，大革命时期生成了一种激越的，好战民族主义与民主思想的混合体。《从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冲突》书中提到，1792年，罗伯斯庇尔也还是个和平主义者，对于吉伦特派夸大外敌威胁的做法嗤之以鼻，但很快，随着革命媒体的鼓动，法国大众进入激烈的对于国王和欧洲反动势力的强烈仇恨，罗伯斯庇尔建起了之前自己不屑的煽动逻辑。再后来，拿破仑更加主动而娴熟的运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来克服对抗强敌的资源不足与制度缺失。
这个世界上几乎不存在纯粹的单一民族、种族国家，包括以色列，也是由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组成的混合体，而各个国家也很难避免地缘政治矛盾和基于贸易、商业而引发的对外经济矛盾。许多国家并不具备重走英国特殊的民主转型道路的条件和时间。这些因素让人生发不安，难道民主化在现实的世界，会不可避免的与民族主义化发生纠葛吗？
杰克•斯奈德认为，民族、种族、宗教信众等族群之间的矛盾是长期存在的，但大众民族主义的真正发育，是在民主化的最初阶段实现的，将前述矛盾进一步变得突出。民主化过程中的斗争和博弈经验，纳入民族议题往往也是因此变得危险。而另一方面，民主化方案对于化解这方面的矛盾，却显得办法不多，例如分区制度、民族联邦主义、族群的权力分享、给予集体权利等，不仅不能消弭矛盾，相反还会“不必要地固化族群间的相互排斥和敌意性民族认同。”
《从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冲突》一书提出的一个强有力的观点是，民主化在民族主义激化过程中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归根结底，民主化进程给了民族内部权势集团以机会，使之相比集权时期更可能利用人民的热情去进行战争和经济发展。选择煽动极端化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选票优势更由此得以巩固——不仅是因为本民族选民会将选票投给自己，而且还可以重新定义国家和民族的敌人，将之排斥在民主权利之外。
为了达成这方面的目的，民主转型国家，以及我们所看到的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欧洲重新出现了极端右翼势力的一些国家，还有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的美国，相关的政治集团都热衷于诉诸杰克•斯奈德所称的民族主义说服。杰克•斯奈德这本书的一个误判就是，高估了所谓民主制度稳固的国家的代表体制、政党和新闻专业主义，会始终起到遏制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作用，使之不能逾越牢笼。
杰克•斯奈德认为，当精英利益面临民主力量的威胁时，使用民族主义进行煽动可以转移视线，如果国家制度已然坍塌或出现重大危机，会因此上演革命民族主义，例如法国大革命；而当精英利益不可调适的情况下，不同政治集团将巧妙圈定自己的敌人，借助群众的力量来达成不可告人的目的，从而出现反革命的民族主义，例如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政治；民主转型阶段，如果诉诸大众文化来激化传统族群矛盾，有利于精英阶层的利益，后者通常肯定会选择这样做。
整部人类近代史，其实就是一部民族主义而不是民主化的示范历史，“受惠于人民积极效忠的国家”，比如18-19世纪的英国、法国，以及之后的日本、俄国、德国、美国，在面对那些在“吸引民族主义追随方面大大滞后的国家”。书作者指出，在前一阵营中，精英集团不仅成为了民族主义化和民主化的最大受益者，而且还确立了自己是民族制度和观念的核心……为了维持其地位，这些精英集团会在观念市场上制造民族主义迷思，让媒体更可能或主动或被动的成为其宣传工具。虽然这本书中，杰克•斯奈德认为欧美日国家的民主制度而今已经运行相当成熟，已经不至于再像一两个世纪之前那样轻易成为极端民族主义的祭品；但很显然，制约和制衡也总是相对的，并且，民族主义话语以及对应的“逆向民族主义”话语在很多国家的观念市场，也很受欢迎，有很多公共知识分子自动对号入座。
极端民族主义是可以避免的吗？
杰克•斯奈德毫无疑问对于英美模式有着由衷的认同，他将民族主义划分为四类，即英国式的公民民族主义（按照其说法，在英国人获得普遍的公民权、成为公民权之前，宪政框架就已经确立，从而为民族主义搭设了安全边界），法国大革命式的革命民族主义，二战德国式的反革命民族主义，以及塞尔维亚等许多国家出现的族裔民族主义。书中将后三种民族主义都定义为危险的民族主义——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的观点和政策，恐怕要被杰克•斯奈德列为反革命民族主义和族裔民族主义的混合品。
杰克•斯奈德当然也承认，对于民主化和民族主义的界定划分，很难做到轻而易举。很多时候，理论与原则只是对已经发生的事实的概括，看上去很有道理，但随后就可能遇到所谓的黑天鹅事件。
书中分别探析了印度、马来西亚、斯里兰卡等发展中国家，民主化进程和民族主义潮流同步运行所造成的问题。如果说这些国家不恰当的民主进程导致了民族主义问题，那么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在非洲国家卢旺达和布隆迪的，就是彻头彻尾的民主灾难，民主选举的推进过程导致精英感到深受威胁，不同族群就被煽动起来展开仇杀。美国、瑞典等国的民主组织称心如意的帮助这两个国家完成了民主转型，并试图让不同民族之间实现和解。大屠杀后，上述民主组织并没有充分吸取教训，并不愿意沉下心来帮助卢旺达和布隆迪改善民生、教育，推动不同民族族群实现更多交流和利益共享，而是“继续主张那些已经分析表明是开启屠杀的措施：增加政治多元主义、对罪行的审判前景和促进反政府媒体等”。杰克•斯奈德说，对于民主转型国家来说，“民主权利、公民社会、不妥协的司法和言论自由等理想必须做到能够以实用主义的形式适应顽固的现实”。
他强调认为，“只有深厚嵌入的自由政体才可能与民主化进程中好战、鲁莽的民族主义形式保持良好绝缘……制度、公民、联盟和意识形态的广泛支持对于可靠地隔绝进攻性民族主义结果来说是必需的”。书中建议，在这个过渡期中，应“为那些感到受民主变化潜在威胁的权势精英提供黄金降落伞”；通过贸易和投资发展，等待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建设起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为过渡到公民民主奠定基础；放弃一个国家迅速地、突如其来地实现民主化的期望和行动（有趣的是，特朗普在批评之前八年的美国民主党政府时，也强调了这一方面问题）。
原载于经略网刊 2017-2-16
《从投票到暴力》读后感(五)：经典好书
民主化何以促进民族主义的兴起？后发国家在民主化进程如何避免民族主义的干扰，避免滑向暴力的深渊？本书运用详实的案例对民主化和民族主义的关系进行了解剖，划分了四种民族主义。英国的公民民族主义，法国的革命民族主义，德国的反革命民族主义，塞尔维亚的族裔民族主义。其中只有英国的公民民族主义是最为审慎，最为包容的。(再次感叹天不生大英，万古如长夜)。其他三种都或多或少的会引起暴力冲突。接着对共产主义废墟之后的民族主义和后发国家的民主化与民族主义进行了探讨。基本结论就是，要想避免民族主义冲突，民主化早期必须具备一定的基础，比如经济发展水平，公民的受教育程度，媒体的专业性，精英推销民族主义迷思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