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鸟故事集经典读后感10篇
《青鸟故事集》是一本由李敬泽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页数：36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刊于《文汇报》2017年6月29日）
文/俞耕耘
读李敬泽的《青鸟故事集》，不由想起鲁迅先生对《镜花缘》的评价――“以才学见于小说”。不同的是，李敬泽所写毕竟不是小说，他的“引文式写作”也并非李汝珍式的刻意炫才。相反，他在被遗弃、遮蔽的历史“边角料”里，发现了知识的可能性――竟能孤僻地想象历史的背面与阴影。那种穿行连缀时空碎屑的自由，令人艳羡。置身在这无限分岔，阔大幽微的想象迷宫，任何读者都难免陷落，变得惶惑。
这部集子到底算什么文类体裁？乍看像文化散文模样，忽而带着学术随笔的考辨神色，一时有虚构的狂想恣意，倏尔又显出质实的“史传”气息。作家很乐意看到我们徒劳追问，然后再告诉你：这并非什么文体创新，它不过是复归了先秦时“文”的传统，一种混沌美学。就像庄子的善拟万端，你根本看不出虚构、非虚构的界限。因为它就是“文”，囊括所有。
这种追求弥漫在全书，自然成就了“博物”气。从野史笔记到域外典籍、从奏章到类书，作家在驳杂荒漫的“断章残简”里寻觅器物的知识谱系。从“穷波斯”所藏珍珠，沉水、龙涎香料，蔷薇玫瑰之分别，到利玛窦的自鸣钟、布谢的银树、三寸金莲和巨大的鱼鸟。他的考据总在有限史料的“路标”下，捕获中西方初次相遇时狐疑、警惕与误解目光。
从而，作品并没有沦为堆砌的“风物考”，它虽以“格物”为始，却没有停留在有限的物质性上。相反，它再现了历史进程中异质文明碰撞瞬间的心智纹理和微妙场境。换言之，李敬泽是用器物辨析精神――借以观望“他们的衣食住行，他们的信念、智慧、勇气和灵感，当然还有他们的贪婪和愚蠢。”在龙涎的香气里，作家既能想象出汉代梦的阔大，浑朴豪迈的神话，亦能浸淫在宋人精致秾丽的感官里。“中古世界最优雅、最精微的精神生活”就是在这域外名香中沉潜暗度。
作家自然深知，这样的入口极好，但却是极大冒险。因为如何“以约观博”才是最大考验。每个博物学者，大抵都有根子上的共通――“不可救药”的恋物，不疏不漏的认真，求根索源的固执。这些李敬泽都有，但更难得的是，他不忘“大局”：想象另一种历史，考古边缘的知识。当我们谈到历史，总是看到地表上的大江河（王朝的大事纪，帝王的生死簿）；说起考古时，总认为它是挖掘遗存还原历史的学科。《青鸟故事集》则用文学创作表述了崭新的历史观，将“考古”视为一种书写的方法。
“那些发生于前台，被历史剧的灯光照亮的事件和人物其实并不重要，在百年、千年的时间尺度上，真正重要的是浩大人群在黑暗中无意识的涌动，是无数无名个人的平凡生活”。作家试图迂回到历史的背面，文献的缝隙，勾勒历史无数暗流汇聚的“毛细血管”。当有人以“作家中的考古者”形容李敬泽时，我们应当追问“考古”究竟意味什么？是侦探般还原历史现场的冲动还是对考据的一种迷恋？可能都有，但是都非本质。
李敬泽看重历史幽微处（边缘、另类、隐秘和沉默），试图把死去的知识重新激活，呈现知识的想象力。“历史的面貌、历史的秘密就在这些最微小的基因中被编定，一切都由此形成，引人注目的人与事不过是水上浮沫。”这种认知显然源于福柯考古学、谱系学的启发。可以说，考古的方法让作品既肆意穿梭中西古今各个时空片断，也能将不同篇目的意义聚合起来，成为奇异的“拓扑”。作家同卡尔维诺、博尔赫斯一样，幻想了别的时代，城池和历史。
不同的是，李敬泽想象的是一种中外“关系”和“相对位置”，它揭示我们与外国的误解与理解，意欲包含所有的“看与被看”、偏见谬误、交往与转译。“这本书写的皆是此地与云外异域之间的故事，书里的人原也是西王母座前之鸟”。从《山海经》的三青鸟到李商隐的青鸟传信，最终化为李敬泽笔下的传教士、冒险者、使节、商旅的宿命。“青鸟”一词就是翻译交往，想象异域的隐喻符号。
道光皇帝的脑袋中并没有世界模型。在没有空间概念（相对位置）的皇帝看来，世界地图不过是种“奇淫巧技”。（《八声甘州》）就像明朝皇帝把利玛窦的自鸣钟视为新奇陈设，官僚们把地图装裱起来挂在客厅一样，我们把西方知识看做装饰的景观，把玩的玩具。这算是创造性误读吗？或许是，但李敬泽表达了一种无奈，无法消除偏差，互为他者的隔阂。你别想指望异邦按照创造者的意图来看待创造物。
《飞鸟的谱系》就像翻译的“闹剧”集锦。你想不到鸦片战争的关键时刻――道光皇帝所批阅的洋人“表章”，竟是出自华而不实的“改译”。它让英吉利人的“最后通牒”滑稽地变为请求中国皇帝主持申冤的“陈情状”。翻译让皇帝沉溺在一如往昔的假象里：化外之民，桀骜难驯，剿抚结合，不足为虑。作家所引的《旧中国杂记》，更是上演了知府、通事、印度水手和工匠阿树之间交流的荒诞剧。阿树根本没有奉命翻译对水手的讯问，而是借机向水手推销自己的店铺生意，然后胡诌些糊弄知府的回话。当知府被耍得浑然不知，还从容自若时，我们就好像读到了一则寓言：这就是把误解当理解的自鸣得意。
全书最纳罕荒怪的篇章，自然要数《雷利亚、雷利亚》了。当知识搭上穿越幻想，作家完成了在虚构里套弄史料的小说“套盒”。一个葡萄牙使团抵达北京，却摊上了不理政事的正德皇帝。于是活活等了四年，把皇帝给等死了。不料皇帝临死前竟“神回复”：这些使者是间谍特务，应正法。这是李敬泽版的荒诞派，讲述了异域交往的绝望。“青鸟”就是个“高危行当”，你如果等不到他者理解，等到的就是砍头。
《第一眼――三寸金莲》则戏谑了建立在看与被看的“视觉政治”，它同样是理解的错位。马戛尔尼使团一下子盯上了我们的身体，安东尼奥尼“一下飞机就瞄上了小脚”。因为他者眼中的中国，就是他们“想看的”中国――它往往是羞于展露的文明耻感。我们开始意识到，原来不只我们在看“夷人”，我们也在被打量。“西方的入侵是从我们的身体暴露在对方批判的目光之下开始的”。“我们不得不与别人的目光斗争，因为我们辛酸痛苦地意识到，我们的形象正是被这种目光所确定的”。
《青鸟故事集》让人百感交集，全因它有最深沉的悲剧意识――人类无法超越的认知局限。你永远不能抵达异域之真，正解是不存在的；交流永远建立在谬误上，语言既不可靠，也无力转译。换言之，作家点破了历史乐观主义的迷梦，我们并不比古人优越。“人的境遇其实并未发生重大变化，那些充满误解和错谬的情境，我们和陌生的人、陌生的物相遇时警觉的目光和缭绕的想象，这一切仍然是我们生活中最基本的现实。”你所认为的理解总是从误解中诞生。这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慨”。
《青鸟故事集》读后感(二)：巨人行走于时空或少年敬泽的青鸟之旅
文/杨庆祥
一、
拿到《青鸟故事集》的时候，恰好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刻，学期末，总结，会议，见朋友，说很多话。而且，很多时候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也不知道又有谁在听。因此，在一个忙里偷闲的下午，我盘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口气读完《青鸟故事集》中的《枕草子、穷波斯，还有珍珠》和《沉水、龙涎香与玫瑰》等几篇的时候，我流泪了——听起来这有些矫情，如果说给李敬泽听，他也许并不相信，其实我自己也不是那么相信。但是在那个下午，那个关键性的时刻——我刚刚参加完一场关于雾霾时代的诗歌对话——在黄昏、音乐和空旷居室的中央，我仿佛看到了巨大时空如鲲鹏展翅。我对这鲲鹏并非不感兴趣，但我更感兴趣的是，那观看鲲鹏的人是多么的惊讶，多么的好奇，然后，又是多么的卑微。我从这文字的镜像之中，看到了很多人——我在为他们流泪，也是为自己。
书中写到的第一个人是清少纳言，这位日本平安时代的三大才女之一，她写“不相配的东西”、“高雅的东西”和“可供怀恋的过去的事。”穷人家里下了雪，老太婆吃酸杨梅，那是不相配的。梅花上积满了雪，长得好看的孩子吃草莓，这是高雅的。相好人的信札，去年用过的蝙蝠扇，是很可怀恋的。
由清少纳言又引出了李商隐提到过的“穷波斯”。在遥远的唐朝，孤旅的人会遇到一位穷困潦倒的波斯——此谓“穷波斯”。但“穷波斯”如果仅仅是穷，就无趣了。关键在于，在故事的峰回路转之处，这些“穷波斯”往往会掏出一颗硕大的珠子——或是从破席底下，或是从破旧的夹袄中，更惊悚的是，从身体的某一部分，比如大腿根处。那枚珍珠，于是成就了一段传奇和神话。
还有两个雷利亚，一个是在北京的酒吧里，让李敬泽和朋友老熊心猿意马的时尚女郎；而另一个，是生活在16世纪明代中国一个小地方（江苏邳县）的一位异族女子。据说，她的父亲，是传说中已经被处死的葡萄牙使节托梅·皮雷斯。这两位雷利亚，哪一个更真实？
还有鼎鼎大名的利玛窦，这位1583年进入中国，并最终老死于此的耶稣会传教士，几乎是在中国最早有令名相传的“外国人”。在漫长的历史流变中，利玛窦简直就变成了一个中国人，但是，有谁知道，这位传教士在大明王朝的“误解”之中度过了多么孤寂的一生？在皇帝的心中，他长得不过像一名中国的回回，而他最大的能力，也不过是善于修缮他自己进贡的巨大的自鸣钟？他唯独没有被认为是一名传播福音的上帝的子民。
还有马尔罗。在中国的语境中并不为人知道的马尔罗。根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他曾游走于柬埔寨、安南、印度支那，他同时也是一名坦克手和飞行师，并在几次重要的战争中为了正义而战。诡异的是，他还曾担任中国国民党印度支那和广州的委员。当然，他更是一位重要的作家，出版过重要的作品并屡获大奖……但是——但是——最后我们发现，他所谓的去过柬埔寨可能是他的一个午夜之梦，而他也压根就不会开飞机和坦克，更没有参与甚至是见证过中国的大革命——他“主要是会吹”，或者用稍微文雅一点的话，他主要是一个小说家，因为他善于虚构历史和命运，并将这种虚构变成了历史的一部分。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如大梦初醒，猛然意识到知识、历史、价值等等这些后面的巨大的黑洞——时间的黑洞和人性的黑洞……
当然还有更多的人，更多的故事和更多的细节，我上文所述，不过其中万一。这简直就是一本书的万花筒，李敬泽像一个招魂者，将那些过往的点点都召唤于当下，让他们在一本书里跳舞和生活。这本书关乎博物、知识、考辩、对话、误读和他者的眼光，但这本书更关乎人心、世情、心有千千结与巨大的慈悲和巨大的怜悯。他是少年敬泽——虽然已到中年，但却对世界永远保留着少年的真诚和赤烈——的一场奇幻之旅。在这场无边的旅行中，我们将看到：
人与物。
以及与物结同心。
二、
一个重要的问题必须提出来。这些事物来自何处？或者说这本书来自何处？李敬泽在书的后记中说：1994年，在长江三峡的游轮上，我第一次读布罗代尔，读他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在那时，布罗代尔把我带向15世纪——‘现代’的源头……我们看到五百年前的人们在艰难行进，我们注视着每一个细节：他们身上衣裳的质地，他们的车轮和船桨，他们行囊中银币的重量，他们签下契约时所用的纸和笔……”
但显然，这本书并非来自布罗代尔，布罗代尔不过是提供了一种灵光一闪的念头，或者说，在布罗代尔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描述中，有一个灵感式的缺口，这个缺口洞开了另外一个原创的心灵。他现在需要调动他的天赋和积累，在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脉络上——布罗代尔是伟大的年鉴派史学家，但其最擅长的领域是地中海史——而我们的作家李敬泽，并非是一个史学家，但对于中国15世纪以来的历史，却有着比史学家更精微的透视。
于是我们会发现，这本书首先来自于另外的一些书，这些书包括但远不止于以下这些：《枕草子》、《杂篡》、《太平广记》、《开元天宝遗事》、《太平御览》、《登罗山疏》、《博物志》、《影梅庵忆语》、《中国基督徒史》、《早期澳门史》、《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中华大帝国史》、《异物志》、《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已经不能再列举下去了，因为在书中还有书，在书的背后还有书，这简直就是一个没有尽头的书的幻影。它几乎就完成了本雅明一个没有实现的现代宏愿：用引文写就一本大书。在这个意义上，李敬泽开创了一个无法简单命名的表达形式，他一方面是对中国最古老文体——我怀疑“文体”这一概念在此是否适用——类书——的现代激活，而另外一方面，他又在内部调整着类书的指向，将资料汇编式的类书传统改造为一种首尾关联、气息浑然一体的现代书写形式。对，似乎只能以一种新的书写形式来对之进行命名，不是散文，也不是小说，更不是诗歌，但又全部包括了这一切。在一种创造性的综合中，一种可以称之为“李敬泽体”的现代书写形式完成了其自身的曲面，并狡猾地回避着任何一种狭隘的指认。
这并非随心所欲，也非那种表面上看起来的信手拈来，这关涉到这本书另外一个维度，那就是，不仅仅是索引或者引文，而是在对这些进行一种知识考古式的发掘、比较和重新创造。柴尔德在《历史的重建》中强调了一种物质主义的考古学，他说，任何一种对过去生活的重建都必须建立在严格的实物考古基础之上，因为离开了那些从废墟里发掘出来的文物，将无法重建（真实的）历史世界。在最基本的方法论上，李敬泽遵循着这个最朴素的原则——他当然永远都在进行一种改写——他从那些不同的文献记载中，细细考辨“物”的起源、命名和变形。由是我们知道，关于龙涎香的来源居然有“泉水说”、“露水说”、“粪便说”；我们也明白了，中国人是如此早地接触到了一瓶来自欧洲的香水，却一直没有搞清楚它的原材料是玫瑰还是蔷薇——实际上直到今天，我也没能完全区别这两样植物，这当然并不妨碍我在情人节时购买大束的玫瑰献给心爱之人。
在对“物”的考辩和书写中，李敬泽触及到了历史的地基，那就是，“物”在某种意义上是第一位的，而精神，虽然在现代以来的形而上学谱系中经常跳脱出来占据思想的高位，但实际上，真实的历史或者说正常的历史，“物”无可辩驳地构成了第一内驱力。这或许会让我们想到马克思的经典论述，但谁又能否定呢？只不过在李敬泽这里，他对经济学或者考古学不过是虚晃一枪，然后就立即遁走了，他关心的，不仅仅是“物”——在这个意义上，那些强调李敬泽考古世家的学术背景并没有抓住重点。因为他们并没有发现这里有一种更高妙的形而上学：“物”指向的是心，而心，又在与“物”的互博中获得真实的存在感。
现在也许可以回答开头的那个问题，这本书来自何处？它来自许多的书，它来自许多的物——但本质上，它来自“及物”或者说“格物”——也就是说，在一种准确、反复、系统的操练之中，心智和创造力被洞开了。汪晖将这种创造力爆发的时刻称之为“巧夺天工”的时刻。在《公理、时势和越界的知识》这篇文章中，他在分析了欧洲“会计学之父”帕西欧利对其好友达·芬奇的名画《最后的晚餐》的评价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达o芬奇将神情专注而又满脸震惊的人物带入了圣餐的场景，像传统构图那样将人物排成一线显然不能成立了。在‘这幅永不安宁的杰作’（布克哈特语）中，中心人物是耶稣、圣徒和背叛者，他们被错落有致地安排在画面中，形成了一种被后来的评论者称之为‘波浪形’的光学图谱。达o芬奇为了追求作品的精确性，甚至在画面中心钻了一个小孔，这就是落在耶稣右太阳穴上的整幅壁画的没影点。专注、震惊的气氛是精确计算的产物。”
我愿意再强调一遍，对于所有创造性的时刻来说，都并非灵光一闪，而是在对“物”与“心”的穷形尽相的观察和追慕中获得了最后的“巧夺天工”的塑形。
这或许就是《青鸟故事集》的起源秘密。
三、
在开篇的《枕草子、穷波斯，还有珍珠》中，李敬泽说：“来自远方的波斯人也应该富，而不应该穷，这就是世界的秩序，是知识。当然世界与它的秩序、生活与关于生活的知识之间常有不相称，这就需要予以矫正，就要讲故事。”
在另外一篇《布谢的银树》中他提到了一个更有戏剧性的细节：1999年的12月，李敬泽和一位来自美国旧金山的学者在北京的一家酒店见面，本来以为是一场愉快的交流。结果却变成了一场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的争论，文化、价值观是普遍的还是相对的？李敬泽是这么总结这场争论的：“我一直以为自己是普遍主义者，至少是有保留的普遍主义者，但是，当面对一个美国人，感受着普世价值观的烈焰灼烤，你就会本能地变成一个强硬的相对主义者：这个人甚至连北京的东南西北都还分不清，他却自以为有权向我们宣布应该怎样生活。说到底，‘你们怎能知道上帝应该向谁表示慈悲’？”
这最后一句话，引自蒙古大汗贵由致英诺森四世教皇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强大的相对主义者对那个骄傲同时孱弱的普遍主义者进行了富有尊严的告诫。那是在公元1246年。
但就在李敬泽奋笔疾书《青鸟故事集》的1990年代，情况却已然改观。冷战终结导致的资本主义胜利带来了一个看起来“普遍主义”全面铺开的时代，撒切尔夫人在1990年代初发表了著名的“你别无选择”的宣言，你别无选择的意思是，你只能选择资本主义和普世价值，因为已经不需要考虑一切其他的选项了，与此同时，福山提出了那个著名的同时又反历史的“历史终结论”——当然在2015年，福山已经承认自己的判断有失偏颇。
在这样的语境下，来重读《青鸟故事集》中的一些篇章，如《布谢的银树》、《巨大的鸟和鱼》、《利玛窦之钟》、《近看鱼忙》、《雷利亚、雷利亚》，我们或许会读出其中的微言大义，曲折幽微。李敬泽虽然和那个自以为是的美国佬争论了一番，但很明显，他对这种直接的短兵相接并无更大的兴趣，他骄傲的内心也不允许他脸红脖子粗地去编一套牵强的说词。他选择了更悠远和更有力量的方式，回到历史和故事，他开始重构中西方交流的历史，并在这双重的镜像中重塑主体。
他从两条路开始进发，一条从陆路出发，一端是中国的长安，一端是地中海各国，而中间，是广漠茫茫的大沙漠诸国。一条以海路为主，一端是中国的北京，一端是欧洲各国，其核心的中点，是著名的马六甲海峡。在这两条路上，行走着传教士，商人，外国的使节，翻译的舌头；也行走着穷波斯，盗匪和骗子，殖民者；当然行走着珍珠、龙涎香、沉木、蔷薇水、圣经、自鸣钟、丝绸、瓷器、火药和坚船利炮。——最重要的是，这其中行走着一种误解，一种无法解释，无法翻译，无法一一对应的表达和想象的权力。
李敬泽几乎是用一种并置的方式将这一切呈现在我们眼前。他创造性的引入了一种既古老又现代的时间概念——注意，利玛窦的钟声处理的就是一种时间性，在利玛窦的钟声中，我们古老的皇帝似乎差点就被卷入了现代性——但是在李敬泽这里，时间变得更加微妙，他是非现代的，同步性的。这种基于“同步性”原理的时间，被荣格称之为一种源自于《易》的东方时间观，相对于强调逻辑和线性的现代西方时间观。在这种“同步性”里，时间的因果链被打乱了，被扭曲了，并因此在思想和观念的层面折回到了存在本身。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有一种双重的解构因此发生了：建立在这种线性时间观上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本质上其实是西方中心主义镜像的“东方主义”都被解构了。
这或许就是李敬泽《青鸟故事集》最重要的文化所指。在一个普遍性泛滥成灾的时代，他没有进行一种表面的抵抗，而是一转身，进入到历史和文化的内部，在其起源和根基之处对之完全进行拆解。他将那些装置的零件一件件拆散，然后将他们摆在一个玻璃大罩里，然后我们就看到了：东方是如何在葡萄牙商人眼里变成了乌托邦的“中国生意”，又是如何变成了罗马人眼中的“丝国”和“丝人”，又是如何在弥尔顿的《失乐园》里变成“从中国的北京和撒马尔汗，直到中国的北京。”
一个和普遍主义不相配的中国从来就不曾存在过。相配和不相配，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这些都不过是伪命题，是在西方现代时间的观照下所建构出来的一种“文明的等级论”。不过这一时间观念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直到今天，我们依然生活在这种时间的阴影之中，而忘记了我们的老祖宗（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那些从来视时间不过是内在生命张开方式的人——从来就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之内的人，他们用一种直接性的智慧，痛击在我们这一张张被所谓的现代文明喂得虚胖的脸上。
1930年5月，荣格在慕尼黑举行的纪念卫礼贤大会上做了一次重要演讲，在演讲中他睿智地指出，“要体验活生生的东方智慧，我们需要一种正确的三维生活。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关于我们自己的欧洲智慧。我们道路的出发点是欧洲的现实。而不是瑜伽功法，后者只会掩盖我们的现实。我们必须在一种更广的意义上来继承卫礼贤的翻译工作，这样才能无愧为这位大师的学生。正如他已经将东方的精神财富转化为欧洲的含义，我们也应该把这种含义转化为生活。……把这种Sinn转化为生活，亦即实现‘道’，这正是学生的任务。”
我想借用荣格的这段话来评价李敬泽的《青鸟故事集》，他没有执迷于西方中心主义所生发的那一套价值观和普遍主义，这么说并非说他就拒绝这一切，恰好相反，他高度尊重这种普遍性和价值观，不过，他牢牢地站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用一种中国的智慧来理解西方，而且真正地转化成为了生活——过去的生活和当下的生活，皇帝的生活和普通人的生活，最终是，最日常的中国生活。
此谓之“道”！
因此，误解也许并非是一件那么坏的事情，相反，它也许是最好的事情，因为误解，我们才拥有了混沌的生活，才有鲲鹏浮游，巨大的鸟飞过，巨大的鱼游过……并且永恒。这是生活的辩证法，它高于一切的辩证法。
四、
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
西方主义和东方主义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
这位有突厥血统的人回过头来。在八大处的门口，我见他抚摸一只无名的流浪猫，手与心，满是慈悲。
那就从那些微言大义中转回凝视的目光，看看那些和我们一样的人与物吧：
“而很多年后，清少纳言老了，她又回到了京都，贫病交浸，孑然一身。在下雪的日子，又有凉薄的月光照到庭前，她也许会忆起，多年前，在红烛高烧的夜里，她写过的《不相配》。”
“姬每与余静坐香阁，细品名香。……露沃蔷薇，热磨琥珀。久蒸衾枕间，和以肌香，甜艳异常，梦魂俱适。”
“那是由七块巨石拼成的四副浮雕，美极了，是一种沉睡的、无人窥看的美；直到有一天，停滞的时间重新流动，它被两双蓝色的眼睛看到，然后就被偷运出深山古刹，去向一个遥远、陌生的地方。”
巨人们继续行走在时空中，青鸟飞来又飞走了。在《澳洲动物寓言集》里，一只凤头麦鸟每天钻进巨鳄的嘴里，帮它啄食那些讨厌的蚊子，然后，飞出。这是他们的约定，而有一天，巨鳄没有控制住自己的贪婪，他撕毁誓言，没有再张开他的利齿，自此以后，鳄鱼和凤头麦鸟都异化了，变成了人类恶的一部分。但是东方的青鸟不是凤头麦鸟，他（她）钻进如鳄鱼一般的历史躯体里，他（她）激活甚至是激怒了历史，但是最终没有被历史吞噬，而是顺利地飞过了历史的深壑广渊，狰狞利齿，以一种轻盈潇洒的姿态。
并非是东方的青鸟比西方的凤头麦鸟更聪明，他（她）不过谨记着道（Sinn）的智慧，那个智慧就是：
“写在水上的才是字。
印在水上的才是佛。
而珍珠，不过是人世的浮华。”
《青鸟故事集》读后感(三)：Written on water（浮生）
张爱玲说：“《流言》是引英文诗Written on water，是说它不持久，而又希望它像谣言传得一样快”。
大人物的历史是固定坐标的话，那么小人物的历史就是不经意的意外。
死在边界的葡萄牙人、进贡大钟的传教士、淘金的俄罗斯人、第一批翻译人员…作者从这些看起来毫不相关的外国人身上，拼凑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历史万花筒。但他一边跟你说历史花边故事的时候，一边又不断提醒你历史的不可靠。于是，一切都是镜花水月。
written on water（写在水上的文字）这在汉语有一个更准确的对应词：“浮辞”，漂浮在水上的言辞；汉语中还有一个词叫“浮生”，他的意思是，人类的活动以及作为“真实”的最终证据的人的肉身，都是水质波纹。最近，也刚好在看BBC的一部纪录片《文明》，片子从艺术的角度，通过不同时期的绘画、雕像、建筑方式，讲述人类文明进程。看到最后， 你会发现艺术上也有很多虚构、造假。例如：山水画不一定是真实风景再现，而是画家抽象表达个人情感方式；艺术家们也会因为利益关系，制造与现实不符合的艺术作品。在各种需求底下，我们看到的历史就不一定是真实反映。或者说，我们看到的是当时的人想要后世人看到的东西。可我们也不是笨蛋，今天的历史研究人员，从各种资料发掘与整合中，也看到了问题所有。层层推进，一个个谜团解开，又一个个被发现。
人们试图通过历史还原事实，而除了白纸黑字以外，还有什么是可信的？但是作者李敬泽在《春明梦录》中发现，官员在战事还没开始就写好了各种战况，无论是输赢、输多少、输在哪里、赢多少、赢在什么地方都各写了备案，为了上报速度，错了也会送上去。于是，我脑补现在的新闻媒体是不是也准备了各个名人讣闻，打算在他们死后第一时间发布。
还是冷兵器的时代，一切都那么慢，一封家书需要寄几年，一个进贡需要走十几年。因此，事情的真相在如此巨大的时间空隙中被传播，当中经历了多少扭曲变形可想而知。
马可波罗说自己来过“中国”，在扬州我也确实看到马可波罗纪念馆。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研究指出他根本没有来过中国。如果你试图探究这段历史，就会发现永远没有实锤的一天。但这也正是历史迷人之处，充满各种猜想空间。你可以看《马可波罗现代东游记》寻找蛛丝马迹，也可尝试在明朝的史书记载中寻找他的身影，但无论如何，这么多年后，仍旧是谜团。但请不能错过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当中马可波罗与忽必烈的互动，实在是令人浮想联翩。
历史到底可不可信？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做学术研究的人，可能认为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如同古典哲学家一样，他们在寻找唯一的答案。但对于文学家来说，这可能只是一个创造材料，通过大胆的假设与个人的情感需求，进行再创造。在这方面，伊斯梅尔·卡达莱、井上靖、博尔赫斯、约瑟夫·铁伊等文学作家都写得很好。李敬泽在历史故事中信手拈来的能力，实在让我惊喜。
我觉得追问的精神值得肯定，可是有要一颗幽默的心。如同李敬泽说的，历史如同死亡，已经是过去，只在于我们能不能自圆其说。真正自由是“我”，虽然我的所思所感在历史中毫无作用，但若你不甘心，亦可对着历史“扮鬼脸”，把自己的历史写下来，自我陶醉一下。文学的作用也就在于，无论是作家还是读者，我们都可以从中寻找出一套符合自己的价值观，正确或错误，也不过是一个“鬼脸”而已。
《青鸟故事集》读后感(四)：时间与玫瑰
物比人走得远，也许你没想到香物的行走绵长了海上丝绸之路。
李敬泽的《沉水、龙涎与玫瑰》通过三种香物之于中国古代的商贸迁徙，宏大的为我们叙述了城市之殇，香物之需。时空轮转更迭，古老的城市总会因基础设施和市政管理不足越发达越显浑浊，香物散发之熏于强烈的反差中弥漫飘拂、深入身心，人们用可企及的香物熏陶出了审美，也熏陶出了阶级。顺着李敬泽的文字，本想尝试着把时间与玫瑰往封存的历史进一步延展，结果不得始终。
我到过出产玫瑰精油最远的国度是埃及，公元前4500年前，古埃及人已开始提取植物精华制成香料用于医疗及宗教领域。古埃及人的足迹在公元前15世纪已出现在地中海东岸的大马士革，玫瑰的种子是埃及人带到大马士革，还是埃及人从大马士革带回尼罗河三角洲，这一点不得而知。据记载，第一次使用玫瑰蒸馏精油的是一位公元10世纪的波斯国（今伊朗）大夫，直到公元1612年，玫瑰蒸馏作坊才在波斯的设拉子诞生，也意味着玫瑰精油批量化生产的开始。那么，公元前70-30年那段时间，伴随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香艳一生的玫瑰精油又是如何萃取的呢。
五代时后周世宗显德五年（公元958年），占城（今越南）国王遣使朝贡，贡品中的十五瓶玫瑰水被登记为蔷薇水。这算是有记载的关于玫瑰之香物在中国行走的时间。于是，李敬泽似乎便开始了浩瀚的查阅古籍之旅，在宋徽宗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写下《铁围山丛谈》的蔡绦在宫中的仓库清点五代宋初以来各国的贡品时，他惊异地发现当年占城进贡的玫瑰水仍有数瓶留存，“从公元958到1114年，一百五十六年时间，改朝换代，世事如白云苍狗，原来都经不得蔷薇水一缶之香。”
不知道李敬泽为何如此眷顾这十五瓶玫瑰水不放，硬是在时隔156年后的古籍中发现了它们的影子，又不得不感慨故国不堪回首，不得始终。当年占城的使臣蒲诃散是诚实的，留下了玫瑰水来自“西域”的线索，我们顺着这条线索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出发，经由马六甲海峡西去，在波斯湾北岸登陆波斯往北行至法尔斯，我们便可回到前文所提及的设拉子。这是蒲诃散言道的“西域”吗，为何不是再往西去的大马士革，公元1612年，已步入明朝万历四十年，大片的玫瑰在设拉子的土地上绽放，蒸馏作坊不时冒出浓郁的水雾，如果我们一句话问过去，波斯人是否能肯定的回答，第一朵玫瑰绽放在设拉子还是绽放在大马士革。
不好说是香物之韵被时间包裹，还是时间之美被香物缭绕。从玫瑰水到玫瑰精油再到今天的香奈儿5号，从埃及艳后到时尚T台上妖娆的模特，再到世俗中依旧如花篮般行走的女人们，那一丝丝现世的玫瑰之熏，与封存在记忆中持久散发的香味是否一样悠远而绵长。
《青鸟故事集》读后感(五)：推荐～
这本书在十六年前叫《看来看去和秘密交流》，如今添加了一些文章再版为《青鸟故事集》。所谓青鸟，自古以来在笔下的职责是通信传递消息。即用作者的话来说，这本书就是将“我们与他们，本土与异域，中国与西方”联系起来的将逝去的事物重新生动展现的幻想性作品。 每一篇文章都是搜集整理过去的文本残章而成，关于这些历史夹缝里的东西，你熟或不熟，读起来都非常有趣。而且，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深入拓展研究，收获许多安利。比如第一篇提到了日本女官清少纳言的《枕草子》，书上寥寥几页，但很引人关注，于是我就在图书馆找了这本书来看。再如第二篇讲香，就忆起之前背的一首诗，于是也翻出来再看看。有两篇有提到正德皇帝与万历朱翎钧，就会想要翻翻看过的万历十五年。 所以如果你读书量很多的话，读过远藤周作，布罗代尔等等，那么你看这本书大约是心喜的了，因为总能看见自己熟悉的事物。我不行了，但确实收获了许多安利（作者不是故意炫耀自己的～推荐
《青鸟故事集》读后感(六)：思路和内容提取——历史碎片中的相对主义
20世纪以来现代美学的精神不是和谐、相配，而是不和谐、不相配，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精神振作，开始注视。
在古代不相配的有，穷波斯，病医人，瘦相扑手，肥大新妇。
太平广记的故事：唐人救穷波斯，波斯病死，留下珍宝。据说有的波斯人用身体来藏宝，例如藏进腿部的皮肤下面。珍珠在唐朝比金银还贵重。
沉香和龙涎香都异常珍贵，后者是抹香鲸肠道病变的产物——但没有古人知道它是这么来得。沉香主要产于越南南部，景观如此，古代就形成了复杂的贸易体系，物比人走得远。在唐宋，焚香成了一种流行文化，这也解释了唐朝人风流放纵的原因。而龙涎香则成了宋朝以来中国和阿拉伯海上贸易的重要动力。
董小宛和冒辟疆。
玫瑰是欧洲文明的花，在古代中国，人们则不区分蔷薇和玫瑰。
日本人捕鲸，不只是营生，而是一种包含情感和执念的传统，主要港口是长崎。以前日本人吃不饱肚子的时候，就靠鲸鱼肉。
日本曾有一种，父母老了就把他们背到山上孤独而死的传统。这在他们看来，是死得体面，死得坚忍。三岛由纪夫练出了八块腹肌，是为了切腹的时候体面一些——死亡的方式比性命更重要。
西方盛传东方的许多故事。例如东方大汉有一颗银树，树上结满银子，有四只狮子的大口流出马奶。鲁布鲁克观察后认为那是人造的，而且还是个法国金银匠制造的（他流落他乡，与一个流落匈牙利的法国女人相爱结婚，最后被蒙古人看重去做了工匠），马奶后一定有管子——他发现蒙古大汗也只是个普通人。1254年，西方希望和蒙古人合作抗衡伊斯兰帝国，但却想让蒙古大汗皈依上帝。大汗：你们自认为是绝无仅有的基督徒，而鄙视其他民族。你们怎能知道上帝应该向谁表示慈悲。1254年，蒙古大汗举行了第一次世界宗教大会，成为了宗教宽容的先锋——蒙古汗王的历史地位是被严重低估的，人们只记住他们的杀戮。但是让欧洲人去真正理解草原统治者的宗教宽容精神，却仍然是很困难的。
1517年葡萄牙派皮雷思出使中国，1520年获准入京，1524年才得到回应——被处决，除非葡萄牙交还马六甲。之前正德皇帝还没死所以整个中国都被皇帝遗弃了。
嘉靖万历年间的倭寇之乱，主要是内部矛盾——走私贸易中急剧膨胀的民间利益压垮了厉行海禁的官员，最后海防失去了保护，浙江商人自己带着倭寇掠夺沿海。
盖略特·柏来拉记叙了明朝的中国，其中提到了鱼鹰——一种帮助人捕鱼的鸟。在几十年以后，西班牙出版的《大中华帝国史》那里，就变成了中国人有先进的捕鱼艺术，即使离海很远也可以天天吃鲜鱼。实际上只是很普通的鸬鹚不过了。
意大利传教士来面见万历皇帝，但万历皇帝只对他的自鸣钟感兴趣。从此利玛窦在几十年里就成了专业的钟表匠，还收了太监徒弟，成了钟表匠人的保护神。后来的中国皇帝也喜欢各种西洋的玩物，建筑，民间则大量进口发条玩具。然而，并非顿顿吃西餐就能懂西方的文化。
知识需要在一定的框架下起作用。道光皇帝在打仗前仍然不知道英吉利国在哪，即使给他看了传教士的地图他依然不能形成关于英吉利在哪的概念。
额本笃在甘肃被拦在了关外。朋友们也不会让他入关。他恨那些阻碍他的穆斯林朋友。但实际上那只是照章办事而已，只有特权商人才能入关的。
中国人和欧洲人对待建筑有不同的态度，中国人只是为了自己建房子，因此很少做富丽堂皇的装饰，而且习惯于拆了建，建了拆。但欧洲人则遵循文明的要求，总是力求让建筑永垂不朽。
1840年，道光皇帝在阅读《英吉利国外相巴麦尊致中国皇帝钦定宰相书》，本来是英国人攻城略地，要求皇帝开放通商的一个信，经过中国的翻译就成了，英国人被中国人骚扰，开着军队来请求大皇帝昭雪伸冤。——结果皇帝不急了，下边的人完蛋了。大概在古代的中国，皇帝和官僚体系还没有平等外交的任何概念和经验——几百个人开着船来打炮，这算怎么一回事呢？大概真的是伸冤吧。
乔治钦纳里，一个爱尔兰人，为了逃避自己的老婆，远渡重洋来到中国。那时的英国流行男人出逃，躲避自己的妻子。
水手语言：一种在世界各地航海的水手们使用的混合语，具有其他经验和其他单个母语的人完全无法理解。但是到了中国官吏的堂上，就总有“博学”的翻译对其言之凿凿地解释一番，大家都很满意，只是苦了水手。——那船来自红毛国！
在开罗会议上，蒙巴顿将军和蒋委员长会谈。蒋委员长让宋美龄翻译，但宋美龄背叛了他。蒋委员长以王阳明的态度暗示将军，如果你心中没雨，缅甸就不会下雨（所以我希望你支援中国军队）。然而宋美龄笑着说成是，蒋委员长不相信缅甸有雨季。
马格尔尼不给皇帝下跪，民间盛传是因为他膝盖有问题，洋人的膝盖无法弯曲。而西方人看来最尊敬的贴面礼，让中国的官员感到匪夷所思。在使团会见乾隆时，呈递的表文经过中国翻译变成了，我们都对大皇帝心悦诚服，我们可以合作做事，知道四海的各种奇珍异宝，大家到得到便宜云云——而实际上它的意思却是文明往来，公平贸易，共享幸福，传播人类的先进知识——而这些概念在中国人的思维里根本不存在。语言一旦形成，意义就在语言之中。
对于裹小脚，一开始连传教士也觉得没什么。反而中国女人的幽居娴静还值得赞美一番。然而当中国人开始学习西方的语境，明白了“自由”“自然”“生机”的意义的时候，裹小脚突然就变得令人羞耻了。
马克·奥勒留的妻子福斯丁娜，与多人通奸。但是哲学王马克·奥勒留选择了视而不见，仍然要让全国人民相信自己的妻子忠贞不二，并把她放进神庙。大概是没有这种信念，帝国就无法维系它的权威，人民就无法相信自己的帝国。有时候，真实是需要被敬畏的。
法国小说家马尔罗靠想象写出中国的历史，他如此吹牛的借口就是存在主义吧——为了让自己不至于无聊至死。
作者和朋友想去长城探险，准备了几个月还是没去成。女人们不希望他们去，上帝也是。所以一出门就骨折了。仔细想象即使呆在家里——也是危机四伏的吧。生活中哪一个设备没有任何危险呢？
借范维信对《修道院纪事》的出色翻译，以证明中文的表意能力。引用蒯因：完美的翻译或不可能，好的翻译却很常见。
本书之所以叫青鸟故事集，是比喻《山海经》中西王母的三青鸟，带来异域的故事。
《青鸟故事集》读后感(七)：李敬泽：文学让零散的、角落中的碎片有了光
张华的《博物志》中曾记载过一个关于香的故事：“西域使献香。汉制：献香不满斤，不得受。西使临去，又发香器如大豆者，试着宫门，香气闻长安四面数十里中，经日乃歇。”
1254年，法国方济各会教士鲁布鲁克抵达蒙古帝国首都哈拉和林，见到蒙古大汗蒙哥。在蒙哥接见他的宫廷中，鲁布鲁克看到一颗结满银子果实、树下四头狮子口中流出芬芳马奶的银树。鲁布鲁克记下制造者的名字，是一个来自法国巴黎的、云游四方的金匠，名叫布谢。
1601年1月，利玛窦在天津羁留了五个多月之后，接到万历皇帝的诏旨，命令他启程赴京朝贡。在利玛窦的贡品清单中，有“自鸣报时钟两座”。自鸣钟一大一小，1601年1月25日，小钟发出声响，万历皇帝满心欢喜。
这些关于“奇技淫巧”的流通、关于外国使徒在中国的遭遇、关于两种文明的第一次正面相逢、关于其中包含的诸多想象、猜测以及由此带来的误解，关于观看与被观看以及其中暗藏的视觉政治，都包含在李敬泽的《青鸟故事集》中。
仿佛若有光
《青鸟故事集》中的大部分文章，写于九十年代末期。2000年这本书第一次出版的时候，名字叫《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从龙涎香到玫瑰，从布谢做的银树到利玛窦带来的自鸣钟，从盖略特·伯来拉在桂林观察到的鱼鹰到马戛尔尼使团眼中的三寸金莲，李敬泽穿行于茫茫史料之中，像一个甘于寂寞却乐在其中的打捞者，独自站在岸边，耐心等待一个个故事在历经冲刷之后，慢慢浮出水面。接着他像一个匠人，以语言为工具，小心翼翼但又汪洋恣肆的把一段段历史上的遭遇，嵌入一座巨大的迷宫之中。这座迷宫，是由看来看去的交错视线构成的。这里没有纯粹的反射，也不存在完全对称的镜像，而是充满了折射、散射以及由此带来的扭曲和形变。在视线交错而成的错综复杂的网络之上，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和一件件实在的物。
书中有不远万里、不辞辛劳来华的传教士，有不知为何流落到福建海岸的印度水手，有16世纪大明王朝的囚犯——从福建途径江西、广东，一路被流放到桂林的葡萄牙人，也有手舞足蹈地从事翻译工作沟通两国文化的通士，也叫耳朵。他们长期处于历史的阴影之中，即使偶尔被注意到也是被一笔带过。李敬泽看过很多史料之后，发现这些顺带一笔的、经常被忽视的、有时候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的、面目极为模糊的人，他们之间是有关联的，他们有自己的命运和生活，他们的背影渐渐浮现出来。于是便有了这本书。
不光是人，对于物的关注和体察，也是《青鸟故事集》极为突出的特点。李敬泽的父母都从事考古工作，一直和物打交道。也许正是这样的家庭氛围，培养了他对于物的持久凝视的耐心。1994年夏天，当李敬泽在长江三峡的游轮上读到法国年鉴派史学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的作品时，他意识到无数无名的个体及其衣食住行的重要性。在李敬泽看来，文学意义上的物特别有趣。这关乎物的命运和流转，关乎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关乎人赋予物的意义，关乎人对于物的命名。“与物相关的经验是人类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经验。它有时候不被特别关注，但人和物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人与世界的关系，甚至是人与自然与天地的一个根本的最佳的反映和表达。”
不论是西域使者带来的那种经久不散溢满长安的香，还是利玛窦排除万难奉上的风靡欧洲的机械玩具自鸣钟，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舶来品。在李敬泽眼里，舶来之物绝非仅仅是物，它们每一个都自带着想象的光晕。这种光晕附着在物上，继续蔓延，一直蔓延到文本中，被记录，被传播，被持续地想象。说到底，“是这个想象在膨胀，在蔓延，在自己生长。”
当然，文学也善于营造光晕。李敬泽回忆，九十年代末期关于中外交流的历史、或者是传教士的研究，起码在文学领域是小众的。但这一直是他的知识兴趣。李敬泽虽然总是被称为评论家，但自认为最主要的身份其实是个“无所事事“的读者，全凭兴趣，尤其热爱无用的知识。“对我来说，学问一开始就搞‘杂’了，我有很多偏僻的兴趣。比如这本书里涉及到的器物的历史，中外交流交往的历史，我始终是很有兴趣的，也读了很多相关的书。”在文学上，这种知识趣味所带来的，是一种看世界的方式：“当你看世界的时候，看历史的时候，那些朦胧的、被遮蔽的、处在阴影里的、在浩瀚的书页里只是无关紧要的小小角落里的东西，本来是零散的。你注视它，给它一个秩序，一个条理，使得它忽然产生光芒。它本来是一个无意义的碎片，但是你让它有了光，我觉得这在文学上也是一个有趣味的事情。”
这种文学意义上的光晕，和历史学科里兴起的微观生活史赋予人物的光晕并不相同。历史研究需要的是实打实的史料，容不得太多的发挥和想象。而李敬泽在《青鸟故事集》的跋中已做了声明：“这肯定不是学术作品，我从未想过遵循任何学术规范。恰恰相反，它最终是一部幻想性作品。在幻想中，逝去的事物重新生动展现，就像两千年前干涸的一颗荷花种子在此时抽芽、生长。”
观看、全球化以及霸权
李敬泽把自己的写作定义为在知识材料基础上的文学文本，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给予自己和材料中的人物充分的自由。“有很多事情是一定要诉诸想象的。比如里头写盖略特·伯来拉看鱼鹰。他是一个葡萄牙人，被抓起来后送到桂林，在桂林碰到了鱼鹰。我们知道的仅仅就是这么一点事，但我们完全可以进入他的世界观、进入他的眼光。一个十五世纪嘉靖年间的葡萄牙人，他对世界的眼光是从欧洲来的，当时欧洲也不咋地，脏乱差。他带着那样的眼光看中国，看到了什么？是怎么看的？这本身就极有意思，这个眼光本身就具有巨大的奇观性。这一切在他面前都是奇观，他打开的是一个想象的空间。当人面对一个完全异质的世界时，他的眼睛看到什么，这不是个物理现象，不是个光学现象，这一定是包含着想象的力量，这种力量本身一定包含大量的误解。但也正是在这种误解中，我们获得知识，也有所创造。有时候创造就是误解出来的。当然这其中也有大量的悖谬，大量的可笑，甚至是悲剧性的结果。”
这样的想象及其包含的误解，在李敬泽看来，至今仍是十分重要的主题。它不光是历史，还是现实，是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的正在进行中的现实。如今中国被前所未有的卷入全球化进程，甚至已经成为主导力量。当中国的东西卖到世界各地，当中国的桥和路修到全世界的时候，这绝不仅仅是个经济进程，这必定是个文化进程，是一个中国与各种各样不同的文化劈面相逢，去交流，去打交道的过程。从文学的角度来讲这是个很好玩儿的、很可笑的过程。但在生活中，在实际的运行中，这是个充满了风险、挑战同时也充满了创造性机会的过程。从传统上看，中国文明伟大的创造性常常发生在和异质经验的碰撞中，在这种碰撞中通过误解和理解实现新的创造，包括新的语言，新的感受世界和认识世界和想象世界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绝不简单的是一个翻译问题，一个获取关于对方的知识的问题，而是理解问题。理解对方一定也是打开自己的过程，如果自己是一个封闭状态，实际上是无法让对方敞开的。
但与此同时，李敬泽也认为，如今的全球化当中包隐含着一种西方霸权的危险，这和《青鸟故事集》里涉及到的观看政治相差不大。“伴随着市场在全球扩展的是西方文化不断把其他文化他者化和对象化的过程。观看包含着权力政治，中国是被观看的，被分类的，被安排在一个新的西方世界图景里。因此当1840年开始的时候，中国就开始了被看的经验，是别人在看我们。有的场面是极具象征性的，比如最早的摄影术传到中国，是一个传教士拿着照相机来拍中国人的形象。这不是一个物理意义的观看，这里包含着视觉政治，包含着意识形态。这个过程曾经持续了很长时间。”
直至今日，李敬泽觉得西方在文化上的霸权和普遍主义，远比在电视机上、电脑上、手机上的霸权是更为牢固的。“这种霸权的厉害之处在于在现代性进程中，它并非是外在的，而是已经内化到我们身上。我们的脑子是按照普遍主义的标准来看待世界、乃至于看待自身。中国现在面临着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节点，我们正在开始成为全球化中的主动者。一个被动者变主动者的过程当然伴随着极大的冲突，但也会有极大的创造性。这个文化过程何以发生？我们在这个文化过程中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又是如何认识自己的？这是现在的重大课题。这里既有一个观看别人的问题，实际上也有怎么认识自己的问题。”
当中国即将迎来一个大规模全球化经验的时候，我们的标准在哪里？我们何以确立自己的主体性，而非西方文化衍生和附属的对象，一个他者？这其实是对我们文化的一个极大的考验。
李敬泽认为没有什么简便易行的、灵丹妙药式的方法。东方主义或者西方主义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式的办法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个主体既牢固地扎根在传统当中，又在现代经验当中。这个现代经验包括1840年之后复杂的历史经验，以及中国在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进程中自身的历史经验。这个过程是非常艰苦的。”
大树得在万木葱荣的地方长出来
如今回看自己十六年前的作品，李敬泽颇为得意。他在跋中写道：“十六年后，重读当日写下的那些故事，觉得这仍是我现在想写的，也是现在写得出的。”很多人读《青鸟故事集》的时候，会产生一种不适感。究其原因，是一种无法将其进行归类进而产生的惶恐慌乱。这究竟是虚构还是非虚构？是散文还是小说？为何纸张翻页之间，早就跨越了几个大洲？为何句读之间，常常已过千年？
对此，李敬泽笑称：“某种程度上讲我写的还是挺规矩的，我现在写的更不规矩。”李敬泽认为，中国伟大的“文”的传统，在当下尤其值得大家体会。所谓的文体分类和规范是现代构建的产物，这其中包含着极为复杂的过程。这既是从传统中来的，也是和现代印刷出版体制有关。“大规模的出版需要做划分，这不仅是个文学创作的问题，而是从创作到生产再到流通的、建立在大规模印刷时代的一种体制。在西方基本上是十八世纪以后的产物，而在中国则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形成的。这个体制反向也要求着作者，规训着写作。但这种建构会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有所松动，在这个时代，互联网下的书写行为和实践可以变得更为宽阔和自由。”
如今互联网下的信息传播和书写是否仅仅是一种泡沫，在众生喧嚣之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留下？李敬泽对此并不忧虑。“一个时代很可能很热闹，但是热闹之后，留不下什么真正的果实，这是很正常的文化生态。”自媒体很闹腾，但真正从这里意识到艺术上和创作上的可能性并且把它完整地塑造出来，恐怕需要大作家、大艺术家来做，而非靠群众去完成。艺术家或者作家也许会从巨大的喧闹声中获取力量，获取启示，甚至目睹一个新的可能性的出现。“文化是个大自然。什么叫大自然？就是野山上什么都有，可能有一颗很高的大树。你要是把草给拔了，把灌木砍了，等着大树出来，大树出不来。大树一定得在万木葱荣的地方长出来。”
原文发表于澎湃新闻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03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