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夜照相馆读后感10篇
《白夜照相馆》是一本由王苏辛著作，北京联合出版公司/联合读创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页数：22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白夜照相馆》读后感(一)：每一步信念的执著都会积淀成岁月的钻石熠熠生辉
冰心写的小学生背的那句诗咋说的？
是不是那句——成功的花儿人们只看到它的美丽，看不见它背后的汗水？
其实，王苏辛的这本书我没看。但你信不信，这时间也许是一会儿也许是很久，但无论如何，我会看到。也许这仅仅就因为，他（她）还有一个名字叫普鲁士蓝。
普鲁士蓝我是知道的。
首先是因为从黑蓝一路读来知道有这么一个同样的追求小说的书写的疯狂之巅的人，一样执著，一样从小到大，从无到有。这让我心生戚戚，自以为友。
执念于写小说的人还多么？
另一类的写作的泛滥使人对名为“小说”以及“写作家”的这样的概念产生怀疑，继而怕撞死人一样急刹车，硬生生拉开距离。生怕一和这“小说”“小说家”沾上关系就洗不净，受污辱了一样。
这使得这个时代的真正的小说写作者要付出更多的牺牲，更多的默然劳作，更多的得失自知。
我就是这样去看待普鲁士蓝的，所以，我愿意买他（她）的文字。我看见的不只是千锤百炼的文字和技巧，我还能感受到其中的圣洁的悲伤。仿佛看见贫穷的插画师逼仄的宿舍，凌乱的桌面，日夜书写的墨水瓶，还有，不管抵达成功与否，都一心一意伏案写作的时光。
这是我看普鲁士蓝的第二个原因。至于他（她）叫王苏辛还是叫李苏辛，并不打紧。打紧的是，有这样的一个人，一直勤勤恳恳地写着字，今天，他（她）写好了。
《白夜照相馆》读后感(二)：《白夜照相馆》后记：寻找地图的人
后记：寻找地图的人
一直都觉得，人总会面临“如何置放自己”的问题。但比这个问题更困扰人的，或者更具诱惑力的，是“如何寻找一张自己的地图”。这张“地图”，除让人知道自己此刻所处位置，更说明自己从何处来，可能往何处去。对于那些早早离开故乡的人，这张“地图”比原乡更能代表“故乡”。需要不断适应新的环境，甚至适应在新的环境中急剧变化的自己，这说起来简单，实则艰辛。
写作的头三年，作为一个自负的少年人，曾非常想出一本自己的书。然而，等到终于有机会出一本自己的书时，那时候想收进来的小说，一篇都没有收。本书目前收录的小说，多为近两年所写。几年的写作，满意的作品不多，想想也是惭愧。
和很多精神生活逐渐成熟之后才开始写作的人不一样，我的写作开始较早。对我来说，写作就是成长，写作就是生活。甚至很多时候，要表达的内容会促使自己不得不在某个阶段快速成长，我因而觉得写作很多时候是在挑战自己。那些生活中不能解决的精神问题，必然会在写作中体现。在某一段时间，这让我觉得自己过早写作是不对的，甚至应该停掉写作，去做别的。然，也就这么一路磕磕碰碰写下来了。只能不断督促自己洗掉年轻的戾气，将能量置放在更适合它的位置。我想，这是写作好的地方，只要继续写，就不得不要求自己成为更好的人。这里的“更好”无关某种道德的准则，它更像是发自内心的纯净——生活就是不断提纯的过程。近、远，以及一切复杂的心绪都融于此，且不断上升、追赶。人在这个过程中，准确认识“我”，认识“他”，到人群中去。不管是写怎样的外物，即使使用变形和魔幻的手法，也难掩文本背后的自己。
因从小学画画，也背负着父母的期望，最初的志向是成为画家。可美术学校频繁的考试和考核让当时的我觉得紧张、局促，某次考试的失利甚至会迅速波及其后的学习生活，成为恶性循环。有时候我会想，如果那时候自己能成熟一些，能够调节考试和绘画本身的关系，或者在一个其他艺术门类的学校学习，现在可能还会以绘画为唯一的志业。可这一切不能预测。那段时日，写作给了我一个通道，我通过书写，得以修复自己，从躲避的世界折回现实世界。尽管我知道，这个回到日常位置的我，和那个之前的我，已经不同。
也因早早离家住读，在最初的几年写作中，我总是热衷书写关于故乡的小说。尽管这种书写更像安慰——通过不断回到童年来安抚自己。小时候记忆最深的，是五岁那年家庭变故，所有的亲戚聚集在院子里，我骑着儿童车，在大人们的腿之间转来转去。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但感觉气氛不同寻常。这几乎构成其后几年的一个基调，那些我不明白的人情世故，被处理成小说中魔幻的镜头，带着恐惧和切实的痛感，让我不断回望。可这样的写作本身不是反省所得，它能起到的抚慰作用十分有限。我自己也逐渐因为看到更多东西，不再使用变形和不断的转折去叙述，更愿意直接进入事物的核心。可这条路，比之前更为艰辛。我开始直面那些少年时代，甚至童年，所未能得到解决的问题——与这些问题相伴的，还有新的问题。为此，我不得不调整自己和外界的关系——曾经我认为生活在朝我伸利爪，可渐渐地我知道，那利爪其实是我自己。
这本书，于我而言，更像自己“寻找地图之旅”的记录。只不过，时间顺序被打散。那些最初的魔幻叙事，更像一个个伴灵——不是被新的自我推翻，而是被重新理解、收纳。感谢父母，感谢这本书的策划编辑张其鑫，感谢李敬泽老师的推荐语，感谢在几年的写作中给予过我鼓励和批评的师友。很多名字不一一列出，但都铭记心间。期待这本书能让一些人看到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或许不是最好的，但如果它能成为一些人进入更好世界的梯子，我已心满意足。
王苏辛
2016年8月于上海
孤独的幻想家
口任雨菲
当手机成了人们的沟通工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应了张国荣的一首歌—《这么远那么近》二移动通讯拉近了远方朋友们的距离，却隔开了身边友人的心二坐在朋友的身边，却跟远方的友人聊着天似乎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够不着的才是最想念的二自己总是孤独的，朋友总是在远方。
孤独是这个时代的代名词，人们总是觉得自己与众不同、独一无二，顺带着也有那么一点儿自以为是的孤芳自赏二人们藏在一个叫做孤独的茧中，想象着世界，品味着自己二偶尔睁一睁眼，从片面的所见中汲取可怜的养料，继续做着自己的梦二梦里的他人不见得是他人，自己也不见得是自己，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幻想家二王苏辛是‘90后”女作家，既带有女性天生的敏感，也有着‘90后”所特有的神经质二孤独是她想象世界的方式，也是她笔下人物的生存方式二他们有着深入骨髓的冷彻，也有着麻木的不以为然，就好像《白夜照相馆》里面的余生和赵铭，既可以穷凶极恶般的狱师，也可以庸庸碌碌地过生活二明明日日相对，却又互不知底，看似茎叶纠缠的双生花，其实却有着各自的根。
移民们无疑是孤独的二他们独身一人来到这个城市，切断过去的一切，看似轻装上阵地追求新生，实则历史却隐藏在他们的影子里，一旦暴露在阳光中，无论是别人还是自己都看得一清二楚，没有人能真正地抛弃自己的过去二白夜照相馆白天为客人照相，保留现在;夜晚为客人遮影，伪造过去，改变未来二每一个夜晚来白夜照相馆的客人，都是自己人生的导演，他们有着不同的要求，但是目的都一样—伪造自己的过去二余生、赵铭为客人们伪造照片.从不询问客人真实的过去和照片用途，记要求，找演员，配服装，照相，做旧，最后钱货两清，各不相干二客人们彼此也不交流，即便是互相认识，也当作陌路，每个人都是孤独的个体二因为孤独，所以冷漠二每个人心底似乎都想要参与他人的人生，但是真正面对时，却又只是冷眼旁观二余生已经习惯了什么事都不去问，以前看不过眼的事情，现在也不过是淡漠地一眼掠过二赵铭甚至在余生受伤住院的时候也没有出口问到底是什么原因二王苏辛笔下的世界并非是生活的常态，但却是生活的浓缩版、偏执版二咖啡馆、酒吧都没有名字，每条街道都有医院，人们通过伪造照片来欺骗他人和自己……里面的人和事看似荒诞，但似乎又不是无稽之谈二王苏辛用想象的方式来表达对现实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孤独。
人们藏在自己孤独的茧中，冷漠地面对世界，无法倾诉自己，也无法了解他人，因为孤独而
冷漠，因为冷漠所以人与人相处的方式沦为想象二就是这种想象他人的方式营造了作品中的神秘感让我们对身边人和事的了解往往仅限于开头和结尾，因为没有参与其中而少了过程，这为想象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二现实中感觉不可能的结局所带来的神秘感，其实只是省略了无数过程的无知所造成的二王苏辛用想象填补了其中的空白，也因为想象为作品留白二余生、赵铭究竟是如何谋杀了师傅，李挪三人死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余生最后到底去了哪里，赵铭的火车究竟驶向何方，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二这是一篇让读者很劳心的小说，不是因为它的情节复杂难懂，而是读过之后需要想的太多。
看完小说，心里缭绕着一种淡淡的忧伤，就像南方水乡的绵绵细雨，不足以令人掩面悲泣，却让人烦闷不已二在找到自己的‘故乡”之前，或许每个人都是生命之路上孤独的行者。
生活在‘驿城”的移民把‘驿城”当作自己‘新的故乡”，然而‘驿城”终究是‘驿城”不是‘家”，只能暂住，而非久居，漂泊者只能通过这个中转站去寻找下一个‘故乡”二在王苏辛的小说世界里，生活就好像有着方形轮子的车，虽然艰难，但却也跌跌撞撞地往前赶，什么时候车轮磨圆了，似乎就能走得远一些二若是依然倔强地不肯妥协，或者像李挪、刘一鹤那样以付出生命的方式宣告自己是命运的主人，或者像余生、赵铭一样与过去决裂，创造崭新的“历史”，他们孤独地前行却又无时无刻不想摆脱孤独二所以，与其在死水一般‘将死未死”的生活中苟且，不如在火焰的洗礼之后重生，等待他们的是‘新的故乡”。
(作者简介:任雨菲，女，硕士研究生在读，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白夜照相馆》读后感(四)：寂寞芳心
《我们都将孤独一生》《昨夜星光璀璨》《再见，父亲》《寂寞芳心小姐》《请不要依靠电梯》《猴》《你走之后，我开始对着墙壁说话》。前三篇显然与父亲关系甚大，第四、第五篇与友情相关，第六、七篇探讨的是人的本质。
提到父亲，我们很容易想到的“俄狄浦斯情结”，在这前三篇小说中，父亲的经历为：变为雕像（死板）——笑死了（这个短语可以读出几种味道）——变成狮子（凶猛）。当然，父亲只是成人世界的一面挡板，作者欲要凸显的恐怕是，用寓言这一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创造感和征服欲。成人世界在“我”眼中是什么样，并非由成人（直接相关的直系或旁系亲属）进行规定，而是由“我”来随意捏造，马、羊、狼、狮子、柏油人等等。创造与征服乃是由于对于现实不满的激发导致的对呆板家族史的重塑，于是，叙述成了万花筒，沉重成了轻松。值得指出的是，王苏辛在之前的一篇创作谈中提到读《佩德罗•巴拉莫》的一些想法，她说：“第一次读的时候我只是震撼于他的表达。直到再次阅读，才加深了部分理解，那就是，鲁尔福写的不是一个地域，而其实是个人。主人公的第一段人生是原生家庭带给他的，另一段人生是他通过寻找，补充回来的人生记忆。两个部分都构成故乡，只不过通过这场追索，那个更可能改变他的故乡恰在远处。”这些感受大概多多少少投射到了这几篇寓言之中。
《寂寞芳心小姐》《请不要依靠电梯》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是面对同伴的死去，“我”竟然无动于衷。友情在这里溃败，变成摇摇晃晃的名词。这个部分我不计划过多论述。《猴》中，猴是一个十分聪明和有趣的意象，（猿）猴是人类的祖先，猴是人的近邻，杀猴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实际上，“杀猴儆人”是一则寓言中的预言，L向“我”讲述相关的情节已经在暗示“我”将会是一个怎样的结局，L最终提着刀向我走来开始了新一轮“杀猴”。若果要延伸阐释，这则小说的寓意相当丰沛，尤其前半部分，仿佛看到了卡尔维诺笔下的大猩猩。《你走之后，我开始对着墙壁说话》中，说话是人的本能/权利，但沉默也是本能/权利，当二者遭遇时人的选择偏好却被诟病。于是我们看到莫言的一句话引起众人的不适，而莫名高潮的人似乎很多正是那些暗夜里学习“两学一做”的人，人都是分裂的。总而言之，他们要求莫言抵抗，抵抗什么，至少没有人明说，他们要求莫言放弃，但假使莫言真的什么都没说，似乎也不对，他们说，他总该站出来，说点什么。小说中，“好可怜”三个字带着巨大的威力将“我”的三观重塑，一个沉默的人变成了滔滔不绝的话唠。荒唐的一幕出现了，“我”暗恋的人也就是那个促使我每次见面都要精心准备“言说”的他竟然是个失聪者（对方的伎俩），两个互补的人结了婚开始了漫长的人生。“我们”的女儿却是一个天生话唠，这让“我们”痛苦并试图逃离，但当“我们”重返时发现根本无济于事，“她”依然自顾自沉浸在自己的“滔滔不绝”中。女儿的不合预期实则在“我们”在其出生之时对于名字的难以认定时就显露端倪。喧嚣覆盖了沉默，在对女儿的观照中，“我”实际上已然否定了自己前半生的经历，父母嫌自己沉默而担心，别人嫌自己沉默而同情，所有这些，都被“女儿”的聒噪推翻了。说话因此变成极具侵略的冒犯和剥夺，于是我想到“不说话会死啊”这一句，原来当说话演变为一种难以抑制的欲望，当冲动幻化为魔鬼，一切都如此可怕，人的肉体，人们的交流，沦为了说话的工具，成了行尸走肉。这样的结论令人震惊，原来不是沉默（不发声）的东西不能证明你不是个人，反而是说话（这一人特有的功能）证明你不是个人。
《白夜照相馆》读后感(五)：黄德海：灵魂自言自语的样子（刊于《青年文学》2016年11月）
灵魂自言自语的样子 ——关于《白夜照相馆》中的《伴灵故事集》 ⊙ 文/黄德海 在柏拉图的《申辩篇》中，苏格拉底说：“从我小时候，耳边就经常出现某种声音，每当它出现时，总是阻止我要做的事，却从不鼓励我做什么。”这个经常在耳边絮语的声音，希腊人认为是每个人的守护神，其拉丁文转写是Daimōn，英文写成divinity，更细致的翻译是companion spirit，有人译为“伴灵”，也就是后来赫拉克利特“性格就是命运”这句话里的“命运”。在有些传说里，这个伴灵可以被召唤出来，因此人们得以看到它的样子，甚至能够见出其程度的高低。不过绝大部分时候，伴灵是不显现的，对很大一部分人来说，其显现甚至是绝无仅有的；而对另一些人来说，伴灵的显现是常态，比如对某些专注于精神生活的人来说，比如对写虚构故事的、喜欢想象的小说家来说。在我看来，王苏辛应该就是一个常常跟伴灵对话的人。 如果我们还不习惯提起伴灵，那就拿梦来做比方好了。在梦里，我们遇到障碍或追击，就会不停地绕行或奔跑，以便尽快逃开那让人不快的一切。不管最终会逃向哪里，在逃跑的那些瞬间，我们的确感觉到了轻松，仿佛远离了纠缠着我们的困境，找到了自由呼吸的可能。对习惯想象的人来说，一旦在现实里遇到让人不快或无能为力的情境，她就很容易逃进另外一个世界里，在那里大口大口地喘气，直到把自己心灵的伤口一点点治疗完毕，才能以较为平静的神态重新走进现实。 如果那个喜欢想象的人恰好有能力写作，我们毫无疑问会看到种种虚构作品。像卡夫卡在《桑柯·潘萨真传》里写的那样，桑柯·潘萨“通过提供一系列骑士和强盗小说，在晚上和夜间把他的魔鬼（他后来给他起名叫堂吉诃德）引了开去，那位于是毫无顾忌地做出了世上最疯狂的事情。但由于没有预先定下的对象（本来这个对象正应该是桑柯·潘萨），所以这些事情对谁都没有损害”。在卡夫卡的这则笔记里，写作者是在日常中其貌不扬，甚至是被侮辱与被损害对象的桑柯·潘萨。为了避免自己遭受的侮辱和损害被施加到与自己命运一致的另外一些桑柯·潘萨身上，提笔写作的人把他的不屑、不满、不忿，写进了自己编织的故事之中，并且只让它们待在故事之中。 王苏辛的这七个“短虚构”，把她自己儿童和少年时期，因孤独、误解、管制，而产生的寂寞、愤恨、不平，把自己在未成年时对大人世界的揣想，对摆脱限制的自由的向往，对周围凶蛮世界的敌意，都用变形的方式，写在了小说中。因为无数人对青春的赞颂，人们往往会忘记，年少人的心里，装的可不只是天真和无邪，也有不管不顾的魔鬼。“青春这件事，多的是恶。这种恶，来源于青春是盲目的。盲目的恶，即本能的发散，好像老鼠的啃东西，好像猫发情时的搅扰，受扰者皆会有怒气”。王苏辛没有人云亦云地去美化青春，当然也没有刻意地反其道而行之，她努力把自己青春时的感觉，又认真地感觉了一遍，然后用自己的方式写了出来。 大概需要稍微强调一下，王苏辛的这七个“短虚构”，构拟的世界非常奇特，但这奇特却并不随心所欲，而是在虚构里有其自身的完备逻辑。那些离婚后变成雕像的人们，那些异化为动物的大人，那会把自己笑死的一群，那在热天里变小变薄的集合，那人吃了猴子肉即变成猴子的饭店……都奇形怪状到让人感到惊异，却又坚决服从着虚构本身的逻辑。人在那个奇怪的世界里存身，并自然地展示出生存的饱满细节，成长得枝繁叶茂。稍一恍惚，我们会觉得世界上真的存在那么一个地方，有着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人。你无法确切知道这些奇奇怪怪的想象最终的指向是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里面一定有某些东西真实不虚，即便在变形之中，我们也容易看出与切实的痛痒相关。 我们可以想象，跟任何一个桑柯·潘萨同样，王苏辛白天有自己的工作，但作为一个向往自由的人，每到夜晚的时候，她便专注地跟随着自己创造的堂吉诃德，从中“得到莫大的、有益的消遣”，也消化着青春遗留的悖逆感和不适感。如果一个人真的有随时能变形的灵魂，而且这灵魂能小声说话，那么，这些小说会不会恰是灵魂自言自语的样子？只是，对这青春经历的一切，作者并没有完全调伏驯养，因此，在这批作品里，还残留着很多突起和倒刺，勾连着青春的怨念和恣睢，即使在虚构的世界里，也偶尔会带出戾气，在果决勇猛的同时，连带显出不够柔和的样态，稍显出残留的暴躁的拘束。 那个能够小声说话的灵魂，如果不时对着我们的耳朵说话，那这灵魂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伴灵。这伴灵有不同的层次，据说普罗提诺的伴灵根本就是一尊神，对他来说，只要“一如既往地使他那灵魂的神圣之眼凝视这位伴灵”就行了。而对未入神阶的普通伴灵来说，它必须不断地调适自己，让自己的程度越来越高，化除掉遇到阻碍时的逃避和线性反抗方式，不断反省，一点点放松下来，纯净下来。如此，等它附耳对我们说话的时候，那个轻微却坚决的意见，才能如苏格拉底听到的一样，真的值得我们听取。把问题转换到写作上，不妨说，喜欢想象者的写作，就是伴灵不断自我认识的过程。伴灵的程度越高，容纳面越宽，一个人的写作水准也就越高。如果说得坚决一点，伴灵即写作达至的程度，就是一个人的命运状况。那个在写作中不断进步的人，写下的从来不只是作品，她也一笔一笔写下了自己的命运。 黄德海：一九七七年出生，山东平度人，二〇〇四年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现任职于《上海文化》杂志社。著有文学评论集《若将飞而未翔》、书评随笔集《个人底本》，翻译有《小胡椒成长记》。
《白夜照相馆》读后感(六)：后记：寻找地图的人
后记：寻找地图的人
一直都觉得，人总会面临“如何置放自己”的问题。但比这个问题更困扰人的，或者更具诱惑力的，是“如何寻找一张自己的地图”。这张“地图”，除让人知道自己此刻所处位置，更说明自己从何处来，可能往何处去。对于那些早早离开故乡的人，这张“地图”比原乡更能代表“故乡”。需要不断适应新的环境，甚至适应在新的环境中急剧变化的自己，这说起来简单，实则艰辛。
写作的头三年，作为一个自负的少年人，曾非常想出一本自己的书。然而，等到终于有机会出一本自己的书时，那时候想收进来的小说，一篇都没有收。本书目前收录的小说，多为近两年所写。几年的写作，满意的作品不多，想想也是惭愧。
和很多精神生活逐渐成熟之后才开始写作的人不一样，我的写作开始较早。对我来说，写作就是成长，写作就是生活。甚至很多时候，要表达的内容会促使自己不得不在某个阶段快速成长，我因而觉得写作很多时候是在挑战自己。那些生活中不能解决的精神问题，必然会在写作中体现。在某一段时间，这让我觉得自己过早写作是不对的，甚至应该停掉写作，去做别的。然，也就这么一路磕磕碰碰写下来了。只能不断督促自己洗掉年轻的戾气，将能量置放在更适合它的位置。我想，这是写作好的地方，只要继续写，就不得不要求自己成为更好的人。这里的“更好”无关某种道德的准则，它更像是发自内心的纯净——生活就是不断提纯的过程。近、远，以及一切复杂的心绪都融于此，且不断上升、追赶。人在这个过程中，准确认识“我”，认识“他”，到人群中去。不管是写怎样的外物，即使使用变形和魔幻的手法，也难掩文本背后的自己。
因从小学画画，也背负着父母的期望，最初的志向是成为画家。可美术学校频繁的考试和考核让当时的我觉得紧张、局促，某次考试的失利甚至会迅速波及其后的学习生活，成为恶性循环。有时候我会想，如果那时候自己能成熟一些，能够调节考试和绘画本身的关系，或者在一个其他艺术门类的学校学习，现在可能还会以绘画为唯一的志业。可这一切不能预测。那段时日，写作给了我一个通道，我通过书写，得以修复自己，从躲避的世界折回现实世界。尽管我知道，这个回到日常位置的我，和那个之前的我，已经不同。
也因早早离家住读，在最初的几年写作中，我总是热衷书写关于故乡的小说。尽管这种书写更像安慰——通过不断回到童年来安抚自己。小时候记忆最深的，是五岁那年家庭变故，所有的亲戚聚集在院子里，我骑着儿童车，在大人们的腿之间转来转去。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但感觉气氛不同寻常。这几乎构成其后几年的一个基调，那些我不明白的人情世故，被处理成小说中魔幻的镜头，带着恐惧和切实的痛感，让我不断回望。可这样的写作本身不是反省所得，它能起到的抚慰作用十分有限。我自己也逐渐因为看到更多东西，不再使用变形和不断的转折去叙述，更愿意直接进入事物的核心。可这条路，比之前更为艰辛。我开始直面那些少年时代，甚至童年，所未能得到解决的问题——与这些问题相伴的，还有新的问题。为此，我不得不调整自己和外界的关系——曾经我认为生活在朝我伸利爪，可渐渐地我知道，那利爪其实是我自己。
这本书，于我而言，更像自己“寻找地图之旅”的记录。只不过，时间顺序被打散。那些最初的魔幻叙事，更像一个个伴灵——不是被新的自我推翻，而是被重新理解、收纳。感谢父母，感谢这本书的策划编辑张其鑫，感谢李敬泽老师的推荐语，感谢在几年的写作中给予过我鼓励和批评的师友。很多名字不一一列出，但都铭记心间。期待这本书能让一些人看到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或许不是最好的，但如果它能成为一些人进入更好世界的梯子，我已心满意足。
王苏辛
2016年8月于上海
那里飘着名叫“过去”的雾霾
文| 王苏辛
2015年尾，我从北京酒仙桥搬到上海谈家桥。这不是我第一次离开，或许也不是最后一次。当时，距离写完《白夜照相馆》，已经过去将近一年。写的时候，没想到自己会离开北京。
谈家桥是个比酒仙桥更魔幻的地方，一家家如小方格子的饭馆、零售店、洗衣店，一排排看起来随时都要塌掉的老屋，门前晾晒着万国旗一样的衣服。这不是条弄堂，而是真正的小路。我跟朋友说，谈家桥是一个县城，这个县城的后面，才是上海。
我没有具体研究过中国城市化进程，只是在很小的时候，眼见旧路和新街组合在一起。在故乡县城边缘，有一座始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寺院，号称亚洲最大，如今已经建了二十多年，边重葺旧屋梁，边另建新楼阁。走进去的时候，一旧一新，灰白相间，像是一种记忆揉进另一种记忆，往往还没明白前一处境的具体成因，后一种生活就接踵而至——像是身处当下社会的我们。而小说的绝妙之处，恰也在这种前后意识的衔接中，它既是个人的状态，也是我们所处背景的状态，更是不同状态之间抵牾、缠绕的结果和表现。
生活的流动性培养了人们极强的适应力，与此同时，标准化餐饮、标准化住宿、标准化口音、标准化体操、标准化广场舞，等等等等，却又让人觉得从没离开最初生活的那个城市。甚至，除了气候的变动，我们无法辨别一座城市的样貌，无法记得它们的气味。这一切，都构成眼下社会的局促之处，却也让人尽情驰骋，享受没有标签带来的自由，尽管这自由说不定也是一种遗弃。新的一代越来越没有地域感，可选择的出路变多，每个人都能随时离开。大部分时候，只要愿意，没有抵达不了的地方。我们不仅能在不同的街头听到同一首歌曲，吃到同样的饭菜，甚至不管我们去哪儿，都能在网上和同一个人聊天。于是，我们不得不带着诸多曾经生活的痕迹。
我们生活过的地方沉默着，面目不清，大部分人其实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就像“白夜照相馆”和它所在的那座移民城市，两个人在暗房里以古老的方式制作照片，而这也是他们埋葬各种记忆的陈列馆。当谎言走上街头，谎言组成声音的收纳盒，每个人都心照不宣地凝视看起来清朗的大路，那里飘着的，是一层名叫“过去”的雾霾。
这种对自我历史的编造，随着城市进一步扩建，理直气壮地变成进入新城市的通行证。人们相亲、交友、工作，都要带着这证件。在《白夜照相馆》中，这证件是一套伪造的旧时代照片，而在更大的现实中，这可能只是一张假名片、假微信、假微博。只要动动手指，我们都能拍出一桌美味菜肴，一次妙不可言的旅行，一张看起来甜蜜的恩爱照……基于这一切，每个人都有机会制造出生活的盛景，并从中获得激越的快感。人们涤去生活粗浊的表面，卸载无数打算抛弃的回忆，抵达一种更适合书写的顺滑与美貌，人生也便前所未有地空旷。
逃离是懒惰的，却也是最有效的。它是一种迷人的模式，而比这更迷人的，是不得已的逃离——很多人有了开疆拓土的机会，阅历也丰厚起来，每个人都有了上好的谈资，仿佛人人都能远离伤害，远离罪恶。相比之下，完成旧生活和新生活的衔接，显得举步维艰。在《白夜照相馆》中，这是一场大火，一次谋杀。而在未经处理的生活表层之下，这可能仅仅是一套手续的更迭，去另一个城市生活，改头换面，整个容，再个婚，都算不得什么难事。可问题是，把所有的这些扭结在一起后，我们如何重塑一个新的自己，迈向新的阶段，并且不让这种“新”被“旧”伤害、打扰，更不让“新”产生精神和生理的不适。
更重要的，离开不再只是一个行为，它可能是一个始终向前滚动的轴。完成对这滚动之轴的梳理，需要深刻的洞察和强有力的叙事，而更大的真相只能在生活中发掘。如何在不断的变动中“重新做人”，并让新的自己在文本中清晰呈现，这或许是更需要思考的。
王苏辛2016年1月于上海
《白夜照相馆》读后感(七)：个体生命下的自我与他人抗争：浅析王苏辛《白夜照相馆》
（转载）个体生命下的自我与他人抗争浅析王苏辛《白夜照相馆》
孙小竹
(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
小说中的白夜照相馆是一个可以帮助人们改头换面、重建过去的地方。在这里，通过伪造旧照片可以满足顾客重构过去身份信息的需要。李琅琅是城市化进程下由乡村涌向城市的大批移民之一，也是白夜照相馆的顾客之一。李琅琅在照相馆试图消解那个出身低微的旧时自己，她明确提出“需要十几个人的照片。有合照也有单人的，最好里面有一个老头儿，还带着个女儿”“我需要他们都看起来很钱”等要求。为了让自己更融入这个相处时间并不长的城市，李琅琅首先改换掉了自己以前的名字，李挪;其次，她将有着“齐耳短发、厚刘海儿，看不出性别”的过去的照片撕毁，重新将自己打造成为穿着“紧身衣”、手拿“包”的摩登女郎;最后，她选择放弃与乡村男友的恋情，选择在绍城开始新的恋情。正是在这样的新旧自我销毁与置换中，李琅琅完成了改变出身、融进城市的努力，全力打造出的新我完全替代了旧我。李琅琅的新任男友刘一鸣也感受着这种与旧我的抗争。他从家庭照片、姓名到婚姻状况都进行了隐瞒，用同样的手段在照相馆置换了自己的过去。小说中这两个人物的塑造都表明了作家对于当下生命存在方式的一种态度，那就是“这种对自我历史的造谣，随着社会的日新月异，理直气壮地变成进入新城市的通行证。”
与之相对的却是不断变化的城市面貌与人员构成。“头头们忙着建新城区，一栋栋高楼在骚城遗巡”，城市的兴起吸引了一大批“以疯狂的速度滋生在城市周围，并向市中心扩散”的新移民。生活的快节奏和人口的快速更新使得人们无暇顾及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与交流，同一空间下的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相处在当下却逐渐变得隔阂与陌生。个体与他人之间毫无关系可言，即使看似最为熟悉的人之间却也都存在着惊心的隔膜甚至对抗。
赵铭、余声两人共同经营着从师父手中继承来的白夜照相馆。他们比任何人都默契、熟悉，“长期的相处，使得他们长得越来越像同一个人。然而他们这看似默契的相处，却建立在“不追问”的基础之上，多年的相互陪伴却造就了这样两个最熟悉的陌生人。赵铭与余声都是多年前的绍城外来者，为了可以安全、清静地开始新生活，他们彼此对于来到骚城之前的历史都统一地选择了隐瞒与回避，都怀抱着属于自己的秘密与伪装继续生活。怀揣秘密地生活自然也是他们无可奈何的选择，这种背负无疑也造成了心灵上的巨大折磨。作家在这里表现出了令人心寒的思考，生存的现实性利益已经完全扼杀了人与人之间的坦诚。
作为外来移民，他们都用作假的照片为自己重新书写历史。在李琅琅约见刘一铭的过程中，刘用一张伪造的全家福介绍了自己的过去，并要求下次看到刘一铭的照片。照片，意味着历史记忆的封存。当下个体生命在选择与他人正式交往时，了解彼此过去、经历等都应是必要的。这种了解往往可以通过切身的感受来获取，而李琅琅和刘一铭偏选择了通过照片进行想象式的了解来建立起对于对方的认知，并在一种被欺骗的境遇下玩转一种自以为欺骗了别人的手段去建立关系。相互欺瞒、拒绝坦诚式的相处实则就是个体生命在与他人相处中的一种对抗态势，不仅内含着他们小心翼翼维护的尊严，还有他们在感受来自外界冷漠之后的对应行为。作者以冷静、不夹带情感的笔触写出了城市化进程下个体与人相处的绝望抗争，彼此都带着秘密与面具生活着的个体终究得不到真正的平和生活，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陌生与冷漠终究会断送任何看似牢固的情感纽带。而我们当下发展过程中不断加快的建设脚步却成了当下情感的隔膜与猜忌，这种牺牲式的发展并不是我们开启现代化大门的正确打开方式。
王苏辛的这篇小说的创作显然不同于一般作家创作那样—从自己的实际经验、切身经历中调取记忆情感来结构人物与故事。例如作家王安忆的创作，《本次列车终点》从故事到主人公都与作家自身的情感经历有关，有着作家自己的影子;《长恨歌》关于王琦瑶的一生，也是作家对报纸事故报道中的原型有感，而得以呈现。这样的创作方式到了王苏辛的这篇小说中，却被一种强烈的理念化创作方式代替。显然，王苏辛是先有了对于当下个体生命的总的思考，她敏锐观察到个体生命的强烈抗争式的生存方式，并意识到这种抗争在城市化进程下显现地格外突出。在先前理念的感召下，王苏辛创造了这样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照相馆，这样一群一直在抗争中生存的城市移民，人物和情节都在作家的理念指导下被随意打造成用以支撑理念的元素。因而小说中的人物没有属于自己的性格特点，而是被标志成为一个表达理念的符号式存在。小说中的李琅琅、刘一铭、余声、赵铭四人，我们所知道的信息只有都是外来城市移民;都有自己的秘密;都选择隐藏了自己的秘密;都拥有不完满的结局。这些仅有的描写也都是为了传达作者的观念而进行的必要表述。
由于明确的理念指导创作，小说中的情节和人物都呈现着一种高度抽象化的状态。人物在小说中不需要有独特的性格特点，而是抽象化为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区分，男或女、冷静或热情、安静或者活泼;情节的描述不需要交待来龙去脉，只需集中表现主题的几个简单描述即可。这种情节的描述在文本中的表现形态就是碎片化，人物经历的混杂描述、故事情节的割裂式向前推动表现得十分明显。例如，上一秒余声还在怀念在骚城、在白夜照相馆度过的十年，下一秒就写到在菜市场上看到的一只“将死未死”的鱼;上一秒赵铭在联系余声，却发现余声出门并没有带手机，又由余声的老式手机追J忆到了师傅的葬礼，又从葬礼写到了赵铭内心的羞愧与多年来的习惯与秉性，又转移到了现在的生活并牵扯出了李琅琅的现任男友刘一鸣的过去。整个小说的故事脉络都是在这样混杂地叙述中表现出来，破碎的生活描写在表现个体生命的艰难抗争时多了一丝无序与荒诞之感。这种形式的创作也是王苏辛不断以创作实践更新、拓宽自己创作范围与形式的努力。
“瑟缩的鱼”、“将死未死的眼”、“雾蒙蒙的蓝色”等都是小说中出现的意象。整篇小说在作家语气冰冷地叙述下渲染上了一丝寒意。冷漠叙事下的暴力与死亡正显示了王苏辛对于个体苦难的残酷化认识。“苦难意识是人性的意识，是对生存的历史性的和深度性的洞察”。赵铭、余声二人的联手歉师、李琅琅恋情的三个当事人的当街暴毙、一场席卷整个街道的火灾，作家在进行叙述这些死亡时不夹杂任何温情甚至评价。冷漠地叙述使得作家可以在当下现实拉开一定的距离中冷静客观地审视这个时代、时代下的个体生命，正视加载在个体身上的残酷的抗争与痛苦。
王苏辛曾表达过这样的一种观点:“我理想中的好小说，就是一路开阔，这和某种关于道德与规则的开朗不同，而是发自内心的纯净。近、远，以及一切复杂的心绪都融于此，且不断上升。追赶、追赶、追赶，从而准确认识‘我’，认识‘他’，到人群中去。”王苏辛在小说《白夜照相馆》中也正是从当下每一个“我”和“他”的个体生命出发，去追赶、正视当下个体生命发出的每一次带有残酷意味的抗争。
2016年12月
辽宁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白夜照相馆》读后感(八)：文学从“我”开始，也该由“我”向前 ——王苏辛小说印象 文│金理、吴天舟
摘自《小说月报》。。。
上课的时候老师讲过这篇，本来以为小说很枯燥，没想到还挺好看的。。。
文学从“我”开始，也该由“我”向前
——王苏辛小说印象
文│金理、吴天舟
通过“新声”我们要发现什么？在尚未被文学场域通盘整合、多少依旧带着野蛮生长气焰的青年身上，我们所希望看见并同之展开对话的是一种真正含心藏真的创作姿态，它或许粗粝轻率，可能肆性妄为，但相较服膺生活和自我的脆弱，我们仍然更为欣赏这样能用语体和结构的革新来磊落地表达一个清醒而焦虑的个体对待这个世界真实存在的问题之思考的创作，本期“新声”所要推介的作家王苏辛便是沿着这一道路孜孜进取、并已蓬勃地开辟出了一片自己园地的写作者当中的一位。在创作谈里，王苏辛清晰明快地交代了她所感应到的时代气息——不言自明的原生乡土崩解为了必须仰仗人力勉为拼贴的精神虚景、全球化的海啸则带来身份记忆和价值取向的急剧重构、看似自在自为的现代人格升腾到了此前从未抵达的巍峨高度、可血缘与人际的羁绊却始终坚硬地拒绝苟且退场，而这些又同与现代自我伴生的强烈孤独一同浇铸为了拘役自由的新的锁链……当然，这些征象均非一夜建成的罗马，而是近二十年来的历史动力持续发酵以后连锁出的蝴蝶效应，不过，面临在新的历史时空鼓胀为新的特殊形态的严峻议题，我们或许更需急迫地应接与阐释这样的追问：在悠远浩淼而又危机四伏的世界里，我们应当如何确证与维系自我人格的独立、完整和自由？坚守这样的自我人格所需要的条件与必须支付的代价又有哪些？而一旦这样的独立、完整和自由不幸旁落，甚至轻易地遭到他人（乃至自身）的曲解和调戏，其将可能衍伸出的祸果又是什么？对于这些追问的尝试性回答构成了王苏辛小说基本的写作主题。
面迎历史已然变动的风向，对于王苏辛而言，传统的文学路径多少显得虚拟而力不从心，因此，她便不愿再像她的某些前辈那样直截了当地去将自身的经验消费为光滑晓畅、催人泪下却又同时略显自我迷醉的故事，而是选择另辟蹊径，采用绝对抽象归纳的方法，将自身顿觉到的普遍矛盾提炼为完全形而上的观念，再辅以具备荆棘般阻断感的语言于彻底架空的舞台之上漾成彼此缠绕的碎片叙事。在她的构图里，具象的现实是以凝缩的面目呈现的，而这些凝缩物又同作家预先设想的逻辑一齐被抛掷进一口魔幻的大锅翻滚浮沉，最终熬煮为一碗焕发着奇异色彩与芬香的浓汤。然而这碗汤的滋味却是苦的，读王苏辛的小说，让人很难单纯留步在跃动的想象所赋予的快感之上，相反，所有的想象最终通往的都是一处静谧萧索的废墟。在那里，作者不禁勾起我们对于本雅明“历史天使”隐喻的联想。
《白夜照相馆》便是一篇将作者的这种美学观念应用于现实的佳作。故事的灵感可能得自于北京真实存在的一家以拍摄民国风复古旧照为卖点的同名相馆，但在王苏辛笔下，这种对于自我过往的修饰和既有记忆的再造已被夸张为了世界运行的基本通则。对于那些前赴后继地涌向驿城的新移民而言，出于种种的现实需要，背叛自我和颠覆过去成为了换取新生的投名状。于是，原本以留下珍贵纪念为业的白夜照相馆新的特殊工作应运而生，根据客人提供的要求和细节，两位照相师赵铭、余声以鬼斧神工的技艺用相片炮制出了一片片故乡或亲人的虚伪记忆，客户沉默而来，满意而去，带着连自己都不认识的自己欢天喜地地奔向未来的金光大道。在这个以相馆为象征的荒唐世界里，所有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身份和情感不过是主体询唤出的草台班子，人与人间的关系也完全沦为想象的共同体，一切现象都是言语和修辞交杂产生的幻觉，而自我的意义则被生存压力下的伪装需求彻底吞没。当我们读到李琅琅和刘一鸣订婚时让人哭笑不得的一幕——前者甩出一叠照片放在餐桌上，同时向后者宣布“你的照片，我也要看”——时，我们不由自主地咽下了一股酸凉，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会强制个人删减生命的连续性到如此程度，以至于除了断裂式的成长外别无其他？而相较自造历史的繁缛，故事中人物的生活却尊奉极简主义到了极致。在王苏辛冰冷的语言之下，这些男女机械地吃食、劳作、结合、赴死，对比李琅琅痛别往昔时的大恸的是赵铭和余声“越来越像同一个人”的荒谬，于是我们终免不了心生困惑，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改头换面的意义究竟几何？而一切又果真能让他们遂愿，了无痕迹地重新开始吗？
小说的核心意象“照相”颇为让人玩味，照相是现代性、“真相价值”与科技力量的强势象征，作为一种再现形式，照相复制的是一个不能被否定的真相，如罗兰•巴特所言：“我把真相和现实融合于一个独特的情感中，我也在这里看出摄影的性质和精髓，因为没有一种绘画的肖像——就算它如何‘真实’——可以说服我而去相信那个所指是一定存在的。”然而，正由于直接复制现实，现实的独一无二性恰容易被混淆，照相恰容易沦为篡改、操控现实的工具。出入白夜照相馆的顾客们，正是通过镜头后的“表演”重新构造了他们所需要的现实。由此，再现真实一变而为再造真实。我们为真实的沦丧而哀叹，不过且慢，记得安东尼•吉登斯提醒我们：现代社会向人们承诺，身份是由选择而构成的。这些热衷照相的新移民，通过表演来超越、形塑自我的个人身份，岂非正在朝向现代性的途中狂奔？如此来看，照相所引发的虚与实、悲与喜，在在值得我们深思。
推而广之，小说所致力的又何尝不是塑出一张饱满而真实的现实之“相”？在《白夜照相馆》里，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读到种种时下现代生活的倒影：城市化加速，人口流动频繁，传统的共同体趋于消亡，“而城市需要新鲜血液，优胜劣汰”，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正在现实利益的无限攫取当中不断扼杀那个独一无二、无法替代的真实自我。由此看来，故事结尾妖冶的凶杀和大火正是王苏辛意味深长地替我们送上的冷隽提醒，一旦时间的火车延续着既有的轨道飞驰向前，总有一日，像李琅琅与刘一鸣那般羸弱无力的我们也都会变成这个世界微不足道的摆设和随意弃若敝履的工具，唯有赵铭与余声所代表的变态和畸形能在那样的浑浊之中强大得岿然不倒。但纵使是赵铭和余声亦不是绝对之恶的表征，尽管他们像极了夫妻，可终有一种隔断横亘在他们之间，因为他们彼此“无法原谅对方的邪恶”，也即是说，合谋弑师的创伤记忆永远延宕了他们的幸福。这一延宕是王苏辛坚硬的外壳之下所脉脉流淌的温情，驻扎在人性底部坚守阵地的良知成为了救赎生活持续下坠的最后堡垒，尽管它已愈发像赵铭错乱的记忆一般残破得面目不清。
照相指向逼真、客观的现实主义，如果作为一种文学观的隐喻，那么《白夜照相馆》中对照相术的辩证思索，似乎暗示这位年轻作者不安于单一的写实手法。由此我们可以理解《自由》中的魔幻气氛：高温纪元、“最后的日子”、折叠的城市……小说以横跨五代人的家族史为纬，以每一代人在其所属的历史时点同外部世界的纠葛和挣扎为经，读来仿佛沿着河流上溯，渐渐地在捡拾沿途碎片与诗意的过程里搭建起一个具备完整认知图景的四维空间。而在作者所划定的四个章节的界限间，又牵绊着多缕彼此缭绕的意义枝蔓，这些在自由的母题之下所潜藏着的具备一定抵牾的价值判断的相互冲击、消解和论辩构成了这篇小说最为迷人的魅力。在人类文明的历史渊流里，自由或许是定义最为纷繁绚灿却也最为漏洞百出的概念之一，具体在王苏辛这里，其意旨大体同挣脱一切以血亲为代表的外在束缚，由“你必须做”的消极干涉向“我要做”的积极意义滑动的过程相近。除了第三段故事的主角齐景长外，其余三节的主人公均从“他人即地狱”的污浊世界中抽身而去，最终在小号般高扬的语言里升抵到了纯粹自在的彼岸，这也正是王苏辛在统御四段正片的契子当中所欲图传达的主观理想。然而，倘若我们纵向地把四个片段连缀起来，我们就会发现，如此通过切断全部的外部联系而获取的所谓“自由”不仅不曾让世界变得更好（每一个看似实现御风逍遥的人物都在其后代的故事当中替他们投下了心头无法挥去的阴影），而且也实质上不可能在所有人的身上得到贯彻（齐景长自始至终都不曾摆脱许光明的牵制，即便她肉身死亡亦仍杂拌着“刚才的表情烂进他的肚子”），相反，这种不顾一切、唯我独尊的主体性所吊诡暗合的，其实恰是向天上地下永不停歇地肆意扩张的世界内嵌的运行逻辑，而其所演绎得出的终极结果则是“高温纪元”下所有人类的毁灭。由是看来，对于这种从人类的原始生命本能里萌发出来的美好愿望的单向强化究竟是耶非耶？善恶两端间，每一个自带慧心的读者或许都会得出自己的判断。
不过，对于王苏辛来说，其所真正内心私淑的恐怕还是前者，这也造成我们在读到自由降临的片段时心底按捺不住地涌上炽烈的激越，而在理解质询前者部分的写作时则多少需要具备耐心地按图索骥。这样的偏好当然能够理解，毕竟，现实的挤压已荒诞到了变形的程度，一个具备担当的能动主体总是容易倾向于激进而非保守、应然而非实然的批判立场。不过，对于一个真正渴求自由、尊崇人性的写作者而言，她肯定应该明白，在人性的旗帜之下，自我和非我，主体和他者始终拥有着同等重要的权利，绝对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由其实并不存在，而自由的原则与限度则正是真正伟大的心灵应该去用思辨所因应的挑战。何况，对于一个身处于已经彻底失却总体性的世界的现代人而言，心灵与行动，自我与世界间的矛盾早已是不可跨越的鸿沟。就像存在主义者们所开示的，我们生来自由，但这一命题绝非一个可以盲目乐观的判语，而是指向我们“被迫自由”的孤独宿命。如何在这样的世界之中既呵护自身那颗无可比拟的赤子心，又在同他者既普遍联系又充满张力的关系里寻觅到一种和谐自洽的快乐，这是王苏辛，也是和她一同呼吸着现实雾霾的我们所必须携手直面的考验。毁掉一个人造的虚幻世界毕竟相对显得容易，而顽强地带着一个战士般的果敢与尊严生存在这个布满泥沼的现实世界里则要困难许多。当然，我们绝无让王苏辛退回到同具象现实问题的单纯缠斗之意，相反，这样一种能以超现实的特异感觉表现生存本体的苦痛、绝望与抗争的质素在残雪之后的当代作家身上已着实罕见，只是，正如王苏辛自己在创作谈中所言，“魔幻表达提供了诗意，但更大的诗意在于如何理解这一切，那就是叙述这种转变，陈述一个现实，用熬日子的方式，让有不同又相似的独立人格，连缀成这一片辉煌的世界。文学从‘我’开始，也该由‘我’向前。它在过去，也在当下和未来。”或许，容纳了“非我”的“我”，也会使一个个小小的文学世界起舞得更为飞扬缤纷吧。
《白夜照相馆》读后感(九)：打破现实的边界
和王苏辛有过半个下午的闲聊，聊的不是她自己的小说，而是她作为图书编辑在做的书。一个人的阅读观，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这个人的趣味和深层次的思考。就那次聊天来看，王苏辛在我们这个相对浮躁的时代，仍然在追寻一些不那么“讨喜”的具有追问性的人和书。
后来读到她的《白夜照相馆》，感觉是对聊天印象的加固。这是个长短参差的集子，中间嵌入了名为《伴灵故事集》的掌小说集合，前后则是篇幅接近中篇的短篇。如果按照写作范式来分类，大抵该算作魔幻现实主义。用个更容易的类比，王苏辛的小说，让人想起日本作家乙一。
可能有不少人读过乙一的书，他算是译介比较全的日本作家。《暗黑童话》《ZOO》《平面狗》，以及他用另一个笔名山白朝子写作的《献给死者的音乐》《胚胎奇谭》。乙一的故事很少是百分之百的现实主义，奇异的情节走向背后，核心是孤独的人在残酷世界里彼此取暖或彼此伤害。也因为他的故事恐怖系和温情系分化太大，以至于读者把他的书分作“黑乙一”“白乙一”。
王苏辛笔下那些怪诞的情节，乍一看，对乙一的读者来说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高大而丧失名字的家族，叔叔化作电线杆，擎起整个城市的电流系统；有着尖下巴的鸟人和人类混居，鸟人常因为飞翔的冲动坠楼死去；不断融化的柏油人出门的历险；从某一刻开始，人长到一定年龄就变成兽，所以最安全也最凶狠的是那些尚未变异的孩子……现实的逻辑经过变形，寓言般昭示出青少年成长期那种背对世界同时心怀恐慌的感觉，仿佛既无所不能，又一无是处。阅读的感受很像重温某一时刻的自己，但如果因此判断这是一本青春小说，又显得太过片面。细读之下便会发现，就连王苏辛和乙一的相像，也是一种错觉。
乙一首先不是小说作者，而是剧本作家。他的故事无论怎样奇思妙想，都踩着剧本的圆熟套路：结局要出人意料，内在逻辑要完整。反观王苏辛的小说，则更偏向纯文学叙事者的劈砍。是的，这里必须用“劈砍”才能形容她的风格：那是向着内心和自身毫不留情的举刀，以荒诞为刃，流出的不是血，而是一连串带有梦境气质的对现实的映照。
和书名同题的《白夜照相馆》里，两个抹杀了自己过去的男女，为别人虚构过往。他们用照片构筑的骗局引发了血案，最后揭示出两人师兄妹般的关系背后隐藏的狼狈真相。这个故事有种不动声色的残酷，布局精巧，但正因为精巧，略显匠气。选择把它作为全书的入口，可能是出于编辑或作者本人的谨慎：让读者对整本书的风格来个试水。后面的故事要粗粝得多，也因此有着更加鲜活的质地。
《伴灵故事集》有可能是稍微早期的创作，凝缩了后来的小中篇也屡屡涉及的“异化”。这里面的父母子女的关系总是带着某种紧张感，子女看待父母之间，有着近乎早熟的达观。《我们都将孤独一生》，父母离婚后变成了雕像，一次次止步于由雕像变成人也就是复婚的前一步；《昨夜星光璀璨》，笑死了的爸爸经由妈妈的叙述，从一个平常人变成了英雄，又被时代批判为罪人。无论故事背景如何荒谬，不难看出，讲述父母故事的“我”，生活在一个情感更荒芜、需要更多精力应付现实的时代。在后一则故事的最后，“我”对妈妈说：“严肃的地方才没有雾霾，晴朗无边，夜里才星光璀璨。”
从另一种角度，这一系列故事几乎也可以被看作生态环境小说。《伴灵故事集》中不断被晒化的柏油人还比较像童话，到了《自由》的开篇，世界已热得不堪忍受。齐须旦和她的同龄人一样戴着透明面罩，顶着被晒化后重新装上的假胸部，和幸存的同学组了一场百无聊赖的聚会。如果让七零后八零后作家来写同学聚会，很可能同样出现那种对话无法抵达内心、在某个时刻甚至引发愤怒的场面，但大约不会是在宛如末日的场景之下。尽管王苏辛曾笑着说“最烦被贴上九零后的标签”，我还是从她一次次写到的雾霾和高温中感到了所谓的“代际”。因为她成长起来的世界，毕竟和我们这些在“前空调时代”“前雾霾时代”过完青春期的人有着明显的区别。
《自由》是一部倒叙的城市历史，也是一部看不出救赎可能的家族史。整个家族的每个人都在其生命中的某个阶段，仿佛是命中注定地走向崩坏。高温时代濒临灭绝的“女主角”齐须旦；驾驶地铁驶入无尽黑暗的父亲齐浩孟；然后是齐浩孟从未出现的父亲齐景长的少年时代，他的父母疏离，他一次次给奶奶许光明送饭；齐景长的父亲齐彭殇，有一个歇斯底里的母亲，也就是在早先的段落中损耗完七个饭盒离奇死去的许光明。要等读到齐彭殇的部分，才会发现他算是我们的同代人，而他的少年期，应该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半城市开始大规模建设的时期。读者跟随少年齐彭殇被困在医院的楼顶，目睹城市不断挤压变形，感觉到他因为父母关系而陷入的无措。不妨把《战国风物》里的中年男子齐彭（名字略有不同）看作是屋顶少年的另一个分身，他带着成年的女儿齐须旦，在全家旅行的前一刻抛下妻子，又精心策划了看似事故的自杀。
那种绝望感缠绕不去。如果说破碎的家庭关系是王苏辛小说中的背景之一，另一个背景则是“便宜人群”。对于北漂一族，这个词是一种精准的命名，在《荒地》中，便宜人群甚至丧失了形体，变得越来越薄，会被风吹走，被不那么便宜而具有实体的人在地铁里挤压。我们无法辨认便宜人群的来处，其中有名字的和仅仅以字母出现的人物，都只是生活在“暂安处3区”，为生存在城市中颠沛流离的人。而在另一些故事里，故乡，对于王苏辛来说也就是“中原”，被作为重要的主题。“地区或者故乡这个称谓就像个形影不离的幽灵伴随着一个人的一生。”（《直立行走的人》）
写作者需要一个故乡，不是地理意义上，而是心理意义上的。我们在阅读中熟悉那些湮没在时间中的地点，路内的戴城，徐则臣的花街，双雪涛笔下落魄的东北工业城市。王苏辛的叙事没有明显的故乡风物描写，但仍能感觉到“故乡”在背后的坚硬质地。那是被现代化进程不断涂抹的中原某地，也是她早早离家读书及至工作所停留的远方。可以看到不断重复的意象，地下室，地铁，楼顶，天桥。城市丧失了名字，演变成人与人之间距离感的来源地。她在后记中也提到“如何寻找一张自己的地图”——“这张‘地图’，除让人知道自己此刻所处位置，更说明自己从何处来，可能往何处去。对于那些早早离开故乡的人，这张‘地图’比原乡更能代表故乡。”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特别之处，是王苏辛笔下多次出现的“性别模糊”。《下一站，环岛》中的鸟人赵自鸣，《袁万岁》中的“我”，《自由》中的齐须旦，都是在性别间游移的存在。他们的生理性别不断摇摆，自我认知在此与彼之间跳跃，由性别的不确定进而引发的是身份的焦灼，可以说，他们都在不断寻找自己真正属于的“地图”。更为直接的例子是《荒地》中的赵自鸣——和《下一站，环岛》那个忽男忽女、有着天才头脑却心智不全的鸟人赵自鸣同名，也有着类似的哲人气质。这一个赵自鸣住在地下室，没有正经工作，每天用3D颜料绘制复杂的地图，从小区出口一直往外画到街道上。无数人跟在后面观望他的举动，而他懵然不觉，以为自己是在孤独地作画。他当然也是便宜人群中的一员，虽然他和李挪，以及后来加入他们并且变得越来越薄的何无构成了一个小世界，也无法阻止他们被更大的世界同化，“他们都是城市里的符号。”在故事的最后，他们被排成了城市的地板的一部分。
读这样的故事，不会像阅读“白乙一”那样获得治愈感，更多的是感到灰心丧气，为我们这个空气污染、生存卑微的现实世界。但也许这就是阅读的意义所在。年轻的写作者用她不带肥皂泡幻想的笔调，给了我们另一种观看世界的方式。很魔幻，也不甜美，然而直指内心，让人想起自己也有过的绝望青春，觉得一切未来无非是走向衰颓的过程。最后我们都会渐渐上年纪，也习惯了各种消磨，成为小说里那些内心藏着黑暗的成年人，却没有像他们中的某个地铁司机一样突然发起疯来，把整车乘客带进黑暗的远方。“他发现整个地下都是一片崭新的荒原，无头无尾，无始无终，多么自由。”
*本文原载于《新京报》
《白夜照相馆》读后感(十)：半懂的收获
以往读的书大部分都是小说，比如简奥斯汀，比如毛姆，比如贾平凹，刘震云。所以虽然和作者同为九零后，我却不能完全读懂《白夜照相馆》，甚至连一半都不能懂。书中的短篇都是虚构性的故事，故事背景与现实世界截然不同，却在阅读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感受到来自现实世界的影射。被淹没的环岛让我想到如今冰川融化，陆地正在逐渐萎缩。夏天炎热的大街上不断变矮化掉的人让我想起温室效应气候变暖的现状。你走后，我对着墙壁说话，我想到了科技发达的今天父母孩子的交流却越来越少。为让父母放心而假装与同学打得火热，我想起了喜欢一个人却担心在周围人眼里显得不合群的自己。作者说，所有的写作源于对童年的回味反刍，我却看到了对今日生活的讽刺和担忧。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努力细细品味，反复咀嚼，希望能够成为作者，读懂她的用意，她的想法和思考，但却还是无能为力。 “有时候，因为长久的隐瞒，他已经忘记了自己是怎么来的，又曾经历过什么让他想要忘记。只是这也不重要。他现在走在这里，就是最重要的事实。”不管怎么说，努力过就有意义，安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