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笔记本读后感10篇
《蓝色笔记本》是一本由[俄] 丹尼尔·哈尔姆斯著作，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0.00元，页数：30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蓝色笔记本》读后感(一)：他之言
林亦霖
这本精致的书有个很好听的名字——《蓝色笔记本》，正如其名，书中的内容像是记录在笔记本上的随想，或是敏感尖锐，或是一针见血，都带有浓郁的俄罗斯风格。
正文的写作时间大多是在一战后，到二战的前期，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俄国在此期间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轰轰烈烈。所以，大多数的文字是对于人性的思索。当社会趋于安定，此时笔者的手中仿佛有了一面镜子，透视着周围的一切，虽然部分可能略显荒诞，但细细思索来都是他对于生活的见解。
整本书由很多个小的故事或者感想组成，有的很深奥，有的很浅显。有的写得很长，人物个性很丰富；有的寥寥数字，言简意赅引遐想。颇有点《伊索寓言》的味道。倘若说欧美的文字是侧重一语双光的幽默，中国的文字注重于可意会不可言传，那他的书透露出“高冷”之范儿。很多文字看起来平平，再看还是平平，可当你想了下，哦，是这个意思。对，他的文字需要去思索。根据内容书被分为三个章节：偶然事件，蓝色笔记本和中篇小说。从三个不同的侧面来反映他对于当时俄国社会的见解，偶然事件是他对于生活中现象的反思；蓝色笔记本是从身边的人物入手，以不同人的视角看待社会、看待生命。
给我印象颇为深刻的便是开篇的“偶然事件”和后期的“老头儿之死”。虽然看似两者毫无关联，但都是对于人生的一些见解。“偶然事件”中描绘了很多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情，有些人在做寻常之事时便意外去世了，还有些人在春风得意时命运便同他开起了玩笑，让他由天堂跌入谷底。看似荒诞的简单情节，却向人们诉出人生的种种的可能。人生的“可能”和“不可能”，“幸运”和“不幸运”之间有时差的不是运气，仅仅是“偶然”。不同的事情，同样的结果；相同的事情，不同的结果。“发生”和“未发生”之间隔着那个“偶然”，他想提醒人们注重于那些寻常，和中国的“塞翁失马，焉知祸福”有着其曲同工之妙。荒诞和真实的距离，也就是偶然和必然之间的距离。顺境时，不可得意忘形；逆境时，不要自弃自馁。这就是“偶然事件”后他希望人们拥有的平常之心。
“老头儿之死”是全书的一个亮点，他在经历人生的种种幸与不幸之后开始思索死亡的意义。于是，这篇文字变应时而生。老头即将迎来生命的尽头，可是文中出现的关于“死”的征兆都颇有意思，他的身体中掉出了小圆珠、小方块还有金属棒，就像老去的汽车，一个一个部件坏掉，最后停止运作。他以形象的语言道出人生命的终结，读起来少了些心酸，多了些感悟。尘归尘，土归土。这段描写死亡的言语颇像古希腊时期那些朴素的唯物世界观，人本物质，归于物质，死后虚无。简单而朴素的道理，生动而形象的言语。颇为精妙地联系在了一起。
书中其他的文字，也有着他的“高冷”感觉：高于他的文字功底、一双洞察世间的双眼；冷于他的理性见解、一双揭示虚伪的双手。
他的言，他之言，就像那蓝色的笔记本，蕴含着他的思索，在金色的文学长河中，永恒闪耀！
《蓝色笔记本》读后感(二)：《蓝色笔记本》：屠格涅夫又逃到了巴登巴登
此前鲜少有人听闻的苏联作家丹尼尔•哈尔姆斯，近年来却成为“遗珠”，在俄罗斯及西方受到了广泛的关注。由于独特的表现方法和不留情面也无所畏惧的作品内容，他的作品在俄罗斯，自诞生起便被封禁并不奇怪。而到了此时，他的解禁与日趋“经典化”，似乎也是一种必然。
《蓝色笔记本》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丹尼尔•哈尔姆斯作品集，包含了哈尔姆斯的小说集《意外》、《蓝色笔记本》和中篇小说《老太婆》。他的短篇作品大多极短，以至于几乎很难看出完整的所谓“故事情节”。他时而布局隐晦难解的“文字游戏”，时而将日常生活里寡淡得不能再寡淡的状态平白地呈现在纸面上。任何费心想要为其“作注”，叩问其“意义”的读者恐怕都会无功而返——他其实什么也没写，但是仅仅是这些“什么都没写”的文字，其实把什么都写了。
两个作品集《偶然事件》与《蓝色笔记本》，作品风格上并没有太明显的分别。哈尔姆斯调侃的对象，要么是街上的老太太、“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这些“小人物”，要么就是那些伟大的名字，诸如“普希金”、“果戈里”或者是大英雄“伊万•苏萨宁”。而他对于这两种“角色”的态度又显然是迥乎不同的。写小人物，他的笔触总是看似带着鄙夷，内里却隐藏着深切的无奈和悲凉，譬如《妻子一个人跑了……》一篇里，妻子跑了，留下“被抛弃的丈夫（整天）没有食欲，只是喝了些清茶”。而此时逃跑的妻子却寄来一封信，里面写着关于自己在湖里被狗鱼咬了的悲惨遭遇。丈夫痛心疾首，开始写回信表示慰问，并起身去寄信，结果在寄信的路上捡到了一个装着3000卢布的烟盒。于是丈夫放弃了寄信，“把妻子用紧急件邮购了回来，他们开始了幸福的生活。”
以此为例，任何对这个故事的解读，都很难得出让人满意的答案。哈尔姆斯批判的或许是“拜金主义”，表达的是所谓“情感的虚无”，甚至是在“针砭时政”，表达对现实的不满，但这些强加的观念对我们理解哈尔姆斯并无益处。他从未“虚构任何场景”，去为这些观念服务。他所写的只是日常生活中可能发生，甚至是永远都在发生的事——他笔下的异样都是真实，它们不过看起来荒诞了些——比现实多走了一步。
在哈尔姆斯笔下，人们的情感与动作都被抽离，最终呈现的却又是他们在反复经营的“真实世界”。而那些来自对大人物的想象，同样也是普通人现实世界观念的重要构成。而在哈尔姆斯的文字世界里，这些大人物总是以荒唐可笑的面目被表现——不留一丝情面。“普希金”是个喜欢听恭维话，却永远也“坐不稳凳子”的笨拙老头儿；“果戈里”总爱穿“普希金”的衣服；托尔斯泰酷爱孩子，领养了一个又一个，却还在嚷嚷着“再来一个！”；而屠格涅夫则是个胆小鬼，一有风吹草动，立马就逃到了巴登巴登。至于在俄罗斯家喻户晓的大英雄“伊万•苏萨宁”，到了他的笔下却成了一个“像蛆虫一样”狼狈的倒霉蛋。如果说哈尔姆斯写平常人，是在通过“去真实”，寻找生活悲哀的真相，那么他写这些“大人物”、“民族之魂”时的“粗鲁无礼”，则更像是试图用戏谑做武器，戳穿“崇拜”的把戏。多数人读到哈尔姆斯会感到不适，而那只是因为这世上本就没有神，人们只有渴望着神，才能持续自己的庸碌。
关于丹尼尔•哈尔姆斯本人，他原名丹尼尔•尤瓦乔夫，“哈尔姆斯”是他为自己取的笔名。这个名字来源于英语词汇“charms”和“harm”，二者分别意味着“迷人”和“伤害”。而这个笔名的另一重意义则是家喻户晓的大侦探福尔摩斯名字的谐音——哈尔姆斯说，他也在以此向这位行走在伦敦的迷雾里寻找真相，驱散罪恶的大侦探致敬。可哈尔姆斯自己的任务似乎比福尔摩斯要艰巨得多。他的周围是迷雾，脚下的大地亦浑浑噩噩、惴惴不安。也许只有“迷人的伤害”，才能唤醒些什么——在自己的时代，“哈尔姆斯”被封禁销毁，作家本人亦早早离世，可文字的力量，正在于它倘若不朽，便必然永不会被磨灭。
我不太熟悉俄罗斯文学，其实并不大能深刻理解他诗歌的含义，更不能去剖析其中的深层次含义。但诗歌中会出现很多我们认识的名人名字，是一种调侃，也是一种孤漠。哈尔姆斯的行为及成就在当时是无法被时代所接纳的，对更多人了解他的是儿童作家，虽然现在也正在慢慢被人所熟知他带来的革新意义，但还没能达到相应的重视度。而他的诗歌创作正是沿着“异样文学”的创作思路,以结构上的混乱和事件的荒诞性刺激读者的感官神经。
但我去了解了一下哈尔姆斯，在他的短篇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死亡，这是他特有的戏谑风格，但不过是一种策略，用以展示人性现实的黑暗成分。作品中无法理解的失踪事件，和漫画式的暴力场面与20年代社会人性的实质行相不悖。暴力和荒诞描写贯穿其所有人性主题，其喧闹的风格表象下，潜藏着他将其嘲讽美学解构与其后更为黑暗的成分相结合的高度技巧。
他的很多故事里的人物都是松散的，直到最后才能点题，甚至有一些故事到最后也能让人一头雾水，除非理解到其中的深层次含义，比如《街上发生的事》、《坠落的老太婆们》等等，我透过其他专业人士的分析再回过来去看诗歌的时候，才有一些思绪。
他拆解一切传统叙事的牢固支撑，将它们分崩离析，在作品中刻意淡化具体时代和具体的社会背景，其笔下的梦境、窗户、公交车、道路和楼房，从来不与具体的空间形式相联系，这使得他的讲述如梦的呓语一般模糊不定，同时又获得了普遍的、永恒的意义。他关注的是所有的人在普遍的社会中所面临的生存境遇，是人类最基本的物质和情感诉求。
这些故事中不安的成分越多，作品的荒诞意味也就越重，最终你会发现，个体的存在正挣扎在这样荒诞的泥淖里不得解脱，直到没有征兆的死亡突然到访，结束这意识浅薄的生活。但于我们来说，很可能看到结尾会想到：怎么就走着走着就死了、为什么毫无征兆地打架……这些都需要我们了解了哈尔姆斯的特色和背景才能更好地去读懂他和他背后的荒诞文学。
荒诞文学更多地是反对戏剧传统，摒弃结构、语言、情节上的逻辑性、连贯性；通常用象征、暗喻的方法表达主题；用轻松的喜剧形式来表达严肃的悲剧主题。所谓的荒诞，就是各种不可知力量相继作用的结果。从哈尔姆斯作品中的人与人之间的互相躲藏，不安的生命真实感和不起眼的细节。虽看似怪异荒诞，但其背后都是不可获知的讽刺或教育意义。
最后——暴露我的无知：只能读得懂很少少的我将会持续关注关于他的书~
《蓝色笔记本》读后感(四)：《蓝色笔记本》：哈尔姆斯的异样与怪诞
文/吴情
俄罗斯文学进入中国已有超过一百多年的时间。对多数中国读者来说，俄罗斯作家的作品，一方面因其对道德（尤其是自由灵魂）和宗教的不懈追问引起不少人的共鸣，另一方面也因强烈的社会关切与现实精神时时作为中国的参照。我们很自然地想起敢抨击沙皇的普希金，念及书写《罪与罚》时希冀宗教救赎人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揭露苏联大清洗真实面貌的索尔仁尼琴。对俄罗斯文学（广义上包括苏联时期的文学）形成以上认知算不上是错误，但类似的单一刻板印象，很可能让我们忽视了俄罗斯文学本身的多样性。而在多样性之中，“异样小说”作者丹尼尔•哈尔姆斯，便是个无法忽视的存在。
丹尼尔•哈尔姆斯原名丹尼尔•伊万诺维奇•尤瓦乔夫，1905年出生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市，曾就读于德国贵族中学。1928年，哈尔姆斯参与成立了“真实艺术协会”并积极发表作品。在今天的俄罗斯，哈尔姆斯以儿童文学的创作闻名，不过，他的“异样文学”书写（主要是小说），则更为评论家和相关领域的学者称道。《蓝色笔记本》收录了哈尔姆斯在1933—1939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共20篇，合为集子《偶然事件》，还收录了短篇小说集《蓝色笔记本》，以及一部中篇小说《老太婆》。
哈尔姆斯的“异样”与怪诞，首先体现在主题方面的含糊性（某种程度上，很多篇反主题，至少是曲折难解的）。《偶然事件》中，多人先后死去，彼此之间似乎存在关联，但语焉不详，从而也就无法判断，正是这种信息的不足造成人不可名状的恐惧。《视力错觉》中，近视者戴上眼镜、摘下眼镜，分明是两个世界，但主人公宁愿相信不戴眼镜看到的虚假的平和世界，也不愿意接受真正对他表示恶意的真实世界；人的自欺，岂止是一副眼镜所能解释的全部？《普希金和果戈理》颇有些历史戏说的意味（两人从未相见），两个人彼此给对方使绊子，滑稽行为背后满是欢声笑语。普希金对于果戈理以及之后的俄罗斯作家，恐怕都在使绊子：既是学习的模范，也是时刻希冀超越的对象，大作家的阴影下，谁能摆脱“影响的焦虑”？
其次，艺术手法上的独特性。哈尔姆斯广泛采用现代主义（尤其是未来主义）各种艺术手法，比如拼贴、误写、蒙太奇，同时杂以同词异义、小说中的戏剧独白体、元叙事、语言试验等。《箱子》中，一个钻进箱子的男人考验生存和死亡之间的力量，最后得出的结论却是，“‘这么说来，生命以一种我不知道的方式战胜了死亡’（原稿上的附言：生活战胜了死亡，死亡战胜了生活，哪个是主格，哪个是宾格。）”重大的人生命题，在语言的主、宾格之间摇摆，因为“生命”和“死亡”都能做句子主语，但意思截然相反。生活和语言，究竟谁规定谁？《比特马洛夫与卡马洛夫》仅两句：“比特马洛夫：哎，卡马洛夫！我们来捉蚊子吧！卡马洛夫：别，我还没准备好。还是让我们捉猫吧！”俄语中，“卡马洛夫”与“蚊子”是一个词，顿时笑料四溢。
再则，哈尔姆斯很多小说乍看荒诞不经，实际上都指向了人的存在本身。《Biu》中，夫妻俩过着普通日常生活，妻子在时时忙碌，丈夫不但不帮忙，反而时时发出怪声“Biu”来干扰。感情破裂的原因，表面微不足道，实际上却是两颗心之间的隔膜，责任主要在丈夫。《全面研究》中，医生给病人服用药丸杀害他，借此研究死亡这一现象，医学的目的在于服务生存，却被人变相作为杀人合法性的论证，本末倒置的荒诞背后，何尝不是另一种真实？救人杀人，界限有意模糊。《有一个工程师给自己制定了一个目标……》中，工程师建造大型的砖墙，建成之后却“万分沮丧：用这堵墙来做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我们对存在意义的追寻，不也如此？兴冲冲自以为真理在握，自信昂然诉诸征服，最后只换来了美梦和激情的幻灭。
如要转载，【豆邮】联系。
《蓝色笔记本》读后感(五)：《蓝色笔记本》：在苏联时光里的“罪与罚”思考
《蓝色笔记本》：在苏联时光里的“罪与罚”思考
苏联时光结束了，它所隶属的文学也随之遭了殃。这个崩溃的体制，当初为建构这个体制的所有的上层建筑范畴里的文学作品，都必然地置于重新审视的地位。而唱衰这个体制的文学作品，却担负起了苏联时间里的最有价值的文学珍存。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也是受到功利主义的因果性逻辑左右的。
正是因为如是之故，苏联时光里的文学作品，现在被奉为圭臬的作品是《大师与玛格丽特》，但这类带有强烈的知识分子自恋味道的作品，能否全面地反映苏联时光里人们的精神特质，似乎没有人愿意去考究。苏联文学被剔开之后，白银文学被寻找出来，以取代大厦倒塌之后的精神创造。
白银时代文学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已经结束，之后时代的苏联文学的异样小说，继续被发现、开掘与重审，以能够从这类文学作品里，去寻找苏联时间里变迁的痕迹以及潜伏的帝国大厦的阴影(其实当年苏联后期的作品如《断头台》、《小铃铛》已经能够看到帝国崩溃的先声了)。
丹尼尔•哈尔姆斯就是这样的一位作家。在以前的苏联作家群里，从没有听说他的名字。他出生于1905年，去世于1942年，年仅37岁。最近他的小说集《蓝色笔记本》中译本问世，我们借此可以一窥苏联时光里的另一种视角观看到了哪些异样的信息。
收在集中的小说篇幅都很短，几乎都是千字左右的小品文，命名为短篇小说实在有一点牵强，最末一篇的《老太婆》在篇幅上属于中篇小说，倒颇给人非常适宜的解读的份量。
《老太婆》的故事情节很简单，写于1939年，这时候作者离他被捕的1941年不过相隔两年左右，被捕的原因，在译者的序言中称“散播诽谤言论和失败情绪，煽动人民对苏联政府的不满骚动”。可见，他当时犯事的时候，罪名基本可以等同于“思想罪。”而作为一个作家，他的小说无疑是解读他的内心思想意图的一个最好的标本。
《老太婆》讲述了一名写作者，困在屋子里，整天思考的是如何灵感迸发，下笔如有神，但是，就在他绞尽脑汁地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他突然发现有一个老太婆来到了屋子里，而且莫名其妙地死了。
“老太婆”这个意象，在作者的书中多次出现，绝对不是一个美好的名词。
在其中一篇《我不喜欢儿童、老头、老太婆》的短文中，他直言“把儿童毒死——这很残忍。但是总要对他们做点儿什么！”
这是否是作者的内心的心态，不得而知。但是作者这一生中却把很多精力放在童话的创作中，为儿童提供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童话作品，可以看出，作者对儿童还有心有所爱的。这种对儿童的誓言般的仇恨态度，在《老太婆》这篇小说里也作了详细的描写，小说中的主人公也流露出对吵闹的小孩子的惩罚妄想。希望他们都染上破伤风病毒，这样他们立刻就没法动弹了。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笔下的人物心态，并不一定就代表作家内心所想。这种谁更能表达出作家内心的所思所想，如果碰到一位曲意掩饰内心真实用意的作家的话，那么，必然会导致莫衷一是，疑云重重。
作者在短文中，同时表达了对“老太婆”的仇视：“对那些具备睿智思想的老太婆们，最好用马缰绳捆上。”（P228）
那作者喜欢什么？短文里写道：“我只尊重年轻的有活力的丰满女人。”作者的这种大胆无忌在本文中还有更加露骨的表现。在短文的最后，他写道：“什么是花朵？女人两腿之间的气味要怡人得多。这都是天性，因此没人敢因为我的话而感到愤慨。”
我们都说作者的小说很难懂，但作者的这一段话虽然可能让我们不适，但我们不得不感到它的诚实。我们不由想到中国闻人贾宝玉所论述的女人三变，“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到老了，“更变得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有没觉得中国作家与俄罗斯作家英雄所见略同？
丹尼尔•哈尔姆斯在这篇短文中寥寥几笔的思考，基本提取的是《老太婆》里的中心主题。小说里的“我”喜欢在室外遇到的一个迷人的女人，本想把她带回家来，但是，意外地鸠占鹊巢的老太婆让“我”无法带回一个心仪的女人。无奈之下，“我”不得不处理这意外闯入室内的老太婆的尸体，把她装入箱子中，带出去，准备埋了，没想阴错阳差，在火车站上厕所的时候，这箱子竟然被人给偷了。小说就此戛然而止，留下了一个荒诞的带着黑色幽默的结尾。
这篇小说究竟表达了什么？对照作者的短文，可以看出，年轻的女人与老太婆构成了一对对立的价值取向，老太婆正如宝玉形容的那样，是死鱼眼一般，散发着腐烂的气息，她代表着死亡、丑陋、恶心，她贸然地出现在自己的生活中，可以说是社会上一个纠缠不清的黑暗势力的象征，她无孔不入地闯入“我”的生活，挤占了“我”的正常的对美的诉求，包括连追求美好、美丽的机会都给剥夺了。这个小说使我们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经典小说《罪与罚》，里面的大学生也是因为痛恨从事高利贷的房东老太婆而杀了她，但因此而背负着精神的折磨。在《老太婆》里，我们看到了“罪与罚”在苏联时光里的新的演绎，而这种罪，相比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更缺乏前因后果，老太婆就像幽灵一样死在自己的屋子里，显示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更加随机，更加无缘无故，“我”背负的罚，根本不是源自于自己的罪，罪是突然地强加于自己的，不知前因，而罚，同样是没有现实的具体惩罚，却无处不在地破坏了自己的一切，“我”连想都没有想去澄清自己的罪，因为“罪”在小说里是一种来无踪、去无影但却确凿无疑的方式存在的，这就是作者在小说里描写的罪的可怕，由此导致的“罚”也是渗透到所有的时空里，在任何地方都能感受到“罚”对自己的威逼，甚至于在处理“罪证”的时候，命运也开了一个恶作剧的玩笑，竟然让装有尸体的箱子被盗走了，可想而知，下面的结果会是真相暴露，“罚”必然是必然的结果。但仔细回想一下，这个“惩罚”真的是源自于“罪”吗？
这种真实与虚无的纠结，是作者对现实人生的切实感受，也是他的艺术发现。这一观念在小说集中多处得到了描摹与反映。比如在《关于现象与存在№2》中，作者描写了一只酒瓶与拿着的人，这看似一个存在，但作者一步步地抽空了人物与酒瓶的真实性，最后作者说明了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到了最后，作者的结论是：“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P162）这种真实性的难以确认，正反映出作者内心里对现实感知的迷茫，就像《老太婆》中无中生有的“罪”，都显示出一种存在，能够在虚无中虚妄地诞生。作者一次次地申说这种独特的不祥的感受，不能不说来自于他对时代的一种体认与觉悟。
在作者的短小精悍的小说里，我们能始终看到一些共同的意象，不断地在文本中闪烁，比如死亡无孔不在，但又波澜不惊，随随便便，一个生命就完了，但作者好像见怪不怪，见惯不惊，以一种极其平淡的口气，述说着死亡在这个社会到处穿行，几乎成为生活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佐料。另一个意象，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暴力冲突，在很多篇章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两个人莫名其妙地诉诸于拳脚，展开了暴力冲突，而这种暴力方式，在作者的笔下，是以一种重复的方式周而复始，产生一种排比式的对应，看起来毫无意义，但暴力的迸发本身，就已经折射出作者感悟到的社会流行病症，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在文中荒诞的表象背后的蕴含的确实意义。在作者的小说中，我们还能感受到一种“禁锢”意象在社会上蔓延，如《有一个工程师给自己制定了一个目标……》一章中，一名工程师建造了一堵横跨彼得堡的巨大砖墙，“用这堵墙来做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P177）。如果我们对应于二战之后修建的柏林墙，或许能够感受到作者的超前预言的社会分裂的事实。在《真奇怪，奇怪得难以言喻……》一章中，继续对墙的背后的真相进行了寓言式的揭示，作者写道：“在墙的后面，就在这堵墙后面，有一个人在地上坐着，伸开长长的两条腿，脚上穿着棕黄色靴子，面目狰狞。……他是什么人？他难道不是从假想的虚空中飞向我们的死亡生活的一部分吗？”（P187）这一墙后边的死亡威胁，我们可以感到与“老太婆”附带的死亡阴影如出一辙，都反映出作者内心里的焦灼与恐惧情感。在《全面研究》一文中，一名医生药死了刨根问底的病人，称“死了，就再也不能在地球上找到问题的答案了。”（P141）这种毛骨悚然的医院一隅，我们不难看出作者所针对的现实标的在哪里。在《老太婆》这一中篇小说中，作者在小说里所进行的对信仰的思考，不可谓不鞭辟入里，入木三分。小说中的我认为：“不存在信仰或者没有信仰的人，只有愿意相信和不愿意相信的人。”“我”的朋友接着说道：“也就是说，那些不愿意相信的人，已经信仰了别的什么东西？而那些愿意相信的人，已经事先什么都不信了么？”（P265）。这种高密集的哲理性分析，我们可以玩味再三，从中能够对信仰的真假与背后的真谛多了几分深度解读。
在作者的小说集中，我们还看到作者以搞笑的方式，编写的一些著名作家如普希金、果戈里、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的名人轶事，其实，这些明显出自作家别有所指的段子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作者对社会更丰饶现实的影射与透视。比如在《愉快的孩子们》一章中描写了众多作家的匪夷所思、闻所未闻的虚构轶事，细究起来，很有意思。比如，沙皇写了一句诗，被普希金引用，后来沙皇再提到这句诗时，皇后反认为沙皇是抄了普希金的。这里其实反映了一种话语权的强大，即使如沙皇这样的世俗权力最大的人，在普希金的名声之前，也难以拥有自己创造的一句诗。还有一篇，普希金看到果戈理穿着自己的衣服，便对妻子叫道：“快来看，我回来了。”（P117）。把人靠衣裳马靠鞍以一种搞笑的方式呈现出来，我们从中看到的却是人的身份，在衣服加盟之后所导致的异化，引申开去，一个人的存在，往往会因为受到它挂的招牌影响而决定它的内里。
《蓝色笔记本》尽管所收小说篇幅短小，读起来因为不够连贯，而难以把握它整体的意蕴与实指，但是，寓言式的小说风格还是极大丰富了小说文本的弹性空间，可以让我们读出更多的人生的况味，看到作者所生活的苏联时光里的另一种生活层面。
《蓝色笔记本》读后感(六)：丹尼尔·哈尔姆斯笔下的“暴力世界”
文/张猛，原文刊发于《新京报·书评周刊》2017年2月18日，题目为《丹尼尔·哈尔姆斯：当荒诞成为日常生活》，有改动。
俄罗斯作家丹尼尔•哈尔姆斯的作品自从上世纪80年代被翻译成各国语言陆续出版以来，被读者和批评家贴上的标签中最多的就是“荒诞”。哈尔姆斯故弄玄虚的姿态和颠三倒四的文字游戏，让他的读者们投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解谜游戏。或许正因为那些脱离了日常思维模式的场景，使得人们更愿意相信他的作品属于任何时代，而单单忘记了作家本人生活的那个特殊年代：哈尔姆斯正式的创作年份大约开始于1926年前后，直到1941年二战爆发，这期间整个苏联最举世瞩目的人与事，莫过于斯大林和他1934年发动的、一直持续到二战前的“大清洗”运动。
这场“大清洗”旨在揪出人民中的“敌人”，受到运动迫害的人来自苏联各个阶层，没有来由的暗杀、逮捕行动造成苏联民众内心持续的震荡，权力机器之于人民，就像哈尔姆斯小说中悬在头顶的石头，谁也不知道哪天出门会被不幸砸中。据哈尔姆斯的妻子马琳娜•杜尔诺娃回忆，哈尔姆斯本人也曾被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人员传唤，“他极度害怕。他想，自己会被逮捕、收监。但很快他回来了，说人家只是问他，他是怎样在儿童剧场表演魔术的。他说自己因为害怕不能够展示，两手不停地发抖。”
这种个人经验自然反映在他创造的人物身上。一些手无寸铁的普通人终日处在战战兢兢的状态中，被一种不可知的力量攫取，他们神情恍惚，无法正常生活。在小说《梦》中，卡鲁金睡觉时，一连做了好几个梦，在这些梦中，一个警察时而从他身边的灌木丛旁走过，时而坐在灌木上。多次入睡未果，卡鲁金在床上大喊大叫，翻来覆去，但他已经不能醒过来了。最后，他由于“一无是处”，“被人对折两半，像垃圾一样扔了出去”。这样无辜遭到迫害的人随处可见，譬如那个追帽子的长胡子老头被“警察和一位穿灰色套装的公民”抓住，不知送到了什么地方（《帽子》）；教授的妻子因为在房间哭自己的丈夫而被人们送到精神病医院（《教授妻子的命运》）等。而哈尔姆斯写于1937年的一首诗歌《有一个人离开了家》，更像是一首沉痛的政治哀歌：那个具有坚强意志力的流浪者，长途跋涉、忍饥挨饿，却最终在走进森林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在我们的语境里，“文革”时期那些在半路被叫去“问话”的知识分子大概也是如此，他们的失踪对于家人来说，成了“不能问的秘密”。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小说中人物的行为总是显得怪异、荒诞、不合情理。俄罗斯学者格利勃•舒里比亚科夫认为，在哈尔姆斯情节万花筒的背后隐含着一种“铁的逻辑”，那就是“有关恐怖的逻辑”，“恐怖是那个时代背后一切情节的推动力”。彼得•列昂尼多维奇能够容忍自己的妻子与其他人通奸，仅仅因为妻子手里握着一个公章（《意外的酒宴》）；被砖头砸中脑壳的先生镇定自若，告诉围观的人们：“不要紧张，先生们，我已经注射过疫苗。你们看没看到我右眼里突出的石块？这也是某天的遭遇。我已经习惯了。现在我已经无所谓了！”（《砖头》）。福柯谈到的“权力呈毛细血管分布”在哈尔姆斯作品中，甚至体现到房屋管理员身上，因为唯有他可以在小女孩的额头上盖上戳，证明她是否死亡（《父亲和女儿》）。这种“恐怖”的逻辑对苏联公民施加的影响是不动声色的，尽管今日的读者读到这些情节会觉得匪夷所思，然而小说中的其他人，那些观望的“人群”却默认这一切是合情合理的，在那样“铁腕统治”的时代背景里，接受一切强权和暴力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对权力机器的畏惧使人民谨言慎行，而频繁出现的暴力事件又让他们对别人的得失表现出异常冷漠的态度，仿佛他们对死亡已经司空见惯。哈尔姆斯不仅描写“突然而至的死亡”，还着力表现人们对“死”的围观，他们把这当做一种茶余饭后的娱乐节目，当做无聊生活的慰藉。一个老太婆从楼上坠落下来，摔伤了；第二个老太婆为了看她，也掉了下来；第三个老太婆又好奇地探出头去……（《坠落的老太婆们》）有两个人从五层大楼上摔了下来，依达•马尔科夫娜从窗户上看到了他们坠落，从身上扯下衬衫擦拭玻璃，以便于让自己看得更清楚，而另一个依达•马尔科夫娜取来钳子拔掉了窗户上的钉子，朝下张望。“街上已经聚集了不多的几个人。警笛声响起，一个矮个子警察不慌不忙地来到计算好的地点。”（《坠落》）还有一篇《我们这条河的岸边聚集了很多人……》，文字十分简洁凝练，没有任何外貌和神态描写，却让我们对当时的场景感同身受，触目惊心：
我们这条河的岸边聚集了很多人。团长谢普诺夫在河里溺水了。他呛了水，肚皮不时浮出水面，叫了一声，又沉入了水里。他的胳膊胡乱拍打着，又叫了起来，希望有人救他。
一群人站在岸上，忧郁地看着。
“这人溺水了。”库兹马说。
“显然是溺水了。”戴着便帽的另一个人确认道。
确实，团长溺水了。
人群渐渐散开了。
这种面无表情的群像正是那个时代普通民众的写照。他们早已经见惯了这样的死亡，没有人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死亡机制”早已使他们的情感固化。教科书和政治宣传把他们锻造为国家的“钢铁战士”，他们作为苏联集体主义思想教育的“产品”极具爱国主义和集体荣誉感，但作为单个的人，他们对身边的同类产生不了悲悯情怀，甚至他们对于自己也是麻木的，不允许自己夹杂过分的“私心”。就像教授的妻子，当她被人无端送入精神病院之后，她顺从了这样的命运，并终于被改造成精神病人，“手里握了个渔竿，在地上钓看不见的鱼。”
内心的恐怖压抑太久，只会以更加暴戾的形式呈现出来。哈尔姆斯对于“斗殴”这件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喜欢描写人与人暴力冲突的场面。除了《“喝醋吧，先生们。”舒耶夫说……》、《格里高利耶夫（打了谢苗诺夫一个耳光）》、《马什金打了科什金》、《猎人们》等几篇“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被动接受的暴力模式，也有些篇目着力表现斗殴双方互相攻击、不分胜负的局面：“辛卡打了费济卡一个耳光，然后藏到了五斗橱下。费济卡抄起一个火钩子，把辛卡从五斗橱底下捅了出来，拧掉了他的右耳朵。辛卡从费济卡手里脱了身，手里攥着拧掉的耳朵，朝邻居家跑去……”（《卑鄙的人》）哈尔姆斯很少写到斗殴的原因，他也不会花费笔墨写他们的神态、打斗时使用的语言，我们能看到的就是“战况”和双方的“战果”。失去五官和话语言说能力的两个人摩肩擦踵，选择对方的身体作为发泄的靶子，这既是个人表达情绪的路径，也是对国家管理策略的模仿，“复仇”或者“伸张正义”的必要性已经不复存在，“暴动”本身带有明显的机械性质。例如这一篇《私刑》：
比特洛夫坐在马上，向人群发表讲话说，在这块如今是大众花园的地方，将会建一栋美国的摩天大楼。人们听他讲着，看得出，他们对此很赞同。比特洛夫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了点东西。这时人群里有一个中等个头的人跳出来问比特洛夫，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了什么。比特洛夫回答，这只和他自己有关。中等个头的人不依不饶。你一句我一句，两个人就吵了起来。人群都同意中等个头人的观点，比特洛夫为了保命，催马飞奔，在转弯处不见了。人们十分激动，由于缺乏其他的牺牲品，他们抓住了中等个头的人，把他的头拔掉了。拔掉的头颅在马路上滚动着，卡在了下水道的盖子里。人群发泄了自己的激情，散开了。
在这里，暴动群众的行动能力远远超过了他们逻辑判断的能力。一开始他们被比特洛夫的言论所吸引，后来持相反态度的中等个头却又左右了他们。但无论如何，这些“观点”并没有与他们的生活发生任何实质性关联，他们只是被一种慷慨激昂的情绪所左右，渴望借用一种“暴力”表达自己的激情。乌合之众的群体性行动总是带着些许悲观的调子，因为他们常常处于理性的外围，仅仅受制于一种狂热。正如斯大林发表重大讲话时，台下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苏联公民们不知道自己欢呼的到底是什么；当长年累月受到恐怖压制的人们将这些情绪以暴力的形式发泄出来时，他们也不知道应该反对谁，暴动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蓝色笔记本》读后感(七)：为庸众画像
儿子带回来的书。
不了解作者何人。翻开书跳过总序译序，直接读的小说，开始的30篇是偶然事件，都是一两页一篇，读起来完全摸不到头脑，非常无厘头，或许是几个人争辩7还是8 在前头或许是捉蚊子呢还是捉猫？又或者带上眼镜有松树，怎么摘掉没有呢，也许三行也许二十行。还有普希金果戈里互相绊脚。
超出我的阅读体验的书。小说？这是小说？这是写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小说。
返回前面度译者序，原来这是先锋小说，作者哈尔姆斯一直湮没无闻，最近才又被挖掘声名鹊起。又跑到豆瓣来找评论，看看其他人怎么读的，我倒是觉得让德文字有启发，当抽象画来读才好，毕加索的后期画不就是这个视角下的眼睛，那个视角下的鼻子身体，初起时看着怪异，看多了就和谐顺眼多了，印象更深。
抱着这种想法重读，很多短篇确实滋味不同，看似荒诞不经的场景如果抽离出来难道不是某些场景的再现么？只是他在30年代就表达了。简单的几个句子胡乱重复，就像生活里某个瞬间，被解剖然后换个样子写出来。盲从的爱热闹的庸众，无知又麻木上演一出出悲喜剧。
更多的就像脑子中的胡思乱想被他记录了下来，也许有意义也许有深意，就是这么没条理的记录，因为短小所以读起来不累，文字生发画面，还想一读再读，想挖掘出文字背后的深意来，或者想看他还会开出什么脑洞，怎么调侃俄罗斯的那几位大作家，以及生活中的你我。
这本书对我是阅读中的超新体验，推荐体会。
《蓝色笔记本》读后感(八)：成年人的脑洞碎片
成年人的脑洞碎片
文/米雪
儿童的想象丰富，未曾经历世事艰难、人间坎坷，他们的脑洞大开，天天都有数不清的“为什么”问题。丹尼尔-哈姆斯就是一位出色的儿童作家，他的很多儿童文学作品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一时家喻户晓。所以，当哈姆斯的脑洞对准了成年人世界的时候，他又变成了荒诞派作家。
这一位被誉为“荒诞派”先驱的哈姆斯，是俄罗斯著名的诗人，小说家，同时也是“真实艺术协会”创建者和重要成员。他的作品风格与我国读者普遍共识的俄罗斯经典文学不同，他的作品充满荒诞，意识流，蒙太奇，语音拼贴，情节模糊等，确切的说，很多短篇小说甚至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或者真正意义上的主角，是俄罗斯文学“异样文学”“异样小说”代表之一。尽管有的短篇小说短的就像个脑洞碎片，但因为是着色于苏联时期的语言片段，它们本身就有很多不言而明的意义，而哈姆斯的遭遇更类似于中国清朝时期的“文字狱”，更可能深远的文学延伸在他37岁时候戛然而止。
《蓝色笔记本》是哈姆斯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共分成三个部分，《偶然事件》，《蓝色笔记本》，《老太婆》，前两个是短篇小说集，后一个是一篇中篇小说。而封面黑色底色和金色的字体，一如俄罗斯文学的深重和冷峻。
在他的笔下，有普希金、托尔斯泰这样的大人物，也有连名字都没有的单个的个体，孩子，老太婆，教授，天才……在《愉快的孩子们》里，尼古拉一世，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里，莱蒙托夫，车尔尼雪夫斯基，赫尔岑等大人物，无论是真实生活中有密切联系的还是毫无关系的人物，在他的笔下，顶着这样的名字充作了這篇小说的人物，推动着情节的发展。本来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故事，然而人物们披上了各色大人物的着装，看起来既荒诞又有趣。好像整个苏联的大人物都是愉快的孩子们。他们做的事情都是孩子们做的事情吗？好像是，也好像不是。小说里发生的事情是真的吗？有真的，也有假的。
哈姆斯的小说不仅故事的情节和人物与众不同，就连小说题目也有很多出人意料，夺人眼球的。如《“喝醋吧，先生们。”舒耶夫说》，《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朝水杯里吐了口痰》，《一只苍蝇撞到了一位奔跑着的先生的额头》，《电车驶来。车里坐了8位乘客……》等，这先声夺人的题目，一如哈姆斯的创作风格，荒诞不经，语言经常断片儿，既存在，又另类。
在电影《头脑特工队》中，“快乐”唤醒了小女孩潜意识中可怕的小丑。而哈姆斯的经过扭曲、变形的简练文字，描摹了世间百态，就如同那个可怕的小丑，正是人们最真实的内心反应。他的小说，是长期压抑之下人们的潜意识的再现。
他的小说更像是以苏联为底色的一张画纸，哈姆斯拿着饱满墨的画笔任意挥洒，飞舞的墨水在画纸上氤氲开来，加上他的那些随意写出的各种笔画，构成了哈姆斯的小说原材料。当他需要讲这些思想深处的本意表现出来的时候，就拿一把大剪刀，咔嚓咔嚓，将带着底色画纸裁剪出来，这个小说或许只有头，那个小说或者只有尾，抑或是无头无尾的意识片段。虽然是英年早逝，但是思想却更长久的闪光。
《蓝色笔记本》读后感(九)：哈尔姆斯的黑暗料理
——读丹尼尔·哈尔姆斯《蓝色笔记本》 作家王蒙说：“作家写作就像做菜。”想来确乎如此。要不怎么会有人说：某某的文章写的单调枯燥，一点滋味也没有。以菜而论，俄罗斯文学可以算得上是世界文学圈的“大菜”、“硬菜”，都是有嚼头的“大鱼大肉”。以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等为代表的一众文豪，时不时就写出一部又厚又重的“史诗巨作”。 不过，俄罗斯文学也不尽然如此。比如丹尼尔·哈尔姆斯就与我们熟悉的俄罗斯文学传统完全不同。哈尔姆斯出生于1905年，与《静静的顿河》的作者肖洛霍夫同岁。因与苏联时期“主旋律”不符，不到四十岁就饿死狱中。几十年后，他的作品才重见天日，旋即被欧美评论家称为“荒诞派先驱人物”。时至今日，他的作品才被引进中国。阅读他的小说集《蓝色笔记本》（含124篇短篇小说和一个中篇小说），品尝其中的一个个简短、怪诞、超现实的故事，仿佛在吃一顿味道诡异“黑暗料理”，足以颠覆一般文艺青年对俄罗斯文学的印象。 在《蓝色笔记本》中，不少小说的开头就很“另类”。比如“一个细长脖子的人钻进箱子里”；“有一个小女孩鼻子上长出了两条蓝色的带子”；“有个老头儿的鼻孔里跳出一个小圆珠”；“一只苍蝇撞到了一位奔跑着的先生的额头上，它穿过他的头颅，从他的后脑勺出来了”……怪异而荒诞，刺激而又有诗意。当然，这些小说与卡夫卡的作品又有不同。卡夫卡的小说虽说荒诞，但好歹故事发展、起承转合还是完整的，读起也还顺畅。但哈尔姆斯完全不顾及故事完整性，其笔下小说故事情节是零碎的，有些只是一些片段，或一两句对话。这种怪诞的“黑暗料理”的风格，要么使读者放弃，要么就是细细品味。 以小说集中第一个短篇《第10号笔记本中》为例，哈尔姆斯用不到140个字就完成了这个作品。小说第一句写道：“有一个红头发的人，没有眼睛和耳朵”，然后写道“（他）什么都没有！因而不明白这里谈的是谁”。实际上，这个“人”，除了红头发一个特征外，其他作者什么为没有交代，读者也无法知道这个人存在的意义。作者最后一句写“我们最好还是别再谈他了。”仿佛是作者和读者在谈一个人，一个我们都不了解的人，一个没有故事的人，空白的人。有啥可谈的？或者说你只是知道某人的一个特点、一件事，其他的信息你都不掌握，然后你就自以为是的大肆谈论某人。这种无聊而荒诞的行为，在我们生活中，不经常在上演吗？ 阅读哈尔姆斯的小说，我们读不到“理所当然”的故事，一切都那么夸张而无稽，让人膈应。似乎别的作家都走着一条标有标记的路，而他偏偏走一条布满坑洼的路，没有英雄，没有宏伟，没有希望，只有凡人、琐碎和怀疑、讽刺。然而，就是这些简短、刻意追求的无厘头似的小说，对真实的日常生活不无揭示。也许，只有荒诞的形式，在政治高压的年代，才能抒发作者内心的情感，才符合对现实的描述。 值得一提的是，哈尔姆斯在多篇小说中拿那些俄罗斯文学大碗开涮。比如果戈里和普希金互相绊倒而对呛，列夫-托尔斯泰与赫尔岑相遇就会打架，陀思妥耶夫模仿莱蒙托夫，莱蒙托夫想把普希金的妻子带到高加索，屠格涅夫天生胆小……显而易见，哈尔姆斯没想和果戈里、普希金、托尔斯泰等一种俄罗斯伟大现实主义作家走同一条路。他了解他们的文学形式，却想烧一把火，在翻滚的二十世纪的现代思潮中，革新俄罗斯的文学传统。 可惜，哈尔姆斯刚划亮了火柴，还没等燃起大火，就被政治冷水扑灭了。1941年8月，年仅36岁的哈尔姆斯因“散播诽谤言论和失败情绪，煽动人民对苏联政府的不满骚动”被捕，半年后就在监狱的精神病院里离世。在此之前的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期间，他曾假装精神病人，逃过了被派往前线的安排。他写了那么多荒诞的小说，自己也以荒诞的经历走完了人生。或者可以这样说：哈尔姆斯以他的经历完成了最后一篇小说。
《蓝色笔记本》读后感(十)：《蓝色笔记本》——奇妙怪诞秀
《蓝色笔记本》——奇妙怪诞秀
哈尔姆斯是个挺陌生的名字，我记得第一次看到他实在译言古登堡计划的推荐上。而《蓝色笔记本》是他的短篇小说结集作。
哈尔姆斯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写过剧本，并以儿童文学闻名；但他的写作还有怪异的一面，就像这个名字可能是对福尔摩斯（霍姆斯）的戏仿；在星光灿烂的俄罗斯群英中，他属于特立独行的一支，即“异类文学”。
概括的话，就像是达利、夏加尔等现代画家的画作用文字描述一样；就像毕加索的立体主义画一样，将寻常事物解构、重新拼贴组合以形成一个与现实类似而格格不入的怪诞画面；读起来可以说不知所云，真就是草草翻过；而翻过之后也想不起来有什么具体的故事，只有一种模糊而怪异的印象，就好比看到康定斯基的绘画，能感受到一种情绪、一种律动，而具体画了什么？谁知道！我觉得用画家的作品概括比较贴切，因为不懂该用什么文字描述。
专业的文艺评论家概括的就不一样了：“他的作品没有宏大的社会背景和对自然的细致描绘，不再探讨人类社会的普遍道德现状，甚至也很少涉及宗教，缺乏可读性较强的故事，经常与经典文化发生脱轨和断裂”，而丹尼尔的笔记则说：“我只对胡说八道感兴趣。只对那些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东西感兴趣。我希望生活呈现出荒诞的一面。”
书中有不少拿俄罗斯文化人物开玩笑的小故事。普希金和果戈里两人没头没脑地见面，互相绊倒互相咒骂，不就是台滑稽剧吗，要不是这两人的名声，还挺无趣呢；而《普希金生活中的笑话》是一个个不知道哪里好笑的笑话，就是轶事吧；《愉快的孩子们》称得上是集大成作，就是这帮俄国名人大狂欢，普希金、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悉数出场胡闹——没错，这些事不懂究竟有没有发生过（多半没有），而这么滑稽怪异的场景却能如此一本正经地讲出来，何况还有一些真实事件穿插其间，真是煞有介事——反正我知道胆小的屠格涅夫跑到巴登巴登去了。
《老太婆》这个中篇小说又是这些短篇小说的一种提炼、概括之作：说不上有什么故事，就是“我”（如果根据写作这点带入丹尼尔好像有不少乐趣），一个好像文思泉涌的作家的生活：写几行字，遇到幽灵般的古怪老太婆；偶然遇到迷人的女子却不知怎么的就分开了；最后带着箱子“处理事务”，虽然在车上，却如穿过一片荒原。整个故事就是这样，也说不上发生了什么。
这就是丹尼尔眼中的世界吧：“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不幸的人，他们在生活中处于他们本不该占据的位置”（《教授妻子的命运》），所以“完全正常的教授妻子坐在精神病院的床位上，手里握个钓竿，在地上钓看不见的鱼”；就是这些不称其为故事，应为画面的短篇小说或者说断片，其实是关于存在、虚无、生活、理性、感性的种种狂想，就是他对日常生活的看法：解构、拼贴、再组合，将怪诞成为常态；而一些关于哲学的思考（即存在、虚无等等）也贯穿在文中，也有的篇幅会探讨，有些更晦涩，而有些则用短小幽默的小寓言道出一种无意义；而这些小说也可能不过是文字玩笑，不但看着无聊、费解，本身也并没有什么意义，而评论家过多的阐述和理解，可能就是玩笑的一个部分。
就像以前看到卡夫卡笔记一样，我都没看懂。而又一想，如《狂人皮埃罗》也是这种构造：细想很厉害，但是就是不知道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