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世界》读后感10篇
《另一个世界》是一本由林西莉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6.00元，页数：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另一个世界》读后感(一)：局外人
瑞典汉学家林西莉关于中国的第三本著作（另两本是《汉字王国》和《古琴》），记述了她当年作为北京大学留学生、作为一个局外人在中国两年的所见所闻，配以250多幅她拍摄的照片。对于林西莉来说，那个年代的中国是另一个世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又何尝不是？
《汉字王国》初版于1989年，至今已被翻译成七八种语言，是西方人学习汉语的主要读物。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讲述中国文字的起源和特点，选取200多个与人的生活有关的字进行细致的讲解，如与人的身体、住房、器皿、丝和麻、家畜、农具、车船、道路等有关的字，同时分析和描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从而使人加深对文字的理解。既有深度，又很好读。但对中国人来说还是太浅显了，差不多一晚上就能看完。
《另一个世界》读后感(二)：读完随感
半个月前在上海古籍书店一楼翻到了这本书，装帧很精美，吸引到我的首先是书名的副标题——中国记忆1961-1962，熟悉新中国史的朋友应该很清楚，1961年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后一年，那时候中国的情况很坏，但远未到最坏；其次吸引到我的是本书作者——林西莉，对我来说是个陌生的名字，但是看到介绍是个瑞典人，目前瑞典很有名的汉学家，那个年代旁观者的中国记忆，应该具有不同之处；最后是书中大量的黑白照片，特别是其中穿插的极具时代意识的彩色宣传画，让我想起了爷爷奶奶与我叙述的那个年代的种种。。
说实话，我对本书后中后部分描述作者学习古琴，包括在各地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风俗的介绍与赞叹并不感兴趣，毕竟这本书原来是写给瑞典人看的，作为中国人这些东西早已耳濡目染，并习以为常。让我感到震撼的是本书的第二三节，即林西莉在北大及北京郊区的见闻。北大破落的宿舍、白菜与粥构成的伙食、饿得弱不禁风的北大学子、以及无处不在的官僚主义与监视眼神给了我深深的震撼。
小时候经常听爷爷奶奶讲过去的生活，到现在他们经常会对这满桌子的菜感叹一句，现在过的日子和过去比真实天上的日子啊。从我有记忆开始，爷爷就对浪费粮食极其厌恶，碗里有米就必须在离桌前吃掉，我掉在桌上的米，他会当我的面用手捻起放到自己嘴里。他们经常会回忆过去的生活，回忆过去饿死的人，回忆树皮制成粥，回忆吃的苦受的累。听听只是听听，好像在听故事，和自己无关，直到看到这本书，看到书中那一幅幅黑白反映当时市井万象，看到36页那穿着旧外套梳着那麻花辫的打菜女子，奶奶当年应该也是这个模样。。。透过林西莉的文字与照片，我分明也走进的另一个世界，一个黑白色的世界。
推荐想了解新中国历史的朋友一读，不是波澜壮阔的历史，都是小事，但在那个年代，吃饱穿暖却是十足的大事。
《另一个世界》读后感(三)：摘抄
王迪三十岁的时候，从广播里听到管平湖演奏的曲子，被深深地感动，他找到管平湖拜他为师。从此他们一直密切合作，直到管平湖1967年去世。她接过他手中这份遗产继续发扬光大。
在我第一次回国之前，古琴研究会安排了一次考试。我在北京二十多位古琴专家面前演奏了《良宵》《平沙落雁》和《欸乃》——这是我跟王迪学习的二十四首古琴曲子中的三首。我异常认真地向他们展示这些年对我是多么宝贵，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教会了我热爱古琴音乐。这些受邀的专家仔细观察我的指法，随后面带笑容地评论说，一看就知道我是王迪和管平湖的高足。
稍后，火车停在韶关。这时候发了一件奇怪的事。月台上一个固执的人在等车。他长着灰白的头发，留着平头，手里拿着火车票。他双手叉腰，低着头，好像面对着什么大人物。
“我要去北京！要坐那边那节车厢，我不坐这节！我不坐！不坐！”
列车员试图拦住他，使劲拉他的胳膊，他打挺儿，试图躺在地上。
《另一个世界》读后感(四)：把自己交付给能看到的现实
把自己交付给能看到的现实
顾文豪
不过，安东尼奥尼这次被特许的张望，最终还是惹恼了权力。1974年1月30日的《人民日报》特别发表了对他的批判文章，指责他以“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丑化了社会主义新中国，诽谤了文化大革命，“根本没有反映我们伟大祖国的新事物、新气象、新面貌”。
面对排山倒海般的批判，安东尼奥尼如是回答：“我没有坚持去寻找一个想象中的中国，而是把自己交付给了能看到的现实，我觉得是做对了。”
也就是说，重要的或许不是急于去批判那个前现代中国严酷的现实禁忌，而是去发见作为政治结构的抽象中国背后具体的生活经验，是在一个充满罗兰·巴特所说的“砖块”的话语体系中牢牢把握住那稍纵即逝的人性闪光，是在刻意熨平“褶皱”的生活规训中仍旧能看见那一张张普通人的脸。
“把自己交付给了能看到的现实”，这是一种观察方式，更是一种文化立场——相信眼睛，不随意屈从大脑；相信现实，不迷信大人物与大事件。就像瑞典知名汉学家林西莉在她的中国日记《另一个世界——中国记忆1961—1962》中所描述的那样，让那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事件和现象退居次席，而将一个青涩的西方青年人对中国的最初印象完整地保留下来：保留下她对这个国度最初的恐惧与厌恶，也保留下她曲折的理解与认同，以及经由文字、音乐、各种有趣的人物叠加生成的对中国的爱。
是的，对时年29岁的瑞典姑娘林西莉来说，1961年的中国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最初跃入林西莉眼帘的正是一个乏味单调的中国：清一色的服饰，清一色的发型，没有广告，没有娱乐，随处可见各种政治标语，今天人潮如涌的故宫那时却寂静荒凉，而闻名亚洲的上海俱乐部也只剩一个孤零零的专售纪念品的小柜台，不复当年英名了。更显著的感觉则是人们的状态。到处都能听到人们对食物和日用品的期待，“总算又开始卖东西了”。此外，更多的时刻是让林西莉这样的外国人感受到自己永远被注视着，人们静静地站着，仔细看着她，但又“装作没事儿一样，或者干脆朝别处看”。对1961年的中国人来说，金头发、蓝眼睛、白皮肤的林西莉不折不扣是一个天外来客，同样，对后者来说，1961年的中国也未尝不是一个需要细细盯着看的难以理解的神奇国度。
这让我忆起罗兰·巴特1974年春对中国的造访。动身之前，他说自己“前往中国，脑子里装着成百上千个迫切，而看起来又那么自然的问题：那边的性、女性、家庭、道德怎么样？其人文科学、语言学、精神病学又如何？”但带着一大堆好奇而来的巴特，出于可想而知的原因，最终却只带回了“空无”，“什么也没有落下来”。
在《中国行日记》中，巴特记述了这种“空无”，和林西莉最初的感觉一样；零度的衣饰，整齐划一的生活方式，转瞬即逝的“性格”显露，儿童化的成人，成人化的儿童——一言蔽之，前现代的中国是一处“权力地带”，一个没有偶遇、没有褶皱的地方，一个话语中充斥着大量“俗套”、“砖块”的国度。
换句话说，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外国人眼里的中国大抵都是一个“停滞的帝国”——停滞的社会经济状态，停滞的文化，停滞的国际交流，以及停滞的普通人的生活。因此，当林西莉与前现代中国相遇，与其说这是两个世界的相遇，不如说这是两种历史时差的相遇——在不同的历史状态下，对话和理解变得如此艰难而珍贵，双方都需要以最大的努力去缩短这种差距，这种努力既是政治的，更是文化的。
而对林西莉这个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而言，恰恰是她学习的那些课程——中国文学、音乐和中国艺术——帮助她摆脱了对中国最初的不解和厌恶，最终形成了对中国的深切认同。这似乎提醒我们，在那个看似密布着无数“砖块”和“俗套”的时代，在冰封的时代表层之下，其实仍旧涌动着文化的汩汩活水。
例如1952年成立的古琴研究会。这家旨在调查、收集和重新编辑出版流落四地的古琴典籍的文化机构，坐落在北京护国寺街的一个静雅的四合院里。简朴静谧的宅院里，丝竹之声隐约可闻，溥雪斋、管平湖平日都在此研究工作。迥异于院子外巨大的政治声浪，古琴研究会就像是一处与世隔绝的文化桃源，“没有一句时下政治状况的废话，从来不讲政治空话和口号”，而不论林西莉提出什么问题，这里的学者都能回答，“不管是诗词歌赋、瓷器、哲学、建筑学、音乐，还是养兰花的技巧”。
事实上，正是古琴研究会那些迥脱流俗，博雅温蔼的前辈学者，使此前一直处于晕眩中的林西莉感觉自己找到了真正的中国。悠然平远的古琴之音，“更像是两位亲密的朋友在交谈或者在互诉衷肠”，“丝弦醉人的颤音直入我的内心”。这个带有小花圃，贤人辈出的四合院，为林西莉打开了一扇通往中国文化的小门，成为她一生最伟大的经历之一。
我忽然明白了。书名“另一个世界”其实暗藏着“两个世界”：一个是千篇一律的乏味、无处不在的俗套共同堆砌而成的世界，这个世界无限制地浪费抑或压抑人性的资源与梦想；另一个则如同茨威格笔下的“昨日的世界”，一个因为时代的动荡多变而不断遭到吞噬的世界，一个在最恶劣的环境下仍设法护守住文化的一丝微光的世界。林西莉真正想要记录的并不是那个充斥“砖块”，毫无“褶皱”，让她在第一时间感到害怕的世界，相反，她期待在这个被权力全盘占据的空洞世界中发现“文化中国”气若游丝的珍贵履迹。
于是，我们看到每天晚上，年轻学生会在北大鲍勃·温斯尔教授的灰色小房子里聚会，聆听巴赫的音乐，分享莎士比亚、狄更斯的故事，饥饿的年代，这栋小房子里却整日举行着文学、思想与中国问题的精神飨宴；而尽管整个上海散发着一股“霉气”，却仍旧不时有人在大街上忽然用英语或法语与林西莉交谈起来；一个居停在旧时法租界洋房里的老人，“心满意足地抽着一支古巴雪茄”，桌上放着纸笔，“我每天早晨都要写一小时的字”；一个苏州小女孩欢喜地拉着林西莉在自己的笔记本上题诗留念，而中蒙边界的一个海关人员仅仅凭着不知谁落在火车上的一册《三个火枪手》，借用辞典，自学了法语，他对林西莉说，“我很少有机会听别人讲法语，能遇到你非常开心”！
“能遇到你非常开心”，多么平常的一句感喟，却揭示出多么不平常的事实：每个人都被部分限制乃至彻底剥夺了想象另一个世界的权利与可能。换言之，如果说林西莉透过白描的文字与黑白的照片记录下来的是“另一个世界”，那构成这个世界的最大特点，恰恰在于这是一个不可能有“另一个世界”的世界——它只允许有“一个世界”。这时，那些倏忽而来倏忽而去的文化人事，就像吉光片羽般无比珍罕了。
让我们回到对中国之旅失望透顶的巴特。在《中国行日记》中，他指出西方人观察中国通常有两种眼光，一种是被中国生活规训了的，所谓“来自内部的目光”，“一个劲儿地以中国的观点来谈中国”；另一种则仍然以西方人的视角看待中国。巴特认为这两种眼光都是错误的，好的目光是一种“斜视目光”——让眼睛说话，让表面说话。
卡尔维诺说，深度是隐藏的，藏在哪里？藏在表面。年轻的林西莉未必有巴特这般的观察自觉，但正是她诚恳记录下来的琐碎印象，日常流水，为我们带来一次关于“乏味”的现象学考察，一次安东尼奥尼式的对日常中国的追索与唤醒——就像米尔斯那样，透过看清时代与个人的整体联系，最终重建起“社会学的想象力”，恢复我们久已失落的心智品质。